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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顾炎武 《音论》 《广韵》体例 得失
汉语音韵学之古音研究能走上科学的道路，并在清代结出累累硕果，顾炎武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顾炎武之音韵学成就集中体现在其《音学五书》中，而《音论》乃五书之旗帜。顾炎武说：“此书（指《音学五书》）为三百篇而作也，先之以《音论》何也？曰审音学之原流也。”[1]（P4）《音论》全书分上、中、下三卷，集中展示了顾炎武对汉语音韵学上的十五个重大问题的认识。在《音论》卷上《唐宋韵谱之异》一文中，顾氏将《广韵》作为唐韵的代表，将成书于宋仁宗景佑四年（公元1037年）的《礼部韵略》和成书于元大德元年（公元1297年）的《古今韵会举要》作为宋韵的代表，比较了唐宋韵书在韵谱上的不同。其中就顾炎武对《广韵》体例的认识而言，有得亦有失。兹略论如下，以就教于方家。
一、顾炎武关于《广韵》韵目及目次之观点
顾炎武曰：“（《广韵》）平声五十七韵，上声五十五韵，去声六十韵，入声三十四韵，此唐与宋初人遵用之书。意所谓‘一东二冬三钟’者，乃隋唐以前相传之谱，本于沈氏之作。”[1]（P19）要言之，顾炎武关于《广韵》韵目的观点有二：其一，今《广韵》二百六韵乃“唐与宋初人遵用之书”。其二，今《广韵》二百六韵之次乃“隋唐以前相传之谱，本于沈氏之作”。
顾炎武的上述论断一方面正确反映了今《广韵》之部目是在南北朝以来韵书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这一事实；另一方面，顾炎武又错误地认为它“本于沈氏之作”，乃“唐与宋初人遵用之书”。
秀水朱彝尊《重刊广韵序》曰：“声韵之学，盛于六代。周以‘天子圣哲’分四声，而学者言韵，悉本沈约，顾其书，终莫有传者。……近有岭外妄男子伪撰沈约之书以眩于世，信而不疑者有焉。幸而《广韵》仅存，则天之未丧斯文也。”[2]（P1）既然沈约之书“终莫有传者”，那么顾炎武所言《广韵》之目次“本于沈氏之作”就是不确凿的。
《广韵》之韵谱究竟从何而来呢？兹分以下三步来讨论。
第一，隋陆法言《切韵》部目的形成。
隋代陆法言《切韵》形成的基础是六朝以来的南北韵书，《切韵》之分部，亦本诸六朝韵书。
周祖谟说：“南北朝时期，声韵之学大兴，分别纽韵、区分四声的韵书相继产生。到了隋代统一南北后，陆法言根据颜之推、萧该、魏彦渊、薛道衡等人的讨论，参酌南北韵书，编定为《切韵》五卷。”[3]（P11）
王国维《六朝人韵书分部说》：“魏晋六朝所撰韵书……分部概无可考，唯内府藏《唐写本王仁刊谬补缺切韵》平声一目录‘冬’下注云：‘无上声。阳与钟、江同；吕、夏侯别。今依吕、夏侯。’‘脂’下注云：‘吕、夏侯与微大乱杂；阳、李、杜别。今依阳、李。’‘真’下注云：‘吕与文同；夏侯、阳、杜别。今依夏、阳、杜。’‘臻’下注云：‘无上声。吕、阳、杜与真同；夏侯别。今依夏。’案：所云吕、夏侯、阳、李、杜，即陆氏《切韵序》所举之吕静、夏侯、阳休之、李季节、杜台卿五家之书也。著此五家与《切韵》异同，必陆法言《切韵》目录下原注。”[4]（P172）
黄典诚说：“自序（指陆法言《切韵序》）提到吕、夏侯、阳、李、杜五家的分合情况和《切韵》跟他们的关系，……陆法言和他的同道，以吕静《韵集》为古典韵书的代表，夏侯《韵略》为南方方音的代表，阳休之《韵略》、李季节《音谱》、杜台卿《韵略》为北方方音的代表，因而进行了‘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的讨论，是者、通者依之，非者、塞者违之。”[5]（P34）
张世禄说：“六朝诸家的分部与注音，各自依据各时各地的方音，以致不免有相乖忤。陆法言所谓‘取诸家音韵，古今韵书，以前所记者定为《切韵》’，就是依据颜之推、萧该等人的旨意，‘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把六朝诸家荟萃综合起来，纂成《切韵》。”[6]（P16）
以上诸家之论述皆说明，陆法言在编定《切韵》目次时，以吕、夏侯、阳、李、杜五家韵书之目次为参照，在斟酌了各家韵目的分合情况后定出了《切韵》之目次。《切韵》之目乃承六朝韵书而来，《广韵》又以《切韵》为基础发展而来。因此，顾炎武所言《广韵》之韵目乃根源于南北朝时期的韵书的观点是正确的。
然而，《广韵》之韵数以及目次并非如顾炎武所认为的“隋唐以前相传之谱”。
王国维在《书巴黎国民图书馆所藏后》一文中说：“先儒以《广韵》出于陆韵，遂谓陆韵部目及其次序与《广韵》不殊，此大误也。”[4]（P175）王国维根据自己亲眼所见的三种唐写本《切韵》残卷，考订出陆法言《切韵》共193韵，其韵部之数量以及排列次序皆与《广韵》不同。
