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新中国的变化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新中国的变化范文1
中国工笔人物画是中国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生活作为源泉，根植传统以求变，借鉴西方以出新，在变与不变的矛盾中崭新的顺应潮流向前进，是对中国工笔人物画继续发展的新挑战，使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发展变化出现勃勃生机。
［关键词］
中国工笔人物画 当代 发展 新变化
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发展变革是与我们这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背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工笔人物画既继承传统又能容纳吸收外来艺术的独特表现形式，其特色以及艺术价值在绘画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成熟、丰富与发展。
一、当代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发展特点
首先，根植传统以求变，对于中国画传统的肯定是中国工笔人物画家的共识，中国工笔人物画要进一步发展，必须对中国画传统的思维方式、笔墨规律、造型规律、审美特点以及对传统文化精神有深刻的理解与领悟，对传统的内涵挖掘的越深，领悟的越深刻，中国工笔人物画发展的路便更广阔。其二，借鉴西方以出新，在传统的基础上，向古今中外优秀的艺术寻求参照与借鉴，以延伸人物画的表现形式。人物画家所参照的系列不同，延伸的方向，层次的差异，便生发了不同的风格与形式，写实与表现、抽象与具象、重彩与淡彩、块面与线描各种形式都有尝试和显现。其三，创作题材丰富多样。由于个性的解放，创作的自由，给所表现的内容提供了广阔的表现空间，城市、乡村、疆域边塞、妇女、儿童、现实与历史、理想与幻想都是被描写的范围与内容。从工笔人物画方面来看，发展变化的特点是高度重视造型功能和色彩的表现功能，充分显示了造型与色彩的艺术魅力。
中国工笔人物画造型方面充分发挥了工笔造型可尽精微的优势特点，按照中国画造型的规律特点，吸收西方古典大师深入表现对象的特点，使所表现的人物既符合传统审美的特点，又避免了古代工笔人物画概念化的不足，使工笔人物画在写实上做到了中西成功的结合。同时，广泛拓展了工笔人物画的用色技巧与颜料媒材。写实的色彩与装饰的色彩齐头并进，以毛笔纸绢为主结合使用其他材料，如布、的确良等载体，喷枪、板刷等工具。
二、当代中国工笔人物画的新变化
当代人物画的巨变，固然离不开形、色、线诸因素的突破性发展，同时也与形、色、线所构成的艺术意象的方式有直接的关系。
从具体的表现形式来看，在写实性的工笔人物画而言，古代的所谓具有写实性所造成的概念化的问题被现在具有实际意义的具象写实所代替，人物更具个性化。在发展的同时也显露出了弊端，古代书法化的用线在一些作品里被弱化，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画的平面装饰性得到了加强，而实现这一重大变异的主要条件是在于引进了西方平面构成和色彩构成的方法，这种方法使传统单调的平面装饰性得到了丰富与加强。与此同时，在重视画面构成的同时，还注意了西方艺术注重画面肌理效果的特色，以与画面构成的框架达到内容与形式上的统一。肌理效果运用得当，可以使物象的表现得到加强，造成了有意象的渍痕与肌理效果，使画面产生了厚与薄、匀与不匀的对比效果，丰富了工笔人物画的表现技法，并且体现了画家的个性与风格，出现新的样式，带动工笔人物画的变革与发展。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工笔人物画画家在工具、材料上进行了多种多样的尝试，与此同时，除了使用传统的国画色外，还拓展了颜料的使用范围，如丙烯色、水粉色、水彩色以及新发明生产的矿物质颜料。丰富了工笔人物画的语言，出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新面貌。
纵观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发展历史和现状，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发展是伴随着整个中国社会的变革而变革的，尽管时有超前，时有回归，但它的主流是受制约于社会的文化大背景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工笔人物画在整个大文化社会背景的变革中，要尊重艺术规律，更加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立足民族传统文化，融汇中西，才能创造出反映当代社会发展的中国工笔人物画作品。 责任编辑：晓芳
参考文献：
[1]徐建融.徐杰.书画欣赏录[M] 辽宁：学林出版社， 2007年版：
新中国的变化范文2
广播影视对外传播的成就不仅体现在落地的节目和出口的产品上,而且近年来广播影视走出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个变化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在指导方针上从以国内发展为主兼顾国际,向国内国际并重发展转变。中央电视台19套开路电视节目中就有六套国际节目,其中法语国际频道、西班牙语国际频道是近两年开播的,阿拉伯语、俄语国际频道今年开播。地方广电也纷纷利用地缘和语言优势加快走出去步伐。内蒙古电视台节目大量覆盖蒙古国;新疆电台、电视台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土耳其等多个中亚国家落地;南宁电视台与越南国家电视合举办春节晚会;广西电视台与泰国、越南、菲律宾、印尼等国电视合举办“广西电视展播周”,形成了立体式的走出去局面。
二是在工作目标上从介绍中国向对世界发出中国的声音转变。随着走出去的发展壮大,中国广播影视已经超越“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的既定目标,不再是简单地介绍中国,而是积极参与国际新闻事件的报道,在国际传媒中发出中国的声音,使中国广播电视成为“全球的触角、中国的眼光、世界的窗口”,成为全球倾听中国、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在近年来世界发生的重大事件中,随处都可以看到中国记者的身影,听到中国的观点和声音。
三是在发展标准上从简单学习、模仿国外媒体向建设国际一流媒体转变。以中央三台为代表的广播电视媒体,正在大幅提升全球传播力,致力建成国际领先的现代传播体系,使中央三台在传播上能够与美欧形成鼎立局面,在影响上能够与时代华纳、新闻集团等跨国媒体集团相比拼,将我们的图象、声音、文字、信息更广泛地传播到世界各地。目前,CCTV-9正在稳步向中国特色的国际化电视频道迈进,CCTV-4已经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中文频道。
四是在走出去的形式上已从单项发展到多项。现在的走出去不仅仅是在国外落地覆盖,还通过购买国外电台电视台播出资源、销售广播影视节目、到国外举办广播影视节展、与国外合办晚会或项目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地对外展示中国形象,传播中华文化,扩大中国在世界的影响。购买国外电台电视台的频道频率和时段是近年来走出去的一种崭新形式,运用这些播出和覆盖渠道传播中华文化、礼仪、历史、风土人情、发展成就和产品品牌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面向国外销售广播影视节目进一步扩大了中华文化对海外的影响。2008年全国各影视机构仅通过参加国际电视节展,就向国外销售电视剧一千多万美元。电视剧《李小龙传奇》远销到欧洲、北美洲、亚洲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尚未开播就靠销售国外版权收回了全部投资;纪录片《故宫》被翻译成六种语言在100多个国家签约出售,发行超过15万套,创中国纪录片海外销售新高;动画影片《三国》现已销往24个国家和地区,收入超过一亿元。浙江卫视《我爱记歌词》等节目播出版权也成功卖到了国外。
五是在运作方式上从免费赠送向付费收看转变。中国卫星长城平台全球付费用户突破10万户,总收入接近2亿元人民币,其中美国平台7.4万户,加拿大平台1.5万户,是北美规模最大、节目最多、订户最广的中文卫星电视服务平台,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些都表明,广播影视走出去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媒体对外传播的实际与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实力、与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要求、与发达国家媒体的实力和影响力之间还有很大差距。目前,我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三位,正逐步由世界大国走向世界强国的行列,但我国媒体在国际舆论中的影响力仍然偏弱,“硬实力”和“软实力”失衡。我国文化产业正在快速发展,文化产品日益丰富,迫切需要走出国门,拓展海外市场,但和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超”相比,中国的对外文化贸易则是严重“入超”,进口与出口仍然是6:1的比例,存在着严重的“文化赤字”。我国传媒在海外的规模、实力和影响力还不大,世界500强企业中,有八家传媒企业,但没有一家属于中国。这些都要求我国广播影视必须适应世界传媒发展的趋势,在“苦练内功”的同时,进一步扩大“走出去”,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不断增强实力,提高竞争力,建立与我国国家地位和综合国力相匹配的广播影视国际传播力,努力实现“成为世界重要一极”的目标。
