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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城市规划起源于解决19世纪末资本主义工业城市的种种环境恶化问题和社会问题。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城市规划作为城市公共事务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社会变革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影响着社会。同时，城市规划也在逐步为社会所改造，其中城市规划思想的几个重要转变是：
第一、城市规划从“物质形体设计”转变到崇尚系统分析方法(Systematic analysis)的理性决策过程(Rational process of decision—making)的科学性规划。
第二、规划从“蓝图式”实质性规划逐步变为“过程中”规划，经过70—80年代的发展，诸多学者认为城市规划师并非仅仅是扮演有一技之长的专业人员角色，通过自己的主观意识和价值体系来进行城市规划；规划的这种技术性角色应该转变到在公共事务中，扮演汇集群众意见和协调不同利益团体的角色。后来的“联络性规划”(Communicative planning)以及“倡导性规划”(Advocacy planning)等就是在对城市规划的反省中出现的城市规划新思路。
第三、以后现代主义规划思潮占主导地位的多元论规划思潮对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思想起了很大的冲击，使得“城市规划思想处于划时代的转变时期”。
一、由“艺术”到“科学”：城市规划的“物质形体设计”传统转向系统理性的城市规划
二战后到60年代的20多年的时间里，城市规划被视为是建立在“物质主义”之上的“形体规划设计”。好的形体环境可以增进幸福，而形体环境则可以通过规划设计来加以改造和控制，只要加强设计和控制就可以形成良好的形体环境。
事实上，这种观点可一直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甚至更远。城市规划历来被视为是建筑师的份内之事，城市规划不过是基于城镇层面上的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和单体建筑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战后的城市规划大多是建筑师规划，城市规划的工作建筑师完全能够胜任。在传统的这种“物质形体设计”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城市规划中，“美学观念”成为城市规划的核心和出发点，和建筑设计一样，城市规划被视为一门“艺术”。当时权威的城市规划教科书，吉伯德(Frederick Gibberd)的《市镇设计》(Town Design)和吉伯勒(Lewis Keele)所著的《城乡规划原理和实践》(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townand country planning)等体现了城市规划的这种“物质形体设计论”思想。
20世纪60年代，系统方法、理性决策和控制论被引入到城市规划中来，宣告渊源流长的“物质形体设计”理念的城市规划主导地位的终结。1969年，麦柯劳林(Brain Mcloughin)的经典著作《系统方法在城市与区域规划中的应用》(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A systematical approach)的出版成为这个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该书中论述的规划的标准理论(Normative theory)已经完全超出了物质形态的设计，强调的是理性的分析、结构的控制和系统的战略。但城市规划中的系统方法和理性决策过程之间有一定的差异，不能等同视之。“理性”针对的是城市规划过程。过程规划理论(Procedural planning theory)核心是提出了带有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色彩的决策过程的城市规划“理想型”(1deal-type)概念，要求规划师完全理性和价值中立，而且一直延伸至城市规划中的所有决策人员。“系统”则是针对规划中处于对象的实质规划理论核心(Substance)：把城市规划的主要对象——城镇、区域乃至整个地域环境作为一个大系统，通过系统方法来对其进行分析和处理，强调整体性、相关性、结构性、动态性和目的性。
