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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变化范文1
中国工笔人物画是中国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生活作为源泉，根植传统以求变，借鉴西方以出新，在变与不变的矛盾中崭新的顺应潮流向前进，是对中国工笔人物画继续发展的新挑战，使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发展变化出现勃勃生机。
［关键词］
中国工笔人物画 当代 发展 新变化
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发展变革是与我们这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背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工笔人物画既继承传统又能容纳吸收外来艺术的独特表现形式，其特色以及艺术价值在绘画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成熟、丰富与发展。
一、当代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发展特点
首先，根植传统以求变，对于中国画传统的肯定是中国工笔人物画家的共识，中国工笔人物画要进一步发展，必须对中国画传统的思维方式、笔墨规律、造型规律、审美特点以及对传统文化精神有深刻的理解与领悟，对传统的内涵挖掘的越深，领悟的越深刻，中国工笔人物画发展的路便更广阔。其二，借鉴西方以出新，在传统的基础上，向古今中外优秀的艺术寻求参照与借鉴，以延伸人物画的表现形式。人物画家所参照的系列不同，延伸的方向，层次的差异，便生发了不同的风格与形式，写实与表现、抽象与具象、重彩与淡彩、块面与线描各种形式都有尝试和显现。其三，创作题材丰富多样。由于个性的解放，创作的自由，给所表现的内容提供了广阔的表现空间，城市、乡村、疆域边塞、妇女、儿童、现实与历史、理想与幻想都是被描写的范围与内容。从工笔人物画方面来看，发展变化的特点是高度重视造型功能和色彩的表现功能，充分显示了造型与色彩的艺术魅力。
中国工笔人物画造型方面充分发挥了工笔造型可尽精微的优势特点，按照中国画造型的规律特点，吸收西方古典大师深入表现对象的特点，使所表现的人物既符合传统审美的特点，又避免了古代工笔人物画概念化的不足，使工笔人物画在写实上做到了中西成功的结合。同时，广泛拓展了工笔人物画的用色技巧与颜料媒材。写实的色彩与装饰的色彩齐头并进，以毛笔纸绢为主结合使用其他材料，如布、的确良等载体，喷枪、板刷等工具。
二、当代中国工笔人物画的新变化
当代人物画的巨变，固然离不开形、色、线诸因素的突破性发展，同时也与形、色、线所构成的艺术意象的方式有直接的关系。
从具体的表现形式来看，在写实性的工笔人物画而言，古代的所谓具有写实性所造成的概念化的问题被现在具有实际意义的具象写实所代替，人物更具个性化。在发展的同时也显露出了弊端，古代书法化的用线在一些作品里被弱化，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画的平面装饰性得到了加强，而实现这一重大变异的主要条件是在于引进了西方平面构成和色彩构成的方法，这种方法使传统单调的平面装饰性得到了丰富与加强。与此同时，在重视画面构成的同时，还注意了西方艺术注重画面肌理效果的特色，以与画面构成的框架达到内容与形式上的统一。肌理效果运用得当，可以使物象的表现得到加强，造成了有意象的渍痕与肌理效果，使画面产生了厚与薄、匀与不匀的对比效果，丰富了工笔人物画的表现技法，并且体现了画家的个性与风格，出现新的样式，带动工笔人物画的变革与发展。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工笔人物画画家在工具、材料上进行了多种多样的尝试，与此同时，除了使用传统的国画色外，还拓展了颜料的使用范围，如丙烯色、水粉色、水彩色以及新发明生产的矿物质颜料。丰富了工笔人物画的语言，出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新面貌。
纵观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发展历史和现状，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发展是伴随着整个中国社会的变革而变革的，尽管时有超前，时有回归，但它的主流是受制约于社会的文化大背景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工笔人物画在整个大文化社会背景的变革中，要尊重艺术规律，更加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立足民族传统文化，融汇中西，才能创造出反映当代社会发展的中国工笔人物画作品。 责任编辑：晓芳
参考文献：
[1]徐建融.徐杰.书画欣赏录[M] 辽宁：学林出版社， 2007年版：
新中国的变化范文2
广播影视对外传播的成就不仅体现在落地的节目和出口的产品上,而且近年来广播影视走出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个变化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在指导方针上从以国内发展为主兼顾国际,向国内国际并重发展转变。中央电视台19套开路电视节目中就有六套国际节目,其中法语国际频道、西班牙语国际频道是近两年开播的,阿拉伯语、俄语国际频道今年开播。地方广电也纷纷利用地缘和语言优势加快走出去步伐。内蒙古电视台节目大量覆盖蒙古国;新疆电台、电视台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土耳其等多个中亚国家落地;南宁电视台与越南国家电视合举办春节晚会;广西电视台与泰国、越南、菲律宾、印尼等国电视合举办“广西电视展播周”,形成了立体式的走出去局面。
二是在工作目标上从介绍中国向对世界发出中国的声音转变。随着走出去的发展壮大,中国广播影视已经超越“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的既定目标,不再是简单地介绍中国,而是积极参与国际新闻事件的报道,在国际传媒中发出中国的声音,使中国广播电视成为“全球的触角、中国的眼光、世界的窗口”,成为全球倾听中国、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在近年来世界发生的重大事件中,随处都可以看到中国记者的身影,听到中国的观点和声音。
三是在发展标准上从简单学习、模仿国外媒体向建设国际一流媒体转变。以中央三台为代表的广播电视媒体,正在大幅提升全球传播力,致力建成国际领先的现代传播体系,使中央三台在传播上能够与美欧形成鼎立局面,在影响上能够与时代华纳、新闻集团等跨国媒体集团相比拼,将我们的图象、声音、文字、信息更广泛地传播到世界各地。目前,CCTV-9正在稳步向中国特色的国际化电视频道迈进,CCTV-4已经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中文频道。
四是在走出去的形式上已从单项发展到多项。现在的走出去不仅仅是在国外落地覆盖,还通过购买国外电台电视台播出资源、销售广播影视节目、到国外举办广播影视节展、与国外合办晚会或项目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地对外展示中国形象,传播中华文化,扩大中国在世界的影响。购买国外电台电视台的频道频率和时段是近年来走出去的一种崭新形式,运用这些播出和覆盖渠道传播中华文化、礼仪、历史、风土人情、发展成就和产品品牌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面向国外销售广播影视节目进一步扩大了中华文化对海外的影响。2008年全国各影视机构仅通过参加国际电视节展,就向国外销售电视剧一千多万美元。电视剧《李小龙传奇》远销到欧洲、北美洲、亚洲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尚未开播就靠销售国外版权收回了全部投资;纪录片《故宫》被翻译成六种语言在100多个国家签约出售,发行超过15万套,创中国纪录片海外销售新高;动画影片《三国》现已销往24个国家和地区,收入超过一亿元。浙江卫视《我爱记歌词》等节目播出版权也成功卖到了国外。
五是在运作方式上从免费赠送向付费收看转变。中国卫星长城平台全球付费用户突破10万户,总收入接近2亿元人民币,其中美国平台7.4万户,加拿大平台1.5万户,是北美规模最大、节目最多、订户最广的中文卫星电视服务平台,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些都表明,广播影视走出去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媒体对外传播的实际与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实力、与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要求、与发达国家媒体的实力和影响力之间还有很大差距。目前,我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三位,正逐步由世界大国走向世界强国的行列,但我国媒体在国际舆论中的影响力仍然偏弱,“硬实力”和“软实力”失衡。我国文化产业正在快速发展,文化产品日益丰富,迫切需要走出国门,拓展海外市场,但和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超”相比,中国的对外文化贸易则是严重“入超”,进口与出口仍然是6:1的比例,存在着严重的“文化赤字”。我国传媒在海外的规模、实力和影响力还不大,世界500强企业中,有八家传媒企业,但没有一家属于中国。这些都要求我国广播影视必须适应世界传媒发展的趋势,在“苦练内功”的同时,进一步扩大“走出去”,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不断增强实力,提高竞争力,建立与我国国家地位和综合国力相匹配的广播影视国际传播力,努力实现“成为世界重要一极”的目标。
