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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法律法规范文1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规定：“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证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投保人为了预防危险，将一定的保险费支付给保险人，如果危险事故发生或出现合同约定的条件，保险人则须按合同约定向被保险人或者保险受益人支付赔偿金或保险金；作为保险人的保险公司则通过建立保险基金来分散危险，消化损失。由此可见，保险是为了分散危险、消化损失的一种商业活动，其目的是通过合同法律行为来实现的。保险合同具有“最大善意”、“双务、有偿”、“射幸”等特征。
我国自1980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保险立法经历了以无到有，由粗到细的过程，逐步完善了相关法规：1983年实施《财产保险合同条例》，1985年《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1992年通过《海商法》，1995年通过了《保险法》。为了更好地贯彻实施《保险法》，中国人民银行于1996年、1997年、1998年分别了《保险管理暂行规定》、《保险人管理规定（试行）》、《保险经纪人暂行规定（试行）》。这些法律法规对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保险事业的发生，解决保险争议，完善商事法制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但也还有许多不成熟和不规范的地方，对比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完善的保险体系还 存在着相当的差距。主要表现为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不够全面，规范保险新业务的立法相对滞后等方面，以下笔者试从“近因”原则缺失、条款文字歧义等方面分析我国保险法律体系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以求抛砖引玉：
一、“近因”原则的缺失
《保险法》规定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有：自愿原则、试实信用原则和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原则。而“近因原则”这一被国际保险业普遍运用的原则在我国缺乏运用的法律依据。所谓“近因原则”是指保险人按照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承担责任时，其所承保危险的发生与保险标的的损害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在近因原则中造成保险标的损害的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即属近因。只有近因属于保险责任，保险人才承担保险责任。而近因原则的缺失正是导致保险合同当事人，尤其是投保人产生凡是投保的利益遭到损失时皆可获得赔偿的想法的根源，从而导致一些不必要的纠争。近因原则作为常用的确定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损失是否负保险责任以及负何种保险责任的一条重要原则，在我国《保险法》、《海商法》竟未作出明文规定，不得不说是我国保险立法的一重大缺憾。二、不利解释原则适用上的模糊
投保人和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通过保险合同来确立的，而作为附合合同的保险合同，不论是投保单、保险单还是特约条款，大部分都由保险人制定，在制定时，必然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内容多对自己有利，且已经基本实现了格式化。格式保险合同由保险人备制，极少反映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意思，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一般只能表示接受或者不接受保险人拟就的条款。再者，保险合同的格式化也实现了合同术语的专业化，保险合同所用术语非普通人所能理解，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保险人的利益。因此，一旦合同成立而双方发生纠纷，投保人将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了保护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利益，各国在长期的保险实务中积累发展了不利解释原则，以示对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予救济。在格式保险合同的条款发生文义不清或者有多种解释时，应当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实际上是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保险法第三十条也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我国关于保险合同条款解释的规定，已经实际上确立了不利解释原则，与国际惯例是相一致的。这对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经济上的弱者）的利益维护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统一明确的标准，以及不承认判例的拘束力，不同种类的保险合同用语经不同的法院解释，关于该用语的正确含义，所表达的当事人意图，以及由此产生的效果，可能会存在相互冲突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而由于不利解释原则在适用上缺乏统一的标准，究竟何种条款能适用该原则，特别是不利原则能否适用于国家保险管理机关核定的基本保险条款，将直接影响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结果。而我国保险法律法规中对此既没有相应规定，关于这方面的案例和研究也鲜见于众。
依照我国保险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如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的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名称和住所；保险标的；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保险价值；保险金额等条款，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制订。基本保险条款是运用于主要商业保险险种的保险条款；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核定；凡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核定为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制订基本保险条款。国家的基本保险条款，各保险公司应当执行。此类条款所使用的语言被保险管理机构依法规定核准，理应不存在歧义，但实际生活中，保险人根据其自己的认识水平和为了谋取最大化的利益，在备制保险合同时依自己需要将基本条款插入其中，而投保人对保险合同的备制不能做任何事情，而且往往在订约时也难以全面知晓保险合同的性质和内容，根本就无从知晓哪些条款属于基本条款，就更别提理解了，例如对“现金价值”一词，有的保险合同中将其定义为：“本合同的保证现金价值、所有缴清增值保险的现金价值以及累计红利之和。”有的保险公司则干脆对其未作任何解释，投保人对该词只有靠自己理解，但实际上“现金价值”一词的定义应该是责任准备金扣除退保费用后的金额，而责任保证金指的是保险公司从保户累积的保险费中扣除被保险人的死亡成本以及分摊保险公司所发生的费用再加上利息计算后所得金额。所以被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中的弱势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当事人对基本条款发生歧义或者文义不清的争议时，法院对是否应当适用不利解释原则就会因缺乏统一的认知标准而感到无所适从，不仅会影响被保险人的利益和保险人的商业信誉，也会给国家法制的统一和法院裁判的权威性带来不利的影响。
三、合同陷阱的隐藏
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保险人与投保人应各自依约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其中投保人的主要义务和责任有：告知义务、维护义务（包括维护保险合同标的安全及其危险程度增加的通知义务）、缴纳保险费的义务；保险人的主要义务和责任则是：说明义务、及时赔偿、解约限制和承担费用等。可以看出，在交付保险费与赔偿方面，投保人的交付保险费的义务与责任，与保险人承担赔偿的义务与责任，两者是相互独立的。谁违反自己的该项义务，便要承担与该项义务相应的责任。但双方的义务与责任之间不具有此消彼长的对应性，投保人交付保险费义务的违反，并不必然导致保险人赔偿责任的减轻或免除。但有些保险公司（主要指财产保险公司）在使用格式合同与投保人协商财产保险费的交付与赔偿方式时，作出了如下约定：经双方同意，投保人未按约定缴付首期保险费的，保险合同不生效，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不予赔偿；投保人未按约定缴付第二期保险费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保险事故，保险人按下列一种方法赔偿或承担保险责任：1、按实交保费与应交保费比例折扣支付赔偿金额；2、按实交保费计算保险期限，过期不负赔偿责任。上述赔偿方法是按实交保险费与应交保险费的比例，来确定保险人承担的赔偿责任。实际上将投保人违反交费义务的责任，规定为减轻或免除保险人赔偿义务的依据。通过保险人制定解释格式条款的优势，全部或部分地剥夺了投保人获取赔偿的主要权利，加重了投保人的责任，这与《合同法》的公平原则和《保险法》的立法宗旨是明显相悖的。而且该赔偿方法还隐藏着非经留意难以发现的合同陷阱。如按第1种方法，当投保人交付了第一期保险费后，在第二期交费义务履行期限未至时，如发生保险事故，尽管投保人无任何违约行为，也只能获得部分赔偿。按第2种方法，实际上赋予了保险人根据投保人交费情况而单方变更保险期限的权利，甚至免责，对保险事故不负担任何责任。保险人巧妙地利用格式合同设置了能使自己规避应尽的部分或全部义务而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丧失利益的陷阱，充分说明保险人在拟制这种格式合同时，已经严重地违背了诚信原则。此类条款的适用，违背了现代社会民事法律关系中最基本的公平与诚信原则，损害了许多被保险人的利益，应受到保险监管部门依职权的主动干涉。
四、不易把握的明确说明义务
《保险法》第十六条详细规定了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情况的说明义务以及保险人对保险条款的说明义务，第十七条则规定了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上述两款虽对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和违背义务的责任，作了详细明确的描述和规定，但对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却没有规定相应的形式，使其在实践具有极大的弹性和不确定性。仅从以上述条款的字面上来看，第十六条针对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或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形分别赋予保险人有解除保险合同、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的责任、不退还保险费或视情况退还保险费的权力。而对保险人未尽明确说明保险条款的责任则未作任何规定，而保险人对其责任免除条款未作明确说明的后果也仅是导致该有关条款不产生效力而已。通过对比，不难看出《保险法》在这一问题上对投保人明显科以了较保险人为重的责任，有违民事主体双方权利义务平等原则之嫌。作为素有“最大善意和最大诚信合同”之称的保险合同，在现实生活中，却因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履约过程中对合同中使用的语言文字理解不同从而产生争议的例子屡见不鲜，恐怕与《保险法》对保险人上述义务的规定太过宠统有着一定的关系。此外，因《保险法》对有关保险中介组织规定不完善，以及国内保险行业体系的不成熟，目前国内还没有一家专业化的保险公司或经纪公司，一些保险公司大量聘用（严格意义上来说，只能算是使用，因保险公司与个人人员之间并未建立劳动关系）个人从业人员，此类人员数量虽多，素质却差次不齐，而且流动性极大，他们为了获取佣金，在对一些可能影响投保人决定的合同条款进行说明时，也难免会为了一己之利而有意作出含混甚至违背条款本义的解释，所以导致争议的发生也就无足为奇了。
五、滞后的保证保险立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趋活跃，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交易方式，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交易方式日渐增多，特别是随着分期付款这一现代消费方式的出现，涉及到保证保险的问题越来越多，不少保险公司均开办了此类业务，但《保险法》除在第九十一条确定财产保险业务范围时提到信用保险外，根本没涉及到保证保险。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保险合同，保证保险合同是保险人为被保证人（债务人）向被保险人（债权人）提供担保而成立的保险合同。投保人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在被保险人因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等原因遭受损失时，由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的地位相当于保证合同中的保证人，所以也可以说保证保险合同实际上属于保证合同的范畴，只不过采用了保险的形式。在保证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是债权人的债权，而债权属于财产权，因此，保证保险在性质上仍属于财产保险，原则上法律对于财产保险的规定也可适用于保证保险，但其与一般的财产保险又存在着显著区别，保证保险承保的危险是针对被保证人信用不良造成的主观性损害，具有明显的信用性。由于保证保险是从担保法中的保证制度演变而来，同时兼具二者的特征，是保证制度同保险制度的融合，其当事人（关系人）在法律上具有多重身份，使之难以同保证合同截然分开。
由于《保险法》未对保证保险合同作出明确的规定，对保证保险的性质及保证保险和保证的关系也存在争议，所以就导致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往往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保险人除考虑收取保险费外，常常在保证保险合同中订立很多的免责条款，而被保险人却以为一经投保即可万事大吉，纠纷的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了。由于保证保险既涉及保证又涉及保险，对此类纠纷是适用但保法还是保险法？由于保证保险合同往往与另一合同相关，如汽车买卖合同、借款合同等，而且保险合同一般是买卖合同或借款合同的附属合同，因而发生纠纷时，涉及两个合同、三方当事人，债权人或被保险人如何起诉就存在着争议。在司法实践中也极易将保证保险合同纠纷定性为保证合同纠纷，从而导致适用法律的混乱和失误。
