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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白话文范文1
但目前高中文言文的教学普通存在着投入与产出的严重失衡，上文言文课花的时间多，教师教得辛苦，学生学得吃力，效果成绩不理想，考试中学生对文言文的分析失分严重，文化底蕴差，文言文成为提高语文成绩的绊脚石。笔者从事高中语文教学二十年，深感高中文言文教学停留在治标不治本的层面上，认为文言文教学应重视文化底蕴的传授与文言知识的自然融合。
一、激发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减少学生学习的心理畏惧
文言文是我国古代的书面语言，传载着中国古代文化的大量信息，是华夏儿女传承传统文化必学的知识，可是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也造就了文言文的深奥，不用说先秦诸子，也不用说《史记》《资治通鉴》等，就是明清时期的白话文言都给学生学习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加上初中文言文教学过于浅易，而高中文言文难度一下加大，学生学习文言的兴趣就不高，存在畏惧心理。那如何能克服这种畏难情绪，激发兴趣呢。
1.循序渐进。从易到难，学习体现阶梯性。人教版高中教材把一些故事性强、较浅易的文言文安排在高一，如《鸿门宴》、《荆轲刺秦王》《烛之武退秦师》等，这些文言文情节生动，引人入胜，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在高二时，教材就安排了一些唐宋散文和说理性的文言文，如《陈情表》《归去来兮辞》等既扣紧了高二须写议论文的特点，同时对积累了一定文言文知识和文化基础的学生来说，也觉得不难了。在高三时加入了先秦诸子的思想评介，这样的安排能使学生克服畏惧情绪，更好地提高文言文水平。
2.旁征博引，扩充知识，学习体现趣味性。学生为什么学习文言文会觉得难？原因之一是远离古代社会生活的背景，之二是古代文化习俗和语言习惯与现在差距甚大。因此，教师在教授文言文时要善于联系史实背景，扩充学生见闻和知识，增强学生的求知欲望。如介绍中国古代，天文与地理并称，相传大禹治水，将全国划分为九个州，所以以“九州”称中国，沿用至今。等等。
高中教材所选的文言文，大多与名家有关，或与历史的重大事件相关，如果教师只单纯地讲授课文内容，而不注重与历史事件相联系，只能让学生觉得文言文单调枯燥，从而影响学习兴趣。因此，教师在讲文言文时可以由故事导入，或讲述名家的小故事，或讲述历史事件相关的人与事，从而引发学生兴趣，增强学习文言文的动力。如号是一种固定的别名，因此又叫别号。例如李白号“青莲居士”，欧阳修号“六一居士”指的是“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又加一老翁也”。
二、强化文言文教学中的“文”与“言”的融合，做到文化底蕴的传授与知识点的融会贯通 在高中的文言文教学中，多数一线的语文教师往往纠结于文言文教学目标的设置，只注重词语解释句子翻译等实用知识，个人教师或注重浪漫主义，或轻视实用价值的体现，只注重挖掘文言文的文化传承，而我认为“文”与“言”两者应并重，甚至做到二者的有机融合。
资治通鉴白话文范文2
关键词：社会动荡 在家修行 外释内儒 人伦理想
在我国文学家的璀璨群星中，王梵志是亮丽而带神秘色彩的一颗。王梵志的诗在唐宋文学家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在明代以后却销声匿迹。笔者通过查阅相关材料，力图在王梵志诗歌探貌中尽绵薄之力，以待贤者教之。
一、王梵志诗旨背景----在家修行的居士诗人
对王梵志其人的评价，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他是游脚僧，化俗大师，有人认为他是乡村学究，有人则把他神化。入氏高义说：“在我的想象中，他是一个不属于任何特定僧人团体，也不奉行任何宗教的游化僧。”[1]矢吹庆辉说：“从其通俗的白话语言来看，是乡党学究所作。而现有的《王梵志诗集》亦是同类作品。”[2]《史遗》记载王梵志出生传，最后说：“盖菩萨示化也。”[3]这些评价，都未能揭示王梵志的真正面目，实际上王梵志是一位家道中落、在家修行的居士诗人，后文将要论及。按释典佛教徒有“在家沙弥”、“在家菩萨”、“在家戒”等。谢灵运自称“在家出家久矣”，中唐白居易《长庆集》中有“在家出家诗”。可见，在家出家的佛教徒是存在的，也就是人们俗称的居士。王梵志应该是这种在家修行的居士，这在他诗中可以找到充分的证据，并成为他诗旨的社会背景。
