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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户口上小学范文1
从xxx派出所到xxx路派出所，从材料内勤到户籍内勤，从警5年来，每一个岗位、每一项工作都被xxx当成是体现人生价值、实现为党和公安事业做贡献的平台。由于她工作突出，连续两年受到市局嘉奖，连续两年获得换发二代证先进个人称号，XX年在全市公安系统“三基”工程建设基本功竞赛中荣获“十佳标兵”民警称号，XX年被评为xxx区“十佳”政法干警，2011年被评为市级优秀户籍内勤，她负责的文化路派出所户籍室被评为市级优秀户籍室。
微笑服务是名片
xxx常说的一句话：“户口工作再细心些，对待群众再用心些，解释政策再耐心些，只要我们这样做了，没有不理解我们的。”
提起xxx，与她共事过的同事无不竖起拇指夸奖她的为人和工作态度，在她身上，你总能感觉到一种阳光的气息，与她接触，你总能感觉到春风般的温暖，很多人都会问她，一年接待这么多办理户口的群众，你怎么就能对每个群众都笑得出来呢？每当这时，她都会微微一笑，说“天下之大，人与人相识是缘分，而这缘分中我的微笑就是我的名片啊！”简单朴素的话语透露出她朴素的服务理念。工作中，遇到事情她总能从群众的角度出发，少一些指责，多一些宽容。遇到个别刻薄的群众时，她总是本着服务群众、方便群众的原则，耐心的讲政策、做解释，一时难以办妥的就及时与上级户政部门请示，直至给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
2011年9月初的一天，安居社区居民王某拿着户口本要求给她XX年出生的女儿填补身份证号，xxx接过她的户口本在微机上查身份证号时，发现王某孩子的户口未上微机。知道情况后，王某顿时变了脸色，语气生硬地对xxx说：“我XX年就给孩子报了户口，你们竟然没有给我孩子的户口上微机，你们是干什么吃的，还是警察呢？我不管，我孩子今天就要上学报名了，你们要是耽误我孩子上学我可饶不了你们”，面对王某的无理吵闹，xxx努力地克制着自己，仍然微笑着对她解释。经过一遍又遍耐心的劝说和解释，王某终于平静下来，表示想法去按规定办材料。xxx又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在档案室查找当时孩子报户口的手续，一边又联系辖区民警进行调查。下午，等王某把材料办齐送来时，离下午下班只剩下一个小时，也是给孩子报名的最后一天。经请示领导，急事急办，xxx马上赶到分局户籍科给她小孩补办了户口手续。当王某拿着办好的新户口本时，她惭愧地一再向xxx表示歉意：“李警官，今天真对不起，我性子太急了，你别放心里啊！”
今年3月份的一天中午12点多，正在家休息的xxx接到锦湖社区居民刘某的电话，他怒气冲冲说，“我说你们派出所怎么办事的？把我新办的身份证号码弄错了，害得我没法汇钱，我孩子在外地上学急等用钱！”当时xxx就听得莫名其妙，但她仍心平气和地劝他别心急，把事情说明白些。原来刘某为给孩子汇钱到银行时，发现他的身份证号在银行的系统里查无此人，可当天下午孩子就急等用钱。xxx完全可以叫他下午上班后到派出所，但她没有这样做，而是叫他立即到派出所，她也马上回所。xxx赶到单位，先在微机、常表进行查询，发现他的户口本、身份证、微机、常表的信息完全一致。凭着职业的敏感，通常这种情况下，是当事人在办二代证时身份证号输入错误变更过信息，公安户籍网当天更新，银行的人口信息网没有及时更新而造成的。查明情况后，xxx按照程序为他出具了相关证明，帮助他到银行办理了汇款手续。事后，刘某发信息给xxx，为他的鲁莽道歉，同时表示为她热心为民办事的精神而感动。
学习钻研是职责
xxx说：“户籍工作几乎是件件都要与群众打交道，最普遍的问题就是由于群众对户籍政策一知半解，常常产生不理解甚至出现抵触情绪，要想化解群众心里的疑虑，为他们解决问题，就必须娴熟的掌握户口政策才能向群众解释清。”
