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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现代化范文1
笔者从以下四个方面浅谈实现教育现代的几个关键点：
校长教育思想的现代化是前提
校长作为学校的领导者，其思想和观念直接影响着一所学校的办学方向。当前，中小学课程改革正处于深化期，校长的课程意识、文化内涵、教育情怀、价值观念极大地影响着全体师生员工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决定着学校的整体发展方向。学校的办学条件可以暂时落后，但办学思想不能落后。如何将先进的教育思想渗透到学校教育的方方面面、外化为教职员工的工作方式、内化为教职员工的价值追求，是当今校长面临的冲击与挑战。纵观国内外一些成功学校，它们的共同点是：校长有思想，教师有智慧，学校有文化。为此，校长必须是现代教育思想的拥有者、传播者和践行者。
前不久，山东省五莲县举办了“教育现代化专题论坛”，来自山东、河南、河北等地的近50名校长和来自台湾的教育专家围绕论坛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笔者有幸参与其中。三天的活动令笔者感受颇深。台北教育大学张世宗教授对当代教育的深刻剖析，林士真教授对课程建设的理性思考，与会校长们的危机意识和鲜活的办学思想让笔者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在这里，笔者进一步理解了什么样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什么样的行动才能迈向教育现代化。同时，也令笔者坚信这样一句话：校长的思想观念决定着一所学校的命运，校长教育思想的现代化是实现学校教育现代化的前提。
教师的专业化是必要条件
校长所具有的现代化意识，为学校现代化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可能，要把这种可能转变为现实，还需拥有一批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只有依靠这些教育现代化主体的生力军，教育现代化的目标才能在基层学校得以实现。
如何把学校的办学思想转化为教师的行为，使其不断地提高自身的业务素养，适应现代化教育的需求，已成为实现教育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此，学校要不断为教师的学习、研究和实践搭建平台、提供机会，使教师的教育观念不断更新，师德水准、知识结构、教学技能和研究意识不断提高。同时，教师要增强应用信息技术进行教育教学改革的意识，掌握信息技术基础知识和操作技能，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又一重要任务。它不仅影响、制约着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也影响和制约着教育现代化的内容与方法。所以，加强教师全员培训、推动教师专业素养的提升是实现教师专业化的当务之急，必须抓实、抓紧、抓好。要让教师培训的系列活动成为学校的一种常态，成为学校为教职工创造的一种福利待遇，成为每位教师内在的精神需求。
科学的管理制度是保障
教育现代化是一个宏伟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做到依法治校、依法执教，努力实现办学的自觉性、自律性、民主性和开放性，不断地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因此，建立和完善科学的学校管理制度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保障。
学校制度靠人建设和施行，也靠人去发展、完善和创新。为此，学校要坚持走依靠教师发展学校的办学道路，以教师为本，增加教师民主管理权，鼓励和引导教师积极参与现代化学校制度建设。要进一步完善有利于促进学生个性发展、教育质量提升和教师素质提高的评价机制，充分地发挥过程性评价、激励性评价和多元化评价的导向功能，积极营造锐意进取、改革创新的良好氛围。要努力实现学校教育管理规范化、办学条件标准化、办学特色多样化的目标，保证教育教学过程健康、有序、高效，从而促进每一位学生健康成长。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不断向前推进。
办学条件是物质基础
必要的办学条件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因此，政府要积极创造条件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不断地改善教师和学生的工作环境与生活环境。大力发展现代教育技术，让先进的多媒体等信息技术工具走进校园、走进课堂。同时，要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让校园文化成为净化师生心灵、启迪人性智慧、促进师生幸福成长的精神家园。五莲县虽然经济不算发达，但全县从幼儿园、小学、初中到高中的硬件投入却在全国都是超前的，足以反映当地党委、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和当地老百姓对教育的支持力度。这种物质保障对当地校长和教师来讲，既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压力，推动着全县教育工作者在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更大的步伐;对全县人民来讲，是一份决心，是一份希望，也是一份幸福。
四个现代化范文2
在摩托罗拉系统看来，无线网络必须进行全新的设计与规划，才能与移动办公需求相匹配。未来无线网络应该具备高性能、高安全和可视化、策略化管理的能力，而无线网络架构也会发生“四化”的变化：流量模型的多样化、管理模式集中化、策略执行本地化和故障排查可视化。
摩托罗拉系统认为，让无线网络的架构支撑流量模型的多样化，最关键的是保障网络性能、设备性能与需求的匹配。摩托罗拉系统（中国）有限公司无线网络解决方案业务总经理蔡劼告诉记者，单一AP或无线控制器属于设备性能，而无线网络在整体网络，包括接口带宽下的最小性能则为网络性能。当前无线网络的瓶颈通过提高单一AP的接入能力或性能是无法解决的，单一AP不仅需要考虑用户接入量、接入性能的问题，还要与实际需求相匹配才能解决问题。为此，摩托罗拉系统正在对整体网络架构做出变革，其新一代操作系统WiNG 5，可让所有网络流量不再流经无线控制器，以便让多媒体业务的性能达到最优。这种方式能让视频通话流量更快速地到达目的地，通过网络架构的调整来保障设备性能。