城市规划系统方法的运用和理性决策过程与20世纪60年代的以“设计”为导向的城市规划相比，有如下转变：
第一，以“城市设计”为导向的城市规划是从城市的物质形体环境或城市形态角度来审视城市，并从形体和美学角度去规划、设计城市。而系统和理性的城市规划则将城市视为一个由多种流动的、相互关联的经济和社会活动所组成的大系统，综合城市、区域、经济和社会要求，运用系统方法研究各个要素的现状、发展变化与构成关系。
第二，城镇被视为一个“活”的功能性实体，城市规划也必须由“终极状态”或“蓝图”式的规划变为“过程”性规划。
第三城市规划思想的这些转变，反过来要求城市规划师所具备的技能和素质相应调整。规划师若要对城市这个复杂、动态的系统加以控制或规划，那么他至少应该具备严谨的“科学”分析的技能。
总之，系统和理性的城市规划思想带来的转变可以归纳如下：“物质形体设计”的城市规划视城市规划为一门“艺术”，而系统和理性的城市规划则视规划为一门“科学”。一方面，整体环境(区域、城市等)的系统分析涉及系统的实证调查和分析；另一方面，理性的决策过程也基本上可视为“科学”的分析过程，这些带来了规划过程的理性内核和规划目标理论的系统内核。此时，城市规划师也将自己的“设计师”定位转变到“科学系统分析者”的角色，他们相信规划掌握了决策与管理的新技术，能经过合理的程序对未来的决定作出理性的选择。
系统理性的城市规划对传统的“物质形体设计”规划理念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但是这种系统理性的城市规划理论却并没有长期独占城市规划理论的论坛。1977年斯格特(A.J．Scott)和罗维斯(S．T．Roweis)首先发难，他们发表了《城市规划的理论与实践》(Urban planning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一文，针对大量计算机辅助的数理模型支持的理性分析，指出理性和系统规划理论、方法和内容虚无或者说是空洞(Emptiness)，与其将其称为抽象的分析概念(Abstract analytical concept)，还不如直接称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1979年，卡黑斯(M．Camhis)的《规划理论与哲学》(Planning theory and philosophy)和索马斯(M．J．Thomas)的《A．Faludi的城市规划程序理论》(The proce dural planning theory of A.Faludi)都对理性系统的规划理论和方法提出了责难，认为系统方法和理性决策过程“流放到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边缘的角落”，影响了城市规划作用的发挥。
在城市规划实践中，“物质形体设计”理论仍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复兴”的城市设计在城市规划中的重要性和意义，得到重新定位和认识。大多数规划师，特别是在城市规划的“地方”规划层面上，仍继续从城市设计质量和美学价值角度来评价开发计划的优劣。系统和理性的城市规划在地方城市规划中虽有一定程度的应用，如对开发方案可能引起的社会和经济影响的预测等，并且能够和城市设计有机结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但“物质形体设计”的规划在地方规划中的主导地位并没有被系统和理性的城市规划所取代。在更为全面、战略层面的结构规划中，系统理性的城市规划却取代了“物质形体设计”规划理念，系统方法和理性决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英国的城市规划法的修编采用系统方法，总体规划(Master plan)强调土地使用的分配，而结构规划(Strueture plan)则将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引入城市规划，注重处理城市与区域、城市各个组团间的关系。
