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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殇屈原范文1
琵琶、唢呐、笛、二胡、古筝、笙、箫、古琴……数种乐器，独立、交融。十面埋伏、金戈铁马、宽阔草原、离群鸿雁、荒凉山坡、庭深小院，千年历史传承之荣衰，辽阔地域多元文化之精髓，在音乐大门打开的瞬间，如万马奔腾，奔涌而出。
2015年12月底，中央民族乐团携大型民族乐剧《又见国乐》赴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纽约林肯艺术中心、卡耐基音乐厅演出。
《华盛顿邮报》说，“中央民族乐团是在打一场‘战役’，一场所有民乐人熟悉的、让青年人喜爱并享受中国传统音乐的‘战役’。”
拥有246位成员的管弦乐团和合唱团所表演的一些曲目是流传千年的经典乐曲。
“而1960年由著名指挥家、作曲家李焕之创立的中央民族乐团，正在为中国传统经典曲目创造一个新的契机：通过融合中国民族音乐元素和现代音乐元素，并辅以舞台、灯光等方式，将中国民族音乐以新的形式展现给观众。”
中央民族乐团团长、著名二胡演奏家席强对《t望东方周刊》说：“中国民乐需要再次被世界看见。”
发展理念要用文化传播
《t望东方周刊》：现在对于文化“走出去”有不同的尝试，中央民族乐团有何经验总结？
席强：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早在20多年前，中央民族乐团就曾以大型编制、大型民族管弦乐的形式走向了欧洲、走到了美国。
1997年2月春节前我们在美国的卡耐基音乐厅演出。这是1949年后第一次有中国大型民族音乐在世界主流音乐殿堂公演。
中央民族乐团这么多年来进行文化“走出去”，实际上就是一个目的：把中国当代人的精神风貌传递到世界各个国家去，让西方国家真正认识什么是中华文化、什么是今天中国所主张的和平发展。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和平发展理念，用我们文化的凝聚力、感染力传播到世界上。我觉得这是中央民族乐团“走出去”的核心。
这些年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央民族乐团也有很大的变化，有技术上的，也有理念上的，我们需要再次被看见。
《t望东方周刊》：如何达到这个“被看见”的效果？
席强：优秀经典的传统民族音乐，创新型的剧目，或者是把西方优秀的经典作品改成大型管弦乐表演等等，都是传递的介质。要做到让西方主流观众认可你，喜爱你，最终热爱你，理解你。
比如，我们把《图兰朵》改成中国民族管弦乐组曲，还把《拉特斯基进行曲》改编成中国特色的民族管弦乐。
我们把中国的大鼓、小锣、大锣、琵琶、唢呐加入进来，这种融合产生了很好的互动效应。西方观众对中国音乐产生了非常好的印象，甚至是好奇。他们提出要买我们的民族乐器，甚至问你们是用什么乐谱？我们说，就用你们的五线谱。
他们还要和我们的演奏家合影留念，索要我们的音像制品。最关键的是，好多欧洲观众对中国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提出要到中国来旅游，要学习中国民族乐器。
就像中国很多观众喜欢欧洲的歌剧、交响乐、芭蕾舞一样，我相信中国的民族音乐、民族器乐、民族管弦乐在不远的将来，一定能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通行的艺术表演形式。
传统音乐的修旧如旧 2015 年11 月24 日，中央民族乐团演奏家在上海表演《春江花月夜》
《t望东方周刊》：中央民族乐团与企业的合作受到了业内关注，你如何看这类合作？
席强：全年冠名合作模式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走出去。我们通过优秀剧目让西方重要的国际企业赞助中国的民族音乐品牌。
宝马2014年赞助的《印象国乐》进行了30多场的全国巡演，2015年蒙牛是《又见国乐》全年总冠名。一个企业的赞助费是2000多万元，两个企业有4000多万元。因为这样的赞助，我们在演出市场甚至文化市场上成了一道风景线。
我经常说，经过严格甄选的商业赞助能够把优秀作品、一流的表演水平呈现到舞台上，让真正好的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显身手。
国有院团真正得到企业赞助，尤其是全年总冠名的并不多。《印象国乐》的导演王潮歌从中做了大量工作。应该说全国的民族音乐界应该感谢王潮歌，是她促成了这样一个大型的合作项目，把《印象国乐》真正做到了创新。
《t望东方周刊》：说到创新，你如何看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
席强：《印象国乐》是中央民族乐团原创性的创新，《又见国乐》也在创新，就是把中国传统音乐时代化了。
传统音乐时代化，就是传统经典作品如何在今天的创作理念里修旧如旧。修旧如旧，是把传统原汁原味的演奏和技法保留，而不是说只用一种元素、只做基本加工。保留了最核心的原汁原味的内涵，用当代创作理念进行重新加工改编，重新创作而成了今天的经典。
你会发现，《二泉映月》还是古老的文化核心在里面，《春江花月夜》还是那个夜晚、那种花前月下。《十面埋伏》既有创新又有传统，既有大美的音乐情感，还有琵琶的传统韵味。这就是作曲家姜莹对中国传统音乐创新的贡献。
这样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做到了既有传统又有未来。仔细看观众席，有那么多学者，还有少年儿童，也有青年。音乐做到能让他们都喜欢，非常不容易。是优秀剧目赢得了这一切，尤其是赢得了市场。
中国传统音乐来自民间
《t望东方周刊》：你如何看这两年民营乐团的出现？
席强：民间艺术团体或者个人，我觉得他们是今天中国文艺舞台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可忽视。虽然演出份额很小，但他们也在进行不同艺术形式和市场机制的探索，为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承和演出市场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比如像十二乐坊、陕西安志顺打击乐艺术团等。
