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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超市员工总结范文1
根据市应急管理局工作要求，现将2020年上半年安全生产工作汇报如下。
一、责任落实情况
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推动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和省实施细则。严格落实“三个必须”要求，切实压实行业监管、专业监管、综合监管责任。以《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五个必须落实”》40条刚性规定为着力点，有效促进企业管理水平和员工安全素质提升。
二、工作开展情况
坚持疫情期间开展常态化安全生产治理、攻坚等专项整治行动。协助督导企业复工复产的同时，持续排查治理安全生产问题隐患。
应急管理领域。一是危险化学品方面。加强辖区内危险化学品储存、使用、经营、运输和废弃处置各环节全主体、全品种、全链条安全监管体制机制，强化油气管道途经人员密集场所高后果区安全监管。上半年共进行各类检查12次，排查隐患16项，现已整改完毕。二是烟花爆竹方面。加强节假日期间的管控，强化日常监管。三是非煤矿山方面。深化非煤专项治理，强化非煤矿山提升运输设备、顶板支护、防排水等隐患排查治理，大力管控尾矿安全风险。上半年共检查8次，隐患排查12项，现已整改完毕。
消防安全领域。一是在各行政村成立村社级扑火队。二是建立和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和措施。三是以住宅小区、高层建筑，商业街道等为重点，开展建筑内部及周边道路消防车通道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设置警示牌，预留消防车通道宽度，并定期开展巡查、检查和维护等。四是镇内高层建筑、老旧小区、群租房、商场超市、学校医院、养老机构、公共娱乐等人员密集场所以及家庭作坊等高风险场所消防隐患排查整治。
住建安全管理领域。一是建筑工地施工现场管理方面。食品区在建续建建筑工程共计7项，其中：市政工程3项，园区企业3项，房地产项目1项，截止目前，建筑安全生产秩序良好，未有安全事故情况发生。二是加气站方面。强化区内加气站气站内安全管控，定期检查报警系统。严厉查处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储存、充装、运输、使用等环节中各类违法行为。三是燃气管理方面。建立区行业监管部门、供气企业、用气企业、消防站联防联控机制。做到发现问题及时快速响应。
工信安全管理领域。一是按照《机关企事业单位复工疫情防控指南(1.0版)》(简称《指南》组织包保干部分类深入企业开展督查，指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成立工作专班，确保组织机构到位、防控预案到位、排查核实到位、物资保障到位、人员管理到位、环境消杀到位和日常管理到位。二是对所辖企业疫情防控及安全生产情况进行地毯式摸排，做到全覆盖。三是对重点企业实施“两排查一追踪”。四是对生产设施领域和人员密集场所，尤其对燃气锅炉等重点装置、重点部位、重点线路安全进行排查整治。五是着力强化粉尘涉爆、有限空间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措施落实。上半年共检查企业26次户，排查隐患35项，目前整改完毕32项。
防汛抗旱领域。规划一套体系，抓实两条主线，组建三支队伍，强化四项举措，确保万无一失。一是规划一套体系。即规划编制了一套呈梯级设置的防汛抗旱（抢险救援）指挥体系。二是抓实两条主线。即抓实水利工程设施、地质灾害点、重点区域、重点部位、物资储备的“防”。抓实应急预案、应急响应、应急演练和转移路线并提前设置好安置点的“救”。三是组建三支队伍。即组建由区干部组成的城区、工业区应急救援队伍；组建由区市政公司组成的综合应急救援队伍；组建由镇村社干部及民兵组成的村社应急救援队伍。四是强化四项举措。即强化应急救援设备的准备；強化应急救援物资的准备；強化重点区域和部位的应急演练；强化应急值班和接警后的应急响应。
应急救援能力建设。上半年全区共组织各类应急演练9场，参加演练人员达1000多人/次。主要涉及安全生产事故演练，火情演练，防汛救灾演练。
安全生产宣教培训。按照国家、省要求，以“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为主题，深入开展了“安全生产月”活动。6月16日，在区内和谐家园广场通过举办制作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悬挂宣传标语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安全生产宣传工作。
三、2020年下半年工作安排
（一）加强组织领导。继续加大力度推进区安委会及各成员单位负责人对所管理的行业检查负总责制，切实开展好本项工作，持续推进网格化管理。
（二）严格追究责任。各部门要将工作落实到位，责任到人。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制和落实奖惩制。严肃《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五个必须落实”》对责任监管不到位，企业责任不落实的，一律问责严惩。
（三）完善整治流程。各区安委会办公室将加大检查、整改力度。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做到“零容忍”，对存在的重大问题，必须依法停产、整改。强化和完善内业材料的及时跟踪记录，案卷的立卷归档。形成闭环管理。
疫情期间超市员工总结范文2
大家好！
为了认真总结二*年度我县卫生监督工作，进一步发扬成绩、克服不足，按照省市卫生监督机构及卫生局的统一部署和整体要求，为全面扎实地抓好今年的卫生监督执法工作，更好的发挥卫生监督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为人民健康服务的作用，根据会议安排，我做如下发言。
一、二0*年全县卫生监督工作简要回顾：
（一）、注重宣传，营造良好的卫生监督执法环境。
二*年度，我所采取各种有效形式，累计培训各类从业人员1.2万人次，发放宣传材料12500余份。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围绕“诚信、维权”主题，联合有关部门单位，开展了宣传咨询活动，并对查出的假冒伪劣食品、保健品、化妆品、一次性医用物品、消杀灭产品等进行了销毁，社会反响较大，评价较好。五月一日，联合县总工会、安监局、劳动与社会保障局进行了《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十一月份，以“关注农民工的食品安全”为主题进行了《食品卫生法》宣传周系列活动。通过开展一系列宣传培训活动，有效提高了广大群众特别是公共卫生从业人员的诚信意识、自律意识、法制意识、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卫生监督执法工作环境大有改善。