二、从技术性角色到“管理者”和“联络者”：城市规划从实质性规划到更为过程性规划的过渡
无论是以传统的“物质形体设计”理论为主导的城市规划，还是系统方法、理性决策过程的“科学”城市规划，都认为城市规划师必须具有规划人员必须具备的相关技能和知识。只有这样，他才能参与到城市规划业务中去。虽然专业技能也因不同的城市规划理念而异：传统基于“设计”思维的城市规划要求城市规划师具有基本的美学鉴赏和城市设计能力；而基于系统方法和理性过程理念的“科学”城市规划，则要求规划师具备科学系统分析和理性决策能力，但这两种城市规划都视城市规划师为一技术性角色：具备城市规划所需的认知、判断力和技能等素质。
20世纪60年代，规划学界同时意识到城市规划本质上是一个价值判断、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过程，与纯粹意义上的科学城市规划迥然不同。而在价值判断方面，研究人员、公众和当权者都不再认为规划师的分析是真正客观，不带价值观色彩的“纯科学”的，规划师和一切人一样，并不生活在价值观的真空里。
经历了60年代的城市规划，普通人们的价值判断显然并不比专业人员“差”多少。因此，一些“激进”的城市规划学者认为，既然城市规划是一个充满价值判断的政治过程，那么城市规划根本就没有必要需要价值判断和平民不相上下的专门性技术人员。在这个背景下，城市规划领域的思想体系出现了新的“分裂”。一方面，一些城市规划学者继续肯定城市规划实践必需规划人员，而且规划人员必须具备规划专业方面的实质性知识和基本素质——城市设计、系统分析能力、城市更新和可持续发展等等；另一方面，如上所述，城市规划是一个价值判断的政治过程。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城市规划的另一思想流派：尽管规划师的规划决策和价值判断能力并非有高人之处，但是城市规划师可以协调城市规划的决策过程，并且在实践中可以促进实现符合公共利益的目标。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城市规划师注重公众参与，协调土地开发中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关系。此时的规划师不再仅仅被视为技术性角色，规划师同时是组织者、说服者、咨询者。他们寻找解决问题、实现规划的关键人物或关键部门，把他们引到讨论桌上，组织交流协商，以求公识；同时和相关各方一一沟通，听取他们的意见，化解矛盾，帮助达成公识。规划师还要不断地寻找、发现专家，让在学术上和政治上有不同倾向的专家发表意见，力求全面反映全社会各个方面的观点。对规划师的角色的讨论，具有代表性理论的有60年代大维多夫(Davidoff)的“倡导性规划”，以及最近受哈伯拉马斯(Haberams)“联络行动”(Com—municative action)观点启发的“联络式规划”。据此，人际交流和协商能力成为非强制型、’协调’型的城市规划的核心，强调规划师和公众之间的沟通。在公众参与的城市规划里，联络式规划所需要的规划师是“听”和“沟通”的技能。
将城市规划师认为是管理者、联络者、协调者的角色，这与规划决策相比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规划实施的重要性。弗里德曼(J．Fridmann)首先指出了这一点，通过公共决策和政策得出的方案并不能在实际中得到很好的执行。一条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很好的重视这些政策和规划怎样才能很好的履行。于是，20世纪70—80年代间，弗里德曼的“行动性规划”(Action planning)受到一些规划学者的重视，但该思想仍然认为规划师应该是一个管理者，“各种网络缔造者”和联络者，同时也认为若要成为一个很出色的规划师，必须具备相关的城市规划技能以便“能在谈判桌前更好的促进城市规划决策的制定”。