蔡劼表示，管理模式的集中化是保障网络可管理性、降低管理成本的出路。当终端进一步向智能终端变革，无线AP的数量将不可避免地增加，而以太网推出最后的100米也会导致无线AP的大幅增长。如何管理规模庞大的AP将成为企业不得不考虑的问题。目前，摩托罗拉系统提出的方案是在WiNG 5实现控制器管理控制器，控制器管理AP、AP管理AP，并将设备管理、安全管理、无线管理变为对Profile的管理。通过对Profile的简单调整，无论网络规模变大或变小，整个网络都能实现集中、统一且便捷的管理。
四个现代化范文3
十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四次提到的“四个现代化”。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率先提出了“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的任务。
十年之后的1964年12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在二十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会谈时，提出“到二十世纪末，争取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1000美元，实现小康水平”。邓小平把这个目标称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即“小康之家”。
尽管改革开放前中国走过不少发展弯路，与“四个现代化”渐行渐远，但每个中国人，都对“四个现代化”有着美好憧憬。或者说，“四化”是中国人心中的愿景。这种憧憬与愿景，既有对美好生活的渴求，也有对国家日益强大的追求。
因此，十八上提出“四化同步发展”的发展构想一经提出，立即在国人心中激起“四个现代化”巨大的共鸣。有评论认为，“新四化”既是中国共产党立足全局、着眼长远、与时俱进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发展到一定阶段，对现阶段突出矛盾的一次求解，也是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一种综合考量；更是打破阶层界限，唤起更广泛民意，达成更广泛共识的宏伟蓝图。
“新四化”不仅有建立共识的重大作用，还对破解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有现实指导作用。
“新四化”既是一个发展蓝图，也是一种标准。十报告强调的是“四化同步”，就是要求要统筹、协调发展。不过，统筹与协调发展，并不是一刀切。同样一本“新四化”经，要有不同的念法、做法，不同地方要根据具体情况，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要突出不同的重点，有区别有重点。
“新四化”中，目前最受追捧的是城镇化。城镇化一枝独秀，余热至今未退。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城镇化对地方经济贡献直接，地方搞起来热情高涨；但一方面，城镇化能够使大部分农民转化为城镇居民，其深远意义怎么评估也不为过。但这并不说，要全国一盘棋，到处都搞城镇化。从区域发展看，东部比较发达地区，通过信息化等手段进行产业升级，搞新型工业化才是重点，城镇化需求没有西部那么强烈。因此，从紧迫性与现实性上看，广大的中西部显然更适合大力发展城镇化，而新型工业化与信息化建设短期也不紧迫。
四个现代化范文4
关键词 治理体系 治理能力 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267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4-1145（2017）06-000-02
2月17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认识的新飞跃。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为实现现代化进行着不懈奋斗
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涉及社会生活诸领域的深刻的变革过程，这一过程以某些既定特征的出现作为完结的标志，表明社会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是人类文明的一场深刻变化。在世界现代化潮流中，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古老文化魍车亩方国家，在西方近代文明的直接冲击下，与西方近代文明相汇合，并在本民族文化精神的支配下，不懈地探索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走上了独具特色的近代化发展道路。
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一直贯穿着两大重点：一是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二是繁荣富强和持续发展。中国现代化发展可划分为四个阶段：起步阶段（1840～1 895年）；整体发展阶段（1895--1927年） ；曲折前进阶段（1927～1949年） ；腾飞阶段（新中国成立至今）。可以说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的现代化是尝试、摸索的阶段，虽然都不太成功，但是对后来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经验和模式的反思。新中国的建立拉开了全面现代化建设的序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真正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建设，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了突飞猛进和全面发展的时期。
