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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文天祥传范文1
黄裳（1044－1130），87岁（《全宋词简编》第202页）
郑性之（1172－1255），84岁（《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第301页）；
阮登炳， 82岁（［洪武］《苏州府志》卷三十五，总页1424页）；
刘章（1100－1179），80岁（宋人传记资料索引》总第3872页）；
胡旦80岁（《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第324页）。
70岁至79岁的14人，占20％：
王嗣宗（944－1021），78岁（《宋史· 王嗣宗传》）；
李迪（971－1047），77岁（宋人传记资料索引》总第850页）；
留梦炎（1219－1295），77岁（《元人传记资料索引》第929页；沈阳版《中国历代状元录》第170页）；
莫俦（1089－1164），76岁（《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第370页）；
章衡（1025－1099），75岁（同上，第442页）；
许将（1037－1111），75岁（《宋人传记资料索引》总第2161页）；
王拱辰（1012－1085），74岁（同上，第319页）；
冯京（1021—－1094），74岁（《湖北市县概况》第96、315页）；
邹应龙（1172－1244），73岁（宋人传记资料索引》总第3292页）；
吴叔告（1193－1265），73岁（同上，第1155页）；
刘蒙叟，73岁（《宋史·刘蒙叟传》）；
柴成务（934－1004），71岁（《宋人传记资料索引》总第1616页）；
宋庠（996－1066），71岁（同上，第737页）；
方逢辰（1221－1291），71岁（同上，第81页）。
60岁至69岁的15人，占21.43％：
杨砺（931－999），69岁（同上，第3147页）；
张去华（938－1006），69岁（同上，第2362页）；
张九成（1092－1159），68岁（《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第 677页）；
卫泾（1159－1226），68岁（《蒲褐山房诗话新编》第202－203页）；
吴潜（1195－1262），68岁（《唐宋词鉴赏辞典》总第2480页）；
吕蒙正（946－ 1011）， 66岁（《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第545页）；
张观（985－1050），66岁（《宋人传记资料索引》总第2340页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九，总第1556页）；
沈晦（1084－ 1149）， 66岁（《宋人传记资料索引》总第679页）；
王佐（1126－1191），66岁（同上，第124页）；
陈尧咨（970－1034），65岁①
安德裕（940－1002），63岁（《宋人传记资料索引》总第554页）；
王曾（978－1038），61岁（同上，第173页）；
霍端友（1056－1115），60岁（同上，第400页）；
王十朋（1112－1171），60岁（《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第699页）；
梁克家（1128－1187），60岁（同上，第718页）。
50岁至59岁的12人，占17.11％：
汪应辰（1118－1176），59岁（《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第727页）；
陈尧叟（961－1017），57岁（《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第2243页）；
蔡?（1067－1123），57岁（《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第3807页）；
王尧臣（1003－1058），56岁（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第49页）；
吕溱（014－1068），55岁（《宋史·吕溱传》）；
彭汝砺（1041—1094），55岁（《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第450页）；
宋准（938－989），52岁（《宋史·宋准传》）；
