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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属性范文1
中图分类号：F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7-041-02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除去对于物质的需求外，中国人对于精神的需求也越来越广泛。国家将文化产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文化产品开始走进我们的家庭中。文化产品的出现，不仅拉动了我国的内需，刺激了消费，同时其精神属性，也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求，影响了国人的文化素养。研究文化产品中的精神属性，对于我国如何发展文化产业，利用文化产品来普及传扬中国的文化艺术，提高国民素质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文化产品与其精神属性
关于文化产品的概念当今有很多阐述，何为文化产品？文化产品就是以物质实体产品为载体，像人们表达或传递某种观念或文化的产品。人们购买文化产品，购买的其实是其所承载的精神内涵，因此，文化产品可以说是一种精神产品。
文化产品具有精神属性，这是文化产品的一大特点，也是其与普通物质产品最大的不同。所谓精神属性，有两个方面的含义。首先，在文化产品的制造过程中，产品制造者将文化概念融入产品之中，这其中就包含了大众审美，社会观念、个人思想价值观和文化创意等，这些便在文化产品中形成了其精神属性。其次，当文化产品走向市场后，文化产品通过其承载的内容影响者人们的精神世界并造成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进而影响了整个社会的观念。如好莱坞将美国的个人英雄主义的观念融入了其电影之中，通过美国大片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其观念也影响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
从文化产品中的精神属性看来，文化产品不仅仅是某种产品，更是产品承载着的观念和文化。现在我们所说正能量的，优秀的文化产品，可以提高国民的素质和修养，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而那些低俗的文化产品，不仅无法提高国民的精神素质，还会败坏社会道德，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因此，注重对文化产品中精神属性的把握是十分重要的。对于文化产品生产的监管，不仅要从其生产产品的物质质量上监管，更要从其表现内容上进行考察，这就要求我们的监管者，不仅要有专业的检测技术，还要有良好的文化素养。
二、文化产品中的精神属性与商品属性的关系
现今，文化产业日益成为了我国的支柱型产业，大量的文化产品走向市场，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所谓文化产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这样定义的：文化产业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文化产业是一种经济活动，而其所生产的文化产品，归根结底是一种商品，既然是商品，那便具有商品属性，可以创造经济效益。
我们知道，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如果没有使用价值，商品便无法流通，无法创造经济效益，从而失去了其商品属性。因此具有商品属性的文化产品，同样也具有使用价值。但是与一般大众商品不同的是，文化产品的使用价值不在于物质上，文化产品不能吃不能穿不能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其使用价值在于精神上，即可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因此，一种文化产品是否能被消费者所接受，最重要的是其产品中所蕴含的审美，观念，思想等文化元素即社会属性是否能满足消费者的精神需求。从文化产品的精神属性与商品属性的决定关系上来说，其精神属性决定了商品属性，精神属性的好坏决定了文化商品创造经济效益的多少。
文化产品的精神属性与商品属性也决定了文化产品将产生两个效益，即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文化产业是一种绿色无烟工业，是朝阳产业，发达国家都将文化产业作为其龙头产业，如美国、日本。据统计，美国400家最富有公司，其中72家属于文化产业，如时代华纳，迪士尼等公司均进入了前十名。而日本在2000年时文化产业的产值就占其全国GDP的7%，游戏软件居世界第一。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产品的经济效益是巨大的，但是并不意味着经济效益对文化产品是第一位的，比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社会效益。
改革开放以来，一度出现过文化拜金主义和文化艺术商品化的倾向，出现过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不良现象。部分人经不住市场经济的冲击，不惜降低文化品位，甚至不惜降低人格来迎合市场，迎合一部分读者和观众，导致文化的庸俗化倾向。这种倾向的后果就是损害了文化创作，败坏了社会风气，不利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可以说是因小失大。因此在社会和经济这两个效益中，社会效益才是文化产品放在第一位的。文化产品制造者应该始终坚持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通过文化产品向社会传播正能量，这不仅仅是社会的需求，同时也是经济的需求。