新中国的变化范文3
关键词 文化 文化演变 知识创造过程 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G302 文献标识码：A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无疑是由先进的文化所引导带来制度上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引领中国日益现代化的过程。与此同时，仍然存在一些旧有的思想及相应行为若隐若现影响着新的社会制度的运行、阻碍新的社会格局的产生，例如封建特权思想、圈子文化、山头主义等。对于未曾全盘西化的当今中国而言，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与国情，面临着全新的国际发展环境，也不可能像当初西方列强一样靠对外侵略扩张而发展，其全面复兴必然需要全新的文化来支撑，这意味着它必须充分发挥历史传统的优越性同时又必须摆脱历史的包袱，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同时又必须剔除其糟粕，因而必然需要围绕全新的建设与发展任务实现全面的文化创新，尤其是在创新型国家建设过程中。这样，理解掌握文化创新的过程实质，就具有非常实际的意义。
1文化的基本单位即文化基因是一种认知模式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A・L・克罗伯和K・科拉克洪在考察100多种文化定义后，曾给出一个广为接受的综合定义：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的和外显的模式之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和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品的各种具体式样；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衍生和由选择得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
文化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
（1）精神要素，即精神文化，主要指哲学和其他具体科学、宗教、艺术、伦理道德以及价值观念等，其中尤以价值观念最为重要；
（2）语言和符号；
（3）规范体系：是人们行为的准则，有约定俗成的如风俗等，也有明文规定的如法律条文、群体组织的规章制度等，它们共同调整着人们的各种社会关系；
（4）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其中社会组织是实现社会关系的实体；
（5）物质产品：经过人类改造的自然环境和由人创造出来的一切物品，是文化的有形部分。
文化有其基本的构成单元――文化基因（meme）。文化基因的概念，最早是来源于英国著名科学家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书，他认为文化基因或觅母（Meme）是文化传播单位或模仿单位，音乐调子、概念、妙句、时装、制锅或建造拱廊的方式等，都是觅母。这一概念解释只提到一些具体表象，没有区分文化的内在遗传信息和外在表现形式，也没有注意到前述文化内容的结构体系。
P・DiMaggio在综合评述文化社会学与认知心理学的相互影响后认为，将认知的模式即schema作为文化分析的基本单元是极有意义的。它代表着各种对象、事件以及它们的特征、构成要素、相互关系的各种假设，多是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形成的；同时它也是人们的信息处理方式，展示文化的运行过程。这一分析突出了文化基本单元的内在信息属性，与生物学的“基因”概念内涵更具一致性。
比较上述两种概念分析，文化基因，应是特定人群对某种对象及其相关特征、关系的认知模式，是在传播过程中能够被内化吸收的基本理念，本质上是一种知识；这种理念决定着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如音乐或时装的风格、建筑的方式等；人们在传播、模仿这些具体形式时，实际上也隐含地传播者这种内在的理念或知识。
2文化演变的核心是文化基因的知识创造过程
Gabora提出一种文化演化框架――公共交流（communal exchange），认为是公共交流使得人们对不和谐、挫折或误解做出回应：从不同的视角思考，调整理念以适应环境，因而减少熵、重建和谐完整的概念系统。使得复杂的、可积累的、开放的文化得以演化的是一种递归性反思能力：一种思想触发另一种思想，后者再触发另一种，如此持续进而形成一条联系链。换句话说，文化演变的核心是概念、理念的发展变化，是通过与环境的互动产生新的认识的过程；它通过这种自我修正过程产生可传播的创新，因而必然地是一种新知识产生的过程。对比文化基因的概念，这种调适后的新理念、新概念，实质上是一种新的认知模式，即新的文化基因；递归性反思能力形成的思想联系链即是文化基因链。
这一演化框架理论强调的是新理念的产生，但并没有解释新理念转化为新现实的过程；如前述文化概念与组成，文化演变还应包含新理念转化为新的行为规范、新的社会关系或社会组织以致新的物质产品的过程。
对于由新知识产生至新产品或新现实得到实现的知识创造完整过程的探索，最经典、最透彻的分析仍然是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弘高的知识创造三要素统一模型。它包括三个基本要素：知识创造的SECI模型、场及知识资产。
（1）知识创造的SECI过程，是从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知识转换过程，包括社会化（Socialization），外部化（Externalization），联接化（Combination）和内部化（Internalization）。社会化意味着从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转换，是分享体验并由此创造心智模式和技能之类隐性知识的过程；外部化将隐性知识转为显性知识，是利用比喻、类比、概念、假设或模型等形式将隐性知识明示化的过程，是知识创造过程的精髓所在，通常由对话或集体反思所触发；联接化是从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得转换过程，将各种概念综合为知识体系的过程，它通过对显性知识的整理、增添、结合和分类等方式，重新构造既有信息，进而催生新知识；内部化是从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得转换，主要通过干中学以共有心智模式或技术诀窍的形式内化到个体的隐性知识基础内。经历了这样的相互作用，一项创新便涌现出来。模型认为组织知识创造始于被调动的个体隐性知识，通过知识转换的四种模式在组织层次上放大，并在较高层级上固定下来，并会随着互动社群的扩大，超越团组、部门、事业部、组织的边界而不断往前推进，形成知识螺旋。
（2）场，是知识得以分享、创造和应用的共同环境，它为个体的知识转换以及知识螺旋的展开提供能量、质量和场所，存在形式可能是物理空间如办公室、虚拟空间如电子邮件或网络，和精神空间如共同的理想或文化等，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是场形成或存在的关键。与上述四种知识转换过程相对应，场也有四种类型：起始场、对话场、系统化场和实践场；
（3）知识资产，是知识创造过程的输入、输出和调节因子。知识资产可分为四类：经验性知识资产、概念性知识资产、系统性知识资产和惯例性知识资产，是上述四个知识转换过程的必然结果。
所有的三个元素统一为一个整体。简而言之，是组织应用既有的知识资产，通过SECI过程创造新知识；而SECI过程发生在相应的场中，创造的新知识也成为组织知识资产的一部分，成为新的知识创造过程的输入。这一模型强调从隐形知识到显性知识的转换；包括了新构思或新思想的形成到形成新现实的完整过程，但主要是针对企业的创新实践分析得到的模型。
将这一模型扩展应用到文化演化过程中，则需要进行理论上的拓展和历史事实上的探索验证。另外，这一分析模型一个显然的局限是没有说明知识创造的动力源泉。
3实践中的矛盾启动新文化基因的知识创造并促进新基因链的形成
将的《实践论》、《矛盾论》中实践与认识的关系、认识发展感性与理性阶段、矛盾的普遍性等原理与野中郁次郎等人的知识创造三要素模型相结合，我们可以得到：是实践的需要触发了知识创造的过程；直接的推动力正是各类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也就是矛盾；而知识创造的目的或结果，则是为实践中的矛盾提供解决方案。事实上，野中郁次郎等人的知识创造过程模型，也蕴含了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不同阶段：社会化、外部化阶段，以感性知识交流为主，开始向理性知识例如概念转化；联接化阶段则是理性知识的相互组合；内部化则是系统理性知识的实际应用，“由认识到实践”必然经历的过程。
作为特定矛盾的解决方案的新认知或新思想，就可能成为新的文化基因；而现实世界中矛盾的不断发展变化，则为新的文化基因的出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成为“思想联系链”形成的现实基础；而新的“思想联系链”，即相互联系着的新的文化基因，成为人类推进相关现实世界变化的认知基础。
