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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二元结构范文1
对话嘉宾：韩 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蒋宏坤 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
吴栋材 江苏省苏州市永联村党委书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目前我国城乡一体化改革发展已进入纵深推进、攻坚突破、整体提升的新阶段，面临着如何进一步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怎样改善农民的生活环境、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如何保证农民的最大收益等难题。
苏州立足实际，积极探索，已基本形成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长效机制，其创新实践为全国提供了哪些宝贵经验？为此，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领导和农民代表。
城乡一体化――
既是发展问题 更是改革问题
韩俊：城乡一体化是苏州经济社会发展中最突出的亮点之一，通过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发展，使得农业更有活力，农村更有实力，农民更加富裕。苏州城乡一体化改革的精髓在于锐意改革创新，始终把改革创新贯穿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全过程，推动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合理流动，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合理配置，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越来越健全，对贯彻中央关于推进城乡一体化、新型城镇化战略部署方面创造了很好的经验。
自2006年以来，我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成立课题组，对苏州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实践进行了长期的跟踪调查研究。我认为，苏州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经验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观察：
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目的在于适应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新形势，构建平等协调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逐步缩小工农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共同繁荣。目前苏州城乡收入比降低到1.93：1，远低于全国3.13：1的平均水平，成为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小的地区之一，这是苏州城乡发展一体化成果的重要体现。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土地利用和城乡规划、统筹城乡产业发展、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统筹城乡劳动就业、统筹城乡社会管理。这“五个统筹”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重大战略举措，是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任务和抓手，是科学衡量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的主要尺度。苏州加快促进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拓展，社会保障向农村覆盖，现代城市文明向农村辐射，在城乡发展“五个统筹”方面远远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城乡一体化既是发展问题，更是改革问题。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要旨所在，就是实现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而要使这一要旨得以实现，关键在于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既涉及公共财政、就业、土地、户籍等方面配套，也涉及农村自身的改革。敢于争先、走前人没走过的路，是苏州城乡发展一体化经验的精髓。
当前，全国城乡一体化改革发展进入了深水区，在土地使用、金融支持、产业转型、资源配置、经营机制、社会管理等方面需要进一步创新突破。相信各地积极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城乡一体化改革发展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苏州实践――
锐意改革 创新机制
蒋宏坤：苏州市自2008年被江苏省委、省政府确定为全省唯一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地区之后，又被列为国家城乡一体化综合配套改革联系点、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我们紧紧抓住改革试点重大机遇，积极探索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现实路径，基本建立了城乡一体规划、富民强村、现代农业发展、生态环境建设、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五方面的长效机制，走出了苏州特色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新路子。
苏州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发展采取了“五大举措”：
第一，苏州基本建立了土地利用规划、城镇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生态建设规划“四规融合”的规划机制。在规划引导下，积极推进农民居住向社区集中、工业企业向园区集中、农业用地向规模经营集中。鼓励农民将集体资产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及住房置换成股份合作社股权、城镇社会保障和城镇住房。目前，全市90%的农村工业企业进入工业园，91%的承包耕地实现规模经营，49.5%的农户实现集中居住，累计46万户、130多万农民实现了居住地转移和身份转变。
第二，苏州大力发展以股份合作为主的新型集体经济，走出一条“户户有资本、家家成股东、年年有分红”的强村富民之路。到2012年年底，全市农村集体资产总额达到1205亿元，村均稳定性收入582万元。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农村各类新型股份合作组织141家，累计达到4069家，持股农户比例超过96%。
第三，苏州在城乡一体化改革发展中，坚持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把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作为城乡一体化建设的优先领域、作为富民强村的重要途径、作为优化生态的战略举措。全面落实优质水稻、特色水产、高效园艺、生态林地“四个百万亩”农业布局。出台了生态补偿政策意见，提高对基本农田、水源地、重要湿地及生态公益林的生态补偿力度，对保护的水稻田按每亩400元予以生态补偿。
第四，苏州持续加大生态建设力度，全市林地绿化面积达到203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超过99%，65%的村实现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努力形成布局合理、层次分明、功能明确、特色鲜明的镇村体系。
第五，苏州还创新城乡一体社保机制，实现“三大并轨”，2011年7月率先实现城乡低保并轨，低保标准经过两次调整提高到目前的每人每月630元。2012年年底，全市城乡基本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全面并轨。
当前，苏州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我们将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努力在新型城镇建设、集体经济壮大、农民持续增收、现代农业园区发展、生态环境优化、公共服务均等几方面实现新的更大跨越，始终保持苏州城乡一体化改革发展的领先优势。