三、在文化产品的定价和推广中实行市场价值和精神价值双轨制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商品的价格遵循的是市场经济的价格规律，商品的价格，通俗来说是由生产成本加一定的利润组成。文化产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其生产成本除去物质成本之外还要加上创作文化产品的精神成本，因此价值难以估量，甚至在有些情况下，文化产品的价值与价格出现了严重的背离，密尔顿为了创作《失乐园》，耗尽了自己毕生的心智，结果仅仅得到了五个英镑，而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的全部稿费，还不及他写作时抽雪茄的钱，当下一些音乐公司以微薄的价格买断了音乐创作者的音乐创作，却在发行市场上捞足利润，甚至一些毫无涵养的文化产品却卖出天价，这种不合理的状况出现，归根到底是人们还未认识到文化产品与普通物质产品的区别，文化产品的价格与物质产品价格依照市场规律进行自然调节大不一样。
因此对于文化产品的定价不能仅仅依靠市场价格规律，还要参考文化产品的精神属性，通过市场价格规律和精神价值双重条件制定文化产品的价格，使经济收益能惠及文化原创者，以此来激发其创作动力，创作出更优秀的文化产品，而优秀的文化产品又能鼓舞消费者，提高人民精神素养与需求，刺激购买力，达到良性循环，使文化创作者，产品发行方与消费者三方获益。
如何使文化产品的定价摆脱市场价格规律的单一制定而走向市场价格规律和精神属性价值双轨制呢？在此有几点看法：
（一）文化市场的开放与文化产品的限制
文化产品的定价权交予市场价格规律来决定，政府相关部门对于文化市场不要过多干预，这是文化产业繁荣的需要，但是对于文化产品与文化娱乐产业，却要采取分级与限制，对于评定为限制级的文化产品或者娱乐场所，收取重税和采取限制性的措施，而对于鼓励发展型的文化产品，减轻其税收，甚至给予津贴鼓励。
（二）鼓励文化创作
文化产品产业创新，提高全民精神文化素养。将从限制级文化产品中收取的税收成立专项基金，用于鼓励文艺工作个人或组织进行先进的文艺创作和文化产业创新，使得财政永远由落后低俗文化向高雅先进文化流动，达到动态平衡。同时，国家应该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建设，提高公民精神文化素养，使得公民能够自我分别文化产品的好与坏，而不至于被“忽悠”。
（三）完善有关文化与知识产权的相关法律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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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改造自然过程中创造的为社会群体所共有的一切事物，主要包括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文化是课程的源泉，离开了文化，课程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课程是人类文化精华的汇集，是人类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文化是课程的源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课程内容来源于民族文化。世界各国、各民族创造出各自独特的民族文化，为各民族教育的课程开发与建设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原料”，不同的民族将其视为“精华”的文化选入课程中，作为其文化传承的重要内容。2.民族文化个性决定了课程的文化属性。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凝聚成各具特色的课程内容。柳州师专校本课程“桂中少数民族文化艺术鉴赏与研究”的开发是以传承桂中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为主要目的的，桂中地区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是课程内容开发主要来源。桂中地区不仅拥有被列入全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四绝”——壮族的歌、瑶族的舞、苗族的节、侗族的楼，而且还有具有深厚历史内涵的麒麟山文化、文化、红水河文化、土司文化等。这些绚丽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为“桂中少数民族文化艺术鉴赏与研究”课程建设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课程资源。“桂中少数民族文化艺术鉴赏与研究”以凸显课程的“民族性”与“地域性”为出发点，以传承桂中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为目标指向，以收集、挖掘、整理、提炼的桂中地区壮、瑶、苗、侗等少数民族创造的具有典型民族特征的文化样态为主要授课内容。课程主要分为“桂中少数民族山歌文化艺术”“桂中少数民族服饰文化艺术”“桂中少数民族建筑文化艺术”“桂中少数民族饮食文化艺术”“桂中少数民族宗教文化艺术”“桂中少数民族婚俗文化艺术”“桂中少数民族葬俗文化艺术”“桂中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等八个专题讲座，每一个专题都对不同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形态、历史流变、文化生态、内涵价值等进行细致考察分析，厘清它们的内在差异，找出其文化共性，分析其价值与意义之所在。