这个时期的现代化主要分为两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从“四化”到“五化”。在20世纪中期前后，中国共产党逐步地形成了“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即“四个现代化”的认识。从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开始提出工业、农业现代化的问题，到1959年末至1960年初，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中，提出了“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的“四化”。1964年，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正式地把“四化”表述为“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978年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邓小平重提“四化”，更加重视“四化”建设问题。在“四化”提出50多年之后，2013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其《决定》中明确地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原有的“四化”目标里增加并强调了这一新的内容。
第二条线索是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四化”之后，随即把“四化”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即通过“四化”，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这就形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认识。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强调现代化的各方面建设问题。1987年中国共产党十三大报告，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就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现代化建设的内涵是“富强、民主、文明”。此后，这样的内涵规定一直为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至十六大报告所沿用。2007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又增加了“和谐”的内涵。“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实际上概括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现代化建设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诸领域的基本要求。十以后把绿色、共享等写入了社会发展目标，更加强调发展的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发展成果的共享性，现代化发展的速度、质量实现了飞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真正地实现着现代化的梦想。
二、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是对现代化认识的又一次飞跃
（一）完善深化了现代化发展的目标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把“四化”目标丰富为了“五化”目标。建国伊始，党和国家确立的战略发展目标是工业化，即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富强的工业国，以后发展为了“四化”目标。改革开放后中国式现代化的思维明确显示出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延续与加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党第一次明确把“四个现代化”作为全党工作重心。他还提出了 “三步走” 的战略构想，到 21 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可以说，这段时间的现代化目标是“多见物，少见人”。
我国经过近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极大的解放了生产力，丰富了社会物质财富，生产关系的变革必然需要上层建筑做相应的变革，必然要求机制和人匹配相应的现代性，国家治理的机制和国家体系现代化的提出也就应运而生。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问题，由“四化”目标跨进“五化”目标，单从目标指向来说，方向更明确，目标更丰富。而且更注重强调机制和人的能力的现代化，着重点指向了对上层建筑的变革，现代化的目标由“物”转向了体制和人，现代化发展要求更全面、更具体、更深入，也标志着我们对于现代化的整体认识臻至完善，这也遵循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路径，达到了现代化的更高层次。
（二）抓住了发展现代化的核心―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经验说明，人是一切现代化的核心和根本，因为现代化的动力源泉和先决条件是人的现代化，而现代化获得的成果最终应由人们共同享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把把现代化由“物”的层次上升为了“人”和机制的层次。