xxx同志除了有为群众服务的热情外，更重要的是具备较高的业务水平和过硬的工作本领。在“大练兵”和“三基”工程建设中，她刻苦学习、认真钻研公安业务知识和公安技能，很快的就成为本岗位的行家里手，业务尖兵。在担任材料内勤时，派出所的卷宗档案整齐规范，统计数据上报表格准确无误。XX年11月，在全市公安机关“三基”工程建设比武竞赛中，参加派出所材料内勤的角逐，最终以优异成绩名列全市第一名，全市公安系统唯一的一名材料内勤荣获全市“十佳标兵”民警的荣誉称号。xxx担任材料内勤的几年里，年终考核始终名列前茅。
在担任户籍内勤工作过程中，常住户口管理工作内容庞大、繁杂，许多工作既有交叉，又有衔接，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几十年形成的政策文件、规章制度如何执行，面临的新问题如何解决，都成为接待群众的难点问题。为此，xxx自觉刻苦地钻研业务工作，只要是工作上用得着的，总是想尽办法学习记载下来。由于常年坚持学习业务，她能够熟知并掌握户籍内勤的各种规定和政策，在工作中熟练应用，从而，多次帮助处理疑难户口问题和化解个别群众对公安户籍工作的埋怨和不解。
2011年全市开展全民医保活动，这对于老百姓，特别一些家庭生活困难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件天大好事，这项举措为他们解决了看病难的后顾之忧。然而，办理医保要求必须是全家统一办理，即一户中一人办理，其他家庭成员也必须办理。这样，有些人就到派出所要求“分户”，办理医保。这种情况即不符合市委市政府提倡的“全民参保”的方针，也不符合公安机关进行“分户”的规定。前来要求“分户”的群众都很激动，有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xxx利用娴熟的户口政策，耐心细致地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和他们摆事实、讲道理，讲市里的推行“惠民”政策好处，讲公安机关户籍管理规定等等。在xxx的有理有据地解说下，群众们纷纷表示：“响应政府号召，支持公安机关的工作。”
今年4月末，一位胡女士是浏园社区居民，多年在外地居住，儿子胡阳是1988年4月12日出生，6月份参加高考。儿子出生后，因夫妻感情不和，胡女士就带着孩子与丈夫分居到外地，从此一直没有给孩子申报户口，现在儿子面临高考，急需使用本人的身份证，这下可急坏了她这个当娘的。这属户籍工作中较复杂的一种情况。xxx了解后，正确运用户口政策，迅速核实情况，准备大量材料。用不到两天的时间就把所有的申报材料报到了上级户政部门。7日后胡女士就顺利的拿到了孩子的户口簿和临时身份证，她感动地拉着xxx的手说：“好妹子、好妹子，我该咋谢你啊！”
她就是这样一个信念：无论在哪个岗位，刻苦钻研业务技能，提高工作水平是实现为民服务的职责所在。
乐于助人是天性
在户籍内勤的岗位上，她始终牢记自己是一名人民警察，要做的就是真心实意为群众解决问题，不分份内份外，能做就做，能帮就帮。
xxx不仅人长的漂亮秀丽，更有一颗纯洁善良的心。说她是一个有爱心，乐于助人的人一点也不夸张。她不管左邻右舍，亲朋好友中，谁家遇到困难她都要送去些钱呀物的，即便是遇见不相识的人只要看到人家有困难，她准会停下来帮人一把。XX年1月的一个星期天，xxx在中环广场溜达时，看到血站的义务献血宣传车的宣传后，就立即登上献血车，毫不犹豫的捐献了200cc的血浆。她的这一举动，还被齐齐哈尔日报专门采访报道过，评价她是个乐于助人的“热心肠”。
从xxxx年来，xxx不间断地帮助一个贫困家庭，帮助其几乎要辍学的女儿继续读书。小丹丹是xxx厂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其的父母和xxx家是老邻居。小丹丹的母亲因意外车祸瘫痪，什么家务活干不了不说，连上厕所都得有人帮助。每当过年过节时，xxx就把自己家里的东西给小丹丹送去些；每学期开学，xxx都给小丹丹送去新书包、作业本和笔。在xxx的帮助下，小丹丹的学习成绩明显上升，由原来的后几名一跃变成现在的前十名。“大走访”活动开始后，xxx除了帮助困难学生小丹丹外，还与派出所的其他民警一起到sos儿童村，帮助看望那里的小朋友。2011年春节，她放弃和家人团聚来到儿童村，与这里的小朋友一起看电视、演节目、包饺子、放鞭炮......