例如始于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过程中的知识创造过程。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要求，佛罗伦萨的人们需要探索理解人与神、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当时的实践环境构成了新理念产生的起始场；各种学校及佛罗伦萨城市共和国内全新的探求新知（表现为追崇古典）的自由氛围，承担了对话场的角色；加上外部知识即古希腊文化成就的输入，人文主义的基本观念即对人性的尊崇，得以孕育形成，形成了对人与神、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全新认知；上述对话场也触发了这种新的文化基因的外部化，即各种艺术创作实践，各种文艺及美术作品，便是这种外部表达的具体形式；同时或随后，探究人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界的规律、探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需求进一步产生，相应的自然科学，如天文学、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建筑学；和社会科学如政治学得以产生，并形成了相应的知识体系以及相应的科学与社会实践，进而改变了人们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按照新的知识处理人与自然界、及人与人的关系，而不再唯神命是从；相应地，科学与民主的思想作为新的文化基因也得以形成。形成新的科学或社会实践、改变人们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的过程，就是上述的知识内部化过程，相关的新的实践活动，就是实现内部化的实践场。古希腊文化成就是这一知识创造过程的知识资产的输入，人文主义理念、科学与民主思想等新的文化基因及各科新的知识体系则是这一过程输出的知识资产。与野中郁次郎等人的分析模型不同的是：人文主义观念传播到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的不同领域时，随即开启了新的SECI过程，而不同具体领域的研究与实践，则这种观念在社会生活中实现内部化的具体表现。
由文艺复兴运动的深入发展而导致自然科学成果的积累以及社会经济生活的进一步发展，政治学领域进一步深化拓展为18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一批代表人物在吸收既有科技成果、体验现实群众生活、考察国内外实际的基础上，对理想的国家制度的各侧面及整体结构进行了分析论述。如英国的哲学家洛克和科学家牛顿，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和卢梭，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德意志的康德等，就人民、国家功能、政府职责与权力范围、法治的必要性与内容、宪法的地位等相继做了透彻的分析，进而进行了国家制度的设计，如三权分立、分权制衡等保障个人权利的国家制度及其运行机制；随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实现了各具特色的资本主义体系，包括法国、美国、德国、英国、意大利、俄罗斯、加拿大、日本等。显然，吸收科技新成果、考察实际社会生活的过程，就是社会化的过程，就国家制度各侧面的分析论述及相关成果的出版则是新的政治观念的外部化表达过程，而国家制度的整体设计则是一个相关政治观念系统化整合的过程，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完全实现资本主义制度，则是国家制度在社会现实中的内化过程。
上述过程中文化基因链的形成过程是：人与神之间矛盾的解决导致基本人文主义基本理念，即尊崇人性这一文化基因的产生；而人与客观世界的矛盾是人与神的矛盾解决后必然面临的新问题，它进一步分解为人与自然的矛盾以及人类社会内部的矛盾。分解后各领域的知识创造过程中，针对各自的新矛盾的解决又产生了新的文化基因，例如自然科学领域对于科学方法和科学实验的重视，贯穿于所有自然科学领域；例如西方政治学领域中的民主相关的观念体系：自由、平等、法制、民权等等。这样，不同文化基因的创造、演进就渐次形成一个树形图谱。当然，并非所有新的知识成果都能成为新的文化基因，唯有影响广泛、长期传承的理念，才成为文化基因。从根源看，文化基因所以能长期传承、影响深远，原因在于它对于现实中某类共性的矛盾的解决仍然有意义。而当社会生活中的新问题、新矛盾出现时，新的知识成果或新的文化基因的出现，就成为必然。这正与Gabora提及的递归反思能力所形成的思想联系链相对应。
这种文化基因链的形成过程可为我们新文化的建设提供借鉴。
4新文化的建设要注重各种实践中相关场的建设以及与相关文化基因的关联
由文化的概念所决定，文化创新或新文化的建设，必然地包括捕捉提炼新的理念，设计完善新的制度和政策，完善相关机构的新功能，新的理念的传播，新的实践惯例的扩散等；而由文化演变的知识创造过程及实践动力所决定，关注新的实践中对新文化基因的需要以及相关的各种场的建设具有特别的意义。
例如上海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需要产业界、研究机构、相关政府部门、服务机构等通过开放式创新、整个区域范围的资源优化配置以形成创新生态链和以知识创造、流通及应用为基础的创新型经济，并在全球创新网络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一目标的实现必然地包含着相关文化的创新与不断完善。只有区域范围内的新的创新文化，才能凝聚各方资源与力量、促成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新的文化基因的创造过程，其起始场与最初隐性知识的形成，往往与新的实践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文化建设进程中，企业家俱乐部、企业界与学研界以及政府部门的界内或跨界的论坛、协会的活动等形式，属于实现社会化的起始场或实现外部化的对话场；相关研究机构的合作以及研究机构与实践部门的互动、结合，则是实现相关知识组合化及完成制度或政策设计所必须依赖的系统化场，实地培训、相关宣传资料的编辑出版发行，新闻媒体对新文化内容的传播，“干中学”及实践中的交流等则是实现内部化的实践场必不可少的内容。
起始场、对话场的建立，有利于促进与新实践相关人员的交流、借鉴外部相关知识、对新的实践进行理论探索与总结等，进而实现作为新的文化基因中新知识的社会化、外部化。需要注意的是，当代社会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为相关主体之间的关联、对话提供了诸多便利，起始场、对话场的建立有了更多的可能途径；但隐性知识的交流和传播依靠信息化、网络化的手段依然是远远不够的。
新的文化基因的内部化过程，即实践场的作用，有的靠实践中榜样的力量以及相应的实践体系可潜移默化地传播实现，有的则要注意利用制度的强制力量以及系统的教育体系来实现新的文化基因的植入。例如现实中反腐所要求的“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机制的建设。腐败的大面积发生，无疑与长期封建社会的思想遗留有关，如官本位、封建特权、圈子文化等，不仅仅存在于很多官员自身思想深处，也存在于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里；同时，也与我国在强调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的过程中忽视相关制度建设有关，如权力设计及运行模式、监督机制以致公务员的薪酬制度等。“不能腐”意味着健全的制度形成了对官员行为的有效制约，这有赖于新的制度设计在实践中的有效内化；而“不想腐”，则意味着一种新的文化观念和行为习惯的形成，与新制度相对应一整套观念体系通过教育已深入到官员的思想深处。
新文化建设还需要密切关注相关的文化基因之间有机联系的方式，有时需要相关基因的变化才能实现特定基因的演变，这是由其内在矛盾的相互关联特性所决定。例如反腐的新制度及其理念基础，可能与其他相关制度、理念的改变密切关联。
中国的建设实践必然需要衍生出新的文明，而新的文化则是这种新文明的内在基础；把握文化创新与建设的一般规律，探索营造恰当的氛围与措施，结合各项建设实践完成文化的创造，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基金项目：本文曾得到上海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shucx080158）和上海市科技发展基金软科学研究博士论文专项基金（20090610）资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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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变化范文4
一、3G技术产业化：提高我国信息产业整体技术水平
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也不断取得新进展，规模不断扩大，整体实力不断增强，地位不断提升，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就业的贡献越来越大。首先，产业规模持续扩大，2006年电子信息产业全年实现销售收入4.75万亿元，同比增长23.7％，增加值1.1万亿元，增长了22.1％，产业规模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中位居领先。其次，行业竞争力显著提高，目前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共有29332家，其中制造业16958家，软件业12374家；2006年电子信息行业全年实现利税2400亿元，同比增长22％；全行业500万元以上项目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68亿元，同比增长了41％，其中通信设备和电子元器件成为重点投资领域；全行业的研发投入超过了900亿元，可持续发展基础较好。再次，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日益突出。2006年全行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5.2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7％；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超过了10％，对其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15％以上。电子信息产业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的比重超过了90％，在全国外贸出口中的比重也不断提高，对其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50％，带动了出口总量的增加和结构的优化。第四，对就业的贡献不断提高，2006年全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产业就业人数达到了724万人，其中制造业626万人，软件业98万人，共计比上年增加了85万人，占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的10％。