综上所述，由于我国在保险立法上存在的一些法律空白和缺陷，现行的带有明显计划经济体制烙印的《保险法》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范围上，都已越来越不适应保险业自身发展和保险经营环境的变化，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后，中国的保险市场必将逐步同国际接轨。1997年底，占全球金融服务贸易95%以上的70个WTO成员国在《服务贸易总协定》基础上又达成《金融服务协议》。其中，有六个基本准则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保险业的开放问题：1、最惠国待遇准则；2、透明度准则；3、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准则；4、国民待遇准则；5、市场准入准则；6、逐步自由化准则。这些基本准则中任何一项准则都会对我国现行的计划保险制度提出明确的挑战，任何一项准则的实施都将冲击我国现行的保险制度。如何抓住保险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加强保险立法建设，尽快调整、修改、制定出符合WTO要求的保险法律法规，优化保险市场的法制环境，以引导并保障我国还处于初步阶段的保险业健康发展，使其在规范轨道上运行，就显得尤为迫切。在此，笔者仅就如何完善我国保险法律法规发表一下个人的浅见。
一是完善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要在进一步完善自愿、最大诚信和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原则的基础上，在保险立法中将公平原则、近因原则等符合民法基本原则和国际保险行业普遍运用的原则作明文规定，以充分发挥保险合同“最大善意”、“最大诚信”的作用。此外，还应根据WTO成员国约定的协议与保险市场发展的趋势，将考虑市场准入政策、取消外资优待、实行国民待遇，逐步自由化等问题的规范化纳入立法的视界，尽快建立起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保险基本法律制度，促进国内保险业的规范化发展，以更好地参与竞争，迎接挑战。
二是规范保险人义务，加大对投保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主要是要强化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履行的解释、告知等义务和责任，对超额保险、重复保险等规定应载入保险合同的专项备注条款，并尽善意提配和说明的义务，当保险人未尽上述义务时，赋予投保人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权力，使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平等，以保护弱势地位的投保人合法权益。此外，还可推行《确认书》制度，对于双方应履行的告知和说明义务，由双方逐项签署一式两份确认书来作为双方已尽各自义务的证明，以把保险合同的最大诚信原则落到实处。既可维护保险合同的稳定性，又可避免双方在发生纠纷时各执一词却又无法提供证据。
三是强化监管机构职能，提高监管水平。保险业监督管理机关要在检查保险公司的义务状况、财务状况、资金运用状况和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进行监督管理的同时，加强对商业保险合同中非主要条款和保险费率的监管，对存在合同陷阱，规避法律法规和加重对方义务责任等情况的合同条款要依职权主动进行查处，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一定经济处罚。同时对一些应用广泛，易引起歧义如“现金价值”一类的保险专业词汇，实行统一的标准化解释，并作为强行标准载入相关合同条款，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纷争的出现，促进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四是要逐步建立与国际惯例相一致的保险法律法规体系。通过借鉴发达国家保险业制度的先进之处，结合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保险投资的相关法规，通过立法，据展投资领域，控制投资比例，细化保险资金运用的规范，提高保险投资的盈利能力，为保险公司提高投资回报率创造条件；完善有关保险中介组织的法律法规，加强对保险人、保险经纪人及其相关组织的管理，规范保险中介行业及其从业人员的责、权、利；加快保险精算报告、保险机构资产管理及保险机构的接管等配套法律法规的建设，以建立起一整套既具有中国特色，又能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保险法律体系。
参考书目：
[1]曾求凡、朱丽蕴：“入世后我国现行保险法律法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法律运用》2002年。
保险法律法规范文2
前言
保险业作为一个对当事人要求最大诚信的行业，却饱受社会各界诟病，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长期以来我国的《保险法》立法较为原则，许多规定在保险经营实务中缺乏可操作性，在具体的问题上对保险公司经营缺乏明确的指导，导致保险公司在决策上无所适从，难以进行前期的法律风险管控，从而增加了后期纠纷出现的可能性。随着国内保险事业的发展，这一粗线条的法律已经不能满足保险经营的需要。这主要表现在司法审判实务中，裁判机关因保险立法的滞后与不完善，难以对法律进行准确的把握，导致保险纠纷的裁判充满主观性，损害了司法的权威，也贬低了保险行业的形象，从而严重影响了我国保险事业的发展。
我国现行《保险法》是1995年制订的，2002年进行了首次修订，02修订主要是针对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对保险业的要求，所以对《保险法》的修改基本上都是围绕保险业法展开的，没有触及保险合同法的内容。保险合同法存在很多不够明确和不够完善的地方，现实中保险纠纷主要都是因保险合同争议而引发的。2004年10月，中国保监会会同有关部门正式启动保险法第二次修订准备工作，历时4年余，几易其稿，该法终于在2009年2月28日通过并公布。
第二次保险法修改所涉内容、幅度远远大于上次。透过媒体的一些报道，我们发现除保险公司以外的社会各界对本次修订予以了肯定得评价，甚至部分媒体、专家、政府监管机关对此次修改大加褒扬，认为保险法的修订“立足于现实，着眼于未来、既照顾弱势群体，又兼顾公平原则；既力促发展，又确保稳定。”可谓尽善尽美。仔细分析保险合同法修改部分，我们认为，这次修订确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并不尽如人意，一些受到追捧的条款修订虽迎合了大众，但却是忽略了保险的基本原理。保险公司是一个商业主体，也有民事权利，我们不能仅仅看到被保险人的利益，而无视保险公司的利益，保险产品以条款及费率的形式表现，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合同，不能用民法的或一般的公平理念来评析保险条款，如对保险公司提出了苛刻的违反规律的要求，其表面牺牲的是保险公司利益，实质上葬送的是保险共同体利益。商业主体必然会追求利润并维系其自身运营，将立法不当倾斜导致的损失通过提高费率的手段转嫁到广大投保人身上是保险商自然的必然的做法，最终损害的还是广大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利益。
不管怎样，作为保险业经营的根本大法，本次修订虽不能满足各方意愿，但此次对保险法合同部分的修改还是增强了可操作性，对保险审判实践起到一定的规范作用。同时对保险公司展业、核保、核赔、条款制定费率厘定乃至整个经营管理产生重大影响。本文拟通过新旧条文的对比，对保险合同法部分修订对保险公司合规经营及诉讼影响作一浅析。
明确保险利益主体和时点
现行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
修订后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人身保险的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对被保险人应当具有保险利益。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
三十一条（人身保险中） ……订立合同时，投保人对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的，合同无效。
第四十八条（财产保险）中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
保险法修订之后，其变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分别在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的章节中对保险利益的主体做出规定，在财产保险中，保险利益的主体由投保人修改为被保险人；二：从保险利益享有的时点也在财产、人身保险合同中做出规定，财产保险保险利益享有的时点明确为保险事故发生时。
我国修订前的《保险法》第12条的规定的表述方法比较模糊，从文义上应解释为财产保险合同行为中，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及损失发生这两个时点均要有保险利益，这样的规定确实可以有效的防止利用保险进行赌博，限制不当得利、对防止道德风险有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物权流转的更为频繁，固有的保险利益的传统观念受到了理论及实务上的广泛的抨击。因为对于财产保险来讲，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合同并不为投保人的利益而存在，而是仅仅为被保险人的利益而存在，惟有被保险人可以依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填补损害，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必须具有保险利益，而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是否具有保险利益并无实际意义，此时仍然强调订立保险合同时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有保险利益，没有现实性，也不甚合理。
现在不少单位以福利的形式为员工投保家庭财产险，由单位作为投保人，员工作为被保险人；汽车销售商推出的购车送保险，以销售商为投保人，购车人为被保险人，根据现行保险法，单位对于员工的个人家庭财产并无保险利益，汽车销售商对于出售之后的汽车也无保险利益，这类保险合同均为无效。但是，这种投保行为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侵犯任何人的合法权益，理应得到法律的支持。上述操作方式
早已得到保险公司在内各方主体的认可，在保险实践中屡见不鲜。 保险法修订这一修订顺应了我国保险业的现实需求。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团体保险、赠与型保险等险种以及代购代付保险费等行为将名正言顺的受到法律保护。
本条的修改对于财产保险合同而言，核保核赔尺度相应变松。投保人在投保时对保险标的是否不具有保险利益不能再成为保险公司核保的审核内容，同样，投保人在投保时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也不再成为公司的拒赔理由，保险公司应当根据法律规定修改核保规则。保险法第十二条是保险人拒绝赔偿援引频度较高的条文，保险法修订之后，保险公司应当根据法律规定修改核保及理赔规则。原先设定的一些核保程序应作相应废止，保险公司应当加强业务及核保人员准确判断享有保险利益主体、时点等问题的意识，只有对于不符合法律强制性规定的，依法做出不予承保、或者拒赔的决定。本条修改也使财产保险的合格投保人主体范围得以扩大，保险公司财产保险业务可藉此得以拓展。
人身险保险利益范围的拓宽及困惑
现行保险法第五十三条 投保人对下列人员具有保险利益：（一）本人（二）配偶、子女、父母； （三）前项以外与投保人有抚养、赡养或者扶养关系的家庭其他成员、近亲属。 除前款规定外，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合同的，视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
保险法修订第三十一条 增加了第（四）款“与投保人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并同时增加规定：订立合同时，投保人对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的，合同无效。
此处增加扩大了人身保险利益的范围，增加用人单位对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员工具有保险利益。修订前的保险法规定，人身保险合同的投保人仅对以下人员具有保险利益：1、本人；2、 配偶、子女、父母；3、与投保人有抚养、赡养或者扶养关系的家庭其他成员、近亲属；4、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合同的被保险人。按照上述规定，用工方为工方办理工伤保险等人身保险时，只能根据现行保险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即“同意保险利益”进行，所以必须经每一个工方签字确认，这给操作上带来相当麻烦，特别是一些大型公司很难实际执行。考虑到用工方为工方投保人身保险对员工有利，修订后的保险法规定，投保人对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具有保险利益，可以直接为其投保。
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保险法修订只是规定了“劳动关系”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除劳动关系外，还存在大量雇主为与其不具有劳动关系的雇员投保的业务、社团以及其他组织为其成员投保的业务等情况，就团体保险而言，没有证据表明劳动关系维系的团体较以其他关系维系的团体在保险利益、道德风险、社会秩序问题上存在差异，看不出“其他关系”与“劳动关系”存在重大区别，将这些关系剔除在外，似乎也无特别的理由，不清楚立法者出于何种考虑。
不管如何，修订之后的条文有利于保险公司拓展员工综合福利保障计划，但同时也要注意对其他团险业务则仍有限制。在雇主为与其不具有劳动关系的雇员投保等团体保险业务中，要求投保人提供被保险人同意投保团体保险的有效证明。如不提供同意投保证明，大量团险合同将都仍被法律认为无效合同。
明确保险合同生效可以附期限或条件
现行保险法第十三条：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并就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保险合同成立。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并在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中载明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
保险法修订第十三条：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应当载明当事人双方约定的保险合同内容。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投保人和保险人可以对保险合同的效力约定附条件或者附期限。
保险法的本条修订有两个方面：一：新条文删除了“并就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进一步强调保险合同的非要式性，明确签发保险单等保险凭证是保险合同成立之后保险公司的义务。二：新条文出于利益平衡的考虑，增加第三款规定,合同双方当事人可以对已经成立的合同附条件或者期限,作为合同最终生效的必要条件。
