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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逆差范文1
摘 要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日贸易是关乎亚洲乃至世界经贸格局和未来趋势的关键,文章分析认为真正影响中日双边贸易收支逆差的因素是日本的国内需求和政治因素。
关键词 中日贸易 贸易逆差 汇率
一、中日双边贸易状况
(一)中国对日本进出口情况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第二大发达国家,中日两国早已成为十分重要的贸易伙伴。目前,日本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最大的进口来源地、第四大出口市场、第三大贸易逆差来源地;而中国在2004 年也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根据日本海关统计,2008 年,中日双边贸易额为2667.8亿美元,增长13%,中国继续保持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2002至2009 年中国对日本总体上维持贸易逆差的格局,且逆差幅度较大,呈逐步扩大的趋势。自2006 年以来出现了转变,特别注意的是,2007年中日双边贸易额为中国向日本进口1339.5亿美元,增长15.8 %;中国向日本出口1022.7亿美元,增长11.6%,到了2009年又出现了中日贸易的顺差。
(二)中日贸易结构性变化
1.中国传统的对日出口商品在对日出口中的比重有所下降
首先,初级产品的出口所占比重下降较快。以第一类(活动物及动物产品)、第二类(植物产品)和第四类(食品;饮料、酒及醋;烟草及烟草代用品制品)为代表的农产品出口增长较缓。1992年这三类产品的出口额为26.36亿美元,其中第一类商品出口9.38亿美元,第二类商品出口10.82亿美元,第四类商品出口6.16亿美元,到2009年,这三类商品的对日出口额只达到2.1亿美元,第一类商品出口1.06亿美元,第二类出口减少到可忽略,第四类商品出口0.95亿美元,三类商品的出口占中国对日出口的比重也从2003年的10.04%下降到2009年的2%。其次,以第五类(矿产品)为代表的矿产品的出口出现徘徊增长的局面,2003年该类商品的对日出口为27.53亿美元,占当年全部对日出口的4.63%,到2009年,该类商品对日出口20. 85亿美元,所占当年对日出口的比重也下降到2.7%。再次,第十一类商品(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的对日出口从2003年的144. 58亿美元下降到2009年14.77亿美元.其占中国全部对日出口的比重也从2003年的24.34%降到1.9%。
2.中日之间的工业制成品贸易额增长迅速,尤其是在中国对日本的出口中,工业制成品的贸易额急剧增长,比重也日益增加
首先,第十六类商品(机器、机械器具等)在中国对日的出口中增长迅速,并且在中日之间贸易额中占重大比重。1992年该类商品的中国对日出口额仅为5.1亿美元,2001年就突破100亿美元大关,2003年这一数字增长到195.57亿美元,占中国对日出口的比重也从1992年的4. 36%迅速增加到2009年的41%,成为在中国对日出口中最多的商品。其次,第十五类商品(贱金属及其制品)和第十八类商品(光学、照相等器械及其零件、附件)在中日贸易的中国对日出口中的金额增长较快。1992年,中国对日出口的第十五类商品金额为4.84亿美元,第十六类商品为1.14亿美元,到2009年,这两类商品的出口额分别达到106.8亿美元和312.8亿美元,相应的两种商品在中国对日出口中的比重也分别从1992年的4.14%和0.97%上升到4.68%和3.62 %。再次,第六类商品(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和第二十类商品(杂项制品)在中国对日的出口中也有较大增长,在1992年,这两类商品的出口额分别为5.29亿美元和2.23亿美元,到2009年则分别增长到73.9亿美元和5.52亿美元。
3.从中国对日进口的情况看,在1992-2009年间,中国从日本的进口还是集中在工业制成品,排在进口前十位的商品基本上没有变化,并且从日本进口的前十类商品占中国对日进口的比重一直高达97%以上。其中,中国对日进口的第十六类商品(机电产品等)所占比重最大,1992年该类商品的进口额为58.55亿美元,占当年对日进口总额50.05%,2003年达到400. 87亿美元,所占比重也增至67.47%,然后到了2009年下降到328.18,所占比重降至37.3%。
二、形成中日贸易逆差的影响因素
(一)作为亚洲的两个经济大国,中日在产业分工与贸易结构上有很强的互补性
从双方制成品的贸易构成来看,双方制成品贸易在总贸易中所占比重在入世后一直处于上升态势,2005 年已达91.69%。根据产业贸易指数的分析,中日两国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总体水平比较低,两国之间的贸易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同时存在相当部分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但产业内贸易主要是基于产品的差异,这说明中日两国贸易互补性主要是由于两国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存在明显的差异。正是由于这样的贸易结构特征,决定了人民币对日元贬值的情况下并不会改善贸易逆差。
(二)引进外资导致贸易顺差出现转移,中日贸易逆差与日本对华投资有着密切的关系
20 世纪80 年代至90 年代初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日本对华投资曾经连续多年增长速度达50%左右,日本已成为中国第二大外资来源地,大量用于投资的机械设备从日本进入我国,导致我国进口速度迅速增长;另一方面,外商投资企业仍为对日贸易主体。2007 年前3 季度,我国外资企业对日进出口总额1228.5 亿美元,占同期中日双边贸易总额的71.4%。其中出口501.5 亿美元,增长11.2%;进口726.9 亿美元,增长17.1%。
(三)日本的贸易保护增加了对中国的贸易逆差
进入20 世纪90 年代,由于日本的经济持续处于低迷,使得日本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不断的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由于日本的关税水平较低,在关税方面日本再没有更大的保护空间。因此,日本更多采取非关税壁垒手段,如农产品和纺织品的各种技术壁垒(“绿色壁垒”)。2004 年中国对日本的矿产品、农产品、轻纺产品出口占对日出口总额的43%以上,这些措施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中国产品的对日出口。
