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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爱情的诗句范文1
七夕（五代·后唐）杨璞未会牵牛意若何，须邀织女弄金梭。年年乞与人间巧，不道人间巧已多。七夕 （唐）权德舆今日云骈渡鹊桥，应非脉脉与迢迢。家人竟喜开妆镜，月下穿针拜九宵。七夕 （唐）徐凝一道鹊桥横渺渺，千声玉佩过玲玲。别离还有经年客，怅望不如河鼓星。鹊桥仙（宋）秦观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七夕醉答君东 （明）汤显祖玉名堂开春翠屏，新词传唱《牡丹亭》。伤心拍遍无人会，自掐檀痕教小伶。
韩庄闸舟中七夕 （清）姚燮木兰桨子藕花乡，小草 多少泪珠何限恨，倚阑干 (李景《摊破浣溪沙》)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 (李煜《乌夜啼》)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李煜《虞美人》)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李煜《浪淘沙》)
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 (顾芎《诉衷情》)
绿杨芳草几时休？泪眼愁肠先已断 (钱惟演《玉楼春》)
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范仲淹《苏木遮》)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晏殊《浣溪沙》)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莎莎课件站[*]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欧阳修《蝶恋花》)
聚散若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于谁同。(欧阳修《浪淘沙》)
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留春住 (王观《卜算子》)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晏几道《临江仙》)
今宵剩把颍钢照，有恐相逢似梦中 (晏几道《鹧鸪天》)
残睡觉来人又晚，难忘，便是无情也断肠 (晏几道《南乡子》)
两鬓可怜青，只为相思老 (晏几道《生查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苏轼《江城子》)
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苏轼《江城子》)
有关爱情的诗句范文2
关键词：初中语文教学 唐诗 语文素质 人文性
一、初中语文教学中古诗蕴涵的价值
1.以古诗之美丰富学生思想
入选初中语文教材的诗歌都是文质兼美的作品，里面富含着作者丰富的思想情感与审美观念，作为教师在平时教学活动中应将这些思想与审美观念，通过对学生的讲述与引导，对其加以熏陶、传授，从而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帮其树立正确的积极向上的人生目标。初中古诗词中蕴含的思想与审美观念可分为以下几种：
（1）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社会责任感。这类作品在古诗词里面占据多数，其感情浓烈，富有感染力，读者读来荡气回肠。比如：在国家动荡不安，战乱四起、民族危难的年代，诗人用行动，用诗歌表达自己誓死卫国的决心，如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大诗人杜甫因国家动乱，到处漂泊，但无时无刻不挂念国家安危及黎民百姓生活，“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一句句无不反应了作者的悲愤与痛彻心扉，表现出了杜甫本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2）对理想执着追求的意念。大诗人李白虽然满腹诗书，却一生潦倒，怀才不遇，空怀一腔为国建功立业的情怀，但他仍然对追求理想拥有着“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执着，拥有“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乐观心态，等等。
（3）向世人传达一种纯洁美好的人间真情。古人用大量的古诗词不断歌颂着人世间的亲情、友情、爱情。《诗经》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表达了男女对纯真美好爱情的执着追求。“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形象生动地表达了老母亲对孩子的关爱与依恋。友情在中学生阶段很重要，古诗词中有不少表达友情的美好词句，如“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等等。
（4）对生活、对大自然的热爱。古诗词中有不少写景的诗篇，从古代诗歌中可感受到古人对祖国江山、对大自然的由衷热爱。比如教材中的《钱塘湖春行》《西江月》《题破山寺后禅院》等。里面蕴含了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同时也表达了只有留心身边一草一木，关注生活点滴，才能将生活如此美妙地传达出来。
2.以古诗之美发展学生语文能力
古典诗词体现着丰富的艺术美，其表现主要如下：
（1）音乐美。古典诗词最早就是以歌唱的形式表达出来，每首古词都配有曲，曲就是配乐唱的，其音乐性也就不言而喻。古诗多音律和谐，章节复叠，有着浓烈的音乐性和节奏感。在唐朝之前成为古诗，之后成为格律诗，古诗多不讲究平仄和对仗，律诗对格式要求十分严格，必须讲究平仄，以求得声调的抑扬顿挫，朗朗上口。
（2）语言美。诗歌是最精美的语言艺术，诗中的每一个字对诗整体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古诗词中的每一个字都是作者经过千锤百炼、反复推敲得出来的，诗中每一个字都有不同的韵味，饱含了不同的意境。比如可比较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与“悠然望南山”中“见”与“望”的区别。很明显，“望”字缺少一种悠闲的意蕴。
（3）意象美。诗歌形成过程中需要诗人精神情感异常饱满、激烈，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这种广阔深远、自由新奇的审美想象。因此语文教师必须抓住诗歌这一特点丰富学生想象力，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在古诗词教学中，教师可利用幻灯片、讲述诗歌写作背景、诗人个人经历等措施，积极调动学生想象力，使其展开联想与想象，用自己的感情体验与经历去感受诗歌中所要表达的思想意蕴与丰富画面。