电子信息产业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
首先，我国企业主要处于信息产业的末端，获取的利润少，产业升级的基础薄弱。目前我国电子信息产业主要以组装加工为主，并且以三资企业为主。2006年三资企业在规模以上制造业销售收入、工业增加值、利润中的比重分别为80％、79％、80％，均比2005年有所提高，本土企业变得更加弱小。三资企业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不断挤压本土企业的生存空间。2006年国内规模以上制造企业的销售利润仅仅为3.56％，三资企业为3.4％。后者主要是利用其全球优势把利润转移出去。信息产业发展的关键在于研发，而研发本身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和高回报的行为。国内企业从廉价劳动力中获取的利润，有相当一部分通过专利费转移给了国外企业，自己所剩无几，根本无钱投入研发，信息产业结构升级受到了投入不足的限制。
其次，技术积累不足。国内企业由于缺乏相应的技术积累，没有掌握相关的核心技术，都受制于处在产业链条高端收入环节的国外大企业；在产业组装加工环节也是亦步亦趋，跟着大企业的标准走。即使是我国拥有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也不断受到新兴国家的挑战，新一代组装加工业向其他国家分流明显，信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压力日益突出。
再次，人才储备不足。技术研发不仅需要知识，而且需要经验和感悟。前者可以通过书本获得，后者却需要亲历亲为。技术研发人才，一般不是通过学校简单培养出来的，而是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由于信息技术研发落后，大学生缺少研发实践基地，在国内很难被培养和锻炼成为技术人才。
目前国际信息技术进入一个新的更新换代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应用更加广泛，三网融合趋势日益凸显，信息服务新业务不断涌现，国际上信息产业结构升级加快，特别是通信设备和元器件行业发展迅速。在现代产业的国际竞争中，总体上，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落后国家由于资金、技术、人才不足，在国际竞争中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落后国家在某项技术上获得的重大创新，将为其超越上述不足、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难得机遇。信息产业的竞争，更是标准的竞争。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TD-SCDMA标准，作为国际3G标准之一，已经具备了产业化的条件。推进3G技术产业化，将为我国超越制约信息产业发展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上的不足提供了难得的机遇。riD-SCDMA标准，只有首先在国内成功商用，才能推向国际市场。这是技术扩散的一般规律。3G的产业化，将拉长信息产业链，加深和细化分工，特别使我国向产业“微笑曲线”上下游延伸，开发品牌营销、标准制定、技术研发、售后服务等业务，分享信息产业链上更多的价值。3G的产业化，将会使资本市场更加追逐3G概念的企业，与3G相关的行业也会得到风险投资的支持，这样，3G的发展将获得足够的金融支持。3G的产业化，也会使3G相关行业成为人才的洼地，聚集大量的人才。
总之，全面推进3G的产业化，有助于破解我国信息产业升级面临的“瓶颈”，使我国在国际信息通信技术上占有一席之地，进而“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为我国研究和发展4G、5G标准提供基础平台。
二、3G技术产业化：我国人力资本就业和发展的重大领域
我国目前就业形势严峻，大学生就业问题特别突出，每年有30％―40％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相当一部分就业的大学生也是不用所学。大学生的培养花费了国家和家庭、个人的大量资本，是非常稀缺的人力资本，2004年底高校毕业生占全国就业人口的比重仅为7.2％，其中大专为5.0％，大学本科为2.1％，研究生为0.1％。大学生不能就业，对社会是一种昂贵的浪费，对家庭是一种不幸，对个人是一种快速的“精神耗损”。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国企业研发创新不足，提供的研发岗位少，是其重要原因之一。虽然我国研发队伍规模有了很大的发展，截至2006年5月研发人员达到了120万人。位居世界第二。但要看到，其相对规模还是很小。2003年我国每万人中从事研发活动人员仅为15人，与科技强国、科技大国、中等科技大国差距都还很大，这些国家该指标大都在100人以上。目前我国企业主要占有产品的生产环节，而在研发和销售环节上投入匮乏，提供的岗位也少。这样，尽管我国有众多的大学生可以被培养成研发人员，但是缺少实践岗位，而不能学有所用。3G技术产业化，将会一定
程度上缓解中高知识人才的就业压力。
首先，3G产业化，将进一步激活国内信息技术的创新活动。创新是扩大就业还是减少就业，存在长期的争议。国外的很多实证资料显示，创新总体上有利于扩大就业。比如，有人研究了1983―1988年期间荷兰859个制造企业的创新对就业增长的影响，其主要结论是：与生产相关的研发活动对就业增长有正的显著性影响，特别是那些从事信息技术研发的企业，研发投入每增长1％，就业就会增长1.9％。从事创新活动的人员主要是大学生，同时创新所带来的更多的高技术生产、管理岗位，也是以大学生为主要需求对象。可见，创新是有利于大学生就业的。推进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3G标准的产业化，将会形成一个从芯片到核心软件、从系统设备到终端、从测试仪表到配套产品的环环相扣的完整产业链条，能提供大量的研发岗位，供大学生就业，可以一定程度地缓解大学生目前的就业压力。
此外，3G产业化还将带动相关软件产业的发展，增加对掌握技术知识的大中专和技术工人、编程人员的需求。3G产业的兴起，必然在国内创造一些高收入岗位，从而会吸引大量的出口人才回流，同时还会吸引国外高端人才加入其中，为我所用。在这种相互交流、相互协作中，实现相互融合、相互提高。
可见，3G的成功产业化对解决我国大中专学生就业，充分利用国内的人力资本，吸引留学人员归国效力服务，吸引全球高端人才为我所用，都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3G技术产业化：国民经济信息化进程的推动力
我国多年的发展实践表明，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就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信息产业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基础，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关键行业。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也表明，要把依靠高投入维持的经济增长，转变到依靠生产率提高维持的经济增长，关键是大力发展信息产业。
信息技术或者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其对各产业部门的渗透，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突出特征。信息科技已经成为了推动现代经济增长和知识传播应用进程的重要引擎。信息化，是在信息通讯技术革命背景下的经济社会转型过程，是信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步提升直到占主导地位的过程，也是信息技术向国民经济各行各业及社会生活各领域渗透扩散，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近十多年来，一些国家和地区连续制定并实施了信息化战略，以加快这一转型。这些战略把未来世界看作是一个有线与无限网络汇集的世界，通过泛在网络和数字化消费产品可以使信息通讯技术与国民生活实现无缝结合。移动通信网络成熟是其技术基础。3G是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其产业化会大大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水平。
