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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居士传范文1
“天阔星连翼轸分，地长川带汉江流。”上一句是：潢河绕出郡城楼，楼枕潢南城上头。
原文：
《潢河》朝代:宋 作者:赵彦珖
潢河绕出郡城楼，楼枕潢南城上头。
天阔星连翼轸分，地长川带汉江流。
六一居士传范文2
阅读下面两段文字,完成题目。(10分)
(一)“环滁皆山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节选自人教实验版教材八年级下册《醉翁亭记》)
(二)欧阳修初谪滁山,自号“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将退休于颍水之上,则又更号六一居士。
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①以来金石②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③者乎,而屡易其号,此庄生所诮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将见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为此名,聊以志④吾之乐尔。”
(节选自《六一居士传》)
[注] ①三代:指夏、商、周三代。②金石:指钟鼎文及碑文。③逃名:逃避名声,不求名声。④志:记述。
1.解释下面句子中加点词语的意思。(2分)
(1)名之者谁名:
(2)欧阳修初谪滁山谪:
2.用现代汉语写出下面句子在文中的意思。(2分)
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
3.根据前面语段内容,分别写出欧阳修自号“醉翁”和“六一居士”的原因。(2分)
4.在不同时期,欧阳修分别以什么为乐?请根据前面语段内容加以概括。(4分)
在滁州时:
在颍水之上时:
(2009年河南省中考语文试题)
失误答案及辨析
第1题第(1)题
答案一:名字 答案二:题写 答案三:说出
第1题第(2)题
答案一:调往 答案二:去、离开 答案三:居住
答案四:到 答案五:谪守 答案六:驱除
失误辨析
以上失误暴露出考生对重点文言词语理解不清、识记不牢、积累不够的问题,考生在今后的学习中应重视解决这个问题。
第2题
答案一:把“翼然”译成“毅然”、“依然”,有的不译。
答案二:像鸟的两个翅膀且位于泉水上方的亭子就是醉翁亭。
答案三:有一座像飞的一样在泉水上方的亭子就是醉翁亭了。
答案四:有一个亭子坐落于泉水之上那就是醉翁亭。
答案五:有人宁愿处在泉水之上的醉翁亭里。
失误辨析
答案一、答案二、答案三对“翼然”译得不准确。答案二、答案三对“临于泉上”这个关键短语翻译不准。答案四、答案五是望文生义,胡乱作答。
第3题
对此题中欧阳修白号“六一居士”的原因的失误回答:
答案一:因为最后老而有病,那时正是六月初一,所以叫“六一居士”。(望文生义,胡乱作答。)
答案二:既老而衰,更号“六一居士”;“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乎!”(摘抄原句,不准确。)
答案三:说明了欧阳修不求名利,追求自由。(审题不清或不理解题干要求而胡乱作答。)
第4题
答案:
在滁州时:以前人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
六一居士传范文3
但目前高中文言文的教学普通存在着投入与产出的严重失衡，上文言文课花的时间多，教师教得辛苦，学生学得吃力，效果成绩不理想，考试中学生对文言文的分析失分严重，文化底蕴差，文言文成为提高语文成绩的绊脚石。笔者从事高中语文教学二十年，深感高中文言文教学停留在治标不治本的层面上，认为文言文教学应重视文化底蕴的传授与文言知识的自然融合。
一、激发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减少学生学习的心理畏惧
文言文是我国古代的书面语言，传载着中国古代文化的大量信息，是华夏儿女传承传统文化必学的知识，可是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也造就了文言文的深奥，不用说先秦诸子，也不用说《史记》《资治通鉴》等，就是明清时期的白话文言都给学生学习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加上初中文言文教学过于浅易，而高中文言文难度一下加大，学生学习文言的兴趣就不高，存在畏惧心理。那如何能克服这种畏难情绪，激发兴趣呢。
1.循序渐进。从易到难，学习体现阶梯性。人教版高中教材把一些故事性强、较浅易的文言文安排在高一，如《鸿门宴》、《荆轲刺秦王》《烛之武退秦师》等，这些文言文情节生动，引人入胜，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在高二时，教材就安排了一些唐宋散文和说理性的文言文，如《陈情表》《归去来兮辞》等既扣紧了高二须写议论文的特点，同时对积累了一定文言文知识和文化基础的学生来说，也觉得不难了。在高三时加入了先秦诸子的思想评介，这样的安排能使学生克服畏惧情绪，更好地提高文言文水平。
2.旁征博引，扩充知识，学习体现趣味性。学生为什么学习文言文会觉得难？原因之一是远离古代社会生活的背景，之二是古代文化习俗和语言习惯与现在差距甚大。因此，教师在教授文言文时要善于联系史实背景，扩充学生见闻和知识，增强学生的求知欲望。如介绍中国古代，天文与地理并称，相传大禹治水，将全国划分为九个州，所以以“九州”称中国，沿用至今。等等。