现代化是社会的转型，社会整体现代化是一个具有主体意识的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实践的客观历史过程，也意味着人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精神境界和劳动技能等各种素质实现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人，所以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前提和动力。 人作为社会活动的主体，人的需要、主体意识和能力，人的生存和发展方式及其作用发挥，既受到社会现代化的影响，也影响着社会现代化。因为不管如何先进的机制、制度、生产的技能，都是由人去创造的，由人去执行实现的。在现代化的有序发展中，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是一个双向建构的过程，二者协同发展，相互影响，由于人的主体性、主动性决定了一个社会现代化进程。从世界现代化的发展历程看，既有以人的革命推动现代化发展的成功经验，也有忽视人的素质提高造成现代化畸形发展的失败教训，人的现代化理论正是这些深刻教训得出的结论。理论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人的现代化才是一个社会实现现代化的核心要素。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共享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更加鲜明，共同富裕的目标任务更加明确。在《“十三五”规划建议》指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并强调“社会建设要以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在体制机制、制度政策上系统谋划。”因为“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
（三）赋予了清晰明确的价值内核
原来的“四化”目标并没有明确而具体的价值理念的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赋予了发展现代化内在澎湃的动力，外在正确的导航定向。
计划经济下的社会价值观就是高度的统一和集权，倡导绝对的统一和忠诚。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必然带来了各种新旧价值观念、东西方价值观念的冲突，呈现出多元价值观并存的局面，很多时候让人们无所适从，以至于出现价值失范的局面，也成为了继续深化改革的绊脚石，历史经验证明了，没有科学价值观引领的改革要么会背离初衷、偏离了大道，或者就会昙花一现。在“五化”目标里一个新亮点就是将国家治理与社会主义24字的核心价值观紧密联系起来，为继续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价值导向。从制度取向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导向作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治理层面的价值取向。“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治理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则是国家治理对公民个体的价值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上述三个方面为国家治理体系及其现代化起到了定向导航的作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为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提供载体。”核心价值观提供的是一个社会发展所需的方向和动力问题，只有核心价值观深深的浸润于我们的社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才会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前进，方向不变，动力不竭。
四个现代化范文5
对“五四”就不能一分为二吗
冯先生的表态，首先是把自己定位为“五四”的捍卫者和“五四”精神的独家解释者。“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现代中国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人们似乎只要把自己的营垒放到“五四”这一边，把对方看作“五四”的对立面，就拥有了天然的发言权，他说的话就成了绝对真理，不容质疑了。类似的论战方法已是屡见不鲜，对、对鲁迅，都有过“凡是”派，不许人们一分为二地评价。然而，后来人们还是意识到，也好，鲁迅也好，都是人，不是神，都可以而且应该辩证地评价。时至今日，竟还有人沿用“凡是”派的方法，真要让人生出不知今夕何夕的感慨了。
对于“五四”，是否可以历史地、一分为二地评价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马克思主义都要发展，要与时俱进，我们在继承“五四”精神遗产时，是否也要有一个发展的观点?“五四”提供了科学、民主、理性等宝贵的财富，“五四”还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就是这些，也应该在新的时代演生出新的内容。“五四”精神不仅要和新的时代相结合，而且要和新的文化土壤相结合，因为科学、民主、理性等等，都是从西方引进的观念文化，这些观念如何中国化，如何在中国的实践中发挥作用，是一个并不简单的问题。
很显然，笼统地表态，呼唤几声“五四”精神回归，并不能够真正继承“五四”的精神遗产。恰恰相反，用历史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去审视，通过实际行动，才能使“五四”精神在新的时扬光大。科学、民主这些观念要中国化，要和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发生有机的联系，这恐怕是一个必须走过的，绕不开的过程，而“五四”当年都是坚决彻底、激烈地反传统的，因此，今天要真正继承“五四”的精神遗产，就必须一分为二地评价“五四”。科学、民主是应该继承的，可是对待传统文化的偏激和决绝的态度，是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今天应该重新认识。也只有抛开一味否定传统文化的态度，用建设性的眼光，寻求传统文化本质精神和现代观念的结合，才是唯一的出路。这看起来是一个悖论，也的确不会十分容易，但绝非如冯如孟先生所说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如果没有建设性，不能实事求是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精神，科学、民主就只能永远停留在空洞的口号上，就像一株美丽的花，失去生存的土壤，只能是干花、假花。对于“五四”，我们以前见得太多的是呼喊一些表态性的口号，没有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所以说“走出‘五四’的影子”，就是走出这样的“口号派”的影子。