蔡齐（988－1039），52岁（《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第3797页）；
李常宁（1037－1088），52岁（同上，第1030页）；
陈亮（1143－1194），52岁（《全宋词简编》第550页）；
郑獬（1022－1072），51岁（同上，第118页）；
徐元杰（1196－1245），50岁（《历代四季风景诗三百首》第52页）。
40岁至49岁的14人，占20％：
张师德（978－1026），49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0四，总第925页；《东轩笔录》卷十四，总第159页）；
孙仅（969－1017），49岁（《宋史·孙仅传》）；
黄公度（1109－1156），48岁（《全宋词简编》第446页）；
文天祥（1236—1283），48岁（《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第69页）；
姚勉（1216－1030），47岁（《宋词四考》第68页）；
徐?]，46岁（《东轩笔录》卷十四，总第159页；《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第 2008页）；
陈文龙（232－1277），46岁（《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第 2545页）；
孙何（961－1004），44岁（《湖北历史人物辞典》第115页）；
贾黯（1022－1065），44岁（《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第376页）；
张镇孙（1235－1278），44岁（《广东历代状元》第10页；《广州人物传》第216－229页）；
王昂（1090－1232），43岁（《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第131页；「雍正《扬州府志》卷二八）；
梁灏（963－100），42岁（《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第2058页）；
赵逵（1117－1151），41岁（《四川古代名人》第158－159页）；
苏易简（958－997），40岁（《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第 172页）。
30至39岁8人，占11.40％：
何栗（1089－1127），39岁（同上，第215页）；
张孝祥（1132—1169），38岁（《于湖居士文集·前言》）；
许安世（1048－1084），37岁②；
刘辉（1030－1065），36岁（《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第3885页）；
姚颖（1150－1183），34岁（同上，第1716页）；
李肃（940－972），33岁（《宋史·李穆传》附《李肃传》）；
梁固（987－1019），33岁，（《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第 2050页）；
杨??（1014－1044），31岁，（同上，第3125页）。
不足30岁的2人，占2.86％：
王俊民（1036－1063），28岁（《齐东野语》卷六，总第105－107页）
张唐卿③（1010－1037），28岁（《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第2400页）。
以上70人的平均寿命为57.74岁。
分期来看，太祖朝状元15人，已知王嗣宗、刘蒙叟、安德裕、杨砺、李肃、宋准、张去华、柴成务等8人年寿，平均63.50岁。
太宗朝8人，已知吕蒙正、孙何、苏易简、陈尧叟、胡旦、梁灏等6人年寿，平均54.83岁。
真宗朝12人，已知王曾、孙仅、李迪、陈尧咨、张观、张师德、梁固、徐?]、蔡齐等9人年寿，平均57.44岁。
仁宗朝13人，已知王尧臣、王拱辰、王俊民、冯京、吕溱、刘辉、宋庠、许将、杨??、张唐卿、郑贾黯、章衡等12人年寿，平均为53.69岁。两个不足30岁的都在本朝。
英宗朝仅出彭汝砺1人，他55岁。
神宗朝6人，仅知许安世、黄裳2人寿，平均为62岁。
哲宗朝6人，只知李常宁1人：52岁。
徽宗朝9人，已知王昂、何栗、沈晦、莫俦、蔡?、霍端友6人年寿，平均为56.83岁。
以上北宋8朝，除英、神、哲3朝数据太单薄不足为凭外，其余诸朝的统计平均数应该离实际情形不远。北宋状元平均寿命的总数趋势是：太祖朝最高，以后逐渐向下波动至仁宗朝达于低谷，然后又逐渐上升，但始终未超过太祖朝。整个北宋已知年寿的46名状元平均年龄为57. 04岁，比两宋平均数低0.70岁。