第二，唐孙《唐韵》部目的形成。
据王国维考订，《唐韵》有开元、天宝二本。开元本《唐韵》共有195韵，与陆法言《切韵》之193韵相比，多了上声俨韵和去声酽韵。天宝本《广韵》乃孙之作，共205韵。孙《唐韵》与陆法言《切韵》相比，平声增加了“谆、桓、戈、”四韵，上声增加了“准、缓、果”三韵，去声增加了“、换、过”三韵，入声增加了“术、曷”二韵。与今《广韵》206韵相比，孙《唐韵》在数量上多了“”韵，而少了“俨、酽”二韵；在目次上，平声和入声方面都有不同，而入声上的不同尤为明显。[4]（P179）
一般人都以为，《唐韵》部目乃承《切韵》而来，《广韵》部目又承《唐韵》而来。然而，从王国维的考订可以看出，天宝本《唐韵》的部目在数量上虽然与《广韵》极为接近，但在次序上却差别较大。故断言《广韵》部目乃承《唐韵》而来似乎不妥。
孙承宗传范文3
近人每探太极（拳）之源流，考计何能，当知本系自知其源，外人只可捕风捉影耳。每见于世传之太极以拳言之，详窥其内外形真，只有“撇身锤”、“搬拦锤”、“进步栽锤”、“指裆锤”、“肘底锤”，然“弯弓射虎”也曾是握拳以锤。又见流于八卦掌中有破臂砸锤，形意中有崩锤等。除几锤握拳而外，其余诸式之动静，均以掌法出之。言太极拳而不言太极掌，何也?夫太极拳者，是以动静之法，并参吐纳之功，形于缠经导引，而以气运身入于武途者，法演太极之势，以应运化，故留下太极行功十三式之传。太极拳中每有孔雀之势，亦可以引证故事。先师曾授余曰：太极拳本先祖于五百年前舍之而流传于世。每见武当真法隐迹山中，多少英杰志士叩教演法，多少逸士权贵发心武学，一时难以鉴其动静。抱朴子曰：“初以授人，皆从浅始，有志不怠，勤劳可知，方乃告其要耳。”“但人性多躁，少能安静以修其道耳。”故多以演太极之法于人，是名太极。是太极广为流传之由依也。先祖以丹道隐于武林，何以轻视妄传之，斯学非浅，故武当真宗曾经以武来挡天下之求道者，是名武当。复论太极拳，乃武当绝传之八法神锤中之数势所化为是，更有他法复不隐现，如绕步横锤、排山青龙锤、砸锤、碰锤、掂锤、卧步螺旋锤，共以八法应之，合为二十四根，六十四锤，三百八十四展，乃八法神锤。又太极中“孔雀”之法，系“孔雀三势”中杀法，取提“孔雀开屏”，“孔雀抖翎”二势未传，只存“揽雀尾”一势耳。
后人考太极拳源于陈家沟，或考于明将戚继光之拳谱等诸说强为太极之源，非三丰祖传；或言见于他史言三丰祖见鹤见龟而演太极之说。近代之史，是流枝陈王廷于太极拳自序曾喻，“到老来一卷黄庭随身伴，造拳以示儿孙”。可见陈氏修真有术，启于《黄庭经》，昔贤言黄庭乃道德真言，显于修真而已。(今人匪之陈王庭，尝言亡做，尚不知黄庭喻之何物。陈氏真能以黄庭为本以发微拳例为太极，也未尝不可。)
复论太极以十三式定论。而诀经“如滔滔大河”之句，以演气势也,是名长拳。揭示太极之本意，初之以内气运身，内外缠经，行之有度，发于本真，现形于*%、捋、挤、按、采、扌列、肘、靠、进、退、顾、盼、定。实十三式中反复迁变，形太极之体，用以修身，应于武学，然十三式中进退按太极之论，当为一法也，顾盼一法也，此仅余存十一式而何？夫另见二法隐于修真，不肯轻授而言，其实后二诀乃“中守”二字，“中”乃求意追涉于太极本始，不弃不离，“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励”，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距”，孙过庭“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乃见于诸法行功之境地，均以不成熟至成熟之过程，合平正与险绝融为一体，方是功纯炉火，更为中庸之道。惟不前不后，不左不右，不刚不柔，不放不纵，不擒不随，不上不下，乃为中也。当然于修真之畴另有别隐。“守”字是对敌之拒，守我本真，不激不历，发乎旨，本乎心。守住自己门户，闭住他人手脚，而修真更见隐奥，恕不直言。追而涉之，太极之法，流出武当是实。应该说，武当正传自以太极出之，行有道妙，是太极之必然也。反而论之，得太极之传者，并非武当一脉，实窥为散流。今以弘扬武当之学识，应结万众，发心于道，利益群生，以求广传，是所闻者，当受其益，乃当年祖师创业开宗之愿，留有遗说，愿武当同宗共勉之。
概而叙之，太极者，或言某家某势，乃初为其形，未窥其真。太极之学当以学识之风格而论，喻其质，求其易，言其概，是太极之本始，如先师所授太极中之诸宗诸门，乃如意太极、浑天太极、混元太极、六合太极、先天太极、太极元功、太极散手、太极打手（今人言打手即推手，余按非之）、太极原象等诸宗法识数术，以剖尽太极之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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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董其昌与沈荃