“对话”在谈到“走出‘五四’的影子”时，明确指出：“走出‘五四’的影子，还包括真正继承‘五四’的财富，就是科学、理性的精神。”而冯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却有意无意地曲解了这个意思，断言“这是‘五四’精神已经过时的一种婉转的说法”。冯先生在把自己定位为“五四”的捍卫者之后，当然要把他的商榷对象置于“五四”的对立面了。然而，“对话”从来没有认为“五四”精神已经过时，只是对“五四”精神的理解和他完全不一样而已。我们认为“五四”精神的实质是科学、理性，他却认为是激烈反传统。所以他的意见可以说是无的放矢，并没有和他的商榷对象对上茬。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同传统文化就是中国人身上的血液，激烈地、完全彻底地反传统，意味着要把血全换掉，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就是当年反传统最激烈的一批知识分子，如鲁迅、胡适等，身上都还有着非常浓重的传统道德，胡适就被认。为是“新思想的先锋，旧道德的楷模”。传统的道德文化不可能真正完全彻底地抛弃掉，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冯先生简单地把传：统文化一棍子打成“封建道德”，以为这样就捍卫了“五四”精神了，其实这就像期间“破四旧”一样，既不科学，也不民主，更不理性，恰恰和“五四”精神背道而驰。
“五四”当年反传统的一些提法，有一些今天毫无疑问是值得我们反思的，这和科学、民主、理性的精神并不矛盾。如“打倒孔家店”，就是一个十分情绪化的门号。又如说二十四史就是“吃人”二字，也是偏激的说法。对这些提法应该历史地分析。当年提出来是有其原因的，那就是说“矫枉必须过正”。鲁迅在对青年人解释这种矫枉过正的决绝姿态时有过一个比方，“为了打开一扇窗户，就要把屋顶掀翻”。这说明，“五四”知识分子本身也是有着清醒认识的，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他们当时矫枉过正的目的．就是期待着一个合适的时机，由后来人来拨乱反正，把房子重新建起来。
当时激烈反传统的姿态还有一个更加深远的历史背景，就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失败及其给全体国人带来的失败者情绪。一连串的失败使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心彻底丧失了，所以对待传统文化，就出现了许多偏激的、情绪化的说法和做法。一旦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当我们民族从鸦片战争的失败阴影中走出来，逐渐走上富强和现代化的成功之路，我们能够平静地、理性地认识自己的传统文化之时。也就到了拨乱反正之日了。今天，改革开放带来国运昌明和文化复兴的趋势，这和“五四”时期还处在鸦片战争阴影下的情形大不相同了，应该是一个重新认识传统文化，恢复文化自信的时代。
传统文化等于封建道德吗
冯先生以为激烈反传统就是“五四”，而提倡传统文化基本精神就是反对“五四”。殊不知，“五四”提出的根本问题，就是中国的现代化问题。而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从西方照搬过来，必须是中国文化土壤上的现代化，实质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真正继承“五四”精神，一方面是要将科学、民主这些来自西方的现代观念中国化，另一方面也是要使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实现现代转换。这并不是不切实际、一相情愿的幻想，恰恰是唯一可能的出路。而一味反传统，要从自己生长的文化土壤上凌空腾起，则正如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是不可能之事。
所以，“对话”讨论“中华民族文化的现代出路”，实际上就是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到某种相对恒定、在今天这个现代化的背景下依然不会过时的基本内核，以科学、民主、理性等现代观念观照之，使之焕
发出新的生命力。这个基本内核是什么，也许会有许多见仁见智的不同的提法，而我们提出“血缘价值”作为全体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和文化底线，就是考虑到这种价值观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相对恒定性。古代讲“以孝治天下”，是血缘价值的一种实践，今天我们讲用“爱国主义”来凝聚全球华人，可以说是血缘价值的一种新的实践。“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都已经过时了，但是血缘价值并没有过时。今天的中国人，甚至是穿洋装、吃西餐、生活在海外的中华儿女，都还是特别地爱土恋家，特别重视亲情。血缘价值对于中国人存在着特殊的意义，是一个明显不过的事实。
而冯如孟先生对于血缘价值的曲解，到了十分离奇的程度。他一方面说血缘亲情是全人类共同的一种价值观，并不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另一方面又列举了许多所谓中同人特有的“陋习”，如任人唯亲、裙带关系盛行，甚至腐败问题等等，都说成是血缘价值所带来的。更离奇的是，他还把血缘价值说成是“种族论”、“血统论”，把希特勒的种族灭绝行为也算到血缘价值的帐上。看来，为了做这篇商榷文章，他已是完全不顾逻辑、不怕混乱了。
冯先生的一个思维方式，就是把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道德，一棍子打死。他甚至把现今许多商号、商品冠以“帝”、“皇”、“霸”、“宫庭”的名称，也说成是传统文化的弊端。其实真正具有传统文化修养的人，恰恰是讲究“不逾制”的，尤其不可能随便称“帝”称“皇”。所以如果硬要说弊端的话，这些也只能算是传统文化崩坏带来的弊端。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过去时代的许多具体形式，到了现代社会的确出现了问题，但是对于这些问题也应该具体地、历史地分析，简单地贴标签的做法，是非常有害的。血缘价值是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这种精神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实践。其实，就算是古代所讲的“孝道”，也不能简单地以一个“封建道德”的判断了结之，何况血缘价值在新的时代有“爱国主义”等等新的表现形式呢!