南宋的情形如何呢？
高宗朝出状元11名，已知年寿的9人：
王十朋、王佐、刘章、汪应辰、张九成、张孝样、赵逵、黄公度、梁克家，平均57.78岁。
孝宗朝共9名，仅知卫泾、姚颖2人年寿，平均51岁。
光宗朝共2人，已知陈亮为52岁。
宁宗朝共10人，知吴潜、邹应龙、郑性之3人年寿，平均75岁。
理宗朝13人，知文天祥、方逢辰、吴叔告、徐元杰、姚勉、留梦炎6人年寿，平均61岁。
度宗朝3人：阮登炳、陈文龙、张镇孙，年寿全知，平均57.33岁。
整个南宋，已知年寿的21名状元，平均年龄为59.88岁。比北宋高出2.84岁。不过，上述南宋6朝，除高、度两朝外，其它各朝资料均嫌不足，也许离真实情形较远。然而，考虑南宋已知年寿的状元中，包括文天祥、陈文龙、张镇孙等，他们都死于国事，未尽天年，加之5个80岁以上的状元中便有3个出于南宋，而已知的10个年龄在40岁以下的状元除张孝祥、姚颖外，其余8个又都出在北宋，就状元的平均年龄而言，说南宋高于北宋，大概不至于背离事实。
两宋合起来，年龄在60及60岁以上的共34人， 60岁以下的36人，大体持平。
透过以上资料，笔者有如下两点思考。
其一，状元们的平均年寿与时代的关系：
就北宋而言，太祖朝，天下刚由纷乱走向统一，还并不很太平，且经济尚处于恢复期，状元们的平均年龄却最高，而仁宗朝正是北宋较繁荣稳定的时期，状元们的平均年龄反倒最低，这是很奇怪的现象。南北宋相比亦如此。南宋只有半壁江山，始终处于金人的压迫之下，且疆土一天比一天缩小，日子一直不太平，而状元们的平均年龄却高于北宋。也许天下太平了，耽于安乐之风便容易刮起来，且逐步影响及全社会，使国民普遍失去紧迫感、危机感，从而放松了生存竞争，其结果是国民生命力、免疫力下降，进而使平均寿命降低？联想历代封建王朝的那些太平时代的守成之君，他们从小锦衣玉食，养尊处优，而其寿命大多低于开国之君，上述推测当不至谬误。若果真如此，在亦为“太平盛世”的当今，我们的国民当从中悟出一些鉴戒。
其二，状元们的年寿与业绩关系：
寿命最短（即40岁以下）的10人中，除张孝祥力主恢复，成了著名的爱国词人而外，其他人都没有突出的作为。何栗官职虽高，位至宰辅，却在北宋末年国家危亡的情况下，畏敌如虎、措置无方，留下了不少笑柄。若不是最后死得还算壮烈，简直要落个千古骂名（见《宋史·何栗传》及《宋人轶事汇编》总第756页）。寿数最高（80岁及80岁以上）的5人中，郑性之官至参知政事，黄裳官至礼部尚书（《宋人传记资料索引》总第2866页），刘章官至权礼部尚书（《宋史·刘章传》）。他们在当时的地位虽颇高，却都没有突出的业绩，对后世的影响不大。黄裳甚至在《宋史》中连传记都没有，其生平资料都难以搜集。阮登炳则生于末世，仅官秘书郎，更是无声无息（见《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第1082页）。唯一被称为名状元的胡旦，他仅官至秘书监，却有多位执宰都是他的学生，因而影响稍大，不少宋人著作中有关于他的事迹的记载（见《宋人轶事汇编》总第166页），《宋史》将他列入了《儒林传》。
宋代最有影响的状元是文天祥，他是被元蒙统治者杀害的，只活了47岁，属非正常死亡，是特殊情况。其它较有影响的状元多集中在60岁至69岁及70岁至79岁这两个年龄段中。如王十朋、王拱辰、王曾、王嗣宗、冯京、吕蒙正、安德裕、许将、李迪、沈晦、宋庠、杨砺、吴潜、张九成、张去华、张观、陈尧咨、邹应龙、郑獬、柴成务、章衡、梁克家等，占这两个年龄段29名状元的75.86％。这些人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都曾起过相当大的作用，如王曾、吕蒙正、李迪、宋庠、吴潜、王嗣宗、冯京、许将、张观、邹应龙、梁克家等11人都曾官至宰相、副宰相，而王曾、吕蒙正、李迪、吴潜等4人还曾独掌大权多年。这些人《宋史》都有较详的传记，还都被收入《中国人名大辞典》。
另外，这两个年龄段中，有南宋的王佐，官至户部尚书；卫泾，官至参知政事；方逢辰，官至侍郎。这三人在当时的地位都不低，且不事权贵，敢作敢为，对后世也有较大的影响，而《宋史》无传是不公平的。他们都被收入了《中国历史大辞典》，方逢辰还被收入《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留梦炎，也是历史名人，只是他晚节不终，屈身事敌，只能作反面教材。加上这4人，则共26人。可以说60岁至79岁的状元几乎都有较大的影响。 那么，是否可以说，作为状元，要想有所作为，寿命太短固然不行，而寿命太长也不行？寿命太短，回旋余地小，除个别天才而外，多数人当然是做不出象样的业绩的；寿数太高者，也许是无所用心，或过于“保存实力”了？要有所作为，总要多经历一些困苦磨难，不可避免地会耗损掉一部分天年。
这给我们什么启发呢？笔者认为：要想干一番事业就不必过于顾惜身体，乃至生命。古今中外的寿星们，碌碌无为的无名之辈太多了。