新中国的变化范文3
关键词 文化 文化演变 知识创造过程 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G302 文献标识码：A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无疑是由先进的文化所引导带来制度上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引领中国日益现代化的过程。与此同时，仍然存在一些旧有的思想及相应行为若隐若现影响着新的社会制度的运行、阻碍新的社会格局的产生，例如封建特权思想、圈子文化、山头主义等。对于未曾全盘西化的当今中国而言，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与国情，面临着全新的国际发展环境，也不可能像当初西方列强一样靠对外侵略扩张而发展，其全面复兴必然需要全新的文化来支撑，这意味着它必须充分发挥历史传统的优越性同时又必须摆脱历史的包袱，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同时又必须剔除其糟粕，因而必然需要围绕全新的建设与发展任务实现全面的文化创新，尤其是在创新型国家建设过程中。这样，理解掌握文化创新的过程实质，就具有非常实际的意义。
1文化的基本单位即文化基因是一种认知模式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A・L・克罗伯和K・科拉克洪在考察100多种文化定义后，曾给出一个广为接受的综合定义：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的和外显的模式之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和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品的各种具体式样；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衍生和由选择得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
文化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
（1）精神要素，即精神文化，主要指哲学和其他具体科学、宗教、艺术、伦理道德以及价值观念等，其中尤以价值观念最为重要；
（2）语言和符号；
（3）规范体系：是人们行为的准则，有约定俗成的如风俗等，也有明文规定的如法律条文、群体组织的规章制度等，它们共同调整着人们的各种社会关系；
（4）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其中社会组织是实现社会关系的实体；
（5）物质产品：经过人类改造的自然环境和由人创造出来的一切物品，是文化的有形部分。
文化有其基本的构成单元――文化基因（meme）。文化基因的概念，最早是来源于英国著名科学家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书，他认为文化基因或觅母（Meme）是文化传播单位或模仿单位，音乐调子、概念、妙句、时装、制锅或建造拱廊的方式等，都是觅母。这一概念解释只提到一些具体表象，没有区分文化的内在遗传信息和外在表现形式，也没有注意到前述文化内容的结构体系。
P・DiMaggio在综合评述文化社会学与认知心理学的相互影响后认为，将认知的模式即schema作为文化分析的基本单元是极有意义的。它代表着各种对象、事件以及它们的特征、构成要素、相互关系的各种假设，多是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形成的；同时它也是人们的信息处理方式，展示文化的运行过程。这一分析突出了文化基本单元的内在信息属性，与生物学的“基因”概念内涵更具一致性。
比较上述两种概念分析，文化基因，应是特定人群对某种对象及其相关特征、关系的认知模式，是在传播过程中能够被内化吸收的基本理念，本质上是一种知识；这种理念决定着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如音乐或时装的风格、建筑的方式等；人们在传播、模仿这些具体形式时，实际上也隐含地传播者这种内在的理念或知识。
2文化演变的核心是文化基因的知识创造过程
Gabora提出一种文化演化框架――公共交流（communal exchange），认为是公共交流使得人们对不和谐、挫折或误解做出回应：从不同的视角思考，调整理念以适应环境，因而减少熵、重建和谐完整的概念系统。使得复杂的、可积累的、开放的文化得以演化的是一种递归性反思能力：一种思想触发另一种思想，后者再触发另一种，如此持续进而形成一条联系链。换句话说，文化演变的核心是概念、理念的发展变化，是通过与环境的互动产生新的认识的过程；它通过这种自我修正过程产生可传播的创新，因而必然地是一种新知识产生的过程。对比文化基因的概念，这种调适后的新理念、新概念，实质上是一种新的认知模式，即新的文化基因；递归性反思能力形成的思想联系链即是文化基因链。
这一演化框架理论强调的是新理念的产生，但并没有解释新理念转化为新现实的过程；如前述文化概念与组成，文化演变还应包含新理念转化为新的行为规范、新的社会关系或社会组织以致新的物质产品的过程。
对于由新知识产生至新产品或新现实得到实现的知识创造完整过程的探索，最经典、最透彻的分析仍然是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弘高的知识创造三要素统一模型。它包括三个基本要素：知识创造的SECI模型、场及知识资产。
（1）知识创造的SECI过程，是从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知识转换过程，包括社会化（Socialization），外部化（Externalization），联接化（Combination）和内部化（Internalization）。社会化意味着从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转换，是分享体验并由此创造心智模式和技能之类隐性知识的过程；外部化将隐性知识转为显性知识，是利用比喻、类比、概念、假设或模型等形式将隐性知识明示化的过程，是知识创造过程的精髓所在，通常由对话或集体反思所触发；联接化是从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得转换过程，将各种概念综合为知识体系的过程，它通过对显性知识的整理、增添、结合和分类等方式，重新构造既有信息，进而催生新知识；内部化是从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得转换，主要通过干中学以共有心智模式或技术诀窍的形式内化到个体的隐性知识基础内。经历了这样的相互作用，一项创新便涌现出来。模型认为组织知识创造始于被调动的个体隐性知识，通过知识转换的四种模式在组织层次上放大，并在较高层级上固定下来，并会随着互动社群的扩大，超越团组、部门、事业部、组织的边界而不断往前推进，形成知识螺旋。
（2）场，是知识得以分享、创造和应用的共同环境，它为个体的知识转换以及知识螺旋的展开提供能量、质量和场所，存在形式可能是物理空间如办公室、虚拟空间如电子邮件或网络，和精神空间如共同的理想或文化等，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是场形成或存在的关键。与上述四种知识转换过程相对应，场也有四种类型：起始场、对话场、系统化场和实践场；
（3）知识资产，是知识创造过程的输入、输出和调节因子。知识资产可分为四类：经验性知识资产、概念性知识资产、系统性知识资产和惯例性知识资产，是上述四个知识转换过程的必然结果。
所有的三个元素统一为一个整体。简而言之，是组织应用既有的知识资产，通过SECI过程创造新知识；而SECI过程发生在相应的场中，创造的新知识也成为组织知识资产的一部分，成为新的知识创造过程的输入。这一模型强调从隐形知识到显性知识的转换；包括了新构思或新思想的形成到形成新现实的完整过程，但主要是针对企业的创新实践分析得到的模型。
将这一模型扩展应用到文化演化过程中，则需要进行理论上的拓展和历史事实上的探索验证。另外，这一分析模型一个显然的局限是没有说明知识创造的动力源泉。
3实践中的矛盾启动新文化基因的知识创造并促进新基因链的形成
将的《实践论》、《矛盾论》中实践与认识的关系、认识发展感性与理性阶段、矛盾的普遍性等原理与野中郁次郎等人的知识创造三要素模型相结合，我们可以得到：是实践的需要触发了知识创造的过程；直接的推动力正是各类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也就是矛盾；而知识创造的目的或结果，则是为实践中的矛盾提供解决方案。事实上，野中郁次郎等人的知识创造过程模型，也蕴含了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不同阶段：社会化、外部化阶段，以感性知识交流为主，开始向理性知识例如概念转化；联接化阶段则是理性知识的相互组合；内部化则是系统理性知识的实际应用，“由认识到实践”必然经历的过程。
