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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文化范文1
1843年开埠以前的上海，客观地讲，它的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处于中等水平。尽管它所在的地区是江苏省的松江府，这是中国最近一千年来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最先进的地区，但平心而论，当时的上海县在松江府中不过处于中等地位，无论是它的文化底蕴，还是它当时的文化状况，都抵不上松江府的华亭县，抵不上青浦，甚至抵不上嘉定。上海不过是一个县城，显不出多少优势来。但是，在1843年开埠以后，外国租界林立，西方文化融入，上海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到上世纪初期，国内外公认上海已经具备了文化方面的某种优势。
除了租界以外，靠什么呢？应该讲就是靠人口的流动。在上海刚开埠的时候，整个县的人口仅仅50万多一点，但是它的发展速度快到什么程度呢？到1900年的时候，上海的人口突破100万；1915年的时候，人口突破200万；1929年的时候，人口达到300万；1942年的时候，人口已经接近400万；到1949年上海解放的时候，常住人口是550万，加上流动人口号称600万。这样的速度，在国际上是少有先例的。英国伦敦的城市化发展速度也非常快，但是在人口增长方面，无论是从速度，还是从外来人口的比例来讲，都没有上海那么快、那么高。上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外来的移民占到总人口的80%，而且这些人多数是以定居为目的。来自各地的高素质外来人口，使上海的文化吸收了营养，也使这些差异很大的文化在上海汇集、交流。
文化交流的多元融合
上海的文化交流靠什么？就靠大批外来人口。这批人又是素质比较高的。为什么？上海主要的移民来自浙江和江苏，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又来自长江三角洲，就是以前我们讲的浙西，现在叫浙江南部，还有江苏南部。这些地方是从公元10世纪以来，也就是说从五代到北宋初年开始，已经在经济、文化方面处于先进地位的地方，并且久盛不衰。所以上海流动人口来源的地方本身就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相对而言，这些移民的素质是比较高的。还有一些人尽管不是来自发达地区，但是能够在上海生存下去，是因为有他们的特长。所以，上海移民本身素质高，传播文化的能力就强。
另一方面呢，它是多元的。比如说，除了江苏、浙江以外，还有一批很重要的移民来自广东。我们知道，清朝在五口通商以前，唯一开放的口岸就是广州，广州早就积累了一批涉外人才。上海在刚开埠的时候，涉外人才十之八九来自广州。从一般的Boy（服务员）到打字员，到洋行的Compardor，就是买办，都清一色是广州人，以后才慢慢增加了苏州人、宁波人、本地人。广东移民在上海也有很多优势，比如南京东路上的四大百货公司，全是广东人开的。
又比如来到上海的安徽移民，特别是在华界的商业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还有上海移民中的湖北人，因为当年张之洞在湖北办洋务，在铁路、机器制造、开采矿产方面，湖北有一批人才，在上海办洋务、造铁路、搞机器生产的时候，他们就发挥作用了。
这样看来，跟天津等其他移民城市相比，上海的国内移民是最多元的。几乎在全中国，没有一个地方的人当中没人移居上海，没有一个少数民族的人当中没人移居上海。这就使上海的文化吸收了各方面的营养，也使这样一些差异很大的文化在上海汇集起来，进行交流。
上海的文化来自于国内外，也融入了传统与现代的交流。上海刚开埠的时候，只有26个外国人。但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期，上海外侨的高峰达到15万人，这15万人还不包括流动人口，是经登记的、在上海常住的侨民。其中有几支外国人群体起的作用显然更大。
一支是犹太人。我们知道，沙逊、哈同、嘉道理家族中，很多都是犹太人。犹太人在上海这样一个新兴发展起来的工商业、服务型的国际大都市中，如鱼得水。讲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这个话是西方人说出来的。“冒险家的乐园”有两层意思，一方面当然包括有些人利用非法的手段获取财富，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些人到上海，他们承担了风险并且也获得了成功，所以才成为乐园。