二、课程是传承民族文化的载体
人类文明的延续是人类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结果。自教育产生——特别是课程出现以后，课程作为传承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担负着传递人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等各种人类文明成果的神圣使命。课程在传递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对各民族文化的精华进行筛选、提炼、加工、改造，使之凝炼为具有一定系统性、科学性的课程内容。从某种程度上说，课程是一种对文化进行选择、传递、创造与反思的文化活动，课程传承民族文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对浩如烟海的民族文化进行选择与创新的过程。就课程设计而言，课程设计的目标与内容决定于基本的文化价值倾向，就课程实施而言，课程对文化的传递，是创新文化的过程。为了保障和适应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传承地方民族文化的实际需求，2001年教育部颁布《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实行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管理体系，鼓励地方和学校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开发适合地方和学校实际的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其中“校本课程开发是指学校根据自己的教育哲学思想、为满足学生的实际发展需要、以学校教师为主体进行的适合学校具体特点和条件的课程开发策略。”柳州师专校本课程“桂中少数民族文化艺术鉴赏与研究”作为传承桂中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载体，一方面要全面收集、挖掘、整理、提炼桂中地区壮、瑶、苗、侗等少数民族具有代表性民族文化，如来宾麒麟文化、忻城土司文化、金秀大瑶山文化，以及壮族的歌谣、瑶族的舞蹈、苗族的服饰、侗族的鼓楼等艺术形式；另一方面要通过课程教学形式实现桂中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由“自在文化”向“自觉文化”的转化，即将收集、挖掘、整理、提炼的各种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进行“课程化”改造，按照课程开发与设计的内在逻辑，使“自在”的桂中少数民族文化艺术成为一种“自觉”的课程文化，并通过一定的教学模式和教学过程达到传承桂中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目的。同时，作为传承民族文化载体的课程，也担负着培养学生对桂中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认同意识、增强学生传承桂中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的神圣职责。
三、课程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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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紫砂壶；装饰；文化
1 紫砂装饰的时代特征和文化属性
宜兴紫砂装饰是在造型艺术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一种文化现象。历代艺人薪火嬗递，代有创新，凸显装饰工艺在传承中赋予紫砂文化新的内涵，推动了紫砂文化的持续发展。
紫砂装饰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文化属性，它与造型艺术相交相融，珠联壁合，两者互动，这在中国民间工艺中是不多见的。早期的紫砂壶，人们仅限于煮茶、泡茶的使用功能，依靠自身泥质、泥色的质地，展现一种自然状态的艺术魅力。以后随着茶文化的兴盛，文人的参与推介，又发现紫砂器上可用刻划文字、图案来喻情纳意，增加紫砂的视觉美感。从现存的实物资料中，最早在紫砂壶上装饰联句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国家一级文物“圣思陶杯”，为明末清初紫砂花货好手项圣思制作，桃杯形象完美、工巧艺精，上刻有“阆苑花前是醉乡，黏翻王母九霞觞”，似为作者引用古诗中的前两句，却把天上人间的神话传说用桃杯上的联句衬托得意境生动。另一件清初陈鸣远制“南瓜壶”，该壶引人入胜之处，是瓜形身筒上刻有“仿得东陵式，盛来雪乳香”两句，“东陵式”是指秦东陵侯种瓜而言。被学养全面、雕镂兼长的陈鸣远在壶上用联句隐喻了一位历史人物，将紫砂壶的赏用功能提高到至美的境界。以后的二百多年间，紫砂壶上镌刻诗词、隽语，或白描山水、花卉、人物之风气大开，成为紫砂装饰的一种主流形式。因而，紫砂装饰是融文学、书法、绘画、镌刻于一体的技与艺的结合，文化属性当是不言而喻的。
2 紫砂装饰的几种方法
紫砂装饰发展到今天，其手段和方法已大大超越了前人，在紫砂世界里呈现面目繁多、百品竞新的现象。20世纪70年代以来，除原来的图纹装饰刻字、刻画装饰之外，又创新发展了泥绘、绞泥、镶泥、冰纹、镶金银丝等。
2.1 图纹装饰