二、宋代状元的地理分布④ 两宋118名状元中，目前尚有李景阳、张拱、刘察、刘寅4人籍贯等考，而王整、李釜两人的籍贯尚存疑。其余112人中，北宋63人，南宋49人。由于北宋建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市），而南宋建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市），且两者的疆域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必须有分有合地考查其地理分布情形。
先看北宋。
河南省19名：王尧臣、王拱辰、吕蒙正、安守亮、安德裕、孙仅、孙何、孙暨、刘蒙叟、许安世、李常宁、李肃、宋准、张去华、张师德、时彦、姚晔、贾黯、蔡?。
山东省10名：王俊民、王曾、李迪、苏德祥、张唐卿、胡旦、柴成务、梁固、梁灏、蔡齐。
福建省6名：叶祖洽、许将、徐铎、徐?]、章衡、黄裳。
四川省5名：马涓、何栗、苏易简、陈尧咨、陈尧叟。
江西省5名：马适、何昌言、何涣、刘辉、彭汝砺。
江苏省5名：王昂、吕溱、佘中⑤、莫俦、霍瑞友。
湖北省4名：冯京、毕渐、宋庠、郑獬。
浙江省3名：沈晦、贾安宅、程宿。
山西省2名：王嗣宗、张观。
安徽省2名：杨??、焦蹈。
陕西省1名：杨砺。
湖南省1名：王世则。
可见，北宋状元主要集中在河南、山东两省。这两省共29名，占63人的46.63％。福建省也较突出。北宋时代，它还算边远地区，状元数亦占近10％。
北宋状元集中在河南、山东两省，这首先是地利使然。咸平元年（998）孙仅那一样共取进土50名，便几乎都是河南省的举子，而且其中大多数是京城开封府籍的（见《容斋随笔》第371页）。虽然不排除里面有冒籍应考者，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现象是显而易见的。
另外，还有政治因素。太祖开科取土时，建都于杭州的吴越政权和建都于金陵（今江苏南京市）的南唐政权尚未归附，而且前者占有今浙江及江苏的西南部、福建东北部，后者占有今江苏大部、安徽的中南部、江西全省及福建南部、广西北部。南唐还自行开科取土，所以东南几省的一般读书人是不可能到汴京去应试的。到太宗朝，吴越纳土，南唐被灭，但鉴于南唐君臣的荒误国，南唐文人作品的浮艳轻靡，朝中大臣又往往看不起南方读书人。直到真宗大中样符八年（1015），拟在蔡齐（山东人）和萧贯（江西人）两人中挑选状元之时，知枢密院事寇准还对真宗说，萧贯是“南方下国之人，不宜魁多士”（见《续资治通鉴》卷三十二，总第713页）。这种歧视南方士子的观念，自然有利于河南、山东等地读书人参与科举竞争。
再者，北宋前期的元老重臣及操选政的大臣多为太祖、太宗从北周带过来的北方人，而“糊名考核”的制度至淳化二年采纳莆田人陈靖的建议方才确立（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三，总第282页）。即使糊了名，考官在感情上也不能说没有倾向性，何况有22科并未糊名（见《文献通考》卷三十二）。这方面也不利于南方士子。
再看南宋。
此时，淮河以北大片国土已为金人所有，南宋王朝偏安一隅，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都不在版图之内，这些省份的举子当然不可能到临安来参加考试。由于都城在浙江省内，浙江人又得了地利，乃至人和。据《浙江通志》载，仅鄞县（即今浙江鄞县市）一县考中进士的，嘉定七年（1214）那一榜有17人，十年（1217）那一榜有20人。到宝庆二年（1226）那一榜竟达37人。当时，北方人不能过江南下，南方不少省份又因兵荒马乱，不便到临安，好几次考试时，应试者多为江苏、浙江人（见《宋史·选举志》）。鄞县人读书好学的多，所以每榜考上的进土都比较多。
具体说来，南来状元地理分布如下：
浙江省20人：王十朋、王龙泽、王会龙、王佐、木待问、方山京、方逢辰、毛自知、刘章、刘渭、陈亮、张九成、周坦、徐俨、赵建大、姚颖、袁甫、留梦炎、傅行简、詹?，占南宋状元总人数的40.80％。
福建省13人：吴叔告、余复、陈文龙、陈诚之、邹应龙、郑侨、郑性之、黄公度、黄定、黄朴、梁克家、曾从龙、萧国梁，占26. 50％。
江苏省5人：卫泾、阮登炳、李易、黄由、蒋重珍，占 10.20％。
江西省5人：文天祥、汪应辰、徐元杰、姚勉、张渊微，占10.20％。
安徽省3人：吴潜、张孝祥、周震炎。
四川省1人：赵逵。
湖南省1人：王容。
广东省1人：张镇孙。
这四省共6人，占12.24％。
南宋状元分布情况最特别的省份是福建。它并不占地利，也许还占不到人和，但是状元数大大超过了毗邻浙江的江苏、安徽和江西。人们说江苏的苏州为“状元之乡”，那是明清时代的情形。它在北宋没出一个状元，到了南宋也只有黄由和阮登炳为苏州籍。两宋合起来，状元最多的省是浙江，共23人，占总数（112人，下同）的20.54％。其次是福建和河南，都是19名，各占16.96％。