作为特定矛盾的解决方案的新认知或新思想，就可能成为新的文化基因；而现实世界中矛盾的不断发展变化，则为新的文化基因的出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成为“思想联系链”形成的现实基础；而新的“思想联系链”，即相互联系着的新的文化基因，成为人类推进相关现实世界变化的认知基础。
例如始于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过程中的知识创造过程。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要求，佛罗伦萨的人们需要探索理解人与神、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当时的实践环境构成了新理念产生的起始场；各种学校及佛罗伦萨城市共和国内全新的探求新知（表现为追崇古典）的自由氛围，承担了对话场的角色；加上外部知识即古希腊文化成就的输入，人文主义的基本观念即对人性的尊崇，得以孕育形成，形成了对人与神、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全新认知；上述对话场也触发了这种新的文化基因的外部化，即各种艺术创作实践，各种文艺及美术作品，便是这种外部表达的具体形式；同时或随后，探究人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界的规律、探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需求进一步产生，相应的自然科学，如天文学、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建筑学；和社会科学如政治学得以产生，并形成了相应的知识体系以及相应的科学与社会实践，进而改变了人们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按照新的知识处理人与自然界、及人与人的关系，而不再唯神命是从；相应地，科学与民主的思想作为新的文化基因也得以形成。形成新的科学或社会实践、改变人们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的过程，就是上述的知识内部化过程，相关的新的实践活动，就是实现内部化的实践场。古希腊文化成就是这一知识创造过程的知识资产的输入，人文主义理念、科学与民主思想等新的文化基因及各科新的知识体系则是这一过程输出的知识资产。与野中郁次郎等人的分析模型不同的是：人文主义观念传播到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的不同领域时，随即开启了新的SECI过程，而不同具体领域的研究与实践，则这种观念在社会生活中实现内部化的具体表现。
由文艺复兴运动的深入发展而导致自然科学成果的积累以及社会经济生活的进一步发展，政治学领域进一步深化拓展为18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一批代表人物在吸收既有科技成果、体验现实群众生活、考察国内外实际的基础上，对理想的国家制度的各侧面及整体结构进行了分析论述。如英国的哲学家洛克和科学家牛顿，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和卢梭，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德意志的康德等，就人民、国家功能、政府职责与权力范围、法治的必要性与内容、宪法的地位等相继做了透彻的分析，进而进行了国家制度的设计，如三权分立、分权制衡等保障个人权利的国家制度及其运行机制；随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实现了各具特色的资本主义体系，包括法国、美国、德国、英国、意大利、俄罗斯、加拿大、日本等。显然，吸收科技新成果、考察实际社会生活的过程，就是社会化的过程，就国家制度各侧面的分析论述及相关成果的出版则是新的政治观念的外部化表达过程，而国家制度的整体设计则是一个相关政治观念系统化整合的过程，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完全实现资本主义制度，则是国家制度在社会现实中的内化过程。
上述过程中文化基因链的形成过程是：人与神之间矛盾的解决导致基本人文主义基本理念，即尊崇人性这一文化基因的产生；而人与客观世界的矛盾是人与神的矛盾解决后必然面临的新问题，它进一步分解为人与自然的矛盾以及人类社会内部的矛盾。分解后各领域的知识创造过程中，针对各自的新矛盾的解决又产生了新的文化基因，例如自然科学领域对于科学方法和科学实验的重视，贯穿于所有自然科学领域；例如西方政治学领域中的民主相关的观念体系：自由、平等、法制、民权等等。这样，不同文化基因的创造、演进就渐次形成一个树形图谱。当然，并非所有新的知识成果都能成为新的文化基因，唯有影响广泛、长期传承的理念，才成为文化基因。从根源看，文化基因所以能长期传承、影响深远，原因在于它对于现实中某类共性的矛盾的解决仍然有意义。而当社会生活中的新问题、新矛盾出现时，新的知识成果或新的文化基因的出现，就成为必然。这正与Gabora提及的递归反思能力所形成的思想联系链相对应。
这种文化基因链的形成过程可为我们新文化的建设提供借鉴。
4新文化的建设要注重各种实践中相关场的建设以及与相关文化基因的关联
由文化的概念所决定，文化创新或新文化的建设，必然地包括捕捉提炼新的理念，设计完善新的制度和政策，完善相关机构的新功能，新的理念的传播，新的实践惯例的扩散等；而由文化演变的知识创造过程及实践动力所决定，关注新的实践中对新文化基因的需要以及相关的各种场的建设具有特别的意义。
例如上海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需要产业界、研究机构、相关政府部门、服务机构等通过开放式创新、整个区域范围的资源优化配置以形成创新生态链和以知识创造、流通及应用为基础的创新型经济，并在全球创新网络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一目标的实现必然地包含着相关文化的创新与不断完善。只有区域范围内的新的创新文化，才能凝聚各方资源与力量、促成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新的文化基因的创造过程，其起始场与最初隐性知识的形成，往往与新的实践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文化建设进程中，企业家俱乐部、企业界与学研界以及政府部门的界内或跨界的论坛、协会的活动等形式，属于实现社会化的起始场或实现外部化的对话场；相关研究机构的合作以及研究机构与实践部门的互动、结合，则是实现相关知识组合化及完成制度或政策设计所必须依赖的系统化场，实地培训、相关宣传资料的编辑出版发行，新闻媒体对新文化内容的传播，“干中学”及实践中的交流等则是实现内部化的实践场必不可少的内容。
起始场、对话场的建立，有利于促进与新实践相关人员的交流、借鉴外部相关知识、对新的实践进行理论探索与总结等，进而实现作为新的文化基因中新知识的社会化、外部化。需要注意的是，当代社会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为相关主体之间的关联、对话提供了诸多便利，起始场、对话场的建立有了更多的可能途径；但隐性知识的交流和传播依靠信息化、网络化的手段依然是远远不够的。
新的文化基因的内部化过程，即实践场的作用，有的靠实践中榜样的力量以及相应的实践体系可潜移默化地传播实现，有的则要注意利用制度的强制力量以及系统的教育体系来实现新的文化基因的植入。例如现实中反腐所要求的“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机制的建设。腐败的大面积发生，无疑与长期封建社会的思想遗留有关，如官本位、封建特权、圈子文化等，不仅仅存在于很多官员自身思想深处，也存在于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里；同时，也与我国在强调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的过程中忽视相关制度建设有关，如权力设计及运行模式、监督机制以致公务员的薪酬制度等。“不能腐”意味着健全的制度形成了对官员行为的有效制约，这有赖于新的制度设计在实践中的有效内化；而“不想腐”，则意味着一种新的文化观念和行为习惯的形成，与新制度相对应一整套观念体系通过教育已深入到官员的思想深处。
新文化建设还需要密切关注相关的文化基因之间有机联系的方式，有时需要相关基因的变化才能实现特定基因的演变，这是由其内在矛盾的相互关联特性所决定。例如反腐的新制度及其理念基础，可能与其他相关制度、理念的改变密切关联。
中国的建设实践必然需要衍生出新的文明，而新的文化则是这种新文明的内在基础；把握文化创新与建设的一般规律，探索营造恰当的氛围与措施，结合各项建设实践完成文化的创造，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基金项目：本文曾得到上海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shucx080158）和上海市科技发展基金软科学研究博士论文专项基金（20090610）资助。
参考文献
[1]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社会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4）：409-410.