这样的民营个体在全国有很多，我觉得政府应该拿出一定的资金，公益性地补贴、扶持他们。
中国传统音乐就是来自于民间，来自于全国各地不同的行业以及社会阶层，所以从社会群众基础和社会文化角度来讲，这些人或者团体，更应该得到政府关注。
《t望东方周刊》：但目前来看，他们虽然得到了关注，但是关注力度不大？
席强：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在每年的全国两会上都有这样的提案，希望政府加强对他们的扶持，尤其是对边疆少数民族音乐的帮扶。中央民族乐团这几年帮扶了全国很多地方乐团，也是在帮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有大量传统音乐艺术需要得到更好的扶持 。
让院团到市场上去
《t望东方周刊》：作为一家大型国有文化院团的负责人，你如何看改革的前景？
席强：现在尽管文化部把所属的9个中直院团进行企业化管理，但是我觉得国有艺术乐团还是缺乏一种演出机制。比如说国外的演出人机制，现在中国演出市场还没有形成。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没有真正地建立起商业化运营机制，而这又和我们的管理体制有直接关系。
我觉得应该由国有艺术院团，尤其是中直院团带头打破过去的“大锅饭”体制，建立起符合国际惯例、国际标准的演出行业机制。
今后中国的文化艺术要融入国际体制，应该借鉴国外的演出机制体制，才能够形成中国特色的演出行业机制。否则，形势不容乐观。
《t望东方周刊》：具体如何建立这个机制？
国殇屈原范文2
占地面积：47.53公顷
总建面积：720000平方米
规划设计师：夏军、卢浩
建筑规划设计：（C1区）美国晋思建筑事务所/（C2区）开发商设计团队/（C3&C4区）美国海波建筑事务所/（C5&C8区）西班牙里卡多波菲建筑实务所/（C6&C7区）澳大利亚考克斯集团/（安徒生花园）丹麦斯米特—汉莫——拉森建筑事务所
投资商：阳光新业
“D21中国建筑设计/青年建筑师奖”评委会
获奖评语
阳光上东毗邻亚洲最大的城市中央公园——北京朝阳公园，是由美国GENSLER、德国OBERMEYER、海波建筑设计事务所（HPA）、澳大利亚COX、西班牙BOFILL、丹麦SHL建筑设计事务所等多个国际顶尖建筑事务所及设计师联袂共同打造的国际社区。由美洲组团、西班牙组团、澳洲组团等不同国际风格构成，创造项目外籍客户入住比例超过60%的神话，曾被评为“最适合外国人居住的社区”，被誉为北京国际化居住的第一符号，缔造了中国人居新高度。
阳光上东并没有将规划用地简单地看成一个大的屋村，而是创造一个有活力的微型城市——恰当的人口密度和合理有效的交通系统，蕴涵丰富的人文气息、文化传统、历史感、一定的公共空间和一定的私密休闲空间，不同类型、不同阶层或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既彼此分开又共融在一起。规划利用景观走廊搭建出城市的基本骨架，将整个区域分为大小规模不同的几个组成部分，各部分的建筑体量、规模、密度和高度是统一规划的，但在形态、文化和表现上又极具差异，而这正是城市本身所具有的形态。
从2003年底阳光上东一期亮相起，项目就引起了广泛关注。除了商业运作方面的因素外，阳光上东的核心价值已经日益凸显。
2000年当开发商开始接触这个项目时，这个位置对许多北京人来说非常偏远，当时用地及周边的环境也十分恶劣：村民还没有搬迁，基础设施、生活环境和社会治安也非常差。用地背面的坝河是一条排污河，风大的日子，坝河下游1公里以外都可以闻到臭味；场地内部还有贯穿南北的架空高压线；更大的风险是，这块土地当时是另外一个房地产项目的拆迁安置房用地。但是，凭借经验和专业的判断，阳光上东的开发商认定这个地块将来会有大幅度的升值潜力。
阳光上东项目经历了十年的开发周期，在项目的起步阶段工作开展得十分艰辛与谨慎。2000年9月取得土地开发权后，并没有急于推出项目。那个时候，在房地产开发上只要一提高档住宅，好像必定是在远离城区的郊野田园，在北京也至少是在四环以外靠山近河的环境中造屋，鲜有在城市中敢于标榜高档的。因为在如何构筑高档住宅社区的理念与对策方面，阳光上东的理念与当时市场盛行的做法很不相同，项目的市场风险也始终没有解除。开发商一边做着前期的准备工作，如市场策划、整体规划等，一边也在等待着市场时机。
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看，虽然当时北京大部分居住社区都成型于计划经济时代，人们也习惯于这种居住环境一般、居住舒适度低的社区，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大众对住宅的舒适性会有越来越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北京国际化进程的脚步加快，越来越多的境外机构、企业进驻北京，市场也急需适合外籍人士和境外生活体验的中国人的居住社区。
而从区域角度来看，西起东三环北路、东至丽都假日饭店、北起机场高速、南至朝阳公园，这一扇形区域位于北京市区的东北方向，可以称之为北京的上东区。另外，这里是北京最早对外开放的区域，是北京城市国际化进程的起点和终点。
从地块角度来看，场地及其周边的很多不利因素都在得到改观。北京市正式申办2008年奥运会，河道治理成为一项目标。四环路的开通，使其交通条件变好。地块临近第三使馆区，并位于燕莎和丽都之间，燕莎和丽都都是北京较早的已经成熟的涉外商圈，这也对地块有较强的带动作用。基于诸多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和后天优势，开发商下决心将阳光上东打造成为一个高品质的国际社区。
2001年9月，美国Gensler建筑设计事务所应邀进行阳光上东项目规划概念设计，规划设计的过程是一个建筑师与业主双方共同探讨、互相启发、互相接受对方观念的过程。最终，组团街坊式的规划概念使得双方取得共识。为了形成阳光上东的多元性，开发商决定阳光上东的建筑设计由来自7个不同的国际建筑事务所共同完成。
虽然阳光上东各街区的建筑风格差异很大，但是并没有令人感到不协调，所有的街区都融入规划的整体框架之中，融入庭院、广场、街道、绿地、水岸和阳光之中，真正实现了国际化社区的理想。