另外一支就是白俄。俄国革命以后，被驱逐出境的那些俄国的上层、贵族和知识分子，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到了上海。他们对西方文化与上海文化的交流，比如在音乐、绘画、舞蹈、语言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很多在上海学习西方文化的人，就是跟着这些白俄知识分子学的，在上海一些主要的艺术社团里，白俄移民都起了作用。
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是日本人，在文化上对上海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这其中，有的是正常的文化交流，但同时日本也利用上海在文化上进行渗透，进行他们的活动。
提到传统和现代的交流，有人觉得不理解，上海既然是这样一个现代大都会，它的传统体现在哪里呢？因为，传统文化的拥有者，他们也会到上海来。这样，上海在近代这段时期内，就发生了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交流。它的结果是相当积极的，加深了上海文化的原层面。
文化生命力在于流动
当时的上海，由于处在这样的交流中，它的人口绝不是只进不出。比如说，上海在迁移的高峰时候，每年迁入人口大概在50万左右，但是每年迁出多少呢？上世纪30年代，有好几年迁出的人口在45万以上。也就是说，上海的人口尽管增长，但是曾经有进有出，交流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并不是所有人才都要集中到上海来。比如苏州的东吴大学是当时中国法学水平最高的学府之一，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后，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的几位大法官、法学界的泰斗人物，几乎都是东吴大学出来的，他们并没有因为上海重要，而都迁居到上海来。当时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有人是在上海念的大学，然后到江苏去做小学教师，再到浙江去办一所中学，然后又回到上海，是处于一种良性循环的交流过程。这样的交流对双方都是互利的。
但是非常遗憾，1950年以后，这样的交流逐步停止了。人才的交流越来越困难。我们还记忆犹新，当时有谁要调到外地，或者从外地调进来，一般都要找到对象进行“两调”。从1958年国家制订法律不得随便迁入城市开始，体制以外的流动都停止了。
这种状况，改革开放以来有没有改变？当然有了很大的改变。行政区划、单位所有和有进无出，是阻碍文化交流的三个主要因素。在今天，一方面资讯发达，另外一方面交通越来越便利，但是与此同时，阻碍文化交流的因素依然存在，首先是行政区划。以前上海如果要做什么事，比如当年南京梅山钢铁厂要划归上海，那里就要通用上海粮票、上海户口，就只能用行政区划的方法才能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的自由交流很难实现。
其次，就是单位所有。现在的交流，要么我们想把他们的人才“挖”过来，要么他们想把我们的人才“挖”过去。如果不“挖”，正常的人才交流就很困难。还有，我们往往认为人才归了你，我这里就削弱了。我们为什么就不能通过交流，像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样，让双方互补互利呢？
海派文化范文2
一、海派文化呈现出的主要特征
经过长期历史锤炼的海派文化，主要是指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基础之中，融汇了吴越文化等中国其它地域优秀文化的精华，吸收消化了一些国外主要是西方的文化因素，发展形成了新的富有自己独特个性的海派文化。从这个角度来看，如今的海派文化不仅得益于中华文化以及世界文化的精髓，而且又演绎出了十分鲜明、十分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根据长期研究探讨的结果，目前社会上比较普遍认为海派文化的主要特点是：吸纳百川，善于扬弃，追求卓越，勇于创新。也就是说，如今的海派文化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具有很大的开放性
海派文化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开放兼容，也就是具有十分明显的开放性。一方面是海纳百川，融合中西，为我所用，化腐朽为神奇，创风气之先；另一方面表现在不闭关自守，不固步自封，不拒绝先进，不排斥时尚。因此，这种地域文化上的开放性，使得海派文化多彩多姿，内涵丰富，也使得海派文化得以不断传承和发展。