高中教材所选的文言文，大多与名家有关，或与历史的重大事件相关，如果教师只单纯地讲授课文内容，而不注重与历史事件相联系，只能让学生觉得文言文单调枯燥，从而影响学习兴趣。因此，教师在讲文言文时可以由故事导入，或讲述名家的小故事，或讲述历史事件相关的人与事，从而引发学生兴趣，增强学习文言文的动力。如号是一种固定的别名，因此又叫别号。例如李白号“青莲居士”，欧阳修号“六一居士”指的是“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又加一老翁也”。
二、强化文言文教学中的“文”与“言”的融合，做到文化底蕴的传授与知识点的融会贯通 在高中的文言文教学中，多数一线的语文教师往往纠结于文言文教学目标的设置，只注重词语解释句子翻译等实用知识，个人教师或注重浪漫主义，或轻视实用价值的体现，只注重挖掘文言文的文化传承，而我认为“文”与“言”两者应并重，甚至做到二者的有机融合。
六一居士传范文4
[关键词]诗话 闲评 文学批评 趣味 历史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8－0136－04
郭绍虞曾描述文学批评由产生而发展的历程：因整理和类聚区分而有了《艺文志》的《诗赋略》，这是批评的开端；因选择而确立标准而有挚虞“流别”、李充“翰林”，成为了文学批评的滥觞：曹丕对建安七子的品第，更是开批评之风气；此后遂有确立批评标准、以批评的理论作根据的“为批评的批评”。《四库全书总目・集部・诗文评》总论概括文学批评的发展及其主要形式云：“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锺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ぁ侗臼率》，旁采故实，刘敛《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在究文体源流而评其工拙，第作者甲乙而溯厥师承，以及备陈法律、旁采故实等四种类型后，终于在北宋出现了欧阳修和刘敛“体兼说部”的两种“诗话”。因“说部”的基本义是指小说和轶闻趣事，可见这两种诗话具有与此前的文学批评不同的特色。《六一诗话》开头即说：“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闲”作为核心词，很清楚地表明了诗话“资闲谈”的功用，其背后透出的是闲逸的创作心态。可见，在郭绍虞所说的“为批评的批评”，及以明道、尚用为主的北宋初期文学批评中，这类“体兼说部”的诗话，既以“闲评”、“闲论”的随笔体式表现出文学批评的新特色，又对中国文学的审美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闲与杂：“闲评”是北宋闲雅文化催生的文化批评
“闲评”始于唐而盛于宋，多纪录奇闻异事，所涉广泛驳杂而兼有评论、分析，作者不以“立言”为目的，而是视之为“闲”业。唐代即有“闲谈”、“闲评”类的文化评论，如《四库全书总目》中录得的《资暇集》三卷(李匡义)、《灌畦暇语》一卷(姓氏不详)等，但此类著作之盛却在宋代。宋代行右文政策，士大夫位高权重，禄厚责轻，优游的休闲生活触发了文人追闲逐雅的审美旨趣，虽受政党政治的影响。士大夫文人也多有人生挫折，但在这一整体上具有近代色彩的时代，休闲雅玩风气不衰，“闲话”、“闲谈”式的文化评论也成为文人“闲雅”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只要翻阅一下宋人留下的笔记，就不难发现他们对闲评、闲谈有着的特殊嗜好。宋代的笔记，多以“夜话”、“谈记”、“杂说”等命名，如《石林燕语》、《避暑录话》、《曲侑旧闻》、《冷斋夜话》、《齐东野语》、《师友谈记》、《紫薇杂说》、《常谈》等等。其实命名就是性质的定位与定性，宋人曾储编《类说》(六十卷)更可见之。此书所收名为“闲谈”、“闲话”者就有《戎幕闲谈》一卷(唐韦绚撰)、《秘阁闲谈》五卷(宋吴淑撰)、《牧竖闲谈》(宋景焕撰)、《国老闲谈》二卷(宋王君玉撰)、《灯下闲谈》一卷(宋江洵撰)、《玉堂闲话》(五代王仁裕撰)、《渔樵闲话》二卷(旧题宋苏轼撰)等。直到元代，还有此遗风，留有《闲居录》四卷(吾衍撰)。
宋代文人所青睐的文化“闲论”现象是影响深远的。明清以后，“闲谈”、“闲话”、“闲评”用于指称具有“闲文”性质的话本笔记小说，如明无名氏的《杌闲评》、清郝培元的《梅叟闲评》、清艾衲居士的《豆棚闲话》、清吴炽昌的《客窗闲话》、清杜乡渔隐的《野史闲谈》、清于鬯的《花烛闲谈》等。虽文人“闲业”由宋代的善发文化“闲论”而转向了善写艺术“闲文”，但其“闲谈”中有“闲评”的精神与趣味未变，文化艺术评论的习惯仍在继续。
那么“闲谈”、“闲话”、“闲评”的文体具有什么特征呢?我们不妨借助《四库全书总目》的一些评价，作一番考察。如评袁文《瓮牖闲评》云：
其书专以考订为主，于经史皆有辨论，条析同异，多所发明，而音韵之学尤多精审。凡偏旁点画，反切训诂，悉能剖别于毫厘疑似之间，其所载典故事实，亦首尾完具，往拄出他书所未备。今……谨依类诠次，分为八卷。一卷论经，二卷论史，三卷论天文、地理、人事之类，四卷专论小学，五卷论诗、词、书、画之类，六卷论饮食、衣服、器用、官室之类，七卷论释、道、技术、物产之类，而以杂论因果怪异及自记之语终焉。(《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二》)
又如评曾V《类说》云：
取自汉以来百家小说，采掇事实，编纂成书。……南宋之初，古籍多存，性又精于裁鉴，故所甄录，大都遗文僻典，可以裨助多闻。又每书虽经节录，其存于今者以原本相校，未尝改一词。(《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七》)