[2] R・道金斯.自私的基因[M].卢允中，张岱云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12）：267-273.
[3] P・DiMaggio.Culture And Cognition[J].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97（23）：263-287.
[4] L・Gabora.The Cultural Evolution of Socially Situated Cognition[J].Cognitive Systems Research.2008（9）：104-114.
[5] L・Gabora.An Evolutionary Framework for Cultural Change： Selectionism Versus Communal Exchange[J].Physics of Life Reviews.2013（10）：117-145.
[6] K.Nonaka，R.Toyama and N.Konno.SECI，Ba and Leadership：A United Model of Dynamic Knowledge Creation[J].Long Range Planning，2000，33（1）：5-34.
[7] 刘明翰，朱龙华，李长林.欧洲文艺复兴史・总论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1）.
[8] .实践论[C].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7）：259-273.
新中国的变化范文4
一、3G技术产业化：提高我国信息产业整体技术水平
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也不断取得新进展，规模不断扩大，整体实力不断增强，地位不断提升，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就业的贡献越来越大。首先，产业规模持续扩大，2006年电子信息产业全年实现销售收入4.75万亿元，同比增长23.7％，增加值1.1万亿元，增长了22.1％，产业规模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中位居领先。其次，行业竞争力显著提高，目前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共有29332家，其中制造业16958家，软件业12374家；2006年电子信息行业全年实现利税2400亿元，同比增长22％；全行业500万元以上项目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68亿元，同比增长了41％，其中通信设备和电子元器件成为重点投资领域；全行业的研发投入超过了900亿元，可持续发展基础较好。再次，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日益突出。2006年全行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5.2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7％；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超过了10％，对其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15％以上。电子信息产业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的比重超过了90％，在全国外贸出口中的比重也不断提高，对其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50％，带动了出口总量的增加和结构的优化。第四，对就业的贡献不断提高，2006年全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产业就业人数达到了724万人，其中制造业626万人，软件业98万人，共计比上年增加了85万人，占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的10％。
电子信息产业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
首先，我国企业主要处于信息产业的末端，获取的利润少，产业升级的基础薄弱。目前我国电子信息产业主要以组装加工为主，并且以三资企业为主。2006年三资企业在规模以上制造业销售收入、工业增加值、利润中的比重分别为80％、79％、80％，均比2005年有所提高，本土企业变得更加弱小。三资企业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不断挤压本土企业的生存空间。2006年国内规模以上制造企业的销售利润仅仅为3.56％，三资企业为3.4％。后者主要是利用其全球优势把利润转移出去。信息产业发展的关键在于研发，而研发本身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和高回报的行为。国内企业从廉价劳动力中获取的利润，有相当一部分通过专利费转移给了国外企业，自己所剩无几，根本无钱投入研发，信息产业结构升级受到了投入不足的限制。
其次，技术积累不足。国内企业由于缺乏相应的技术积累，没有掌握相关的核心技术，都受制于处在产业链条高端收入环节的国外大企业；在产业组装加工环节也是亦步亦趋，跟着大企业的标准走。即使是我国拥有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也不断受到新兴国家的挑战，新一代组装加工业向其他国家分流明显，信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压力日益突出。
再次，人才储备不足。技术研发不仅需要知识，而且需要经验和感悟。前者可以通过书本获得，后者却需要亲历亲为。技术研发人才，一般不是通过学校简单培养出来的，而是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由于信息技术研发落后，大学生缺少研发实践基地，在国内很难被培养和锻炼成为技术人才。
目前国际信息技术进入一个新的更新换代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应用更加广泛，三网融合趋势日益凸显，信息服务新业务不断涌现，国际上信息产业结构升级加快，特别是通信设备和元器件行业发展迅速。在现代产业的国际竞争中，总体上，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落后国家由于资金、技术、人才不足，在国际竞争中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落后国家在某项技术上获得的重大创新，将为其超越上述不足、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难得机遇。信息产业的竞争，更是标准的竞争。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TD-SCDMA标准，作为国际3G标准之一，已经具备了产业化的条件。推进3G技术产业化，将为我国超越制约信息产业发展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上的不足提供了难得的机遇。riD-SCDMA标准，只有首先在国内成功商用，才能推向国际市场。这是技术扩散的一般规律。3G的产业化，将拉长信息产业链，加深和细化分工，特别使我国向产业“微笑曲线”上下游延伸，开发品牌营销、标准制定、技术研发、售后服务等业务，分享信息产业链上更多的价值。3G的产业化，将会使资本市场更加追逐3G概念的企业，与3G相关的行业也会得到风险投资的支持，这样，3G的发展将获得足够的金融支持。3G的产业化，也会使3G相关行业成为人才的洼地，聚集大量的人才。
总之，全面推进3G的产业化，有助于破解我国信息产业升级面临的“瓶颈”，使我国在国际信息通信技术上占有一席之地，进而“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为我国研究和发展4G、5G标准提供基础平台。
二、3G技术产业化：我国人力资本就业和发展的重大领域
我国目前就业形势严峻，大学生就业问题特别突出，每年有30％―40％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相当一部分就业的大学生也是不用所学。大学生的培养花费了国家和家庭、个人的大量资本，是非常稀缺的人力资本，2004年底高校毕业生占全国就业人口的比重仅为7.2％，其中大专为5.0％，大学本科为2.1％，研究生为0.1％。大学生不能就业，对社会是一种昂贵的浪费，对家庭是一种不幸，对个人是一种快速的“精神耗损”。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国企业研发创新不足，提供的研发岗位少，是其重要原因之一。虽然我国研发队伍规模有了很大的发展，截至2006年5月研发人员达到了120万人。位居世界第二。但要看到，其相对规模还是很小。2003年我国每万人中从事研发活动人员仅为15人，与科技强国、科技大国、中等科技大国差距都还很大，这些国家该指标大都在100人以上。目前我国企业主要占有产品的生产环节，而在研发和销售环节上投入匮乏，提供的岗位也少。这样，尽管我国有众多的大学生可以被培养成研发人员，但是缺少实践岗位，而不能学有所用。3G技术产业化，将会一定
程度上缓解中高知识人才的就业压力。
首先，3G产业化，将进一步激活国内信息技术的创新活动。创新是扩大就业还是减少就业，存在长期的争议。国外的很多实证资料显示，创新总体上有利于扩大就业。比如，有人研究了1983―1988年期间荷兰859个制造企业的创新对就业增长的影响，其主要结论是：与生产相关的研发活动对就业增长有正的显著性影响，特别是那些从事信息技术研发的企业，研发投入每增长1％，就业就会增长1.9％。从事创新活动的人员主要是大学生，同时创新所带来的更多的高技术生产、管理岗位，也是以大学生为主要需求对象。可见，创新是有利于大学生就业的。推进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3G标准的产业化，将会形成一个从芯片到核心软件、从系统设备到终端、从测试仪表到配套产品的环环相扣的完整产业链条，能提供大量的研发岗位，供大学生就业，可以一定程度地缓解大学生目前的就业压力。