从沈荃传世的作品风格和文献中对沈荃的书法评价看，沈荃学书于董其昌并得董氏笔法没有疑问。梁说董其昌亲传执笔法给沈荃，孙在丰在《掌詹少宗伯沈文恪公家传》中也说：“同邑董宗伯其昌以善于书画为季明艺林之冠，而公生其乡，且亲承其教。”
我们知道，董其昌生于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卒于明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沈荃生于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如果沈荃得董其昌亲传笔法，也只能是在崇祯九年之前的几年间。董其昌曾经在天启六年至崇祯三年和崇祯七年至崇祯九年两段时间居松江。
就书法学习而言，作为沈粲的后人，家学渊源，沈荃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书法十分正常。但问题是，即便沈荃此时学书，四五岁的年龄能否拜在董其昌门下，董其昌能否会对很小的沈荃传授执笔法，很值得怀疑。因而可知沈荃在天启六年至崇祯三年间去向官为礼部尚书的董其昌请教书法的可能性并不很大。
崇祯七年到崇祯九年，沈荃在11岁到13岁间。按照年龄来看，这个时候的沈荃对书法应该有一定的体悟，不能排除沈荃在家人长辈的引领下去拜访董其昌的可能。但有两个事例让又我们确信沈荃并未得董其昌亲传笔法。
其一，王熙在《通奉大夫日讲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加礼部侍郎谥文恪沈公荃墓志铭》中论及沈荃的书法时说：“公书法最工……晚年于米海岳董文敏至深。”王熙为沈荃同时代的人，对其行状应该有很清晰的了解。如果沈荃在年少时就得董其昌亲授执笔法，王熙应该在沈荃墓志铭中指出，而不是说沈荃晚年对董其昌用功至深。
其二，松江书家沈楫系沈度八世孙，与沈荃同族，其书法亦多得于董其昌。沈楫论董其昌书云：“余尝受知于董文敏公，虽未得亲承函丈，而入微之语，流溢听闻。……”沈楫生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大沈荃9岁。大沈荃9岁的沈楫虽然“受知于董文敏公”，却没有机会亲得其授，而是由“流溢听闻”得来的。沈楫尚如此，小沈楫9岁的沈荃更无机会得董其昌亲授执笔法。
我们认为，沈荃虽然未得董其昌亲传笔法，但他还是深入学习了董其昌的书法，对于董其昌书法也有自己深刻的认识。沈荃在跋《董其昌临诸家帖》中说：“诸名家书皆尽态极妍，至思翁遂不觉有观止之叹。总缘天骨秀逸，造诣深至如大士化身，无不具神明之观也。”沈荃对董其昌书法妍美的评价是客观的，而随之论董氏书法“天骨秀逸”臻“神明之观”之语，系对董其昌的书法认识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又如：“文敏此卷媚秀圆美，深得棉里裹针之妙。所见虽多，无有逾此者。”媚秀与妍美的内涵是一致的，而“棉里裹针”之论，是在强调董其昌书法秀媚之外能得骨质。
擅董其昌书法的沈荃得到了康熙帝的欣赏与推重。《松江府志》记曰：“荃以书名海内，被圣祖仁皇帝特达之遇，殿庭屏障以及御座箴铭皆属荃书。圣祖尝召入内殿赐坐，论古今书法。凡制碑版及殿廷屏障、御座箴铭，辄命荃书之。……使内侍传谕安溪李公曰：‘朕初学书，宗敬之父荃实侍，屡指陈得失，至今每作书，未尝不思荃之勤也。’”能于内殿与康熙论书，并指陈康熙书法得失，可见康熙与沈荃二人的关系。关于康熙尊重沈荃事，王熙《通奉大夫日讲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加礼部侍郎谥文恪沈公荃墓志铭》记曰：“尝于御前临米海岳帖，上见其笔秃，取凤管一亲吮毫以授。公尝小疾，遣内侍至京邸问，及入见亲问安否。赐以酒，公微醉，命内侍扶之出，其宠眷如此。”
沈荃学习董其昌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更多的只是貌似董书，其书法过于温厚圆钝，虽得秀雅，但因少空灵而乏神采。诚如杨宾于《大瓢偶笔》中说：“沈绎堂学董而无气韵。”
二、沈荃与王鸿绪
从沈荃的经历看，自顺治九年中进士开始至康熙元年，沈荃一直在外任官。康熙元年至六年，沈荃丁忧在家，此后沈荃又在外任官。康熙十年到康熙二十三年，沈荃在南书房任职。王鸿绪于康熙十二年中进士，之后在京城为官。沈荃与王鸿绪有可能接触有三段时间：一是顺治九年之前，也就是王鸿绪8岁前的一段时间；一是康熙元年至康熙六年沈荃丁忧在家期间，当时王鸿绪18岁至23岁；一是王鸿绪于康熙十二年中进士后在京任官开始到沈荃康熙二十三年去世前的12年间。王鸿绪若向沈荃学习抑或请教书法，也只能在这三段时间之内。