图纹装饰是由线条组成的各种符号表达出某种情绪。如回纹线，原是梵文符号，意为延绵不断，给人一种凝重练达之感，常用在壶肩或壶盖周边装饰，此图案可变成方形、矩形、菱形等，根据不同壶体的要求进行变化。如意图纹，如意为一种高贵的器物，头部作灵芝或云状，表达出对事物美满称心的意愿。梅花图纹，梅花有“国花”之称，含“福、禄、寿、禧、财”五福并奉之意。波纹图纹，表达一起一伏宕跌的灵动意思。另外，还可用凸线凹线、皮带线、子母线等装饰，可打破平衡，起到律动、灵飞的作用，使赏壶者的心态得到变幻无穷的享受。
2.2 泥绘装饰
泥绘装饰在接受传统绘画的基础上，试图用中国画的手法来宣发某种情结。其特点不像其它画用特定的颜料在特定的载体上表现，而是将湿泥画在泥坯上，可多色调并用，描绘出山水、花卉、动物或昆虫等，使画面色彩协调、古朴雅致，起到面在壶上、壶在画中的效果，这是紫砂“五色土”的一大优势。
2.3 绞泥装饰
清末民初已有在壶上作绞泥装饰的实物，但作品粗糙，绞泥图纹尚不能体现作者的创意，后人很难品评。20世纪70年代开始，吕尧臣大师精心钻研，创造了变化万千、独具特色的“吕氏绞泥”，作品的艺术造诣和文化底蕴深厚，为紫砂界所公认。目前，已有相当一批艺人掌握了绞泥技法，是紫砂装饰中唯一与泥料成形同步进行的一种技法。
2.4 镶嵌泥装饰
镶嵌泥装饰是在泥坯上根据需要抠出图案花纹，再用色泥镶嵌进去，其手法细腻，功夫颇深，可随心所欲按自己的意图做成各种纹丝，如云彩、浪花、花卉等。
2.5 冰纹装饰
冰纹装饰犹如装饰中的开片，是泥、釉在烧成过程中膨胀系数差异而导致的。而紫砂冰纹则完全是在壶坯上用工具勾勒而成，壶身到壶盖的冰纹线都能吻合，这种壶给予人冰肌玉洁、丝丝入扣之感，在变幻莫测的裂痕之中仿佛可以找寻到许多昨天的故事。
2.6 镶金银丝装饰
镶金银丝装饰是借鉴苏州红木雕刻工艺厂家具嵌金银丝的姊妹艺术，1973年首创成功。运用堆、雕、捏、塑、嵌等多种技法，在材质上辅以玉石、钻石、釉珠等，此类装饰手法使壶艺气质高雅、精美华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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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众文化 道德 电视剧
我国电视文化的历史始于20世纪中期。虽然晚于英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但在改革开放以后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90年代以来，在经济和科技两个高速运转的车轮的驱动下，不仅在传播内容、传播形式、传播技术上，而且在传播理念与文化理念上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电视剧在其艺术层面上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其一，电视剧是为大众所创作的艺术，它要适应大众的理解力和接受力。其二，当前对大众艺术的认定是从机器生产、成批量生产的工业化方式来进行的，电视剧从整体上看有一定的工业生产性质。
另外电视剧遵循大众文化讲故事的传统。对电视剧而言，故事性的要求是第一位的。这一点和电影有明显区别。从观众出发，我国的观众趋向于情节的欣赏，离开了情节也就失去了观众编剧中心说和导演中心说。由于故事性是电视剧成功的保证，所以一方认为编剧对电视剧更有发言权。我国大众艺术的欣赏传统之中，不仅要求故事的曲折复杂，而且要求叙事的圆满性。电视剧的最终结局是以圆满性以实现感动为结果的，因此电视剧也是以情感人的艺术。大众艺术中的情感要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标准。要让剧中人有正确的情感分寸，有合理性的解释，违背基本道德的情感，就会引起观众的反感。
中国的文化在其道德性的表达上有其独特的重点，同样在电视剧艺术上可以归纳出三个特点――英雄化的道德、传统道德、好汉情结。
中国电视剧的英雄道德主要是体现为一种舍己救人、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不惜舍去自己姓名的大无畏精神。这种道德体现是与中国文化本身的特点以及整个中国历史社会政治环境所不能分离的。在80年代左右，中小学的道德教育体系是提倡学习赖宁、学习雷锋，班级的墙上往往贴的都是、的海报，保卫祖国、保护国家财产是高于生命的，并且中国式的英雄往往都是无任何品质上和性格上的瑕疵，这是与现实所背离的。中国人历来提倡“诗以言志，文以载道”，一部电视剧除了娱乐大众，自然少不了要承担起道德教化的重任。当然，过犹不及。“高大全”与常人相去甚远。所以渐渐在90年代到二十一世纪整个世纪交替的时候，中国对于英雄的宣传更多地倾向于一种革命浪漫主义环境下的爱国主义。
因此中国电视剧的道德性中还包括了传统道德，大众艺术最普遍的道德追求是对传统道德中勇于承担责任、克己为人的善良道德的保持。对英雄道德和社会公德的表现，往往要建立在传统道德的表现之上。传统道德是中国电视剧所特有的，传统道德中的“义”，使大众文艺中最常见的价值判断标准。对于行侠仗义、除暴安良的好汉情结，是贯穿在英雄道德和社会公德里的，这是中华民族本身的民族特性。但是很明显同西方电视剧比较，中国的传统道德更注重的是英雄的除暴安良，然而对起本身在社会中普通的身份有所忽略。而西方文化因为注重个人性以及本身的自然属性。所以同样在《越狱》、《24小时》中也有类似的英雄，然而他们有家庭、有工作、有一切平常人所能干的任何事情以及在偌大的一个社会体系中的弱点和无法撼动庞大的国家机器是所流露出来的无奈，因为他们并不是万能的超人，他们也是社会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中国传统道德的英雄更加浪漫、更加的神话化，这是与中国观众所独有的期待完美结局德性上特性所分不开的。