三、后现代思想与多无论对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后期，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局面，其中有60年代萌芽的城市规划中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其占有引人注目的地位，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后现代主义认为，城市是一个由多元空间、多元关系网络组成的以人为参与主体的多要素复合空间。它决不是现代主义因果关系的直线型思维(即假定事件状态和最终目标状态均为已知，然后试图更好的组织初始状态向终极状态转变，思维方法的基础是寻找一个规则系统，一套逻辑上严格的，能产生满意甚至最佳结果的规则，是一个封闭的、终极式、“决定论”的过程)所能把握和左右的。后现代主义完全放弃了这种逻辑规划的目标，而是采用启发式的探询过程，将各要素构成的城市看成一个没有边际的整体，整个有机体维持着一种动态的自动平衡。这正是亚历山大所说的“城市就是一个重叠的、模糊的、多元交织起来的统一体”，也是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宣称“杂乱而有活力胜过明确统一”的本意。而雅各布(Jane Jacobs)对城市开发中单一的区划和“总体”规划也进行了无情的鞭挞，认为单一的区划严重忽视了城市社会、经济结构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城市活力。
无论是亚历山大，文丘里，还是雅各布，与现代主义城市规划学者如柯布西埃、霍华德等倡导或包含的简洁、秩序的城市规划思想相比，一个共同点是追求城市中的“复杂性、多样性”特征。但这些建筑设计或城市规划中对“多样性”的追求，远远不能概括后现代主义的全部。后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思想包含更深的内容，其根源可追溯到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世界观”主要的一点是信奉分析理性和科学理解，这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除了“机器美学”(Machine aesthetic)外，现代主义更多的是反映了这种启蒙运动的世界观，而后现代主义则就是与这种世界观针锋相对的另外一种思想。
萨德尔考克(Leonie Sandercock)首先对现代主义城市规划和后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思想进行了比较，认为有两个很显著的对比：一个是涉及规划的本体论基础，另一个是关于城市规划的价值或标准理论。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思想是“更为理性的作出公共和政治决策”。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主义表现出来对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依赖，其规划知识和技能是基于实证科学，采用数量模型来进行分析；这个“理性——科学”(Rationalist-cum-scientific)的城市规划思想在规划实际中一个重要的体现是“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追寻“总体综合”的规划理念。针对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思想的“本体论和和标准化”特征，萨德尔考克指出：现代主义对理性模型过度依赖，“手段——目的”(Means·Ends)理性模型有一定的价值，但在城市规划中更需要、更依赖的是来自于实践中的智慧，诸如通过说、吟、讲故事等表现出来的背景、直觉等知识，“规划师应该积极的对这些知识广泛的接触和学习”。针对城市规划中的“自上而下”的国家引导方式，萨德尔考克意识到城市规划不完全是“综合、整合……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协商、政治和集中的城市规划”，应该转变为“自上而下的社区规划”，从以国家的政策导向为主到“以人为中心”为主的城市规划。这种基于“社区规划”的后现代主义规划思想比理性模型的规划路线，能够把城市中的多元文化、价值观等综合因素考虑进来，并更为行之有效。
此外，女权主义、结构主义、和人文主义等多种思潮都在城市规划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丰富、完善了城市规划的思想理论体系。
四、结语