对于保险合同的非要式性，很多保险公司从业人员认识模糊，普遍认为保单签发是保险合同成立的时点及标志，认为保险单的签发意味着核保的通过，保险公司对投保人的要约作出了承诺，没有签发保险单，如何证明保险公司已经同意承保、没有保险单，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索赔的依据何在？这种观点其实是错误的，从现行保险法条文分析，其也是确认保险合同的非要式性，保险单只是保险合同凭证之一，签发保险单只是保险公司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但是现行保险法具体条文表述上并不十分明确，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对保险合同是否为非要式合同存在不同的理解。本次保险法进一步明确了保险合同的非要式性，这个争论应当随着保险法修订的实施而不再存在。新条款将双方就合同条款协商的过程排除在合同订
立的过程之外，对公司在承保时应尽的审慎义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这个保险人可能是保险公司的核保部门、更多的是公司营销员及专兼业人，根据该规定,只要在投保的意愿基础上保险人的代表人做出了予以承保的意思表示,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保险合同即成立,而对于合同条款双方是否协商并且是否达成协议则在所不问。如公司未尽审慎义务就同意承保，在合同生效前又发现保险标的不符合承保条件，公司就要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这就要求公司在订立合同时，应当严格履行保险人审慎的审查义务，在对投保人、被保险人主体及标的风险全面进行过审查的基础上再做出是否承保的意思表示。保险实践中，由于保险专兼业人以保险人名义进行活动，因此加强保险人管理，在展业过程中不可擅自对投保人作处同意承保的决定。
新增条文赋予了保险公司可以对已成立的合同附条件或期限的权利，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合同已经成立，但如果所附的条件未发生或者所附期限未到来，则合同虽成立但并未发生效力，一旦保险标的在合同生效前发生保险事故，公司无需承担保险责任。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裁判机构肆意否定保险合同中附条件或期限约定的效力，这一条修订与合同法的规定相一致，对此作出了肯定，限制了裁判权的滥用，值得赞同，建议公司两核部门充分行使法律赋予保险人的权利，对于在合同订立时双方权利、义务并未完全明确的情况下，为保障公司权益，可对合同附生效条件，约定合同自该条件成就时始发生效力，自合同生效保险人始承担保险责任。特别是在保险费缴纳与保险责任承担等重要事项上作出约定。
现行保险法与修订之后的保险法均没有将保险费的缴纳作为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一个前提条件，应当认为是保险法的重大缺陷，这也显示了保险行业在立法上弱势地位，保险费缴纳是投保人的一项主要义务，保险费也是构成保险赔偿基金的的基础来源，如果保险费是否缴纳与保险责任承担没有关系，对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而言，不出险就延迟交纳甚至不缴纳，出险即补缴纳保险费甚至仍不缴纳，反正保险公司也不能藉此拒绝赔偿。这其实鼓励了投保人对保险人的逆选择行为，属于保险经营过程中须严加防范的道德风险。保险监管机关近年来在部分险种上推行的“见费出单”， 说明也是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的，但可惜的是在整个保险法修订过程中没有人进行此项提议，试想如果能在保险法上加入这一条，缴纳保险费必然是投保人自觉地行为，也就不需要高调推行所谓的“见费出单”这种欠缺法律依据的行为，保险公司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应收问题”，同时也增加和稳定了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保护了广大投保人利益。现在保险法修订赋予了保险合同可以附条件生效，保险公司应当将保险费的缴纳作为保险责任承担的一个前提，特别是在没有推行见费出单的险种上。
保险事故通知义务及法律责任
现行保险法第二十二条：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
险法修订第二十一条：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保险人，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它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
相对于现行保险法，本条修改涉及三个方面：一：明确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该义务所造成的后果法律。二：保险人仅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明确了保险人拒赔的范围。三：一定程度上免除了被保险人的通知义务，增加保险公司自觉主动进入理赔查勘程序的义务。
旧条文虽然规定了投保人等应当在事故发生后及时履行通知义务，但是对于未履行该义务所造成的后果法律却没有明确规定。保险法修订规定对于未履行通知义务而导致对事故无法准确定责，定损的，对该无法确定部分的损失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有人认为该规定赋予了保险人依法拒赔的权利，即只要投保人等因主观故意、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保险人而导致对事故无法准确定责、定损的，该部分损失公司有权不予赔偿，实际上，根据民诉法及证据规则，被保险人对自己的损失有义务进行举证，如举证不能自然要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所以本条并不是对保险公司权力的赋予，而是对原有权力的复述。另保险公司也不是保险事故损失确定的唯一主体，被保险人即使没有及时报案，它也完全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对事故原因及损失大小进行证据固定，如车辆发生事故，被保险人未报案，保险公司未进行现场查勘，如果被保险人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保险公司是不能否认事故发生这一事实；保险公司未定损，而被保险人通过合法程序由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在保险公司无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况下，保险公司也是无法否认损失存在及大小这一事实的，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无法拒赔的。
另一方面，明确了保险人拒
赔的范围，从而限制了保险人通过合同条款自主约定责任后果的权利。客观而论，这种规定是合理的，有的时候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由于客观原因无法及时通知投保人，或者对未及时通知不存在重大过错，通过合同约定的方式完全剥夺其请求赔偿的权利太过严厉，也不合理。
上述条文的修改，要求保险公司在实务中重新检视条款约定，尤其在财产保险合同条款中，保险公司通常会通过保险条款或特别的方式约定事故发生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未及时通知的，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依照新条文，该约定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范围，当属于无效。另增设的条文规定从一定程度上要求保险公司对重大事故的关注，一定程度上免除了被保险人的通知义务，而增加保险公司自觉主动进入理赔查勘程序的义务，比如一些重大保险事故，保险人通过媒体等途径可以很快得知事故发生的，这种情况下，即使有关当事人未能及时通知保险公司，也不应免除保险人的保险责任。这就要求保险公司对于社会上发生的重大事故，应该自觉提高敏感度和关注程度，对属于公司承保项目的，自觉主动的介入现场查勘，防止陷入由于迟延查勘而无法定责、定损，但是又由于违反了法律规定而无法拒赔的两难境地。保险公司在新旧法过渡阶段，单证设计及保险条款引用方面要多注意保险法的这些变化，利用这段时间对条款及特别约定进行符合保险法的修改活动。
明确了保险条款的解释原则
现行保险法第三十一条：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保险法修订第三十条：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保险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保险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适用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本次修改体现了二个方面的进步：其一：争议条款限定为格式条款而非所有保险条款。其二：不能一有争议就不分清红皂白的作不利与保险公司的解释，而是应当遵循合同法的规定，首先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有两种以上解释的，才可做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现行保险法第三十一条确定的不利解释原则在司法裁判中被极度滥用，裁判机构习惯于仅因被保险人或投保人作出了对合同条款的不同解释，便随意突破法律基本原则，使用不利解释规则，简单判决保险公司败诉，使保险公司在诉讼中极度不利的地位。这种做法带来的后果表现为恶意诉讼以获取更大收益，道德风险泛滥，司法无权威信可言。
保险实务中，并不是所有的保险合同均是格式条款，虽然格式条款占据主体，但协商条款亦日趋增多，协商条款系双方合意达成，显然不能适用不利解释规则。即使保险条款中的格式条款，也是保险人按行业惯例，将投保单及正式保单等保险合同单据格式化，其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保障交易安全，提高工作效率而设置。
当然，必须肯定的是法官在处理案件中，对一般合同与格式合同的内容的注意程度及肯定标准是不一样的，保险公司作为具有专业知识和经验的机构，又是格式的保险条款提供者，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但保险合同种的格式条款虽具有特殊性，它却仍然是合同的一种类型，《合同法》的原则和精神仍对保险合同的理解和适用具有指导作用，在对保险合同条款产生争议时，应当依据合同法、保险法的相关规定予以认定。
不利解释原则应当以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和基本方法为基础，而目前法院只要合同双方对条款发生不同理解，便一概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受益人的解释已成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获取不当得利的工具。保险法的本次修改，值得赞许。该条的修订是保险合同法部分的修订为数不多的亮点，当然，保险公司在制定合同条款时，要尽量使条文本身意思明确，避免条文本身出现两种以上的解释。因为作为格式合同的提供者，在司法实务中，保险公司如果自己也解释不清楚或解释难以令人信服，可能会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我们赞同在这种问题上将举证责任更多的分配给保险公司。
明确了保险标的转让后法律后果
现行保险法第三十四条; 保险标的的转让应当通知保险人，经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后，依法变更合同。但是，货物运输保险合同和另有约定的合同除外。
保险法修订第四十九条 保险标的转让的，保险标的的受让人承继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
保险标的转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但货物运输保险合同和另有约定的合同除外。
因保险标的转让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保险人自收到前款规定的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
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履行本条第二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转让导致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
责任。
本条确定了保险标的转让之后，被保险人权利的推定承继。在这一前提下，后三款对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利益进行了均衡。该条文的意思有三个层次：第一、保险标的转让之后，由标的的受让人承继被保险人的权利义务，当发生保险事故时，受让人作为标的的所有权人有权要求保险公司赔偿；第二，标的转让的，原所有权人应当通知保险人，但是没有通知的，保险人并不能因此而拒赔，只有当保险人有证据证明标的的转让会导致危险程度增加的，方可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要求增加保费或者解除合同；第三、对于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原所有权人对标的转让未通知保险人的，如果保险人有证据证明该事故的发生是由于标的转让危险程度增加而导致的，保险人可以不承担责任。
而依照修订前的保险法规定，保险标的的转让应当通知保险人，经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后，依法变更合同。保险标的转让未经保险人同意，保险合同应属无效，保险人就可以不承担保险责任。因为保险标合同成立于投保人与保险公司之间，保险标的转让之后，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合同应属无效，而保险标的的受让人其虽然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但与保险公司并无保险合同关系，也无权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我们知道同样的保险标的掌握在不同的人手中，其危险程度可能有很大的不同。保险人的承保风险会因保险标的转让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对保险人确定是否承保、拟定费率及履行保险合同的主要义务产生重大影响。保险人有权利也有义务根据新的合同相对人的保险条件，确定是否承保、拟定费率。 新条文可能导致以下二种情况：一是剥夺了保险公司对转让之后的保险标的确定是否承保及重新拟定费率的权利。二是可能产生对被保险人权利的侵害，如出现保费应当减少的情况。
从诉讼实务来看，一个方面保险人如果能够证明保险标的转让致使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那么法律赋予了保险人可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增加保费或者解除合同的权利；另外方面即使投保人对于保险标的的转让没有通知保险人，只要保险人无法证明标的转让导致危险程度增加，那么在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就必须承担保险赔偿责任。总体来说，保险法本条修改增加了保险人对于标的转让而导致危险程度增加的举证责任。如果无法证明，则拒赔存在一定风险，而何谓危险程度增加，目前没有规定，可以想象，保险公司对此举证非常非常困难！因此当发生了保险标的转让的情形时，应当尽可能搜集证据证明确实存在着危险程度的增加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不可抗辩条款、解除分故意和重大过失及解除时效