（二）、加大力度，各项卫生监督工作任务全面完成。
加强业务管理与指导，推动乡镇卫生监督工作深入开展。为了加强对全县乡镇卫生监督员的业务指导，明确工作职责，落实工作任务,整体提高全县卫生监督工作的管理水平，按照卫生局安排，我所研究制定了《民勤县乡镇卫生监督员工作职责》、《民勤县乡镇卫生监督员考核细则》和《民勤县乡镇卫生监督员奖惩办法》，并调整任命了部分乡镇卫生监督员。通过年终卫生工作考核评价，认为此项举措明确了责任，细化了分工，调动了积极性，促进了卫生监督工作，对乡镇卫生监督工作的规范、有序开展，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突出重点，抓好日常监督管理与专项整治工作的紧密结合。按照全年工作计划和目标管理的要求，在做好日常监督执法工作的基础上，二*年组织对城乡食品、公共场所从业人员、生活饮用水供水人员进行了健康检查和健康合格证的发放管理工作。全年配合疾控中心共体检各类从业人员2556人，办理健康证2523个，办证率达98.7%，查出“五病”患者33人，调离率100%；新发、换发食品《卫生许可证》909家，复核407家；新发、换发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153家，复核28家;协助配合市卫生局发放《放射工作卫生许可证》39家;按照卫生局统一安排，参与医疗机构审核、验收工作，新发、换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99家；新发、换发保健食品、消杀灭产品《卫生许可证》48家，新发、换发生活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14个。
开展专项整治活动，进一步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全年共组织安排各类专项整治11项。包括：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期间的食品卫生监督管理工作；医疗机构、医疗市场专项整治；奶粉市场专项整治；酒类市场专项整治；一次性卫生用品专项检查工作；打击非法行医、非法采供血液及单采血浆专项整治工作；“清查放射源、让百姓放心”专项行动工作；全县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餐巾纸（一次性纸巾）专项整治工作；学校卫生安全专项督查；生活饮用水专项督查等。通过开展专项督查整治，有效规范了卫生产业市场经济秩序，打击了假冒伪劣、保护了广大生产经营者及社会群众的卫生健康安全权益。据统计，去年共出动城乡卫生监督人员6200人次，监督检查有关单位、个人2274个，6822户次。共查出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单位、个人286家，其中：警告172家，限期改进61家，取缔无证经营33家，立案行政处罚30家，没收销毁伪劣过期食品、保健食品、化妆品、一次性医疗物品、消杀灭产品20个品种2500多公斤，标价3万多元；清理清除非法医疗广告8次，查处没收非法医疗广告单35600余张。通过整治，达到了保护合法、打击非法、净化市场、促进发展的目的。
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工作全面展开。20*年度我所组织对全县城区餐饮业、学校食堂、生产加工企业、超市、商场、部分食品经营商店进行了量化考核评分，对拟评定为A级、B级的食品单位按规定进行了上报。其中，民勤县腾格里酒业食品有限公司通过了省卫生厅专家组考核验收，被省卫生厅确定为食品卫生信誉度A级单位，并授予“食品卫生A级单位”牌匾，在全省进行了通报表彰。
集中式餐具消毒工作取得进展。为了整体提升我县餐具消毒质量，经积极筹措，多方考察，去年12月初成立了“民勤县寿康集中式餐具消毒公司”，从近几个月的试生产看，该项目的投资运行，为广大群众饮食卫生安全提供了比较有效的保证，受到越来越多的食品消费者的接受和支持，前景看好。
注重各种卫生质量监测，提高卫生监督工作的技术含量。二0*年全年共采样2693份，并委托县疾控中心进行了检验。其中：食品监测：各类食品采样检验452份，合格425份，合格率94.02%；餐具消毒监测：各类餐具采样检验785份，合格557份，合格率70.95%；饮用水监测：生活饮用水采样检验15份，合格15份，合格率100%；公共场所消毒监测：公共用具采样检验237份，合格183份，合格率77.37%；化妆品监测：各类化妆品采样检验20份，合格20份，合格率100%；医疗用品、器械消毒监测：各类医疗用品、器械采样检验1284份，合格1*1份，合格率81%；一次性纸巾（面巾）监测：一次性纸巾（面巾）采样检验73份,合格73份,合格率100%。通过开展监测评价工作，为卫生监督执法工作提供了比较可靠的技术保障和依据，基本做到了查有目标、罚有依据，从而提高了卫生执法的科学性、公正性和权威性。
二、二0*年乡镇卫生监督工作考核概况：
（一）、总体情况：
1、由于采取了一系列得力措施，20*年，乡镇食品、公共场所、化妆品等监管成效比较显著，从业人员体检率、“五病”人员调离率《卫生许可证》办理率、《健康证》办理率和监督覆盖率等有关指标均有所提高，监管频次也由20*年的1~2次/年·单位普遍增加到20*年的2~4次/年·单位。多数乡镇卫生监督员能够认真履行职责，落实监督任务，基本做到了底细清楚，查有记录，监管到位。
2、各单位均建立了传染病登记报告制度，对各类传染病基本能够全面登记和报告，传染病报告率有所提高。
3、医疗机构及医疗市场监督管理卓有成效，经考核，所有乡镇的医疗机构均取得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未查出非法行医机构和非法行医活动，院内无出租科室、外包科室或超范围开展诊疗活动的现象，无非法采供血液及单采血浆等现象，绝大多数单位的卫生技术人员均取得了执业资格，并能合法执业。
4、大多数单位的医疗废物能够正确分类并基本做到无害化处理，一次性医用物品或医疗器械使用规范，用后能够按规定处理。
5、学校卫生管理工作取得较大进展。各乡镇卫生院对辖区内的中小学生建立了学生健康档案。除大坝卫生院20*年度未进行学生健康体检外，其他卫生院年内均进行了学生健康检查，并且体检工作有记录、有总结。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个别卫生院法定传染病未能及时、全面、准确的报告。