对于战后城市规划思想的发展历程，许多学者认为城市规划理论本身“支离破碎”为多元甚至是矛盾的不同立场的流派。但实际上该阶段的城市规划的不同理论，与其说是城市规划自身体系的“分裂”，还不如说是对传统城市规划原始、粗放理论的完善。无论从城市环境的复杂性，还是从不同社区价值的多元性角度来看，战后的城市规划思想进展都是一个极大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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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若是因感冒、发炎服用了抗生素，7天之内不可饮酒。否则，轻者会出现面红、头晕、腹泻；重者则头痛、胸痛、心肌梗死。这种在应用抗生素期间饮酒而发生的药物反应，临床上称作“双硫仑样反应”。
双硫仑又称双硫醒、戒酒硫，本身是一种戒酒药，吃了双硫仑再饮酒，会感到恶心不适，从而达到戒酒作用。头孢类药物中有些药物的部分结构与双硫仑有类似之处，因此用药时饮酒就会引起类似的反应，医学上称之为“双硫仑样反应”。
可以表现为胸闷、胸痛，导致休克，也可以表现为面色潮红、头晕头痛、腹痛腹泻、心跳加快、精神错乱等。一般情况下2～3小时可以缓解，但严重的患者可引起心肌梗死、休克，治疗不及时可有生命危险。这种反应不仅会在饮酒时发生，当皮肤接触酒精时也会发生，停药后7天内饮酒都有可能发生，因此用药期间及停药7天内一定不要饮酒。
此患者注射的是“头孢哌酮／舒巴坦钠”，属于第三代头孢菌素，应用该药期间饮酒发生双硫仑样反应的报告很多，多种头孢类药物都可能引发双硫仑样反应。除此之外，消炎的甲硝唑(灭滴灵)，降血糖的格列本脲(优降糖)和格列齐特(达美康)，抗凝血的华法林等，都可引发类似的反应。
由于住院的患者很少饮酒，因此院内患者发生这种不良反应的几率低。然而很多患者是在家口服药物或在门诊输液，缺少监管，因此发生这种药物不良反应的几率就很高，并且常常会被误诊。据统计，双硫仑样反应误诊率可高达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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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临床资料2001年1月至2007年12月，共收治子宫肌瘤患者62例，年龄28~50岁，平均39岁，已婚未生育1例，61例已婚有生育史，本组病例均有不规则阴道流血，量多，同时伴有不同程度盆腔及下腹坠胀疼痛。
1．2栓塞材料
本组使用栓塞材料有3种：①PVA微粒；②明胶海绵；③碘比醇或碘海醇。
1．3术前对肌瘤的大小、部位进行详细的评估。
1．4方法严格无菌条件下，常规消毒铺无菌巾，局麻下经一侧股动脉穿刺后，行Seldinger插管，置入5F动脉鞘后，沿“J”形头导丝插入4-5F蛇形导管，在透视下行选择性插管，将导管选择性进入一侧子宫动脉后，以每秒2~3ml的速度注入碘比醇10ml。确定所选择的血管为子宫肌瘤供血动脉，避开与子宫肌瘤无关的动脉分支后，经导管缓慢注入PVA微粒，造影证实子宫肌瘤血管染色消逝，再行另一侧子宫动脉造影，方法同前。如肌瘤血管还有少量部分染色，可用明胶海绵颗粒补充栓塞，直到染色完全消逝，拔出导管及动脉鞘，压迫止血10min。
2主要护理措施
2．1术前护理
2．1．1心理护理因患者缺乏对疾病的认识，所以患者从入院开始，就要进行入院宣教，有些患者对肌瘤引起的阴道不规则出血症状表现紧张、恐惧，也存在介入栓塞治疗后肌瘤能否根除的顾虑。术前对患者及家属详细介绍手术的意义，介入治疗的方法、疗效、注意事项，介绍成功病例，向患者讲解介入治疗[3]是通过进入栓塞双侧子宫动脉，使肌瘤部位的血管供血减少，肌瘤缺血坏死，逐渐萎缩甚至消失。使患者对介入手术有所了解，和外科手术切除子宫的方法相比较，说明其优越性。特别注意对出血多的患者进行耐心的疏导，减轻其心理压力，避免情绪激动和恐惧，争取患者的配合。
2．1．2术前准备术前常规检查，B超、心电图、血常规、肝肾功、离子、血糖、出凝血时间。术前备皮，做过敏试验，锻炼患者床上排尿，术前4h禁食水，准备好术中所需物品及药品。术前排空大小便，为避免患者紧张情绪，肌肉推注地西泮10mg。