现行保险法第十七条：……
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者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
保险法修订第十六条：……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
前款规定的保险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30日不行使而消灭。除本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外，自保险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2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
新条文一：将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主观过错仅限定在故意和重大过失范围内，而一般过失则不包括在内；二：同时，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无论是因故意还是重大过失，都只有构成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后果时，保险人才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权。与旧条文相比，增加了保险人行使解除权时，投保人因故意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所应当造成一定结果的要求，限制了保险人行使解除权的范围；三：明确规定了保险人行使解除权的除斥期间，自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30日内行使，否则权利消灭；同时该权利的行使还要受到保险合同期间的限制，即只能在合同成立之日起2年内行使，超过2年的解除权自动消灭。
关于一个月除斥期，现行保险法没有规定，但在保险实务中，保险公司特别是寿险公司，对告知义务者违反告知义务已经知道，但为占据保险费，并不行使解除权，保持沉默，等到保险事故一旦发生后，立即提出告知义务者违反告知义务的事实，从而拒绝给付保险金，这种将投保人长期搁置在不安定的状态中，而保险人则永久性地掌握着解除权的做法是不适当的，也是不合理的，有损于公平原则。因此本次立法将除斥期规定在1个月之内，如果不行使则意味着放弃行使。但是，如何证明保险人是否在已经进入计算除斥期，换言之，怎么知道保险人在1个月前已经掌握了告知义务者违反了告知义务的事实？这是司法实务中的举证责任问题，根据我理解和国外的司法实践，该举证责任落到了投保人的头上。由投保人提供给保险人已经掌握该事实的证据。
关于2年的不可抗辩原则，我国《保险法》中没有对“不可抗辩”的内容进行规定，本次保险法增加了不可抗辩条款，这条规定主要是针对长期人身保险。部分保险公司宽进严出，在承保阶段不对投保人或保险标的进
行了解，出现之后理赔阶段挖地三尺找理由，影响很坏，保险公司最为有力的拒赔理由就是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但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在目前这国情下，保险公司没有信用平台可以比较便捷的获得被保险人的相关信息，保险公司的调查手段和方式存在障碍与缺陷，采用二年的不可抗辩期，是否会诱发逆选择及道德风险值的思考。
另新条文不仅限制了保险人行使解除权的范围，增加了保险人的举证责任，因此保险人以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而解除合同的难度就大大增加；同时对公司行使解除权在时间上提出了要求，保险公司一：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尽到审慎的审查义务，对于足以影响公司是否承保或者费率等重要因素的，尽量严格现场勘查，认真审核其资质，防止出险漏洞而出现投保人可以不如实告知的可能；同时对于明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信息，必须及时向投保人反馈核实，保证信息的真实性。二：在合同成立以后，对于可能存在投保人未如实告知可能性的，必须在2年进行认真调查或者审核，并且在知道确切的解除事由之日起30日内一定行使解除权。三：加强保险营销员、保险专兼业管理，这些人员代表保险公司在一线展业，对保险标的情况最可能了解。
弃权与禁止反言原则
增加条款：第十六条第六款：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保险人承保时，需要了解投保人的有关情况，以确定承保风险，进而决定是否承保及保险费率。因此，修订前的保险法规定，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未如实告知，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该规定对保险人较为有利，实践中受到保险人的滥用，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往往并不对投保人提供的有关情况进行审查；即使在保修期间内发现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也仍继续收受保费，但是，一旦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就以上述规定为由拒绝承担保险责任。修订后的保险法对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作了适当限制：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弃权与禁止反言”原则是最大诚信原则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新保险法首次明确规定了该原则，该原则适用于保险人已经知道其有解约权和抗辩权而明示或默示地表示放弃解约权和抗辩权的情形。构成弃权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保险人必须知悉权利的存在，这里的“知悉”应理解为“保险人确切知情为准”，二是保险人须有明示或默示地意思表示。禁反言适用于保险人已经知道被保险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或者违反保证而明示或默示地向被保险人表示保险合同仍有强制力，被保险人不知其事实而信以为真地情形。在很多情况下，弃权和禁反言存在重复和交叉。
从保险实践看，“弃权与禁止反言”原则主要是约束保险人，但往往涉及到保险人、保险人和投保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如果保险人为谋取佣金收入，对保险标的或投保人的声明事项不严格审核甚至代填投保单，由于保险人是以保险人的名义进行行为的，因此，一旦保险合同生效，即使保险人发现被保险人不符合保险条件，也不能以不实告知主张保险合同解除并不承担保险责任。这要求保险公司要加强保险人管理，要求其诚信规范展业，同时提高核保人员业务技能，严格审核投保单。
投保单应附格式条款、说明和明确说明义务加重
现行法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第十八条：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保险法修订第十七条 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对照新旧条文，可以看出以下几点变化：一：新条文在规定保险人应当对合同条款说明的同时，也规定了保险人提供的投保单中应当附有保险格式条款，投保人以此为基础做出是否投保的决定。二：将明确说明义务的范围从“责任免除条款”扩大到“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三：对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除应当尽到明确说明义务外，增加规定了保险人应当在投保单、保单、或者其它保险凭证上做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的义务。
自从《合同法》明确规定格式条款以来，保险条款就被认定为典型的格式条款， 个别工商、消费者维
权机构及媒体直接称之为“霸王条款”，严重影响了保险公司的形象和声誉。其实上述组织并未正确认识保险条款和格式条款的区别和联系，造成了人们对保险条款的模糊认识。
对于第一点，我们认为其规定是合理的，保险人对保险条款的说明及明确说明应当是在缔约之前或之时，只有在合同签订之前，保险人通过说明解释的方式让投保人了解合同的内容，才能体现对投保人知情权及选择权的保护，合同成立之后在交付及说明条款没有实际意义。该法律条文明确了保险公司负有对保险条款交付时点的举证义务，应当引起重视，保险公司在认真履行保险法规定的义务同时，也应当从诉讼取证角度检视单证制作，因为，在一对一缔结合同的情形下，一方不认可实际情形，另一方均难以举证，而承担举证义务的一方必定会承担不利法律后果。目前，产险公司条款印制作有以下几种形式：一，单独印制，与保单一起交付，加盖骑缝章；二，印制在保险单正本之后；三：附印制在投保单之后。对照保险法的规定，从诉讼举证角度分析，第一、二种方式显然存在问题，保险条款单独印制，与保单一起交付，加盖骑缝章虽能证明条款的交付，但同时也证明了交付时点不符合保险法的要求。第二种方式于第一种方式存在同样的问题。我们建议保险公司采用第三种方式印刷，并在投保人声明中要求投保人做出保险条款已受领的声明内容。
对于第二点，首先必须名确，保险条款是由专业人士拟定，内容比较复杂，条款中夹杂着大量的专业术语，一般人对保险合同的内容，尤其是专业性、技术性条款难以准确理解，保险人作为合同的起草者应当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做出解释说明，充分保护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知情权及选择权，但是该条文有几点尚需进一步明确，1、说明义务的范围从“责任免除条款”扩大到“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其中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涵盖的范围有多大？责任免除条款的基本意义在于允许保险人免除本应承担的保险责任，即保险人的保险责任已经构成，却因因免责条款的存在，不用保险人实际承担。而根据修改后的条款，对一些根本就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本就不需要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条款是否属于保险法修订中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的范畴，如免赔额的设置系保险人为规避道德风险依国际通行的行业惯例设定、是不是也要明确说明？再如被保险人违反保证条款导致的免责、双方特别约定导致的免责、援引法律规定导致的免责等情形是否一并纳入“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 2、从保险实务来看，强势的投保人日益涌现，如部分单位投保人构配备专业法律人员、部分投保人通过经纪公司选择保险公司并代为订立合同、甚至部分投保人在协议承保项目中、保险合同直接就是由投保人起草的，对于这种情形，是否同样科以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
对于第三点，保险人如何证明已经尽到说明义务，是一件不易解决的事情。根据保险审判司法实践及保险案例，法院在审理保险诉讼案件中，对保险公司以投保人及被保险人义务或免责条款拒赔的，无论原告是否以“保险人条款未尽如实告知义务”作为抗辩理由，法院将主动援引保险法加以审查，保险人无证据证明已履行“明确告知义务”的，免责条款一律不生效，保险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口头说明在只有利益关系相对的双方在场的情况下，很难举证证明和认定。因此保险公司必须制作相关材料做相关记录，保险公司能向法院提供的最用力证据就是投保人的亲笔签名的投保单，保险公司格式投保单投中保人声明栏目中一般均有“本保单相应条款被保险人已领阅，保险人已对全部条款明确说明，特别是责任免除于被保险人义务部分，本人已悉知其含义，同意投保”之描述，保险公司如能向法院提交符合规定的投保单，而投保人无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的，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对条款的效力一般予以确认。由此可见，在诉讼中，是否能向受诉法院提供投保人亲笔签名的投保单决定了绝大部分保险诉讼的成败。根据修订的保险法，保险人因对投保单做相应调整1、增加受领条款内容。2、将“免责条款”的描述修改为“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另保险公司务必重视保险法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的切实履行，重视投保单亲笔签字的落实工作，规范程序并不必然导致效率的下降，该项工作只要保险人愿意来做，是能做到的，也是必须做到的。 如法有明文，保险公司知而不守，届时败诉赔钱，纯属咎由自取。
另保险公司大量业务通过专兼业单位达成，建议保险公司司在与相关单位签署（兼业）协议中，明确约定“人应向投保人全面告知保险合同条款内同，特别是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及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部分须做明确说明，并确保投保人亲笔签署投保单，如因未履行上述义务，造成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人应当以此保险赔偿数额向保险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具体措辞，可酌情修订，我们认为该约定明确了人应承当之义务，符合保险法及保险监督机构的文件规定，符合保险公司利益，有利与投保人权利的保护，公平合法有效。
规定了较短的理赔时效
第二十三条：……
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认为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应当通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有关的证明和资料。
第二十二条：……
保险人按照合同的约定，认为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应当及时一次性通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
进一步明确和规范保险理赔的程序、时限，解决理赔难的问题。一是约束保险人要求被保险人补充索赔材料的行为，规定，保险人认为被保险人等提供的有关索赔请求的证明和材料不完整的，应当“及时一次性书面”通知被保险人等补充提供，以避免保险人以此为由拖延理赔；二是明确核赔期限和通知义务。规定，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索赔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30日内作出核定，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保险人应当将核定结果书面”通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督促保险公司及时受理索赔，及时核定责任；三是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要求保险人说明拒赔理由。