2、大部分卫生院对辖区内医疗机构、公共场所、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监督检查不够彻底全面，存在监管盲点，同时，监督程序不够规范，管理质量需要进一步提高。如检查时未制做现场检查笔录或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文书书写不够准确、规范等。
3、职业病监督管理方面，各乡镇普遍对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单位监管不到位，底细不够清楚，无相应的管理制度，防护措施设备未能得到落实。
4、各有关单位虽办理了《放射工作卫生许可证》，但大部分单位的上岗人员未办理《放射工作人员证》，X光室、CT室等场所无明显警示标志。
5、医疗废物的收集、处理、销毁是薄弱环节。由于受设备、技术、人力、场地等因素的影响，个别单位不能将医疗废物按规定分装和销毁，甚至与生活垃圾混放。
6、个别单位对卫生监督工作重视不够，支持不够，甚至消极对待，变相抵触的情况有一定存在。
三、二OO五年卫生监督工作重点：
根据上级要求，对照二*年度工作考核情况，20*年我县的卫生监督工作，要按照“主动、务实、创新”的工作思路，全面贯彻落实各项卫生法律法规，继续加强卫生监督体系建设，以加强食品卫生安全监管和整顿医疗市场，打击非法行医为重点，全面强化各项卫生监督工作，为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卫生、医疗安全和身体健康服务，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
（一）、加强学习，提高卫生监督执法队伍素质。
加强对全县城乡卫生监督人员的职业道德、法律法规、业务知识及执法能力的学习和培训，县卫生监督所计划在适当时间举办1~2期全县卫生监督员执法技能培训班，以达到有效提高卫生监督员的业务素质，提高卫生监督效率和质量的目的。
（二）、认真贯彻执行《食品卫生法》，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的食品卫生安全。
加强对各类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的经常性卫生监督检查，尤其要加强对城乡结合部、农村和边远地区食品生产、经营单位、摊贩的卫生监督管理工作，加大监督力度，消除监督盲区。严格落实卫生审查和卫生许可证制度，督促做好食品生产经营从业人员的体检及《健康证》发放管理工作，对查出的“五病”患者依法调离。与疾控中心配合，按规范要求，完成食品采样监测、检验及评价任务，并通过适当方式和渠道向社会公布结果。抓好日常监督，各类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许可证持证率达100%，从业人员健康合格证持证率达98%以上，监督覆盖率达100%，年监督频次达4次/单位以上。
全面实施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工作。按照《甘肃省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和工作程序，以餐饮业为重点,对全县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实行量化分级管理，培养典型，扶优扶强，提高我县食品卫生质量和监督管理的整体水平。
加强餐饮业消毒管理，积极推行大力普及先进的消毒方法，提高消毒质量，保证饮食安全。在城区各餐饮单位推行使用安全可靠的消毒餐具；乡镇较大餐饮单位逐步推行使用集中式消毒餐具或强制配备电子消毒柜等设施，以有效切断疾病的传播途径，预防食源性疾病的发生。
继续做好食品专项整治工作，抓好高危食品安全监管。重点加强对肉及肉制品、奶及奶制品、豆制品、冷饮、水产、调味品、散装食品等高危产品的监管，加大对城乡结合部食品加工小作坊、街面流动食品摊贩、农贸市场、农村婚丧家庭宴席的监督管理力度，严厉打击无证非法生产经营制假贩劣等不法行为，坚决取缔非法加工黑窝点，确保食品卫生质量安全。
加大对食品原料、加工工艺、餐具消毒“三防设施”等方面的卫生监督力度。对农贸市场、超市、商场、批发市场、夜市等重点场所要多方位进行全程监督管理。加大食品索证力度，对“三证”（卫生许可证、产品合格证、卫生检验报告证明）不全的食品、半成品、原料等经销行为，按有关规定严肃查处。
加强食物中毒预防和控制工作，提高对食物中毒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警及调查处理能力。
（三）、强化传染病防治的监督管理，整顿规范医疗市场秩序，严厉打击非法行医活动。
严把医疗机构准入关和医务人员资格准入关，认真细致地进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放射工作卫生许可证》、医务人员执业证、资格证等的监督检查，加大整改和处罚力度，坚决打击取缔各类形式的非法行医活动。尤其要重点查处药店非法行医及医疗机构超范围行医现象，同时，对医疗美容服务业要按照《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规定，加强督查监管，以规范净化医疗市场，保证群众就医安全。
加大《传染病防治法》学习贯彻及执法力度，加强对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和疾控机构的传染病登记、报告、监测、防控、救治工作的监督检查，确保各项防治措施落实到位。
加强医疗机构消毒管理，防止医源性疾病和院内感染事件发生。强化对医疗用品医疗器械消毒质量、医院废弃物处理的监督管理，定期或不定期进行产品消毒质量采样监测，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医疗机构要从严查处。
（四）、因地制宜，积极开展职业病防治监督。
加强对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规范职业病的预防、保健，并查处违法行为；对承担职业病健康检查、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进行监督管理，规范职业病的检查和救治；做好对建设项目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审核、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卫生审查和竣工验收等工作，进一步落实防护设施，规范操作规程。
积极开展《职业病防治法》宣传，督促职业危害单位健全完善各项卫生管理制度，逐步提高企业法人和劳动者的法律意识及卫生保护意识，提高监督覆盖率和频次，配合劳动、安监、环保等部门开展职业病危害的查处和管理工作。
（五）、突出重点，提高学校卫生管理水平。
将学校卫生作为工作重点，切实加强对校园公共卫生建设的监督和指导，坚决取缔校园周边卫生条件不合格的各类饮食场所和流动饮食摊点。
加强学生学习生活环境卫生监督监测。对学生的学习时间、教室、宿舍人均面积、采光、照明、微小气候、课桌椅、黑板、环境噪声等对照相关标准科学监管。要把学校饮用水卫生、食品卫生、学校公共场所卫生等作为重点进行监督监测。