从以上《四库全书总目》对袁文《瓮牖闲评》和曾V《类说》的介绍、评价看，这些“闲话”体的评论对象广泛，有对经典、历史、方物、习俗、轶事趣闻的记载与品评，也有对各种文化艺术现象的考证杂论，可谓“网罗四部”、“F铸群言”，大多是主流文化无暇顾及的零散文化现象，“往往出他书所未备”。同时，从创作态度看，也是比较随意的即兴之作，是“偶有所得，随文生义”地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它不一定公诸于世，不一定人经垂典，只是文人闲暇时一种兴趣所至。但这种“闲散”的杂论，并非闲戏之言，而恰恰相反，由于论者所及皆出于自身兴趣，故对评论对象是爱之深而研之精，同时由于著者抛开了政治选择及主流话语的束缚，故可表达真知灼见，即所谓“剖析凿凿”，“尤多精审”。具体来说，“闲评”一般包括三个特征。首先，“闲评”多为杂评，评论对象不仅囊括了经史子集各个方面，即使“往往出他书所未备”的边缘文化，也多有涉及。其次，“闲评”多是休闲心态下的随遇而感，是赋闲心态下的“偶有所得，随文生义”，所以体式松散、随意，内容庞杂不定，“散”也成为“闲评”最明显的文体特点。“闲评”的各条目之间既没有内容上的关联，更缺乏系统的内在逻辑联系，是所谓的“零矶碎璧”。再次，“闲评”的见解独到而精深，由于论者所及皆出于自身兴趣，故对评论对象多是爱之深而研之精，绝非著书立说之名利诱导下产生的作品可比。
二、闲谈与趣味：诗话审美批评的主要特点
诗文品评之盛于魏晋，究其源头，应是受汉代以来人物识鉴的影响，而伴随着北宋士大夫文人的闲逸生活，“闲话”、“闲谈”、“闲评”文化风气的盛行，到宋仁宗时期，这些自由的文化批评精神，终于催生出以欧阳修《六一诗话》为代表的“闲评”式“诗话”。在笔者看来，“诗话”只是闲评、闲谈发展而来的一种专门以诗文为品评对象的“闲评”，是宋代闲雅审美文化熏陶出来的感悟体验式文化评论，并且随着以诗文为特定品评对象的“诗话”随意性、趣味性特征日益突出鲜明，诗话不仅以其闲谈的形式、特有的趣味成为文人的普遍爱好，更成为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论诗体裁定格在古代文学批评史上， 成为诗文评的主流而流传至今。
郭绍虞在《宋诗话考》、《宋诗话辑佚》中，考证收录了宋人诗话139部。“诗话”、“词话”在宋代作为一种普遍使用的新的艺术品评形式，与以往文论著作如《文心雕龙》、《诗品》等不同，它已不再是专业人士的专业行为，而是普通人群在一种休闲、轻松的心态下的自由闲谈，是对艺术作随感式的把握与议论，“闲评”的闲散态度、“休闲”精神始终灌注其中。郭绍虞在《宋诗话辑佚序》中曾谈及于此，认为诗话之称和诗话之体皆始于欧阳修，欧阳修自题其诗话是“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可见，其撰述宗旨，本不严肃。
“诗话之体原同随笔一样，论事则泛述闻见，论辞则杂举隽语。”“泛述”、“杂举”是“闲谈”的主要特点，而“闻见”、“隽语”则是“趣味”之所在。
虽说“尚理求真”是宋人特有的文化品格，对事物的理性分析与判别，已成为士大夫文人的一种文化自觉，然而，“诗话”、“词话”在宋代作为一种普遍使用的新的艺术品评形式。与以往较为严密、完整的文论著作不同，它们不讲求严密的思辨，严整的体例，而是在一种休闲、轻松的心态下的自由闲谈，是对艺术作随感式的把握与议论。对此，蔡镇楚在中西艺术批评对比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古代诗歌批评的四个主要特征：“一是语录式的条目，言简意赅，富有诗的结构，语言容量很大。二是摘句式的评点，以‘点悟’为妙，片言中肯，富有概括性。三是多采用夹叙夹议式，论辞论事结合，随所触发，信笔即书，行文自由，风格活泼，趣味盎然。四是好用对比和比喻来批评诗风、诗派、诗人。通过对比，区分异同点，辨别优劣处，观点鲜明，语言生动，酣畅淋漓，富有感彩，与板着面孔发空洞议论的批评，形成鲜明的对比。”可以说，这四者皆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闲谈”精神。透出了“趣味”，与前引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序言所说的“论事则泛述闻见，论辞则杂举隽语”相近。
纵观宋代“诗话”、“词话”的叙述模式与叙述结构，当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批评著作，而是现代文体意义上的闲谈随笔，是几个文人聚在一起或“论诗及事”，或“论诗及辞”。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种松散文体形式传递的“雅玩”精神，以及宋人追求艺术审美感受的同时，不忘对作品做理性升华的创作态度。“诗话”的“闲评”精神主要表现在内容上的“生动故事性”和体制上的“短小零散性”，以这样一种“闲谈”精神对待诗歌艺术评论。必然使之具有自己的特点：趣味性。
钱锺书对诗话的“闲谈”与“趣味”曾有精辟的论述。他在上世纪60年代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学史》唐宋卷编写时，曾亲自撰写了其中《宋代的诗话》一章。他说：“在各种体裁的文评里，最饶有趣味、最有影响的是诗话，是以‘轶事类小说’体出现的文评。”诗话是诗的随笔，风格生动活泼，“它不是严肃正经的崇论宏议，而是随便亲切的漫谈杂话，语气轻松，文笔平易，顺手拈来，信口说去，随意收住，给读者以一种不拘形迹，优游自在的印象”。他说宋代诗话往往“写得娓娓动人，读着津津有味，仿佛在读魏晋以来的‘轶事类小说’一样”，后来宋代诗话“‘轶事类小说’成分逐渐减少，而文学批评的成分相应地加多。它由杂记漫谈慢慢地变为较有纲领的理论阐释”。“只要把《六一诗话》跟《沧浪诗话》一比，就知道宋代诗话有多少发展!严羽表面上还是用随笔的风格，用亲切平易的语气，还像坐在软椅里聊天，不像站在讲台上说教，而实际上已经不是‘闲谈’，而是在‘深谈’，不是拉杂讲些趣事佳句，而是阐明有系统、有纲领的文学见解了。”可见，即使是“有系统”、“有纲领”的“深谈”，仍不失其随笔的风格、亲切平易的语气，仍有如同“坐在软椅里聊天”的趣味，给予读者的不是干枯的说教，理性的解读，而是闲谈中的趣味，是轻松自在的审美感受和愉悦。