此外，3G产业化还将带动相关软件产业的发展，增加对掌握技术知识的大中专和技术工人、编程人员的需求。3G产业的兴起，必然在国内创造一些高收入岗位，从而会吸引大量的出口人才回流，同时还会吸引国外高端人才加入其中，为我所用。在这种相互交流、相互协作中，实现相互融合、相互提高。
可见，3G的成功产业化对解决我国大中专学生就业，充分利用国内的人力资本，吸引留学人员归国效力服务，吸引全球高端人才为我所用，都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3G技术产业化：国民经济信息化进程的推动力
我国多年的发展实践表明，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就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信息产业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基础，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关键行业。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也表明，要把依靠高投入维持的经济增长，转变到依靠生产率提高维持的经济增长，关键是大力发展信息产业。
信息技术或者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其对各产业部门的渗透，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突出特征。信息科技已经成为了推动现代经济增长和知识传播应用进程的重要引擎。信息化，是在信息通讯技术革命背景下的经济社会转型过程，是信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步提升直到占主导地位的过程，也是信息技术向国民经济各行各业及社会生活各领域渗透扩散，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近十多年来，一些国家和地区连续制定并实施了信息化战略，以加快这一转型。这些战略把未来世界看作是一个有线与无限网络汇集的世界，通过泛在网络和数字化消费产品可以使信息通讯技术与国民生活实现无缝结合。移动通信网络成熟是其技术基础。3G是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其产业化会大大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水平。
3G产业化，将大大推进信息产业的发展。由于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3G标准，其产业化会带动与此相关的硬件业、通信设备业、软件业和通信服务业的发展，将延伸信息产业链条，提升信息产业结构。其次，3G产业化会加速信息服务业从其他产业分离出来的步伐，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产业。有资料表明，2006年，世界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的比重为35.7％，软件、IT服务业和电信服务业所占的比重则达到了64.3％。而我国则恰恰相反，硬件投资占70％―80％，软件和服务投资只占20％―30％。随着3G的产业化，将逐步改变我国目前“硬件重软件轻”的结构，使信息服务业在信息产业中逐渐占有绝对的优势。
3G产业化，促进信息技术加快向各行各业的渗透，提高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水平。最为明显的是，信息技术在贸易、金融、政府、交通等部门得到广泛利用，电子商务、电子金融、电子政务等行业获得极大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商业模式、金融模式和政府办公模式。目前建立“数字国家”，或者“数字城市”，成为很多国家和地区的信息化发展目标，很多城市居民过上了“数字生活”。我国信息化水平在快速提升，2006年手机普及率达到了35.3％，比2005年增加了5个百分点；城镇居民计算机拥有量超过了35台/百户，彩电拥有量超过了140台/百户，分别比上年提高了10％和15％。国民经济的信息化，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提高了人的生活质量。
四、3G技术产业化：为增强我国国民经济综合竞争力添砖加瓦
国家的竞争优势，特别是经济上的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产业的竞争优势。产业竞争的最高形式，是标准竞争。我国目前一些行业在国际市场上尽管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但是由于缺少行业的国际标准和自主知识产权，这些行业并不具有国际竞争力。TD-SCDMA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通用标准的双重属性，推进3G产业化，有望在TD-SCDNA自主核心技术的带动下，使我国信息通信技术引领国际潮流。
3G产业化，将使信息技术产业成为我国最为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信息技术产业取得了长足进步，成为了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但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信息技术产业的规模和竞争力都有待提高。2006年，全球信息与通信产业的产值就已达42457亿美元，约占全球产出的9.2％。2006年韩国信息技术产业创造的产值约占其GDP的3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45.7％。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在信息技术产业的推动下，都逐渐从迈克.波特的投资驱动型国家，转变到了创新驱动型国家。3G产业化，使我们有机会在信息通信科技领域拥有大量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今后在关键产品的生产上不再“受制于人”，信息产业科技在“十一五”期间可能实现整体性突破和跨越式发展，对GDP和财政收入增长做出更大的贡献。据权威部门预测，我国3G产业的市场容量将达到5万多亿元，其中系统设备市场约6000亿元，手机和业务市场容量将达到4.6万亿元，约合20个三峡水电站的投资总和。如按相关产业1:100的带动比率来预估，即便TD-SCDMA在我国只占1/3的3G市场，我国国民经济也将在移动通信带动下，获得巨大经济效益。
3G产业化，将大大提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信息通信技术进步是能够提高生产效率的。虽然曾经有人对此有异议，但是现在人们逐渐对此达成了共识。信息产业基本功能是改善信息的收集、传输、处理、存储和利用，有效应用信息通信技术能够降低各行各业的交易成本和制造成本，特别是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增长。从美国的统计数据来看，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信息通信密度高的行业群的GDP平均增长速度，高于信息通信密度低的行业群，1990～2001年前者年均增长了5.68％，后者为3.09％，全行业为4.37％。到目前为止，人们普遍认为，信息通信技术对经济效率的改进，是美国20世纪90年代经历的历史上最长的繁荣期的重要原因。目前我国经济总体上依靠投资拉动，没有转向效益型经济。除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导致经济无法集约增长外，技术上的限制也是其重要原因。要使经济真正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必须以信息技术为支撑。3G产业化，将提供各行各业的信息化水平，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信息产业，是一个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需要的资源能源相对较少。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将有利于实现“十一五”期间节能降耗的目标。3G产业化，除能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知名企业外，在通信技术行业及其相关行业将会涌现出一大批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提供大量的高收入就业岗位，扩大中等收入阶层规模，这将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局面，有利于刺激国内消费，一定程度上改变投资与消费失衡的局面。3G产业化，将大大改变国民经济流程，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五、3G技术产业化，需要政府在政策扶持和市场竞争中取得国家利益最大化
新中国的变化范文5
[关键词]新文化史；研究方法；中国摄影史；启示；基础研究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3 — 0087 — 02