3G产业化，将大大推进信息产业的发展。由于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3G标准，其产业化会带动与此相关的硬件业、通信设备业、软件业和通信服务业的发展，将延伸信息产业链条，提升信息产业结构。其次，3G产业化会加速信息服务业从其他产业分离出来的步伐，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产业。有资料表明，2006年，世界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的比重为35.7％，软件、IT服务业和电信服务业所占的比重则达到了64.3％。而我国则恰恰相反，硬件投资占70％―80％，软件和服务投资只占20％―30％。随着3G的产业化，将逐步改变我国目前“硬件重软件轻”的结构，使信息服务业在信息产业中逐渐占有绝对的优势。
3G产业化，促进信息技术加快向各行各业的渗透，提高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水平。最为明显的是，信息技术在贸易、金融、政府、交通等部门得到广泛利用，电子商务、电子金融、电子政务等行业获得极大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商业模式、金融模式和政府办公模式。目前建立“数字国家”，或者“数字城市”，成为很多国家和地区的信息化发展目标，很多城市居民过上了“数字生活”。我国信息化水平在快速提升，2006年手机普及率达到了35.3％，比2005年增加了5个百分点；城镇居民计算机拥有量超过了35台/百户，彩电拥有量超过了140台/百户，分别比上年提高了10％和15％。国民经济的信息化，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提高了人的生活质量。
四、3G技术产业化：为增强我国国民经济综合竞争力添砖加瓦
国家的竞争优势，特别是经济上的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产业的竞争优势。产业竞争的最高形式，是标准竞争。我国目前一些行业在国际市场上尽管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但是由于缺少行业的国际标准和自主知识产权，这些行业并不具有国际竞争力。TD-SCDMA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通用标准的双重属性，推进3G产业化，有望在TD-SCDNA自主核心技术的带动下，使我国信息通信技术引领国际潮流。
3G产业化，将使信息技术产业成为我国最为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信息技术产业取得了长足进步，成为了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但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信息技术产业的规模和竞争力都有待提高。2006年，全球信息与通信产业的产值就已达42457亿美元，约占全球产出的9.2％。2006年韩国信息技术产业创造的产值约占其GDP的3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45.7％。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在信息技术产业的推动下，都逐渐从迈克.波特的投资驱动型国家，转变到了创新驱动型国家。3G产业化，使我们有机会在信息通信科技领域拥有大量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今后在关键产品的生产上不再“受制于人”，信息产业科技在“十一五”期间可能实现整体性突破和跨越式发展，对GDP和财政收入增长做出更大的贡献。据权威部门预测，我国3G产业的市场容量将达到5万多亿元，其中系统设备市场约6000亿元，手机和业务市场容量将达到4.6万亿元，约合20个三峡水电站的投资总和。如按相关产业1:100的带动比率来预估，即便TD-SCDMA在我国只占1/3的3G市场，我国国民经济也将在移动通信带动下，获得巨大经济效益。
3G产业化，将大大提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信息通信技术进步是能够提高生产效率的。虽然曾经有人对此有异议，但是现在人们逐渐对此达成了共识。信息产业基本功能是改善信息的收集、传输、处理、存储和利用，有效应用信息通信技术能够降低各行各业的交易成本和制造成本，特别是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增长。从美国的统计数据来看，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信息通信密度高的行业群的GDP平均增长速度，高于信息通信密度低的行业群，1990～2001年前者年均增长了5.68％，后者为3.09％，全行业为4.37％。到目前为止，人们普遍认为，信息通信技术对经济效率的改进，是美国20世纪90年代经历的历史上最长的繁荣期的重要原因。目前我国经济总体上依靠投资拉动，没有转向效益型经济。除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导致经济无法集约增长外，技术上的限制也是其重要原因。要使经济真正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必须以信息技术为支撑。3G产业化，将提供各行各业的信息化水平，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信息产业，是一个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需要的资源能源相对较少。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将有利于实现“十一五”期间节能降耗的目标。3G产业化，除能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知名企业外，在通信技术行业及其相关行业将会涌现出一大批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提供大量的高收入就业岗位，扩大中等收入阶层规模，这将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局面，有利于刺激国内消费，一定程度上改变投资与消费失衡的局面。3G产业化，将大大改变国民经济流程，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五、3G技术产业化，需要政府在政策扶持和市场竞争中取得国家利益最大化
新中国的变化范文5
[关键词]国有企业；分化机制；产权关系；新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3）06-0072-04
市场化改革以后，在转型社会学的中国研究中，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在单边市场化的预期中开始的。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异常复杂的现实。如果在历史演进的辩证逻辑上把自由资本主义看作是历史发生的命题，社会主义就是它的反命题，而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就是合题。在对这个历史性合题的观察和探索中，一个成习已久的视角，是把产权关系的变革看成改革过程的实质和动力，经济成就和发展速度成为坚持产权变革思维的唯一注释。[1]按照这个逻辑，在中国改革过程中人们最先关注的自然是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产权问题，与农村改革关联密切的林权问题、地权问题，以及在学理层面对产权社会学的探讨。然而，近十年来令世人瞩目的国有企业的迅速发展，成就和问题的并存，也理当成为现阶段转型社会学中国研究的重点。但是，不论是把成就归功于产权变革，还是把问题归罪于产权变革，均不足以有效地解释国有企业多元的产权形式和发展机制。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视角的转换，探索国有企业的发展机制和产权形式的新含义。
一、社会的分化和国有企业分化
改革开放以来，在人们总是习惯从发展的角度观察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然而，对发展的动力和发展过程的另一个侧面——社会分化的关注与研究则是相对较少的。美国社会学家彼得·布劳将社会分化分为两大类，即在纵向上的不平等的扩大和在横向上的异质性的增加。社会分层研究侧重于前者，其潜在的假设是，阶层化的过程将是一个全社会或社区的一体化的结构化过程，阶层是跨组织、跨地区、跨民族的同等资源占有者的集群[2]。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经指出，在单一的市场经济机制的条件下，以资源的不平等占有来划分阶层，并以此反映一个社会？穴或社区？雪的社会结构，对于理解全社会/社区的资源分配与资源占有的状况、社会不平等的程度等等都是可以的。但是它对于认识改革开放以来正在发生的具有中国社会特点（非单一市场经济机制）的社会分化与结构化过程，特别是在组织层面认识国有企业的分化显然是不够的。
在已有的研究中我们已经分析了推动中国社会分化的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两种社会力量。当前对于市场机制的分化力量，已是一种普遍共识，在这种共识下聚集了诸多的深化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和构想。对体制内分化的研究不仅缺少应有的关注，还有诸多的误区。而对国有企业组织之间和组织内部的分化和分化后果的研究，可能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研究及其面对的各种社会问题与困境的重要的切入点。从不同的分化机制的角度认识不同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变迁将是一个有潜力的学术视角。