（4）结构美。要让学生真正理解诗歌的意境，还应在教学活动中让他们了解一下诗歌的构思结构特点。古典诗歌的构思结构主要有以下几种：叙述故事情节的构思方法（《木兰辞》），写景抒情或怀古抒情的构思方法（《钱塘湖春行》《赤壁》），以幻想结合现实的构思（《雁门太守行》）等等。除此之外，托物言志、情境交融等抒情方式，想象、以小见大、动静结合等表现手法，拟人、对比、双关、夸张都是修辞手段的有效运用，使得古诗结构与意境更加丰富。所有这些在古诗词的教育教学活动中，都应向学生加以传授，进而引导学生从整体上把握诗歌的艺术结构与思想意境。
二、实现古诗教学价值有效性的途径
初中语文教材中的古诗词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底蕴，不仅如此，它也有助于培养初中生的语文能力和语文学习习惯。
1.吟诵朗读
诵读是学习古诗歌的有效途径，它能让学生在吟诵过程中感受诗歌的情感美和音韵美。出色的诵读不但能够让学生读出诗歌抑扬顿挫的节奏感，也能将学生引入到诗歌所表达的思想情感之中，从而加深学生对它的理解与掌握。同时，诵读诗歌要讲究节奏，各词字的语音、语调都会有轻重之分，这样既能读出音律美，也能传达诗人的思想情感。不仅如此，在吟诵过程中还能加强学生古诗词量的积累，为今后的学习及写作打下基础。
2.通过比较联系法加深学生对古诗的积累
比较联系法可有效减少学生古诗词书写过程中的错别字的现象，比如“亲射虎，看孙郎”与“西北望，射天狼”中的“郎”与“狼”的书写。通过平时的比较联系可有效帮助学生区分并理解。
比较联系法可帮助学生积累古诗词蕴含的传统意向。比如古典诗词中常见的“燕”与“雁”的区分。通过对含有这两字的诗句进行分析发现，几乎所有含“燕”字的诗句都有春天有关，代表了春意盎然，成为春天的象征；带有“雁”字的诗词多与秋天相关，出现意象多为大漠、边塞等，通过类似比对，学生对古诗句的意象理解也就更加深刻。
总之，语文教师在诗歌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善于联想与想象，使其认识到古典诗词的存在价值及其所能产生的影响，增强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积累，掌握正确的语文学习方法，从而促进学生语文学习能力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有关爱情的诗句范文3
中国民歌有着悠久的传统，远在原始社会，我们的祖先在狩猎、搬运、祭祀、娱神、仪式、求偶等活动中便开始了他们的歌唱。由于民歌是劳动人民的歌，劳动人民在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是被人看不起的，他们的歌也遭受到同样的命运，甚至在元、明、清三代屡遭帝令禁唱。在原始时期，歌与舞是结合在一起的，直至今天，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仍然保留着歌舞不分的古老传统。
公元前五世纪左右编成的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民歌词集，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的部分，就是当时各地的民歌。西汉时期，政府设立“乐府”，收集各地民歌，以察民情。
当前，不同的学者对中国民歌有着不同的分法：有的学者将其分为号子、山歌、小调三大类，有的学者将其分为号子、山歌、小调、长歌与多声部歌曲四大类，还有的学者将其细化，分为号子、山歌、小调、儿歌、宗教歌曲、长歌与多声部歌曲等，而这些歌曲都各有其意义。
中国民歌大分为三类：
号子：也称为劳动号子，是人们在进行体力劳动时编唱并直接为之服务的民歌。在中国，号子有不同的称呼，北方称之为“吆号子”，南方称之为“喊号子”。号子的节奏十分鲜明，以调节劳动情绪为主，如采茶歌、草原牧歌等。
山歌：指各种山野歌曲，它是人们在上山砍柴、田间劳作、野外放牧、停脚小歇时，为抒发内心情感或向远处的人传递情意、对答传语的即兴编唱，有直畅性、单纯性、自由性的特点。
小调（中国音乐）：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休息、娱乐、集会等场合演唱的民间歌曲，也就是说除了劳动号子、山歌以外的各种日常歌唱的小型民歌都可以归入这一类。小调常由职业或半职业的艺人演唱，流传性广。
中国民歌细分为六类：
劳动歌：指劳动号子等各种在劳动中唱的歌。有的直接配合劳动动作，节奏十分鲜明；有的只是调节劳动情绪，如采茶歌、草原牧歌等。
仪礼歌：专门用于各种民间仪式和民间礼俗的民歌，如民间婚礼上使用的撒帐歌，民间建房时使用的建房歌。
时政歌：主要内容是时事政治评论的民间歌谣，其政治意义高，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生活歌：表现群众家庭生活与劳动生活内容的民歌，如反映农民生活的《十二月长工歌》，集中揭示了长工与地主之间的尖锐矛盾。
情歌：即有关爱情的民歌。它是民歌中数量最多、最动人的一种，如四川民歌《高高山上一树槐》，所表现的是一位姑娘久等情人不至后的怅惘。情歌在中国部分少数民族中是青年人恋爱、择偶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交际工具。
儿歌：儿童演唱或朗诵的民间歌谣。中国古代特定时期产生的童谣由于是时政预言性质的民歌，不属于儿歌。儿歌的内容主要是游戏儿歌、绕口令以及大人逗小孩的歌。
在中国古代，民歌是一种富于生命力的口头创作，其优秀作品具有高度的术价值，相反大部分近代中国民歌的艺术价值却很低。在中国文学史上，民歌是诗歌与文学的始祖，是作家创作的源泉之一，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以及词、曲等文学体裁都起源于古代民歌而后为作家所采用的。
有关爱情的诗句范文4
这个名人楷模就是著名作家诗人鹏鸣。镜框里有他的近照并写着：
鹏鸣简介，1958年生，陕西白水人。新疆大学、延安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西安外事学院等海内外十余所高等学府客座教授。已出版有选集、文集及文艺理论、诗歌、散文、小说、评论、报告文学等文学专著八十多部，总计六千余万字，其中大型爱情组诗《致情人365首》《鹏鸣情诗选》《鹏鸣情诗经典》《秋夜听风》《绝妙诗语》《娘在我的心上》《因为我爱你》《首都情诗》《别了 美丽的焦河湖畔》《鹏鸣抒情诗选》《鹏鸣长诗选》《鹏鸣纪实文学选》《向贫困宣战》 《中国诗歌史略》《世界文学简论》《帝国的诅咒》等代表性作品被翻译成多语种版本行销海内外。他的创作活动也很受文学界瞩目，有关他的研究资料结集有《鹏鸣研究资料汇编》十二卷本，传略被收入美、英《世界名人录》等典籍。自2000年起，曾以自己的稿费购买了价值310余万元的各类书籍，无偿捐赠给国内各大学图书馆，还为故乡捐资30余万元建造希望小学一所。捐资三万余元为我校购置20架电子琴和一套校园广播设备。
回到家里，我告诉老公：“没想到你们白水还出了这么一个大作家，这么多年咋就没听说过？”
我老公说：“鹏鸣？我认识啊，他弟弟，不知是哪个弟弟，和我高中同学。那么有名气吗？不会吧？当年只知道他在铜川干事。”
我说：“你还不信？我搜给你看！”
还真是墙里开花墙外红啊，在外面名气那么大，一拃远的我们居然不知道，哈哈，我自愧与文学脱轨绝缘已久啊。
出于对乡情的偏爱，也出于对文学大师的膜拜，我先在网上搜看了一些有关鹏鸣其人其事其作。
直到2014年四月初，我新开了新浪博客，新奇中，每天抽空欣赏一些文学名人博客，算作学习，也似乎重新染指文学、与文学有了瓜葛。
因为沈俊峰老师，我浏览了许多皖籍作家博客，
因为王跃文老师，我浏览了许多湘籍作家博客，