农民心声――
农村更美好 农民更幸福
吴栋材：推进城乡一体化，必须以“农村更美好、农民更幸福”为目的。经过多年奋斗，我们永联村96%的村民实现了集中居住，全村96%的土地实现了集中流转，96%的富余劳动力实现了就地转移就业，96%的农民享受到了优越的生活保障。
在城乡一体化建设中，很多农民住进楼房，但不能让农民扛着锄头爬高楼，生产方式必须变化，农民要向产业工人转变，农业要向现代化转变。
发展现代农业，首先就要进行规模化、集约化、市场化经营，以谋求土地效益的最大化，且一定要让农民分享到土地的增值效益。深思熟虑之后，永联村党委放弃了引进外来资本实现土地高产出的模式，而是以公司制推进现代农业。全村96%的土地集中流转到村集体后，村里成立了4个农业公司，用工业的模式建设发展现代农业。
4个农业公司的成立，让永联农业发生了巨变。在永联现代粮食基地，实现了自动化控制、智能化灌溉以及机械化生产，4名技术员和6名管理人员就可管好2000多亩地，鼠标成了农民最重要的农具。
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富余劳动力怎么办？永联村的办法是：就地转移就业。
永联“村企合一”的优势几乎保证每个村民都有一只“铁饭碗”。同时，我们还建设了苏州江南农耕文化园，在发展休闲农业、提升农业层次的同时，也为村民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
农民生活方式改变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但随之而来的是生活成本增加了，原来自家种的粮和菜，现在都要到市场上花钱买。如果农民住着公寓楼，却没有足够的收入保障，这不叫城乡一体化。农民需要更多增收渠道，把生活水平提上去；也需要更多保障措施，把生活成本降下来。
城乡二元结构范文2
陕西是全国知名的科教大省，但却是个经济小省、收入穷省。数据显示，陕西2007年的经济总量居全国第20位，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居全国第26位，农民人均纯收入居全国第28位，被称为“陕西现象”。
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经济学家、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宝通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是陕西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陕西以重点科研院所和军工为代表的大中型企业是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布局的，而不是从地方经济中成长起来的。因而，它们和地方经济在体制上是隔离的，在产业链上是断裂的，是两张皮经济。所以，前者的发展很难带动后者的发展。
客观的说，二元经济结构是落后地区实现现代化的必经阶段，短期内是改变不了的。面对二元经济结构，我们只能采取二元化战略，即两手抓、两条腿走路、两个轮子跑，而不能采取一元化战略、单腿跳、开独轮车、当独臂将军；不能把科学发展观理解为发展科学观，把以人为本搞成科教为本。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陕西只重视科技教育、高新技术、装备制造业等优势产业的发展，而不重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不重视就业，老百姓手里没钱，拿什么来消费呢？
回过头来看，这对于陕西来说是个教训。因此，陕西应改变过去只讲强省、不讲富民的发展思路，应当把强省落实到富民上，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强省富民。
为此，陕西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应鼓励县域经济、民营经济、中小企业以及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这些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都能解决最大的民生问题即就业问题，都属于以人为本的富民产业。只有这样，陕西才能真正实现富民强省。
尽管金融危机对我们国家的影响主要在沿海地区，而不在西部，不在陕西，但国家的刺激经济政策，受益最大的却是我们陕西这些相对落后的地区。因此，对于我们来说，目前主要是增强信心，只要信心有了，陕西就有能力应对这场金融危机。
激活“两市”促销费
陕西要趁着这个机会把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做好，如借国家对中西部地区的倾斜政策，把我们的铁路、公路、农村教育、医疗等做好，借国家对农民购买家用电器给予补贴，促进农村消费。
而谈到刺激消费，张宝通则认为，要刺激消费先必须激活股市和房市，如国家不激活这两市，老百姓哪有大量的钱？靠什么来刺激？因为有消费能力的人的钱都被套到股市里去了！
事实上，目前的股市的低迷主要是国家采取了股权分置改革，全流通使“大小非”集中上市，造成供大于求，对股市形成的打压造成的。由于改革过于激进，导致股市出现了疯狂上涨后，又出现了一泄千里的戏剧性变化，而低迷的股市等于把我们国家最有消费能力的中产阶层给摧垮了。
现在我们要激活股市，就应该停止目前突变式的全流通改革，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用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逐步消化非流通股，只有股市回暖了，被套牢的股民把钱拿出来了，才能恢复他们的消费能力，才有钱拿来买房、买车。
“另一个就是激活房市。”张宝通强调道，我国和美国国情不同，美国房市的基本面是供过于求，而我国房市则是供不应求，但最近两年我们国家却对房市一直采取的是打压供给的政策，结果造成了今天房市的低迷。可以说房市的低迷是人为打压的结果。
我们知道，房地产开发商所用资金大都来自于银行，如果因为房市持续低迷，交易清淡，将会导致开发商资金链断裂而还不上银行的钱，那最终银行就会出问题，就会影响整个宏观经济。
因此，扩大内需、刺激消费，首先是要激活房市，目前政府虽然在政策上有些调整，但还远没恢复到原状。张宝通表示，国家最起码应恢复到宏观调控以前的政策，就像1998年那样，房市才有可能重新被激活。而房市一旦被激活，则整个市场就活了，因为房市可以带动近50多个相关产业的发展，如建材、钢才、建筑装修、家具、家电、汽车等。而如果激活了股市、激活了房市，我们的消费也就真正激活了，也就能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马车了。
“四个两手抓”
张宝通表示，对于西部地区，尤其是陕西，要搞好四个两手抓。首先是一手抓自主创新，一手抓引进、学习、推广、应用。既要拿钱发展科教，更要拿科教来兴陕。要善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沿海地区就是拿科教兴省、兴市、兴县的。所以陕西应把自主创新的重点放在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上，重视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如陕西的苹果产业就是靠四项成熟技术的推广应用成为中国第一、世界第一的。
其次是要一手抓高新技术、装备制造，一手抓劳动密集、资源型产业。以人为本就要以就业为本，让老百姓乐业，只有这样才能脱贫致富。2005年全国经济普查资料显示，2004年陕西经济总量由22位升至第19位，主要靠的是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内蒙古经济总量超过陕西，陕西经济总量超过云南，一个重要原因是能源资源开发力度较大。
城乡二元结构范文3
【问题】
――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和民族地区于一体，城乡“二元结构”突出，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
不少区县规划滞后，规划水平低，造成城乡用地失衡，使农村土地利用、产业发展和村庄改造受到影响。
一段时期，重庆存在“小马拉大车”的现象，发展中难免出现“顾此失彼”的尴尬，发展不均衡、后劲不足。
城乡金融体系失衡，农村金融供给不足，难以有效地支持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迟滞了“三农”的发展。
受限于地理地貌，重庆的农业生产基本保持传统方式，组织化程度低，难以有效对接城市的大市场。
城乡间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不均衡，教育、医疗、就业等公共服务供给存在不小差距。
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户籍“门槛”导致迁往城镇的农村人口不能完全融入城镇，出现“半市民化”问题。
【建议】
――用协调发展理念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合理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深入推进五大功能区域发展战略，促进城乡间协调发展，从“小马拉大车”向“大马拉大车”转型。