(四)除了日本的贸易保护以外,中日贸易逆差与日本对华投资有着密切的关系
日本对华投资曾经连续多年增长速度达50%左右,截止2007年10 月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累计到位金额已达607.8 亿美元,成为中国第二大外资来源地。加工贸易出口的平均进口依存度大约为60%。也就是说在“中国制造”的加工贸易出口商品价值中,有六成来自日本的进口,只有四成才是真正的出口。因此,在中日经贸关系发展过程中,已经逐渐形成经济增长、市场需求以及贸易逆差三者之间形成了紧密的联动性。
(五)根据传统的赫克希尔―俄林资源禀赋定理,中国的自然资源和劳动相对于日本丰裕,而资本和技术相对稀缺
中国主要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主要进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这符合中日的比较竞争优势。正是由于这样的贸易结构特征,决定了人民币对日元贬值的情况下并不会改善贸易逆差。再者,中日贸易结算中,使用日元的比重并不很高,考虑到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幅度高于日元,在日本进口的美元价格不变的条件下,中国从日本进口的人民币价格反而会下降,从而增加中国对日本的进口。
(六)中国经济的发展对日本一些产品需求量不断扩大,促进了逆差的增加
中国从日本进口的主要是信息技术产品和机械设备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2004 年,中国自日本进口机电产品651 亿美元,占自日进口总额的69%。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298 亿美元,占自日进口总额的32%。综合以上因素,我们可以看出中日贸易逆差很大程度上是制度性因素造成的,所以短期内汇率对中日贸易收支的调节作用相当有限,汇率变动对中日贸易逆差的调整作用较慢。
三、对中日贸易的政策建议
一是维持现行的中日汇率水平,促进中、日双边经济、政治关系的持续、健康发展;二是加强两国在经济政治领域的互惠合作;三是依据国际分工向优势产业转化;四是时值全球经济复苏的机遇,中日两国应该充分发挥两国贸易互补性的优势;五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格局下,中日经济合作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两国的范围。今后,积极组建优势互补、合理分工的西太平洋经济区,加强已有的合作形式,研究和探讨新的合作可能性都应成为中、日两国工作和相互合作的重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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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玉珍,孔慧珍.中日经贸关系探析.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20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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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贸易逆差 美国 经常项目逆差 政府消费和投资缺口
一、理论研究
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认为造成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的根本原因是投资储蓄缺口的扩大，但笔者经过分析研究之后发现投资储蓄缺口并不是造成经常账户赤字的根本原因，其背后是美国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下消费和投资的推动。
在开发经济条件下，经常项目下恒等式可表示为
S＝1+CA
S＝Y-C-G=(Y-T-C)+(T-G)=SP+SG
S=SG+SP=I+CA
CA=SP-I-(G-T)
SP表示私人储蓄，SG表示政府储蓄，Y表示国民收入，C表示家庭消费，G表示政府购买，I表示私人投资，T表示税收，CA表示经常项目，S=SG+SP=I+CA从经济学意义上表示一国经常账户余额是国民储蓄与国民投资之间的差额，经常项目赤字的出现表明一国私人投资的增加超过了该国的储蓄水平,由于产生了投资储蓄的缺口，因此不得不借助国际资本的流入以弥补本国储蓄的不足。
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和美国总统报告
通过对29年间私人投资、总储蓄和经常项目余额的数据分析发现，经常项目余额从1982年开始出现了持续的赤字，但是从1987年开始经常项目赤字占GDP比重开始减少，并在1991年出现了盈余，从1992年开始到2008年赤字再次出现并持续增加，但是在1980年到2001年的期间内，总储蓄水平在绝大部分时间内高于投资水平（除了1986年和2000年有少量缺口），即使在2002年到2008年，投资储蓄缺口与经常项目余额并没有表现出很强的相关性，因此投资储蓄缺口并不能完全解释1980年到2008年29年间经常项目产生赤字的原因。为此笔者将原模型调整为
CA=SP-I-(G-T)
在保持政府财政余额不变的前提下，对私人投资、私人储蓄和经常项目余额的数据分析发现，从1980年至1996年储蓄水平超过投资水平，经常项目余额从1982年出现了持续扩大的赤字水平而从1987年经常项目赤字占GDP比重开始减少，并在1991年出现盈余，在此期间私人投资与私人储蓄缺口并不存在。从1992年开始经常项目再次呈现赤字并持续扩大，私人投资水平占GDP比重从1992年的13.64%上升到2000年的17.81%，而储蓄水平则从5.32%下降到-0.3%，缺口的扩大导致经常项目赤字占GDP比重从0.81%上升到-4.81%，1992年到2000年，投资储蓄缺口与经常项目余额表现出较高的相关性。2002年到2003年，投资储蓄缺口再次消失后，经常项目赤字占GDP比重并没有减少，相反成上升态势。这种现象在2008年再次出现，尽管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投资水平同比2007年下降了0.46%，并在2003年之后首次低于私人储蓄水平，但是2008年私人储蓄水平同比2007年却上升了2.72%。为此笔者加入政府财政赤字因素重新分析。
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和美国总统报告