因为莫言老师，我浏览了许多鲁籍作家博客……
有一天，我突然想，我是陕西人，我何不浏览一些陕籍作家的博客？多了解一些本土文化信息。
于是，我想起了白水籍作家鹏鸣。就这样，在诸多鹏鸣博客里，我锁定了“鹏鸣诗生活”新浪博客关注学习，从他本人的文字中，和他的崇拜者笔下更加深了对他的了解。
第二天我就发现他回访并关注了我的博客，令我的博客蓬荜生辉，纷纷有许多文人紧跟着来访。因为他先后收藏了我的博文《梦惊愚人》、《婚姻中的乐趣》、《相见不如怀念》、《蒲公英——颖骄亲情散文集序》、《邂逅名人》还有《忍者风范》，还喜欢了我的博文《奖牌》、《记者如斯》、《颖骄古体诗词集》等。
这些我一直羞于拿出手的作品被文学大师收藏了，让我无比惊喜倍受鼓舞，这是多么难得的荣耀，何等珍贵的认可啊？
我看到他关注我的博客的通知，遂点击求加为博友，在填写求加附言时，我犹豫了一下，粘贴了我的一首词《玉楼春.家乡》：
富士苹果甲天下，杜康美酒香九州。
仓颉文祖象形字，文明华夏几千年。
百业待兴齐发展，渭北明珠林皋湖。
北望天下第一槐，云台山前有家园。
2013-12-12颖骄
我当时就想，如果他真的是鹏鸣本人，从该词内容就会看出我的来历。
第二天早晨一进博客，就看见了他的回复，询问我原籍具体在铜川什么地方？现在具体在白水什么地方？并且说两地他都非常熟悉。
我一一详细回答之后，再上线就收到他留下了手机号码，并且十分豪爽地说：“你随时可以拨打和发短信。”还没有名人给我留过电话号码，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连忙回复了我的手机号和号给他。
因为那段时间，网速十分不给力，博客点击很久，一直处在加载中，白屏好几分钟什么也看不成。我很难细读“鹏鸣诗生活”博客，又加上自卑心理作祟，几次想打电话给他，最后都打消了那个念头，怕拨通之后不知道该说什么，变得结巴、沉默、进而陷入尴尬的寒暄、挂断、懊悔。虽然是乡党，可毕竟人家是素未谋面的名人啊。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共同语言在哪？尽管老公一再说：“你就问问他弟弟现在在哪？联系一下多年未见的老同学嘛。”但我想，还是慢慢细读他的作品之后，带着疑问再请教比较妥当。
然而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接到来电，一看是鹏鸣老师，连忙接通电话，尚在惭愧和敬畏中的我一时间不知如何开口，就听见手机中传来浑厚的白水乡音亲切地叫了一声我的名字，我顿时不那么紧张了，象接到亲戚的电话一样，对答自如了。
鹏鸣老师首先提到的是那个生我养我的小山村周家沟，说他1976年曾经去过，和我们村几个人共过事彼此相熟。我吃惊了。
我从网上得知，从他的《普洱之路》、《诗意库尔勒》、《边陲明珠》、《大美唐布拉》也不难看出，鹏鸣老师曾出访过60多个国家和地区，做文化交流或访问学者，受邀常去祖国边陲。 然而，他居然还清楚地记得三十多年前那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山村，就连当年的乡长不见得能回忆起的，如今已被肢解并入别村的那个别名为“沟里”的村子。
听到鹏鸣老师讲述村子周围的一切，是那样地熟悉真切，我愈加惊叹！
接着我们又提到我的中学母校矿中，他居然说出了当年老校长的名字！我在那里成长了18年，直到高中毕业离开，但有谁要问我老校长叫什么，估计我得想半天才能想起来。我再次惊叹于他的记忆力，由此可见，他对自己过去的点点滴滴都不曾忘记，他是一个不舍过去、 不忘本的人。
紧接着我们又提到我中专的母校化校，他立刻问是外院后面的那个吗？我由衷地激动了！还有人居然记得那个名不见经传，处在西安那样一个高校林立的都市夹缝中的那个学校，那个所有校友只允许自己天天骂千百句，不许别人损半句的母校。我知道鹏鸣老师是外院的客座教授，但他记得化校，还是让我颇为吃惊。
很自然又提到我曾经奉为铁饭碗，尽管碗里没饭还紧抱着多年不肯松手的单位，他说：“哦？那个厂，我知道。政府集资兴办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不算国企……”
一听这个，我当时的心情，何止一个佩服和惊叹可以形容啊！
这么多年，我很少提及这个让我梦想破灭的地方了，因为没有人知道，说了也是白说，还得解说半天，别人也未必明白。
后来话题又转入我目前的生活和孩子的学习状况，他说：“现在路修得好多了，你回家可以走环湖路，平坦而且近了，就经过我屋门前……”
到目前为止，同时熟悉我娘家和夫家村子的人屈指可数，而且同时又读过我的文章的人更是屈指可数，而且是名人的，仅鹏鸣老师一人。
在通话中，我求证了网上的传言，说他累计完成专著：小说、诗歌、散文、文艺理论、文学评论、报告文学等共计80多部。说他到60岁时就封笔，创办鹏鸣文学院。目前他应出版社催稿正在写一部百万余字的长篇小说，即将过半了。
谈到他的三弟，我老公的同学，还有他那位在故土发展的四弟，可以听出他也为弟弟们骄傲自豪。最后他鼓励我继续好好写作。
不知不觉中通话已将近半个小时，整个通话过程都在畅谈彼此的故乡，非常随和自然，没有让我感觉半点拘谨，这是我接通电话那一刻所始料不及的。真没想到，我认识了近老乡鹏鸣老师，却是在网上，却是从文字中。网络神奇吧？
他写的书一筐子也装不完，我何时才能读完？他却这么早就写好了。 当今文坛能达到鹏鸣老师这样高度、这样高产的作家并不多见。是他受博爱之心促使，不辞劳苦去祖国各地深入生活，观察体验，才写出了那些一部又一部的不朽篇章？是黄土高原天然的苍劲浑厚铸就了他豪爽仗义的风格？是焦河湖（即林皋湖）的湖水滋润、灌溉了他的诗思、诗情、诗风 还是苦难造就了一个伟大的诗人？或许兼而有之吧。
记得第一次收到他的纸条之一，仅有四个字：“不容易啊！”，我当时猜了半天，是什么不容易呢？是他不容易？还是我不容易？还是相识不容易？还是文学之路不容易？或许老师单指哪一方面，或许兼而有之。现在我觉得是兼而有之吧，确确实实都不容易。
“鹏出苍穹，真诚的抒情饱蘸着爱的赞礼；语出感伤，用沉稳的思索追忆魂牵梦绕的故乡；展翅翱翔，赞叹中鹏冲高空”。
这就是鹏鸣，鲲鹏展翅九万里，一鸣惊人天下知。
鹏鸣老师最后说他再过几个月回来避暑，我说到时候请允许我们一起去拜访，他说到时候电话通知我们。
我是您用苦辛编织的花瓣，
冲出冻土刚刚绽开叶片，
我是您蓝天下的风帆，
刚刚升上桅杆，
我是您止住了哭声绽开的笑脸，
我是您东方洁静的晨天，
是年轻的星辰大放光焰……
——鹏鸣《母亲的心肝是如此的纯净如此的鲜艳》
《隐居的情感》
——鹏鸣
我多想独自住在与世隔绝的深山
自己垦荒自己种田
种些土豆山芋荞麦玉米
养一群欢乐的小鸡
悠闲地给它们喂着小米
我多想独自住在无人的海边
拿根长长的尼龙线
系上我做的鱼钩挂上诱惑的食片
轻轻地洒向平静的水面
慢慢地点燃一支长长的香烟
我多想独自住在遥远的草原
搭起圆圆的帐篷扬起门帘
静静地躺在晚风徐徐地地毯
倾听着羊群在傍晚的叫唤
看我帐篷上空轻升的炊烟
我多想独自住在山青水秀的田园
自己砍柴自己做饭
自己划船自己耕田
和百鸟在林子里和睦相伴
和水牛在稻田里一起撒欢
他的诗句和本人就像所有黄土高原的赤子一样豪爽、随和、平实；
他的诗句和本人又像焦河湖的湖水一样柔和、广博、深邃。
从他的每一句话里都能深深感受到鹏鸣老师那浓重的焦河湖情结和对家乡的热爱，故土的眷恋，以及对文学爱好者的关爱。
挂断电话的那一刻，我突然想起前几日第一新闻还在讨论由谁代言陕西苹果比较合适，如果你看了由国际华语作家协会主编，世界中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作家大词典》封面人物，你就会觉得这个问题根本不用讨论了。
如果他公益代言了陕西苹果，我就回家栽苹果树去。
有关爱情的诗句范文5