强化非城建区规划编制，提高农村规划水平，推进农村合理开发建设，实现城乡共享发展权。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并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权利和义务。
实行差异化的财税政策，引导资源优化配置，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促进城乡科学发展、协同发展、联动发展。
城乡二元结构范文4
21世纪是人口老龄化的时代，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要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的情况下探求自我发展的道路。自2000年起，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达到了总人口数量的7%，年龄中位数超过35岁，正式步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造成了整个国家处于“未富先老”的状况下，即人口年龄的老化程度快于经济发展水平。一方面，医疗条件的改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经济的转型以及社会观念的改变使得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在短短的半个世纪经历了从相对年轻型的人口到老年型人口的转变。另一方面，虽然我国经济一直高速增加，但人均GDP还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居民的人均收入及消费水平并不高，尤其是近几年来我国的居民消费水平一直在低位徘徊，并且城乡消费差距也还十分明显。
如图1所示，2000年来，我国居民消费率逐年下滑，虽然这一趋势在2010年之后有所缓解，但是居民消费率一直处在50%以下的水平，这与钱纳里等人提出的标准结构中工业化中期阶段65%的居民消费率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从图1中还可以看出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到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为16674元，而农村居民仅为5908元。在影响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因素中，收入是一个重要原因。同时，城乡居民在消费观念、家庭年龄结构等方面也存在差距，尤其是随着城市化的进行，农村人口的大量迁移，使得落后的农村地区反而出现的更高的老龄化水平，并且我国城镇和农村的老龄化水平倒置情况还很严重，这对于居民的养老与城乡社会发展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那么，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城乡老龄化水平的不同是否会对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产生影响呢？本文对此进行了研究。
文献综述
关于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最主要的理论依据就是莫迪利亚尼等人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根据这一假说，消费者会将一生的预期总收入在不同年龄阶段进行最优配置，以取得跨期效用最大化。
以该理论为基础，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多方探讨，力求得出老龄化与消费或储蓄之间的关系。Leff（1969）对1964年74个国家的截面数据作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表明人口抚养比和储蓄率存在负相关的关系。然而，随后的Goldberger（1973）以及Ram（1982）则对leff的结论提出了质疑，他们通过实证研究认为抚养比和储蓄率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关系。Modigliani and Cao（2004）采用我国1953-2000年时间序列数据，对人口老龄化与储蓄率的关系进行计量估计，研究结果认为老龄化是我国出现高储蓄的一个重要原因。舒尔茨（2005）使用16个亚洲国家和地区1952-1992年间的数据，利用动态面板回归的方法检验了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的影响，认为老龄化会对储蓄率产生影响，但其影响是很微弱的。国内学者方面，王金营、付秀彬（2006）对我国自1978年以来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引入标准消费人概念和变量，并证明了人口老龄化对消费水平、消费规模和消费结构均有一定影响，并且老龄化水平的提高会降低未来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比率。李文星、徐长生、艾春荣（2008）利用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对1989-200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估计，考察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发现少年抚养比与居民消费存在负相关的关系，但是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于潇、孙猛（2012）通过对边际消费倾向的测算，认为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路径主要是通过改变社会总体消费倾向来实现的，但在人口老龄化发展进程中的不同阶段，会对总消费需求产生不同的影响。毛中根、孙武福、洪涛（2013）通过对1996-2010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测算，认为老年抚养比的提高是导致居民消费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人口老龄化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城市居民的消费支出，而对农村居民的影响则不显著。
总之，国内外学者对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水平关系的研究至今并无定论，而在进行城乡老龄化与消费水平关系分析时，以住的文献也是假设同一省份或地区的城乡老龄化水平相同。但事实上，城乡老龄化水平并不相同，并且存在倒置现象。因此，本文分别对2000年至2012年的城镇和农村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重点考察城乡二元结构下，老龄化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有着怎样的影响，并从城乡不同年龄阶段居民的收入水平、家庭结构、消费行为以及老龄化对社会的影响等角度分析上述结论。
城乡二元经济下老龄化与消费水平关系的实证研究
（一）数据说明
为了研究在城乡二元结构下老龄化对消费水平的影响，本文采用了2000年到2012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由于西藏自治区人口较少，且抽样数据的波动性很大，个别年份还存在数据缺失的情况，这严重影响整体数据的稳定性，因此笔者剔除了该地区的数据。
在这里，模型的建立相对简单，只考虑消费与人口年龄结构和收入的关系，没有考虑财政支出、利率、城市化及各地消费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该模型的重点在于研究老龄化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因此选取的数据包括城乡的老年及少年抚养比以及城乡居民的人均消费和支出。数据处理上，为了同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消费这两个变量相匹配，笔者将各地区城市及镇两个部分的老年及少年抚养比整理合并，得到城镇老年抚养比和城镇少年抚养比。该模型的居民收入与消费已扣除价格因素。
（二）计量模型设定
为体现城乡之间的差异，本文分别建立两个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基于面板数据的特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可以表述为：
（1）
（2）
这里，式（1）表示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方程，式（2）表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方程。其中，i表示经济区域，t表示时间，cons表示实际人均消费，old表示老年抚养比，young 表示少年抚养比，ln（income） 表示实际收入的对数值，对实际收入取对数的意义在于表示实际收入对实际消费支出的弹性，即衡量实际收入变化百分之一的情况下，实际消费量将会变化百分之几，从中也可以看出收入对城乡消费影响的差异。consit-1 和consit-2 表示滞后一期和两期的消费水平，用来衡量棘轮效应的大小，ε表示随机误差项。城镇和农村的方程构造和经济学意义相同。