还有，我们说血缘价值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底线，就是说在这个底线上可以推演出高尚的人格。事实上，儒家强调的推己及人，就是从对自我的爱推演至对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的爱，然后再推演至群体的爱，最后到对天下人的爱。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意思了。文化底线，是道德文化的最低要求。说血缘价值是我们的文化底线，就在于这是一个相对来说能为最大多数的中国人所认同的精神价值，并非认为这是一种最高的道德标准。高的道德不能推演出低的道德，而低的道德可以推演出高的道德。血缘价值能够作为我们道德文化的底线，因为低层次的人可以用它来孝敬父母，而高层次的人可以用它来做好“父母官”，做好“人民的儿子”，推演出“天下为公”，等等。所以，血缘价值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更是中国的。
四个现代化范文6
关键词：自由主义；局限性；传统；现实
中图分类号：K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8-0027-02
“五四”时期自由主义思潮通过宣扬人权、民主、平等等思想对当时的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并引发了“五四”新思潮，为后来“五四”运动的爆发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也为后来马克思主义思想引入中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由主义思想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不能满足当时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迫切需求被马克思主义所取代。本文从“五四”时期自由主义思想的内容和缺陷出发，对“五四”时期自由主义思想的历史局限性进行讨论。
一、“五四”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想
自由主义思想在“五四”时期主要核心为个人主义思想，即个人应该首先追求个体的自由，个体的自由是指个体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由自己独立作主，从外界束缚中解放出来。由个体自由向着国家自由、民族自由、经济自由、政治自由等不断的迈进，但自由首要的最基本的还是指个体自由。同时个人主义思想认为：“人们虽然向往自由，不断地争取自由，但是人们的自由无不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所以自由历来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然而，自由的真谛并不在于它是否受束缚，而在于表现它的主体的自主自决性。”
个人主义思想在“五四”时期主要表现为易卜生主义，对易卜生主义大力宣传的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将易卜生主义概括为：“个人必须充分发展自己的天才性，必须充分张扬自己的个性。人要想有益于社会，就要让自己充分发展。即‘救出自己’的为我主义。”①胡适解释道：社会是由个人构成的，多救出一个人就是多准备一个再造新社会的分子。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残人的个性，使个性不能自由发展。而发展个性，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就是个人自由意志的实现与个人自担干系、自负责任。胡适认为自由独立的人格是现代文明的基础。胡适认为自治的社会，共和的国家，只是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都负责任。若不如此决不能造出自己独立的人格。
“五四”时期自由主义思潮的领军人物除了胡适外，还有陈独秀、傅斯年等人，自由主义思想作为贯穿“五四”时期的主要思想动力，对批判当时的封建旧思想和传统观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五四自由主义思想由于既脱离中国的传统文化，又不能解决中国当时的根本社会问题，最终被更能适应中国社会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所取代，被中国革命者所运用。
二、自由主义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一）脱离社会现实
一种学说或是思潮，在一个地区能够广泛传播，与该地区的社会环境和现实需要是密切相关的。中国的二十世纪初正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阀连年混战，社会政治黑暗，“五四”时期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广泛传播，更多的是因为中国的精英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把自由主义思想以及建立西方资产阶级立宪国家当做一种救国救民的手段和实现早期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出路。但是中国的自由主义传播者们缺乏对当时中国社会环境现实的准确认识，导致了自由主义思想最后没有被中国的革命先驱们接受。
在对当时中国的社会革命方面，“五四”时期自由主义思想与当时社会环境现实的最大脱离就在于自由主义者们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干预。近代中国社会问题复杂，不仅有来自封建势力的剥削，更有来自帝国主义的压迫。但“五四”时期自由主义者们却对国外势力的干涉估计不足，胡适就认为帝国主义势力的虽然存在，但国内问题才是民族危机的根本原因，这有其一定的道理，但胡适又认为帝国主义者在本质上还是希望中国能富强起来，只要中国自己问题解决了，帝国主义的问题就不会存在了，这就低估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事务的控制与干预目的与程度，既没有认清问题所在，也没能很好地调动国人的民族主义与反帝激情。在半殖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整体危机的解决，需要一场根本性的革命，而胡适却仿照西方自由主义的主张，企盼用思想的启蒙，理性的拓展和科学的增长来消除社会危机，推动社会进步。这对于一个受封建势力长期浸泡，传统势力根深蒂固，现代意识空前缺乏的国家来说，是不现实的。②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待当时中国现代化问题上，“五四”时期的自由主义者们对待中国现代化发展奉行的是一种仿照西方的原始资本主义道路，即通过自由资本的原始积累来循序渐进地发展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实现现代化，这与当时中国经济被帝国主义掌控、封建残余厚重的中国经济情况也是一种脱离。对于旧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展的民族国家来说，当时迫切需要的是一只“看得见的手”，即一种强有力的政治力量，足以对外抗拒帝国主义列强，对内扫荡封建主义势力。即集中一切权力，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核心，以政治的乃至军事的手段去取得民族独立，进而完成民族资本的基础积累，完成初期现代化的目标。③但当时的自由主义者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执着与构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这与当时中国的现实需要也是不相符的。