再次是山东、江苏、江西，都是10名，各占8.92％。
其余省份都较少。
若以现在的县（市）为单位，那么出状元最多的是4人，这样的县（市）有两个：
福建莆田县：吴叔告、陈文龙⑥、郑侨、黄公度。
浙江衢县市：毛自知、刘章、留梦炎、程宿。
出3个状元的县（市）有7个：
河南汝南县：孙何、孙仅、孙暨（三人为同一家族）；
洛阳市：吕蒙正、安守亮、安德裕（二安为父子）；
睢县：许安世、张去华、张师德（二 张为父子）。
浙江温州市：木待问、周坦、赵建大；
鄞县市：姚颖、袁甫、傅行简。
福建闽候县：许将、陈诚之、黄朴。
山东青州市：王曾、苏德祥、张唐卿。
总之，在宋代，福建省的文化教育是比较突出的，因而除都城所在的两个省份外，它出的状元最多。
注释
①陈尧咨的生卒年各有关记载均未明说，此为笔者据《东轩笔录》卷三十四及《北宋经抚年表》第35页有关记载推算出来的。
②《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第 2175页指出其出卒年为“1058一—1084”，并说他卒于元丰七年（1084），年仅27岁。然而他夺魁于英宗治平四年（1067），照推则这年仅10岁，显然不合清理。笔者以为“1058”，当为1048”之误，相应的“27岁”亦改为“37岁”。
③《宋史》本传作“孙唐卿”，该处《校刊记》指出，《续长编》卷一一四、《通考》卷三二等作“张唐卿”，疑“孙”为“张”之误。《中国文学大辞典》亦作“张唐卿”，此从《校刊记》与《中国文学家大辞典》。
④状元们的籍贯主要依据《宋史》、《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宋诗纪事》、《宋词四考》、《宋人轶事汇编》、《宋朝事实类苑》、《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等，少数依据地方志，不—一注明，以免繁琐。
宋史文天祥传范文2
向士璧字君玉，常州人。负才气，精悍甚自好，绍定五年进士，累通判平江府，以臣僚言罢。起为淮西制置司参议官，又以监察卿史胡泓言罢。起知高邮军，制置使丘崇又论罢。起知安庆府、知黄州，迁淮西提点刑狱兼知黄州。合州告急制置使马光祖命士璧赴援数立奇功帝亦语群臣曰士璧不待朝命进师归州且捐家赀百万以供军费其志足嘉。进秘阁修撰、枢密副都承旨，仍旧职。
开庆元年，涪州危，又命士璧往援，北兵夫江为营，长数十里，阻舟师不能进至浮桥。时朝廷自扬州移贾似道以枢密使宣抚六路，进驻峡州，檄士璧以军事付吕文德，士璧不从，以计断桥奏捷，具言方略。未几，文德亦以捷闻。士璧还峡州，方怀倾夺之疑，寻辟为宣抚司参议官，迁湖南安抚副使兼知潭州，顷之，升湖南制置副使。大元将兀良合台兵自交址北还，前锋至城下，攻围急，士璧极力守御，闻后队且至，遣王铺佑率五百人往觇之，以易正大监其军，遇于南岳市，一战有功，潭州围遂解。事闻，赐金带，令服系，进兵部侍郎兼转运使，余依旧职。
似道入相，疾其功，非独不加赏，反讽监察御史陈寅、侍御史孙附风一再劾罢之，送漳州居住。又稽守城时所用金谷，逮至行部责偿。幕属方元善者，极意逢迎似道意，士璧坐是死，复拘其妻安而征之。其后元善改知吉水县，俄归得狂疾，常呼士璧。时辅佑亦远谪，及文天样起兵召辅佑于谪所，则死矣。德祜元年三月，诏追复元官，仍还从官恩数，立庙潭州，明年正月，太府卿柳岳乞录用其子孙，诏从之。（选自《宋史·向士璧传》，略有删节）
译文：
向士璧字君玉，是常州人。恃才负气，精明强悍，很是洁身自好，绍定五年考中进士，不断升官至平江府通判，因为臣僚弹劾免职。后起用为淮西制置司参议官，又因为监察御史胡泓弹劾而免职。起用为高邮知军，制置使丘崇又奏论将他免职。起用为安庆府知府、黄州知州，迁任淮西提点刑狱兼黄州知州。合州告急，制置使马光祖命令向士璧前往支援，多次建立奇功。皇帝也对众位大臣说：“向士璧不等朝命，就进军归州，并且捐出家财百万来供给军费，他的精神值得嘉奖。”升任秘阁修撰、枢密副都承旨，仍担任旧职。
宋史文天祥传范文3
2015年高考文言文阅读考查的考点和命题方式继续保持稳定，然而并非无话可说。本文试从命题特点、命题存在的问题及其改进等方面做些评述和思考。
一、高考文言文命题特点
1．选材
今年高考文言文阅读选用的材料严格遵循课程标准和考纲关于“浅易”的要求，文体以叙事类的史传（包括正史和野史）最多，其次是叙议结合类的杂记、赠序和书信等，纯粹论说类的材料较少。内容多突出忠孝节义廉等传统道德、真善美的人物品质，所讲之理深入浅出，关联现实，注重对考生进行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引导。人物方面，如新课标I卷中的孙傅忠诚爱国，正直无私，勇敢无畏；新课标Ⅱ卷中的来护儿志向远大，文治武功，忠诚廉洁；安徽卷中的梁皙次淡泊宁静，孤介自持，廉洁爱民；江苏卷中的欧阳发笃志好礼，刚直不阿，治学严谨；等等。这些人物个性独特，形象鲜明，有着非凡的人格魅力。说理方面，比如上海卷《静者居记》一文先提出“静系于人不系于居”的看法，然后直指心灵，提出“居仁而静”这一核心观点，有意针砭眼下浮躁之弊，给人恍然之感；再如浙江卷《太平州学记》一文借太平州学得以重建说明自古以来天下之治乱强弱、事业成败皆系于人的道理，议论高远，顺势而发，不由得人不信服。如果我们承认高考不仅是选拔性测试，也是日常教学的延续，是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试题所选之材就不可小视，课程的三维目标一个不少地要在试题中有所体现。