发现从1980年到1996年，私人储蓄水平高于私人投资水平。从1997年到2008年，随着私人投资水平的增长超过了私人储蓄水平，但是总缺口的扩大主要是由政府消费和投资缺口造成的。1980年至1990年尽管私人储蓄水平超过私人投资水平，但是这一时期政府消费和投资水平缺口超过了私人储蓄与私人投资的盈余，造成了国内总投资与私人储蓄的缺口，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这一时期尽管不存在私人投资与私人储蓄缺口却依然存在经常项目赤字的原因，到了1991年政府消费和投资缺口消失的同时经常项目出现了盈余，1992年政府消费和投资缺口盈余开始减少，经常项目出现了赤字，之后政府消费和投资缺口的持续扩大导致了经常项目赤字的扩大，尽管在1998年到2001年财政出现了盈余，但是联邦债务水平依然维持在3万亿以上规模，政府消费和投资部分并没有降低，这期间政府投资的增长率分别达到4.16%，9.32%，5.88%，5.82%，占GDP比重为2.99%，3.07%，3.06%，3.13%，此同时2002年和2003年私人投资的迅速扩大和私人储蓄水平的下降弥补了政府消费和投资的下降，而2007年到2008年，政府消费和投资的上升又弥补了私人投资的下降和私人储蓄的上升所造成的私人投资储蓄缺口的缩小，同时美国开放的资本市场为世界资本的流入提供了条件，国际借贷占GDP比重与经常项目占GDP比重呈现出高度一致性。但是这并不表示全球储蓄过剩是导致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国际资本的流入是投资储蓄缺口所引起的外生变量，同时也不能简单的将原因归结于美国政府的赤字政策。所以笔者认为财政赤字和投资储蓄缺口都不造成经常账户赤字的根本原因，是通过投资储蓄缺口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美国消费和政府投资推动了经常账户赤字，为了验证上述观点，对相关因素进行了计量检验。
二、实证计量分析
（一）数据准备和分析框架
本文将采用协整理论，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回归分析方法对美国经常项目与政府投资缺口进行实证分析，主要采用的数据是1980年至2008年美国经常项目数据，美国GDP，美国私人总储蓄，美国私人总投资，政府消费和投资总额。数据来源于美联储，美国商务部和在这些数据基础上计算所得，政府消费和投资缺口=美国私人总储蓄-美国私人总投资-政府消费和投资。
（二）平稳性检验
在进行协整分析之前必须检验各个变量的平稳，只有各个变量是同阶单整是才能率协整关系。这里对经常项目变量（CA）和计算所得的政府投资缺口（GCIG）采用ADF单位根检验。
得到如下结果：
表1 CA和GIG单位根检验结果
从检验结果看，在1％、5％、10％三个显著性水平下，CA单位根检验的Mackinnon临界值别为-2.653401、1.953858、-1.609571，t检验统计量值为-3.209422。在1％、5％、10％三个显著性水平下，GCIG单位根检验的Mackinnon临界值别为-3.699871、-2.976263、-2.627420，在5%的显著性下，CA和GCIG的t检验统计量值都小于临界值，所以都拒绝拥有单位根的原假设，可以采用协整分析。
（三）CA和GIG的协整分析
以CA因变量，GIG为自变量，采用OLS回归方法估计回归模型：
CA=0.1658444025+1.017756465*GCIG
t= (5.53) (6.43)
r=0.60 R2=0.59
对残差项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在5%的显著性下，残差项的T值为-4.255250小于临界值-3.587527，拒绝具有单位根的原假设，表明残差项是稳定的序列，从而表明CA和GCIG存在协整关系，即两者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即政府消费和投资缺口每扩大1.018%，经常项目逆差就会扩大1%。
（四）误差修正模型
计量检验表明CA和GCIG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表明两者之间有长期均衡关系。但从短期来看，可能会出现失衡，为了增强模型的精度，可以把协整回归式中的误差项看作均衡误差，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把经常项目余额(CA)的短期行为与长期变化联系起来。误差修正模型的结构如下：
ΔCA=α+βΔGCIG+γ■t-1+εt
ΔCA=-0.001434976934+0.4397190051*ΔGCIG-0.0746921766*■t-1+εt
t=(-1.462170) (3.980550) (-0.772200)
r=0.41，R2＝0.361473,DW＝1.451459
上述估计结果表明，经常项目余额的变化不仅取决于政府消费和投资缺口的变化，而且还取决于上一期经常项目余额对均衡水平的偏离，误差项的估计系数-0.074692体现了对偏离的修正，上一年经常项余额的7.4692%将在本年度的到修正，在短期内政府消费和投资缺口每扩大0.44%，会引起经常项目逆差扩大1%。方程的拟合系数0.361473表明在短期内还有大量的因素会影响经营项目变动，入汇率，经济发展情况，对外贸易政策，通货膨胀需要加入到模型中。
三、结论
本文采用经典计量方法对美国从1980年到2008年29年间影响经营项目变动问题作了研究，全文没有采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对可能影响到经营项目的各个要素进行研究，而是将各个可能的影响要素的最终结果，即通过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经常项目恒等式作为基础，对其进行分解转化，从而得到影响经营项目也就是消费，投资，储蓄和政府购买等基本变量，其他所有的影响因素都将通过这些因素表现出来。发现政府消费和投资缺口是影响经营项目的重要原因，政府消费和投资缺口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经常项目余额的变动，从长期来看政府消费和投资缺口扩大1%就会导致经常项目逆差扩大1%。而在短期内，政府消费和投资缺口对经常项目变动产生决定性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在对外贸易中，汇率，对外贸易政策政策，通货膨胀等因素会直接影响经营项目的短期变动，但是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要改善庞大贸易赤字的境地必须要有效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控制政府自身的消费和投资。鉴于本文作者学术能力有限，对相关影响因素还无法展开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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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需求旺盛、贸易条件持续恶化是出现贸易逆差的关键原因。一方面,投资刺激政策刺激我国对铁矿石等基础原材料需求大幅增长;汽车等消费刺激政策及股市、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产生了一定的财富效应,也刺激了居民消费需求,尤其是部分奢侈品消费需求。我国对外部需求的上升要远大于境外对我国需求的恢复程度。一季度,铜、铝、汽车及其零配件、原油等原材料产品金额累计增速较快,而高新技术及机电产品增速则基本保持稳定。3月份,我国进口铁矿砂5 901万吨,同比增长13.3%;进口原油2 106万吨,同比增长28.9%;进口大豆401万吨,同比增长3.9%;进口初级形状塑料244万吨,同比增长20.2%;进口未锻造铜及铜材45.6万吨,同比增长21.7%;汽车及汽车底盘进口量更是猛增,当月进口达85 271辆,环比增长125%,同比增幅更是达到269.7%。