新文化史学因其独特的研究方法而产生了一系列极具特色的研究成果。在新文化史运动已经由先锋前卫演沉淀为历史经典，新文化史学已基本建立的当下，研究新文化史学研究方法对于艺术史这类新兴学科的历史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尤其是对如摄影这样的研究时间短、研究基础薄弱、极为缺乏元理论建设的专业门类意义尤为重大。如中国摄影史的研究，对于中国摄影各方面的专业史、门类史、各地区的地方发展史（其研究基础多为空白）等课题而言，新文化史学等新兴学科及其研究方法甚至有着救命稻草般的现实意义，可以保证该类历史编撰工作顺利启动并形成初步成果。当然，首先要对新文化史学研究方法本身进行辨析，取其精华区去其糟粕。
一、新文化史学研究方法概述
（一）新文化史学概述
新文化史学形成于新文化史运动中，以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为开创，以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为集大成者形成了新文化史学派。新文化史学颠覆了传统历史学的系统性、严谨性和经典性，对历史学在现当代的发展意义重大。对现当代诸多新的历史研究课题的研究起到了醍醐灌顶般的作用。随着文化史的地位在历史研究里的逐渐提高和历史专业学科发展的日趋细化，原来在传统历史著作里只字不提或只在文化章节里稍带一笔的研究对象现在都从历史发展的研究角度进入了本专业学者的研究视野，如中国摄影史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对象往往都因为基础建设薄弱而缺乏系统有效的研究方法。
（二）新文化史学的研究方法
新文化史学有明确的治史主张，但自身反传统的学术定位似乎使得其对于研究方法的总结和对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不够重视，因为系统的研究方法本身就标志着其已经不再是前卫的先锋了。但现在新文化史学本身也已经由先锋变为经典，甚至在当下也成了被新的先锋所反对和批评的对象。于是，研究其自身学科研究方法的时机已经成熟。何况还有如中国摄影史这样自身尚缺乏元理论、元思维方法及研究方法的新兴学科的历史编撰等学术呼声的存在。总的来讲，新文化史学的研究方法有：注重研究方法的灵活性、不迷信数据、注重哲学性思考、思维方法的简约等四大方面的特色和优势。这对于严重缺少研究基础、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的中国摄影史的编撰而言，新文化史学的研究方法是十分有价值的。
二、当下中国摄影史编撰的基本情况
（一）研究基础薄弱
中国摄影史研究的工作基础很薄弱。摄影术传入百余年来，中国摄影史专题的著作（包括发表的文章）总共不过百余部（数据来自2013年12月的中国知网和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摄影家个案研究的成果不在统计之列）。以这样的研究基础，编撰大部头的中国摄影通史的历史时机显然远未成熟。应该鼓励各地区从自身研究基础和地域特色出发先将一省一市的地区摄影史编撰着手进行，《广东摄影艺术志》《上海摄影史》《长安摄影志》（东莞长安镇）是其代表。随着这方面研究基础的不断积累，从全局出发进行编撰的中国摄影史自然就成了有的放矢的有源之水。
（二）缺乏有针对性的研究方法
中国摄影的发展缺乏元理论的建设和专业与学科的系统建设，也缺乏本学科本专业的研究方法。相关研究方法的运用多是从传统的艺术学研究方法中截取的，能保证研究的大方向，但难以保证研究的深入性和专业性。而中国当下的艺术学本身的元理论的建设和专业与学科的系统建设也处于发展阶段，许多元理论问题也尚未得到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下，编撰中国摄影史在研究方法方面出现混乱和无助就是必然的了。如何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来选择有针对性的研究方法以及加强研究方法在针对性和有效性方面的研究就成了摄影史研究的基础性和前提性工作。这方面的问题不解决（哪怕是先做以单方面的有效尝试），中国摄影史的系统编撰就是一句空话。
三、新文化史学研究方法对于中国摄影史编撰的启示
（一）注重研究方法的灵活性
新文化史学在研究方法方面十分灵活，几乎从不按套路（即传统史学研究方法及其体系）出牌。其实，在新文化史选择了不同于传统的另类研究对象的时候，其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在传统史学来看就是研究方法使用的混乱）和灵活性。中国摄影史的编撰目前是出于初始阶段，甚至是“哪些内容可以成为中国摄影史的研究对象”这个基本问题还在讨论之中。其实，从历史的角度讲这个问题本无需讨论，只要从自身能力和兴趣出发，对各自感兴趣的专题各自进行研究，如各省市各自的摄影发展史。待这些研究成果日渐丰厚和完善之后，大部头中国摄影史的编撰自然就会水到渠成。于是，各省市各地区各自的摄影发展史、各行业各专业的摄影发展史、各种风格及各种审美取向的摄影发展史就是目前及其后的时间段里（至少在未来的10年内）中国摄影史的实际研究对象的主体。而面对这些个性大于共性、区别大于联系、甚至连发展的时间断代都有很大差异的不同的摄影现象和类别，单纯划一的研究方法肯定是不适用的。无论这种研究方法是多么的有系统性和科学性。对于中国摄影是而言，在当下特定的历史阶段，以研究对象自身的属性和特点出发，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研究方法，强调研究方法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即强调灵活性而不是经典性和系统性，才是研究方法运用的最大的原则。对此，新文化史学给我们的启示是最为直接的。
（二）不迷信数据
在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系统中，数据引证法和数据比较法是较为常用的。在现代的年鉴学派里，对数据引证法和数据比较法更是推崇之极。通过数据以及数据的比对，许多观点可以增加可信度甚至是直接被证实。而新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多是一个小小的点，与其所在的体系相比，因为在性质方面的极为不对等，很大程度上二者各自的数据是没有多少可比性的。于是，新文化史往往集中阐述研究对象本身（甚至对其产生的原因和对后世的影响都不太关注），而不通过引用其他类似对象的相关数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和阐述的史实。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避免了阅读的枯燥并有助于理解的顺畅。摄影的便捷性和普及性使得我们在某一方面较容易地获得了影像资料及其相关数据的同时很可能忽视了（也可能是无法获取）另一方面的资料和数据。当我们谈及摄影的时候很可能实际所指的是在“艺术摄影”这个语境下，而不包括新闻摄影等其他摄影类别。而若编撰“中国摄影史”则除了艺术摄影之外的如新闻、纪实、科考、人类学、商业、新锐、现当代艺术等形态的摄影也必须给予考虑。甚至为了结论的客观性要将这些摄影形态给予大致相等的文字表述，而不是花大量笔墨在艺术摄影而忽视了其他摄影形态。这种情况现在较为普遍。若认清了上述弊端之后，就不应该迷信现有数据（因为其很可能是从艺术摄影这个单一的渠道获得的），而是应该花精力去再广泛搜索其他摄影形态的数据以保证结论的客观性。或者索性先将自己的研究范围定位在区域研究、地方研究、行业研究甚至是摄影家个案研究上，以减小对数据的依赖。
（三）注重哲学性思考
哲学性在传统史学看来不是研究和表述的主体。虽然传统史学观念和研究方法之下的经典专著如《史记》《左传》等，无不闪耀着传统东方哲学的光辉，以至于被传统哲学反复引用。但无论中外，传统史学观点在主观意愿上是不注重对哲学性的研究和表述的。这就从根本上成为了阻断历史学与哲学交汇，尤其是阻碍了“以史学专著来探索并发展哲学”、“以哲学理念来指导修史和理解历史”这两个编撰和研究历史主要的价值意义。而新文化史笔下的研究对象似乎都是按照某种哲学理念来运行或生活的（客观上也的确是如此）。这使得新文化史研究成果的哲学性和哲理性和明显，也恰恰暗合了现当代学术研究交叉性、综合性、复合性的历史发展需要。中国摄影史的编撰恰逢我国华夏文明伟大复兴和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历史契机，注重研究成果包括哲学导向、哲学立场等在内的哲学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于是，为了中国摄影史编撰工作的顺利进行，也为了研究成果本身的学术深度，强调研究方法的哲学性是十分必要的。哲学作为所有学科尤其是文化类各学科的基础性学科，其研究方法无疑会对每个文化类的专业和学科发挥作用。而且，近年来受浮躁之风的影响，学术研究也出现了许多浮躁现象，对哲学等基础性学科及其研究方法的关注程度有所减少。中国摄影史的研究和编撰恰逢此时，在系统的研究工作开始之初更应该在此方面引以为戒。
（四）思维方法的简约
新文化史学的研究方法不选择传统史学那种以宏大叙事为主的思维方式方法，转而选择微小的切入点来做研究，讲究小中见大，体现了思维方法的简约。为了不因此使研究陷入琐碎和虚无，新文化史学加强了对抽象思维方法的运用。这也是为了与强调哲学性的研究主张相配合所决定的。中国摄影史的研究和编撰为了能够跳出单纯的政治史或社会史表述的传统研究方法体系（至少没必要每个研究课题都这样做），而转向文化史、艺术史表述方式的轨道上来。强调思维方法的单纯简约反倒是有意义的。而且，由于摄影的可视性和直观性，容易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倾向于具体法而忽视抽象法。但抽象思维方法的运用是使研究成果由初级提升至高级，由琐碎提升至系统，由片面提升至全面的必然之路。未来数年，中国摄影史各局部的研究成果会迅速增加并得以汇总。于是，抽象思维方法的运用会确保其系统化、理论化的顺利完成。
四、结论
虽然新文化史学的研究方法也还存在许多问题，尤其是在传统经典史学看来缺少严谨性和系统性。但对于摄影这样缺乏本专业元理论体系建设的新兴专业，对于中国摄影史这样非常缺少研究基础的全新课题，新文化史学的研究方法是非常有效的。其可以很快地启动中国摄影史尤其是各地区、各行业、各门类的摄影发展史的初始研究。
〔参 考 文 献〕
〔1〕王瑶.当代中国新闻摄影发展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
〔2〕李树峰.“中国摄影史”写作：历史与当下的反思〔J〕.文艺研究.2010，（08）：27-36.