2．考点与设题
多年以来，文言文阅读命题依据考试大纲，形成了相对稳定相对一致的考点和命题形式。尽管设题方式各卷并不相同，但对字词、语句乃至文本的理解仍是关键。今年的新课标卷取消了对常见字词的理解这一题型，但其实在翻译题中有包含。概括分析类主客观题型都有，一般都比较简单，说是“概括”“分析”，往往就是内容对照，谈不上细致的分析。其中设置的断句与翻译题也是着眼于对内容的浅层次的理解。对于文本的写法、篇章结构的分析探讨等考查点，除了上海卷比较看重外，浙江卷、湖南卷和北京卷等也有所涉及。而把对文本鉴赏能力的考查归到古代诗歌试题中去似已成命题惯例。谈到新意，去年大纲卷中出现的、今年出现在新课标卷中的古代文化常识解说题庶几可言？这可能跟选修课程的推行有关。在课程标准中“选修课程”目下有“了解相关的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丰富传统文化积累”这样的要求。还有就是天津卷选用了三篇不同表达方式的非连续性文本，用比较阅读的方式进行考查，对考生的综合分析能力的要求更高。
二、文言文命题存在的问题及改进途径
1．存在的问题
(1)节选和设题措辞不当，影响阅读的整体认知和考查的信度。文言文文本由于试卷长度的限制，往往是原文本的节选。节选是否得当与设题是否合理，很能看出命题者的用心程度。一般来说，以删去部分不影响学生对人物和事件的整体认知，不影响考生对文本的理解和对题目的判断为底线。而事实上则不是这样。新课标I卷的文言文本是《宋史·孙傅传》的节选，对照原文可以看出，命题者有意删去传主孙傅面对强敌，一味迷信奇门六甲，有识之士向他提意见反遭其斥责等愚妄的一面，大概就是想塑造其忠诚爱国、一身正气的形象，全然不顾作传者的本意，给了考生片面的认知。有时一字之差，就歪曲了史实，比如原文在“兵败退”前面有“京”字，说的是郭京的军队败退，删去以后的意思就变成了孙傅的军队败退。同时，第6题的选项用语也是不够严谨的。答案是C项，A项就是对的吗？A项提到“孙傅入仕以后，积极向上建言。他担任礼部员外郎，对尚书蔡僇纵论天下大事……”就令人生疑。原文是这样的：“登进士第，中词学兼茂科，为秘书省正字、校书郎、监察御史、礼部员外郎。时蔡僇为尚书，傅为言天下事……”也就是说他对尚书蔡僇纵论天下大事不一定在礼部员外郎任上，只不过节选时只留下“礼部员外郎”一职，“积极向上建言”这一断言多少也有些不贴切。新课标Ⅱ卷中也有类似情况。比如“初读《诗》，舍书叹日：‘大丈夫在世，会为国灭贼以取功名！’”，“舍书叹日”这一举动就让人摸不着头脑，在前加上原文中的“至‘击鼓其镗，踊跃用兵’，‘羔裘豹饰，孔武有力”’才算合情合理。涉及断句的那句“会周师定淮南所住白土村地居疆场数见军旅护儿常慨然有立功名之志及开皇初宇文忻等镇广陵平陈之役护儿有功焉”颇令人费解，前面说多次见到军队“常慨然有立功名之志”，说明来护儿还是一个平民百姓，后面说“平陈之役护儿有功焉”就“进位上开府”，“进位”首先得有“位”吧，这不是蒙人么？“平陈”之前加上删去的原文才合理：“并深相礼重。除大都督，领本乡兵。破陈将曾永，以功授仪同三司……”如此错谬，不一而足。这种文本节选不当的做法不仅破坏语境，而且反映了随意窜改历史的不良传统；而历史毕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尊重和敬畏应是从事文化教育的人不可含糊的态度。
(2)考点、题型的固化和命题的区块化导致言文分离、文白相隔之弊。考点、题型的固化直接影响的是日常教学中对课程目标的落实。课程标准关于必修课程“阅读与鉴赏”的第8条规定：“学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理解古代作品的内容价值，从中汲取民族智慧；用现代观念审视作品，评价其积极意义与历史局限。”第9条也指出：“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词句含义，读懂文章内容。了解并梳理常见的文言实词、文言虚词、文言句式的意义或用法，注重阅读实践中举一反三……”从言文结合的角度看，第8条侧重“文”，第9条侧重“言”。“言”是语言文字，是载体；“文”是内涵情感，是文学、文化，当然也包括文章。