王梵志曾过着小康人家的生活，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张锡厚先生指出，王梵志出生在一个比较殷实的家庭，有奴婢，生活悠闲而舒适，“吾富有钱时，妇儿看我好。……将钱入舍来，见吾满面笑。绕吾白鸽旋，恰似鹦鹉鸟。”[4]从“梵志”的取名看，其父王德祖有一定文化修养，并虔诚信仰佛教。（见钟继彬《王梵志诗及王梵志其人事迹钩沉》，成都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在这样的家庭中，王梵志从小受到佛教熏陶，这是他后来信仰佛教的潜在原因。王梵志熟读儒家经典，对儒家的天命思想、贤人政治、孝友、仁爱等内容坚守不渝。尤其是儒家积极入世，以天下为己任的处世态度，对他有深刻的影响。《第一须景行》中说：“第一须景行，第二须强明。律令波涛涌，文词花草生。心神激前直，怀抱澈沙清。”它描绘了一个品德高尚、强明能干的官吏，实际上这是王梵志人生理想的写照。不难想象，倘若在太平盛世，他很有可能走上仕途，拯济苍生，建立非凡业绩。后来，他沦入穷困，仍以佛教为工具，教化众生，实现了他积极入世的志向。
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殷实的家庭状况，使王梵志本有一番光明前景，参加科举考试，步入仕途，如同一般士子。然而，初唐科举制度和社会动荡等原因断绝了他进入上层社会、实现理想的路途。
按《白话文学史》推考，王梵志大概生于隋文帝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到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恢复科举考试，梵志已经三十二岁，应试的黄金时间已经在隋末社会动荡中耗过。由于社会动荡，梵志家由富转贫，“邂逅暂时贫”，又无权势提拔，断去了梵志参加科举考试的希望。
初唐时期，士子参加考试，有两种情况可以成功。一是出身于世家大族。魏晋时期，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士族政治时期。到初唐，士族势力仍然很大。《资治通鉴》载，唐太宗命高士谦、岑文本等搜集世族谱谍，撰成《大唐氏族志》一百卷。包括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其中绝大部分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世家大族，其本质是严士庶之辨。唐太宗也曾炫耀自己的门第。“我李氏……祖祢，姻娅帝王。公（裴寂）复世名家，历职清要，岂萧何、曹参，起自刀笔之吏。”[5]权贵富豪如房玄龄、魏征等都以丰厚钱财竞相与世族联姻，卖婚风气盛行。唐太宗、唐高宗曾两次下诏禁止卖婚，但屡禁不止，世族反以为自豪。这种情况下，世族子弟参加考试，有人提拔，很容易成功。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唐代世族担任宰相的人数多达一百二十人。二是家庭富裕。唐代士子为科举及第，需要权贵提拔。《文献通志・选举志》记载了这种干谒风气。“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投其所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而不问，再如前所为者，名之曰‘温卷’。”[6]王维、白居易、牛僧儒等考试前，都曾投卷延誉。[7]而这种干谒，必须以经济为基础。有些人为了提高自己的声誉，甚至不惜出奇招。《独异记》载陈子昂在应试期间，曾经不惜摔千金琴，就是一例。
王梵志家道中落，没有资财干谒；又出身寒族，无人提拔，所以只好继续过着贫困、漂泊的生活。
王梵志家庭转入窘境，又由于择偶不慎，家庭不和，使梵志更加伤心。《家中渐渐贫》形容他妻子：“长爱坐床头，饱吃没（摩）娑肚。频年勤生儿，不肯收家具……东家能捏舌，西家好合斗。”[8]特别是家庭转贫后，妻子埋怨、生气。“邂逅暂时贫，看吾即貌哨”、“客到双眉肿，夫来两手架。”[9]社会抱负无法实现，家中又没有温暖，使梵志伤心厌世，成为虔诚的佛教徒。“你道生时乐，吾道死时好”，就是诗人不堪重负、疲惫厌世心情的体现。
王梵志家道中落，历尽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有人嘲笑他，“他家笑吾贫，吾贫极快乐”[10]；这时，朋友疏远，亲属远离，诗人一片凄凉，“四海交游绝，眷属永远疏”[11]。王梵志家道中落，这和鲁迅很相似。鲁迅在历尽世事沧桑后，用他伟大的笔触描绘了人间世态，留下了不朽的杰作。而王梵志在经历家道中落的巨变后，“识尽人间真面目”，留下了优秀诗篇，成为初唐的天才诗人。