对于面板数据模型参数的估计选择使用Arellano和Bond（1991）提出的二阶段GMM估计方法。在文献中，一般将他们二人提出的二阶段GMM估计方法称为标准一阶差分GMM估计。本文利用STATA12进行具体估计。
（三）实证结果
2000-2012年城镇与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水平与居民消费关系的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老龄化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的影响并不相同，老龄化与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负相关，并通过了10%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同时，老年抚养比增加1个百分点，收入会减少21.49元。而老龄化与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的关系不显著。少年抚养比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存在正向的影响，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其中城镇少年抚养比增加1个百分点会促进城镇居民消费提高22.09元，农村少年抚养比增加1个百分点会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增加15.11元。城乡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也很显著，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每增加1%，平均消费水平会增加27.78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每增加1%，平均消费水平会增长10.49元。此外，城镇和农村居民都会受到上一期和上两期消费水平的影响，其中上一期的影响更为显著，存在明显的棘轮效应。
城乡老龄化与居民消费关系实证结果分析
首先，城镇居民的老年抚养比与消费水平负相关，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城镇居民退休之后，收入减少，老人们需要动用之前的储蓄来养老，并且老年人自身也往往比较节俭，这会减少他们对自身的消费支出。第二，城镇地区生活相对富足的老人们有很强的赠送动机。在我国，老人们的代际消费倾向较高，他们往往对自己的消费比较克制，但是对后代则比较慷慨。尤其是在子女购买住房、汽车等耐用消费品上，老一辈的财富积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也使得老年人们会自觉减少自己的消费，而主动将储蓄赠予后代。第三，我国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强。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少子化成为我国家庭目前面临的主要局面，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1.18，其中城市为0.88，镇为1.15，农村为1.44，这与发达国家1.7的总和生育率相差很多。尤其对于城镇地区的老年来说，少子化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今后生活的不确定性增加。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孩子可以看作是居民为老年时老有所依所做的一种投资。但子女数量的减少使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得不为预防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而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另一方面，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老龄化与城镇居民消费的负相关关系仅通过了10%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这是由于一方面受传统的养老观念的影响，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会一部分地补偿老人退休之后的收入。另一方面，由于老年人来到生命的最后阶段，补偿消费心理比较强，一些年轻时没有体验和享受到的事物，他们希望可以在夕阳阶段得到补偿。因此，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老年消费水平的提高。
其次，与城镇不同，农村居民的老年抚养比与消费水平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主要原因在于，农村地区居民收入来源与城镇不同，他们主要依靠自己的劳动收入。并且一些身体强健的老年还可以继续劳动。表2显示了2012年城镇和农村老年人主要收入来源。其中，农村地区有28.48%的老年人主要依靠自己的劳动获得收入。但是，大部分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下降，不再劳动，收入减少，消费也会随之减少。但另一方面，如表2所示，农村地区超过半数的老年人还要依靠家庭成员的供养，这也会增加其他家庭成员的支出。且家庭成员对老年人不同的赡养方式也会影响家庭的消费水平。同时，由于农村家庭规模相对更大，子女相对较多，这对老人的赡养也更为有利。根据最新统计数据，2012年我国城市平均家庭规模为2.73人/户，这一指标，镇为3.09人/户，而农村则为3.19人/户。另外，由于农村地区的消费物资相对城市较为匮乏，尤其在医疗保健、老年文化娱乐等方面，这不利于农村老年人消费水平的提高。总之，这些方面综合起来使得农村地区老龄化与居民消费的正负关系不明显。
再次，实证结果中还可以看出，城乡的少年抚养比与居民消费都呈正相关关系。这与之前多位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孩子的增加必然会带来家庭消费支出的增长。但是，随着家庭规模的缩小，孩子数量的减少，加上预防性动机的增强，这些都会减少居民消费水平。结论中还可以看出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但需要注意的是，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对人均消费影响的绝数值并不相同，城镇是农村的近三倍，并且从实证结果也可以看出，城乡收入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城乡消费水平的差异。另外，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还会受到过去消费习惯的影响，棘轮效应比较明显。因此，消费水平的提高还需要一个过程。
另外，老龄化不仅影响了老年人的消费水平，还会影响其他家庭成员的消费，以及全社会的消费预期。在我国，家庭养老仍然是最主要的养老方式，老年人口的增多，必然加大家庭养老支出。而目前，我国老龄化还表现为老龄人口数量大，老龄化速度快以及高龄人口比重不断上升三大特点。预计到2020年，我国80岁以上高龄老人将达到2200万，这将是2012年的四倍以上。由于老年人身体机能以及行为能力大大下降，需要特殊的照顾，这更会增加年轻子女的家庭负担。子女对老人的赡养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老人的消费水平，但是会影响其他家庭成员的消费支出。同时，由于老龄化、高龄化已成为一种趋势，我国城乡居民的预期寿命也在逐年增加，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4.83岁，10年间增加了3.43岁。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增长，人们对自己未来的生活也有了更加长远的打算。为了可以在退休之后可以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居民也会自觉增加储蓄，从而减少当期消费。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我国城乡居民老龄化与消费水平的计量检验以及对实证结果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老龄化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不同，城镇地区老龄化水平与居民消费水平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老抚养比的提高会显著降低居民的消费水平；但农村地区老龄化与居民消费水平无显著关联性。
第二，城乡少年抚养比与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的关系。