2．2术中护理协助患者摆好，患者平卧，心电监护，记录基础心率、血压、呼吸次数。以便术中对照。穿刺区常规消毒、铺无菌巾整个过程严格执行无菌操作。穿刺后先注入止吐药，预防患者术中出现恶心、呕吐的症状，训练患者正确的屏气方法，避免因呼吸造成的移动性伪影，以保证图像的质量。造影时，向患者说明造影剂注入体内后可能出现局部发热，是正常现象，以消除其紧张、恐惧心理。因局麻，手术过程中患者一直处于清醒状态，栓塞过程中应经常询问患者有何不适，如有疼痛，应向患者解释疼痛是栓塞的正常反应，疼痛严重者可遵医嘱肌肉注射吗啡5mg或盐酸哌替啶75mg。术中密切观察患者生命体征、面色表情的变化，对术中出现的异常情况及时提醒医生，对症处理。拔管前，检查患者双下肢活动情况，皮肤颜色，如无异常，拔出动脉鞘后，局部压迫止血10min后，用沙袋加压包扎，送患者回病房。
2．3术后护理
2．3．1术后患者平卧6h，沙袋压迫穿刺点3h后取下，绝对卧床16h后可下床活动。护士要经常巡视病房，严密观察穿刺部位有无渗血，保持穿刺点干燥，及时更换渗血敷料，注意沙袋有无脱落，术后常规静脉输入抗生素3~5d，预防感染。
2．3．2注意观察患者的生命体征变化，经常询问患者腹痛情况。术后多有排尿困难，大多是因不习惯床上排尿引起的，可经诱导排尿。如有穿刺点血肿，主要是局部压迫止血时间不足或沙袋移位导致，一旦发现局部出现血肿，应立即查明原因，进行有效处理。术后1~2周阴道排出血性或黄色脓性分泌物可能是瘤体坏死组织，要仔细观察排出物的性质、气味，防止坏死脱落的组织堵塞阴道。
2．3．3疼痛术后最严重的症状就是腹部胀痛。因子宫动脉栓塞后，肌瘤呈缺血水肿，而栓塞量越多，越接近毛细血管水平，疼痛也就越重。Badlley等[4]认为，栓塞颗粒越小，栓塞血管越接近末梢，缺血程度越明显，疼痛也越重[4]，一般持续2~3d，大多数患者可耐受。而适量减少PVA与明胶海绵的用量，避免PVA的反流，是防止过度疼痛的有效措施[5]。栓塞前肌肉注射盐酸哌替啶可明显减轻剧烈疼痛。疼痛也与便秘有关，术后患者肠蠕动减慢，直肠胀气压迫刺激子宫引起腹痛时间延长，而因卧床和药物作用，多数患者都有便秘发生。术后口服番泻叶水或口服甘露醇进行缓泻，必要时可用开塞露帮助通便，效果明显。在患者腹痛时，护士应给予安慰和鼓励，提高患者战胜疼痛的信心。同时与患者交谈，分散其注意力，根据平滑肌对物理作用敏感这一特点，用手轻轻按摩下腹部，热敷，使局部毛细血管扩张，促进致痛物质的吸收，并可提高局部组织的痛阈[5]，这些方法都可使疼痛减轻。疼痛严重者可肌肉注射吗啡5mg或盐酸哌替啶75mg，均可缓解。栓塞术后可出现恶心、体温升高，对症处理3~5d消失。部分病例可见阴道少量出血，3~7d后自行消失。
2．3．4饮食术后当天可进半流食，嘱患者多饮水，使造影剂尽快排出。术后第2天可根据患者的口味进食一些喜欢吃的水果和蔬菜，保持大便通畅。
3小结
通过对本组患者的观察和护理，笔者认为该方法简单、易行、疗效确切，可保留子宫的正常功能，创伤小，恢复快，腹部无切口，是今后在治疗子宫肌瘤的方法中首选的新技术，本组术后生育1例。但新技术也对护理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需要认真的观察患者的不良反应，有的放矢的去护理，解除患者的顾虑，是保证手术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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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62例子宫肌瘤行介入栓塞的及术后护理。方法采用Seldinger方法，术前做好患者的心理护理，术中密切观察生命体征的变化，术后观察患者有无腹胀、腹痛、阴道出血等症状，做好并发症发生的护理准备。结果不良反应轻微，术后给予精心护理均痊愈出院。结论动脉栓塞状治疗子宫肌瘤疗效确切，方法简单，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留侯论范文5
中图分类号：R730.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2349(2009)06-0022-02
恶性肿瘤在当今疾病谱中危害日增，是危害健康的重要的一类疾病，其防治成为当前医学界非常关注的重要课题。
笔者认为此疾是由于情志、禀赋、痼疾等内因，六、有害物质等外因之聚积，侵犯正常机体组织，扰乱气血、经络血骸，成毒恶变而成。如《素问・本病论篇》：“民病……丹瘤轸，疮疡留毒”。《灵枢-九针论》：“四时八风之客于经络之中，为瘤病者也”。近《实用中医内科学・癌症》：“主要由于脏腑阴阳气血失调，在正虚的基础上，外邪入侵，或痰、气、瘀等搏结日久，积滞而成”。中医文献描述人体内肿瘤，以瘕，积聚、脏毒、乳岩等名称谓。
1 放疗后的中医药治疗