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阳光上东与其他许多大型社区项目一样，是个在城区范围内的新型、超大居住开发项目。阳光上东项目的基地共20.67公顷，分为A、B、C三个区域。A区占地面积约1.03公顷，用来开发酒店类物业；芳园南街西北侧其余用地为B区，占地面积约4.2公顷，是阳光上东的低密度住宅区；芳园南街东南侧中高密度的开发区域为C区，占地面积约15.4公顷。最初，开发商和设计师就对项目做了一些定位，开发商要创造一个新的城市“社区”，而不是“居住小区”。大型社区就要体现多元化、历史感。阳光上东的多元性主要表现在，每个组团的空间构成从体量、天际线乃至户型组合都是相对独立的。且设计风格在每一个组团中表现独特，并由来自不同国家的不同建筑设计师来完成。
A区的上东盛贸酒店最初的设计概念十分简单，两个正方形平面的塔楼各自旋转45度，这样可以使两个正方形所有的朝向都有开阔的视野，避免了可能产生的两个塔之间的视线干扰。一座凌空飞架的桥作为连接体将两个塔楼联系起来，这个接连体是酒店的大堂、餐厅等公共空间的载体。滨河花园是阳光上东B区的项目名称，采用阳光上东的基本结构——庭院式居住组团。围合庭院的多层建筑基本可描述为板式“L”形建筑和点式建筑。
阳光上东C区分为1～9个地块。C1区的高层居住建筑，带给北京一种新的居住理念——SKY LIVING，即在城市高层建筑中的豪华住宅。C2区的三栋高层住宅的建筑体量均超过了相邻的C1区，在考虑三栋住宅的朝向和方位时，并没有将建筑沿用地平线排列，而是与之形成一个夹角。从沿四环路的视角看过来，更多的是对着建筑的长边，但此时这三栋建筑退在远方，成为社区的底景。C3和C4区是阳光上东标准的居住组团，其建筑风格略带纽约上东区的味道，砖红色的外墙让居住建筑显得温暖而亲切，传统的三段式带给社区一种怀旧的感觉。C5和C8区位于阳光上东的核心区域，它仿佛是一条纽带，将与之相连的C1、C2、C3、C4、C6、C7各区串联在一起。C5和C8区彼此之间通过清晰的轴线关系联系在一起，这强化了自我的独立性，住宅设计虽然延续了单元组合的模式，但是从建筑外观上却感觉不到单元式建筑的单调和重复。阳光上东最长的城市景观走廊结束在C6、C7区，C6、C7区的建筑设计尊重了原规划较硬的街区肌理和平直的表面。C6、C7区依然有所谓的三段式设计，但它利用随机出现的不同进深和形状的阳台，以及阳台随机地开敞或封闭来形成建筑丰富多变的表情。建筑顶层稍稍后退，以及檐口出挑的金属构件，塑造出不同以往的建筑顶部特征，展示着自己卓尔不群的个性。安徒生花园是C9区地块的项目名称，是整个社区东端门户，它塑造了这样的空间体验：几组高低不同的、垂直纤细的柱体立在绿色的山坡上，形成音乐般的韵律，柱体件尽量形成通透的感觉。建筑下部的公共功能被整体覆盖在高台下面，形成有很强视觉冲击力的绿色山丘，而所有的建筑就生长在绿色的山丘上。
所有这些建筑符号的运用及其内部空间的独特性，给购房者群体得以表达自己的选择和“与众不同”，帮助他们找到属于自己的认同，创造一种真正意义上“多元”的价值感。
阳光上东就像人们在纽约上东区和巴黎左岸所能体会到的：好的社区都不是一夜之间建成的，一定经过了长时间的沉淀和演化。而阳光上东的规划是以开放空间为骨架的可有机生长框架体系，这种框架体系在西方国家有着广泛的实践，可将不同风格的居住街区融合成一个整体。
2003年上半年，用地周边已经出现了平均销售价格9000元/平方米的项目海润国际和一个报价3000美元/平方米的和乔丽晶。到2003年8月，阳光上东项目一经推出便得到了很好的市场反馈，人们开始关注上东区，理解并接受项目传达的理念，这也给开发商和设计师足够的信心。如今斗转星移之间，十年里阳光上东从最初的8800元/平方米的开盘均价已经提升至6万元/平方米上下。
从2004年到2010年，北京的房地产市场蓬勃发展，周边的竞争项目层出不穷。在这期间阳光上东也经历了房地产政策变化所导致的市场起伏与波动，但开发商始终坚持着既有的开发理念和目标。
阳光上东的规划尊重已有的城市肌理，注重社区与城市的关系，充分理解人的个性差异，着力于社区人文价值的创建，这些价值已经被客户所认同。
国殇屈原范文3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显著特点是区域差距进一步扩大，东部、中西部的发展在地理上的“二元结构”特征更加明显。东部地区经济份额不断扩大，人均GDP提高较快，高技术产业发展较快，而中西部地区则是区域经济份额不断缩小，人均GDP提高相对较慢，高技术产业发展水平不高。这种二元结构对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稳定以及国家安全都带来了新的挑战。
1992年后，外商直接投资开始大规模流入我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推动力。目前我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外资引进国。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区域不平衡分布的效应也不断显现出来。国内一些学者应用问卷、统计或计量经济模型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然而，这些研究集中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分析和决定因素的探索，并没有更多地探讨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发展差距的影响。造成我国东西部差距的原因较多，如历史、经济、体制和政策原因；但是，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差距扩大与外商直接投资(FDl)大量涌入较发达的东部地区有较大的关系。本文试图从FDI对区域工业、区域出口和区域技术发展等方面的影响入手，就FDI非均衡分布对我国区域二元结构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及FD分布的“二元结构”
从1979―1995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 8％，东、中、西部分别增长12．8％、9．7％和8．7％。由于东部地区GDP增长率高于中西部地区，导致东部与中西部的发展差距不断扩大。东、中、西部的人均GDP分别增长14．63％、13 86％和13．13％，东部人均GDP净增15，198元，中部和西部分别净增6,252元和4,961元，东部的人均GDP增量是西部的3倍。