中国经济转轨后，“市场”概念在文化领域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平台。“文化”被赋予了经济学意义，作为特殊的“物质”而非纯粹的“精神”。换言之，“文化”在工业时代具有了商业价值，它非但能给人们带来精神享受，还可以产生商业利润。中国电视剧的历史与中国电视史相伴而生，40多年来，电视剧的真正发展是在1978年以后，这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是契合的，经济的因素似乎天然地与电视剧有不解之缘。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经济腾飞，电视剧又出现了迅猛发展的势头。这有充足的理由吸引人们去探究经济、商业与电视剧的存在关系。商业因素的介入给电视剧发展带来诸多好处，如电视剧风格、类型、题材、表现方法的多样多元；但也带来了令人担忧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作品人文精神的逐渐丧失，大众的审美价值取向的偏离，电视剧作为艺术的品格滑落。是继续保持电视剧艺术品格还是沿着世俗审美文化轨道前行?这是关系中国电视剧未来发展的重要问题。论争的双方都将电视剧作为体现中国大众意志的最佳承载，焦点集中在电视剧是否已经是“大众文化”，“大众化”是否是电视剧发展的标尺，以及由此涉及的当下中国电视剧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尹教授认为中国电视剧已经“从教化工具到大众文化的位移”、“从宣传工具到大众文化的转变”、“电视剧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格局已经基本形成”，这是一个理想化的结论。
文化属性范文5
《求是》杂志刊文指出，重新审视文化的属性和功能，对于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具有下列属性和功能：第一，文化的精神属性和化人功能；第二，文化的民族属性和软实力功能；第三，文化的知识属性和育人功能；第四，文化的生产力属性和社会动力功能；第五，文化的商品属性和经济功能；第六，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和政治功能；第七，文化的社会属性和社会稳定的功能；第八，文化的历史属性和传承载体功能。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实现繁荣富强，必须全面彰显文化的属性，全面发挥文化的功能。不能以文化的一个属性，排挤和否定其他的属性，如单纯强调商品属性会导致“文化功利化”、单纯强调知识属性会造成“文化道具化”、单纯强调政治功能会导致“文化泛意识形态化”等错误的文化观。这些错误都不利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不利于文化功能的全面发挥，不利于排解人们的精神困惑，不利于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因此，要推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解决当前存在的精神困惑与道德问题，推进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必须全面彰显文化的属性，充分发挥文化的功能。
中国式改进推动人类共赢
《求是》杂志刊文指出，在国际体系建设中，“中国式改进”超越赢者通吃规则以及零和对抗思维，推动人类合作真正步入共赢共生阶段。
首先，“中国式改进”是在不触动国际体系中守成集团既得利益的前提下，努力开辟新的利益增长点，此为“做加法不做减法”的增量原则。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产生的最大增量，是使东亚国家成为过去30多年世界增长的关键一极。
其次，“中国式改进”是在自身根本利益与总体利益不受损的前提下，愿意尽量让对方先得益，即积极让利原则。这最为典型地体现在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提出的“早期收获计划”之中。
第三，“中国式改进”是不以损害别人的利益，尤其是弱小方的利益为前提谋求自己利益的扩大。中国借助内部制度创新以及集聚内力的方式消化压力，从而避免了对他国以及国际体系的冲击。
第四，“中国式改进”是在对方不具备条件时，尽量帮助对方创造条件，制造同台合作共赢的机会，此为没有条件创造条件的创利原则。中国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的“贷款+基础设施建设”的开发性金融理念，对发展中国家培育市场改善民生产生了积极效应。
第五，“中国式改进”坚持公平、比例和均衡原则。主张国际体系的任何改革，不应以优势集团的利益最大化为指导原则，但却必须尽力保证弱势国家最大得益或损失最小化。
第六，“中国式改进”是在遵守规则中修改并完善规则。中国的政治制度与那种三权分立政治制度外交上的反复无常相比，最容易形成对已接受国际规则的遵守和执行，在适应规则中改善规则。
当前社会管理的六个误区
《学习时报》刊文指出，当前社会管理创新在认识和实践上存在一些误区。
一是刚性“维稳观”。片面理解社会稳定，以为社会稳定就是没有任何“杂音”和社会矛盾冲突，容不得一点不同意见表达，对待群众正常的利益诉求横加阻拦。
二是片面强化政府管控。仅仅在强化政府管控上下工夫，不积极着眼于源头治理，而是着眼于消极防范和事后控制；不着眼于改善民生、改善服务方式，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而是着眼于严防死守、围追堵截。
三是不愿发展社会组织。现有社会组织发展速度慢，一些社会组织发育不良，管理和服务能力差。有些社会组织定位不清，严重依赖于政府的财政支持。
四是只讲维稳，不讲维权。注重事后管控，不太注意事先预防和源头治理。没有认识到维护好群众的合法权益，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所在。维稳的前提是维权。