修订前的保险法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请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应当提供其所能提供的有关的证明和资料；当上述证明和资料不完整时，保险公司应当通知其补充提供。实践中，有的保险公司故意每次只通知补充提供一部分资料，并以证明和资料仍不完整为由多次要求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借此拖延赔付时间。修订后的保险法规定，上述情形下，保险人应当及时一次性通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另这一规定由于缺乏明确的时限规定，有的保险公司常常以未完成核定为由，故意拖延赔付时间；认为不属于保险责任的，也不及时通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修订后的保险法规定：1、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2、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保险人应当自作出核定之日起三日内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发出拒绝赔偿或者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书；此外，还必须说明拒绝赔付的理由。新条文比较旧条文的修改在于当投保人等提供的索赔资料不完整时，保险人向投保人等提出的要求投保人提供补充材料的请求仅有一次，而旧条文对于保险人的该请求并没有做出次数限制。条文明确了核赔的期限，同时对于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的还要求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说明拒赔的理由。
该条文修订的立法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明确和规范保险理赔的程序、时限、解决理赔难的问题。立法本意在于保护被保险人的权益，但对于保险公司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其核赔的时间进行了限定；当然，法律也允许当事人对于核赔的时间做出约定；增加了保险人对拒赔案件的说明义务。首先，核赔人员应当树立在案件发生之后，就在第一时间内及时、全面了解案件情况的意识；其次，加强培养核赔人员的法律思维，提高迅速甄别案件焦点问题的能力以及学会把握证据对于案件事实认定的作用。其次、在没有合同约定的情况下，尽量加快核赔的时间，遵守法律的规定，防止由于未在时间规定内理赔而受到的损失；其次，对于所承保的大型项目，如果预估到将来核赔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那么可以在签订合同时在合同中约定核赔的时间，从而排除法律关于“及时”与“三十日”的规定，争取更多的理赔时间。最后、对于拒赔案件，在实务中，保险公司一般都会给被保险人做出拒赔通知书，说明理由，因此仍应当贯彻该做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法院在裁判阶段将保险审判争议焦点聚集在保险公司的拒赔理由上，如拒赔通知书载明的理由无法成立，将对保险公司在诉讼阶段提出的其他理由不再审核，由此可见，拒赔通知书的制作也特别重要。
责任保险制度的修改和完善
现行保险法 第五十条 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
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
保险法修订第六十五条在原来基础上增加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
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未向该第三者赔偿的，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
通过上述条文的描述，我们发现，责任保险从以前的从“保障被保险人利益”向“保护第三者利益”转变，体现了责任险的第三者利益属性，根据增补的两款规定，被保险人可以将保险赔偿保险金请求权的转让给予第三者，使第三者可以直接从保险人处获得赔偿；赋予第三者保险赔偿保险金代位请求权，以保证第三者能够及时获得赔偿。实践中经常出现被保险人怠于向保险人行使保险金请求权的情形，而最终的受害人还是第三者，而被保险人从保险人获得的赔偿保险金最终要支付给受害的第三者，新保险法参照合同法关于代位权的原理，规定第三者
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很显然受害第三者可以诉讼方式直接起诉保险人，因为对被保险人是否怠于行使请求权如何判断保险法没有明确，在未来的诉讼中必然也是充满争议，同时本条的规定也会滋生被保险人消极履行赔偿责任的情绪，而司法实践中法院显然不会拒绝第三者的诉讼行为，可以想象，在新法实施之后，保险公司不得不面临新法修改导致的大量此类的诉讼案件的涌现。
另新法强调了保险公司对第三者获偿利益的注意义务，限制被保险人领取赔偿保险金 ，保证第三者获得有效赔偿。在过去的责任保险实践中，曾经出现被保险人从保险人处获得赔偿保险金后隐匿躲避或挥霍一空或用于清偿其他债务的情形，以致第三者无法得到赔偿。这种情形的存在违背了责任保险的立法目的，也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 这个规定也为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支付赔偿保险金提出了条件：一是被保险人在向保险人申请领取保险金时必须提供已经向第三者进行赔偿的证据；二是保险人在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金时必须审查被保险人是否向第三者进行了赔偿。但这种规定，无疑使保险公司在实际操作实务中增加了难度，我们认为保险公司的这种注意义务应是形式上的审查义务，保险公司尽到形式审查义务之后，第三者如仍终未获得被保险人赔偿的，第三者无权以保险公司违反注意义务为由向保险人主张损害赔偿。
本次保险法修订对责任险理赔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应当重新设置责任险理赔规则及流程。
明确了理赔时效的性质和起算点
现行保险法第二十七条 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权利，自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二年不行使而消灭。 人寿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的权利，自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五年不行使而消灭。
保险法修订第二十六条 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人寿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向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五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
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请求给付保险金的期间的性质是“除斥期间”还是“诉讼时效”一直存在很大争议。新保险法将索赔期限性质明确为“诉讼时效”平息了争议，与《民法通则》诉讼时效的规定保持了一致，同样适用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延长的规定，这对被保险人权利的保护更为充分。
另值得注意的是保险法修改将起算点确定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这与《民法通则》的规定存在一定差异，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起算点为“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按照民法通则的理解，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保险公司如拒绝赔偿，可以视为权利受到侵害，诉讼时效方开始起算。我们认为，这种差异会导致司法实践中的分歧，须立法或司法解释予以进一步明确。
诉讼时效属于法律强制性规定，当事人不得通过合同约定的形式加以排除适用，也不得增加或缩短。理赔索赔时效明确为“诉讼时效“后，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中断、中止和延长的规定，扩大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理赔索赔时效期间。现有保险条款种存在大量的关于索赔期限的约定，新保险法实施之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即使违反此这约定，并不导致索赔权利的丧失，因为这些规定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属无效，因此，产险公司应当根据该规定对产品条款进行梳理，对理赔政策进行修改以保持与法律规定一致。
明确了催交保费宽及扣减保费的效力
现行保险法第六十条 保险人对人身保险的保险费，不得用诉讼方式要求投保人支付 。
保险法修订第三十八条 保险人对人寿保险的保险费，不得用诉讼方式要求投保人支付。
保险法修订增加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被保险人在前款规定期限内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给付保险金，但可以扣减欠交的保险费。
保险法修改缩小了禁止诉讼催缴的范围，由原先的人身险缩小范围至人寿保险。
人身保险包括人寿险、健康险及意外险，根据保险法修订之规定，保险公司可依法追缴投保人欠缴的健康保险及意外伤害保险保险费。团体人身保险存在定期结算业务，部分投保人拒绝缴纳结算保费，由于原先的保险法禁止保险向投保人追缴人身保险费，因此造成保险公司财务坏帐。现保险公司可向投保人追缴保费。保险公司可以在保险合同中对投保人欠缴保险费约定带有惩罚性的违约金，对于欠缴健康险及意外险保费的客户，及时采取各项法律措施，必要时可依法提起诉讼。
扣减保费的规定使得被保险人宽限期出险后公司可以在先扣减所缴保费后给付保险金的做法具有明确法律依据。实务中，被保险人宽限期出险后公司扣减所缴保费后给付保险金，受益人往往以该做法没有法律依据而向法院提起诉讼后胜诉。该条款规定可减少公司保费损失。保险条款和理赔操作中加入本
条款内容。
死亡保险合同被保险人同意权
现行保险法第五十六条 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
修订后保险法第三十四条 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
投保人投保时，如被保险人未在投保书上签字但口头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保险合同有效。
该修改避免被保险人口头同意死亡险的情况下保险合同被认定为无效，促进交易和保护交易安全。实务中如有确切证据证明被保险人曾口头同意死亡险并认可保险金额，公司就不能主张合同无效。本条的修订主要和寿险公司有关，但产险公司也经营的短期健康险也涉及这个问题。实践中的确出现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保险合同因无被保险人签字而导致保险公司拒赔，更为恶劣的是一些保险公司在投保之时，明知被保险人未作书面确认，但也不提出要求，出险之后却据此拒绝赔偿，这种行为是极不诚信的，可能是基于上述纠纷的出现，保险法修改中删除了“书面”二字，我们认为本条的修改动机是好的，但做法是非常不人道的，可以预见，因“书面”二字的删除而增添众多冤魂，原保险法之所以强调书面形式，其便于举证是次，重要的是提醒被保险人慎重，避免因投保人的道德风险导致被保险人的死亡，其实是对生命权的一种保护和关怀，它对抑制道德风险是非常重要的。
认定“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这一行为的话语权更多的是掌握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一方。 从保险公司角度思考，为维护合同稳定性，防止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串通退保，我们建议，保险公司仍然采用书面形式为妥。
团体保险中的受益人的指定
现行保险法第六十一条 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
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
修订后保险法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可以由其监护人指定受益人。
第三十九条 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
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投保人身保险的，不得指定被保险人及其近亲属以外的人为受益人。
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可以由其监护人指定受益人。
有的用人单位在为员工投保时，将本单位指定为员工身故保险金的受益人。按照保险法的一般原理，这笔保险金的所有权就归于用人单位。通常情况下，在职员工遭遇意外身亡后，单位会支付一笔抚恤金以示对逝者的哀悼和对家属的安慰，须说明的是，在工伤制度普遍实行的情况下，单位对员工家属的一些抚恤款项的支付更多的是出于道义而非法律义务。这些用人单位往往拿这笔保险金作为抚恤金，这样就可以达到安抚原工家属又无经济上负担性支出的目的。保险法修订规定投保人对与其具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有保险利益，可以为其投保，同时规定，此种情形下，保险合同不得指定被保险人及其近亲属以外的人为受益人，我们认为这种规定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单位通过购买保险的形式规避或分散部分用工风险是正当的行为，其行为没有法律上的禁止，在实践中，这种保险行为得到保险公司及员工的认可。我国实行保险制度以来，为谋求保险金，亲人间相残很多见，单位为谋求保险金而谋杀员工的极其鲜见，没有证据表明，在单位作为受益人的情况下，道德风险会被诱发。投保单位不能指定自己受益人，这种无理规定使投保单位无法通过购买保险的方式转移用工风险，保障员工利益，将给团体人身保险市场的发展带来很大影响，因为投保单位投保动机丧失，团体险业务可能出现萎缩。这种情况下，用人单位、员工、保险公司均因该规定受损害，特别是没有保险公司经济支付作为保障，用人单位与死者家属之间的矛盾可能会被激化成社会问题。
由于新保险法禁止企业为员工投保的保险业务中指定被保险人及其近亲属以外的人为受益人，因此保险公司再依据投保单位与被保险人之间关于指定投保单位为受益人的协议，将保险金支付给投保单位的行为将被认定为无效。受益人即使签署上述协议后，仍可向保险公司主张权利，保险公司将面临重复理赔的法律风险。建议保险公司修改承保手续，如果投保单位要指定自己为受益人，应明确告知法律规定。
保险金作为遗产给付
现行保险法第六十四条 被保险人死亡后，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
（一）没有指定受益人的；
（二）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三）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修订后保险法第四十二条 被保险人死亡后，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有关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
（一）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定的；
…….