规范学校卫生档案管理。督促学校、托幼机构完成学生、儿童年度体检任务，促进学校卫生、学生健康及学校传染病防治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和科学化。
（六）、做好其它卫生监督工作。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加强对公共场所、生活饮用水、化妆品、采供血机构、母婴保健机构、血液及血制品、生活饮用水、化妆品、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消杀产品的卫生监督检查，提高监督覆盖面和监督频次，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取缔非法生产经营活动。
（七）、加大卫生监督工作的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卫生监督执法环境。
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卫生监督执法宣传报道。一是在《食品卫生法》、《职业病防治法》等卫生法律法规宣传周、日开展系列宣传活动；二是通过适当的渠道和方式，及时向社会公布健康相关产品抽检结果；三是选送稿件，通过有关新闻媒体和报刊杂志宣传我县卫生监督情况，以营造全社会关注、参与、配合、支持卫生监督执法工作的良好氛围。
疫情期间超市员工总结范文3
华东师范大学法律系，上海 200241
【摘要】我国目前有关校园安全的法律资源匮乏，制定一部全国性、高位阶性的《校园安全法》刻不容缓。学生安全在高校校园安全中居于核心位置，应作为《校园安全法》的重要篇章。通过对学生安全、学生安全管理分别进行公共安全与公共行政的定性，并解析安全管理活动中各主体间权利义务关系，可以为立法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立足于此，描绘出安全管理的主要机构、安全管理的不同维度并建构相应制度，将有望推动高校学生安全管理活动的变革。
【关键词】高校；学生安全管理；法理分析；制度建构；校园安全法
一、问题的提出
“安全”①，在各类辞典中通常解释为平安、保护、保全、稳定、无危险、不受侵扰、不发生事故等义。有学者综合公共管理学、法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理论，将“安全”概括为“生活在特定自然、社会环境中的人的各种权利，特别是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受到保护，尤其是法律保护的平安、无危险状态；其危害因素能够得到抑制、消解；其权利受到侵犯，能够得到救济；其侵犯行为能够得到处罚、矫正；安全是法律的基本价值之一”。［1］根据这一灼见，笔者将“校园安全”定义为：在校园这一特定公共环境中学习、研究、生活、工作的学生与教职员的权利（尤其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以法人形态运行的学校②的权利（主要是财产权利），不受威胁、危害、侵犯，从而得到实现的稳定状态。换言之，安全是将主体的法定权利转化为现实权利的进路。显而易见，学生安全在高校校园安全中居于核心位置：一则学生是高等教育事业的立足点，二则学生群体在学期间生活在校园之内。
高校以提供专科以上层次的全日制高等教育为目的，具有规模大（校园面积广、师生人数多）、开放性强、管理复杂等特征，时时刻刻面临着校内外各种不利因素的威胁。笔者将其概括为以下四种：一是高校在管理上的漏洞甚至严重的失职；二是高校校园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场所与公共设施，不可避免要面临由校外渗透、侵入的隐患和威胁；三是学生安全教育不足，忧患意识和法律意识缺失；四是社会整体治安恶化所造成的冲击，我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部分地区治安状况不容乐观，对校园造成了波及。
诚然，学生安全管理活动是实现高校教育、科研职能的重要前提，亦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实践。然而，我国相应的法律资源却不容乐观：一方面，由于立法进程缓慢，③直接针对校园安全的立法成果仅上海市2001年制定的地方法规《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未涉及高等教育阶段）、四川省政府2002年制定的地方规章《学校安全工作管理办法（试行）》④、教育部2002年制定的部门规章《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等寥寥几部地方法规和行政规章⑤，以全国性、高位阶性为特征的专门法律和行政法规缺位；另一方面，虽然《侵权责任法》、《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等民事、行政法律、法规中亦有部分规范可供适用，但是因为其分散性、间接性，并不足以应对纷繁复杂的现实所需。一言以蔽之，制定一部专门的《校园安全法》势在必行，高校学生安全管理则理应是其重要篇章。因此，笔者将对高校学生安全管理活动进行法理分析，然后在这一基础上尝试完成相应制度的建构。
二、高校学生安全管理的行政法理分析
（一）学生安全管理活动的公共行政性质
1.学生安全属于公共安全范畴
“公共”，含有不特定（或多数）、共同性、社会共享性等要素。通常认为，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重大公私财产安全，重大生产安全，公共生活安宁以及重大公共利益的安全”［2］。显然，高校学生安全符合这一界定，属于公共安全范畴。有学者深刻地指出，“公共安全就是秩序的一种良性状态”［3］。而“秩序（order）”，是指“在自然进程和社会进程中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4］，与“无序（disorder）”、“混乱（chaos）”相对应。众所周知，秩序由制度来进行设定与维系。因此，安全对秩序的依赖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学生安全管理对制度资源的需求。
2.学生安全管理属于公共行政范畴