检诸沈荃和王鸿绪的诗集可知二人间的交往。
沈荃有《王季友初度》（癸丑八月）云：“华阀登高第，如君复几人。三株开宝树，二华插青。绣豸传佳雪，雕虫薄等伦。披云沈刻漏，侧弁落星辰。风雨含毫速，芙蓉撷彩新。千言包万象，只字入无垠。翰染羊裙墨，吟高郢雪春。登楼应有赋，覆局炯通神。当宣求贤急，群儒献策频。胪传惊姓氏，朝集庆臣邻。卫看鸦鬓，安仁簇锦茵。宫花金菡萏，内厩玉麒麟。已壮文汇气，兼销学海尘。西清朝珥笔，东观晚垂绅。扈从临芳苑，天颜动紫宸。幔城张广宴，仙驻芳津。飞莲花叙，听鹦碧柳滨。王侯同礼数，衰朽共逡巡。自忝通家旧，尝怀汉室薪。论年嗟老大，拭目望嶙峋。弧失张华屋，宾朋祝大椿。闻声来缟，自远展姻亲。顾树常绩，弥坚社稷身。千秋公等在，早晚待纶。”诗中言“三株开宝树”盖指出王顼龄、王九龄、王鸿绪三兄弟。三兄弟均在康熙朝得高位，得康熙帝荣宠，一时无两。
王鸿绪则多有诗赠与沈荃，诗句间可见王鸿绪对沈荃的尊重。
《饮沈绎堂先生寓斋》云：“早受中郎赏，春风尚后时。阮途空返辙，潘鬓欲成丝。寂寞通门旧，艰难国士知。床头书万卷，暇日许同披。”王鸿绪言“早受中郎赏”，一句点明自己得到沈荃的欣赏，二人的关系十分明了。又诗云：“八咏楼头月，光华满逼虚。每迎珠履客，兼枉席门车。招饮名花下，分题夜漏馀。龙蛇看染翰，一一右军书。”王鸿绪誉沈荃书为“右军书”，而不言及沈氏书类董其昌，可见以王羲之比赞书家是当时书法评价的方式之一。
王鸿绪有《赠沈绎堂先生》赞沈荃书法。诗云：“明初二沈书杰出，布衣选入宫中秘。先生文采继昔贤，上第看花致高位。少年临池水尽墨，秦篆汉隶参胸臆。姿态微分舞掌轻，圭角全含扛鼎力。世人但知妩媚好，忍使兰亭无古则。先生执笔如遇敌，欧骨虞筋有心得。一时碑版照四裔，好事盈门铁裹阈。声名煊赫腾天阊，圣人召见登明光。金常侍列阶侧，银鱼学士趋案旁。先生濡毫倚玉管，琼笺十丈含星芒。踌躇满志方一发，精锐欲倒钟王墙。是日天颜大悦怿，亲挥巨幅字数行。势如金电掣雨至，烂若云汉参龙翔。先生目炫惊捧日，敢道臣书亦第一。吾皇解赐紫貂衣，色润毛深光似漆。羽林将士矜拍张，此时却羡怀铅笔。倾城士夫走相贺，鹤盖成阴衢巷溢。呜呼，遭世明圣非偶然，几人上殿挥云烟。君不见内史蕺山书竹扇，止令女姥求百钱。”诗中对沈荃的家学传承、书法风格、康熙帝的推重多有论及。如“声名煊赫腾天阊，圣人召见登明光”、“是日天颜大悦怿，亲挥巨幅字数行”、“遭世明圣非偶然，几人上殿挥云烟”等句就是对康熙欣赏沈荃的描述。
考察王鸿绪与沈荃的诗文交往，虽不能遽定沈荃传王鸿绪笔法，但王鸿绪诗中对沈荃及沈荃书法的尊重，又结合王鸿绪“早受中郎赏”的记述，言王鸿绪请教沈荃书法是可信的。
清人较认可王鸿绪对董其昌书法的学习，但也指出王鸿绪学习董其昌尚未达到相应的高度。梁《评书帖》云：“王鸿绪得执笔法，学董元宰，腴润有致，然不免弱耳。”
三、王鸿绪与张照
张照家族与王鸿绪家族均是华亭望族，两个家族之间有姻亲之谊。张照是王鸿绪兄长王九龄的外孙，作为王鸿绪的外孙辈，向其学习书法也在情理之中。
张照少时即向王鸿绪学习书法，在《跋自临赵文敏书唐律》中张照自述曰：“余年十一二，大人以敬慎老人书《琵琶行》及《溪上》等律七首同册付学，此余平生学字之始也。年十六至京师，从友人几砚见思翁临《溪上》七首墨刻，年二十见陈学士世南所藏思翁《琵琶行》，乃知敬慎粉本于此。然但知《溪上》七首为思翁临松雪书，未见松雪帖也。”张照在12岁的时候开始学习王鸿绪所书《琵琶行》及《溪上》等墨迹，而后又知王氏所书皆“粉本”于董其昌。盖张照自王鸿绪而学于董，此又可与梁所言王鸿绪传张照董其昌执笔法相印证。
张照学王鸿绪笔法的问题，包世臣亦有所记。包氏在《艺舟双楫》中云：“尝闻横云山人每见其甥张得天之书辄呵斥，得天请笔法，山人曰，‘苦学古人，则自得之。’得天因匿山人作书之楼上三日，见山人先使人研墨盈盘，即出研墨者而键其门，乃启箧出绳系于阁枋，以架右肘，乃作之。得天出，效为之经月，又呈书，山人笑曰，‘汝岂见吾作书耶？’”虽然包世臣误张照为王鸿绪的外甥，但包氏所述张照学王鸿绪笔法是十分明了的。
张照一生对董其昌全身心投入，他对董其昌有着深刻的评价，不仅涉及临帖、技法、用笔，更涉及高度、地位、影响：
崇祯乙亥香光居士八十一岁矣，笔意冲夷高远躏唐人之庭而入其室。元以后书坛四百年执牛耳有以也。……
思翁临此为明万历四十六年，年亦六十余矣。精采焕发尚如初日出云名花当午。百岁以来书坛执牛耳，无谁能与迭主夏盟者，非偶然也。
思翁此书便有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之意，虽用襄阳法，而具有坡公神髓，在真迹中如是合作亦不多睹。
将董其昌定义为有明一代甚至元以后四百年书坛执牛耳者，并强调“虽松雪亦莫能与京”，显然是出于张照对董其昌的偏爱，这似乎也更能说明张照是深潜董其昌而能得董氏笔法的人。