关键词:《红楼梦》；电视剧改编；文化底蕴
中图分类号：J90-05文献标识码：A
《红楼梦》电视连续剧的重拍工作最核心的任务恐怕还是黄亚洲先生的改编工作。这项工作，应该是决定此次重拍能否超越“87版”的重要前提，也是能否树立起文学名著影视改编艺术新的美学坐标的关键所在。在重拍尚未开始之际，一切对于《红》剧改编工作的探讨都将是有意义的。而且，随着历史的前进，像《红楼梦》这样伟大的经典作品，重拍工作一定会继续下去，从而展现出特定时代的文化选择与新的电视审美水平。中国传媒大学曾庆瑞先生在其《中国电视剧原理》一书中说：“一部有深度和力度的电视剧艺术作品，应该富集厚重的文化蕴含，要么弘扬民族文化的精粹，要么渗透着创作者们对民族文化的深沉思考，而不管取什么视角，作什么倾斜，又都要放在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之中去加以审视。只有这样，电视剧艺术作品才具有了审美的价值。”“文化蕴含是电视剧的审美性体征。没有文化蕴含的电视剧不是审美的艺术。”［1］这些思想，对于《红》剧的改编无疑具有启发意义。
参照“87版”的艺术得失，对比今天已经变化了的时代背景和文化现实，分析当今文化环境中观众对重拍《红》剧的期待视野，以及目前黄亚洲对媒体所透露出的某些改编信息，笔者认为：能否充分挖掘原著的文化底蕴，把《红楼梦》的艺术浓度、思想深度和文化含量呈现出来，是《红》剧改编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本文立足改编难度与人文精神的文化选择，着重从原著诗意性因素的挖掘、情节安排，以及人物角色的把握来探讨改编对《红楼梦》文化底蕴的展现。
一、改编难度
《红楼梦》恐怕是古典小说改编中难以充分把握的作品之一，尽管改编者力图“忠于原著”，但往往又不能忠于原著，原因何在？客观上讲，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原著内涵之丰富性超出了以往任何一部小说，这使得改编者对于主题的把握难以周全，87版侧重家族悲剧、爱情婚姻悲剧两大主题，代表了当时对《红楼梦》文本解读的高度。时至今日，思想评价已经有了突破与超越，改变了原先过于机械单一的分析模式，达到了新的认识广度与深度，其主要成果可概括为：（1）文化定位。“《红楼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部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文化小说’”，“如果你想要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最好的――既最有趣又最为捷便的办法就是去读通了《红楼梦》。”［2］（2）悲剧定位。《红楼梦》是一部悲剧，是社会悲剧、人生的悲剧，又是一出爱情婚姻的悲剧，集中于大观园这个舞台上演的则是爱情、青春、生命之美被毁灭的悲剧。（3）阶级思想定位。《红楼梦》是我国古典现实主义皇冠上的明珠，表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和封建世家的衰败史，表现了封建阶级的一代叛逆者哀痛欲绝的爱情悲剧。（4）审美定位。以贾宝玉为轴心，以他独特的视角来感悟人生，是人类审美智慧的伟大独创性体系。（5）哲学定位。《红楼梦》乃“天人感应”文化哲学。“天”乃“天书”，借神话外衣把握人类的生存状态、情感形式、命运归宿，叩开了已经诗化了的神话大门，体现着18世纪中叶中国文学对人的理解的新境界、新深度；“人”乃“人书”，以贾宝玉为轴心，探索一种新的人生方式，这种人生方式力图挣脱和超越古旧中国的社会规范、家族规范和人生规范，显示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理想人格（如陶渊明、李白形态）向现实形态的靠拢。“天人”合一乃《红楼梦》之“天书”与“人书”的结合，借神话外衣来展示现实世界。［3］（6）社会学定位。在社会人生困境中，《红楼梦》采取了某种意义或某种形式的对自然人生的回归，如世外仙境般的大观园、栊翠庵的白雪红梅、史湘云醉眠芍药P，这都是人与自然的相融之境，在物我两忘、适意随心中达到自我实现的辉煌瞬间，正是庄子哲学与禅宗精神的现实体现。
第二，这部小说充分开拓了语言艺术的延展空间，代表了中国古代重“神似”、讲“意蕴”的审美传统，从而增大了由语言艺术向电视艺术转化的难度，比如小说借助诗歌、神话等形式所烘托并暗示的诗意氛围如何体现，如何通过人物的言行举止恰当而又自然地把握其个性神韵等等。此外，这部小说的“非情节”因素，使其表现出忠于生活原生态的特点，与追求情节性、冲突性的电视剧艺术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天然矛盾。若能够充分地重视这些方面，并且集思广益，力图在电视剧的叙事中自然而然地表达，应该是改编工作中最有难度、也最有价值的一个制高点。
二、改编对人文精神的文化选择意义
改编其实也是一种“诠释”，不同的改编，体现的是不同的文化诠释选择，大众文化与人文精神并存应该是今天的艺术创作导向，而《红》剧人文精神的体现，重在对《红楼梦》文化底蕴的把握与表现。因此，《红楼梦》这一重要传统题材的改编如何立足于今天的时代背景，能否体现文化含量，并以电视连续剧的艺术方式对上述问题给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解答，对于我们国家的电视剧制作行业无疑具有启发意义与典范效应。
当下的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不再是以从前的精英文化为主体的诸种文化现象，而是大众文化领域。对电视剧的文化研究，更多地要从作品呈现的叙事缝隙与表现的文化症结入手，阐发作品所具有的文化意义，揭示作品所反映的文化环境的意识形态症候。《红楼梦》的剧本改编应以近二十年学术界对此书文化意义的探索成果参考，挖掘原著的文化精髓，体现时代的文化选择。蒙特鲁斯说：“我们的分析和理解，必须是以我们自己特定的历史、社会和学术现状为出发点；我们所重构的历史，都是我们这些作为历史的人的批评家所做的文本建构。”［4］此观点不仅仅对于历史剧有启发意义，对《红楼梦》的文化观照视角同样具有启发意义。因此，改编对人文精神的文化选择，必然导向对原著文化底蕴的探寻。
三、挖掘原著的诗意性因素，展示其文化底蕴
《红楼梦》写实与诗化完美融合的叙事风格，既显示了生活的原生态，又充满诗意朦胧的甜美感。作者以“诗意”化的表述方式，自觉地创造出一种诗的意境，极力捕捉着人物心灵的颤动、令人参悟不透的微妙心理、人生无可回避的苦涩和炎凉冷暖，在现实的夹缝里尽可能地开拓、渲染出一个诗化的空间，力图超脱俗世走向理想化生命体验，引发读者去细品生命的况味，使整部小说雄丽深邃又婉约缠绵。［5］
将意蕴如此丰厚的语言符号转化为视听符号，往往“写实”易，“诗化”难。《红楼梦》小说写意性的审美取向，使这部小说充满诗意的浪漫，令读者百读不厌，故而有人将其称为“诗性小说”。而对生活原生态的高度再现又使得这部小说呈现出“非情节”的倾向，淡化了戏剧冲突与故事性因素，这与电视剧追求戏剧化的艺术规律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如何巧妙地将语言符号转化为视听符号，是摆在编剧面前的最棘手的问题，即使确立了故事性、戏剧性主导原则，也不应该抛弃那些“非情节”的诗性因素，否则的话，必然会影响剧本的表现深度与精确度。笔者认为，合理地挖掘并利用原著中的诗意性因素，才能带给观众更高水平的审美愉悦与满足，同时有助于充分展现今天的电视剧制作技术与审美水平，创造出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画面造型，极大地丰富电视剧自身的审美内涵，从而使电视剧叙事艺术的思维和语言呈现出独特的诗意特征，既能够展现原著的文学底蕴，又能够树立起剧作自身独特的审美价值。