第三，收入是影响城乡居民消费的重要原因，并且城乡居民都会受到过去消费习惯的影响。
针对以上分析结果，笔者认为要在老龄化加深的条件下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应当首先提高居民收入，尤其是老年人口的收入。其中农村地区老年人的收入亟待提高，并继续扩大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城乡养老金的并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做法。
第二，应该促进城乡在基础公共服务上的均等化，这包括基础医疗保健、社区养老设施、老年文娱活动等方面，从而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水平。
城乡二元结构范文5
关键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城市偏向”
“城市偏向”的发展战略是发展中国家实施“赶超战略”的具体表现，而在处于工业后期的国家以及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并不存在明显的“城市偏向”问题。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后发优势”的存在暗示着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制定合适的社会经济政策，以促进城市工业的快速发展，从而获取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获取工业化所需要的技术及制度安排方面存在着“有例可援”的好处。但随着“城市偏向”战略的持续性实施，城市现代工业在获得了廉价资源后却走上了畸形发展的道路，农村经济也陷入了恶性循环的困境，几近崩溃。可以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偏向”战略是一种合符理性的选择，而结果却与其“赶超战略”的目标背道而驰。由此可以看出，重新审视“城市偏向”战略，在我国追求城乡一体化的今天，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城市偏向战略的内涵及其背景
发展中国家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其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出发点，考虑到城市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及其所产生的拉动效应，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倾向于城市现代工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如工农产品的“剪刀差”价格政策、城乡二元户籍政策、财政金融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制度安排，为城市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总体而言，“城市偏向”战略以城市现代工业为核心，通过调整工农关系，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是理解“城市偏向”战略的关键。首先，农业在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但劳动生产率低下，主要原因是生产技术落后、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投入不足。在工业落后，服务业不发达的前提下，社会经济的发展依赖于农业生产和初级产品程度较高；其次，二元结构是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最明显的社会经济特征，这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过渡过程中，在政府经济政策的干预下，长期致力于城市现代工业的发展，而农村仍然以农业生产为主，生产效率低下；收入水平远低于城市工人工资；再次，农业部门存在着严重的隐性失业问题；最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以及国际上政治经济地位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况。由此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工业不发达、农业落后，经济发展缓慢。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表明，可以通过促进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以拉动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这正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后发优势”。因此，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具有非常强烈的追赶愿望，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借鉴和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安排，实现快速的工业化。于是“城市偏向”战略自然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首考虑。
二、城市偏向战略的理论基础
在城乡关系的研究方面，学者多在比较城市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经济活动及其效果后认为，城市工业部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而农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将日益下降。如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认为，收益递减规律支配着农业部门的生产活动，而城市工业则存在收益递增趋势(张杰，2007)，W・A・刘易斯(1954)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型对此有更深入的分析，而且指出，消除二元经济结构的途径在于现代城市工业部门的发展，以不断吸收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最终实现两部门边际劳动生产率相等，部门差别消失。费景汉和拉尼斯(1961)则进一步分析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的3个阶段，但也指出了农业部门的重要性，并强调只有维持两部门的平衡发展，才能最终完成二元经济转化为同质经济的目标。D・W・乔根森(1961)通过分析农业剩余与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来强调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性。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部门就业的过程，M・托达罗(1969)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首先流入城市中“传统部门”，然后再进入城市“现代部门”，在分析了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微观机理后指出，城乡预期收入差异与城市就业概率的大小是影响农民是否转移的关键因素。
总体而言，二元经济模型在考虑了传统农业部门的边际报酬递减，而城市工业部门的边际报酬递增等经济属性之后指出，为了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必须首先发展城市现代工业，以吸收剩余劳动力，并通过提高边际农业生产率，最终实现城乡经济的均衡发展。由此不难看出，二元经济模型正是“城市偏向”战略的理论基础，而艾伯特・赫希曼(1958)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对此有清晰的说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最大的障碍就是资金不足，因而要集中有限的资金和资源，发展城市现代工业，以带动整体经济的发展(李广舜，2006)。弗朗索瓦・佩鲁从空间经济研究的角度，也为“城市偏向”战略提供了理论支持，并进一步说明了中心城市之所以能够成为增长极的原因(鄢洪斌、袁媛，2004)。佩鲁的增长极理论认为，增长并非以等概率机会出现在各经济地理区域，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中心城市极核上)。主要原因有：城市工业部门强烈的技术创新愿望及其扩散能力；源于创新的发展而诱致的资本聚集以及随后的输出；基于前两者的作用而产生的规模经济效益；并进一步产生积聚经济效果。