张照书法在清前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时人对其书法评价很高。乾隆帝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曾作诗怀念张照云：“书有米之雄，而无米之略。复有董之整，而无董之弱。羲之后一人，舍照谁能若。即今观其迹，宛似成于昨。精神贯注深，非人所可学。……”乾隆帝以张照书法过于米董而为羲之后一人，将张照推到了有清以来书法第一人的位置，这种评价足见乾隆对张照书法的喜欢和推重。
清人认为张照学颜已经超越了米、董。阮元《石渠随笔》云：“张文敏照临《争坐帖》有两卷……内府收藏不下数百种，当以此二卷为甲观，笔力直注圆健雄浑，如流金出冶随范铸形，精彩动人，迥非他迹可比。内府亦收藏董文敏临《争坐位稿》，以之相较，则后来者居上，同观者皆无异词，不观此不知法华庵真面目也。”
当代学者启功、刘恒对张照在清代书法史上地位的定义颇为准确和妥当。启功言：“有清八法，康、雍时初尚董派，乃沿晚明物论也。张照崛兴，以颜米植基，泽以赵董，遂成乾隆一朝官样书风。盖其时政成财阜，发于文艺，但贵四平八稳。而成法之中，又必微存变化之致，始不流为印版排算之死模样。此变化也，正寓于繁规缛矩之中，齐民见其跌宕，而帝王知其驯谨焉。”刘恒在《中国书法史・清代卷》中说：“在康熙末到乾隆初的帖学书风转变过程中，具有明显作用的当属张照的创作实践和乾隆弘历对赵孟兆页 书法的推重。”从书法史的角度概括了张照在清代书坛的地位。
四、松江地区学董书家群体
沈荃、王鸿绪、张照之外，清初松江地区还有一些学董其昌书法而能得笔法的书家，这些书家或直接学于董其昌，或学于沈荃，或学于王鸿绪、张照等人，使董其昌的笔法在松江地区得以广泛传承。
冯守礼（生卒年不详）。《松江府志》记曰：“工二王小楷，为董其昌入室弟子。从父，字天垂，亦以工书为名，诸生。守礼素承家学，研精八法，由太学生考授同知。圣驾南巡献所书字册，奉旨入直武英殿纂修《佩文韵府》。……弟守真，字宝初，亦以工诗善书受知沈文恪荃。”
傅廷彝（生卒年不详）。《松江府志》记曰：“工书，为董文敏高弟，年八十余，犹作蝇头细楷。”《大瓢偶笔》所记略有不同：“真法钟，草法大王。国初皆法二王而廷彝辈又好米南宫，下笔恣肆，结体遒劲。”
吴泰（1578 1678）。《松江府志》记曰：“诗文书法为董文敏、陈徵君所推重。”
沈楫（1615 ？）。沈楫跋《董其昌临乐毅论》云：“余尝受知于董文敏公，虽未得亲承函丈，而入微之语，流溢听闻。”《松江府志》记沈楫曰：“明学士度之后，……书千字文易钱千文为薪水资。”
朱轩（1620 1690）。《江南通志》记曰：“轩少学书于董其昌，学画于赵左，尝谓古人以画为写，必以书入画始佳。”
高层云（1634 1690）。《扬州画舫录》记曰：“工诗，兼善书画，得者多宝藏之。字法极似董香光，洵为能品。”
王图炳（1668 1743）。《松江府志》记曰：“其书法出入赵董两文敏间。”《昭代名人尺牍小传》记曰：“图炳书得董文敏笔意。”
沈宗敬（1669 1735）。《昭代名人尺牍小传》记曰：“书得家法。”《松江府志》记曰：“家世工书。宗敬兼工画，经进图幅皆蒙睿赏，名公钜卿争购手迹以为重。”沈宗敬为沈荃之子，既得沈荃之学，亦可理解为沈宗敬假其父得董其昌笔法。
陈廷庆（1754 1813）。《松江府志》记曰：“书法初师赵董，后专学晋人，出入钟繇皇象间。世亦未之识也。”
沈虬（生卒年不详）。《江苏诗征》记曰：“其书初学文待诏，继学董文敏，皆肖其神。”
徐良（生卒年不详）。《昭代名人尺牍小传》记曰：“良工书，似董文敏。”
杨汝谐（生卒年不详）。《关陇舆中偶忆编》记曰：“柳汀书学米、董，粗笺秃笔，波磔得神。”
徐是效（生卒年不详）。《松江诗话》记曰：“古文似归震川，书法似董文敏。”
冯守贞（生卒年不详）。《松江府志》记曰：“工书，圣祖仁皇帝尝问大学士王文靖曰：‘詹事沈荃后谁为善书者？’文靖以守贞对。促入都，已前没矣。”
孙承宗传范文5
文昌邢氏之谱牒者，乃沅庠司训良贵公之所修也。公博学而饶有古人风，世家琼台，代有贤人，子孙蕃衍，谱之挠谙仁勒撸历年既久，多经散失。公恐后人之囊孕幕蚨锲浯。于是录其所失知者，始自渡琼十二、十三二公，以至十世，编次成帙，持以示余。余嘉其不忘水木本源之义，乃记之曰，吾闻邢氏之先，实始于春秋邢后之后，本周公之裔也。自魏晋而下，若子昂之德行堂堂，子才之名动天下，累世衣冠，君牙则为国藩垣，叔明则讲学精博，其他表表伟著之士，未勿枚举。今观琼台邢氏自司训公之始祖，九传而至于公，奕叶相承，复钟广海之秀，为国之光。润身者愈久而愈隆，传家者弥远而弥盛，公家子弟之贤，余虽未获见，然尝闻公之子曰升者，贤而且学，其犹子有曰宥者，少负奇才，名彰海外，以是知邢氏之门，必愈昌大其世德，而享福泽者，尚未艾也。则宗谱之传，绵绵奕奕，岂可量哉。故为记之。使异日公之子若孙，有贤能发达，而记跋斯谱者，观余之言，信不诬矣。