近几年来电视剧制作领域，尤其在其审美表现方面有很大拓展，例如电视剧影像特色的不断强化，当下长篇电视剧大多带有弱影像性、强戏剧性特征，而《红楼梦》小说文本自身的魅力恰恰与这一倾向相反，其包容在生活原生态背景上的诗意性审美情调恰恰要求其电视剧的表现强化影像性，淡化戏剧性。观众对这部古典名著的情节已经非常熟悉，因此，这部电视剧的看点应更多集中于影像表现的水平上，也就是在审美深度、文化底蕴方面力求展示出超越以往的陌生化视觉效果。当然，在运用画面修辞艺术造型创造充满诗情画意的画面时，所有修辞的表达，都应该建立在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统一方面，追求文本的“质文相资”，如此才能够做到电视剧画面语言修辞的技法、文体和风格的和谐统一。
具体而言，可以利用环境因素所形成的诗意性背景来构筑诗化情节。《红楼梦》的环境因素包括物质环境、自然环境、人物环境等：物质环境包括恢宏华贵的贾府建筑群、居室陈设、礼仪宴会场面等等贵族化的生活空间；自然环境以大观园的天然之美为主，四时风景是表达诗意场面最有效的空间；人物环境体现在人物造型方面，从外在造型到气质体现，应处处表现出符合人物的个性类型，尤其宝玉、黛玉、宝钗、湘云等几位主要人物的文化气质。就整部著作而言，大观园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集中的典型环境，自十七回便开始引入，成为许多故事的背景，《红楼梦》的大部分篇幅是在“大观园”这个诗意而又唯美的环境中展开的，在这个舞台上主要集中了一群年轻而美丽的女子，这样的环境，这样的人物，的确应该以最美的画面来展示。当环境之美与生命之美完美和谐地融为一体，美的毁灭来临时也愈悲戚，愈能产生强烈而深刻的审美震撼力，引发观众的深层接受，不置一词，却能将批评的矛头自然地引向造成悲剧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当然，写意性画面的铺排，要服务于“人”之美，在美的四季环境中展示青春、生命之美，以及美被毁灭的艺术震撼力。如宝、黛读西厢，要充分利用春天的环境画面突出少男少女内心的情愫萌芽；第23、28回的两次葬花，要力避表演性，而是真诚地在环境与音乐的感召下烘托主人公内心的悲感。
四、以情节安排显示原著文化底蕴
《红楼梦》一书所显示出的思想内涵极其丰富，无论悲剧定位、文化定位、审美定位，还是哲学、社会学定位，都从不同的角度和深度显示出这部经典名著的文化底蕴。改编的重心在于情节的安排取舍，不同的主题倾向会影响到情节的安排取舍选择，正如丁维忠先生所指出的，改编要“把握原著的深度和精确度问题”［6］。如果改编到位，就能够体现出今天对原著文本解读的深度，使剧作获得崭新的诠释。
大观园故事的主线是宝、黛爱情，这是几百年来《红楼梦》接受中最激动人心的故事，情节安排同样要注意挖掘这一主题所蕴含的文化分量。笔者认为，对这一主题的情节把握，首先应该注意将宝、黛感情的发展轨迹细腻地表现出来，避免三角恋之类恶俗。应该说，对人物心灵世界的开拓，是《红楼梦》所取得的最高艺术成就之一，对于改编的情节安排取舍来说，这也是值得重视的一个方面。在宝、黛爱情的发展过程中，小说丰富真切的爱情心理描写令人惊叹，这使得《红楼梦》大大超越以往小说、从而超前地呈现出近现代文学的风貌。这样复杂而真实细腻的心理状态，是宝、黛恋爱所处的特殊环境和特定时代的反映。因此，二人爱情也成为《红楼梦》最经典最突出最吸引人的情节，尽管二人爱情的叙述只是这部博大精深的小说所描述的一小部分，但它的精彩光辉却深深地吸引着读者，以至于掩盖了其它方面的光彩，或者说，其它方面的内容似乎都成了二人爱情的背景。
结合近二十年以来的电视剧艺术发展成就，笔者认为，以写实性画面来演绎宝、黛感情发展时，一定要自然含蓄，追求意蕴美，注意节奏感，能够将情感的变化轨迹展现出来。这里以黛玉三首重要的代表性诗作在叙事中的切入视角之独特性为例，来说明此点。首先是《葬花吟》的引入：第27、28回，二人因误解而心生隔膜，陷入口角，这次矛盾是二人感情发展变化的重要契机，气恼伤心的黛玉忧苦深重，写下《葬花吟》。在小说叙事中，这首诗是从宝玉的视角引入的，引入程序则是饯花节宝玉寻黛玉不得，看到满地杂花，于是用衣襟兜起落花前往花冢处葬花，不意中听见女孩呜咽哭诉着吟诵《葬花吟》，宝玉深深沉浸于诗句中，引发共鸣，不觉恸倒在山坡上。黛玉听见山坡上的悲声，心下想到：“人人都笑我有些痴病，难道还有一个痴子不成？”在这里，作者安排了两人葬花不期而遇，却又“刻意”安排两人都未听出对方哭声，诗心相通，却又存在隔膜，这样的设计尤见作者匠心，对比后面两首诗的引入视角而言，这一细笔是不容忽略的。再看第45回《秋窗风雨夕》：二人的感情进程已经达到心心相印的程度，这首诗的引入非常简单，自天观人的叙事视角直接以第三人称引出，与前述相同的是，这一首诗也是只有宝玉相赏，宝玉无意中看到，不禁叫好，之所以叫好，首先是对黛玉诗才的赞叹，当然也与他雨夜来访黛玉的初衷相契合，深知黛玉此时的凄凉寂寞，而诗中又恰恰表达了这样的感情，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黛玉夺过诗稿焚掉，宝玉竟已背熟。这一小小的细节分量是很重的，不仅暗示了二人的默契，“焚稿”之举却无形中与续书“林黛玉焚稿断痴情”遥相呼应，而此时，又隐隐地暗示了凄凉无助的爱情处境。最后为《桃花行》的引入，更见知音深情亦更见悲凉凄旷，这次引入程序并非自宝玉始，而诗的切入点却在宝玉：先是湘云打发翠缕请宝玉去看好诗，显然，众姐妹已经读过并公认是好诗，且引发了要重建桃花社的兴致，宝玉与众姐妹一起去访李纨的路上，宝玉读诗，从而在宝玉的视角引出这首《桃花行》，宝玉看后的反应却是“并不称赞，滚下泪来”，而且断定此诗乃林妹妹所作，如果《秋窗风雨夕》还有宝玉对黛玉诗才的赞叹，而此处则仅仅为那颗共同的诗心。可以说，诗是《红楼梦》重要的抒情载体，也是重要的文化意蕴载体。三首诗，叙事视角同中有异，所相同者，都与宝玉有关，暗示二人心灵的默契是爱情走向成熟的基础；所不同者，三首诗，或独独让宝玉听到却不知悲吟者为谁，或独独让宝玉看到却一下子背熟，或先是众姊妹看到却独有宝玉触动情思为之落泪并断定作者为谁，这三处不同恰恰组成了宝黛二人从隔膜到相知相惜的感情渐变历程。电视剧改编时，应该对这几个细节进行细腻的勾勒，这样，剧中爱情的节奏与意蕴才能更有效地表现出来。
五、人物角色的把握应注重对原著文化底蕴的展现