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且不能确定死亡先后顺序的
，推定受益人死亡在先。
增加了“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定的”情况下保险金应作为被保险人遗产，并按《继承法》由被保险人的继承人依法继承，解决了实务中受益人为“法定”情形下的争议；同时明确了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事件死亡，且无法判断死亡先后顺序时，推定受益人先死，填补了立法空白。
保险法将司法实践中已经采取的规则法律化，避免了争议，保险公司应根据法律规定完善理赔业务规则，提高服务时效。
自杀的保险责任
现行保险法第六十六条 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被保险人自杀的，除本条第二款规定外，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对投保人已支付的保险费，保险人应按照保险单退还其现金价值。
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自成立之日起满二年后，如果被保险人自杀的，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给付保险金
修订后保险法第四十四条 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自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二年内，被保险人自杀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保险人依照前款规定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应当按照合同约定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本条明确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另增加了“二年”期限的起算点的规定，即在合同效力中止的情况下，自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算。 在我国，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包括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以及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前者从年龄上即可进行判断，而后者则需要经过法定程序认定。由此可见，自杀必须以被保险人有意思能力能力为前提，自杀是自杀者在意思自主状态下作出的决定，自杀以主观故意为限，被保险人因过失导致自己死亡的，不属于自杀。 实际上，对一个已死亡的人临死前的心理状态进行认定是有难度的，保险公司不得不面对举证上的尴尬。修订之后的保险法无论从立法价值取向还是具体条文具限制了适用自杀免责的范围，公司将承担更多的自杀赔付责任。保险公司应完善理赔政策，避免不必要的诉讼。
受益人故意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责任
现行保险法第六十五条 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其他享有权利的受益人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或者伤残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丧失受益权。
修订后保险法第四十三条 投保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其他权利人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该受益人丧失受益权。
如果一份保险合同，指定了多个受益人的，其中部分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该受益人当然不能获得保险金。那么，其他受益人是否可以获得保险金？目前的做法是，保险人有权拒赔，其他受益人拿不到保险金。在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时,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这对于无辜的受益人不公平。新保险法对次进行了修改完善,规定此种情形下,实施非法行为的受益人丧失受益权,但保险人不因此免除保险责任,保护了无辜受益人的合法利益。再发生上述情况，仅仅是“该受益人丧失受益权”，而不再连累其他受益人。另指定受益人有两人以上，明确约定受益份额或顺序，其中一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这种情况下如何赔偿需出台司法解释加以明确。
综上，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时，公司不能拒赔，仍应承担保险责任。保险公司修改完善理赔政策，准确履行赔付责任。
刑事强制措施损害的保险责任
现行保险法第六十七条 被保险人故意犯罪导致其自身伤残或者死亡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人应当按照保险单退还其现金价值。
修订后保险法第四十五条 因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导致其伤残或者死亡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的行为是属于对社会的危害性行为，应当遭到社会否定，因此犯罪不赔原则必须确立。从条文分析，被保险人在因犯罪导致自身伤残或死亡均不赔偿，“导致”二字表明，犯罪行为与伤残或死亡必须有因果关系，否则不能适用该条规定，当然导致伤残或死亡的原因包括：自身过错致所致、受害人、第三人或警方所致 、同伙所致（如分赃不均，反目成仇）、执行死刑。另值得思考的是，如过被保险人在犯罪预备或者犯罪中止阶段伤残或死亡，保险公司是否可以免责？被保险人死亡，国家机关显然无法通过刑事判决来确认其行为是否属于犯罪，这种情况下，商事审判中是否
可以对被保险人罪与非罪的判断？
总之，本条修改增加了保险人免责范围，比较明确的是被保险人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导致其自身伤残或者死亡的，保险公司可拒绝承担保险责任。在我国，刑事强制措施有五类，按照强制力度从轻到重，依次分为：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
本条修改扩大了保险公司保险责任免除的范围，有利于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应相应完善理赔政策，准确认定赔付责任。
严格保险条款的制定要求
新增条文第十九条 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的下列条款无效：
（一）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
（二）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
本条参照了《合同法》第四十条关于格式条款的强制性规定，对格式条款的内容进行限定。实际上，保险监管机构对保险条款的拟定、申报、审查等事项均有规定，为强化保险公司对自身条款合规及合法性审查，监管机构规定了法律责任人制度，由法律责任人对保险条款的合法性履行审查职责，另保险条款须向保险监管机关办理审批或备案手续，保险监管机构应履行职责，对保险条款加以审查，经备案或审查之后的保险条款应当认为不存在本条规定的问题。
保险法律法规范文3
经济危机对保险市场的冲击
首先，寿险业遭受直接冲击较大。
金融海啸让全球保险业蒙上了阴影。2008年，全球保费收入下降3.6%，其中寿险保费下降5.8%，非寿险相对平稳；2009年保费总额缩减3.7%，寿险保费下降2%，非寿险基本与上年持平，仅下降0.1%。
从不同保险业务的角度看，寿险业受到经济危机的直接冲击比较明显，而非寿险业则相对平稳。原因在于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发达保险市场投资连结产品的销量，导致寿险业务整体大幅缩减；另外，金融市场不景气波及寿险市场。然而，非寿险业务与实体经济间的关系更加密切，诸如基础设施、车辆等投保标的稳定存在，各国的经济刺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非寿险市场的业务缩减状况。
其次，后经济危机时期寿险业恢复更快。
2010年，全球经济逐步复苏，经济回暖也带动了保险行业增长。继保费规模连续两年下降之后，全球保险业在2010年重新回到增长轨道，保费收入实际增长2.7%，达到4.3万亿美元。其中寿险保费增长率为3.2%，达到2.5万亿美元，高于前十年平均增长水平；非寿险保费增长率为2.1%，达到1.8万亿美元，仍低于前十年平均增长水平。
通过对比发达国家寿险保费收入与GDP的相对增长速度、非寿险保费收入与GDP的相对增长速度发现，在后经济危机时期，寿险业恢复迅速，然而非寿险业恢复较为缓慢。发达国家寿险业务继2009年增速下滑1.6%以后，2010年业务规模有所复苏，增长1.8%。而发达国家2009年非寿险保费收入小幅下降，2010年增长1%。
保险业发展规律在我国的适用性
与发达国家保险市场不同的是，虽然2009年以来我国经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不小的冲击，GDP增速明显放缓，但截至2010年，我国保险市场基本未受到太大影响。2008-2010年，不论是寿险业务还是非寿险业务，增长速度均高于经济增长水平。
然而，2011年，正当各发达保险市场迅速恢复之时，我国寿险市场出现了罕见的规模下降。这与我国宏观经济形势低迷关系十分密切，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后续影响力尚未消除。2011年，我国GDP增速降至9.2%，比上年降低1.2个百分点，由于我国寿险市场产品结构与发达保险市场类似，理财型产品占比较高，因而出现了与发达保险市场类似的现象，寿险业受宏观经济的直接冲击比较明显，寿险业务规模较2010年下降了10.2%。
从近几年我国寿险和非寿险业保费增速来看，非寿险业务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较小，各年之间标准差较低，业务发展表现的更加平稳；同时，由于近两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仍然较为低迷，寿险业务规模波动也较为明显，这均与全球保险市场运行规律相符。印证了经济波动对于寿险业与非寿险业的影响规律在我国的适用性。
2012年保险市场展望
展望2012年，我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受债务危机拖累，发达经济体财政刺激空间压缩，结构调整无力，加之私人部门需求暂时无法接替公共需求，经济增长将失去动力。受到国际市场环境动荡、出口条件恶化的影响，资本流动的冲击逐步加大，我国作为出口大国，经济增速将受到世界经济形势的拖累。同时，由于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投资将回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将放缓，经济下行压力提高。
因而可以预料，2012年，与宏观经济形势联系紧密的保险业也将放缓增速，尤其是寿险业务规模增速可能无法恢复到之前的增长水平。在宏观经济形势不佳的大背景下，保险业应当抓住机遇调整结构，使保险产品逐步回归保障型业务。
保险作为为民众提供安全保障的行业，更应当在宏观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发挥作用，尤其是保障程度相对较高的健康险、意外伤害保险、传统寿险，能够最大程度上满足民众安全的需求，提高国民幸福感。因此，应当重点改善产品结构，而非盲目扩张规模。
适当“降速”利发展
事实上，如果我国保险业一直保持“超高速”增长未必是好事。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保险行业逆势增长需要克服更大阻力，甚至影响经营业绩，因此，保险行业适应市场环境的前提下适当“降速”可能更有利于行业健康发展。
在承保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保险公司金融资产增值成为获得营业利润的基础。然而，在全球低利率的背景下，行业高速发展却只能带来保险盈利水平加速下降。一方面，投资环境不佳导致近两年全球保险公司盈利能力大幅下降。另一方面，受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世界很多国家已经发生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尤其是食品和能源价格的快速上涨，使我国陷入巨大的通胀压力中，这同时也推高了非寿险公司的理赔成本。
保险法律法规范文4
县人大常委会：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在全省范围内对《产品质量法》及相关的《计量法》、《标准化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的部署，县人大常委会结合__实际，认真制订执法检查的具体方案，部署各阶段工作，督促政府和有关部门认真组织自查自纠，组织执法检查组对三个法律实施情况进行了检查，广泛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现将检查情况报告如下：一、这次执法检查工作的特点
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电视电话会议之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及时研究部署《产品质量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检查工作，以“三讲”教育为动力，妥善安排执法检查和各项日常工作，提出了执法检查要“有声势、有重点、有成效”的总体要求。4月20日县人大办发出执法检查的通知，法律实施主体单位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其他相关单位主动投入自查工作，在自查的基础上，县人大组织执法检查组进行抽查。这次检查有如下特点：
一是把对法律实施情况的检查与学习宣传法律相结合。首先是县人大常委会组织常委会部份组成人员和机关工作人员认真学习三个法律及有关法规；接着于4月27日召开了县经委、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农业局、县商业行业办、供销社、烟草专卖局、粮食局、工商局、医药管理局等单位的干部学习法律和进行座谈。提高了我县生产和流通部门干部的产品质量意识、法制意识和对这次全省统一部署执法检查的重要意义的认识。宣传上，除了采取多种形式宣传三个法律外，烟草专卖局、商业行业办、粮食局等单位还结合自身实施有关法律、法规开展宣传。粮食局结合国家今年新公布的《稻谷规格品种收购质量标准和计价办法》组织干部职工学习，举办培训班。医药管理局将三个法律打印成册。农业局对农药、化肥经营者组织学习培训31人次。