――摘自《邢氏族谱・海南禄祖万胜系》
资料提供者：邢文明，公务员，现居海口。
满朱哈拉族谱序
维我满朱哈拉，始祖为七汤武力公，崛起于白山黑水间，随太祖高皇帝入关，隶属于佛满洲镶蓝旗发明阿佐领下。康熙二十六年，二世祖又奉圣祖仁皇帝敕旨拨属于奉天省岫严城驻防，其他各支有拨赴远省者郁然而不可考证。至十世祖奉旨拨于吉林省五常堡右翼当差，至诚贵已十三世矣。溯考始祖生三子，长额力金突，次额力克突，三亲屯，拨迁东来者即亲屯之支裔也。始先祖父扎隆阿公以族支繁衍星罗棋布于东三省者实繁，而有拨迁远省者亦大有人在，乃从事调查纂男拉之族谱业未就而遽捐馆舍。先父连庆公挠继续前业，以老病侵寿寻而未果。至诚贵已从事三世矣，非敢云孝，亦略尽先人未竟之志耳。计诚贵从事于此已七历星霜矣。始而不惮风尘跋涉之苦，蹀躞于白山黑水之间，仅就见闻所得族人硕德之所叙述者，分系别派详为记载，七载幸（辛）勤，始成此谱，亦所以睦宗亲而敦本谊也。至于体例之不精，记载之疏略，他日有继吾志而起者，则诚贵实有厚望焉。
再满朱哈拉窍燃朗疚猪三鹅一，需三日之功得备其事，诚浩繁也。现以族支繁众，中资者多，自此改为一猪一日之祭，以略备追远之谊云尔。
承祭分三等，最高等承祭需三日之功，例后――第一日祭梭龙杆，用香碟小米一碟，净水一碟。用芍硪豢冢净水领生剥皮，先将胸口割下，烤猪皮脍饭，外一锅，屋一锅，吃饭时外不准入内，屋不准出外。即将猪嘴唇、四蹄、尾把（巴）少割下，以并猪口均加在草把之内，绑在梭龙杆上，后将喉骨割下，串在梭龙杆尖上，后煮肉吃饭不准放棹，吃完一同送至荒郊焚之。第二日祭祀，老爷用秫秸捆把三个，摆列三面，在房门西面向东南，中袱马蹄把上插柳枝，上粘白纸条，即将幔帐绑在后面柳枝上，用香碟黍米即大黄米蒸一大碗一小碗，中有坑，内用豆油灯稔燃之。用鹅一只，酒祭之，即将鹅血煮饼，气嗓抽出，挂在后面柳枝上。随后吃豆面饽饽，吃完再将影像幔帐并小碗饽饽请至大门西，礼拜毕请至本位，即送至荒郊焚之。
屋内图因未修宗庙不能追远，重设一位供宗谱。由始祖按本支抄至祖考妣，一同承祭，用五碗五碟，因满族古礼让位所已不失追远之故，在屋西炕南边摆列，用新枕头上袱新褥、香碟、敬酒板，用芍硪豢冢用酒领生退净毛，解成八件，煮熟摆成整猪形像，承祭时再用阴阳板敲打劝酒歌三次，用饭吃肉完毕请在位。
歌曰：劝父母请喝酒，今日承祭富贵有，宗庙乡之子孙常保守。请喝酒。行大礼一次。
劝父母请吃肉，祭肉蒸尝真可口，慎终追远民德又归后。请吃肉。行大礼一次。
劝父母请用膳，黍米饽饽大米饭，祖德宗功子孙常纪念。请用饭，行大礼一次。
第三日祭祀，外用柳树一棵，上粘白纸条，栽在房门东南。屋内用小棹一张，上摆四碟水饼。得女主事人搬棹，倒走向外拉锁线拴柳树上，用肫猪净水右耳领生，承祭时用猪后*"代尾割肉三片。仍之一同祭完向回拉锁线亦倒走。即将水饼留外两碟，在门西窗户台上三日收回，用净纸将大小人将口擦净，收拾洁净送之。
最优等承祭得一日之功，其摆列一同照前。仍用芍硪豢冢在梭龙杆净水领生，用锅退毛，即将胸口割下剥皮烤之，煮熟脍饭等照前祭完，即将草把等送之。随时即请。老爷摆列照前，其法不错毫分。用猪头唇插灯稔祭完请在位，即将秫秸把送之，随再请先考妣，摆列照前。即将肉煮熟，仍照年终之法论头碗二碗砌肉，用酒承祭，行三次礼，唱三次歌，祭毕再承祭佛他妈妈。照前拉锁线用猪后*"代尾，其法不错分毫，承祭完备照前送之。
优等祭祀均不用猪鹅，立梭龙杆，净水小米各一碟，其余均用黍米面照前规章不错分毫。承祭完备送之。仰我族中贫富均可承祭，不忘先祖之德以传后世不忘追远。请吾族众再思之礼，应按优等，每年承祭一次乃称报本之故耳。
――摘自《满朱哈拉族谱》
资料提供者：满国徽，记者，现居海口。
吉氏族谱彝训
一、男必勤耕种，女必勤纺织，勤耕织开利源，俭费用节财流，自尔家给足，俯仰无亏矣，语云：“大富由天，小富由勤”，有鉴之言也。
二、子弟必习读诗书，敦行仁义，崇儒教而黜异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男外女内恪守家训，各说其礼。如有紊乱，族长宜加责罚，摈出祠外，若阿私徇隐，是与禽兽同群，便非名教中人矣。盖人不学不知理，为父兄者必教子弟读书执礼为要。
三、为妇女者务必贞洁自守，言动视听，不出闺门，盖仆虽能不可使为内事，妻虽贤不可使为外事也。凡为父母夫主者，宜训诲妇女俾识三从娴四德，教（孝）敬翁姑恭顺夫主，教养男女和顺娣姒，中馈攸宜，内助有方，如贤能贞洁者，宜加奖赏，以示权后来为戒。
四、父母存，固当孝养备至，而临终尤宜丧事尽礼。务要棺坚殓厚，人子躬亲料理，一一周全，不可不拘守擗踊仪文，致有疏遗，以滋后悔。又宜急寻吉地安葬，建立碑记，以垂不朽始可为孝。至于岁时祭祀，必齐戒积诚，牲醴丰洁，仪节周详，不拘贵贱老少，俱宜衣礼貌，济济跄跄，以有事为荣，讲论则以道德仁义，互相免（勉）励，切勿习为鄙野不经之谈。凡祭祀时，子孙宜皆齐集，一以尊祖宗序昭穆，一以识名认面，睦族敦崇，后世子孙共识之。