从地域上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特点比较明显。“地理上的二元结构”是由瑞典著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提出来的。1975年缪尔达尔在《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一书中指出．不发达国家的经济中存在着一种“地理上的二元经济”，即经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并存。
在改革之初，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特征就已经十分突出。1978年，从总量上看，东部分别是中部和西部的1.77倍和 2．95倍，而中部为西部的1.67倍；从人均GDP看，东部分别是中部和西部的2．06倍和2.22倍，而中部为西部的1 08倍。经过20多年的发展，到2001年，二元结构特点更加明显。从总量上看，东部分别是中部和西部的2 22倍和4 38倍，而中部为西部的1 98倍；从人均GDP看，东部分别是中部和西部的2.41倍和3 01倍，而中部为西部的1 25倍。可以看出，东部与中部的差距在扩大，中部和西部的差距也在扩大，尤其是东部和西部的两极分化比较明显。
FDI在我国大陆的分布也呈现出“空间二元结构”的特点。东部地区，由于基础设施比较完善，文化教育水平高，工业比较发达，具有较强的FDI吸引能力，而与之相比，中部和西部发展水平较低，改革开放滞后，对FDI的吸引力较弱。从分布上看，截至2001年，中国吸引的FDI绝大部分聚集在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占87 84％，其次是中部占8．94％，西部吸引的FDI最少，仅占3．22％。从总量上看，20世纪 90年代以前，我国吸引的FDI总量比较小，1992年以后，东部吸引的 FDI快速发展，与中西部的总量差距也迅速扩大，而中部与西部到 1 994年后才产生一定的差距。因此，无论是分布还是总量上，中部与西部吸引FDI的差距都不明显，而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却很大，二元特征比较突出。
我们看到，我国经济发展和吸收FDI的二元结构的特征是比较明显的。从人均GDP看出，1996― 2001年，东、中和西部的年均人均 GDP为13,615．11元、5,564 21元和 4,432．11元，它表示了东、中、西部梯度发展水平。但是，东部人均 GDP分别是中部和西部的2 5倍和 3倍，而中部人均GDP为西部的 1．255倍，仅高出1，132元。可见，中部和西部发展水平差距不大。同期，东部FDl年均为336,075．9万美元，中部的年均FDI为50,571．88万美元，西部为18,997 05万美元，东部FDl分别是中部和西部的6．65和 17．69倍。从结构上，东部、中部和西部FDl分别占85．96％、9．41％和 4，64％。与东部相比，我国中部和西部发展水平的差距则相对较小。可见，我国区域发展和FDI在地理上呈现出东部与中西部差距较大的二元结构。
三、FDI对区域工业差距的影响
FDI进入我国各产业后，它与我国人力资源、资金等要素相结合，形成了新的生产函数。外资经济形成的经济系统，已成为我国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FDI工业即“三资工业”对我国区域工业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国大多数产业部门都有FDI进入，但进入工业的FDI占大多数。从1999―2001年看，进入工业的FDI占68．53％，进入第三产业的FDI占 27．51％，进入第一产业和建筑业的 FD，比较少，分别只占1 71％和 2．25％。由于我国FDI来源比较广泛，不同来源的FDI技术水平不同，进入的产业部门也不同；同时，跨国公司从不同投资动机出发，对进入的我国工业部门有所选择；另外，我国对各工业部门的开放程度也不同。这些都导致FDI在我国工业部门的分布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因此，FDI工业对我国工业部门的贡献也明显不同。
FDI工业对我国37个工业部门的增加值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 1999―2001年，FDI工业对我国工业增加值的平均贡献率为15 4％，其中有19个行业超过平均水平。FDI对我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加值的贡献最大，高达44％；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仪器仪表、文化办公用机械、服装及其它纤维制品业对我国同业增加值的贡献率在 30％―40％，这些FDI工业部门在我国同行业中具有较重要的地位。总的情况是，FDI工业对我国加工业、制造业的产出贡献率较大，对采掘等原材料工业部门的贡献较小。
然而，我国东部和中西部的产业结构差异较大，导致FDI企业对区域工业贡献有较大的不同。东部是我国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而且工业以机械、电子、服装、化工等为主导。这些产业技术含量较高，市场广阔，是FDI进入的目标产业。而我国中西部地区尤其西部地区的工业基础较差，工业大都是低附加值的资源导向型工
业，烟草、台金、森林、电力、资源开采等是西部地区支柱工业。烟草工业国家禁止FDI进入，其它工业也是FDI进入比较少的工业。由于我国区域的这种工业结构特点和技术水平的较大差异， 以及投资环境的差异，使各区域工业的FDI吸收能力有较大不同。2001年，FDI工业增加值占我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平均16．73％。东部11个省市中有7个省市超过全国水平，以河北最低，其它都在10％以上，上海最高达48．29％；中部8省中只有吉林的FDI工业比重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其余7个省的FDI工业比重都低于10％；西部12个省市区的 FDI工业比重都小于10％，为全国最低，仅有0．18％。可以看出， FDI在我国工业中的参与度有较大的差别。