公共行政是“不以营利为目的，旨在有效地增进与公平地分配社会公共利益而进行的组织、管理与调控活动”。［5］公共行政的特性在于以下五点：［6］一则以公共权力为基石，二则指向公共事务，三则目的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亦即具有社会共享性的共同利益），四则具有公开性与程序性，五则具有服务性与非营利性。一言以蔽之，提供公共产品是公共行政的旨趣，管理是公共行政的发挥功能的路径——行政从本质上来说正是组织（社会共同体）为达成共同目标而进行的组织与管理活动，此点在法学界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中得到广泛承认。具体而言，学生安全管理活动是政府、高校以法律、法规、行政规范性文件、高校内部规章为准据，为维护学生群体的人身、财产等各种权利，所采用的各种措施之总和。依据大陆法系对公共行政的分类，学生安全管理活动属于秩序行政（德语Ordnungsverwaltung），而秩序行政是“最典型、最传统的行政类型。这种行政是在维持社会之秩序、国家之安全及排除对公民及社会之危害”［7］。
此处的难点在于对高校行使行政权力的理解。在我国，行政主体既包含国家行政机关，也包含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高校虽然在《民法通则》中被明确为事业单位法人而非机关法人，但是因为其行使着来自《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和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所赋予的行政管理权力，所以是一种授权行政组织，从属于行政主体范畴。高校在行使这些行政职权时，处于行政主体的法律地位，此时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属于行政法律关系性质。最高人民法院 的行政审判指导案例［8］也明确支持了这样一种定性。考察世界范围内的立法和法律实践，将高校作为行政主体实为普遍。例如，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通常将高校（尤其公立高校）定性为公营造物。而公营造物（德语Anstalt，简称“营造物”，亦译为“公务法人”、“公法设施”、“公共机构”等）是国家或地方为达成一定的公共目的，依据法律或由法律授权，结合人与物，使其能持续提供一定给付而设立的一种组织体。其通常具备法人身份，属于公法人⑥中的一种，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自然享有行政主体资格。
故此，将学生安全管理活动定性为公共行政实属必然。换言之，学生安全法制位于行政法系统中，有关学生安全管理的法律问题可运用行政法原理进行诠释。
（二）学生安全管理活动中的权利义务关系
以校园为平台，并依据主体的不同，运用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模式，可将学生安全管理活动中的各组权利义务关系⑦提炼如下：
1.高校与学生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1）高校与学生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实质。学生被某一高校录取后，取得该校学籍，在此基础上以学生身份⑧与该校所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被总称为在学关系。高校基于安全保障的需要，对学生实施管理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无疑是在学关系的重要部分。大陆法系普遍认为，在学关系是一种营造物利用关系，从属于特别权力关系范畴。“特别权力关系”是源于19世纪时德国的一项著名公法理论，意指基于特别的法律原因（如军人之于军队，囚犯之于监狱等），在一定范围之内，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享有概括命令的权力，而行政相对人则具有高度服从义务的一种法律关系。具体而言，传统理论将“特别权力关系”与“一般权力关系”相对应，后者是公民与国家之间行政法律关系的常态，以公权力行使受到法治原则控制为特征，而前者则与此相反，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形成的是一种“紧密型持续关系”，既排除法律保留原则，又剥夺司法救济手段，行政主体还可以通过内部规则的方式对行政相对人的自由权利做出限制乃至实施惩戒，行政相对人的义务具有不确定性。可见，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中的“特别”二字，绝非特别优待反倒是特别限制之意。该理论对日本、我国台湾地区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我国大陆地区教育行政领域而言，虽无特别权力关系之名，却有特别权力关系之实。
二战之后，由于各国不断践行实质法治国的原则，特别权力关系被认为是“法治国的裂隙”而被修正，呈现出三方面的改变：［9］一是范围缩小；二是涉及基本权利者，必须有法律依据（亦即，承认法律保留与法律优先的原则）；三是许可提起行政争讼。然而，在学关系仍应当认为是一种特别权力关系，而非一般法律关系。因为“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与一般行政关系相比毕竟有着特殊之处，该领域中权利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紧密程度比较高，双方之间存在的‘紧密型持续关系’是客观事实”［10］，所以我们并不能对客观事实视而不见而全盘否定之。当然，对于学校行为涉及学生基本权利或者重大利益的，应当遵循法律保留、正当程序、司法救济等原则。这样一种修正后的特别关系理论为国内外许多著名学者所赞同，并被改称为“特别法律关系”、“特别公法关系”等［11］。
经过修正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可以为规范我国高校和学生的法律关系起到指明进路的作用。华东师范大学郭为禄教授将在学关系中高校对学生的行政管理关系区分为学籍管理关系与日常管理关系：［12］前者是涉及学生身份等重大权益的管理，即高校根据国家有关法律的规定，以行政法为依据，对学生实行学籍管理行为而形成的管理关系；而后者是不涉及学生重大权益的管理，即学校为保障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根据不同情况制定学校的规章制度，由此形成的高校与学生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笔者赞同这样的划分，并且进一步指出学籍管理关系的实质是高校教育权力⑨与学生受教育权之间的关系，而日常管理关系的实质则是高校行政权力与学生的其他权利之间的关系，这些权利处于受教育权的辐射地带。虽然，归根结底“受教育权以外的其他权利”并不是源于学生的受教育者身份，但是因为受教育权的影响，在相较于其他公民时仍会有所区别。在这样的语境之下，高校与学生所发生的安全管理关系理应属于日常管理关系中的一种，在特殊情况下亦可与学籍管理发生联系。需要指出的是，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并不否定在一定情况下，学校与学生之间可以形成民事法律关系。例如，学生利用学校的食宿、洗浴设备，在学校经营的商场超市内购物消费等。因为此时学校并非以行政主体的身份出现，而学生也完全是基于普通公民的身份而不是受教育权主体的身份与之发生关系，两者处于平等地位，所以是一种民事契约关系，并不属于笔者所说的在学关系范畴。