国有企业的分化产生于1984年开始的。从那时起，国有事业单位以至一部分具有不同管理职能的国家组织也发生了分化，不过在过去的30年中主要是国有企业组织的分化。这种分化首先是从国家对国有工商企业采取政企分开，放权让利，扩大生产经营自开始的。特别是中央政府推行利改税以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放弃了国有产权的部分收益权。企业之间的分化借助于国有资产的使用权、处分权、分配权的内部化运作，使具有资源优势和受到政策保护的限制介入性国有企业在各行业中获得优势地位，而一般竞争性行业的大量国有企业则纷纷转制、破产。也可以说，国有企业的分化借助于国有企业对全民所有制条件下的优质资产和优质资源的占有和利用的程度，这种差别性的占有和利用，产生了各行业和行业所属企业间的分化。在资源效益的单位化分配的过程中，占有和利用优质资产和优质资源的限制介入性国有企业的内部职工享有更高的收入，更好的福利和更稳定的工作。在企业集团内部，处于不同层次上的企业，具有不同身份的职工（在职和下岗后再就业的员工之间、农民工和城市工之间、干部身份和工人身份之间，特别是大集体和全民职工之间）和不同的个人业绩，由此形成了国有企业内部的分化。[3]
在深化国有企业研究的过程中，经济学在关注不同类型国企经营效果的分化，社会学则要关注国有企业分化的内在机制以及这种机制所形成的单位共同体和国企产权关系等诸多方面的变化。当前，对国有企业之间和国有企业内部收入差距拉大的分化现象，在分析工具上主要使用行业垄断的逻辑进行解释。打破垄断就要引入市场机制，引入市场机制既要产权明晰从而保证激励，又要减少和避免政府的行政干预，于是，深化改革的一个惯性思维就是重抄民营化的旧路。但是，在表面的相似性上简单地用行业垄断来解释体制内的分化，不仅存在学理上的偏差，也不利于认清中国社会结构的性质，不利于形成改革方向和改革方式的理论自觉。因此，要区分两种不同的“垄断”，而这种区分首先要厘清限制介入性大型国企与一般垄断企业的区别。在一般的意义上，垄断企业是在企业竞争的过程中，在资本积聚和集中基础上为了追求超额利润而对技术、市场和其他相关资源的控制。它遵循的是市场竞争的自发规则，是依靠经济手段获得的。而限制介入性大型国企的所谓“垄断”，并不是在市场竞争中依靠经济手段形成对稀缺资源的控制，而是依靠非经济手段——以国家政策限制其他经济成分介入，通过对优势资源的占有与控制而形成的垄断现象。[4]
上述区别是为了说明一般的垄断是在市场化分化的基础上发生的，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而限制介入性大型国企的所谓“垄断”和由此引起的推动社会分化的集团性因素，并不是依靠市场，而是传统体制在发生市场化改革的条件下，在改革的领导者对改革方向不断摸索的过程中，选择了传统体制的社会机制和市场化社会机制并存的体制性二元社会结构的结果。发生在体制外的市场机制条件下的分化是人们所熟悉的，但是，在现代社会历史上长期分离对立的两种主要的社会机制在同一政治体制下的并存共生，共同推动当下的社会分化和社会发展，却是史无先例的。如何认识这种体制内的社会分化，如何解释和说明这种分化现象，是遵循市场机制的分析逻辑？还是遵循传统体制的社会机制的分析逻辑。[5]
国有企业的分化机制与市场化分化机制的区别，在于制约相关机制的制度与组织背景的不同。这种不同也必然会形成组织认同的差异，形成组织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组织成员之间关系的变化。[6]这些变化直接关系到对当前国有企业性质和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的理解，也是新时期理解国有企业产权关系变化的重要路径。
二、产权关系视角的转换与新共同体的生成
自现代经济制度发轫以来，产权关系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派生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为重视生产资料与所有者的关系。这种产权关系的概念，不论是私人所有，还是全民或国家所有，大都体现在人（所有者）与物（生产要素等）的关系上。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这种人与物的关系不仅以一贯之的延续着，而且越发完备。但是在计划经济基础上发生市场化改革以后，现存的一些限制介入性的国有企业的产权关系已出现了凸显人与人关系的新共同体趋势。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以后，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大体是围绕两条主线展开的。一条是在经营管理的角度，通过改变中小国企的产权结构，以实现对企业的激励。产权关系变化之下组织与人的身份关系的改变，从属或服从于经营管理的效率目标。在这条线索下，产权关系是清晰地并逐渐在与传统的市场经济制度接轨。相关的国有企业相继关停并转，企业一部分原有员工适应了新的社会生存方式，有了新的身份，这种现象在东北的老工业基地非常普遍，例如李洪君在其研究中描述了一位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转变身份的历程。[7]而仍然坚持保有国有企业员工身份的群体，在失去工作能力和机会的条件下，相继进入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
另一条是在国家维护经济安全、资源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角度，将一系列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大型国有企业列为限制介入性的国有独资企业（非市场型）和适当开放的混合型的国有控股企业（准市场型）。这些国有企业尤其是限制介入性国有企业，不论是在外部与国家的关系上，还是在内部的职工群体关系上都与改革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对于国有企业在内外环境上的变化，已有的研究已做出了新单位制的概括。所谓‘新单位制’就是在国有企业分化的背景下，“在外部关系与内部结构上发生了变化的一部分现存的国有企业组织。这种变化的外部特征是，由改革前的外部化控制即国有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国家）的控制，转变成为以企业内部控制为主的控制方式；由国有企业资源的社会化占有转变为在较大程度上的单位化占有。在内部特征上国有企业职工已由对国家（制度）的依赖转变为对单位组织体系的依赖，在这个背景下，还一定程度保有劳动力的内部市场特征和营造国有企业内部的企业文化特征等等。
在经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实践以后，现存的不同规模、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国有企业之间，形成了市场地位和国家控制程度不尽相同的各种国企形态。当前，对国有企业的这些不同形态的形成机制与合理性依据的研究还是不充分的，尤其是作为国有企业改革关键的国企产权问题研究，仍停留在计划与市场、国企与民企，甚至姓资还是姓社的两级化的简单判断之中。其中有一部分经济实力强，行业地位突出，职工福利好的限制介入性的大型国有企业，已具有了新共同体的特征。
怎样看待大型国有企业中新共同体的生成机制？在上述分析中已指出两种不同的垄断和分化机制对于理解当前国有企业性质和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的意义。然而，上述对理解国有企业产权关系变化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优质的原来属于全民所有的资源和资源效率的单位化占有和分配，以及由此生成的新单位制利益共同体的现实福利关系层面。本文新的意义在于进一步厘清新共同体的生成机制和国企改革的方向，防止一刀切的简单化的国企改革措施出台。
三、国企中的新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技术共同体的重合
上世纪90年代‘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路线不仅反映了保护和掌控有战略意义的行业和产业的国家意志，而且，还受制于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从农村到城市的承包制这种简单化的改革方式的影响。[8]当承包制这种经营方式的改革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时候（时称‘包’字进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方式的改革在城市只能适应于技术含量不高，技术管理要求较低的中小工商企业。这就是说，‘抓大’的国家意志不仅是体现了经济安全、资源安全、政治安全的国家需要，其中还有技术与组织、技术与管理、技术与安全等诸多层面的关系。显然，对有些大型国有企业来讲，承包经营是不合适的。与之相联系，在当下已发生了分化的大型国有企业的新共同体的生成机制中，除了利益共同体的制约以及文化共同体（尽管还比较薄弱）的联系以外，还应存在技术共同体的制约。技术共同体首先是一定的技术体系对经济组织、空间地域、生产效率的要求，同时它又是一定的利益共同体形成的前提和保证。大型国有企业中的新共同体，起码是具有利益共同体和技术共同体的双重特征。这样在国有企业特有的分化机制的作用下，实际还存在着由于技术共同体的需要所产生的围绕着特定行业和技术发展要求的在组织和空间地域上进行的整合性布局。‘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原则，在学理上还包含了技术决定的含义。