曾庆瑞先生说：“电视剧艺术是人的艺术，因而，电视剧作品在关注人的性格和命运的时候，它所富集的文化蕴含，首先就是和性格、命运关系密切的精神文化的蕴涵。”［1］因此，《红》剧改编中对人物性格命运的把握，是展示文化底蕴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首先，在《红楼梦》一书中，女性成为这个正走向末世的封建社会大家庭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人物之多，情节之重，都远远超出了男性。因此，把握女性人物形象，体现作者超前的女性意识，应该成为剧本改编的重要思路之一。同时，女性意识的把握也是展示原著文化底蕴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体现了原著在这一方面思想内涵的超前性。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云：“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7］透过鲁迅先生这句话，我们可以推及《红楼梦》文本之外的涵义，即恰恰是曹雪芹对笼罩在女性命运中的悲凉之雾呼吸而领会之，并以血泪书之。]因此，《红楼梦》原著体现了极为突出的女性意识，这是此书思想意义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倾向。对于《红》剧改编而言，这关系到剧中如此众多举足轻重的女性角色如何把握的问题。至于如何充分挖掘并展示原著中的女性意识，则集中在对主要女性角色的塑造上，比如黛玉性格的把握，改编对情节的取舍应注重对她的多愁善感、自尊自怜的诗人气质的体现，否则，这样一个最具女性意识的角色反而被片面地诠释成小性儿，误导观众，也弱化了原著的社会学意义。再者，87版对黛玉流泪的场景表现较多，而事实上，原著的叙事中恰恰非常回避这一点，不仅先流泪者不是“还泪者”而是“债主”宝玉，而且小说中流泪次数叙写最多的也是宝玉，倒是挨打时最痛的他却不曾流泪，而是将流泪的笔墨集中于最心痛的黛玉。此外，小说后面大部分章节亦不曾写黛玉流泪，因为书中已经明确交代，黛玉逐渐睡觉少，泪亦少了，正与“绛珠还泪”的神话故事以及“泪尽人亡”的结局相呼应，这些微妙的叙事迹象，应该引起编导及演员的注意。
其次，《红楼梦》中的意象性细节对于塑造人物形象关系重大。意象性细节也许不能成为电视剧的最佳故事元素，但它所蕴含的象征意味却是展示原著文化底蕴与人生哲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展示的恰恰是人类对生命意义、生存状态的哲学性思考，比如贾宝玉的人生理想中已经体现了人类生存的困惑与追求，其所作所为就带有“诗意地栖居”的理想色彩，折射出今天的历史选择。如果改编能够注意到这一点，就不会忽略那些构成宝玉性格的意象性细节。比如第57回，宝玉大病之后对景伤感，这一细节的心理背景恰恰是宝玉对黛玉的愈发痴情，由一己深情推及他人他物，故而对岫烟择夫、对周围的一柳一杏一雀都充满怜惜。这一情节，尽管没有多少故事性，却是整个故事进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不仅构成了对宝玉性格的合理性解释，而且暗示了故事的进程，为后面如尤三姐、尤二姐、晴雯、司棋、迎春、香菱、探春等女子人生悲剧的相继上演揭开帷幕。这些都是以宝玉的观察视角为坐标，以宝玉的悲悯与忧患之心来暗示作者对女性命运的深沉思考，因此，作者刻意安排宝玉为知情者，宝玉对尤二姐的关注，对晴雯之死、司棋被逐的忧愤，种种不祥的阴云已经愈积愈浓，盘绕在宝玉心头，乃至第79回香菱热切盼望薛蟠迎娶夏金桂时，宝玉却替香菱“耽心虑后”并予以告诫，而香菱这个唤不醒的诗呆子却如同梦中浑然不觉，还以为“又添一个作诗的人”，一系列打击终致宝玉忧劳成疾。自57至79回的叙事流程来看，宝玉的视角是悲剧展开的一个重要参照，因此，第57回中宝玉的伤感细节，连同这一回最感动人心的故事，共同构成了悲剧开始集中上演的序曲。笔者认为，贾宝玉对众女性命运的忧患悲悯与爱莫能助的悲哀，对自身无法测知的命运，都是这一“半现实半意象化”［8］的人物形象中最有价值的成分，因此，改编应力图透过意象性细节来展现贾宝玉形象的象征意义。
最后，关于贾宝玉形象的文化内涵。曹雪芹对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进行了多侧面、多角度的立体化透视，倾注了他对人生的哲学性思考，使这一人物形象蕴含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因此，对贾宝玉形象的理解应该是把握这一角色表演尺度的前提，而这一人物又是展示原著文化底蕴的重要渠道之一。脂砚斋形容曹雪芹笔下的人物“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贾宝玉这一形象本身的思想内涵是极其隐曲的，作者在反复重笔描摹的基础上对其大加压抑，这样的贬笔实际上暗示了当时多数人对贾宝玉人生观、价值观、爱情观、甚至女儿观的反对立场。然而，作者又不惜余力地详尽渲染了他“爱博而心劳”的基本特征，在日常言谈中一点点将宝玉思想观念中那些理想化的、闪烁着初步个性解放的民主思想成分铺展开来，将读者引入了对女儿们的命运反思中，令人慨叹深思。同时，作者对于贾宝玉的弱点并未留情，金钏的死与他有直接关系，尽管他的垂泪、他忠诚的祭奠让我们看到了他无能为力挽救的悲哀，但毕竟在王夫人打金钏耳光的时候他是跑掉了；忠顺王府来向贾政寻拿蒋玉菡时，宝玉说出蒋的藏身之地以求打发走来人，免得牵出其他事情。挨打之后，他又对黛玉发誓：“你放心，便是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但事实上“这些人”却在为他承受着不幸。这里，我们不否定宝玉关爱他人的真诚，但他的软弱亦是不容回避的。他能清楚地意识到他的亲人正是制造了这诸多不幸的直接元凶，诸如尤二姐之死，凤姐难辞其咎；晴雯之死窥见王夫人的冷酷愚昧；还有那么多青春女子的冤魂：司棋、柳五儿、鸳鸯，等等。对于这些不幸的制造者，这些疼爱他的亲人们，宝玉从未敢越出传统礼法一步，直到他最后的出家，这相当消极的反抗已经难能可贵，因为他并未走出贾府大家庭，未走向社会，所以还不能被称之为社会的“异端”或“疯子”，他的成长过程也许正是那些走向社会异端的“疯子”们的成长缩影。跳出作品考察贾宝玉脆弱的一面，实际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封建社会统治势力的强大，贾琏因不满他的父亲贾赦讹人家石呆子的名扇致使家破人亡，结果引来毒打，与宝玉的险些丧命于贾政异曲同工，有着同样的揭示意义。毕竟，棒打之下的宝玉反而多出了些自由的空闲时间和更深刻的社会认识，可见统治阶层在打击它的对立面的同时也培养了、助长了自己的叛逆者，这反抗也许只是迟早的事情。宝玉的懦弱中包含着他真诚的无可奈何的情怀，他不敢逾越家族的伦理道德，只能在恐慌中看着金钏用自己的生命承担了一切后果，甚至梦中看到蒋玉菡被忠顺王府给抓回去，他只能在懊悔中忍受着对这些卑贱的人物爱莫能助的煎熬。宝玉在封建的家庭道德秩序中犹如困兽，他无力对他的母亲、父亲，以及凤姐等亲人作出真正“叛逆”的反抗。宝玉最终“情极之毒”的出家结局包含着深沉的文化思考，是人类历史进程中“无可奈何”处境的最大的文化暗示，千百年来折射着封建社会中个体生命困境中一直紧张着的灵魂，这些痛苦的灵魂在一千多年后始终未能安宁，依旧奔走在无路可走的惶惑中，不能平息，他们是思想者、精神上的流浪者。
作者在贾宝玉身上倾注的感情非常复杂，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作者的悲悯情怀，是作者介入作品的一种方式，通过他的所见所闻，所感所言，一举一动，无不展示了对身处的那个社会的反叛，展示了女性们的美与美的被毁灭。应该说，贾宝玉代表了中国传统文人中的一种可贵类型，一种新的人生价值观念，正如脂砚斋所评价的：“千古未有之人”、“写宝玉之发言，每每令人不解；宝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独于世上亲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今古之所有之小说传奇中，亦未见这样的文字。于颦儿处更为甚，其囫囵不解之中实可解，可解之中又说不出理路。合目思之，却如真见一宝玉，真闻此言者，移之第二人万不可，亦不成文字矣。”［9］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具有非常重要的坐标性、观念性意义，这一典型形象的生命力正在于真实地展示了中华古代文化历史进程中人性的进步及其脆弱，因此，对贾宝玉这一人物性格尺度的把握，既是改编的难点，也是演员的表演难点所在。