三、“闲评”式诗话审美批评的价值与意义
蔡镇楚《中国诗话史》总结了“诗话”的三个主要特征。第一，必须是关于诗的专论，而不是个别的论诗条目，甚至连古人书记跋序中的有关论诗的单篇零札，也不能算作诗话。第二。必须属于一条一条内容互不相关的论诗条目连缀而成的创作体制，富有弹性，而不是自成一体的单篇诗论。第三，必须是诗之“话”与“论”的有机结合，是诗本事与诗论的统一：一则“诗话”是闲谈随笔，谈诗歌的故事，故名之曰“话”；二则“诗话”又是论诗的，是“论诗及事”与“论诗及辞”的契合无垠，属于中国古代诗歌评论的一种专著形式。可见，以“闲谈”精神对待诗歌艺术评论而成之为“闲评”，是自欧阳修最初意义上的“诗话”到后来诸多诗话的共同特点。
虽说欧阳修所创的“诗话”以其闲评的方式，成为了文学批评的重要门类。但又为不同朝代的学者所诟病，受到多种责难，被认为是文人茶余饭后的消遣肤浅之作。在宋代，江西诗派的王直方曾说：“刘咸临醉中尝作《诗话》数十篇，既醒，书四句于后日：‘坐井而观天，遂亦作天论。客问天方圆，低头惭客问。’盖悔其率尔也。”在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甚至说：“为诗话者，又即有小慧而无学识者也。”直到今天，受现代以来西方学术的影响，随感式的审美批评，似也难入学术的殿堂。为此，我们不能不为“闲评”式的诗话一争其历史地位。
六一居士传范文5
【关键词】 语文试卷 高中语文 讲解
进入高三复习，大量试卷铺天盖地而来，各种类型的考试接踵而至。试卷占了高考复习的半壁江山，如何用好一张试卷，在高考的知识系统复习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叶圣陶先生说：“语文教材无非是个例子，凭这个例子要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练成阅读和作文的熟练技能。”叶老的这番话，不仅适用于平时的语文教学，对指导高三语文老师用好一张试卷也是一个很好的启发。实际上，语文试卷也是高三综合复习的一个典范“例子”。下面我就自己多年带高三毕业班的切身体会，谈谈如何用好试卷这个例子进行高效的复习备考。
1.及时讲解试卷是促进学生学习语文的强心剂
“分分，学生的命根。”这话反映了学生对分数的重视。考试后，总有学生迫不及待地打听分数。这是一个绝佳的时机，有迫切的渴望，才有学习的动力。这时教师一定要趁热打铁，及时讲解试卷，查缺补漏。我在每次考试后，总是加班加点批改试卷，以便及时讲解。这就好比麦子成熟季节的抢收一样，不能有半点拖延。否则一场大雨，一年的努力就付之东流。作为高三语文教师，我对此深有感触。趁着学生有迫切需要时，及时讲解，这时的效果，就好比久旱的麦苗逢着甘霖，学生引领翘盼，酣畅地沐浴在知识的春雨中。孔子所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隔个三五天再讲，黄花菜早搁凉了；如果拖一个星期才讲，兔子早过八架山了，学生早已把考试内容忘到九霄云外去了，效果自然不佳。
2.有效整理试卷是帮助学生建立语文知识系统的百宝箱
高三复习任务大，语文学习重在平时积累，往往花了很多时间，却一时半会见不到明显的效果。在学习时间有限而各科都要复习的情况下，不少同学就把语文复习放在次要位置。除了正规的语文课上看看语文书，其他时间就束之高阁，所以抓紧语文课堂时间就尤其重要了，而讲解语文试卷就是教给学生整理语文知识、构建语文系统复习框架的绝佳时机。学生刚考完，对考试内容还记忆犹新，对考试分数还念念不忘，对所错题目还耿耿于怀，这时老师有效利用课堂时间讲透一张试卷，学生缺漏的知识就会得到高效的弥补。我每次讲试卷时，一定要做到使学生“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不仅满足知道答案，还要知道为什么错，考点的迁移提升是什么。并且要求学生准备错题本，把错题认认真真整理上去。这样语文知识就慢慢积少成多，日益完备。这些整理的错题正是每个学生语文学习的薄弱环节，甚至是学习的死角。有了这个错题本，他们的复习就可以对症下药，重点突破。再则，人是有遗忘规律的。科学家研究证明，对学过的知识，一星期不看就会忘掉60%；时间久了，就没有什么印象了。一本错题本在手，方便携带，随时翻阅，可以强化记忆，温故而知新。
3.深入讲透试卷是教会学生有效答题的金钥匙
不少学生语文考试得分低，不是因为没有掌握相关知识，而是缺少答题方法，所谓语文试题“一看都会，一做就错”。整理错题是夯实语文基础，讲解做题思路则是提高语文能力。我讲社科类文章的阅读题时不仅让学生知道答案选项，而且讲清做题思路，使学生凭借试卷这个例子举一反三，练成阅读的熟练技能。我一一查看全班学生的试卷，分析症状，总结规律，归纳技巧，教给方法：第一仔细阅读，认真标识，弄懂文章大意，不要在专业术语上纠结；第二抓住重要信息，准确概括全文。要注意中心句、过渡句、指示句、情态句等，抓住它们，就抓住了主动权；第三明确题干指向，划定答题区域。这类文章的答案一般与题干联系紧密，落实好题干在文中所在的位置有利于顺蔓摸瓜，为正确答题奠定基础；第四去伪存真，排除干扰项。把各选项肢还原到原材料中，找出相对应的语句，仔细对照，凡是增删改换的，都是错的。命题设置干扰常方法有：偷换概念，无中生有，以偏概全，或然必然混淆，错置因果关系等。学生掌握这类题的答题技巧后，以不变应万变，出错率就会大大减少。
4.联系课本讲解试卷是学生语文知识迁移提升的新台阶
六一居士传范文6
关键词：北宋；韩愈；道统说；古文运动；以文为诗
中图分类号：1206.2．4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1)05―0090―08