FBI在我国区域工业中的参与度也具有地理上的“二元结构”特点。2001年，我国东、中和西部FDI工业比重分别为23．92％、519％和 544％，东部与中、西部相差4倍以上；西部FDI工业比重还略高于中部，这是由两个区域的工业规模、 FDl工业规模以及区域的地区工业结构决定的。从工业比重看，东部占60％以上的份额，中部占1／4，而西部最低，仅为14％，东部分别是中部、西部的2 5倍和4 5倍，中部是西部1．8倍。而从FDI工业比重看， 87．82％的FDI工业集中在东部，中部占7 76％，西部最低，仅为4．42％，中部与西部差距不大，而东部与中西部差距较大，东西差距20倍。这说明，东部工业对FDI的集聚吸引力较强，而中西部工业对FDI的吸收能力较低，竞争力较弱。
总之，FDI工业区域结构与东、中、西部工业区域结构是极不匹配的，FDI工业的区域不均衡度较大，二元结构比较明显。FDI工业的绝大部分聚集于东部，这不仅加剧了我国工业发展的区域差距，而且提升了东部的工业结构，拉大了我国工业在出口竞争力和工业技术发展方面的区域差距。
四、FDI对区域出口的影响
FDI在我国区域的非均衡分布导致了我国东部与中西部FDI企业出口份额的较大差异。1996―2001年，我国东部FDI出口所占份额在 96％以上，而且还处于上升的趋势，而中西部FBI企业出口比重只占4％以下，且有下降趋势，这说明， 中西部的FDI出口竞争力要比东部FDI企业出口竞争力弱许多， FDI企业出口在地域上具有二元结构的特点(表1)。
FDI企业出口与FDI的规模有较大关系。1996～2001年，东部出口对FDI企业出口的依存度由44％上升到53％，提高了8个百分点，而中部地区对FDI企业出口的依存度提高了3％个百分点，西部地区提高了2个百分点，同期，东部出口增长的64％是由FBI企业出口贡献的，而FDI企业出口对中部、西部的出口增长率的贡献率分别为 25％和20％。可以看出，FDI企业出口对我国东、中西部出口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但对东部的贡献较为明显，对中西部出口的贡献率都在20％以下，且中部和西部差别较小，基本上在同一水平(表 2)。
更具体地看，我国省市区对 FDI企业出口依存度存在较大的差异。1996―2001年我国省市区对FDI企业的出口依存度平均为46 15％，东部地区有北京、天津、江苏、上海、广东和辽宁共7个省市对FDI企业的出口依存度在50％以上，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中部地区对FDI企业出口的依存度平均17．56％，中部所有的省份均没有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对FDI企业出口的依存度平均11．54％，没有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市区。从全国看，对FDI企业出口依存度最高的地区是北京，最低的地区是青海，两者相差约56倍。
由于FDI绝大部分聚集在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 因此东部地区 FDI企业数量较多，出口竞争较强，在全国FDI企业出口中占据绝对优势，这极大推动了东部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而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的FDl分布极少，FDI企业出口所占份额还低于FDI份额，竞争效率低，这决定了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1996― 2001年，我国东、中西部占全国出口份额分另IJ为90．81％、5．09％手口 410％，而东部、中部和西部占FDI企业出口份额分别为9 7 04％、 1 93％和1 02％。可见，FBI企业出口在东部的集中度更高。可以认为，FDI企业出口两极分化加剧了我国区域开放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态。
五、FDI对区域技术发展的影响
FDI进入我国的方式有三种，即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这三种方式的技术先进性、组织控制方式都存在明显的差异。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FDI进入我国以中外合作为主， 以后中外合资方式逐步取代了中外合作成为最主要的投资方式，随后外商独资企业快速发展。
然而， 由于我国东部和中西部的FDI吸收能力差距较大，信息成本和不确定程度也有较大差异，导致FDI进入东部、中西部的方式也有较大差异。从FDI企业数量份额看，东部合作企业所占份额最高，独资企业次之，合资企业份额最小；相比较而言，中西部地区的合资企业比重高于独资企业比重，而独资企业比重又高于合作企业比重(表3)。但是，无论何种类型的FDI企业，东部占绝对优势，中西部仍然较小，FDI企业区域分布的二元结构特点是比较明显的。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FDI企业类型结构也存在较大差异。合资企业是FDI进入我国的主要方式，1996―2000年，全国合资企业数占FDI企业数的54．80％，东部合资企业低于全国水平，而中西地区的合资企业比重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东部的合作企业和独资企业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就中西部看，西部的合作企业比重高于中部， 而中部的独资企业比重又高于西部，但这种差别不大。东部的合资企业和独资企业比重要高一些，而中西部的合资企业比重要高一些，这是FDI进入方式的显著区域性特点。