总而言之，《红楼梦》这部经典的改编难度非常大，而且众口难调，其中甘苦，编剧自知，本文着重就原著文化底蕴这一侧面，对改编提出自己的看法，希望《红楼梦》这部最有分量的古典名著的改编做到不走形、不失神，雅俗共赏，不仅重视大众文化的时代特点，而且能够注重文化底蕴的历史性展现，充分展示新时代的人文精神内涵，树立起文学名著影视改编艺术的新的美学坐标。
参考文献：
［1］曾庆瑞.电视剧原理・第一卷・本质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19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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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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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体育电影；审美；《斗士》
中图分类号：J9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18-0130-03
在百余年的世界电影发展史中，有关体育题材的影片多达数千部。而其中美国好莱坞推出的就超过500部，并且先后有13部体育电影获得了34个奥斯卡奖项。近年势头更猛，继2010年美国橄榄球电影《弱点》帮助桑德拉·布洛克揽得奥斯卡影后，好莱坞的另一部拳击电影《斗士》又在2011年奥斯卡评选中锋芒毕露：获得了包括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剪辑、最佳男女配角在内的7项提名，最终克里斯蒂安·贝尔和梅丽莎·里奥分别荣膺最佳男配角和最佳女配角奖；《体育画报》该杂志将这部电影选为“十年来的最佳体育电影”。这部投资只有2500万美元的影片全球票房破亿，在荣誉、票房与意识形态传播上再次在全球创造了“一石三鸟”的轰动效应。如果说，《弱点》中桑德拉·布洛克勇夺影后桂冠，是美国人把“拥抱”贡献给了基督教引领下橄榄球背后美国自诩的超越种族、阶层的普适的“爱”的话，那么美国《斗士》的获奖，则是美国人再一次把“热吻”贡献给浸润在拳击故事背后的“家庭亲情之爱”。美国好莱坞体育电影的屡获殊荣固然有它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成功经验，但这个所谓“集体无意识”的国家，如何把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与审美趋向的嬗变和演绎有机地结合起来，却是研究当展电影发展路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别林斯基曾经说过：“确定作品的美学上的优劣程度，应该是批评家的第一步工作。当一部作品经不住美学分析的时候，也就不值得对它做历史的批评了。”[1]通过分析解读奥斯卡获奖电影《斗士》，我们可以从中一睹美国当代体育电影审美演绎“华丽转身”的敏捷身影。
一、架起超越社会地位的“亲情天堑”
体育活动是人类生命活力的显示，这是人与其他生物生命价值的根本区别所在。其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就根源于人的生命价值的超越升华的张力之中。体育电影审美的人文性就是通过电影人物在体育运动中对永恒的理想追求，对表现人的生命价值和关爱、引导人的全面发展而言的。这也是体育审美所追求的真、善、美的终极意义所在。但随着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体育电影审美的人文性也在不断发生嬗变。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美国体育电影表现出资本政体意识形态对外扩张的目标和向柔性化趋势的转型，在新的人文审美观指导下，他们实施了向全球视野的审美观念的“华丽转身”，大力渲染人类特有的感情、爱情，尤其是家庭的亲情变成了他们争夺电影国际市的“时尚”产品。《斗士》主要讲述了颇具天赋的拳击手米奇·沃德（马克·沃尔伯格饰）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成为世界轻中量级拳王的故事。从纯剧情的角度看，《斗士》是一部很具有美国传记色彩的励志片，但编导并没有将镜头聚焦在拳击本身去渲染它的惨烈，而是把镜头更多地对准了沃德一家的几个成员，构筑出拳击场背后更让人痴迷的故事。影片主人公命运多舛，戏剧化情节此起彼伏，主人公背后家庭责任、个人志向和血缘亲情之间的矛盾构成了影片故事的主体，价值观的矛盾所引发的冲突、堕落、颓废、丧气、失望、愤怒最终在亲情的呼唤、鞭策和溶解中发生嬗变。其中的关键因素，是家人之间的理解与宽容，是慈祥忠厚的父亲的舐犊之爱、是幡然醒悟的兄弟手足之情，尤其是《斗士》中母亲的扮演者梅丽莎？里奥成功地饰演的那个刚愎自用、飞扬跋扈的“坚强母亲”，把她对米奇的真诚率直而粗邝执着的母子之情，表达得极富特色而又淋漓尽致，唤醒了人类潜在的情感世界，使每一个人最终超越了自己，深刻领悟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经过对主题和题材多角度、多层面的深刻挖掘，成功地在亲情故事与观众心理间架起一座情感天堑。成功地表达了超越地位和文化的亲情之美。正如拉塞尔说的：“影片大起大落的情感是最令人难以忘怀的，也是极具有戏剧性和张力的。老实说，我喜欢在影片中拍摄这样的内容，因为它具有非同凡响的情绪感染力。”[2]在观影后，观众的情感体验继续在发酵、扩大和深化。观众评论说：“这是2011年最给力的一部电影，关于信仰，关于爱情，更关于亲情。这绝对值得一看的励志电影。”《洛杉矶时报》写道：“这是沃尔伯格与拉塞尔迄今为止最好的作品：沃尔伯格完成了他长久以来想扮演沃德的心愿，而拉塞尔则终于走出了上一部作品（2004年《我爱哈克比》）失利的阴霾。”
二、渲染“亲情感召”的“家庭励志”
电影艺术中的道德审美观念，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是人类主观对于客观世界的反映。从道德审美的高度去“励志”，是体育电影永恒的重要主题。经典好莱坞传统的类型电影所演绎的道德励志模式几乎如出一辙：主人翁凭着天资与刻苦脱颖而出——成名后在金钱享受的诱惑下沉沦——在追悔莫急中自我救赎——超越自我获得新生。由于基督教认为人一出生都是具有邪恶的一面——“人本性恶”，所以美国的大量体育电影一再告诉观众，许多最终出类拔萃的运动员的都经历过“原罪”的状态，要获得新生就必须相信上帝的宽容与万能，勇于真诚地忏悔并进行“自我救赎”，这是道德回归的唯一途径。著名写实主义电影理论家克拉考尔就认为电影可以重建人与现实的关系，而带有一种宗教意味上的救赎性质。“救赎”是美国体育电影道德审美的灵魂，也几乎是体育电影道德“励志”的“必由之路”。它向人们宣示：只要通过在艰难的行动中受苦来进行自我救赎，你就能像弥尔顿《失乐园》的诗句说的那样：“路途漫长而遥远，地狱一出即光明”。在为数众多的拳击类电影中，自我忏悔和灵魂救赎几乎成了共同的主题。最为出名的是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愤怒的公牛》。