现在的问题是，现存的大型国有企业在技术水平和规模上都处于各行业的优势地位，那么是否都具有技术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特征，都具有技术和组织上整合并得到国家保护的必要呢？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技术与分工的发展所形成的社会分化作用对于传统社会的解体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数百年技术进步过程中已呈现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技术与组织形态、技术与空间地域及其群体关系的特点，这些不同的特点制约着现代经济组织的利益共同体和技术共同体生成的可能性。如果将工业的发展阶段拆分为工场手工业时代，标准化、规模化的大工业时代，以及近三十年的后工业时代。如果将不同的技术类型分为手工技术，例如钟表、纺织、陶瓷；以大型组织和生产规模为基础的技术，例如化工、钢铁、汽车等制造业，石油、煤炭等采掘业；以及后工业社会的个性化技术，例如软件业、手机编程、艺术生产等等行业。就会发现，在现今多种技术类型共存的多元化时代，有些类型的技术仍然具有分解社会共同体的作用，例如软件业、艺术生产等。但是，另一些类型的技术体系，例如大型钢铁联合生产企业，却呈现出了一种再造共同体的可能性。实际上，在传统社会的背景下，技术的分工与发展瓦解的只是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手工作坊式的生产形式。当技术发展到如今这个水平，像钢铁冶炼的长流程生产工艺，这类技术的分工与发展不仅具备重构社会组织形态的功能，而且营造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共同体形态。这类技术体系成为新型共同体存在的重要支撑，从而使得新型共同体在技术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双重作用下得以体现。
总之，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可以看到，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原则，要有国家战略安全的考量，相关社会责任与利益共同体的考量，还要有技术体系的特征以及是否具备技术共同体特征的考量。而不能简单化地把效率原则等同于产权改革或者直接导致民营化改革。在国有企业已高度分化，各种时代的技术体系并存的条件下，并不是每一种技术类型都能形成技术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结合。而产权关系的改革不仅不再具有优先的地位，而且要从属于大型国有企业是否具备新共同体的特征，在深入细致的观察探究中斟酌国企改革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参见伊万·塞勒尼等著.新古典社会学的想象力[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47-53.
[2][3][4][5]刘平，王汉生，张笑会.变动的单位制与体制内的分化——以限制介入性大型国有企业为例[J].社会学研究，2008，（3）.
[6]王彦斌，赵晓荣.国家与市场：一个组织认同的视角[J].江海学刊，2011，（1）.
新中国的变化范文6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商业银行；市场流动性风险；融资流动性风险
一、 引言
李杨、张晓晶（2015）引用主席于2014年12月9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讲话：“我国经济发展进人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经济新常态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特征。
经济步入新常态之前的上升周期带来的经济增长，致使人们忽略了经济不平衡以及金融创新所携带的高杠杆率所隐藏的风险（李杨和张晓晶，2015）。商业银行是金融创新造成风险的首要冲击者，全部的资金都要通过商业银行进行结算流转，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地位就凸显出来了。经济新常态下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保持商业银行合理的流动性水平，规避和降低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对于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极易诱发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进而造成金融系统的不稳定。2007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是流动性风险引发系统风险的最好例证。金融危机动摇了经济稳定的根基，也引发了金融监管机构和商业银行对流动性风险管理的持续关注。
全球金融危C凸显了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廖岷，2009）。对于商业银行而言，保持足够的流动性和追求利润最大化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因而，一个全面的衡量和管理最佳流动性水平的风险管理策略是非常有必要的。巴塞尔Ⅲ针对金融危机的情况专门提出了新的关于流动性风险管理的指标（BCBS，2010）：LCR（流动性覆盖率）和NFSR（净稳定资金比例）。LCR是巴塞尔协议Ⅲ针对流动性风险管理专门做出的改革，主要用来保证商业银行保持充足的流动性资产，以满足未来30日流动性的需求。LCR的提出提高了商业银行面临流动性风险的回旋空间和抗冲击能力，切断了传导到其他金融机构的可能性，其对银行业的监管细则做出了一系列的改变，这些改变推动着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的不断完善。NFCR推动着银行流动性管理转向长期负债，如稳定的存款和中长期债券等。监管新规的不断出台推动着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管理不断前行。
流动性风险溢价比信用违约成本要高，对于长期的高收益证券尤为明显。商业银行在不断追求收益的时候使得其流动性越来越少。实际上流动性有一个真正的成本，而且它比从信用风险预期损失大（Ericsson & Renault，2006）。Aspachs等（2005）、Acharya和Naqvi（2012）认为商业银行对流动性的需求是高度扭曲的，并且期限错配会造成短期内流动性的匮乏。孙清，陈靖元（2011）通过构建资产负债的引力模型，试图解决资产和负债不同期限带来的流动性风险问题。选择从资产端的市场流动性和负债端融资流动性分析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是遵循了国际上最新的流行方法，如Drig？`和Socol（2009）与Topaloglou（2015）等学者在研究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时，都是从商业银行的资产端的市场流动性和负债端融资流动性切入的。
金融危机以来暴露出来的流动性问题，已经说明了流动性风险的危害，并且引起了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的高度关注。如何进行流动性风险进行分析并给予管理，对商业银行来说，是经济步入新常态后的棘手问题。本文安排如下：第二章讨论中国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结构变化；第三章分析经济新常态对中国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构成的挑战；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 中国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结构变化
流动性风险是中国商业银行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是如何正确匹配资产负债流动性的匹配问题，主要包括资产端的市场流动性风险和负债端的融资流动性风险。而流动性风险是系统性风险的主要诱因之一。分析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不能割断资产与负债的联系。特别是2014年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出台以来，随着监管的更加严格，更应从总体和结构上把握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新来源和变化。
1. 中国商业银行整体流动性风险。一直以来，我国M2增速处在高位，宏观流动性比较充裕，中国商业银行体系流动性较为充足。从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来看，我国商业银行2008年第四季度～2015年第二季度，整体流动性风险处于稳定水平上。流动性比例总体保持在40%以上，远高于25%的监管标准，但其波动也较为明显。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第四季度流动性比例出现了较大的降幅。2009年～2011年，我国宏观经济增长形势向好，商业银行流动性比例保持稳定水平。自2012年起，随着经济增长减缓，流动性比例有所上升，但在2013第三季度，受“钱荒”事件的影响，流动性比例有所下降，但仍高于前四年的平均水平，整体流动性风险处于可控范围。2014年，央行两次定向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一次非对称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银行间市场流动性比较充裕，利率水平保持在相对低位，2013年第四季度～2014年第三季度，商业银行流动性比例处于上升趋势，流动性风险下降。