五、为子孙者必善继述以光前裕后，方可为孝。语曰：莫为之前，虽美弗彰，莫为之后，虽盛不传。凡修墓建祠、立碑、辑谱以及先世遗书、重器，一一能守而修明之，则前之祖宗幸甚，后之子孙也幸甚。又族所系甚重，所执守大宗谱者，必归族长家督，更不可轻易假借，巩（恐）有遗失更换之弊，切须禁之。
六、父母老而传家兄不免分产各爨，为父母者，必须公议肥瘠兼平，焚香告祖，当众拈阄，写立分书注明田土段滤闹粒粮米明白，或有祖置山海荒地，不便分析者，也必与某支兄弟合管，一一批明，签押字号，付各永远为据，或有父母年老忽然而终，未能家室田地分析，尔等兄弟要亲爱和乐，合众议定，田产家室分平，敬请族老公正者，俾立分书为据，不许兄弟相欺，争占产业，不相逊让，或至争讼不了曰。如有此情，当祖戒饬之。凡兄弟不论贫贱富贵要知和乐，至婶嫂妻妾，亦要和合闺门，有事必相往来，式如无尤。诗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又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可知兄弟宜相亲相爱矣。又宜合修族谱、祠堂，同藉保差，不可为一人一时之利或因一事一朝之忿而妄为分析，倘有迁居州县，势难合族谱，亦要详记分明，以便查稽，不然兄弟虽真，后世未免滋惑矣。
七、男人年卅无子即宜娶妾室，以为后计，然以妾以后不可轻妻纵妾，要使妻妾和乐，方为曰大丈夫，至于妻亦要知分和气，因子星太迟，以致再娶。至于妾亦要循为小人之分，不可诬告丈夫，弃远嫡室，使人结发相离，则厥罪通天矣。故谚曰：“妻妾多声，人甚怨厌，嫡庶和乐可足羡。”看此妻妾以和顺为妙。至于娶妻妾，必以聘礼分明，接过门，勿娶失德丑妇，则生子始无可议。如果无子，宜择亲支兄弟，昭穆相孚者以立后嗣。又须要自少抚养婚娶教训，一如所生，生前恩义情深者，殁后自然孝敬。
八、读书必先四书五经，以及历史古文左传时务议论，以为立身功名之地，次宜算术、律历、医卜、技艺地理诸书以图致用，至于诗词启札，百家诸子，人间秘书，亦要求囊括以广才识，庶免一物不知之耻矣。
九、交友必择其忠信端直学识淹通者，方为有益。若奸贪便佞、游浪赌博、嗜酒匪类之徒，宜远绝之，勿为之诱惑，所谓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朱文公家训曰：“有德者，年虽少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长于我，我必远之。”即此意也。
十、为人必先道德，而后功名，毋以嗜欲杀身，毋以财货环（坏）节，毋以学术欺天下后世，斯为圣贤之徒。凡力到处必行好事，力不到处，常存好心。盖口服无节，致病之由，念虑不正，杀身之本。富贵则勿恃富豪而欺穷困，勿恃富势而夺善良。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贫贱不为饥寒所迫，勿习为卑污匪类，玷辱家声，惟安分守己婚（分）礼，拮据强以为善，后世子孙必有光照今德者矣。
孙承宗传范文6
兴起于北宋时期的金石学，发展到晚清，已经冲破了单纯收藏、研究钟鼎彝器、碑碣石刻的狭小范围，进而扩展到兵器、钱币、玺印、封泥、陶文、砖瓦等其它方面。开这一风气之先的首推山东潍县陈介祺。而王懿荣则紧跟其后，被誉为近代金石文字学的泰斗人物。
王懿荣（公元1845-1900）字正孺，又字廉生、莲生，晚号养潜居士、直庐花衣、山东福山县古现村人。清光绪六年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侍讲、侍读、日起居注官、南书房行走、国子监祭酒、山东、京师团练大臣、赠侍郎衔。谥号文敏，《清史稿》有传。十九世纪我国著名金石学家、鉴藏家、书法家，甲骨文的首先发现者、断代者，爱国志士。
幼承家学
王懿荣出身于世代官宦的书香家庭。“列翰林者先后五代”。在清朝二百多年里，王氏一族就出了六名翰林、二十五名进士，五十八名举人，五十八名优、拔、副岁贡生，三百五十七名庠生，可谓科第绵绵，堪称佳话。
王氏家族不但世代为官，而且是诗书传家的著书立说的世家。王懿荣的先辈们，熟读经史，学向渊博，皆有著述行世。他的七世祖王久任研究《易经》很有成就，“善程朱传义”。曾设教于村西磁山涧阴主庙之别墅，“一时习《易》者宗大”，影响深远。立馆以传《易》为事，直至终老。
九世祖王骘,博览群书，究心于经世致用之学。行世有《养素堂文集》八卷、《大司农秦疏》一卷。王骘还与同芭鹿兆甲等人合纂〔康熙〕《福山县志》十二卷。该志后入选《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王骘官至户部尚书。
王懿荣嫡十世祖王，酷爱图书，“每弃产购书，丹黄骘”，且善诗、古文词。“诗古体宗萧选，近体宗盛唐，古文词简严有义法”著述有《王太常集》两卷，是后人为其所广摭诗文集，“工八法，为世人所称”。王官至太常寺卿。