外地户口上小学范文2
关键词 互联网；政府信任感；受教育程度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一、前言
人们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们对政府行为的理解、对政权合法性的判断以及人们对政府行为的服从/反抗。国内外诸多研究发现，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感受到诸如文化、制度环境及人们对政府的期待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互联网逐渐成为人们各种信息来源的主要渠道之一，其中当然包括各种与政治有关的信息。根据美国皮尤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48%的美国民众主要通过Facebook来获取各种政治信息，成为仅次于电视（49%）的第二大政治信息来源。截至2015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6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8.8%。2015年上半年，中国网民的人均周上网时长达25.6小时，其中搜索引擎、网络新闻作为互联网的基础应用，使用率均在80%以上。表明互联网也成为了中国网民了解时事政治的主要来源之一。尤其是近年来，的发生，多伴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声。而网络媒体的发声虽说不能导向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感，但也是为转型期政府的公共行政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比如，2011年，“7.23”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的处理过程中，网络上充斥着各种关于事故发生与处理方式的信息，使得政府的公信力不断流失，并影响了后期救援的开展。新闻发言官的一句“至于你们信不信，我反正信了！”更是红遍大江南北，成为网络流行语，表达了网民对事故处理方式的诸多质疑。
中国正处在深刻而快速的社会转型期，需要以维系全局稳定为前提。但是信任是行动的前提，如果不能厘清网络的使用对人们政府信任感的因果效应，将大大增加执政者追求幸福善治的治理成本，也不能为民众提供公平正义的认知框架。因此，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感就成为了一个亟待探讨，并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的问题。本文以CGSS2010调查数据为基础，讨论如下问题：1.使用互联网是否会降低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感？2.这种影响在不同群体中是否存在差异？
二、研究回顾
已有研究发现，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宏观层面的政府治理绩效、社会资本等，微观层面的社会个体的社会参与程度、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但是，这些不同因素如何影响到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感？本文认为，主体的信息获得情况是其中的关键性中介。宏观因素提供了们产生认知的信息，微观层面的因素则会影响人们对信息的筛选。
人们对事物的评价依赖于他们对该事物的感知，而这种感知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获得的相关信息。对政府的信任也不例外，各种影响因素都可以还原为不同类型的信息，这成为人们对政府进行信任判断时的依据。那么，海量信息的互联网出现后，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感发生了怎样的改变？目前主要有两种理论解释：
一种解释认为，互联网上的信息可以实现在不同人群中的自由流动，从而改变人们的政治态度，包括人们的政府信任感。传统的媒体，比如电视、报纸等，掌握在社会精英手中，他们来决定传递给大众的信息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可以传递给大众的，这一般会导致人们较高的政府信任感。但是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这种白上而下的信息传递过程，信息在网络中的传播是不同于某种政治机构或意识形态机构开展的白上而下的纵向的宣传教育，其中大量的信息传播是在网民中或在广大社会成员中横向的信息交流、沟通与评价。这种横向的平面化信息传播，一个最突出的作用是增强了处于社会生活不同层面上的沟通效应，使得基层社会成员通过网络关系可以向传统权力结构发出批评、否定甚至颠覆传统的权力。而这种多渠道来源、较少经过“筛选”的信息来源，削弱了传统媒体对信息的掌控，使得各种关于政府的负面信息较之前更容易被感知，从而削弱了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感。
Tobin Im等人对韩国的研究发现，人们的上网时间越长，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感越低。《中国社会管理绩效评估研究报告2012》也指出，在中国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的群体，与主要通过广播电视和报纸等传统主流媒体获取信息的群体相比，在基础秩序维护和公共物品供给等几个维度上对政府的评价均比较低。