从FDI进入我国区域的方式看出， 中外合资与外商独资确实是具有不同的区位模式与区位行为。相对于中外合资企业而言，外商独资企业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而在中西部地区中外合资是主要的FDI进入方式。这表明，由于我国在地理上存在“二元结构”的特点，因而，区位成为影响FDI进入方式的一个重要因素。相对来说，东南沿海地区，外商较少选择中外合资方式，相反，中外合资却是外商在其它地区的主要投资方式。
同样地，FDI进入区域的方式不同，FDI对区域转移技术先进性也有较大差异。对中方来说，中外合资是一种有较高技术溢出效应的方式，能够有较多机会接触到跨国公司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而外方则更关注市场规模、人力资本、经营风险等。由于中西部地区的开放度低，不确定性较高，信息成本高，这决定了FDI较多地选择以中外合资方式进入，因而也只会转移一般化技术。独资企业可以完全决定各种决策，对技术保密程度较高， 因而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较低，这些情况下，跨国公司愿意转移较先进的技术，甚至是部分核心技术。因此，在西部中外合资企业占绝对优势，说明FDI
的质量是较低的，而在东部，独资企业占较大比重，FDI转移的技术比较先进。
进入东部的FDI不仅数量大，而且质量高，进入中西部的FDI数量小，而且质量低，这对我国产业技术结构产生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高技术出口占商品出口的比重不断攀升。我国高新技术出口占商品出口的比重由1 992年的 4，7％上升到2001年的20 8％，提高了161个百分点，年均递增1．61个百分点。高技术出口加速发展，其中有国内企业贡献，但与FDI大量进入IT产业、药品制造等产业有直接的关系。从区域分布看，2000年，我国东、中西部高新技术出口份额分别为97．04％、1．92％和1．04％，而东、中西部FDI企业出口份额分别为97,93％、1．02％和1．05％，两者具有较高的结构相似性。我国31个地区高技术出口与FDI企业的相关系数高达0．987，这说明，FDI企业出口能力较强的地方也是高技术出口能力较强的地方，反之，FDI企业的力量比较弱的地方，高技术出口能力也较弱。
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也是我国区域技术变迁的过程。FDI是引进新技术的重要渠道，其对国民经济的作用超过了国内投资。东部地区的发展水平较高，要素聚集程度高，生产技术比较先进，FDI的大量进入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的R&D投资进入，吸引中西部地区技术人才向东部地区转移，而西部地区由于技术资源流失，FDI进入较少，难以弥补技术能力的不足，加大了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技术差距。这是加剧我国区域发展“二元结构”的深层原因。
六、结论
我国区域发展和FDI都存在“二元结构”的特征，但FDI的“二元结构”更突出。应当说，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FDl分布的不平衡，而FDl分布的不平衡又加剧了区域发展的差距，形成了因果循环。但FDI作为一种外力，强劲地加速了我国区域发展中的“二元结构”， 加剧了我国区域发展的“马太效应”。
我国中西部地区，由于发展水平低，人均GDP较低，资本形成率低，研究和开发投入不足，技术能力低，发展受到技术的制约。对 FDI来说，这意味着中西部缺乏引进外资的区位优势，对外资的吸收能力较低，FDI作为一种理性的资本，不可能大规模进入中西部地区。然而，FDI作为一种创造性的资本，具有资本、技术、管理、文化、制度和人力等“一揽子”特点，因而，对中西部地区的结构特征来说，FDI又是比较重要、比较稀缺的资源。当然，FDI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中西部的资本缺口和技术缺口，要看FDI的数量和质量。对中西部而言，FDI的技术等功能远胜过其资本功能，FDI主要体现的是示范效应和带动效应。这一点被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奇迹所证实， 同样也为我国东部地区的高速发展所证实。
在我国，东西发展差距的扩大已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区域差距矛盾。在近几年中， 已经有大量的资金投入西部，基础设施方面有了较大发展，投资环境也明显改善。然而，进入的FDI规模并没有明显的上升，西部的FDI所占份额还在下降。FDI理论表明，影响跨国公司区位决策的因素是较多的，其中投资政策的引导、政府的态度和服务效率是重要的因素。
国殇屈原范文4
一、边远地区国有商业银行业务创新的难点
从全区情况看，4家国有商业银行创新业务主要集中于银行卡业务、电子银行业务、业务、个人理财业务以及“直客式”贷款业务和系统内联合贷款等业务领域，其业务创新中的难点主要表现为：
（一）创新业务规模小，创收能力普遍低
近年来，我区4家国有商业银行开办比较好的创新业务主要有银行卡业务、代收代付等业务，由于其规模较小，创收能力偏低。
（二）创新业务品种相对较少，难以起到有效调整优化整体资产负债结构的作用
各行总行推出的创新业务新产品相对于一些股份制银行，如交通银行、招商银行等相对较少，像投资顾问等形式的新业务在我区国有商业银行开办的极少。同时，各国有商业银行总行针对经济欠发达、边远地区特点量身定做的“创新产品”几乎没有，再加上我区四家国有商业银行自主研发的产品几乎是空白，使得创新业务对调整优化整体资产负债结构的作用无法显现。
（三）金融创新产品的创新层次低
目前，我区4家国有商业银行推出的业务创新品种，主要是在传统金融业务的基础上进行低端的简单功能拓展和延伸。
（四）创新业务推开时间长