罗伯特·德尼罗扮演的主人公——英俊潇洒的杰克·拉莫塔在拳击台血腥的拼搏中勇夺世界冠军后，经受不住黑手党的压力和金钱的诱惑，自甘堕落，伤风败俗，寻花问柳而最终被捕入狱。影片最后写老年的拉莫塔回到了纽约，他在黑暗的夜总会里对着镜子回首往事，自惭形秽，百感交集。看着镜子中的臃肿的自己，他有气无力地背诵着自己在《海滨》中的台词：“我本来可以做一个斗士的。”这暗示着拉莫塔在痛苦中深刻的反省自己，导演马丁·斯科西斯用一句摘自《圣经》的字幕来结束全片：“我曾经是盲人，而现在我可以看到了。”这既是拉莫塔自我救赎的人生体验，也是影片救赎与励志的深刻主题。随着人类进入后工业时代，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丰富了美国意识形态对外扩张的选择路径。在面向未来的主旋律精神之下，为了控制全世界的影视世界，好莱坞电影把商业性、艺术性与娱乐性的“三维”结合推向极至，它不仅在电影人才和题材上面向全球，海纳百川，而且电影道德审美观念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其中一个集中表现就是从以往的自我救赎励志转变为以家庭亲情感召为动力的“家庭励志”。在电影《斗士》中，主人翁米奇成长在一个爱情与家庭成员之间矛盾不断地绞合的家庭。作为男主人公的米奇，他追寻世界冠军的梦想，但专横母亲的阴影控笼罩着他；误入歧途的哥哥迪奇不可能正确引导他；米奇新认识的女朋友夏琳得不到家人的认同，反而引发了母子矛盾、兄弟矛盾与婆婆与未来媳妇的矛盾不断升级。这一切不断撕扯着米奇本就疲惫不堪的心灵，家庭危机也随着事业危机裹挟而至。但是，影片向观众展示了迪奇和他的弟弟米奇从沉沦到救赎，再到醒悟的心路历程：迪奇难以复制之前造就的辉煌，只能通过吸食获得追忆过去的飘渺的幻觉；米奇在一场实力悬殊的比赛中被痛殴一顿，自信全无，几乎要放弃拳击事业。但是与以往“励志”的体育电影不一样，《斗士》虽然也描写了迪奇和米奇在失败后的消沉、苦闷以及言行的失控，但他们的“救赎”不是关门闭目的“面壁式”忏悔，而是始终以家庭成员逐渐走向相互理解、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变为背景，演绎了一场家庭内部的集体“救赎”：母亲为自己的过错向儿子道歉，父亲开始千方百计为小儿子谋出路；在“要与弟弟团聚，要让弟弟成功”的动机鼓舞下，狱中的迪奇反思了自己从一个拳坛英雄沦落为囚徒的教训，终于成功地戒毒并恢复训练。当他刑满释放时，大家都热烈地拥抱他，凸显了在家庭“集体救赎”下一个浪子回头的美感形象；接着迪奇非常渴望能投入对米奇的训练指导。虽然在米奇的训练问题上家庭成员众说纷纭，各持己见，但最后促成米奇振作的还是大家对他的真诚的爱与无限的期待。记得影片中当米奇处在家庭矛盾的漩涡却又难以获得大家的理解时，他非常无奈的一句话道出了内心的委屈：“我需要迪克回来！我需要你——夏琳，还有奥基夫。我想要我的家人！有什么错吗？”迪奇分别主动与米奇和夏琳推心置腹和真诚道歉，是最终解开了彼此心结的关键。他对夏琳说“你听到了，他需要我，我也知道他需要你……如果你让我退出，我就退出。不过我希望你考虑一下，米奇有机会在职业生涯里做到我没有做到的事”这些话语贯穿了对家人永不离弃和为了米奇的成功愿意舍弃自己的深切情感，它让被感动的夏琳回来了，奥斯夫也被劝回来了，大家都在为米奇的拳赛出力。正是家庭集体中每个成员对米奇的深爱与期待和米奇对大家的需要和大家对米奇的热切期待成为了米奇走向成功的最大推动力。影片把亲情放到了跨越了家庭、种族、阶级、地位的大爱之家的高度，故事也就演变成“整一家人战斗”的励志故事。
三、宣示“美国精神”的阳刚之美
联想以往体育电影的奥斯卡之路不难发现，奥斯卡对拳击题材的电影似乎情有独钟。美国体育影片中拳击电影就有150多部。20平方英尺左右的拳击场在强烈的灯光照射下，台下是如痴如醉的观众，台上是两个上身、肌肉强健的拳手如猛虎下山般的血腥搏击，它以拳击的速度和力量，快捷和灵敏表现出来运动人体和体育竞技的阳刚之美。无论是拳击经典《愤怒的公牛》，还是脍炙人口的《百万美元宝贝》，或者是一拍再拍的《洛奇》，这些奥斯卡盛宴上的佼佼者都是反映拳手人生酸甜苦辣的影片，是体育题材中的“大哥大”，无论是数量还是获奖次数上均高居榜首。《斗士》的成功再次印证了奥斯卡对拳击题材的格外“钟情”。但在美国拳击运动阳刚之美还有更深刻社会内涵，这就是当今美国年青人18岁以后就开始追逐的“美国梦”背后的“美国精神”。在美国文化中，“美国精神”的开放、包容、拼搏、进取和创新特征一直引领其思想，使它以短暂的建国历史完成了其飞速的发展，“美国精神”是美国历史上最能体现美国人对自由、平等、宽容、进取和成功进行不懈追求的理想主义信念。好莱坞体育电影始终是将“美国精神”无限放大，传播到世界各地的重要工具。作为“勇敢者的运动”，拳击有着其它运动所无法比拟的戏剧性、刺激性与暴力色彩，都让观众在这种野蛮、暴烈的血腥氛围中体味到一种荷尔蒙飙升的，它适应了太多观众所喜爱的悬念、动作、传奇、反客为主、情感宣泄……影评人史蒂芬·法勃说：“拳击比其他大型体育赛事更具戏剧性。因为只有当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个体身上，才会有更剧烈、更引人入胜的戏剧火花产生。”拳击故事中主人翁的勇气、拼搏、智慧与凶猛等精神，最能体现“美国精神”，体现美国作为“全球霸主”、“世界警察”至高无上的霸气。在影片《斗士》中，不仅迪奇和米奇热爱拳击，其他家人也一样，从惯于盛气凌人、趾高气扬的母亲，到话语不多，却理解儿子，暗暗为儿子出力的父亲；从喜欢七嘴八舌的家庭其他成员，到米奇的十分有主见的女友夏琳，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这就是对拳击运动的热爱。他们虽多次因目睹家人被对手打得皮开肉绽而焦虑和痛苦，但每次都是全家光临捧场。甚至连还在监狱中的迪奇也通过电话力竭声嘶地询问和指导着弟弟的拳击赛，提醒他运用自己的“头—身—头”战术……《斗士》通过发生在拳击场内外家庭励志的故事，同样升华了另外一重更深沉的审美意义。影片通过影片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和结局，体现了当代美国电影为了实现资本政体意识形态对外扩张的目标，已经开始向柔性化趋势的转型。它告诉观众：圆满的结局来源于大家心中关于“美国精神”的共同信念。家庭重归和睦和米奇夺得拳击冠军的这一结局，相得益彰地共同表达了影片的重要主题思想：美国的成功根植于存在于每个家庭和每个公民身上的这种不畏艰险，勇于拼搏去争取出人头地的“美国精神”。
我们深入解读像《斗士》这样的奥斯卡获奖电影的审美演绎，决非对好莱坞电影模式的东施效颦和“小金人”、“高票房”的翘首以待，而是要从中深刻认识：只有体现人文关怀和生命意义的电影才存在更大的受众市场和成长空间。而意识形态不应成为叙事情节之外的精神旨义，而必须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要义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文明一次历史性对接，使我们的电影体现出一种古为今用、东西融汇、推陈出新的文化取向而获得国内外更大的文化认同和发展空间。我们的民族文化核心价值观应当成为一种“内置”于艺术作品的叙事情节和支撑艺术作品故事内容的文化根基，为我国电影发展提供一种切实可行的文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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