第二种解释认为，人们在网络互动过程中对纷繁复杂的信息并非来者不拒，而是有一个自我选择的过程。一方面，计算机的云端计算系统会根据一个人之前的浏览记录与浏览偏好，向他推送符合其阅读品味的文章或消息。另外一个方面，人们在网上更倾向于与自己政见相同的人进行互动，而屏蔽那些持政治异见的人，更愿意去浏览符合自己价值判断的文章，而忽略掉那些与他们价值判断相冲突的文章。由此，他们与周边的人在网络空间中形成了所谓的过滤泡泡中（Filter Bubble），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色彩斑斓的世界中，从而强化了他们之前的政治倾向与对政府的认知。凯斯・桑坦斯认为互联网对民主最大的危害就是因为网络空间巾信息传递的边界性太强，人们的一些共享经验是人们沟通、对话或者了解不同观点的基础。比如我们因为都看了新闻联播，所以都知道了某地贪污分子被查处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就此事展开讨论，但是当互联网出现，传播选项激增，人们自然会做出不同的选择，而经验分享的机会因此降低。并且人们在网络空间中的虚拟串联是通过信息的传递来实现，由于信息在虚拟空间的流动既迅速又有较强边界性，导致了群体的极化。
美国皮尤调查中心的一项研究发现，美国民众的阅读偏好和他们的政治态度高度相关，网络中充裕的信息流只是强化了他们之前的政治态度。那些会去使用政府网站的人本身就是对政府信任程度较高的人群。对政府信任感比较低的人，对政府网站的使用程度也比较低。
与上述两种观点不同，Eric W.Welch等人的研究发现，互联网的使用并不一定导致人们对政府信任感的降低。因为在信息时代的潮流下，政府也在积极使用互联网增加政务公开，提升自身透明度，以赢得民众信任。研究发现，人们对政府网站的使用可以显著提高人们对政府的满意度（e-government），从而提升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感。从公民的角度，互联网的使用推动了公民的制度化参与和非制度化参与，这虽然给转型期政府公共行政能力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但是长远来看有助于人们政府信任感的提升。Peihong Yang的研究发现，人们的社会参与每提高一个标准单位，那么人们的政府信任感随之提升0.16个标准单位。截至2011年，政务微博已经在中国趋向成熟，因此，2011年被称为中国“政务微博元年”。突发事件发生后越来越多的机构通过官方微博及时跟进，并与网友互动、释疑，引导舆论向稳定、良好的方向发展，提升了虚拟社会管理水平，提高了政府形象和公信力。
除此之外，已有研究表明，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是影响互联网与政府信任的一个关键变量。一方面，互联网的普及首先从高受教育人群中开始，上网人群平均受教育水要高于不上网人群，而且受教育程度越高，人们对网络的使用越频繁。另一个方面，受教育程度会显著影响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水平。Christensen Tom等人发现，高受教育群体的政府信任感较低，而低受教育群体则有着较高的政府信任感。虽然我们知道受教育程度是影响人们上网行为与政府信任感的关键变量，但是上网对不同受教育程度人群的政府信任感的影响，目前还比较少有文章涉及。
虽然以上的两个理论都解释了人们的上网行为为什么会降低政府信任感，但是两个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截然相反的。而且，目前关于互联网与政府信任感的研究主要见诸西方国家。因此本文希望通过中国的数据来对两个理论在中国的应用进行检验，也希望能对互联网的使用对中国民众的政府信任感有一个初步了解。
三、研究假设
根据第一种理论假设，互联网的使用会普遍降低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感，但是，人们面对互联网上海量的信息时，他们的搜索能力是有限的。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人们的信息搜索能力越强，他们也就更有可能获得关于政府的负面信息。因此，互联网的使用对于高教育人群的政府信任感的削弱作用，要高于低受教育人群。由此，本文的第一个假设为：
假设la：上网人群的政府信任感要低于非上网人群的政府信任感。
假设lb：受教育程度越高，使用互联网对他们政府信任感的减弱作用越明显。
根据第二种理论假设，互联网的使用只会降低那些本来就不相信政府的人的政府信任感，却会提升那些本来就相信政府的人的政府信任感。如果高受教育群体的政府信任感较低，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则有着较高的政府信任感。那么互联网的使用就会提升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人的政府信任感，而降低了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人的政府信任感。由此，本文的第二个假设为：
假设2a：在高受教育程度人群中，上网的人的政府信任感低于不上网的人的政府信任感。
假设2b：在低受教育程度人群中，上网的人的政府信任感高于上网的人的政府信任感。
四、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主持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年调查。该调查采用标准PPS抽样方法（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组2010），选取全国除港澳台地区18岁以上的居民作为受访者，并以问卷调查方式进行。由于本文只选取年龄在18到60之间的受访者，因此一共保留8998个个案。