钱钟书于《谈艺录》曾云：“韩昌黎之在北宋可谓千秋万岁，名不寂寞矣……要或就学论，或就艺论，或就人品论，未尝概夺而不与也。诚如斯言，对于韩愈接受之研究，大抵皆就学、艺、人品而言，不外乎是对其儒学修养、诗文创作成就以及为人处世等方面的研究。而韩愈在中唐至晚唐五代之间，同调甚少，其为人所公认的地位与成就，主要是经历北宋时期逐渐形成的。当时效法韩愈古文运动，推动诗新，均以韩愈为标榜。故北宋与韩愈关系极为密切，对于韩愈的接受有着明显的转进，可谓接受韩愈最重要的时代，而其中尤以欧阳修对韩愈的接受关系为重大。本文以欧阳修为界，将北宋时期分为前后二期，通过勾勒有较大影响力的文士有关韩愈的论述并进行述评，按照上述三方面即对韩愈其人、其文、其诗的接受情况作出考察，以见北宋接受韩愈的演变情形以及不同时期人物在接受过程中呈现的不同风貌。
一、对韩愈其人的接受
(一)北宋前期对韩愈其人的评价
北宋前期出现了一批尊崇韩愈的文士，他们从不同角度解读韩愈，大力修正中唐以降对韩愈的负面评价，使韩愈形象大为改观，关于韩愈性格的批评逐渐得以淡化乃至扭转，韩文、韩诗也开始得到更多的重视。以下从北宋前期对韩愈的排佛、道统说、任官及性格等方面解读进行论述。
韩愈在排佛行为中体现出刚强坚毅的性格，于儒可谓有劳。但唐人未甚推崇，《旧唐书》虽肯定其百折不挠的精神，却不认为属卫道之举。北宋开国后，其事渐受赞许。《太平御览》多处提及韩愈上表进谏，《太平广记》引用《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以体现韩愈直谏忧国，《册府元龟》也形容其忠臣之志。可知宋初大规模的编纂工作尤为注意塑造臣德，以巩固新王朝的统治。柳开《韩文公双鸟诗解》即从排佛角度进行解释，或嫌附会，但表明他重视排佛的立场。他虽为柳宗元后裔，但因柳宗元没有排佛，便认为柳不及韩。王禹俘认为《论佛骨表》可救时弊，孙复则认为倘无韩愈排佛，天下人将沦为夷狄。他们进一步将排佛举动与儒家精神联系起来，颠覆了《旧唐书》对其“道不弘”的论断，树立韩愈的卫道形象。如石介《与裴员外书》云：“孔子后，道屡废塞，辟于孟子，而大明于吏部。”
此外，韩愈的排佛也被联系起道统来观照。韩愈在《原道》中提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将圣王之道代代相传，这个思路在北宋初得到高度重视。今人郭绍虞说：“宋初之文与道运动，可以看作韩愈的再生。一切论调主张与态度无一不是韩愈精神的复现。最明显的，即是‘统’的观念。因有这‘统’的观念，所以他们有了信仰，也有了奋斗的目标，产生以斯文斯道自任的魄力，进一步完成摧陷廓清的功绩。韩愈之成功在是，宋初人之参加文与道的运动者，其主因也完全在是。”
北宋最早提及道统的是柳开。他在《河东先生集》卷一《应责》中说，“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明确把韩愈列为道统的最后继承者。其后孙复、石介的观点大体如前，略有发挥，如前者有时提及董仲舒，而后者有时未提及荀子。韩愈将道统论视为排斥异端的主要根据，视儒佛对立为华夷之争，属于“入于彼，必出于此”的势不两立。宋初人也接受强烈的排斥观念。如柳开批评老佛之徒至于中国则莫极，孙复则把排斥范围更加扩大。在其《孙明复小集》的《儒辱》里，认为举凡“空阔、诞谩、奇险、丽、谲怪之说”都是乱道异端，如果没有孟子、扬雄、韩愈三人，则“天下之人胥而为狄夷矣”。石介在其《徂徕石先生全集》卷十《中国论》里，则继承韩愈“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激烈手法，云：“各人其人、各俗其俗、各教其教，各礼其礼，各衣服其衣服，各居庐其居庐”，极重夷夏之防。总之，他们都强化道统的排斥性，态度较为极端。除了几位宋初的道学先驱之外，道统较少被提及。王禹俘兼蓄儒道两家，穆修反对道统的神秘色彩，范仲淹则重视文学表现，不苛求文必载道。
在为官方面，韩愈抱有“居其位则思死其官”的信念。在北宋这些事迹被描述得更具体。《太平御览》据韩愈驱鳄而称其“良刺史”，《册府元龟》将论宫市置于“正直”条目，将释放奴婢置于“仁惠”条目，将宣谕王庭凑置于“达命”条，并使用“服膺善道”、“中立不倚”、“耿介方直”等褒词。范仲淹《答窃议》云：“唐贤使于贼庭，不辱命者如韩愈。”石介《读韩文》云：“凌凌逐鳄文，潮民蒙其禧。”王禹偶为韩愈批评阳城不能极力上谏而受到的“妄讥”等作出辩解，他在《管丁谓书》中说：“退之皆是也。夫守道不如守官，《春秋》之义也。今不仕则已，仕则举其职而已矣。”当时潮州已建韩愈池塘，当地官吏亦有模仿韩愈撰文驱鳄的事迹。可见韩愈为官尽职尽心的形象已经流行。
性格与立身行事方面是韩愈在宋前常受指摘的主因，直率、肆意等描述时时可见。在北宋前期由于逐渐建立了韩愈的儒者形象，对于其性格的解读也多形容为积极进取的一面。但在立身行事方面，则仍据儒者标准予以批评。如苏舜钦《答马永书》云：“古者至治之世，有其道而不见用，独居畎亩，乐以终身，盖亦多矣。故韩退之谓颜子恶衣食于陋巷，而依于孔子，虽乐不足称也。又观其《感二鸟赋》，悲激顿挫，有骚人之思，疑其年壮气锐，欲发其藻章，以耀于世，非其所存也。”意即韩愈科举不售时作赋寄托，希望扬名，不甚符合大贤进退自如的涵养。
值得注意的是，对韩愈的相关批评较前代大为减少，且风气所移，把之前的负面叙述修正为颂扬。如《旧唐书》认为韩愈《讳辨》不合孔孟之旨。但《太平广记》将其描述为韩愈奖掖后进之举。如其卷202说，“韩愈引致后辈，为举科第，多有投书请益者。时人谓韩门弟子”，以衬托韩愈的爱才。又说：“元和中，进士李贺善为歌篇。韩文公深所知重，于缙绅之间每加延誉，由此声华籍甚。时元稹年少，以明经擢第，亦攻篇什，常愿交结贺。一日，执贽造门，贺览刺不容遽人，仆者谓日：明经擢第，何事来看李贺?稹无复致情，惭愤而退。其后左拾遗制策登科，日当要路。及为礼部郎中，因议贺祖讳晋，不合应进士举。亦以轻薄时辈所排，遂成憾轲。文公惜其才，为着《讳辩录》明之，然竞不成事。”这就不像之前所述韩愈主观处事、违背时俗，而有意通过对李贺恃才傲物的描写来衬托韩愈虚心下士。《册府元龟》也有类似例子。《旧唐书》的《韩愈传》叙述韩愈因台参问题与御史丞李绅龃龉之事云：“(韩愈)转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以不台参，为御史中丞李绅所劾。愈不伏，言准敕仍不台参。绅、