二是检点明确。根据__实际，在检查行政部门对贯彻实施产品质量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情况时，确定了三个重点行业，一是关系我县主导产业的食用菌生产原辅材料、塑料筒袋、竹制品生产销售行业；二是对关系人民群众人身健康、安全的行业如药品、食品、建筑材料行业；三是专营专卖如香烟、食盐、化肥农药经营行业。通过自查、检查以考察我县产品质量工作的情况。
三是以执法检查为动力，加大执法力度，及时查处各类违法案件。根据群众对市场牛肉注水的反映，质量技术监督局明查暗访，5月10日当场查获了一经营户在屠宰黄牛时注水的不法行为。商业行业办加大了生猪集中屠宰的宣传力度和工作力度，从4月26日开始对生猪屠宰市场进行一个月的集中整治。工商部门从5月20日起开展“工商百日执法大行动”，加大打击生产、流通领域假冒伪劣违法行为，查扣价值3万元的冒牌排气扇107台。
四是自查工作做得较细，面较广。质量技术监督局、工商局、经委等10多个重点部门、重点行业向县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汇报了自查情况，其他相关单位报送自查书面材料。
二、贯彻实施产品质量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成效
我县在贯彻实施产品质量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以增强领导干部和生产、经营企业的产品质量意识，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为重点，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加大打击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行为的力度，加大产品质量认证制度和标准体系建设的工作力度，为促进地方经济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主要的成效有：
一是加强宣传工作，提高了全社会的产品质量意识。近三年来，每年的“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和九月份的质量月都举行大型现场宣传活动，开展产品、商品的质量咨询，受理消费者投诉，展示假冒伪劣商品。还通过印发宣传资料5000多册（份），举办各类培训班12期400余人次，组织法律知识竞赛等宣传教育方式，提高全社会产品质量意识和标准化生产重要性的认识。为企业推行质量体系认证制度、标准体系建设、计量检测工作打下了基础。
二是强化企业生产标准工作，促进企业产品质量提高。在工业领域，针对我县生产企业规模小、基础差、无标生产严重的实际，加大产品标准工作。全县133家（类）产品，有60％，计72家（类）产品无标生产。通过逐个企业、逐个产品制订完善产品标准体系，使工业企业执行标准从不足40％提高到96％，基本达到“消灭无标生产”的要求。在农产品领域，制订了第一个地方农业标准。《高架栽培花（厚）菇生产技术规程》，完成了受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委托对《香菇》行业标准的修订工作。
三是支持和鼓励企业采用先进科学技术，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浙南铅笔厂、丰园公司两个企业分别生产的铅笔、刨花板产品执行标准达到国际标准。今年我县双枪竹木有限公司开展IS09002国际标准质量认证，目前已正式通过认证。 在县人民政府和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给予大力支持下，于6月底正式申请认证。通过抓典型，有力地推动了企业产品质量工作。
四是开展群众性的产品（商品）质量活动，提高全社会产品质量意识。工商部门和消费者协会通过评选“消费者信得过单位”和创建“打假维权、消费者满意街区”活动，提高全社会产品质量意识和生产经营单位的产品质量工作。全县有14家企业被评为“消费者信得过单位”。生产经营单位产品质量有较大提高。2000年抽签六个（类）产品122个批次，合格率100％的有水泥5个批次，化肥33个批次，竹筷2个批次；合格率90％以上的有香菇筒袋62个批次；麦麸18个批次合格率78％；不合格的有蛋糕2个批次。
五是认真执行工作计量器具强制检定制度。质量技术监督局成立三年多以来，严格执行计量检定的法律规定，对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及时检定，共强制检定工作计量器具9718台件。今年5月份开始，对液化气计量实行计量监证制度，维护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和消费者权益。
六是打击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商）品的违法行为，富有成效。质量技术监督局在有关部门配合下，开展集中打击食用菌原料渗杂使假，去年查获渗假麦麸240多吨，端掉制假窝点5个。三年来共查处违法案件474件。工商部门去年共查处劣质食用菌原料麦麸370吨，石膏30吨，红糖2160公斤，酒精1280瓶，福尔马林1300瓶。烟草专卖局对卷烟市场管理以路上查处走私贩假为主，通过烟草专卖经营者户籍化管理，逐步走上了规范经营者进货渠道管理为主的市场管理，净化了卷烟市场。
七是加强了执法队伍建设。质量技术监督局从1996年10月份成立以来，工作条件、执法水平、技术装备不断改善。实行垂直领导管理以后，为改善技监局工作条件，县人民政府安排了条件较好的办公用房。成立了食用菌检测中心，配备了20多万元的设备。16名干部职工，经过省级培训，均取得执法资格证书。建立了行政执法责任制，规范了执法行为。
三、存在问题和建议
1、认识有待提高，宣传贯彻工作必须进一步加强。从检查汇报情况和抽查中发现，生产经营单位，特别是领导干部，产品质量和法律意识不强，在对生产经营的指导工作中忽视产品质量工作。如有的主管部门产品质量管理知识、产品标准知识匮乏，存在产品质量监督管理、产品标准工作是技术监督部门之事的思想，内部设置无人专管该项工作。必须加强宣传力度，使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到没有质量就没有效益，认识到产品质量管理是全面加强管理的必然要求，既是企业日常管理的基本内容，也是各级政府服务企业、服务经济的重要手段和基础性的管理工作。要通过宣传，形成大家都来关心产品质量、监督产品质量的良好社会氛围。
2、要加快检测机构申报通过计量认证的步伐。检查中发现，全县所有检测机构均未通过计量认证。由于财力不足和思想认识上的原因，目前多数单位申请认证积极性不高，工作难度较大。检测数据关系到产品质量是否合格。计量认证可有效地规范检测行为，提高检测水平。特别是向社会出具检测数据的机构，未通过计量认证，检测数据不具法律效力。建议县政府要统筹安排，加大经费投入，改善硬件，相关部门要加强技术人员培训，提高业务水平，为加快检测机构的计量认证步伐打好基础。
3、流通领域假冒伪劣产品层出不穷，城乡之间、不同商品之间质量差距较大。如粮油食品市场，存在着使用他人包装物的违法行为。特别是大米包装物，__大米使用浦城等产地名称或包装，误导消费者，损害消费者权益。建议要加强部门之间协调和执法工作的配合，加大执法力度，严格执法，提高管理水平。对流通领域的假冒伪劣的不法行为，工商技术监督部门要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形成合力，严厉打击。对去年工业企业生产标准进行的完善修订工作，工业主管部门要加大工作力度，使之真落到实处。
保险法律法规范文5
关键词：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法律保障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937（2015）02-0032-02
1 人才的选择
1.1 公司的权利
①审查权：在审查应聘者条件时，公司有权要求其提供能够证实其身份和能力的相关材料，并有权审查、核实其材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对于部分材料的真实性不能现场、直接确认的，必要的时候可以通过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查询或者向发证单位函调。为了在聘用前可以全面了解该应聘人员的综合情况，通过向其原任职单位发员工背景调查函的形式，了解其在原单位的工作时间、岗位、职责描述、薪资水平、工作表现及业绩、人际关系、离职原因、给新单位的推荐或建议、有无竞业限制协议等。
②知情权：在公司审查应聘者条件的时候，公司有权知情其与工作、岗位要求相关的个人材料，如必要的家庭、亲友状况、个人爱好、疾病史、应聘初衷和对岗位的认识、离开原工作的原因等。对于与应聘岗位、工作相关的信息，应聘者应积极答复，不应将此视为侵犯个人隐私。
1.2 公司的义务
公司对应聘人员须详细告知其应聘岗位的状况及职责描述，如需经常加班、出差等需要事先与其进行沟通，并最好采集其书面的意向。离职员工重返公司的，公司需要向其强调其连续工龄、本企业工龄是否连续计算等政策。
1.3 应聘人的权利
应聘人员有权要求招聘单位提供明确的岗位说明书，在聘用的时候有权了解招聘单位与招聘、聘用相关的基本信息。
1.4 应聘人的义务
应聘人在应聘和被聘用时，必须毫不隐瞒其身份、学历、工作经历等方面的真实情况，并保证相关材料的真实性。提供虚假信息和材料经查证，应聘人应承担由此给用人单位造成的一切损失。
2 培 训
2.1 公司的权利
①评价权和考核权：对于培训是否取得预期的效果，公司有权根据被培训人的表现和绩效进行评价，根据评价结果决定岗位配置及岗位内容的变更与否。②培训协议的签订权：公司有权与被培训人就培训内容、期限及服务期等方面签订培训协议。
2.2 公司的义务
①培训应有针对性和现实性：公司在制定岗位培训计划的同时，必须具有针对性，有的放矢，才能取得较好的培训效果。培训的内容必须科学、务实，避免不必要地、盲目地进行。②培训的事先告知和征求意见：培训必须事先告知被培训人，将培训计划事先通知岗位上工作的人员，从而给被培训人充分的准备时间。
2.3 被培训人的权利
①选择决定权：被培训人有权根据公司的培训计划和自身的特点选择决定参加培训的内容，有权参与培训方案的设计，并最终决定是否参加培训。②服务期的约定权：在培训之前与培训人签订培训协议时，对约定培训后延长的服务期有权做出单方的意思表示。
2.4 被培训人的义务
①尽力达到培训效果：被培训人需按照培训人的培训计划尽力参与培训，并尽力达到培训效果，取得较好的培训成绩。②根据培训协议约定的服务期，积极将培训所学知识运用到岗位实践中，在服务期内尽力履行应尽义务，同时违约时承担违约责任。
3 考 核
3.1 考核人的权利
3.1.1 根据考核制度规定和权限行使考核权
考核人有权根据公司关于考核制度的规定和权限，发挥主观能动性，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被考核人行使考核权限，进行行之有效的考核。
3.1.2 考核结果的执行力
考核结果一经合法程序产生即具有相应的效力，被考核人和相关部门、人员须尽力执行，以保证考核结果的最终效力和落到实处。
3.2 考核人的义务
①严格按照考核制度和权限进行考核：考核人在行使考核权利的同时，必须遵守考核制度和考核权限的约束，不能超越权限或是滥用权限，且必须按照考核制度规定的流程进行双向的、全面的考量，从而避免由此造成考核结果的不真实。②考核应公正、公平地进行：考核人须尽力保障考核结果的公信力和说服力，确保不偏不倚。
3.3 被考核人的权利
①对考核结果的认可权：对考核结果及整个考核过程，被考核人有权要求公开并进行监督，对考核的结果有权加以认可，非经被考核人认可的考核结果即为单方面的、无效的，不能作为进行其他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的依据。②对考核结果的抗辩权：被考核人认为考核结果不能真实反映自己的绩效，可以按照考核的流程及申诉的渠道行使抗辩权，向有关部门提出自己申诉的理由和能够证明自己理由的材料。
3.3 被考核人的义务
①接受考核：被考核人须配合考核的进行，将实际工作业绩真实、完整地展现，以保证考核结果的公正。②接受由于考核结果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公司各项劳动用工制度、奖惩及培训制度与绩效考核密切联系，由于考核结果造成的关于劳动合同期限、薪酬福利、培训等方面的调整，被考核人须一并承担。
4 用 人
4.1 用人单位的权利
①选择权：用人单位在明确岗位要求的情况下，有权根据岗位设置和岗位职责选择合适的人才，并根据实际发展需要选择岗位的数量和设置。同时，用人单位也有权对不符合岗位要求和不适应公司发展需要的人员进行重新选择。②管理权：在双方确立劳动关系后，用人单位有权对相应的岗位和人员通过依法制订公司规章制度，科学设计公司发展机制等手段进行管理，合法、充分地行使劳动用工自，对劳动关系实施相应的控制和调节。
4.2 用人单位的义务
①依法管理的义务：用人单位实施管理的手段、程序等必须严格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不得违反国家有关的强制性规定。②依法承担法定义务的义务：在建立劳动关系之后，用人单位需要承担国家规定的强制性义务，如依法签订劳动合同、依法参加社会保险、依法保障员工安全生产环境、休息休假、获得报酬等一系列义务。
4.3 受聘人的权利
①平等就业权：受聘人在符合岗位条件及职责要求的情况下具有平等就业的权利。②选择岗位的权利：受聘人在用人单位为其提供了岗位选择的情况下，有权根据自己的条件、能力等个人状况选择岗位。③获得报酬权：受聘人在提供相应劳务的同时，有权获得与其所提供劳务等价的报酬。④安全受保护权：受聘人有权受到与其岗位相适应的安全生产保护，并得到提供劳务期间避免受到伤害的保护。⑤休息权：受聘人在提供相应劳务的同时，有权根据法律规定及公司制度获得相应休息的权利。⑥获得社会保险权：受聘人与公司确立劳动关系并向其提供劳务后有权获得相应的社会保险，以保证其生活及发展。⑦非法定情由不失去劳动机会权：受聘人在正常劳动期间，如果不存在法律明确规定的情由，应受到不失去劳动机会的保护。
4.4 受聘人的义务
①提供劳务的义务：受聘人应根据用人单位提供的岗位及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忠实、勤勉地提供劳务，创造最佳业绩。②遵守制度、服从管理的义务：受聘人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需严格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服从公司的正常管理，保障公司正常生产、发展的需要。③保密义务：在关键的技术、销售、财务、管理等岗位上工作的受聘人，对于其岗位上接触到的尚在保密期的用人单位的相关保密信息、技术或商业秘密等，承担保密的义务，无论其在职或是已经离职。
5 留 人
5.1 公司的权利
5.1.1 选择激励方案、规划员工职业生涯的权利
公司应根据发展需要和生产实际，选择适合的激励方案，合理规划员工的职业生涯发展。