放疗是当前治疗肿瘤较为主要的手段之一。放射治疗是利用电离辐射诱导产生细胞、组织、器官的变化反应，引起生物结构的改变，具有破坏和阻止细胞分裂，达到消灭恶性肿瘤的目的。但同时亦使正常的组织和器官受到射线的损伤，尤其损伤免疫组织或器官，引起T淋巴细胞亚群的重新分布而导致免疫功能紊乱。中医学认为放射线属“火热毒邪”，致人引起热毒过剩而耗损正气，伤阴耗气，损阴灼津，损伤脾胃运化功能，影响气血生化之源，以致气血损伤，脾胃失调，肝肾亏损，百病丛生。临床常见倦怠乏力，颜面(白光)白，易感冒，口干、口渴、汗出，失眠等症。辨证多属气阴两虚证型。治法多以益气养阴，健脾益肺，清热解毒、活血化瘀，补肝血，益肾阴等法。常用方剂如生脉饮、八珍汤、参苓白术散、五味消毒散、桃红四物汤、补肝汤、六味地黄丸等加减。常用药物如人参、党参、黄芪、南北沙参、天冬、麦冬、冬虫夏草、当归、莪术、山药、龟板、半枝莲、夏枯草、白花蛇舌草等。
病例举隅：何某，男，45岁。销售员，2006年7月患食管癌即行手术，已行放疗5次、化疗1次。8月9日来本科门诊处就诊。症见：身乏嗜卧，畏风寒，头发脱落80％余，面色咣白，精神萎靡，忧虑，心悸、自汗、动则加剧；胃脘隐痛，口干口淡，纳差，只可进流质饮食，手足欠温，小便正常，大便2日1次，脉缓弱，苔薄白津乏，唇舌淡红。此乃手术后正气亏虚，再加火热毒邪耗损机体，灼伤阴血。故症见精神萎靡，脱发，身乏嗜卧，心悸自汗等。治则：标本同治，益气养阴，培土益胃，以望生化之源不竭；兼清余毒之邪，以图化险为夷。药用：黄芪30g，党参30g，麦冬15g，五味子15g，白术15g，山药25g，芡实25g，石斛13g，谷麦芽各15g，甘草15g，土茯苓25g。水煎服，日3次。嘱：务必精神开朗，忌生冷，防感冒。连进6剂。9月20日诊，精神好转，饮食增加，心悸汗出、口干等症消失，脉缓，苔薄白，余症同前。嘱：保持适当运动。拟前方去石斛加当归15g，肉桂5g，再进20余剂。其症明显好转，面部红润，饮食无碍，行动如常，遂停药。2007年3月29日因失眠，饮食欠佳来诊并随访。其症消除后，曾2次到本院全面检查，各项指标均正常而欣喜。现面部红润，头发乌黑整齐，恢复正常工作。
2 化疗后的中医药治疗
化疗是目前现代医学治疗恶性肿瘤的重要方法，但是由于化疗存在着较多的副作用，如骨髓抑制、胃肠道反应、心肝肾肺等脏器功能的损害等，给病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也严重限制了化疗在临床上的使用。李霞等认为，化疗药是一种热毒之药，可伤阴耗气，使人体正气受损，御邪力下降，脾胃运化功能失常，以致气阴两伤，气血亏虚，脾肾虚损，而残余癌毒及瘀血则与化疗药毒等蕴结壅滞，加剧了正气的耗损，也可导致诸症变生。临床观察，气血和肺胃损伤较为常见。症常见：精神萎靡，身乏嗜卧，面色苍白，心悸心慌，津然汗出，纳呆食减，口淡乏味，腰膝困乏。治予补益气血，扶正培本，健脾和胃，滋补肝肾，清热解毒，以解余邪。各期有阴阳互损者，调和阴阳。方如：生脉饮，补血汤，四君子汤，参苓白术散，甘露消毒丹等。药如人参、黄芪、党参、薏苡仁、当归、甘草、附片、山豆根、土茯苓、半枝莲等。
病例举隅：曹某，男，69岁。退休干部。患者2006年6月起，渐进食梗阻。8月7日经胃镜病理活检证实为食道中段鳞癌。17日行切除术，术中见食道肿块位于主动脉弓下约3cm×3cm×2cm，术后化疗4次。9月11日初诊。症见：精神萎靡，头顶部略有脱发，但心态祥和，身乏嗜卧，动则头昏、微汗、心悸，纳差食少，口淡无味，略少量泡沫痰，不咳，胃腹痞滞，小便黄少而臭，大便稀溏，苔黄腻，边淡黄白相间，舌质淡红，脉濡缓。此为“热毒药邪”损伤脾胃生化之源，湿、热、毒内蕴，清阳不得发越，故身乏嗜卧，动则头昏；又湿困脾胃，浊邪不化，脾胃运化、升降功能减退，故食不甘味，胃腹痞滞，小便黄少，大便稀溏。所谓“水谷不分，并入肠道”之故。治则以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当以清解热毒，化湿利水为治。方以甘露消毒丹化裁。药拟：白蔻10g(后下)，藿香25g，佩兰25g，茵陈30g，滑石30g，木通30g，石菖蒲10g。黄芪15g，连翘15g，川贝母15g，大腹皮25g，鱼腥草30g，猪苓、泽泻各25g，连进7剂，略有增减。9月26日二诊，精神、身乏好转，饮食增加，余症减轻。但口乏味，唇干，纳谷不香，小便正常，大便稍稀，苔薄黄微腻，脉缓。证属脾虚湿阻。以益气、健脾、化湿为治。药拟：党参30g，白术15g，茯苓15g，砂仁10g(后下)，白蔻10g(后下)、藿香25g，佩兰25g，茵陈30g，川贝母10g，鱼腥草30g，石菖蒲10g，猪苓、泽泻各20g。连进4剂。三诊，其症大减，饮食增加，但身乏气短，唇、舌质淡红，舌中根微腻，脉缓。治以补中益气，补血，健脾巩固为治。药拟：黄芪40g，党参30g，白术、苍术各15g，升麻15g，柴胡15g，当归20g，陈皮15g，扁豆30g，建曲15g，砂仁30g。进4剂后精神佳，面部红润，饮食如常。以后间以补气血，健脾胃，解毒，温肾、固本为治。2008年1月，因患胆结石病，入院全面检查正常，顺利手术。2008年4月因患白内障，术前全面检查正常，顺利手术。随访至今。