二、外释内儒为主、兼容道家的诗歌特色
王梵志是虔诚的佛教徒，这是很明显的。他对人生、身体的否定，宣传因果报应、地狱、涅成佛等，都表现了他对佛教的信奉与精深研究。他信仰和宣传佛教，似有从小乘到大乘的发展。小乘佛教主张自变解脱，视佛为释伽牟尼一人，主张人空法有；而大乘佛教的特点是普度众生，视佛为超人，人人可以成佛，主张人法皆空。其四卷诗歌中前两卷以宣传小乘佛教为主。宣扬五阴、十二因缘业感说、四谤说、涅等教义，这里举涅诗为例。《兀兀贪生业》：“急手求三宝，愿入涅期。”[12]《天下恶官职》之一批评愚人：“只拟人间死，不肯佛边生。”[13]第三卷诗歌表达大乘佛教教义，宣传性、空等，教理和禅宗很相似。《人去相还去》：“人去相还去，人来相以明。……镜像俱磨灭，何处看众生。”[14]诗中“镜像俱磨灭”显然是从禅宗北派神秀“心如明镜台，时时拂尘埃”一句化生而来。《非相非非相》：“非相非非相，无明无无明。……明通暗即灭，妄绝相还清。能知寂灭乐，自然无色生。”[15]这是宣扬大乘佛教的“性空”、“本无”。《维摩诘经》提倡“不二入法门”，认为“世间性空，即是离世间”，而“色，色空为二”，是世俗造成的。禅宗南派《坛经》也指出，“出入离开两边”。梵志诗《儿婚藉佳偶》宣扬居士修道时说：“菩萨不梳发，如来不剃头。”[16]菩萨、如来也是大乘佛教的概念。任继愈先生指出：“立志成佛而修乘的众生，被称为‘菩萨’”、“把‘如’人格化，被称为‘如来’，就成为人们崇奉的佛。”[17]而梵志以佛教教化众生，与大乘佛教普度众生的“般舟三味”是吻合的。
大乘佛教在南北朝和初唐已经传入中国，达摩在北朝创立禅宗，信奉理行二入、报怨、随缘、无私求，称法“四行”等。唐僧西天取经取回的主要是大乘佛教经典。梵志这时精通大乘佛教教义，对禅宗的典故、经典非常熟悉，可见他是修养高深的佛徒。
作为彻悟的佛教徒，王梵志对佛教也提出批评，如僧尼的狂妄、轮回、佛身金刚不坏身等。他在《玉髓长生术》中讽刺说：“玉髓长生术，金刚不坏身。……精魂归寂灭，骨肉化微尘。”、“匆匆信因缘，终归有一到。”[18]
王梵志作为虔诚的佛教徒，并不排斥儒家思想。而佛教在中国长期流传，逐步中国化，和儒家、玄学融合，这也是普遍的趋势。王梵志认为，儒、释主旨基本一致。佛教以地狱、因果轮回、无常等不可验证的果报手段，从心性深处警示民众；而儒家以美好的人生理想、今世赏罚等可视可察的因果来教化仁义理想。在救活民心上，佛教以神道设教，儒家以人本设教。从人类思想进步性而言，儒在佛前；而从世人畏惧惩罚而言，佛教又效于儒家。梵志信仰佛教，借儒家伦理宣扬佛教教义，又借佛教因果轮回宣扬儒家思想，形成了外释内儒、兼容道家的特色。
古代儒者饱读儒家经典，同时钻研道家及其他诸子学说，本应该积极入世，有一番光明前景。但倘逢逃难，或遭遇重大变故，“方世扰扰，非显已之秋也”，此时或道或佛，虽潜心钻研道家或佛教经典，但往往主张儒道或儒释统一。东晋陶渊明，身在田园，心系中原；唐僧内心信仰佛教，而外表儒雅迂腐，追求理想坚贞不渝，这都是典型的例子。王梵志外佛内儒为主体的特色也是这样形成的。
王梵志诗信仰佛教的平等、行善，实际上宣扬儒家的仁义，并用地狱、轮回等劝善惩恶。他用诗勾勒了一幅人类互敬互爱、人格平等的图景：“敬他还自敬，轻他还自轻”、“唯须家中足，时时对孟光”、“四海并交游，风光亦须觅”。[19]孔子说：“仁者爱人。”可见，这种互爱互敬，和儒家社会理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他批评商人唯利是图，心中没有互爱、平等的观念。“心里无平等，尺寸不分明。”当然，王梵志诗中的互爱，融合了道家杨朱学派“重己”、“利己”的特色。儒家的恕爱推己及人，以心度人，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杨朱“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贵生、贵己。梵志诗的互爱，不是推己及人的无私心的博爱，而是和利己结合的互爱。梵志主张施舍，也主张自吃：“钱财只恨无，有时实不惜。闻身强健时，多施还须吃。”[20]他讽刺只顾聚敛钱财、不及时行乐的愚人：“借贷不交通，有酒深藏窖。……身入黄泉下，他吃他人着。”[21]梵志的互爱虽然和儒家的“仁”有区别，但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儒家“仁”和现实社会结合的产物，这和孟子的仁义有相通之处。王梵志还用佛教的地狱、业感因缘等惩恶扬善，警示人们要互敬互爱：“好住四合堂，殷勤堂上妻。无常煞鬼至，火急被追催。……忆想平生日，悔不唱《三台》。”[22]梵志正是这样通过佛教宣扬儒家理想，典型地代表了他外佛内儒的特色。