国有商业银行创新业务一般是由各自总行研发，并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试运行成功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推开的，边远地区由于受经济、环境和人们观念的影响，客户对每一项金融产品的认可均需一段较长时间，再加上边远地区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新开办业务所具备的条件参差不齐，使得一些新业务，尤其像网上银行业务、理财业务这些代表未来创新方向的具有高附加值的中间业务在全区的推开时间大约滞后6～12个月。
二、制约边远地区国有商业银行业务创新的因素分析
（一）创新观念不新，内生创新动力不足
一是边远地区国有商业银行多数机构将创新业务作为对传统业务的一种补充和推动传统业务发展的策略，尚未充分认识其对于改善收入结构、转变经营模式的重要意义。二是业务创新缺少明确的市场细分和定位，未能真正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的基本原则，缺少明确的方向和清晰的定位。三是缺乏创新的内生动力，大部分机构主要靠上级行的外力推动。
（二）创新新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难以满足社会各界服务需求
创新产品大多是传统低端金融产品的简单延伸，一些业务创新甚至围绕拉存款、占市场、上规模进行，成为“揽存”的手段，或是通过产品的局部调整和改良简单模仿，同质化竞争日趋激烈，严重影响创新业务的健康发展。
（三）创新产品宣传和营销不到位，难以适应创新业务的发展需求
各行普遍存在对创新业务宣传力度小的问题。造成一方面银行推出的部分创新产品客户不了解，另一方面客户需要的产品，银行又不能及时了解开发，限制了创新业务的发展。
（四）收入水平偏低及传统观念的偏好，制约着边远地区业务创新产品的发展
一是边远地区受地区经济总量、居民收入水平和经济活动的影响，对金融创新业务的多样性需求偏低，导致边远地区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推行业务创新品种乏力，如个人理财业务、网上银行业务尚处于起步阶段，业务办理的笔数较少。据统计，2005年内蒙古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237元，农牧民人均现金收入2989元，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2.92%和23.65%，需求缺乏，限制了业务的创新发展。二是公众的传统观念以及对金融产品的偏好和认知度，是影响边远地区国有商业银行基层行创新业务，特别是个人理财业务、网上银行业务发展缓慢的因素之一。以个人网银业务为例，由于客户对网上支付的安全性及其虚拟性了解不多，大多数人宁可选择到柜台办理汇兑款，而很少使用网上支付方式。
三、提升边远地区国有商业银行业务自主创新能力的对策及建议
（一）更新观念，不断提高业务创新能力
边远地区国有商业银行，特别是一级分行应把发展创新业务作为改进服务、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根据自身规模、比较优势和市场定位，制定全面的业务创新计划，持续加大自自主创新力度。
（二）强化品牌营销和产品维护，提高新业务的知名度及竞争力
各行开发新业务品种时，应不断细分市场，增强新业务的个性化和差异化。推广人员在营销新产品时应全面介绍其基本功能，充分揭示新业务的风险，引导客户理性消费。国有商业银行各级分支机构应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信息载体，让投资者了解掌握金融产品，促进金融新业务迅速开展。同时，建立新业务的后评价制度，将评价结果及时反馈给新业务的设计、开发和推广部门，以此促进新业务的改进与完善。
（三）突出重点，有选择地大力推进创新业务品种的发展
边远地区国有商业银行特别是基层行应结合地方经济和本行实际，选择那些收益比较大，风险相对比较小，能发挥本行优势的创新业务品种为突破口，大力推进创新业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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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来源：2004年1月以来拟诊为NGU的青浦区各医院性病科、皮肤科、泌尿科以及妇科送检标本1094例。
标本采集：女性以细头拭子插入宫颈口3～5cm，旋转1周后取出；男性患者在未小便4～5小时后采集尿道3～5cm处拭子。标本采集后立即接种于培养基中。标本采集前1周应避免使用抗生素。
试剂和仪器：Mycoplasmaics kit解脲支原体分离鉴定，计数，药敏试剂盒。隔水式电热恒温培养箱。
方法：采集的标本立即接种于液体培养基中，在室温条件下(18～25℃)不得超过5小时，2～8℃冰箱保存不得超过48小时，培养和鉴定严格按照操作手册进行。细菌定量培养：取支原体培养阳性瓶中液体50μl，接种于血琼脂平板，于36℃孵育48小时观察结果。有细菌生长为阳性，无细菌生长为阴性。
结果判断：①药物敏感(S)：药物低浓度和高浓度孔均无Uu生长。②中度敏感(I)：药物低浓度孔有Uu生长，而高浓度孔不生长。③耐药(R)：药物低浓度和高浓度孔均有Uu生长。
结 果
3年药敏试验结果如表1、2、3。
讨 论
近年来由于抗生素大量使用，普遍存在盲目用药现象，导致支原体多重耐药率逐年升高。
耐药率分析：对目前临床使用的罗红霉素显示了很高的耐药性，可能与其耐药基因tetM相关。
中介度结果分析：由于左氧和氧氟沙星以及司帕沙星具有胞内浓度高于胞外浓度的特点，因此其中介度一般可视为有效。
敏感率分析：阿奇霉素原来具有较高的敏感率，但近年来在青浦以及周边地区大量的、不正确的使用，使其敏感率迅速下降，中介度上升，其临床治疗效果日益令人担忧。强力霉素和美满霉素具有较高的敏感度，但由于口服后胃肠道反应极大，病人一般难以接受和坚持，需要医生做详细的解释和说明。
为了排除细菌污染所造成的假阳性结果及假耐药现象。我们随机抽取其中的100份培养阳性标本进行了细菌定量培养，结果均为阴性，说明取材和标本处理都符合操作规范，结果真实可信。