五是只讲民生，不讲民主。在民生改善的过程中，在民生方面下的工夫不小，投入也不少，但效果并不是很明显，甚至民生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矛盾和纠纷，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只讲民生，不讲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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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在新媒体广告中的主体的制约性。文化涵盖内容广泛，给它下一个精准的定义是几乎不可能的事。历史上，无数人类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一直在努力，试图从各自学科的角度出发界定文化的概念。然而，迄今为止对于文化的定义仍没有达成一个公认的定义。“笼统地说，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产物，同时文化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文化的定义大概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文化是指精神文明，例如伦理、哲学、宗教、民俗、科学、艺术等等；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出来的所有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其中既包括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等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部分，也包括自然科学和技术、语言和文字等非意识形态的部分。后者被近现代研究者更广泛地应用于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工作当中。综合上面两种含义，可以给民族传统文化一个粗略的定义———民族传统文化，是指我们民族千百年来历代祖先们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根据现实的条件，所创建、改造、享受、传承的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各种事物的总称。有些文化事物、行为在流传的过程中消失了，或许只遗留在文献记录里，有的直到现在还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总之，民族传统文化是全体社会成员长期生活的结晶，是集体和个人智慧与创造力的体现，是整个民族存在的重要标志。在第一部分中已经做出了简要说明，本篇论文中的民族文化是指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明显本民族特点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主体设定了传统，而传统又制约主体。这种关系决定了主体与文化传统间的矛盾必然性，有矛盾就有冲突，而文化传统也是在这种矛盾冲突中发生着变异，并由变异引发新生。这虽然不是导致文化变异的全部因素，但由历史来看，这显然是主导因素。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不同的主体必然会对文化传统加以选择、扬弃，从而造成传统的重新组合，这一切都是由相互冲突矛盾的主体共同完成的。
民族文化在新媒体广告中的属性
中华民族文明史在漫长的历史进化过程中，民族文化属性逐渐丰富发展。由于地域、政治、科技等固有因素的限制，在一定时期内的民族文化所表现的属性都是有限的。下面将分五个部分阐述当下，特别是新媒体传播方式愈来愈广泛的大环境之下，民族文化所具有的属性。
（一）社会性。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具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和信仰。随着经济发展，各民族间交流越来越频繁，发展民族文化，研究民族文化，重视民族文化建设，引起文化共鸣的意义显得愈发重要。对于继承、发展民族文化，增强国人信心，维护团结统一都有着重要意义。斯大林在谈到民族形成时揭示了构成民族的四个基本特征，即共同的语言、地域、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之上的共同的心理素质。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就是建立在共同的文化之上的，由共同文化凝结而成。表现为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性格、感情、意识的相似性，也就是我们说的民族精神。祖国的民族文化与我们有着情感纽带式的特殊关系，因此，我们对于民族的传统文化有着特殊态度。