另一方面,能源原材料等进口价格大幅上涨使我国总体进口价格已持续大幅上涨,而我国出口总体价格水平仍同比小幅回升,带来的我国贸易条件持续大幅恶化,是当月出现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一季度,主要大宗商品进口均价普遍出现明显回升,铁矿砂进口均价为每吨96.3美元,上涨20.7%;大豆进口均价为每吨456.9美元,上涨15.1%;原油进口均价同比上涨更达88.1%。由于出口价格回升大大落后于进口价格的上涨,我国贸易条件持续大幅恶化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显著改善。
3月份,我国出口价格指数为101.4,进口价格指数达117.6,贸易条件指数仅为86.2。仅仅由于贸易条件的恶化,3月份我国付出的代价就达150亿美元左右,大大高于72.4亿美元的月度贸易逆差金额。那么,同时考虑到对境外基础能源原材料等需求的大幅提高和贸易条件的大幅恶化,我国出现月度贸易逆差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以进口原油为例,3月份,我国原油进口总额高达115.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达61.6亿美元,仅此一项就已接近当月贸易逆差总额。
面对人民币升值压力,我国政府可能加大境外采购以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贸易逆差的产生。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已连续5个月降低。3月份,中国对美国出口同比17.5%,增幅比上月降低21.7%,进口同比52.7%,增幅比上月上升33.7%。
与此同时,主要经济体失业率居高不下,消费需求的真正恢复尚需时日,境外对我国的需求恢复较为缓慢。统计显示,3月份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玩具的出口增幅分别低于整体17.4和9.8个百分点,服装和鞋类出口甚至分别出现了19.8%和6.5%的下降。
今后几个月月度进出口在平衡点的状况将是常态,仍有出现月度贸易逆差的可能。考察此次出现较大规模月度贸易逆差的原因,主要体现为境内外经济复苏程度差距较大,以及我国贸易条件的极度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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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贸易逆差；国际产业分工；贸易一体化；协整检验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8)10-0018-05 收稿日期：2008-06-16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回顾
自2004年起，欧盟就始终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与此同时，欧盟还是中国最大的技术转让来源地和重要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然而，随着近年来中国价格低廉的贸易品大量涌入欧盟市场，欧盟的贸易保护主义呈现上升趋势，贸易摩擦日益凸现，主要体现在欧盟对我国出口的农产品与工业制成品实行的愈演愈烈的技术壁垒、知识产权诉讼、普惠制“毕业机制”以及由来已久反倾销调查和诉讼(到目前为止，欧盟已成为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最多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而其中最受双方关注的就是欧盟对华贸易赤字问题。此外，人民币汇率问题也接踵而至，欧盟改变原来的低调做法，转而与美国相呼应，公开要求中国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
长期以来备受学术界关注的中国贸易顺差问题主要集中在美中贸易逆差的讨论方面，但是随着欧盟代替美国成为中国贸易顺差的第一大来源地，继美中贸易逆差之后，欧盟对华贸易逆差问题正逐渐成为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李俊等(2007)从供给、需求以及贸易政策环境三个方面，通过对1996-2005年中国与欧盟贸易宏观数据的时间序列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出中国与欧盟制造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差异和非美国国际资本流入是中国对欧盟贸易顺差扩大的本质因素，同时短期内贸易政策环境的变化也推动了双边贸易的失衡，然而需求方面的汇率因素并不显著。陈仲常、余翔(2005)认为，欧盟现行的经济政策与欧元的持续升值为欧盟对华贸易赤字的不断扩大创造了条件，而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提升了中国整体出口竞争力，优势产品在欧盟进口市场份额的扩大的同时伴随着其他主要供应国市场份额的萎缩，从而逐渐形成“贸易逆差的集中效应”，加之欧盟全球化资源配置的需要，共同导致了欧盟对华贸易逆差的持续扩大。中国商务部“中国对欧盟贸易顺差研究”课题组(2006)从产业间的国际转移的角度，认为国际直接投资替代了贸易。日本和韩国等新型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通过直接投资把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生产过程转向中国，通过中国这个加工生产基地向欧美输出产品，导致中国对欧盟贸易顺差中的一部分实际上是由东亚主要经济体对欧盟的出口“转嫁”而来。
本文将贸易逆差、国际产业分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国内需求以及贸易一体化纳入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下来分析欧盟对中国贸易逆差形成的深层次原因，运用数理工具构建计量模型进行基于时间序列的经验研究，考察各因素对贸易赤字的实际影响。