（二）背离传统文化
“五四”自由主义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自由主义者们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这一方面是由于自由主义思想在宣传之初的目的就是为了批判封建旧思想对人民的危害，完成人民思想的启蒙，反对袁世凯的“文化统治”；另一方面也与自由主义者们的学习经历相关。
历史证明，一种新的文化思潮在一个地区想要进行广泛的传播，必定会需要与该地区已有的文化产生某种对接和联系。以该地区的传统文化作为根基进而广泛传播，一方面可以使新的思潮易于使人们接受，另一方面也可以进一步发展该思想在传播地区的实用性。西方近代自由主义，也是植根于“二希传统”（古希腊、希伯莱精神文化传统）之中从而在西方广泛传播。而“五四”自由主义思想在传播之初就由于其彻底地反封建性没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对接，要与中国传统彻底绝裂，不仅要“打倒孔家店”，而且连孔家店的地基都要挖掉。④这就导致了自由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的“脱节”，使得当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自由主义文化渐渐疏离和对立，从而导致了当时中国士绅阶层和劳动人民对自由主义思想中的自由主义资本市场概念和民主共和观念的排斥和远离。
而从现代化的角度看，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仅是自身政治制度、经济的现代化，也是一个民族、群体相对于世界的现代化。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必定会要求一个国家和民族回归于自身的传统文化要求，在自身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改进自我，实现与世界先进政治、经济、文化概念的对接和自我发展。而“五四”自由主义者们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虚无主义”思想，在为一个国家开辟现代化道路阶段或许会有一定的作用，但在现代化开始之后，如何实现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保留？如何不至于使本民族“盲从”与世界发展趋势？这些问题都是“五四”自由主义者所欠缺考虑的，如果按照自由主义思想实行现代化，那么在现代化的中后期，它的问题就会逐步暴露出来。近代中国想要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必定要结合民族主义道路，将现代化思想与本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民族与世界的有机对接。
三、“五四”自由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
“五四”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作为贯穿“五四”时期的思想核心，自由主义思想不仅是开启人民思想的“钥匙”，也是“五四”运动的主要精神动力。是由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思潮催化而成的。自由主义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打破束缚人们的“道统”观念，使自强意识、民主觉悟的内在能量得以迸发。⑤自由主义通过宣扬人权、民主、平等等思想引导了五四新思潮。新思潮以自由主义为引线，标榜自立自新的精神，鼓吹独立自主的人格，犹如阵阵春风，化开了封建专制、封建道统冻结下的国人的心扉，它使无数有志青年从徘徊苦闷中解脱出来，在解放思想、人格自由精神的驱动下，开始探索新的救国方案。
同时，自由主义还开启了五四新文学，的先驱者们开展的新文学的革命，即白话文运动，大大提高了文学的写作自由度。白话文不论是语法规则、词语选择，还是文体构建，以其舒畅活泼的表达手法，自由奔放的精神内容，很快赢得了人们的欢迎。通过白话文运动，自由主义者揭露了老八股老教条的弊端，解放了当时人们的思想，给了当时中国独立民主的希望。自由主义思想还改良了北京大学，使其成为了的摇篮。蔡元培到北大后，为了改变旧派人物对北大的控制，即聘请大批新派人物如陈独秀、胡适、、周树人等来北大任教。这些新派人物把自由主义的思想带到了北大校园，并从校内扩展到校外，为的发生起到了关键作用。
四、总结
“五四”自由主义思潮，作为当时贯穿“五四”运动的精神动力和核心思想，对“五四”运动的展开和对当时人民思想的启蒙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自由主义思想在对待当时中国问题的片面性和对待帝国主义问题的乐观性，使它不能作为一种能够完整解决当时中国问题的一种革命思想加以发扬。同时由于其全面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五四”自由主义思想也没有能够作为一种实现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思想加以运用。“五四”自由主义思想的产生自由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在目前来看，中国的现代化更多地是需要建设者们理性地分析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对待。
注 释：
①②张胜利.中国五四时期自由主义[D].天津师范大学，2006.61，73.
③④黄玉顺.“自由”的歧路―“五四”自由主义的两大脱离[J].学术界，2001（3）：23，23.
⑤王献玲.论自由主义在中的历史地位[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36.
参考文献：
〔1〕张胜利.中国五四时期自由主义[D].天津师范大学，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