（2）高校的职权与职责。根据《教育法》第28条，学校有权按照章程自主管理和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之规定，笔者提出以下见解：
第一，高校拥有根据学校章程，制定关于学生安全管理的规则并且贯彻执行的职权。并且，学校在制定规则以明晰双方权利义务时，应集思广益、尊重广大学生的参与权，遵循正当程序。
第二，当学生严重违背本校安全管理规则，从而危害学校、同学、教职员工的人身、财产权利时，甚至达到严重违法、犯罪程度时，高校对其有联结学籍管理、课以处分的职权。但是，开除学籍、劝其退学的实施应当审慎，并且不得与法律相冲突，以免侵犯公民的受教育权这一重要的宪法权利。
第三，职权二字对学校而言，既意味着权利（权力），也意味着是不可放弃的义务——因为职权与职责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3）学生的权利与义务。第一，在本领域内，学生拥有的实体权利主要是人身权与财产权，这两者都是宪法、民法上予以确认和保护的重要基本权利。财产权无需赘述。人身权是与公民人身有关的各种权利的总称，包括人格权和身份权两大类，具体而言有生命权、健康权、人身自由权、人格尊严权、住宅不受侵犯权、通信自由与通信秘密权。前述六项人身权利与校园安全的密切 关联并不难以理解，此处需要强调的是通信自由与通信秘密。我国高校往往以传达室的方式来进行信函传达，学生的信件往往会先经过学校传达室，再转至寝室楼或者所在教学单位，管理紊乱、程序复杂，今后宜加强相应管理，保护学生通信方面的安全。
第二，既然高校有制定安全规则，并且在此基础上有对违规学生进行惩戒、乃至与学籍管理进行联结的权力，则学生也必须拥有下述相应的程序性权利：一方面是参与安全规则制定的权利；另一方面是对于学校所作的惩戒有获得救济的权利，不涉及学籍关系的惩戒有权提起校内申诉，涉及学籍关系的惩戒则既可进行申诉还应当有权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第三，基于前述，学生还应履行遵守法律、法规，以及学校管理制度的义务，这也是《教育法》第43条所明确规定的。
2.其他各组权利义务关系
（1）政府与高校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政府对高校的学生安全管理工作依法行使监管职权。此时，政府居于行政主体地位，高校居于行政相对人地位。政府所作的监管，可以通过抽象行政行为、具体行政行为、行政事实行为⑩三种路径来实现。总之，高校对于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监管行为，负有接受、配合之义务。例如，公安消防部门对高校的校园消防设施、消防状况进行检查、指导。
（2）政府与学生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对学生实施安全管理的主要是驻校派出所。作为行政主体的驻校派出所通过户籍管理和日常治安维持而与学生发生权利义务关系，对于违反法律规定危害校园秩序的学生，派出所有进行行政处罚的职权。
（3）高校、政府与来访人员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目前，我国高校的治安管理工作由学校保卫处与驻校派出所合作完成。二者可以依职权采取登记、检查、守卫等措施，防止校外不良分子进入校园。外来人员在学校开放时间、履行相关手续后方可入校，进入校园后应遵守法律和学校安全管理规定。
三、高校学生安全管理的主要机构及其制度建构
（一）主要机构
目前，校内负责学生安全管理的主要机构为保卫部门与学生工作各部门；校外负责学生安全管理的主要机构为政府警务部门。详细而言，保卫部门是我国高校专为保障校园安全而设立的部门，校内与之配合的是由学生处（学工部）、院系党团组织（含学生辅导员）所共同构成的学生工作部门系统，校外与之协同的则是政府警务部门。因此，如何优化组织模式、厘清各机构职权与协作关系是《校园安全法》中所应完成的制度建构。
（二）制度建构
学生安全管理制度是事前预防机制、危机处理机制与责任追究机制的结合，这是《校园安全法》所应体现出的三个层次。机构问题正是机制问题的源头。
1.建立健全学生安全教育与辅导制度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条与《消防法》第6条分别课以了学校组织交通安全教育和校方安全教育的义务。秉持这样一种安全教育精神，《校园安全法》既要与有关法律、法规相衔与深入，还应在其他方面进行拓展。笔者认为以下内容不可或缺：
第一，应以建构校园安全文化为一项重要原则，学生安全教育是其实现路径。可将保卫部门明确为高校安全工作的核心机构，强制要求各校通过章程以及其他管理规则的方式，对本校的学生安全教育事项进行规划，具体包含机构、时间、场合、方式、内容、次数下限等。
第二，有关治安、消防、自然灾害等的教育，由学校保卫部门负责，会同政府警务部门进行。有关公共卫生（包含急救）的教育，由学校保卫部门组织，安排校医院（设立医学院的学校可安排医学院或附属医院）或会同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进行。有关文体竞技的教育，由学校保卫部门组织，安排体育、舞蹈院系进行。有关教学科研安全的教育，由学校教务部门负责。
第三，健全学生辅导制度，特别是心理辅导制度。由学生处（学工部）负总责，对因遭遇困难而产生心理问题的学生进行积极干预，避免违法、犯罪、自我伤害事故的发生。
2.建立健全校园警察与保卫制度
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保卫学专业委员会2001年对全国58所特大规模高校（3个校区以上、管辖人口3万人以上）的统计资料［13］显示，这58所高校共发生刑事、治安案件l1725起，平均每校202起，查破刑事治安案件4986起，占立案数87％。其中公安机关查破573起，占立案数l0％，有3l所高校，公安机关的破案率为0。高校保卫部门查破4413起，占立案数77％。公安机关破案率与高校保卫部门的查处率为1：8。这一资料揭示出现行校园治安管理体制无法胜任实践：一方面，我国长期存在着警力不足的困境，实践中广泛设立驻校派出所，然而派出所的警力编制与高校师生人数、校园面积相形见绌；另一方面，虽然高校保卫部门承担的职责基本同于公安机关，但是保卫部门并无公安机关那样的执法权（尤其是刑事案件）和专业技能，导致违法、犯罪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打击。因此，笔者提出以下立法建议：