二、经验观察与数据说明
(一)经验观察
从图1可以看出，欧盟对华贸易赤字表现出先降后升的趋势，1997～2001年，欧盟对华贸易逆差呈现收敛态势，逆差总额逐渐缩小，其中2001年为53.3亿美元，贸易总体最为平衡。然而，随着中国加入WTO，2002年以后人世效应逐年扩大，欧盟对华贸易逆差总额随之迅速增加，欧盟对华贸易逆差不断上扬，由2002年的96.3亿美元上升至2007年的1314.3亿美元。我们认为，中国对欧盟总体贸易失衡的来源主要是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中国从事的国际产业分工链中“两端在外”的加工贸易的持续增长，以及国际资本(主要来源于东亚)通过国际产业转移的渠道加速进入中国市场，推动了中国对欧盟贸易顺差规模的不断扩大。在国际产业分工的格局中，中国位于全球生产网络的低端，是劳动力、自然资源等初级要素的主要提供者，主要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从事加工、包装及组装工序，而日本、韩国、台湾、香港等东亚新型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则专业化生产中高等技术、高附加值零部件，并进行产品研发以及提供金融贸易服务(邱斌等，2007)。基于技术及要素禀赋上的比较优势，这些国家和地区纷纷通过直接投资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国际生产体系末端低技术水平的加工组装工序转移到中国，从而形成中国自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半制成品及零部件，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并将最终的加工制成品出口到欧盟的贸易格局，这种贸易格局实际上是东亚各主要经济体对欧盟出口的“转嫁”。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则以水平投资为主，以中国国内市场为重心，在华企业的生产替代了一部分欧盟对华出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剧了中国对欧盟的贸易失衡状态。
其次，在对外贸易政策进一步开放的同时，中国贸易一体化水平的持续上升，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进出口结构，从而塑造了中国工业制成品的出口竞争力，加速了欧盟对华贸易赤字的上涨趋势。当国际分工细化到行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时，“市场一体化”与“生产过程分散化”相统一就产生了垂直专业化现象(Grossman and Helpman，2002、2005)：发达市场国家的跨国公司开始将初级产品的生产、中间品提供，尤其是加工制造工序“外包”(outsourcing)给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使得这些国家形成了以“来料加工”为特色的贸易方式。中国目前参与国际垂直分工的主要是外资企业，这些企业通过进口中间投入品，依托本国的比较优势从事加工组装活动，中间品贸易量随之不断上升，投入产出的循环积累效应不断扩大，推动了中国贸易一体化总体水平持续上升。随着贸易一体化水平的提高，最终加工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占工业制成品与初级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不断攀升，形成了中国在工业制成品出口的竞争优势；而最终加工制成品出口贸易量的上升的主要表现为中间投入品进口量的增加，进而又推动贸易一体化水平不断升高(刘志彪等，2006)。欧盟从中国的进口在加工贸易和贸易一体化的这种循环效应中被加速扩大。
(二)数据说明 变量选取方面，欧盟对华贸易逆差记为tb，欧盟对华直接投资总额记为euf，东亚四国及地区对华的直接投资总额记为eaf，中国加工贸易出口总额记为pte，中国外资企业出口总额记为ofe。同时，以中国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总额表示国内需求。记为rs，此外，模型中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根据据公式REER=BNERix(Pd，Pi)求得，记为reer，其中BNERi是人民币对欧元的双边名义汇率，Pd与Pi则分别表示本国与i国的商品价格水平，在我们构建的模型中，Pd由
中国的RPI代替，Pi则由欧盟的HICP代替。最后，贸易政策变量用贸易一体化指数代替，根据刘志彪等(2006)关于贸易一体化定义的扩展，我们选用贸易依存度作为贸易一体化指数，记为td。此外，考虑到国际资本流人的外溢具有时滞效应，国际直接投资不仅影响本期的贸易失衡，而且会对此后各期产生影响，因此在模型的构建中引入FDI存量概念。
由于暂不考虑欧盟对华贸易顺差时期的情形，并且假设人民币对欧元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与欧盟对华进出口贸易总体变化之间存在关联性，因此为了避免小样本回归产生的偏差，我们选取了1999年至2007年9月的季度数据并采用X12方法进行季节调整。为了消除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现象，我们对季节调整后的数据进行对自然数化处理，对数处理后的变量分别记为1tb、leaf、lofe、leuf、lpte、lrs、lreer和ltd。原始数据均取自欧盟统计局数据库、中国商务部、中国海关统计资讯网以及《中国经济景气月报》和《国际贸易》相关各期。
三、单位根检验与协整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为了避免由非平稳时间序列造成的伪回归，在进行协整分析前先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检验各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1(本文所有计量分析均通过EViews5.0软件完成)。由表1知，各变量的时间序列在显著水平10％的ADF单位根检验中均不能拒绝序列存在单位根的零假设。经过一阶逐期差分，各变量序列都是一阶差分平稳的，即I(1)序列，满足以下协整分析的前提条件。
(二)协整分析
我们采用Johansen(1988)、Johansen和Juselius(1990)提出的多变量系数矩阵Ⅱ的极大似然比检验方法分析各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设矩阵Ⅱ的特征