考虑到城乡经济联系的内在规定性，无论是二元经济模型，还是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与佩鲁的增长极理论，都在强调优先发展城市现代工业的同时，还通过创新扩散而产生的淋下效应，增加农村地区的产品购买、投资增加以及农村居民向城市的非农化转移等，以提高农村地区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消费水平，这方面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弗里德曼的“核心一”理论与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李小键，2002)。
约翰・弗里德曼(1966)首先基于熊彼特的创新思想建立了其空间极化理论，在意识到创新扩散后，才构建了“核心一”理论。该理论认为，核心区是具有较高创新变革能力的经济地理区域，区则是与核心区存在着广泛联系的、承接创新扩散的经济地理单元。核心区可位于空间系统的任一网络结构上，其作用机理主要表现为：核心区通过供给系统、市场系统、行政系统来组织自己的依附区；并向区传播创新成果；因而核心区增长的
自我强化机制有助于该空间系统的发展；而且随着系统信息的流动，创新将溢出特定空间系统的承受范围，诱致空间系统内次级核心区的出现，并形成新的次级区。进一步解释核心区与区之间相互作用的微观机理的是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
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基于传统的静态均衡分析方法，认为市场机制能自发调节资源配置，从而使各地区的经济得到均衡发展。缪尔达尔认为这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事实上，长期信奉市场机制的发达国家也没有实现地区的均衡发展(鄢洪斌、袁媛，2004)。因而建议采用动态非均衡和结构主义分析方法，来研究城乡空间发展问题。正是在此基础上，缪尔达尔提出了“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是缪尔达尔用来解释城乡经济相互作用机理的主要概念。所谓回波效应，是指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并将导致城乡间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而当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其外部经济效益逐渐变小，经济增长势头趋缓，其时生产要素将向落后地区扩散，从而有助于落后地区的发展，缩小城乡差距，这就是扩散效应。
综上所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偏向”战略，不仅得到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支持，而且也获得了来自于区域经济理论以及空间经济研究成果的强力支持。
三、关于城市偏向战略的讨论
毫不讳言，“城市偏向”战略一方面得到了众多发展经济学家的支持，但同时也有学者对此持批判态度，特别是那些关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城乡差距的学者。有学者指出，从1948年至1960年，发展中国家人均粮食产量平均增长率仅为0.6％，而1960年到1970年，降为0.1％(李广舜，2006)。由此可以看出，这种“惟工业化”的城市偏向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固化甚至强化了城市与农村之间不合理的利益格局，扩大而非缩小了城乡差距。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或城乡关系都是城市偏向的，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马远军，张小林等，2006)。
对发展中国家以现代工业为中心的“城市偏向”发展战略的批评，首先来自于利普顿(Lipton)(景普秋、张复明，2003)。他认为，城乡关系的恶性循环是不发达国家之所以不发达、穷人之所以穷的根本原因，并指出发展中国家城乡关系的实质，就在于城市集团利用其自身的政治权力，通过“城市偏向”政策使社会资源更多地流向其利益所在，而农村集团只能获得更少的发展资源。由此可以看出，城乡差别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城市集团与农村集团利益上的矛盾与冲突，而政府的“城市偏向”战略却强化了两者之间的利益分配格局，其结果便是农民更穷。而科布纳基(Corbridge)(1988)认为，“城市偏向”的症结在于低廉的食物价格以及其他一系列不利于农村的价格政策，偏向于城市工业的投资战略及由此引起的乡村地区技术的缺乏和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的落后。考虑到利普顿并没有从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去把握城乡关系，因而并不同意利普顿基于城乡政治对立的“城市偏向”分析。
与自上而下的“城市偏向”发展战略相反，朗迪勒里(Rondiaeli)主张以农村为基础、自下而上的发展战略，同时强调城乡经济联系的重要性(马远军，张小林，2006)。这主要是因为，农业剩余产品的市场在城市，大部分的农业投入来自于城市，因农业生产率提高而释放出来的农村劳动力需要到城市寻找就业机会，许多社会、医疗、教育等服务设施也都由城市提供。另外，政府应该在相对分散的一些聚居区进行战略性投资，以便为农村人口提供自下而上发展的基本条件，同时致力于中小城市和城镇网络的建设和完善，以缩小城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斯多尔(stohr)和泰勒(Taylon)进一步指出，自下而上的发展应以各地的自然、人文和制度资源的最大利用为基础，以满足当地居民的基本需求，而且应由下面来发起和控制(鄢洪斌，袁媛，2004)。斯多尔指出，实施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第一要务是建设和完善城乡之间以及农村内部的交通网络和通讯网络等基础设施，同时在政治上给予农村地区更高程度的社会经济发展自，调控价格体系使之有利于农村经济活动的开展，并鼓励农村经济的外向型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麦吉(McGee)(1991)从城乡经济变迁的角度，探讨了既非城市也非乡村的经济地理区域Desakota区，为发展中国家改变“城市偏向”战略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所谓Desakota，主要用以说明在亚洲大城市交通走廊地带的农村地区所发生的、以劳动密集型工业、服务业和其他非农产业的迅速增长为特征的、商品和人流相互作用十分显著的发展过程，Desakota既不是农村，也不是城市，但同时具有这两种社会的特征，是城乡两大地理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空间形态。该研究从城乡联系与城乡要素流动的角度，研究了经济变迁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也暗示了可以通过合理的城乡布局，来改善城乡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可行性。
国内学者在“城市偏向”战略方面的讨论，以我国城乡经济的发展现状为出发点，大多立足于我国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考虑到缩小城乡差距以及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等现实需要，调整以现代城市工业为核心的发展战略，探讨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等政策措施的制定及实施。在中国利学院递交的国情研究《生存与发展》(1989)以及《城市与乡村》(1994)中均指出：传统农业、农村与现代工业、城市之间的二元经济结构矛盾是中国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一，且尤为突出，以城市工业为发展重点的战略带来的是城市化滞后、现代化受阻和农村贫困化等现象(景普秋、张复明，2003)。在这种背景下，改变“城市偏向”发展战略，实现城乡经济均衡发展就成为了国内大多数学者的共识，并进一步指出，应该将发展重点向农村倾斜，制定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促进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以从根本上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但也有学者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目前实施城乡经济均衡发展超越了我国现阶段的城乡关系准则，因而城乡一体化理论不能作为调整我国城乡关系的指导思想王圣学(1996)。周加来(2001)也认为，城乡关系演变的路径是：乡村孕育城市－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乡融合－城乡一体，而城乡一体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城市化的最高阶段，我国现阶段提出城乡一体化设想是不切实际的。王振亮(2000)城乡―体化称作“新乌托邦”，认为城乡一体化模式的本质就只能是平衡增长，而平衡增长依赖于国家制定统一的经济发展计划，其实质是建立垄断，消除竞争，所以在目前没有