第一，建立专门的校园警察机构，增强校园警力。具体而言，在大学城、规模较大的高校直接设立专门的公安分局，原各校区设立下属派出所，并在重要地点设立警务室。同时，鉴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派出所行使的刑事侦查权较小，《校园安全法》可对校园派出所的刑事侦查权进行必要扩大。
第二，厘清高校保卫部门与校园警务部门之间的权责和协作关系。高校保卫部门的职能为：负责学校安全教育，负责聘用和管理校园保安队伍，负责校园安全检查、排除安全隐患，代表学校、师生联系沟通校园警察部门。校园警察则拥有校园及周边地带的执法权，可以采取安全措施预防、制止、处理校内外发生的各类不法侵害。
第三，出于弥补警力不足的必要，为聘用校园协警提供制度保障。校园协警的门槛设定应较校外协警的门槛为高。协警并无独立执法权，而是校园警察的辅助力量。
四、高校学生安全管理的具体维度及其制度建构
从人身权利与财产权利的角度出发，可将学生安全从本质上划分为人身安全与财产安全两种维度。这种划分固然满足了逻辑上的周延问题，但失之抽象，不能直接联结影响学生安全的现实因素，对于解决实际问题较为不利。考察实践，学生安全主要与学校活动、寝室生活、校园设施设备、校园交通、校园卫生五者相关。因此，可暂将学生安全划分为学校活动安全、寝室生活安全、校园设施 设备安全、校园交通安全与校园卫生安全五种具体维度。尽管这样的划分在逻辑上并不周延、也无法涵盖全部现实问题，然而对其进行探讨并总结出相应的制度建构策略，无疑具备“重点突破”的积极意义。
（一）学校活动安全及其制度建构
1.问题分析
学校活动分为教研活动和课外活动两种。两者均直接涉及学生的人身安全：
教研活动是高校提供高等教育资源、完成行政给付任务，实现公民受教育权与学术自由的直接体现。在教研活动中，存在着因参与者违规、失误而引发安全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可能性。教研活动安全的重要性，对具有实验危险性的各类自然科学专业和体育、舞蹈专业学生不言而喻。2012年2月15日，南京大学化学实验室便发生了一起甲醛泄露事件11。
学校所组织的课外活动，虽非学生作为受教育者的本职，却对繁荣校园文化、促进学生人格完善意义深远。由于课外活动以文体竞技为普遍形式，学生伤害事故发生的风险不容忽视。目前实施的《学生安全事故处理办法》为解决这类纠纷提供了一定思路。该《办法》第9条规定：“因下列情形之一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四）学校组织学生参加教育教学活动或者校外活动，未对学生进行相应的安全教育，并未在可预见的范围内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的”；第12条规定：“因下列情形之一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已履行了相应职责，行为并无不当的，无法律责任：……（五）在对抗性或者具有风险性的体育竞赛活动中发生意外伤害的”。然而，在实践中如何认定一项课外活动是否由学校组织，并藉此厘清学生与学校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实属不易。现通过一个典型案例12进行解读：
某医学院的临床医学系组织“迎新”篮球赛，由临床医学系负责比赛场地和比赛管理事宜（包括聘请精通篮球运动的学生担任裁判），在比赛过程中一名球员因抢球意外遭受重伤。事后，高校主张本次学生伤害事件不属于校园安全事故，理由为：首先，篮球运动属于对抗性、风险性的体育竞赛；其次，临床医学系本身并不同于体育系或公共体育教学部，篮球运动不属于其教学内容；再次，迎新球赛属于学生与学生之间联谊的文娱活动，高校学生作为成年人，应自己作为民事主体，承担比赛造成的民事侵权责任；最后，临床医学系所起的作用是提供场地、后勤和组织观众的服务，并且已尽到管理职责，何况球员受伤纯属意外而非另一球员恶意违规造成。故此，学校只愿意提供人道主义的补偿，而不承担赔偿责任。伤者不服，现提起诉讼，要求学校承担赔偿责任。依赖目前的《学生安全事故处理办法》，该校主张虽有过分为自身开脱责任之嫌，却并非于法无凭、毫无可取之处。
2.制度建构
（1）教研安全制度建构。立法授权相关组织制定出可操作的专业规范（特别是实验规范、实践规范），明确学校、教师、管理人员、学生的各自职责，特别是对教研事故发生时的处理措施要有详细规定。任何学校均负有贯彻执行规范的义务，教育行政部门也应负有检查监督的义务。前述实验、实践规范本身虽然不属于“法”的范畴，但是法律却课以相关行政相对人遵守的义务和行政机关保障实施的义务。同时，立法还应赋予各高校根据法律、法规、行政规章、专业规范，通过本校内部规章进行相应细化补充的权责。高校所作的细化补充规定不得与前者相冲突，补充规定的内容应包含学校如何组织有关教研的纪律教育活动，包含时间、场合和方法等，既针对学生也针对教职人员。教研活动的开办过程中，以此强化教师、实验人员岗位责任感和建构学生的教研活动安全文化。
（2）课外活动安全制度建构。根据前述案例，笔者提出三点立法建议：
第一，学校组织的课外活动并非学生意思自治的个人行为，而是体现着学校意志，应与教研活动同等对待。该受伤学生并非由于自行约定的体育锻炼行为而致伤。其比赛由院系组织（实践中可表现为院系的团总支、学生会），带有明显的“官方”色彩，应认定为学校活动。学校组织的课外活动作为教研活动的拓展，学校须承担相应的安全管理义务和责任。原因在于，高校是实现公民发展和人格完善的公共机构，开办第二课堂、组织课外活动是兴学的必要，而课外活动也是考察一所高校办学状况的重要指标，在实践中无法避免且应当鼓励。本案中的体育活动虽非临床医学系的办学内容，但仍系学校活动之一环、符合高等教育宗旨，如完全由学生承担风险，既不公平也不利于学校和教育事业的发展进步。学校确实无过错的，承担无过错责任，对学生所遭受的损害进行较低限度填补即可；由受损学生以外的其他学生、第三人恶意造成损害的，应由他们承担侵权责任。
第二，《学生安全事故处理办法》中的所谓“学校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和“学校已履行相应职责”过于原则性、抽象性，所以《校园安全法》的法律条文在吸收其要旨的同时，还应进一步具体化，要求此类群体性课外活动应经过学校严格的筹备、组织工作，并得到学校相关职能部门的审批。像本案中的篮球赛，还应强制要求必须聘请体育系或公共体育教学部的专业师生担任裁判，并且应有校医和指导老师在场，活动前还应进行安全检查和安全教育。
第三，对于学生纯粹出于私人意思而使用学校设施、设备进行课外活动的，如网球场、田径场、游泳馆及其设备，学校也应在开放时间安排工作人员值班进行安全监管，否则仍应承担相应的不利法律后果。
第四，对“校园”的解释应适当延伸。教研活动和学校组织的课外活动有可能发生于本校校园以外，此时应将“校园”的范围进行适当延伸，而非针对狭隘的地理空间。
（二）寝室生活安全及其制度构建
1.问题分析
寝室生活既涉及学生的人身安全也涉及财产安全。在我国，学生在高校校园内通过集体住宿方式生活（较为例外的是博士研究生，他们的寝室一般为单人间）——寝室既是学生的个人空间，又带有一定的公共色彩。较常见的问题有公寓管理人员或学生违反学校寝室管理规定私自接纳外来人员造成财产被窃，以及学生在寝室内进行饮酒等禁止性活动从而引发斗殴等。