其中，入i为特征根轨迹统计量，依次检验这一系列统计量的显著性：若η0不显著，则接受H00(r=0)，即存在k个单位根与0个协整向量；若η0显著，则拒绝H00。表明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向量，必须继续检验η1的显著性，这样依次进行下去直至接受Hr0，即最多只有r个协整向量(高铁梅，2006)。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见表2。
根据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可知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且协整向量的个数为五个。我们对第一个协整向量估计出经过标准化的协整关系式如下：
(1)式所列协整关系系数估计值下面括号内为t统计量，所有系数都通过10％显著性水平的t检验。可以看出，长期内，国际产业分工与贸易一体化通过FDI、中国加工贸易出口、在华外资企业出口等途径对欧盟对华贸易逆差有显著正向影响。具体来看，与欧美直接投资相比，来自东亚四国和地区的对华直接投资对贸易逆差的影响更为显著，东亚四国和地区与欧美FDI存量每增加l％，欧盟对华贸易逆差分别扩大3.57％和0.4％；中国加T贸易出口每增加1％会带来欧美对华贸易赤字1.25％的上扬；外资企业出口1％的上升将增加6.54％贸易逆差的扩大；贸易一体化指数每上升1％，贸易逆差将扩大3.81％。以直接标价法表示的人民币实际汇牢对贸易逆差有正向推动作用，汇率每贬值1％，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将上升0.39％。中国国内需求对欧盟对华贸易逆差存在负向作用，国内消费需求1％升高将减少6.14％的贸易逆差。
四、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与Granger因果检验
(一)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通过Englee和Granger(1987)构建的含有协整约束的VAR模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我们可以在各变量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的基础上考察各解释变量的短期波动对欧盟对华贸易逆差短期变动的影响。在以上协整检验的基础上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这里仍然使用序列和协整方程都有线性趋势的检验形式。我们可以剔出统计中不显著的(系数在10％显著水平下未通过t检验)滞后差分项，估计出VECM如下：
以上括号中数字为t统计量，ect-1是误差修正项，其系数-0.32符合反向修正机制，反映将变量之间偏离长期均衡的状态调整到均衡状态的速度。
从(2)式来看，短期中，国际产业分工不会通过国际直接投资这一渠道对欧盟对华贸易赤字产生显著影响。滞后一期的中国加工贸易出口、在华外资企业出口、人民币对欧元的实际有效汇率和贸易一体化指数均对贸易逆差规模的扩大有正向推动作用，短期弹性分别为1.05、6.55、1.4和0.72。国内消费需求与贸易逆差之间的短期波动与长期均衡状态不一致，长期内中国国内消费需求的增加会引致欧盟对华贸易逆差额的上升，而短期内滞后一期的国内消费需求提高将会增加贸易逆差。由模型各变量系数可知，只有人民币实际汇率对贸易逆差的长期影响弱于短期，其余各解释变量的长期影响均强于短期，
(二)Granger因果检验
我们基于均衡VAR模型检验短期中各个解释变量对欧盟对华贸易逆差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Granger因果关系。
从表3的检验结果来看，短期中，来自欧盟和东亚四国和地区经济体的国际直接投资、中国的加工贸易出口规模、在华外资企业出口、中国国内的消费需求、人民币对欧元的实际汇率，以及中国的贸易一体化指数均是欧盟对华贸易逆差的Granger因；其中，外资企业出口、国内消费需求与贸易逆差互为Granger因。这一检验结果与前文阐述的国际产业分工与贸易一体化是欧盟对华贸易赤字的主要来源一致。
五、结论
基于以上对欧盟对华贸易赤字的形成机制的逻辑推理和经验研究，得出下述结论：
(一)国际产业分工对贸易赤字规模的促推路径主要来源于中国与欧盟在国际分工产业链中所处的位置不同，以及南全球产业转移而导致的加工贸易方式转变。由于资本、技术等要素禀赋的限制，大多数位于国际生产体系低端的中国企业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以及加丁、组装工序这类加工贸易活动，加之中国的出口越来越受到产业内贸易格局的影响，随着全球产业内贸易的专业化分工越来越多，程度越来越高，中国的加工贸易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肯定会继续上升，那么欧盟对华贸易逆差就可能持续存在。同时我们发现，在华外资企业的出口显著加剧了欧盟对华贸易逆差，位于国际产业分工链高端的欧盟母公司纷纷在中国设立生产组装基地，以供应全球市场，因此，中国对欧盟的出口一部分来源于外资企业出口的转嫁，中国外贸出口中半数以上来自外资企业出口，包括欧盟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是中欧贸易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二)中国贸易一体化水平的持续上升，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工业制成品的出口竞争力，随之而来的中间投入品进口量的不断增加又推动贸易一体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这一循环效应显著加速了欧盟对华贸易赤字的上扬。
(三)人民币对欧元的实际汇率不是中国与欧盟贸易失衡的主要因素。中国与欧盟的贸易顺差扩大受诸多因素影响，其中只能部分归咎于汇率因素，但人民币升值并不会对中国对欧盟贸易顺差基本格局的转变起到主导作用。中国的出口对汇率是缺乏弹性的，中国的劳动力以及其他一些要素价格比较廉价，这些价格可能比汇率更重要。从根本上看，中国国内储蓄率远远高于欧盟内部。无论贸易是顺差还是逆差，一个最根本、也是比汇率更重要的决定因素是两个经济体之间的相对储蓄率。因此，汇率只是造成中国与欧盟贸易失衡因素中的很小部分，即便人民币对欧元略有升值，也不会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欧盟与华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趋势。
(四)中国应当进一步发展与欧盟的产业内贸易，扩大自欧盟进口，促使双边贸易趋向均衡。当前中国与欧盟的分工形式以产业内贸易为主，呈现出较强的垂直分工模式，并且存在较强的互补性，中国对列欧盟的出口产品主要体现为劳动密集型特征，而欧盟对中国的出口产品主要体现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特征，中国应当在加强互补型贸易关系和挖掘比较优势产品的同时采取可行性措施进一步扩大进口规模，尤其是对欧盟优势产品的进口，进而改善贸易欠衡状况。此外，中国也应继续呼吁欧盟取消高技术出口。