愈性皆褊僻，移刺往来，纷然不止，乃出绅为浙西观察使，愈亦罢尹，为兵部侍郎。”这就将责任归咎于两人性格。而《册府元龟》卷339云：“在朝李绅有宠，逢吉恶之，乃除为中丞。又欲出于外。乃以吏部侍郎韩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放台参。以绅褊直，必与愈争。及制出，绅果移牒往来。乃罢愈为兵部侍郎，李绅为江西观察使。”其提出相关争论是李逢吉有意设计的，并对李逢吉的狡狯和李绅的褊直进行说明，这就改变了之前记叙韩愈性格偏执的形象。宋代之前关于韩愈性格的批评北宋前期逐渐得以淡化，正是当时尊韩风气的反映。
(二)欧阳修及北宋后期对韩愈其人的评价
自宋初始，韩愈逐渐在道统与文统两方面受到赞誉，但随后对韩愈其人的评价也逐渐趋于理性，且对于韩愈诗歌的开拓意义逐步加以体认，这都在承前启后的欧阳修得以体现。
欧阳修初读韩文印象，乃是韩愈超然于功名利禄。欧阳修曾在《记旧本韩文后》中说明他初接触韩文时的心得：“年十有七，试于州，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韩氏之文复阅之，则喟然叹日：学者当至于是而止尔。……予之始得于韩也，当其沈没弃废之时，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时好而取势利，于是就而学之，则予之所为者，岂所以急名誉而干势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
韩愈任四门博士期间，曾强调士人不应追求功名。他在《答尉迟生书》中说：“将蕲至于古人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又说：“贤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进之贤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问焉，皆可学也。若独有爱于轼而非仕之谓，则愈也尝学之矣。”这是不同于时俗、不追求功名利禄的特立独行。欧阳修亦看重视这点，因此有“予之所为者，岂所以急名誉而干势利之用哉”的感慨。苏轼《六一居士集序》说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可见时人亦视欧阳修为继韩愈之后道学方面的领军人物。
然而随着欧阳修阅读的深入，欧阳修逐渐察觉其言行不符的情况，对韩愈不合儒家理念的行为表示批判，开宋儒注重言行之先河。醒目之处略举数端：其《诗解统序》说：“唐韩文公最为知道之笃者，然亦不过议其序之是否，岂是明圣人本意乎。”《与尹师鲁第一书》说：“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书李翱集后》说：“凡昔翱一时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韩愈。愈尝有赋矣，不过羡二鸟之光荣，叹一饱之无时尔。此其心使光荣而饱，则不复云矣。”这些都可以看到欧阳修不为贤者讳的态度，而后世理学诛心之论也在此可见发端。
在欧阳修之后的北宋后期，韩愈的儒家形象及排佛事迹乃至为人处世等受到质疑和批评。当时文人察觉韩愈儒家学说不够精纯，在考论一些儒家典籍上也有所疏忽。比如反对排佛的代表人物契嵩著有《非韩》三十篇，虽不乏吹毛求疵之处，但因宋神宗肯定其儒释一贯的说法，其论有一定的影响。他指责韩愈性三品的观点不妥，主要是论情而不是沦性，因性没有上下善恶之分，故论语云“性相近”。后人在这一点上的议论也多与其类似。而王安石则对韩愈的学说、著作、行事进行全方位的批判，可谓是“非韩”的代表人物。当时士人们质疑韩愈的儒者身份，乃至重列道统，将韩愈逐出道统谱系，而凸显其文士身份。
另外，当时亦有观点认为韩愈亲佛，使韩愈坚定反佛的形象被淡化，三教融合的潮流使得韩愈排佛的立论显得突兀而偏激，士人不满其简单粗暴的排佛方法，而且当时对排佛探讨逐渐限于学术范围内，失去了现实层次的意义。如欧阳修推崇、坚持韩愈的排佛立场，可在校勘韩集的过程中认为《与大颠师书》是韩愈亲笔。但苏轼对此看法有不同意见。而司马光则从实证出发，根据韩愈诗文喜好遍征典故，可知韩愈于书无所不观，自然也包括佛书。此外韩愈的立身行事亦被指摘。总体而言，宋代士人重视“立德”甚于“立功”，他们在仔细考察其事迹及文章的过程中，发觉了韩愈一些言行不符、不堪穷困的作为，这些均被视为不合圣贤之教，至少是涵养不足的体现，并对南宋接受韩愈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二、对韩愈其文的接受
(一)北宋前期对韩文的接受
晚唐五代的柔弱文风，入宋之后仍然维持。宋初尊崇韩愈的文士以韩文作为批判浮艳文风的典范，重新塑造韩愈的文学形象，使得韩文逐渐取得尊崇地位。如王禹偶《赠朱严》云：“韩柳文章李杜诗”；《答张扶书》云：“近世为古文之主者，韩吏部而已”；苏舜钦《李翱集序》云：“唐之文章称韩柳”；柳开《答梁拾遗改名书》云：“文之最者日：元、韩、柳、陆”。但由于掌握韩文资料的不足及尊韩的明确目的性，他们对韩文的理解接受不够全面。
韩文的儒道色彩虽为北宋前期文士所共识，但在具体领会时各有千秋。如从儒家教化角度的体认，对文风特色的模仿，或发掘新的文体等。
关于韩文的载道问题，从唐代韩门弟子始就强调其仁义教化的色彩，到宋初亦如是。柳开《昌黎集后序》云：“先生于时做文章，讽咏规戒，答论问说，纯然一归于夫子之旨，言之过于孟子与扬子云远矣。先生之于为文，有善者而成之，有恶者化而革之，各婉其旨，使无勃然而生于乱者也。”他指出韩文惩恶劝善的功能，并抬高到超越孟子的地位。孙复《答张洞书》云：“至于始终仁义，不叛不离者，惟董仲舒、扬雄、王通、韩愈而已。”石介《上赵先生书》云：韩文“必本于教化仁义，根于礼乐刑政。而后为之辞”。他因此进一步推举韩文：“孔子之《易》、《春秋》，自圣人以来未有也；吏部《原道》、《原人》、《原毁》、《行难》、《禹问》、《佛骨表》、《争臣论》，自诸子以来未有也。”穆修、姚铉也都有类似表述，皆重道轻文，认为与此相背的就是不得其正的浮华之词。