在命题的设置上，人们一般注重第9条的落实，因为命题相对容易且易于把握，并且理由充分：基础教育重基础，为学生将来的发展奠基。但他们似乎没有认识到奠精神、文化之基对人的发展更为重要。这种倾向，表现在教学上就是“言”“文”分离，重“言”轻“文”，或者强调“言”“文”结合，落点在“言”。这样，文言文教学的重点就是文言词汇，翻译准确、通顺成了教学追求的最终目标。按照这样推论下去，不属浅易、内蕴丰富的文章诸如《滕王阁序》《逍遥游》《报任安书》等经典文本就没有教学的必要了。另外，设题区块化也是一个问题。现代文和文言文泾渭分明，造成文白相隔，也引导教学中的文白分离。文白不能融通削弱了文言本体的价值，使得文言教学越发艰难。文白相隔与我们的观念不无关系，普遍认为文言是源，现代白话是流。其实两者都是流，都是历史都是传统。我们无法摆脱传统，过去的都会成为传统，正在使用的蕴含着显现着传统。我们的试题和教学人为地把两者隔开了，把文言当古董，完全对象化，文言学习就丧失了在现实显现其自身的主动建构的意义，以致老师教得辛苦，学生学得也辛苦。其实，“言”“文”是不可须臾分离的，文白是可以融通的，并且一直在遵循着语言自身的规律发展融通着。文言自有其本体价值，承载着太多的传统文化密码，是我们赖以存在的“家”啊！然而其价值却在以翻译准确、通顺为目标的功利性教学中完全被消解。怎一个“可惜”了得！
(3)教考分离的不合理性。有不少人认为，教什么考什么考查不出学生真实的语文能力水平，主张教考分离，考查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多年来的命题思路也是这样，除了名句默写和部分虚词考查之外，很少有试题顾及实际的教学内容的，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教材中选择的文本基本都是经典之作，对经典的理解和赏析也能作为考生语文素养的体现，没有理由一直回避，考考又何妨？只要出题角度独特，立意新颖，也是能测量考生的语文能力和语文素养的。比如北京卷对课文《论语·侍坐》篇末文段的考查，就很有创意。试题提供两种标点，要求考生说明两种标点两种解读的不同之处，并辨别其优劣。这一试题突出了试题命制的开放性与探究性，很有启发意义。试题选材刻意回避教材文本，命题不注重探究性与灵活性，所谓的高考“天天练”“限时练”就应运而生了，人为地加重了考生的负担，其结果便是大量高分数低素养个体的涌现。
(4)人文性不彰，命题趋向功利化的实用主义。命题者往往会选择一些人文性较强的材料，但并没有设计出一些人文性很强的题，让学生阅读一下试题就说试题富有人文性其实是个误解。如果说“人文”中的“人”指向对人的尊重，对独立人格与思想的尊重，那么“文”字便指向文化，向文化致敬。我们传统文化中的治学之道便是文史哲一体。现实是我们的试题命制抛弃了文史哲一体的传统，而与时事政治、道德教化联姻。配合十后的反腐大势，今年的文言文选材特别强调官德，烟火气很浓。湖北卷的《赠郡侯郭文麓升副使序》一文谈了为官清廉的道理，而湖南卷则选用张养浩的《三事忠告》中的二则《治官如治家》和《禁家人侵渔》，直指官员惰政和官员家人受贿的现实，让人警醒之余不免感叹：语文时事政治化了！语文考题不能矜持一点么！
(5)考查缺乏探究和批判的设计。中国的文化传统绵延几千年而不绝，自然有其独特的价值，比如“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这样的士大夫人格传统，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血脉，需要我们在浮躁的现实面前坚守和传承。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有着长期的专制统治，一直以来思想被钳制，精神被矮化。愚忠愚孝的奴性人格、三从四德之类的封建意识、重道德人情轻法治程序等不良传统始终内在地影响着我们的文化。在怎样对待传统文化这一课题上，我们可能更多的不自觉地站在历史的角度去感受、理解当时的人事，而忘记了站在今天的维度去分析、批判，然后才是汲取有益的成分。比如上文分析到的孙傅传原文中有“倾心待之”“识者危之”等说法，从史家的春秋笔法的角度看，其中褒贬不言自明。此可谓选材不当，既已不当，不妨让考生探究之或者批判之，比如同为大宋大臣，面对朝廷倾覆之危，孙傅择死跟从，文天祥择生抗争：两人不同的选择体现了各自的价值观，你怎么看？这样的设计或许更有价值。再如，北京卷中的腹（黄享）在秦惠王因为人情赦免杀人的儿子的情况下，根据墨家私法（“墨者之法日：‘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杀了自己的儿子，这与现代司法精神相悖，属于不经程序滥用私刑，不值得提倡，而出题者却据此设题，要求考生“用两个熟语（包括成语）描述”人物，而答案竟是：“大义灭亲、铁面无私。”其实，这则材料本来可以用来让考生思考法与情、程序正义等话题，以考查考生作为现代公民的素养的，可惜命题者没能有相应的考虑和设计。