（二）传承性。文化传承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文化的民族性，民族文化的传承是个动态的过程，即文化与主体的有机结合。虽然文化传承也是通过符号传递和认同实现的，但文化传承与传播是不同的，是指在一个共同体的社会成员中做纵向交接文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因为受到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和制约而具有模式化的特点，最终形成文化传承的机制，使文化在历史发展中具有稳定性、延续性以及相对的完整性。人类社会的进化发展总是从一个低级的状态向高级的迈进，人类的文化也是在不断的积累中向他的高级形态发展变化。“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在这里，恩格斯并没有提出文化的再生产问题，这主要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当时的人们还没有用文化的视角来认识人类社会研究社会发展的问题，在现代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条件之下，文化的生产传播产生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大于生活资料的生产传播。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人类有意识活动的成果。这种传承机制表明，文化既是人类创造的，同时人类又受制于文化。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人类自身的物质生活的生产在生产活动同时也是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传承的机制对物质资料和人类自身的生产活动有着重要的能动作用。首先，文化是一个共同的符号，维系着家庭、村落等共同的稳定的社会关系，是人类结成共同体的依据和动力，反过来，若离开这种共同的符号，人类自身的生产就将受到影响；其次，正因为有精神文化的传承和再生产才使人类获得物质生产生活资料的活动不仅仅停留在盲目或简单的重复，离开了精神文化的生产，物质生产将停留在单纯的生物生命活动的层面，文化的创造和生命质量的提高更无从谈起；第三，为人类有效获取所需物质资料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独立的人类生命是有限的，为了更有效地获得生产资料，必须把所积累的经验、智慧转化为信息符号传给新生的社会成员，人类才得以在获取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上保持高效率的发展。
（三）地域性。陈传席先生在《汉文化的分裂、重心转移及与森林的关系》一文中，阐释了汉文化自五代时期开始分向发展、重心南移的深层原因，其中透彻、明晰地介绍了地区环境对文化的重要影响。由此更加明确地凸显了民族文化的地区性特点。地域性体现在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大到地域性格小到餐饭茶水都渗透着广袤大地差异性带来的民族文化的丰富展现。例如四川、湖南等地喜食辣是由于这些区域多温润潮湿，为了祛除体内湿气。而正是这种饮食习惯又对他们的区域性格产生了巨大影响，形成了既具有南方人细腻谨慎又兼具了北方人的大气豪爽的性格。在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过程中，随着迁徙、各民族间的交流，有些民族的某些特点已经产生改变，但只要共同的心理素质还在，这个民族也就存在。民族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的精神纽带，殷海光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中把民族文化的内涵概括为“表层次的具体形式，如语言文字、图书报刊、出版印刷、文学艺术、音乐美术、摄影电视、文物古籍、风俗节日、宗教传统等”和“深层次的心理、价值观念”，民族文化的交融也就是在这两个层面上的交融，这实质上成为了一种“看不见”的强大力量，社会因此被聚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四）多元性。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各自都有独特的民族文化。少数民族在与占人口多数的汉民族交流、贸易甚至战争等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渗透。例如草原文化、高原文化、狩猎文化、渔业文化等，这与地域差异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例如生活在草原地带的蒙古族、塔吉克族、裕固族等民族至今有牧民保留着旧时的生活习惯，以畜牧业为生，草原是他们的生活资料、生产资料的主要来源，这直接影响了他们的饮食习惯、婚丧嫁娶、节日、禁忌等，这一切都与他们生活的草原和畜牧业生产方式不可分离。而生活在广西地区的壮族、瑶族、苗族、侗族等民族，由于广西地区潮湿多雨的气候形成了独特的竹木结构为三层的民居。我国各民族间至今保存着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习惯，这是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形成民族文化多元性和统一性相结合的一个重要原因。汉族与少数民族间的交流亦是由来已久，对我国民族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相应贡献。
（五）大众性。大众性、广泛性、参与性是新媒体艺术最突出的特点，而民族文化在新媒体广告中的植入与传播得以实现也是民族文化的大众性决定的。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中，互动参与性成为传播重点，单向传播被交互传播代替，跨越了多种界限，形成“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模式。也正是由于这种通俗普遍的方式，让民族文化得以在更大的范围内流通发展。
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