（二）变量操作
因变量：对政府的信任感，通过人们对8个政府机构或者部门的信任程度来测量，赋值为从1到5，数值越大表示信任水平越高。经极限标准化处理后生成了一个百分制计量的变量，分值越低，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越低。由8个项目构成的政府信任感的信度系数为0.84。
自变量：过去一年，休闲时间使用互联网的程度：从不、一年数次、每月数次、一周数次，每天。本文将该变量重新编码为0-1变量，0代表从不上网，1代表上网。受教育程度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及以4类。
控制变量：性别是一个二分变量；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城乡变量是一个二分变量；职业类别分为：农民、非技术工人、管理及技术工人、无业这4类；收入：采用相对收入进行测量，以受访者的收入除于其所在市区的城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以考察受访者的收入在当地的水平；迁移状态通过测量人们的4种户口类型来获得：当地农村、当地城镇、外地农村、外地城镇；社会信任水平，通过对人们对朋友、同事、领导、干部、生意人、同学、老乡7个群体的信任水平来测量，赋值为从1到5。经极限标准化处理后生成了一个百分制计量的变量，分值越低，社会信任程度越低。由7个项目构成的社会信任感的信度系数为0.89。政府治理绩效，通过受访者所在县区201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201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测量。
（三）方法
因为本文想要研究的是上网行为对政府信任感的影响，但是上网行为本身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并非随机分配，因此上网行为与人们的政府信任感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的问题。比如，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更有可能上网，而城镇居民可能因为接受了更好的公共服务而对政政府有较高信任感。在受教育程度、职业、年龄等8个变量中，上网人群与非上网人群所占的比例存在显著性差异（表1）。比如，以下人群更有可能会上网：居住在城市地区、年龄在15-34岁之间、男性、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职业地位较高的人以及城镇户口人群。这些特征，与之前对上网人群的研究发现基本一致。
因此本文采用倾向值匹配的方法，运用贪婪匹配（Greedy Matching）来评估上网对人们政府信任感的影响。该方法首先通过逻辑斯蒂回归（表2）来计算出人们是否上网的倾向值分数P。其次，依据干预（上网）中个案的倾向值分数（Pi），在控制组（不上网）中挑选出与其倾向值最为接近的一个个案（Pj）。若其倾向值分数与控制组中的任一倾向值分数之差超过倾向值方差的0.25倍（0.25σp），则将该个案删除，进行下一轮匹配。本文倾向值的标准差为2.54，因此控制组与匹配组的倾向值之差的绝对值应该小于0.635。公式如下：
第三，将匹配好的个案从总体样本中抽出（不放回），如此循环往复，被抽出的样本就组成了一个新样本，通过倾向值匹配选出的样本基本上解决了内生性问题。之后便可以进行进一步分析，谈论上网对人们政府信任感的影响。
在倾向值匹配完成后，因为政府信任感同时受政府治理的客观表现及受访者个体特征的影响，为了从方法论上克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生态学谬误和简化论谬误，本文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来讨论互联网对政府信任感的影响。
五、研究发现
（一）倾向值匹配
首先，通过模型一，我们发现，受教育程度、年龄、职业类别等变量均对人们是否上网有显著影响。比如，相比18-35岁年龄段的人群，36-45岁年龄段人群上网的发生比下降0.74倍（exp（-1.366）=0.26），46-60岁年龄段人群上网的发生比下降0.92倍（exp（-2.515）=0.08），表明年龄上升越快，上网的可能性下降越快。而城镇地区人口上网的可能性是农村地区人口的1.74倍（exp（0.558）=1.74）。整个回归模型的R2达45.91%，说明了这几个变量对人们是否上网巨有较强的解释力。根据该模型计算出来的倾向值分数也能较好得预测人们的上网行为。
根据模型一计算出的倾向值，本文一共抽取了2906个个案，样本保留比例相对较高。通过双变量卡方检验，我们发现经过倾向值匹配后，控制组（不上网）与干预组（上网）除了在受教育程度和户口类型外，其他变量均实现了平衡，符合倾向值匹配的要求（见表3）。比如，在匹配样本中，农村地区居民上网人口占51.66%，城镇地区居民上网人口占49.39%，两者的差异不存在统计显著性。
（二）上网对人们政府信任感的影响
第三，将匹配好的个案从总体样本中抽出（不放回），如此循环往复，被抽出的样本就组成了一个新样本，通过倾向值匹配选出的样本基本上解决了内生性问题。之后便可以进行进一步分析，谈论上网对人们政府信任感的影响。