由此他们笔下形容的以韩愈为文坛中心的文学形象就有所偏颇。如石介云：“韩吏部愈，应期会而生……爱而喜、前而听、随而和者，唯柳宗元、皇甫浞、李翱、李观、李汉、孟郊、张籍、元稹、白乐天辈数十子而已。”他把元白看成韩氏的追随者，显然出于主观意愿，反映出时人对韩愈道德文章的推举之情。后来吕南公在《书卢全集后》也有类似说法：“唐三百年文儒为盛，然莫盛于元和以来。韩退之其名教宗主欤!而恳恳推道柳宗元、皇甫浞、李翱、李观、张籍、孟郊、侯喜、欧阳詹、卢仝辈，逊服卑卑，如不足者。退之岂真宜坐其下哉?斯以见韩之大贤也。数君皆能自致于有闻，然各有终身之蔽。又当时于韩各有轻悦处，不闻韩以为间，益见韩之贤也。”这些都颠覆了《旧唐书》“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的记载。
关于韩文的特色，则有体认上的差异。韩文一般以诘屈聱牙闻名。遣词造句及题材富于新奇变化，兼具气魄雄壮之格，因此在宋初人眼中颇能作为矫正柔弱浮华文气的有力工具。比如石介在太学时，力诋时文，有意作气，直接影响到后来风靡一时的太学体的发展，甚至出现片面追求怪奇的倾向。此外，张扶、宋祁等人从文章技法上来接受韩文，虽未从道学层面予以阐发，但同样不免故意标大成”的地位确定下来，并与杜甫比肩，被称为“杜诗韩文”。欧阳修、秦观、晁补之等人对于韩文均有仿作，如秦观《五百罗汉图记》及晁补之《捕鱼图》都是效法韩愈的《画记》笔法，而沈括、唐庚等
人留意韩愈的句法和字法。苏轼、秦观、陈师道等人都有关于韩愈文章集大成的论述。
此外对于韩愈的文学主张和创作观念，当时人则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修正及补充。比如欧阳修继承“不平则鸣”、“穷苦之言易好”而提出“穷而后工”，“去陈言”被理解为“古中求新”、“点铁成‘金”的工夫等。此外，当时人并不欣赏艰涩怪奇的文风，强调理得词顺，有效纠正之前的偏颇发展。可以说在北宋后期，韩文的内涵意义最大限度地被发掘出来。
三、对韩愈其诗的接受
(一)北宋前期对韩诗的接受
宋初在晚唐诗风笼罩之下，白体、晚唐体、西昆体各领一时，而韩诗影响有限。
柳开作为在宋代最早提倡韩愈道统的人，在诗歌方面也刻意模仿韩诗。其《河东集》仅存五首诗，《全宋诗》另从他书辑得三首，其中四首律绝流于一般，而四首古诗都可见韩愈风格。如《赠梦英诗》有句云：“舍羊犬猪用彪虎，气包茫昧廓区宇。别发披缁心有取，蜕免羁局脱潜去。”明显是学韩愈险怪奇崛一路。按李肇《唐国史补》云：“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可见柳开诗学樊宗师，艰涩难懂。
同时的穆修、尹洙、石介等人对于韩诗也有类似的接受。穆修存诗约五十多首，其中律绝为多，风格平淡。但其几首五言排律多为长篇，颇可窥见韩诗之风。其《秋浦会遇》长达1200字，截取一段如：“龊龊幽遐地，栖栖会遇人。穷愁艰理胜，羁旅易情亲。岂意当漂谪，兹谐卜并邻。温温窥表粹，晏晏奉嬉。直道谈端辟，横流语下堙。绮文何斐，瑰行亦磷玢。敦分初投漆，交言乍饮醇。”其间可见所抒发的感遇古拙凝重，与同时诗风大不相类。尹洙古文成就较高，但其诗歌质朴无文。引其《帝籍》如下，以见一斑：“帝籍于郊，典仪具陈。务农以训，供祀以勤。祀在于诚，匪勤于人。训农以实，匪训以文。帝谨二物，乃躬乃亲。公侯卿士，暨厥庶民。”石介诗存不足150首，不出同时诸人学韩范围。如其五古《读韩文》：“眇焉五帝上，尝观二典辞。焕乎三王间，尝观二雅诗。道德既淳厚，声光何葳蕤。烈烈日精散，闳闳雷声施。施焉如飞龙，潜焉如蟠螭。”纵横使气，颇为慷慨，仿佛韩诗面目。他还仿做《庆历圣德诗》，后人评价不高，如翁方纲云：“其末段音节颇欠调叶，未可以变化借口。”翁方纲进一步评价道：“柳、种、穆、尹，学在师古，又不以诗擅长矣。”可见他过于注重道统儒学而忽略诗歌规律，并不利于诗艺正常发展，但在当时为反对浮靡诗风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
此外，王禹俘七律《赠朱严》云：“未得科名鬓已衰，年年憔悴在京师。妻装秋卷停灯坐，儿趁朝餐乞米炊。尚对交朋赊酒饮，遍看卿相借驴骑。谁怜所好还同我，韩柳文章李杜诗。”崇韩之情显而易见。他的诗文以简朴易晓为号，但其诗歌呈现的散文化、议论化的特点则是与学韩有关的。因此无论诗或文，王禹俘都是平易学韩的首倡者。
但这些诗人总体上还未足以扭转时风乃至建立新的标准，这项工作就要留待后人诸如欧阳修等来完成了。
(二)欧阳修及北宋后期对韩诗的接受
随着北宋立国以来对于韩愈及其文章的肯定，进入北宋后期，韩诗也开始大放异彩。叶矫然《龙性堂诗话初集》云：“昌黎诗不似唐，却高于唐。永叔论诗，不专美子美而尊昌黎，良亦有见。陈后山谓韩以文为诗，故不工。不知韩，并不知诗也。然则韩之起八代，宁特以其文哉?”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诸位大家涵泳出新，各出机杼，使得韩诗接受呈现出最热烈的情形。北宋末开始笼罩诗坛的江西诗派，虽未明确拈出韩愈为标榜，但创作手法中的以文为诗、锻炼字句、涵咏才学等特点，亦与韩愈颇有干系。通过接受和阐扬韩诗而影响有宋一代诗风的关键人物是欧阳修。
欧阳修自幼心慕韩氏，倾力学韩，对于韩愈诗文早就了若指掌。其诗征引韩愈所在多有，如《读书》：“信哉蠹书鱼，韩子语非讪”；《答苏子美离京见寄》：“退之序百物，其呜由不平。”由此可见欧阳修钻研韩愈的全面深广，并且在下笔时自然而然地进行引用。