5.1.2 根据员工业绩确定适用何种激励、如何激励的权利
公司有权根据员工的能力、业绩对其进行选择、适用相应的激励措施，并有权进行相应的调整。
5.2 公司的义务
①保证员工最低收入和基本福利。公司必须依法保障员工的最低收入和最基本的保险福利待遇，以作为其基本生活的保障。②公司在设计留人机制时，必须遵守国家有关强制性规定，并遵循科学的定薪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
5.3 员工的权利
①有权要求获得与其业绩相适应的待遇和福利：员工在留人机制中并非被动，而是平等协商的一方主体。员工有权根据公司制度及双方约定要求与其所提供劳务、所创造业绩相适应的待遇。②非法定事由和平等约定，福利待遇保持相对稳定的权利：员工的待遇一经确定，即应保持相对稳定，并应写入双方书面约定的劳动合同中，员工有权在除法律规定的事由和平等约定外，维护自己相关待遇的稳定，从而获得自身发展的保障。
5.4 员工的义务
①接受公司的管理：员工在确立劳动关系、接受公司的有关制度设计后，必须接受公司的日常管理，服从公司按业绩进行的正常分配。②提供与激励相适应的劳务：员工必须积极、勤勉地向公司提供与其所受激励相适应的劳务，保证业绩的稳定和不断上升。
6 结 语
当然，现代企业管理手段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内容也极其丰富多彩。作为现代企业管理的法律保障，是有一定的原则性和规律可循的。随着现代劳动关系的发展和日益多元化，企业管理的法律保障势必需要继续加强，从而促使企业管理更加科学化、规范化，以适应创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发展需要。
参考文献：
[1] 冯立平.人力资源管理[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
保险法律法规范文6
[论文摘要]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主体为公司的董事会、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的对外担保决策程序不同，公司对外担保的对象是公司自身之外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公司对外担保的数额受公司章程记载的限制。商业银行在接受公司提供的对外担保时，应从其决策主体、程序、对象和数额等方面进行审查，以防不必要风险的发生。
公司对外担保是指公司以其自身的财产或信用为其他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的债务履行提供担保的行为。根据2006年1月1日起生效的《证监会、银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的规定，上市公司的对外担保是指上市公司为他人提供的担保，包括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旧公司法只有第六十条第三款涉及到公司担保的问题，由于对决策主体、担保对象和担保数额等规定不明确，该款的含义倍受争议。新公司法完善了公司担保特别是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制度，使其具有了较强的可操作性。但这一制度的细化也给银行在办理担保贷款时带来了一些经营性风险，商业银行在接受公司提供的对外担保时要细化审查程序，以防范风险和损失的发生，维护国家的金融安全。
一、公司对外担保的法律规制
(一)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主体
根据我国新《公司法》及《通知》的相关规定，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主体主要分三种情况：
1、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因而，一般情况下公司对外担保只能依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以决议的方式作出决定，其他任何机构、任何个人不能擅自作出公司对外担保的决定。
2、股东会或股东大会。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三款的规定，公司为其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并且该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得参与该担保事项的表决。
3、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根据《通知》的规定，上市公司对外担保必须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上市公司的《公司章程》应当明确股东大会、董事会审批对外担保的权限及违反审批权限、审议程序的责任追究制度。并且规定以下事项(但不限于此)只能由股东大会决议：①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②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O％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③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的担保；④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二)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程序
我国公司法对于公司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董事会的决议方式原则上是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可以由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决议一般分为两类：普通决议和特别决议。普通决议是对公司一般事项所作的决议，一般只须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特别决议是特别事项所作的决议，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对外担保的决策程序依公司是否为上市公司，法律的规定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非上市公司对外担保决策程序。
根据公司法第四十四、一百零四等相关条款的规定可以看出，公司对外担保的决议并非法定特别决议事项，一般情况下，只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即可。但公司法对相关股东的表决权予以了排除，即当公司为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时，该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能参加该事项的表决。
2、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程序。
为了规范上市公司的对外担保行为，有效防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风险，我国《公司法》、《通知》及相关法律、法规对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规定了较为严格的决策程序，并规定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要参照执行。
首先，上市公司的章程应当明确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批对外担保的权限及违规责任追究制度，即该项内容为上市公司章程的必要记载事项。
其次，《通知》规定了应有股东大会审批的对外担保事项，并规定应由股东大会审批的对外担保，必须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批；股东大会在审议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议案时，该股东或受该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与该项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即该项决议为股东大会的一般决议。
第三，公司章程规定为董事会审批的事项，必须经出席董事会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并做出决议。即该决议为董事会的特别决议。
另外，根据《通知》的规定，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在作出对外担保决议后，应及时披露相关信息，包括决议内容、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担保总额、对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等。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也应通过上市公司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三)公司对外担保的对象
IH(公司法》第六十条第三款及第二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公司董事、经理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否则将责令取消担保，并依法承担赔偿等责任。而新《公司法》第十六条及相关规定则取消了公司不得以其资产为本公司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个人提供担保的规定，而是把对外担保对象的选择权赋予了公司，依公司章程由公司董事会、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本公司股东、其他个人及单位都可以成为公司担保的对象。
(四)公司对外担保的额度限制
新《公司法》对公司对外担保的数额并没有做出具体限制性规定，但依第十六条的规定，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对外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担保最高数额做出规定。为了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的对外担保，《通知》规定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必须经董事会审议后再交股东大会审批。
二、公司对外担保的法律规制给商业银行带来的风险及防范
公司是当今经济发展中重要的市场主体，其与银行的信贷关系甚为密切。新公司法实施后，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市场主体通过公司的对外担保手段向银行融资的数额将大量增加，公司违法或违反公司章程对外担保将使该担保无效，会给银行业的经营带来极大的风险，因而银行必须采取切实措施，防范经营风险。笔者认为银行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要做好对公司章程相关内容的审查
公司章程是公司的自治规则，它将公司法律未能明确规定的事项予以细化，或在公司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根据情况对公司的制度做出具体的规定。公司章程在公司中的效力相当广泛，被称为公司。【2J(P12)新公司法赋予了公司章程对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做出规定的广泛权利，如若公司提供外担保时违反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将会导致担保合同无效，因而必须予以重视。首先，银行必须要求公司提供最新且符合新公司法规定的公司章程；其次，要审查担保人提供材料中的公司对外担保决策主体是否与公司章程中的记载相一致；再次，要审查公司章程有没有关于对外担保总额及单项担保最高数额的限制，若有限制，在接受公司对外担保时，应符合公司章程的相关限制规定；最后，还要审查章程中有关公司决策程序方面的特别规定，以防公司决议违反公司章程而被人民法院应股东的要求而撤销，导致担保合同无效。
(二)要对担保对象及参与表决的股东资格进行审查
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公司对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时，必须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在表决时，该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得参加，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因而首先要对担保对象进行审查，看其是否为公司的股东，或虽不是公司股东，但却是可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的人；其次要审查这些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否参与了公司该事项的表决。
(三)要区分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进行进一步审查
对于上市公司的x~~l-担保公司法上虽然没有特别的规定，但在《通知》上有较一般公司更为严格的规定，因而应予以特别注意。首先应审查上市公司章程把对外担保的决议权赋予给了哪个公司机构，权限是什么，其决议是否与其权限相符合；其次应审查该x~#l-担保是否为《通知》或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必须由股东大会决议的事项；第三，要审查应有股东大会决议事项是否经过了董事会的预先审查通过；第四，由董事会决议事项，是否决议由出席会议的2／3以上董事同意并决议通过；第五，应审查是否对该担保决议按规定进行了信息披露。
对于非上市公司的对外担保，银行应审查它是否为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若为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则其对外担保应根据《通知》的要求，按照上市公司规定进行审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