在倾向值匹配完成后，因为政府信任感同时受政府治理的客观表现及受访者个体特征的影响，为了从方法论上克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生态学谬误和简化论谬误，本文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来讨论互联网对政府信任感的影响。
五、研究发现
（一）倾向值匹配
首先，通过模型一，我们发现，受教育程度、年龄、职业类别等变量均对人们是否上网有显著影响。比如，相比18-35岁年龄段的人群，36-45岁年龄段人群上网的发生比下降0.74倍（exp（-1.366）=0.26），46-60岁年龄段人群上网的发生比下降0.92倍（exp（-2.515）=0.08），表明年龄上升越快，上网的可能性下降越快。而城镇地区人口上网的可能性是农村地区人口的1.74倍（exp（0.558）=1.74）。整个回归模型的R2达45.91%，说明了这几个变量对人们是否上网巨有较强的解释力。根据该模型计算出来的倾向值分数也能较好得预测人们的上网行为。
根据模型一计算出的倾向值，本文一共抽取了2906个个案，样本保留比例相对较高。通过双变量卡方检验，我们发现经过倾向值匹配后，控制组（不上网）与干预组（上网）除了在受教育程度和户口类型外，其他变量均实现了平衡，符合倾向值匹配的要求（见表3）。比如，在匹配样本中，农村地区居民上网人口占51.66%，城镇地区居民上网人口占49.39%，两者的差异不存在统计显著性。
（二）上网对人们政府信任感的影响
如模型二所示，经过倾向值匹配后，上网人群的政府信任比不上网人群的政府信任感低1.478个单位，且具有统计显著性，研究假设la得证（表4）。在控制变量中，本文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个人的相对收入越高，人们的政府信任感越低。当个人收入每高出所在地区平均收入一倍时，政府信任感下降4.3个单位。人们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政府信任感越低，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受教育程度为初中、高中的人相比受教育程度为小学的人群，他们的政府信任感分别低2.59、2.04个单位。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人群的政府信任感比学校教育程度的人低2.49个单位，但是不具体统计显著性。人们的社会信任感越高，政府信任感也越高，控制其他因素之后，人们的社会信任感每提高一个单位，人们的政府信任感会提高0.349个单位。
模型进一步讨论了上网对不同受教育程度人群的政府信任感的影响。通过将上网与人们受教育程度的交互项带入模型，我们发现，使用互联网对初中和高中受教育程度人群的政府信任感影响较小，且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因此拒绝研究假设lb与研究假设2b，但是互联网使用显著地降低了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人群的政府信任感，相对于从不上网人群，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群的政府信任感低6.67个单位，且具有统计显著性，研究假设2a得证。
六、稳健性分析
为进一步验证本文的发现，本文使用了多种倾向值分析方法来验证人们的上网行为与人们政府信任感之间的关系（表5）。首先，本文缩小了倾向值匹配的卡尺（Caliper），采用较为严格的匹配方法，将其限定在0.1，分析结果与前文发现一致。
其次，本文使用了马氏距离法。马氏距离法（Mahalanobis）运用矩阵的方法来计算协变量之间的距离，公式如下：
d（i，j）=（u-v）TC-1（U-v）
其中，U和V分别代表控制组和干预组的协变量矩阵，C是样本中干预组的协方差矩阵，通过这个矩阵我们可以在控制组中选取与干预组距离最近的个案进行匹配。如表五所示，通过马氏距离法，上网行为对人们政府信任感的削弱作用更强，但是他的缺点是样本损失较为严重。
第三，匹配估算法，最终保留了8998个个案。发现，上网行为对人们的政府信任感有明显削弱作用。
第四，倾向值权重法是以倾向值作为权重带人到人们政府信任的回归方程中，他的优点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样本。权重的计算公式如下：
W代表控制干预变量，因此当W=1时，也就是干预组（上网组）的权重为：
W代表控制干预变量，因此当W=O时，也就是控制组（不上网组）的权重为：
如表5所示，以倾向值为权重带入到人们的政府信任感的回归方程中，上网行为对人们的政府信任感有显著减弱作用。对高受教育程度人群的政府信任感减弱作用更为明显，但是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综上所述，我们运用了多种方法对上网行为与人们的政府信任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验证，发现与前文发现基本一致。
七、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互联网上网信息传播方式的角度讨论了现代信息社会的发展对人们的政府信任感的影响。研究发现，上网行为只是对高受教育程度人群的政府信任感产生影响。而对于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人群，互联网对他们的政府信任感影响不显著。从这个角度看，第二种理论解释更适合中国目前的状况，即人们在上网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着一个信息的自我选择机制。但是互联网使用并没有提高对受教育程度较低人群的政府信任感，表明网络空间中信息的自我选择机制主要体现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