二是具有很强的创造性
从海派文化发展的历史演变来考察，海派文化具有海纳百川的鲜明特征，但是，这并不等于是全盘吸收，不等于是照搬照抄，也不是简单地重复和模仿其他的文化，而是在充分吸取和借鉴国内外其他优秀文化、先进文化精髓的基础上，融入了独特的创新元素和创新精神，从而使得历史上的海派文化洋溢着创造的活力和动力。
三是具有很好的扬弃性
在海派文化历史形成过程中，由于海纳百川和百川归海，难免也会出现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现象，也有可能会出现饥不择食、来者不拒的情况，但是，最终还是经过大浪淘沙，使得海派文化进行了有选择地、有区别地吸收消化，不仅避免了盲目和盲从，而且还吸取并提升了各类文化的精华，从而充分体现出了海派文化的扬弃性。
四是具有很广的多元性
一般来讲，海派文化和其它文化一样，都是复杂的文化共同体，因此，海派文化不可能纯而又纯，但是，海派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最终融合形成了海内外文化的复合体，呈现出海派文化多元、多样、多内涵、多形式的特征。当然，这中间也会有雅与俗，洋与土，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以致先进与落后，也特别需要海派文化区别对待。
二、商品包装设计需要文化底蕴支持
文化支持是指人们所掌握的现有物质文化成果和精神文化成果的功底及其应用能力。掌握比较多的文化成果，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从事现代商品包装设计的重要基础。现代商品包装设计之所以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的支持，是由包装商品及其设计的功能性、审美性、独创性等三大所特性决定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底蕴对现代商品包装设计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重要支持作用：
一是科技文化对包装设计的智力支持作用
科学技术作为系统的理论化的知识体系、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不但是创造和发展文化的有力手段，而且是对社会生产和产品开发与设计的一种重要的智力支持。在当代社会，科技文化已经成为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高级文化系统。例如，在国外商品包装的造型设计、结构设计、装潢设计等一条龙设计过程中，早已实现了计算机化。如今，运用计算机设计，可以将包装设计过程中的反复计算、反复比较、反复修改都由计算机完成，可以使包装设计从令人苦恼的繁琐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还可以大大缩短设计周期，提高设计的精确度，从而获得优化的设计成果，而包装设计的电子计算机化也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因此，包装设计工作者如果没有深厚的科技功底，其商品市场调研、新材料的选用、设计资料的检索、设计程序的编制等，都将受到极大的影响。
二是审美文化对包装设计美学应用的支持作用
审美文化是以主体精神体验和情感享受为主导的社会情感文化。伴随着社会整体文明的不断进步，人类的审美视野和审美活动的范围在不断扩大和延伸。今天，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日益丰富和人的文化素养的提高，人们的消费心理和需求观念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在购买商品时，不仅仅看重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格，而且十分讲究由商品和包装的审美价值、情感价值、社交价值等文化价值提升的商品的附加价值。如今，因为商品包装质量低劣而积压滞销或在出口创汇方面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实例不胜枚举；同样，因为商品包装稍作美学质量改进即获得积压商品畅销或出口创汇增加的情况，也不乏其例。商品包装设计，从构图来说，离不开对比、比例、对称、平衡、韵律、空间、调和等多方面形式美规律的运用；从造型结构来说，离不开安定与生动、对称与均衡、对比与调和、比例与尺度、重复与呼应、节奏与韵律、变化与统一等多方面美学关系法则的处理；从装潢心理感受来说，离不开适用感、特色感、质量感、廉价感、名贵感、新奇感、柔美感、群体属性感等各种心理感受的美学表现。这表明，包装设计者如果没有审美文化功底，就难以在设计中创造出寓于商品包装中的完善的美学功能及其所体现出来的美学价值。