2．考点和命题方式亟需改变
高考作为选拔性考试，考查的是考生的语文能力和语文素养。语文素养就其内涵而言，是可以涵盖语文能力的。不可否认的是，语文素养相差很大但测试成绩相差不大甚至颠倒的情况屡有发生。究其原因，与我们考试命题的僵化、低端化不无关系。
对照比较成熟的命题，我们会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空间，以下建议或许可以成为改进高考命题内容和方式的可能途径：
(1)依据大语境设题，考查考生的整体阅读能力。大至对文意的理解小至对字词的理解，都离不开语境，设题语境的大小，可以看出命题者的视野宽窄和命题质量的优劣。对于文言知识的考查，命题者往往着眼于基于积累迁移的句中语境（小语境）的考查，而忽视上下文的大语境。在这方面，上海题颇有可观之处。比如第16题的(2)要求写出“其俗颇质”中“质”的意思，就要联系后文的内容，“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邺都杂俗，人多变诈”，从上下文不同民风的对照中可知，这里的“质”的意思应为“质朴、淳朴或淳厚”。
而要考查根据语境的整体阅读能力，首先要求命题者能提供完整的语境，而不是任意地删减、节选，给考生一个支离破碎或者扭曲的语境。
(2)依据课程性质设题，考查考生的综合文化素养和实际应用能力。
语文课程性质的人文性着眼于提高人的文化素养，工具性着眼于实际应用能力。两者的统一，首先在于言文并重，言是手段，文是目的，所谓“得意忘言”。其次是文白相融，不能图区块分明而人为隔离。台湾学测国文试题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启示。比如2015年第17题：
下列各组“”内词语，前后意义相同的选项是：
(A)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贾赦“交通”外官，依势凌弱
(B)廉、耻，立人之“大节”／沈錬每日间与地方人等，讲论忠孝“大节”及古来忠臣义士的故事
(C)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寺中若有此秘径地道，敝寺“方丈”事先自会知照各派首领，怎能容这些邪魔外道从容脱身
此题为多选题，每个选项的前句为文言语句，后为白话语句。台湾的学测国文试题十有八九是这种类型的题，可谓抓住了汉语的特质：文白的承续性、相融性、互参性。
依据课程性质设题，同时要克服刻意回避教材文本的倾向，而是能做到综合、融通、提升，还要与喧嚣的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防止沦为纯粹功利性的工具。
(3)依据选拔性功能设题，考查考生的评价能力。台湾学测试题的设置比较简单，有一半分值采用选择题的形式，但考生如果没有广博的知识背景和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做支撑，是很难答对的，这也使得猜题押题没有了市场。而大陆的则显呆板化，考文化常识就考文化常识，注意到了文化的重要，考的却是死的知识。比如，新课标I卷对“登进士第”“兵部”“庙号”“太子”的考查和新课标Ⅱ卷对“名字”“谥号”“嗣位”“阙”和“诣阙”的考查。更严重的是相对于其他学科，命制的高考语文试题的选拔性功能很弱，造成大多数考生的语文成绩分差不大，打击了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命制的试题除了缺乏深广的背景和灵活性之外，还缺乏一定的深度，尤其缺乏对批判性思维的考查。
比较而言，台湾学测国文试题这方面做得更好。2015年“文章分析”题选用台湾各版高中国文教科书共同选文曹丕《典论·论文》中的一段（甲段），和高行健的《文学的理由》中的一段话（乙段）形成对照阅读，要求：
（一）为何人可以透过书写而不朽？请依据甲段文字，阐释曹丕的看法。
（二）就“书写对写作者个人的价值和意义”这个议题，你认为曹丕、高行健的观点是否相同？请依据甲、乙二段文字，说明你的看法。
上述试题文白对照，课内外结合，内涵可谓丰富。这样的题目不仅考查了考生的文言文整体阅读能力（而不着眼于一词一句的意义）、思维的深度和思想的广度，同时很好地考查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而不必像大陆高考命题那样纠缠于大作文小作文的分类。
其实，在我们的课程标准中对文言文阅读有“用现代观念审视作品，评价其积极意义与历史局限”的要求，考试大纲也有“鉴赏评价”的考点，而我们的试题命制则往往避重就轻，缺乏这方面有创意的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