贸易逆差范文5
关键词：中泰贸易；贸易逆差；泰方逆差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9-0170-02
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开始影响全球经济。由于中国保持着适度的金融开放，因此此次危机对中国的金融影响较小。至于泰国随着中国状况而受金融危机较小，但进出口都出现情况，泰国对华进口和出口在2008年伴随着金融危机和人民币汇率升值而大幅增长，泰方逆差增长到了187.76亿美元。2009年泰对华出口稍微下降，泰对华进口同时也大幅度下降，使2009年泰方逆差额为9.1亿美元，较2008年下降了77.07%。这整个贸易增长率趋势也反映了两国经济形如“一赢一输”的形式。
表1 泰中双边贸易统计（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泰国商务部（Ministry of Commerce）网站在线调整。
一、中泰贸易逆差的现状
自中泰进行双边贸易以来，泰方每年都处于逆差地位，特别是2008年，贸易差额由2001年的8.23亿美元激增到39.66亿美元，2010年逆差也已达到27.66亿美元，占到从中国进口商品总值的11.11%。此外，表1显示，近年泰国对中国的进口增长率都高于出口增长率，但进口增长率和出口增长率的相差越来越小，逆差恶化的形式有所好转。两国贸易不平衡的存在是难免的，但若是这种不平衡持续存在并一味扩大，终将会影响双边贸易的健康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在全球爆发，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升值，两国间的贸易往来受此影响，贸易不平衡问题有所减少。
随着后危机时代经济形势的好转，中泰之间的贸易逆差问题再次显现出来。据泰国商务部的数据，2009年泰对中的贸易逆差仅为9.1亿美元，这是自2003年过后泰方逆差额最少的一年。2010年中泰贸易又恢复原样，进口额和出口额都迅猛增长，使泰方逆差达到27.66亿美元。从逆差的变动率可以预测，中泰贸易逆差还会长期存在。
二、泰对中贸易逆差长期存在的原因
中泰贸易在过去的十年里，确实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由于人民币汇率升值而导致泰币跟着升值等原因，泰国从中国进口增长迅猛，而对华出口稍微缓慢，从而造成泰对华贸易逆差较大。
1.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产业结构逐渐的升级，对高技术含量的产品需求大幅度增加；而泰国在多年的发展之后，其科技水平和资本充足度都低于中国，中国的机电产品、电器及配件、电脑配件、化工产品在泰国的出口市场排名第一，从而导致了泰国对这些产品的大量进口，致使泰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快速增长。
2.中国资本要素较丰富，而且很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如纺织服装、电子电器组装、玩具、鞋类、皮草加工等行业，从国际分工的角度而言，从中国进口来的成本比在国内生产的更便宜，所以很多投资者都会选择从中国进口，而不是自己生产，这势必会造成泰国对中国进口的进一步增加。另外，中泰两国由于社会制度不同，人们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道德标准、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差异，泰国的私企与中国的私企在经营理念、管理模式、运作机制等方面也存在差异，泰国企业由于对中国市场了解的不充分，不能根据中国市场的特点、人民的消费习惯等细分市场，也不能及时对自己的生产策略和计划作出相应的调整，致使生产出来的产品不能适销对路，从而造成了泰国对中国出口的减少。
3.受泰总体经济形势的影响，由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滞后负面效应尚在延续。另外，受从中国进口来的劳务过多，平时政府不给外来普通劳务发放工作准证，可是聘用他们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的劳务人员工资比国内的要便宜。至今中国对泰输出劳务每年在2 000人次左右，其中有近一半系通过承包工程输出，其余为当地稀缺工种，如纺织、电子、冶炼、港口运行工程师、管理人员及珠宝加工、中文导购等。
自从两国通过中泰果蔬零关税协议、科技合作协定、海运协定、经济合作联合委员会协定、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定、关于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等，原本应该更帮助两国贸易发展，但随着协议的执行，进口泰国水果主要品种在中国市场上销售价格有明显下降，使中国消费者得到了较大经济实惠，本国果蔬出口到中国口岸价格总体也下降了18%，虽然泰国热带水果对中国出口量大幅增加，但价格却减少，使泰方贸易逆差过大。再者，泰国从中国进口的主要产品都是机电产品，而泰国出口到中国的则是初级产品，这些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在中泰之间已经具有如此巨大贸易逆差的情况下，中国的这种市场实施无疑会进一步加剧两者的贸易逆差。
三、应对中泰贸易不平衡问题的几点措施
虽然目前两国贸易有诸多问题，但其发展的基础如文化类似、地域相近、经济互补等依然存在。因此，从长远看，中泰贸易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泰国要秉着积极的态度，知难而进，寻找自己的优势，采取相应措施以改变当前存在的问题。
1.减少泰从中国进口的贸易商品，而增加出口贸易产品。我们要一方面改善泰国的产业结构，如减少机电产品零部件产品进口量，同时中国也应结合泰国经济发展阶段及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尽量降低对泰国出口的机电产品价格。为了能让两国果蔬贸易灵活沟通，泰方应该对中国提出：希望中国给予中泰果蔬出口分配配额，并且解决出口许可证的问题。另外除了中国出口的那些机电产品和化工品，其他出口产品泰国国内也有生产，只不过价格高于中国产品，如编织品等等。至于这点泰方也在发展自己创造的“泰国Otop = 一村一货”的政策，只不过在投资者的眼里还不够受欢迎。至今自中国进口产品价格低于泰国国内的多，使很多投资者不想浪费而麻烦，所以直接从中国进口来。但这也是造成泰方逆差原因之一。更何况泰国对中出口的商品总体上水平较低，多为农业果蔬、橡胶、大米和木薯制品等等的初级产品。虽然近年泰国对中国出口商品有所增加和改善，但泰方逆差还是非常明显。因此；另一方面要注重提高出口商品的档次，尽快从“以量取胜”转向“以质和价取胜”。