〔3〕公元.广东摄影艺术志〔M〕.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8.
〔4〕王天平.上海摄影史〔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
〔5〕崔昊. 刍议东北地域山水画学术高度的提升〔J〕.作家.2013，（01）：223-224.
新中国的变化范文6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商业银行；市场流动性风险；融资流动性风险
一、 引言
李杨、张晓晶（2015）引用主席于2014年12月9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讲话：“我国经济发展进人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经济新常态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特征。
经济步入新常态之前的上升周期带来的经济增长，致使人们忽略了经济不平衡以及金融创新所携带的高杠杆率所隐藏的风险（李杨和张晓晶，2015）。商业银行是金融创新造成风险的首要冲击者，全部的资金都要通过商业银行进行结算流转，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地位就凸显出来了。经济新常态下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保持商业银行合理的流动性水平，规避和降低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对于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极易诱发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进而造成金融系统的不稳定。2007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是流动性风险引发系统风险的最好例证。金融危机动摇了经济稳定的根基，也引发了金融监管机构和商业银行对流动性风险管理的持续关注。
全球金融危C凸显了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廖岷，2009）。对于商业银行而言，保持足够的流动性和追求利润最大化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因而，一个全面的衡量和管理最佳流动性水平的风险管理策略是非常有必要的。巴塞尔Ⅲ针对金融危机的情况专门提出了新的关于流动性风险管理的指标（BCBS，2010）：LCR（流动性覆盖率）和NFSR（净稳定资金比例）。LCR是巴塞尔协议Ⅲ针对流动性风险管理专门做出的改革，主要用来保证商业银行保持充足的流动性资产，以满足未来30日流动性的需求。LCR的提出提高了商业银行面临流动性风险的回旋空间和抗冲击能力，切断了传导到其他金融机构的可能性，其对银行业的监管细则做出了一系列的改变，这些改变推动着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的不断完善。NFCR推动着银行流动性管理转向长期负债，如稳定的存款和中长期债券等。监管新规的不断出台推动着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管理不断前行。
流动性风险溢价比信用违约成本要高，对于长期的高收益证券尤为明显。商业银行在不断追求收益的时候使得其流动性越来越少。实际上流动性有一个真正的成本，而且它比从信用风险预期损失大（Ericsson & Renault，2006）。Aspachs等（2005）、Acharya和Naqvi（2012）认为商业银行对流动性的需求是高度扭曲的，并且期限错配会造成短期内流动性的匮乏。孙清，陈靖元（2011）通过构建资产负债的引力模型，试图解决资产和负债不同期限带来的流动性风险问题。选择从资产端的市场流动性和负债端融资流动性分析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是遵循了国际上最新的流行方法，如Drig？`和Socol（2009）与Topaloglou（2015）等学者在研究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时，都是从商业银行的资产端的市场流动性和负债端融资流动性切入的。
金融危机以来暴露出来的流动性问题，已经说明了流动性风险的危害，并且引起了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的高度关注。如何进行流动性风险进行分析并给予管理，对商业银行来说，是经济步入新常态后的棘手问题。本文安排如下：第二章讨论中国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结构变化；第三章分析经济新常态对中国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构成的挑战；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 中国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结构变化
流动性风险是中国商业银行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是如何正确匹配资产负债流动性的匹配问题，主要包括资产端的市场流动性风险和负债端的融资流动性风险。而流动性风险是系统性风险的主要诱因之一。分析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不能割断资产与负债的联系。特别是2014年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出台以来，随着监管的更加严格，更应从总体和结构上把握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新来源和变化。
1. 中国商业银行整体流动性风险。一直以来，我国M2增速处在高位，宏观流动性比较充裕，中国商业银行体系流动性较为充足。从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来看，我国商业银行2008年第四季度～2015年第二季度，整体流动性风险处于稳定水平上。流动性比例总体保持在40%以上，远高于25%的监管标准，但其波动也较为明显。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第四季度流动性比例出现了较大的降幅。2009年～2011年，我国宏观经济增长形势向好，商业银行流动性比例保持稳定水平。自2012年起，随着经济增长减缓，流动性比例有所上升，但在2013第三季度，受“钱荒”事件的影响，流动性比例有所下降，但仍高于前四年的平均水平，整体流动性风险处于可控范围。2014年，央行两次定向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一次非对称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银行间市场流动性比较充裕，利率水平保持在相对低位，2013年第四季度～2014年第三季度，商业银行流动性比例处于上升趋势，流动性风险下降。
总体上看，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比总体宽裕，但是流动性风险依然存在于商业银行体系当中。Drehmann和Nikolaou（2009）等学者的研究认为流动性会突然枯竭，流动性风险会突然加大，因而单纯的保证总量充裕无法真正消除流动性风险。
2. 商业银行面临的市场流动性风险。资产方的市场流动性风险主要存在于资产结构和资产期限上，传统的敞口分析通常会忽略结构上的变化与不同，当市场流动性出现超预期的恶化和枯竭时，银行的资产会更难在金融市场上变现，使得银行资产流行性迅速下降。
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构成主要有净贷款、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同业资产、债券投资等。从流动性来分，商业银行资产可以分为流动性资产和非流动性资产。现金、超额准备金、短期同业资产、可交易的证券和短期贷款等都属于流动性资产。中长期贷款、法定存款准备金等属于非流动性资产。不同性质的资产面临着不同的市场流动性风险。贷款是商业银行的主营业务，在商业银行资产结构中占比最多的是净贷款。贷款的流动性较差，潜在的市场流动性风险较高，2009年～2014年，商业银行净贷款增速一直呈下降趋势，表明商业银行一直在控制市场流动性风险较高的贷款项目的增速。商业银行的净贷款增速从2009年的38%降到2014年的12%，w现出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商业银行不断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同时变化比较大的还有同业资产。2010年同业资产缩水严重，主要在于央行多次上调准备金率，造成同业拆借资金紧张。同业拆借利率受市场影响比较明显，波动比较频繁，若发生流动性危机，商业银行就会难以在同业市场进行借款，给同业拆借市场带来流动性风险。政府债券在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中占比较小，主要是因为其盈利性较差，但其良好的流动性和无风险特征受到商业银行青睐，因而商业银行需要在盈利性和流动性上进行权衡，因此商业银行持有的政府债券一直处在相对稳定的状态。
从商业银行总体资产结构看，流动资产中的现金和存放中央款项是呈现增加趋势，同业拆借市场中的流动性从资产方看保持平稳态势，因而商业银行的市场流动性风险较小。