实际操作的可行性。
在探讨城乡经济关系方面，不仅有上文所述的“非均衡发展”学派，也有学者持“均衡发展”的观点。前者以动态的结构主义方法为基础，以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变迁为对象，而后者立足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一般而言，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畴内，并没有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问题，在“均衡派”学者如拉格纳・纳克斯、哈里斯和托达罗以及芒福德等人(景普秋，张复明，2003)看来，只要市场机制能够运转正常，各种生产要素在利润的驱动下，将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进行合理的流动，因而不会出现城乡经济差异的现象，制定“城市偏向”战略也就不必要了。通过分析发现，“非均衡发展”学派是“城市偏向”战略的支持者，而“均衡发展”学派则否认“城市偏向”战略的必要性。
四、城市偏向战略的评价
以现代城市工业为核心的“城市偏向”战略，之所以成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选择，是发展中国家较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然。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强烈的发展自身经济，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并进而提高其国际地位的愿望；另一方面，发展经济学家的理论研究所展示出来的“后发优势”，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其赶超愿望提供了支持，而更为重要的理论支持如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赫希曼的“空间极化”理论与弗朗索瓦・佩鲁的“增长极”理论、约翰弗里德曼的“核心一”理论与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等，则促发了以“唯资本化”、“唯工业化”和“唯计划化”为主要内容的“城市偏向”战略的制定及实施。可以认为，“城市偏向”战略是发展中国家考虑到其社会经济条件而做出的理性选择，也得到了理论研究成果的支持。
不可否认，虽然“城市偏向”战略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现实相符合，具有客观而理性的内在逻辑，但‘‘城市偏向”战略的实施过程及其实施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对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在考察了城乡关系后，极力主张建立城市中心，形成更大的区域统一体，重建城乡之间的平衡，使全部居民都享受真正的城市生活。但刘易斯只强调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没有考虑到农业部门的发展。费景汉和拉尼斯也只是从保证工业部门扩张的角度阐述了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在这一模式中，农业部门始终处于附属地位，农业只是一个向现代工业提供资本积累和输送劳动力的被动部门(杨立新、蔡玉胜，2007)。也有学者反其道而行之，如改进后的托达罗模型，不是把农业和农村作为工业化的一个工具，而是视为发展目标。并指出，实现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不是依靠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迁移，而是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但模型对现代工业部门增加就业的结果持消极态度，也没有揭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对于改造传统农业的重要意义。这种或单独强调工业，或单独强调农业，都不是“城市偏向”战略的应有之义。从经济联系的角度看，城市(工业)与乡村(农业)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空间经济系统，割裂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片面强调工业或农业，都将不利于城市和乡村经济的良性互动及发展，势必导致发展中国家让会经济的畸形发展。而事实上，“城市偏向”战略是在充分考虑城乡经济联系的基础上而制定的，否则就不会有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后的城乡经济一体化。
城乡二元结构范文6
关键词：二元经济结构；城乡一体化；居民
建国后中国采用苏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严格限制城市与乡村的自由发展，随着这种体制的不断强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对立也日益明朗。它的存在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曾经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负面效应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明显。城市与农村享受不同的待遇，城市享受各种福利待遇，农村则没有。封闭分割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并没有把中国带到现代化发展的轨道上来，反而走了弯路，导致了普遍的贫穷。“中国工业是快马加鞭，而农业生产却仅仅略快于人口增长而已。”[1]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并未完全消除。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下，片面地追求效率至上，实际上牺牲了公平。进入工业化中期，城乡差距反而急剧拉大，并且超出了国际水平。它的存在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沉重包袱，成为中国深化改革道路上的制度性障碍。如果任其发展势必会使农民积极性受挫，造成城乡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扩大，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最终会阻碍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
持续的、不断攀升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源关键在于不公平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它是造成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深层次根源，因此实现城乡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和公平，彻底根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问题解决的关键和根本。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制度的创新与完善。“良好的制度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实现经济利益的最优化。制度为每个参与经济活动的人设置了一套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行为规则，这就为每一个追求最大化利益的行为人规定了约束条件，制约着每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当制度约束有助于克服经济活动中的机会主义行为，有助于解决不付费的免费搭车行为时，它就能以比较低的代价换取较快的经济增长。”[2]
一、从政府方面而言，完善制度的具体措施
1.确立明确的产权制度。产权是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明确界定产权，可以减少交易成本，有效解决外部经济问题。对于农民而言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莫过于土地。而现行的土地制度赋予了农民承包土地的权利，而没有土地所有权，权利的排他性不强，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很难获得土地增值收益。因此建立明确的产权制度，加强产权立法保护力度，确保农民利益不受损害，让农民和市民共享改革发展带来的实惠。