王梵志诗非常重视礼、孝，这也是儒家思想的体现。在儒家礼节中，孝是重要基石。儒家以爱家人为基础，推广到爱所有人，以实现大同的社会理想。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汉代儒家思想盛行，甚至以“孝”治天下。而佛教中也有很多宣传孝子的故事，如《降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记》等。在宣传孝道上，儒佛高度一致，是儒释融合、佛教中国化的体现，梵志诗也体现了这个特点。“你若是好儿，孝心看父母。五更床前立，即问安稳不。”、“你孝我亦孝，不绝孝门户。”[23]对不孝之子，梵志尖锐批评：“养大长成人，角睛难共语。五逆前后事，吾死即到汝。”对其他不守礼节的行为，梵志也非常不满：“天下恶风俗，临衰不命车。男婚不施粉，女嫁著钗花。”[24]梵志对礼仪的宣扬，体现了梵志诗融合了儒家思想，这是原始佛教教义所没有的。
王梵志在信奉佛教业感因缘、成佛的同时，也信奉儒家的天命思想、道家乘化委命的宿命论思想。儒家主张天是美德的典范，无形中掌握着人间的生死富贵，形成了儒家特有的天命思想。孔子说：“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上载：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梵志诗具有浓厚的天命思想，他认为官吏是代行天意的，人生是命中注定的。“代天理百姓，格戒亦须遵”，“死时天遣死，活时天遣活”。人生是“天地捉秤量，鬼神用斗斛”，人死后“名字石函里，官职天曹注”[25]。王梵志晚年自叹无为，采取了道家委身任化的豁达思想，在诗中反复出现。“进退不由我，何须满忧惧”，“不如多温酒，相逢一时醉”。[26]佛教的随缘、儒家的天命、道家的乘化思想本有相通之处，梵志在诗中更是有机地将其融合在一起。
王梵志诗外释内儒、兼容道家的特色，体现了佛教中国化、儒释融合的趋势，在当时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历代法宝记》载无住禅师引梵志诗教化僧徒，范摅《云溪友议》载玄朗上人遇愚昧之流，欲开其悟，别吟以王梵志诗。冯翊《桂溪丛谈》称他为“菩萨示化也”。
三、广泛反映世态风俗
王梵志诗正如其序所说：“直言时事，不浪虚谈。”其诗有深刻的社会现实内容。张锡厚先生《王梵志诗校辑》系统概括了诗歌对社会苦难现实的反映，匡扶先生《王梵志诗社会内容浅析》对其诗的社会内容作了深入剖析。
王梵志诗对懒人进行了尖锐的讽刺。他勾勒了懒人的外貌、衣着、神态：“例着一草衫，两膊成山字。出语嘴头高，诈作达官子。……诸人五更起走，日高未肯起。”[27]对懒人，诗人进行了猛烈抨击：“一群病懒贼，却搦父母耻。日月甚宽恩，不照五逆鬼。”[28]懒汉是历代社会普遍存在的，初唐也不例外。这些懒汉好吃懒做，是社会的寄生虫。王梵志对他们的讽刺，是希望建立勤劳、美好的理想社会。
王梵志对人情的冷暖虚伪，也有深刻的描述。有勾勒夫妇感情虚伪的：“夫妇相对坐，千年亦不足。一个病着床，遥看手不触。”[29]还有描绘父子感情的虚伪：“父子相怜爱，千金不肯博。忽死贱如泥，遥看畏近着。”[30]面对生老病死，人的感情是如此虚伪、脆弱。夫妇、父子是人间最基本、最重要的情感，它们尚且如此，其他感情可想而知了。对世态冷暖的讽刺，反映了初唐的社会风俗，也体现了诗人对社会深刻的洞察力。
王梵志在讽刺社会现实的同时，也描绘了美好的社会理想。他的社会理想是尊重个人利益，互敬互爱，这是儒家仁政和道家重生的融合。《人生一代间》集中描述了这种理想：“人生一代间，有钱须吃著。四海并交游，风光亦须觅。钱财只恨无，有时实不惜。闻身强健时，多施还须吃。”[31]美好的社会理想，使其诗有了活的灵魂，有了生气。
王梵志诗外释内儒的特色，对初唐世态风俗和社会理想的描述，形成了其深刻的思想风貌，在初唐甚至我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熠熠生辉。
注释：
[1][2][3]张锡厚：《王梵志诗研究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5-33页。
[4][8][9][10][11][12][13][14][15][16]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201页。
[5][6][7]计有功：《唐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93-108页。
[17]任继愈：《中国佛教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