3. 商业银行负债端面临的融资流动性风险。商业银行的负债方通常作为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是融资流动性的直接体现，因而对于流动性风险管理来说，商业银行的负债端显现的融资流动性风险可能更为重要。
我国商业银行负债方的主要构成有存款，短期借款和商业银行发行的债券等。商业银行资产方的债权是商业银行负债端的债务。从融资的角度进行分析，可以区分潜在的流动性风险的来源。存款是商业银行最稳定和最有效的资金来源，是其融资流动性的保障。从2010年起，商业银行出于经营成本的考虑也逐渐的增加短期借款的持有数量。短期借款的增加减少了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本，增加了短期的融资流动性，但恶化了期限错配问题，长远来看不利于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长期资金的增加有利于商业银行降低融资流动性风险，长期债券和中长期存款都是商业银行不可或缺的稳定资金来源。尽管会增加商业银行成本，但对于商业银行减少融资流动性风险，减少挤兑发生的可能性，都有巨大的作用。所以，近些年长期资金的不断增加，为商业银行防范流动性风险提供了资金保障。
通过分析市场流动性风险和融资流动性风险可知，融资流动性风险较市场流动性风险暴露充分，融资流动性风险要大；大型商业银行资产结构和负债结构较为合理，面临的市场流动性和融资流动性风险较低；中小银行过于依赖同业拆借市场，融资流动性风险要大于大型商业银行。
三、 经济新常态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构成的挑战
经济新常态特征的主要特征是经济下行，但金融环境复杂化，利率市场化等制度的变化也都是新常态的主要特征（张晓晶，2015）。新常态导致的新变化会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测算、评估、管理等带来一系列挑战，因此，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加强关注是新常态的要求。
1. 宏观经济下行增加了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不确定性。余斌、吴振宇（2014）总结经济新常态特征时认为经济下行并趋于稳定是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宏观经济下行的时候，信用违约逐渐增多，银行坏账增多，部分银行开始惜贷，从而使得流动性需求越来越多，但此时流动性供给不断减少。Minsky（2008）、Davidson（2002）、BCBS （2008，2010）和Nikolaou（2009）都论述了宏观经济对流动性的影响。对于大型国有银行来说，流动性风险管理背后有国家信用的隐形担保，所以会助长此类银行过于追求利润而忽略了风险的存在。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率近些年来持续下降，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构成了挑战。宏观经济下行会使得其他风险转化成为流动性风险。Drig？`和Socol（2009）认为金融机构面临的经营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会使得商业银行的经营面临更大的风险。外部环境对银行的负面影响在增大。潘敏和张依茹（2012）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证明了这个观点。
流动性风险具有自我强化的特点，在经济下行时尤为明显。在银行业出现危机之时，流动性风险往往会给予银行最致命一击。宏观经济环境变差会导致资本外逃，加剧资金流动的波动。商业银行在面临资本外逃时往往无计可施，而资本外逃也会引发“羊群效应”。“巴林银行事件”和“雷曼兄弟”倒闭说明了忽视流动性风险后果是严重的。
2. 金融环境变化使得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复杂化。金融脱媒导致商业银行传统业务受到冲击，增加了商业银行的融资成本；资产证券化在为商业银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也积聚着风险；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加速了流动性风险的暴露，也加速了系统性风险的传染速度。金融危机以来的金融环境复杂化使得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复杂化。
经济新常态下的资产证券化对商业银行构成了新的挑战，在经济形势较好的时候，资产证券化的资产可能不会出现问题，但过度膨胀的同时在不断积聚风险。商业银行的资产证券化的资产存在着价值减少的情况，如果贷款出现违约或者展期，则意味着商业银行目前持有的尚未资产证券化的非流动资产不再受市场欢迎，变得难以继续资产证券化，银行的流动性难以为继。对于金融市场上的资产证券化的资产来说，如果价格波动过于激烈，尤其是价格出现大幅下跌的情况，证券化资产就会被抛售。市场流动性因此出现萎缩，甚至枯竭。商业银行在资产证券化市场上也参与了交易，市场流动性出现的风险会传导到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导致银行出现流动性危机。其中的机理在于，抛售行为使得资产价格下浮更快，价格持续下跌会加剧资产抛售，形成恶性循环。
四、 结论
商业银行流动性总体充裕，但资产端和负债端分别存在潜在的市场流动性风险和融资流动性风险。从市场流动性风险看，大型商业银行由于盈利渠道广，抗风险能力强的特点，拥有较多的优质资产；中小银行盈利渠道少，因而同业存放较多，但保持了灵活性。从融资流动性风险看，大型商业银行持有较多的稳定的资金，并且融资成本相对较低；中小银行融资更多的是通过同业拆借的方式，在金融环境复杂化和金融脱媒加速的今天，中小银行面临更多的融资流动性风险。宏观经济下行、资产证券化和利率市场化的发展都对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管理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在我国经济处在新常态的发展阶段中，央行和O管部门在流动性风险监管时应重点关注：（1）宏观经济波动的时候，流动性风险极易由利率风险、信贷风险、市场风险转变而来，因为信贷市场、利率市场是紧密相连的。因此在防范流动性风险的同时，需要同时防范利率风险、信贷风险等风险。（2）流动性风险具有资产负债结构特征，同时流动性风险也会根据宏观经济波动和流动性变化而变化，因而仔细分析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的结构变化，区别发现潜在的流动性风险，及时的补充商业银行的流动性。（3）资产证券化和利率市场化的发展会促使金融创新，金融创新要在合理的监管范围内进行。监管部门应对有关于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金融创新进行动态监管，以便及时做出对策，防止流动性突然枯竭，诱发流动性危机。
参考文献：
[1] 李扬，张晓晶.“新常态”：经济发展的逻辑与前景[J].经济研究，2015，（5）：4-19.
[2] 廖岷.从全球金融危机看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的重要性[J].西部金融，2009，（1）：33-35.
[3] 刘志洋，宋玉颖.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与系统性风险贡献度[J].南开经济研究，2015，（1）：131-143.
[4] 孙清，陈靖元.基于引力模型的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J].经济问题，2011，（6）：82-85.
[5] 张晓晶.试论中国宏观调控新常态[J].经济学动态，2015，（4）：12-22.
[6] 余斌，吴振宇.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宏观调控政策取向[J].改革，2014，（11）：17-25.
[7] 潘敏，张依茹.宏观经济波动下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研究――基于股权结构异质性的视角[J].财贸经济，2012，（10）：57-65.
[8] 张超英.对金融资产证券化经济学意义的再认识[J].财贸经济，2002，（11）：17-20.
[9] 刘琪林，李富有.资产证券化与银行资产流动性、盈利水平及风险水平[J].金融论坛，2013，（5）：35-44.
[10] 黄小军.美国利率市场化进程及其对我国银行业的启示[J].银行家，2014，（12）：86-91.
[11] Aaron M， Armstrong J， Zelmer M.An Overview of Risk Management at Canadian Banks[J].Bank of Canada Financial System Review，2007，10（1）：39-47.
[12] Acharya V， Naqvi H.The seeds of a crisis： A theory of bank liquidity and risk taking over the business cycl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2，106（2）：349-36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日本量化宽松政策溢出效应与东亚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协调研究”（项目号：13BGJ0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