3 体会
肿瘤是源于患者机体内的变异组织。不同于细菌及病毒的侵入致病。机体内部环境的调控紊乱也对肿瘤发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对肿瘤的治疗不仅着眼于对癌细胞的攻杀作用。还应通过调整机体对它的控制的围困作用来协同治疗。提高远期生存率，改善生活质量是中医药的优势。临床应用时，务须牢记整体观念，全面仔细审视，局部与整体相结合，顺应病位病势，遵循“虚则补之，实则泻之”原则。用药要轻灵准确，中、后期要守方图治，主治目的明确，随症加减。同时鼓励患者保持精神豁达，饮食起居有节，视症情轻重予以适当运动锻炼。改善机体内、外环境，促使患者逐步康复。
参考文献：
[1]黄文东，实用中医内科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621。
留侯论范文6
而事实上，这样的论坛确实能使人文社科各领域的专家获得不同的对话经验，那是一个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开始的2015年威尼斯双年展平行展“山水社会”，而后又得到中国国家艺术基金、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和浦东艺术基金资助并在重庆、西安、上海、北京四个城市巡展的项目，在最后一站北京山水美术馆巡展时，喜玛拉雅美术馆联合北京大学举办了论坛，“山水社会”这样一个拼贴词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艺术理论中交叉着并从不同角度引发讨论，而且形成了一个“山水社会”的论述框架和各个学科侧面。
“山水社会”作为一种课题设置在它开始的时候就不是一个山水审美的传统话题，它是一种艺术社会学的展览实践，虽然跨学科是现在学科的一个常态，但合作起来似乎不太容易，也有以跨学科的名义做的论坛，但邀请的专家都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谈论自己的话题，也只能被看作各领域的专家在呈现自己的成果，“山水社会”展览由于将“山水”与“社会”拼贴在一起，而把讨论的主题集中到一点并使其讨论的范围变得多向起来。
在美术馆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当代美术馆自身的努力，更多地呈现出前卫艺术理论的第一线平台的角色，而自从前卫艺术打破艺术与生活的，艺术与政治的边界后，艺术的跨学科成为了常态，而让美术馆的论坛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活跃地可以不讨论艺术而讨论社会、政治、经济和自然科学中的所有的问题，其实对每个专家来说，各自为政很正常，他们都是自己的专业深度并成为不断往深处挖掘的专家，学科之间的分割在学院系统中依然有着惯性，各学科话语权上的制约而或多或少影响了不同学科交叉的可能性，除非是那些以课题方法组合起来的专家小组变成了跨学科小组，但这样的小组组建起来又不很容易，这个时候美g馆倒像是一个中枢，把他们的不同话题组织起来并且在同一个平台上自由交流，艺术的跨学科正成为各专家的油和召集理由。
“山水社会”主题展作为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的主打学术项目并不是一下子形成的，它在2005年到2015年的十年里做了不少的跨学科努力而逐渐到了2015年真正确立，从沈其斌馆长到王纯杰馆长都围绕着这样的跨学科的思考而在项目中持续性思考地展开，也是这个美术馆创办人戴志康文化思考中的逻辑结构的建立。我在十几年就开始提出的：美术馆不只是审美的场所同时也是一个讨论社会问题的场所论点也在这样的美术馆得以实现，艺术首先是介入社会，艺术语言是介入社会后自带出来的结果才是波德莱尔式的现代性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