总体上看，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比总体宽裕，但是流动性风险依然存在于商业银行体系当中。Drehmann和Nikolaou（2009）等学者的研究认为流动性会突然枯竭，流动性风险会突然加大，因而单纯的保证总量充裕无法真正消除流动性风险。
2. 商业银行面临的市场流动性风险。资产方的市场流动性风险主要存在于资产结构和资产期限上，传统的敞口分析通常会忽略结构上的变化与不同，当市场流动性出现超预期的恶化和枯竭时，银行的资产会更难在金融市场上变现，使得银行资产流行性迅速下降。
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构成主要有净贷款、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同业资产、债券投资等。从流动性来分，商业银行资产可以分为流动性资产和非流动性资产。现金、超额准备金、短期同业资产、可交易的证券和短期贷款等都属于流动性资产。中长期贷款、法定存款准备金等属于非流动性资产。不同性质的资产面临着不同的市场流动性风险。贷款是商业银行的主营业务，在商业银行资产结构中占比最多的是净贷款。贷款的流动性较差，潜在的市场流动性风险较高，2009年～2014年，商业银行净贷款增速一直呈下降趋势，表明商业银行一直在控制市场流动性风险较高的贷款项目的增速。商业银行的净贷款增速从2009年的38%降到2014年的12%，w现出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商业银行不断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同时变化比较大的还有同业资产。2010年同业资产缩水严重，主要在于央行多次上调准备金率，造成同业拆借资金紧张。同业拆借利率受市场影响比较明显，波动比较频繁，若发生流动性危机，商业银行就会难以在同业市场进行借款，给同业拆借市场带来流动性风险。政府债券在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中占比较小，主要是因为其盈利性较差，但其良好的流动性和无风险特征受到商业银行青睐，因而商业银行需要在盈利性和流动性上进行权衡，因此商业银行持有的政府债券一直处在相对稳定的状态。
从商业银行总体资产结构看，流动资产中的现金和存放中央款项是呈现增加趋势，同业拆借市场中的流动性从资产方看保持平稳态势，因而商业银行的市场流动性风险较小。
3. 商业银行负债端面临的融资流动性风险。商业银行的负债方通常作为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是融资流动性的直接体现，因而对于流动性风险管理来说，商业银行的负债端显现的融资流动性风险可能更为重要。
我国商业银行负债方的主要构成有存款，短期借款和商业银行发行的债券等。商业银行资产方的债权是商业银行负债端的债务。从融资的角度进行分析，可以区分潜在的流动性风险的来源。存款是商业银行最稳定和最有效的资金来源，是其融资流动性的保障。从2010年起，商业银行出于经营成本的考虑也逐渐的增加短期借款的持有数量。短期借款的增加减少了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本，增加了短期的融资流动性，但恶化了期限错配问题，长远来看不利于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长期资金的增加有利于商业银行降低融资流动性风险，长期债券和中长期存款都是商业银行不可或缺的稳定资金来源。尽管会增加商业银行成本，但对于商业银行减少融资流动性风险，减少挤兑发生的可能性，都有巨大的作用。所以，近些年长期资金的不断增加，为商业银行防范流动性风险提供了资金保障。
通过分析市场流动性风险和融资流动性风险可知，融资流动性风险较市场流动性风险暴露充分，融资流动性风险要大；大型商业银行资产结构和负债结构较为合理，面临的市场流动性和融资流动性风险较低；中小银行过于依赖同业拆借市场，融资流动性风险要大于大型商业银行。
三、 经济新常态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构成的挑战
经济新常态特征的主要特征是经济下行，但金融环境复杂化，利率市场化等制度的变化也都是新常态的主要特征（张晓晶，2015）。新常态导致的新变化会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测算、评估、管理等带来一系列挑战，因此，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加强关注是新常态的要求。
1. 宏观经济下行增加了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不确定性。余斌、吴振宇（2014）总结经济新常态特征时认为经济下行并趋于稳定是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宏观经济下行的时候，信用违约逐渐增多，银行坏账增多，部分银行开始惜贷，从而使得流动性需求越来越多，但此时流动性供给不断减少。Minsky（2008）、Davidson（2002）、BCBS （2008，2010）和Nikolaou（2009）都论述了宏观经济对流动性的影响。对于大型国有银行来说，流动性风险管理背后有国家信用的隐形担保，所以会助长此类银行过于追求利润而忽略了风险的存在。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率近些年来持续下降，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构成了挑战。宏观经济下行会使得其他风险转化成为流动性风险。Drig？`和Socol（2009）认为金融机构面临的经营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会使得商业银行的经营面临更大的风险。外部环境对银行的负面影响在增大。潘敏和张依茹（2012）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证明了这个观点。
流动性风险具有自我强化的特点，在经济下行时尤为明显。在银行业出现危机之时，流动性风险往往会给予银行最致命一击。宏观经济环境变差会导致资本外逃，加剧资金流动的波动。商业银行在面临资本外逃时往往无计可施，而资本外逃也会引发“羊群效应”。“巴林银行事件”和“雷曼兄弟”倒闭说明了忽视流动性风险后果是严重的。
2. 金融环境变化使得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复杂化。金融脱媒导致商业银行传统业务受到冲击，增加了商业银行的融资成本；资产证券化在为商业银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也积聚着风险；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加速了流动性风险的暴露，也加速了系统性风险的传染速度。金融危机以来的金融环境复杂化使得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复杂化。
经济新常态下的资产证券化对商业银行构成了新的挑战，在经济形势较好的时候，资产证券化的资产可能不会出现问题，但过度膨胀的同时在不断积聚风险。商业银行的资产证券化的资产存在着价值减少的情况，如果贷款出现违约或者展期，则意味着商业银行目前持有的尚未资产证券化的非流动资产不再受市场欢迎，变得难以继续资产证券化，银行的流动性难以为继。对于金融市场上的资产证券化的资产来说，如果价格波动过于激烈，尤其是价格出现大幅下跌的情况，证券化资产就会被抛售。市场流动性因此出现萎缩，甚至枯竭。商业银行在资产证券化市场上也参与了交易，市场流动性出现的风险会传导到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导致银行出现流动性危机。其中的机理在于，抛售行为使得资产价格下浮更快，价格持续下跌会加剧资产抛售，形成恶性循环。
四、 结论
商业银行流动性总体充裕，但资产端和负债端分别存在潜在的市场流动性风险和融资流动性风险。从市场流动性风险看，大型商业银行由于盈利渠道广，抗风险能力强的特点，拥有较多的优质资产；中小银行盈利渠道少，因而同业存放较多，但保持了灵活性。从融资流动性风险看，大型商业银行持有较多的稳定的资金，并且融资成本相对较低；中小银行融资更多的是通过同业拆借的方式，在金融环境复杂化和金融脱媒加速的今天，中小银行面临更多的融资流动性风险。宏观经济下行、资产证券化和利率市场化的发展都对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管理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在我国经济处在新常态的发展阶段中，央行和O管部门在流动性风险监管时应重点关注：（1）宏观经济波动的时候，流动性风险极易由利率风险、信贷风险、市场风险转变而来，因为信贷市场、利率市场是紧密相连的。因此在防范流动性风险的同时，需要同时防范利率风险、信贷风险等风险。（2）流动性风险具有资产负债结构特征，同时流动性风险也会根据宏观经济波动和流动性变化而变化，因而仔细分析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的结构变化，区别发现潜在的流动性风险，及时的补充商业银行的流动性。（3）资产证券化和利率市场化的发展会促使金融创新，金融创新要在合理的监管范围内进行。监管部门应对有关于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金融创新进行动态监管，以便及时做出对策，防止流动性突然枯竭，诱发流动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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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日本量化宽松政策溢出效应与东亚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协调研究”（项目号：13BGJ0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