三是道德文化对包装设计的警示作用
道德文化是一种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依靠社会舆论和行为主体的自觉意识调节社会关系的一种“调适文化”，它是构成社会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传统的道德文化占有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商品包装与被包装商品本体是一种形式与内容、表与里的关系。形式与内容、表与里是否一致，需要现代商品包装设计工作者的自身道德自律或道德心理自律，不作“缺德”的欺骗性包装。如果商品包装设计者能够用道德原则警醒自己、约束自己，那么，对杜绝假、冒、伪、劣产品上市，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推动社会生产的繁荣和进步，都将发挥出很大的作用。
四是营销文化对包装设计的指导作用
营销文化是市场经营或市场行销文化，也是旨在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加强市场调查，采取有效的市场营销策略，开展市场营销活动的文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营销文化的内容日益丰富起来，它的研究范围已扩大到始于商品被生产出来之前，而终于商品实现销售、价值得以实现之后。同时，现代市场营销文化已经同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社会消费学、市场预测学、广告学、经济计量学等多种学科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一门综合性的学问。因此，商品包装设计人员一定要用市场营销学的文化支持进行商品包装设计，没有这个文化支持，就难以对市场营销环境、消费心理作出科学的分析；难以在对市场细分的基础上确定正确的市场营销策略，包括产品策略、价格策略、渠道策略、促销策略、竞争策略和多角化经营策略等；更难以对国际市场进行细分和适应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强的趋势使包装设计有利于开拓国际市场。
三、海派文化与现代商品包装设计的结合
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和市场竞争环境下，现代商品包装设计必须充分吸取海派文化的精髓和营养，从民族传统文化入手， 赋予文字、图形、颜色、材料的传统韵律，构成有“上海特征”的现代商品包装设计风格，使本地的商品包装设计赋有新的文化意义和文化特征，并且以特别的设计理念以及设计元素加以发展，给以创新。从这个角度出发，海派文化与现代商品包装设计的有机结合主要应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设计理念在继承的基础上注重发展
现代包装设计与海派文化的关系，并不是对传统海派文化的肤浅理解，即“形”的简单套用和照搬，而是要将传统海派文化的精髓融入进去，在充分理解海派文化的基础上延期“意”传其“神”，让海派元素为现代包装设计注入新活力。当前，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不仅强烈地刺激了传统海派文化的神经，而且也为海派文化的创新带来许多新的思考和契机。从这个角度来看，在认识和了解传统海派艺术文化的基础上，逐步挖掘、变化成为现代商品包装设计新的创意点和启示点，是塑造海派商品包装设计风格的必由之路。
二是设计元素在借鉴的基础上注重创新
在商品包装设计中利用传统海派元素的再次造型，是基于对传统海派文化借鉴的基础上，结合现代艺术表现形式进行新的图形创作；是将结构繁复、形式陈旧，不符合现代审美需要的艺术形式，加以提炼、概括、醒目强化，通过新的设计重组，再将这种立足在传统海派元素原型上，而又对原型不断分解、转变和重构的衍生型糅合到现代包装的设计之中。这样设计出来的图形，不仅能够保留传统艺术的神韵，又能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包装设计中的海派元素再构成是在新时代审美意识下的一种再生创造，它是传统图案、纹样符号与现代图形设计新旧两种形式之间的激烈碰撞，在这种碰撞中得以诞生，并散发出其独特的海派神韵和魅力。
三是海派文化元素在发扬的基础上得以传播
海派文化范文3
一、聚焦课堂――打造高效模式
1.优化课堂，高效模式初具模型