2.制度建构
虽然学 生寝室缺乏作为私人独立空间的色彩，但是将其视为临时住宅、予以保护却十分必要。住宅不可侵犯，乃是公民神圣的宪法权利。提升到这样的高度，将有利于实践中制止其他学生、教职员工、外来人员的不当闯入。诚然，高校强制分配宿舍、禁止学生在学期间校外居住在实践中属于常态。然而，此点对于基本上是成年人的高校学生群体，尤其对于学校离家很近的学生以及年龄较大的研究生群体是否必要？窃以为，离家较近的学生应当有选择住家的权利；对于年龄较大的学生而言，强制住校则很可能会冲击他们的婚育权。因此，在《校园安全法》中应当明确规定：学生有权自主选择住校与否，高校拥有对住校生实施寝室安全管理的职权并承担提供寝室安全保障的职责。
（三）校园设施设备安全及其制度建构
1.问题分析
高校是一个浓缩的社会。无论是教学楼、公寓、运动场等公共设施，还是教研用的仪器、设备，都与学生安全密切相关。消防安全是设施设备安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鉴于国家已为各种校园设施、设备设立了详细标准，同时，《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9条第1、2项也规定了学校对维持设施设备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故此，笔者不再赘述，将笔墨集中在其未作详细规范的一类特殊情况上：校园施工所引起的安全问题。
校园施工者大都是从校方的建筑招投标中中标后承包下来的，作为施工者的承包方和发包方高校之间存在一个建设工程合同，但这一合同法律关系仅对合同双方具有约束力，承包方与学生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但承包方因施工侵犯高校学生的合法权益时，施工方与学生之间就发生了侵权法律关系，此时的学校是否需要对施工方的侵权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依据《侵权责任法》第88、89、91条有关物件损害责任的规定，学生因施工方在施工过程中受到侵害时，有权要求施工方承担侵权行为带来的法律责任。但是，实践中的困难在于现实中，施工方与承包方往往不是同一个主体，并且学生对学校建筑工程的相关信息难以了解。此时，作为与侵权法律关系双方中“桥梁”的高校理应有所作为。
2.制度建构
应规定高校在校园施工期间负有以下义务：
首先，学校有义务将工地设为禁区，防止学生进入。建筑材料也应放到学生难以接触的固定位置；其次，有危险性的工程，应避免在教学期间进行，而是利用寒暑假进行；再次，如果发生学生受损事件，学校必须作出积极回应，及时与承包方联系。学校有义务为学生提供承包方的必要信息，避免学生无法找到适格的侵权主体，从而无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四）校园交通安全及其建构
1.问题分析
随着我国高校校园的开放性日益增强，在校园中穿行的学校公车、教职工与学生私车、途经校园的城市公交车、校外来访车辆所带来的交通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尤其在阴雨天气、上下课期间，道路转弯处和食堂等地点。2010年河北大学校园内发生的李启铭交通肇事案13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2.制度建构
第一，设立财政专款，用以加强校园交通硬件设施的投入和改造。该工作由学校会同交通部门和城市建设部门来完成。内容包括：拓宽人行道、划分机动车道、自行车道与人行道，设定各道路时速限制；设置警示标志和校内红绿灯；在十字路口、教学楼、食堂、广场等人流量大的地段设置斑马线、减速带和人行天桥，必要位置可实施单行道和道路封闭。
第二，基于前述校园警察与保卫制度的建构，由校园警察和保卫人员切实承担校园内的交通管理，在一定路段设置交通岗亭，并对停车场和校门实施重点管制。同时，各校必须根据自身情况依法建立一套校园交通事故处理的应急处置机制。
第三，鉴于目前我国对中小学校车安全的重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高校也应予以同样注意，此点对拥有多个校区的高校尤为重要。
（五）校园卫生安全及其制度建构
1.问题分析
校园卫生安全包含食品、药物、医疗、疾控四个方面。食品安全対映的是校园食堂和校园商店，食堂、商店依据与学校签署的协议而进驻校园，在经营过程中还受到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因此受到合同和法律的双重规制；而药物、医疗和疾控则対映的是校医院。随着高校后勤社会化过程的不断推进，校园卫生安全监管的两大难题也日益显现：
一是食物中毒事件不时发生。由于资本具有逐利性，学生食堂如果管理不善，极易发生学生群体食物中毒事件。例如2010年3月30日，安徽外国语职业技术学院43名学生在本校第三食堂内面馆吃完面条后，有39人出现不同程度的中毒现象14；二是校医院运行状态堪忧。校医院广泛存在着规模小、经费少、技术和物资差强人意的现象，然而，校医院在实践中却往往承担着本校学生医疗保健、卫生检查和疾控工作的重任。2003年初，我国爆发的“非典”疫情，更是对该问题提出了挑战。
2.制度建构
在本领域，我国制定了《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理规定》、《学校食物中毒事故行政责任追究暂行规定》三部法规与规章。因此，《校园安全法》中所需的立法工作是整合这些立法成果，并与《食品卫生法》、《药品管理法》、《公共事件应急条例》等卫生法律、法规进行衔接和补充。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根据行政区划，高校的卫生安全监管工作应列为相应卫生行政部门的工作重点，可以考虑为行政检查次数设立下限。
第二，通过立法为各高校校医院的运行提供制度保障。按照校区数量、校园面积、师生人数，对校医院的规模特别是医务人员编制设定下限，其中多校区的高校可设立数个校医院，针对地理位置偏僻、本区域内医疗条件较差的高校还应增高其校医院的设立门槛；授权各校根据自身情况进行本校的医务资源配置，包括校医院位置、诊所和医务点地规划，规划应报教育行政部门和相应的卫生行政部门备案，并接受二者的监督管理；明确校医院进行疾病防控与组织校园卫生检查（含学生寝室和开放性场所）的职能，以及在突发校园伤害事故时紧急救治伤员的职责，对于设有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学校，还应实现校医院与它们的衔接。
第三，赋予学校后勤管理部门一定的食品卫生监管职责，包括听取学生意见、与食堂、校园商店的运营者进行磋商、沟通卫生行政部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