目前可以作为参考的出口商品项目，就是泰国电视剧出口。至今泰国电视剧的流行开始进入中国内地越来越多，而且还非常受欢迎。这是好的兆头，因为等于会帮助增加如旅游业贸易产品等诸多商品的收入，这可以更加有利于泰国贸易出口额。这样一来泰国电视机娱乐行业会更加广泛地发展。但泰方必须要避免推荐内容不合适的泰国电视剧出口，因为这会影响到泰国的形象，建议泰方应该建立相关组织或机构在影视作品出口海外之前而进行筛选。
2.鼓励中国企业扩大对泰国投资。中泰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导致中国企业在对泰国投资方面出现一些问题，主要是对当地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还不够充分了解，遇到纠纷难以解决。中国对一些国有企业与泰国的私营企业在经营理念、管理模式、运作机制等方面存在差异，由于对合作方缺乏了解，过于信任，上当受骗时有发生，但这不应成为影响中国企业扩大对泰国投资的因素。中国政府应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扩大对泰国投资，引导企业投资“有利可图”的领域。泰方也应该商量提出接迎中国企业进来泰国投资的机会。目前泰国是世界第一大橡胶生产和出口国，橡胶作为一重要的战略资源，至今的价格不断上涨。中泰合作进行橡胶的种植和开发，也是不错的投资项目，只不过泰方应找出适当的政策来接收从中国进来的收入而预防着原料流出国的问题。
中泰两国通过积极参与东南亚区域经济发展的合作，能够在以下几个方面解决或改善两国贸易存在的问题，促进两国经济的共同发展。第一，提供区内市场，为了满足各国出口的需求。东南亚经济经过许多年的发展，区内市场的规模已经相当大，通过区域合作，打破内部不利于贸易的各种障碍，也能够充分发挥大市场的潜力。第二，由于两国地理位置相邻，自然资源各有差异，就能够形成互有需求，良性互补的优势，利用和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取长补短、扩大贸易，并可以进一步增加相互投资，会实现双赢或少输。第三，会吸引更多的区域外投资，这样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通过两国之间的协作，就能够使中泰之间的问题得到改善以至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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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逆差范文6
1．要素条件
图书版权贸易的对象，是享有著作权法（版权法）保护的知识产权，而各国生产和提供著作权（版权）及其邻接权的生产要素的种类和数量状况，就是图书版权产业的生产要素禀赋。具体来说，这些要素主要有人才资源、品牌形象和执行系统。而对于中国的图书版权贸易产业，这些要素均为稀缺性要素，这是中国图书版权贸易长期处于严重逆差状态的原因之一。（1）中国图书版权贸易高水平人才欠缺。图书版权贸易是一项创造性的复杂的脑力劳动，首要和关键因素就是人才资源。优秀的创作者队伍是图书版权贸易的基础；高素质复合型的贸易工作者更是图书版权贸易发展的关键。然而目前我国相关的人员素质高低不一，高水平的图书版权贸易专业人才严重缺乏。这已成为中国图书版权贸易健康发展的制约瓶颈。（2）品牌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图书版权贸易中，品牌优势越明显，在引进中就越容易得到外国出版社的授权，在输出版权时也容易受到国外大型出版商的关注，从而促进图书版权贸易的达成。品牌的优势也更能吸引优秀的品牌作者的加入，从而扩大贸易的发展，增强贸易竞争力。然而目前我国的品牌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品牌微不足道，中国作家在世界的知名度也较低，品牌作者的影响力也就相对较弱。（3）高效执行系统尚未建立。图书版权贸易从合同签署到新书出版，通常需要一年的时间及一系列的环节，包括定金支付、组织专门人才进行翻译、编辑、出版并支付版税，最后寄送样书等。每一个环节都会影响整个体系的运行效率。拥有一套高效快速的执行系统是图书版权贸易得以持续进行的关键所在。而目前在我国，高水平的图书版权经营机构还未形成，图书版权贸易经营管理水平较低，经营理念相对落后，加上版权运营过程中需要经过政府机构层层批准，因此造成执行系统效率低下，这影响了作品顺利地推向市场，严重制约着中国图书版权贸易的发展。
2．相关产业与支撑性产业
图书版权贸易的相关产业是指与出版有关的产业，例如版权、图书馆业、运输服务业以及零售批发等，这些产业通过图书版权贸易的产业链，间接对出版业和图书版权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产生影响。其中的版权是我国相关产业中较薄弱的产业之一。我国的版权制度产生得比较晚，直到1988年，我国第一家版权机构才成立，到目前为止，我国经批准成立的版权机构只有28家，相比美国的600多家版权机构来说，无论在人员配备，还是规模数量，我国的版权机构都相形见绌。图书版权贸易的支撑性产业主要指出版印刷设备供应商、作者队伍等产业。其中，作者队伍则是重中之重。我国的作者队伍在人数上、结构上与发达国家相比尚有不足，这也制约着产业的竞争力。
3.国内需求条件
国内需求对于图书版权产业竞争优势的影响十分明显，第一，国内需求决定产业在本国国内的市场发展空间。第二，国内需求的方向和层次有助于本国图书版权产业开发创新处于国际版权产业的前沿。第三，国内市场需求与国际市场需求的重叠也将影响图书版权贸易的发展。但是我国的国内需求与高速发展的经济相比则稍逊一筹，表现出由于城乡、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以及贫富的巨大差距，导致国内对于文化产品的消费和需求的不平衡，文化产品的消费过度集中在极少数富有群体，人数较多的普通群体对文化产品的需求程度则非常低。致使文化消费结构非常不合理，国内开发原创的文化产品动力不足，继而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国内图书产品整体质量较低，可供输出的优质原创性图书严重缺乏，最终导致我国图书产品整体竞争力低下。
4.企业的结构、战略和竞争
在西方发达国家，企业进入图书版权行业十分便捷，自由竞争环境良好，图书版权产业一直处于健康发展的良好状态。进入21世纪以后，图书版权产业竞争加剧，国际上许多出版企业通过联合和并购迅速发展成大型的出版集团，公司内贸易的开展也愈来愈频繁，整个集团的竞争力迅速提升。然而我国的图书版权产业进入壁垒较高，存在严重的行政垄断问题。因此，出版企业依靠这种行政垄断，就可以轻易获得高额利润，导致竞争压力不足，缺乏创新的动力。进入21世纪后，为了适应国际竞争，我国也成立了很多出版产业集团，但其中不少出版企业是通过行政“拉郎配”组成的，不少集团不仅“集而不团”，甚至产生了内耗现象，对竞争力的提高反而起了负面作用。总之，中国行政垄断问题严重，出版业缺乏竞争、创新的压力，严重影响着我国图书版权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5.政府的行为和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