本次调查表明，对于NGU患者应做Uu培养，并根据药敏结果，合理选择抗菌药物，而临床上应避免滥用抗生素，以保证在今后的治疗中有足够的可供选择的药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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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文明城市检查刚刚结束，我们又将迎来国家园林城市测评验收。月日，市委、市政府召开了全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迎检动员大会，号召全市人民迅速行动起来，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迎检工作，一举拿下国家园林城市这块金字招牌。全区上下要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号召，乘势而上，再接再厉，迅速投入到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的迎检工作中去，确保以优异的成绩顺利通过测评验收，确保打赢“四城同创”的第二场硬仗。刚才，董锋同志对做好迎检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家单位作了很好的发言。希望大家迅速抓好贯彻落实。下面，我再讲三点意见。
第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实增强迎检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建设美好生态家园，是全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提升我区综合竞争实力的客观要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工作开展以来，全区各级广泛发动，人民群众踊跃参与，在全区深入开展了植树造林、建设绿色家园活动，全区绿地总量快速增加，绿化品位明显提升，使今年成为我区绿化投入最多、绿量扩张最大的一年。到目前为止，我区自筹绿化投入万元；新增绿地面积公顷，完成市下达任务的，其中公共绿地公顷、中心绿地公顷，分别完成市下达任务的、；新建园林式单位个、园林式居住区个；新增立体绿化万平方米。全区各单位各部门为“创园”工作投入了大量精力，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对照国家园林城市的标准和要求，我区的创建形势仍不容乐观，主要是创建的基础较为薄弱，可供迎检的路线资源相对不足，迎检道路的园林绿化还有一定差距，全区上下参与创建的氛围仍不够浓厚。当前距离建设部组织检查验收还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能不能顺利通过测评验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这十几天的艰苦努力。全区各单位各部门一定要大力弘扬“学先进、争一流”精神，进一步增强做好迎检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和使命感，迅速组织起来，积极行动起来，认认真真地把迎检准备工作做充分、做细致，扎扎实实地把创建国家园林城市这一块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民心工程组织好、建设好，为提升我区的城市形象、加快城市现代化建设增添新的光彩。
第二，突出重点，狠抓关键，全力确保我区“创园”工作全面达标。当前迎检工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集中力量查漏补缺，有针对性地进行重点整改，全力向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的目标冲剌。全区各部门各单位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工作责任，一着不让地做好整改工作，圆满完成各项“创建”目标任务。
一要切实加大整改力度。从区创建办反复检查的结果看，尽管我区创建工作整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包括重点迎检道路、居民社区和单位庭院以及软件资料等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不抓紧解决这些突出问题，创建工作很可能功亏一篑，大半年的努力很可能付诸东流。各责任单位要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严格对照国家园林城市验收标准和区创建办下发的整改要求，集中精力主攻薄弱环节，努力把责任范围的园林绿化、环境综合整治、台帐资料、宣传造势等工作做细做实做好，切实做到“硬件更硬，软件不软”，每项创建工作都能经得起评比检验。各责任单位的主要领导是落实整改工作第一责任人，要亲自动手，现场督办，一项一项地抓好落实，确保辖区和所属单位高标准整改到位，确保在“创园”检查验收中不失分、得高分。
二要切实加大包挂力度。动员大会以后，区四套班子成员深入包挂点了解创建整改情况，分析问题，研究措施，积极协调解决包挂点创建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各街道党工委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要加强对辖区单位绿化工作的协调、督促和落实，帮助辖区单位高分通过检查验收。凡是辖区单位在检查验收中失分的，要追究有关街道的责任。
三要切实加大督查力度。迎检期间，区创建办要从全区抽调精干人员组成联合检查组，分片负责，全天巡查，即查即报，全面掌握创建整改落实情况。对重点地段、重点单位和难点问题，要派专人盯紧盯牢，上门督促，现场剖析，动真碰硬，立查立改。各负责单位都要进行全面细致的再排查，梳理一下责任是否已经落实到人？回头看看还有哪些漏洞？用心想想还有没有可以改进提高的地方？真正做到缺什么补什么，哪项不达标，领导的主要精力就放到哪里，整改措施就跟到哪里，确保整改措施不落实不放过，整改效果不达标不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