梅尧臣说韩诗“寂寥二百年，至宝埋无光”，可知韩诗自来曲高和寡。欧阳修推崇韩愈健笔来革除浮浇风气，发挥“以文为诗”的特色，开启了宋诗的新风貌。钱钟书《宋诗选注》云：“欧阳修深受李白和韩愈的影响，要想一方面保存唐人定下来的形式，一方面使这些形式具有弹性，可以比较地畅所欲言而不至于削足适履似的牺牲了内容，希望诗歌不丧失整齐的体裁而能接近散文那样的流动潇洒的风格。在以文为诗这一点上，他为王安石、苏轼等人奠定了基础。”就欧阳修接受并发展韩愈的“以文为诗”而言，尤具开创意义。
欧阳修接受韩愈的时代背景是北宋中期儒学复古思潮的勃兴与道统观念的渐趋强化，北宋诗新亦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他借鉴韩氏，完成了对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特征的初步建构。由于欧阳修领导诗坛和后来王安石、苏轼等人的推波助澜，“以文为诗”成为北宋诗坛普遍的创作倾向。随着以欧阳修为核心的众多文人的尊韩、学韩，宋代文学逐渐呈现出新的面貌。欧阳修乃杜、韩与苏、黄之间的重要艺术中介，对宋诗风格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树立风格包括扬与弃两个方面，欧阳修除心仪韩愈变革的雄健笔力，也纠其偏好奇险的缺失。他继承发展韩愈的“以文为诗”，使宋诗趋向散文化、议论化，同时也斟酌学韩利弊，提倡以平易纠正过于奇险之弊。而平淡隽永正是宋诗风格的指归。欧阳修在《与曾子固书》里明确说：“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同样，欧阳修的文风与韩文不同，最早指出两家文风有别的是苏洵。他说：“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从欧阳修、王安石到苏轼、黄庭坚，宋诗诸大家在传承中加以创变，宋诗的基本面貌亦在此过程中确立。
总之，北宋初期诗坛沉浸在晚唐五代余波里，举凡白体、晚唐体、西昆体都还描摹唐音余调，局面渐窄，直到庆历年间欧阳修、梅尧臣发起诗新后才改观。他们以扫除卑弱浮糜的诗风为己任，以韩愈相标尚，在创作及理论方面都开辟了畅健风格。他们对韩诗的诠释在于具体描述以文为诗的表现力、雄豪恣肆的风格及用韵的成就，并在具体创作实践中卓有成效地运用。此后韩诗与韩愈的道学及古文一起对宋人产生巨大影响。在庆历年间以降，涌现一批学韩的诗人诸如王安石、王令、李觐、吕南公等。欧阳修等人虽也继承中晚唐诗歌，但积极求变，自然上溯到极富变革精神的韩愈。这使得北宋仁宗一朝对韩愈的发扬达到。他在身边吸引大批文士如梅尧臣、苏舜钦、石延年等，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综上而言，北宋时经过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士人群体推波助澜，韩愈的负面形象得以扭转并趋于理性看待，而其诗文的开拓示范意义亦逐渐被发掘出来，成为文章轨范，对北宋以后的韩愈研究及接受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注释：
[1]钱钟书：《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62页。
[2]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99页。
[3]李勇先校点：《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64页。
[4][6][7][17][19][21]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第536、11、29、1189、77、228页。
[5]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462页。
[8][18]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36页。
[9]吕南公：《灌园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854页。
[10]钱基博：《中国文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491页。
[11]苏洵：《嘉佑集笺注・卷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31页。
[12]裴度：《寄李翱书》，吴文治编：《韩愈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页。
[13]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页。
[14]范缜：《东斋记事》，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页。
[15]李肇：《唐国史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57页。
[16]翁方纲：《石洲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82页。
[17]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976页。
[20]钱钟书：《宋诗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7页。
The Acceptance of Han Yu in the North SOilg Dynas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