2.改革城乡二元财税体制，扩大公共财政的覆盖范围，加快建立以工带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要顺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下决心调整国民收入格局，特别是调整国家建设资金的结构和投向，大幅度增加对三农的投入，建立财政支农基金稳定增长的机制。同时加大支农资金协调整合的力度，突出支出重点，提高使用效率，集中力量办大事”。减轻农民负担，使农民能够在国际大环境下与其他人公平竞争。
3.放活农村体制，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强大活力。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推进征地户籍等制度改革，逐步形成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支持农民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着力培育一批有竞争力，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组织与农户有机结合的组合形式，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社会化程度；完善粮食流通体制，实行粮食购销市场化和经营主体多元化”[3]。
4.建设服务型政府，实行“有限”政府的目标，防止权力滥用。权力是公共产品，应该为公众服务。对于政府的行为要依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严格规范，防止权力的“寻租”行为，提高政府的服务意识。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实施者，不应该直接干预市场经济，不应该直接参与资源配置，而要为不同的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创设良好的体制环境，提供优质的服务，以保证公平，体现正义。
5.建立完善的覆盖全社会范围的社会保障制度。市场不能保证初次分配的公平，对初次分配的修正实质是对机会不均等的修正。保护弱者是人道主义的要求。要逐步把农村也纳入社会保障的范围，使农民与市民能够在同一起点上进行公平的竞争而无后顾之忧。要加大二次分配的调节力度，保障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
二、建立全国统一的平等竞争的开放的市场体系
建立全国统一的平等、竞争、开放的市场体系，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也是必不可少的。具体说来，主要应做到以下几点：
1.给予农民完全的“国民待遇”。市场经济的价值准则是平等自由，每个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平等，自由进出市场，他们的利益追求不同，需要调节。当前中国改革中关键是利益关系的协调。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民的利益保障机制残缺，为了经济发展而牺牲他们的利益不能建成和谐社会。为了社会的长远利益，既要使大多数人共同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又要使大多数人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要建立合理的利益结构，给予农民完全的“国民待遇”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2.市场经济要给予每个市场主体充分的自由和机会。当前中国城乡居民巨大的收入差距主要原因是农民收入太低了。“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的同等机会，社会必须更多的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4] 对于农民提高收入，缩小差距，就业是关键。而“弱势群体能够用来获取财富的唯一手段就是他们的劳动力，因此要提高他们的经济地位，唯一可持续的办法是给予他们所拥有的劳动能力以最大最充分的就业机会和按供求决定的合理价格”[5] 。资源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才会产生经济活力，因此，要保障劳动力、技术、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和资源在城乡间流动畅通，从而带来更多的机会以缩小城乡差距。
三、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加快农业的现代化进程的步伐
“人口城市化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社会进步的标志”。今后我们必须淡化“城市偏向”，着眼于弱化和最终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按照平等的原则，积极推进城镇化发展战略，调整和规范城乡关系，使城乡居民享有平等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政治地位，以加快农业农村发展，不断提高农民收入，以加快城乡经济的融合和协调发展。消除制度化障碍，建立平等、竞争、自由、流动、统一、开放的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市场，特别是消除城乡间的就业歧视和择业差别，使劳动者能够根据自身的利益追求和特长自主择业，形成劳动要素合理配置的局面。建立新型的城乡平衡发展战略，为城乡居民提供追求自身发展的同等机会和条件。”[6]同时要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和规模经营，按照社会化和市场化的本质要求完成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四、建立公平的教育体制
教育是准公共产品，具有社会效益。“当没有其他的措施来保证收入差距不致于太悬殊时，不断增加受教育的机会能够使弱势群体彻底摆脱贫困，形成持久的拉平差距的趋势”。努力推进教育机会的平等，人人都能接受教育，使每个人的能力都得到提高，提高人的素质，增强弱势群体的自我发展能力，逐步实现劳动者起点的一致。同时也为彻底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创造条件。
综上所述，在经济全球化纵深发展，中国融入国际化的程度越来越高的条件下，自由、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成为我们追求的共同价值准则。人类的发展最终将消灭“一部分人的发展建立在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发展上”的不平等现象。社会要想迅速发展，必须保障大多数人享受发展的实惠，以此达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才能一帆风顺。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不正义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赘瘤，消解它是大势所趋。坚持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是我们始终坚持的准则。从二元走向一体，实现经济正义，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物质条件；消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发挥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实现城乡经济互补，为彻底消除城乡对立，建立新型城乡互动关系，实现城乡一体化准备条件；实现经济正义，对中国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顺利实现现代化，保障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许欣欣.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姜法芹.加大改革力度，促进农民收入增长[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4，(2).
[3]金人庆.大力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N].人民日报，2006-03-03(12).
[4][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京华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