十一世祖王柔，幼从同邑进士刘元声习经史，深得其中奥旨。“行文有奇气”，著有《东牟奏议》八卷。王柔官至布政司使。
王检，酷爱读书，经传洽熟。文章出庐陵，晚年尤喜陆贽.著述有《西园集》、《西园奏疏》。王检官至湖广总督。
王懿荣十一世祖王从绳四弟王棫，长于文笔，著有《秋灯夜话》十八卷，汇录记载了许多轶闻趣事。曾受到大学士纪昀（晓岚）称赞。此书有乾隆四十五年（1780）积翠山房刊本，嘉庆十七年（1812）刊本，道光八年（1828）补刊本等。
王懿荣十二世祖王景绪，通经术，擅诗文。著有《周易遗》及《曜圃诗集》。
祖父王兆琛是经魁、进士、翰林，精于经史，尤长于文字音韵学。在公务之余，致力于著书立说。他著有《经义测海》、《正俗备用字解》、《重韵辨义》、《御史奏义》、《巡抚奏议》、《眄堂书屋文集》等传世。王兆琛官至山西巡抚。
王懿荣父亲王祖源，拔贡出身，一生以道德文章而著称。他编刻书籍甚丰，有《天埌阁丛书》以惠后学。
在王氏家庭中，还有一位著名女学者，他就是王懿荣从祖姑王照圆。王照圆（1763-1851）字瑞玉，号倇佺。她的丈夫是清代著名学者郝懿行。王照圆一生著述甚丰，有《列女传补注》、《列仙传校注》、《梦书》、《闺中文存》等。当时流传把她比成当代李清照，有“高邮王父子（王念孙与王引之）”，“栖霞郝夫妇”之说。
王懿荣就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中成长。说他家学渊源，决非溢美之词。
二、《南北朝存石目》
《南北朝存石目》是十八岁的王懿荣于同治元年（1862）开始编撰，至到光绪七年（1881），历经十九年才得以完成的一部金石学著作。在成书期间，得到很多学者、名流对该书的编撰给予热情的关怀与帮助，此书的价值与学术内涵都是相当高的。帮助与商榷、校正的学者、名流是：山东胶州匡源，字鹤泉；江苏吴县潘祖萌，字伯寅；江苏江阴缪荃孙，字炎之；山东潍县陈介祺，字寿卿；山东诸城庠生尹慈经；浙江会稽赵伪叔；江苏吴县吴大澂，字清卿；河南光山胡义赞，字叔襄，号石查；直隶大兴孙问羹；安徽铜梁王孝禹；浙江永明周季；浙江会稽人章硕卿；安徽歙县鲍康等。
此书的手写本格式也很特别，每纸的左方都空了出来，以备以后的更正与补充之用。以此可见王懿荣在治学方面严谨，精益求精。
《南北朝存石目》其特点是条理清晰而详尽。存石分四大门，皆按年代、年月日的次序录入，其时代的先后明了可见。没有年月者，则按出土地点及字迹以定朝代，然后按类附之于后。其类分朝代残字类、年月日残字类、时事类、官秩类等共计四十六类（“分录类”以小字列入，引文中略去）。其分类的细致入微也足见王懿荣的金石文字学的功底。各类仍列于四大门的朝代之后，不再另列门目，既可以避免重复，又无疏漏。其次，著录中有需说明的问题，加以小注说明，使之更为完善。还有，非碑属列入记类，不蹈袭前人之误，归类更为科学。
该分类录例之下为不录例，石亡文存者，不录。金文不录。“原石久佚，前代重刻及近人依所藏旧拓古本复刻者，不录。”另外，伪造者，不录。后人不得目为脱漏，所以别伪。
通录例，南北朝官秩废置，地名沿革，卅郡并省，旧史疏略，不尽可考，石刻所著每多与史书有分歧，但详其文义、事理率有踪迹可寻，兼可互证者可录入。造像刻石出自工匠，字体多无理假借；又当时因战乱，年号更改频繁，一些偏僻地区，尚未知改年号，以致年月前后稍差，或字有者，只要不是伪造者，仍按原石录入，再以小注注明，所以示慎。
详录例，一造像、一石碑几面有字，拓片时，纸不连属，各不相应。前人所收每多误，一石分著数名，或两石误合为一种，“今详考原石上下、四方、起迄”，不再误从，所以归实。
备录类，原石见存，但一时难以找到，又未有拓片，只是据前人著录而别录一册，以存查。
从以上几例来看，《南北朝存石目》体例完善，所录详尽而准确，足以证史、补史。是一部考据、补充史书的书。
《南北朝存石目》在《山东通志·艺文志》中著录名为《六朝石刻存目》，并注云：“原书现存罗振玉处。”据我区王懿荣甲骨学研究会副会长吕伟达研究员提供：该书没有刊印，现存书稿二部，一、今旅顺博物馆；一存浙江省图书馆特藏部。
三、《汉石存目》
光绪十五年（1889）王懿荣在搜集金石文物基础上，又著另一部金石著作《汉石存目》。
《汉石存目》刊本分为上、下两卷。王懿荣自识云：
近世所存汉石已尽于此。此目石亡文存者不录，重摹伪造者不收。字存、画存两目。
上卷为字存。所收集的有刻石、石阙、石碑，及记、碣、铭、颂、墓表等。上面以大字列其名目，下面以小字列其书法类别、字存年代，存放（或发现）地点，还有考证的文字。如：群臣上酬刻石：篆书赵廿年八月丙寅；刘位坦考为文帝后元六年，直隶永年西南七十里猪山。
再如：侍御史李业阙；八分书；四川梓潼西五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