学校结合实际，大胆探索高效课堂教学模式，营造学生自主发展的“海精灵灵动课堂”，初步探索了五字教学模式：导――学案先行，预习新知，学――伙伴互助，自主学习，展――小组展示，质疑解惑，练――主动练习，形成技能，悟――启迪思维，感悟创新。引导教师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特别是对自主学习能力和合作学习能力的培养。
2.制度保障――高效模式有效发展
为了保证高效课堂的顺利实施，学校在教学管理上采取了相应的配套措施。一是每周教学研讨会制度，安排固定时间以备课组为单位进行教学研讨，以求教有所悟，教有所得;二是录像课制度，每天安排一名教师在学校录播室进行观摩课直播，在教学研讨会上进行教师自评、组内互评、专家点评，以求集思广益，扬长避短。
3.课堂展示，高效模式延展落实
通过开展骨干教师示范课、青年教师汇报课及课堂开放等活动，校长、教导处深入到教研活动中，了解各学科的教学和教研情况，及时解决问题;针对性地听课，课后和任课教师及时交换意见，及时反馈，及时做出评价，以促进教学。师徒通过开展“同研一节课”“同一角度观课”的互助活动，不断发现教学过程的新问题，研究解决教学中的实际问题，总结、提升教学经验。这一系列活动促进了“五字教学法”的进一步深化落实。
创建高效课堂模式对我校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它既要有勇于开拓的胆识和勇气，也要有丰厚的教育理论基础。面对已经取得成绩，我校应进一步结合实际，深入探究高效课堂模式，逐步确立可操作、符合科学教育规律的高效课堂模式。
二、依托课程――创建特色品牌
我校立足学科教学，开发系列海洋教育课程，依托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践，引领学生认识大海、亲近大海、热爱大海。
1.以基础型课程为根基，承载特色
学校通过在国家课程中融合渗透，以国家课程目标、内容、途径、评价等为主体，结合年级特色目标，寻找与海文化要素相关的内容，建立学科“海文化”渗透系列。语文课开发“我爱大海”主题阅读微型课程，并要求每名学生诵读8首海洋诗歌;科学课开展海洋动植物的研究性学习，激发学生关注大海、保护海洋资源与环境的意识;美术课开发微型课程“海洋生物剪纸”，通过画、折、剪纸这些活动，使学生对海洋生物有更直观的认识，在观察、想象、创造中提高审美能力;音乐课开发海洋歌曲展播，各学段学习课本中关于海洋的歌曲，以及歌唱威海的歌曲，如《海滨小城威海卫》《威海之恋》等。
2.以拓展型课程为主体，凸显特色
我校开发的海洋特色主体校本课程，以学生熟悉和喜爱的海洋生物为主要素材，通过对海洋生物习性、生存环境、经济价值等的探究，达到科普教育、感恩教育、环保教育、国防教育等目标。去年9月，首套海洋教材《蓝色家园》走进我们的课堂，我校以这套教材的实施为契机，进一步优化海洋教育的普及，为师生树立了正确的海洋观等，促进人文素养的全面提升。
3.以实践型课程为载体，深化特色
实践型课程包括社团课程、班本课程两大方面，是以学生实践体验为特征，遵照自主选择、多元发展的原则，以激发兴趣、人人参与、个性发展为目标的选修课程。
（1）学校成立船模、鹅卵石绘画、贝壳贴画、海洋生物剪纸、海之声合唱团等学生社团，制定社团管理、考核和评价等系列制度，确保社团课程良性发展。“自主选择、多元发展”的课程建设思路，能满足不同学生发展的需要，在动手动脑中，激发学生的兴趣，培养学生的特长。
（2）学校提出“班班创特色”的海洋特色班级创建策略，要求每个班级选择学生最喜爱的一种海洋生物作为班级吉祥物，并从这种海洋生物的特点中提炼出班级精神。憨态可掬的企鹅，霸气十足的螃蟹，温文尔雅的海星，搏击风浪的海燕，以静制动的海螺等被学生推选出来，校园氛围也显得愈发活泼。今后，我们还需要在“全员参与”和“传承海洋精神”这两个方面不断完善班本课程，引导师生在参与、体验、创造的过程中，共同构建富有个性的、充满活力的班级文化。
三、活动采撷――提升特色品牌
丰富多彩的活动不仅要使学生学到很多知识，还要使学生从中受到很好的教育。我校每年都在各种节日、纪念日开展主题活动。读书节、算术节、英语节、体育艺术节、校园文化节就如同一条美丽的珍珠链让师生全员参与，锻炼自我，展示自我。
本学年，乘着省规范化检查的东风，我们重新整修了各种功能室，新增添了美术室、综合实践室、科技活动室、舞蹈室、音乐室及器乐排练室，整修了图书室、阅览室、微机室、科学实验室等。这些为学校兴趣小组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围棋、朗读、船模、剪纸、软笔书法、贝壳贴画、鹅卵石绘画等兴趣小组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并先后举行了“聆听大海、书写情怀”软笔、硬笔书法比赛，“海之韵，说之乐”英语口语比赛，“海洋世界巧手剪纸”比赛，“海精灵之佳作大比拼”活动，“搏击长空，勇夺桂冠”数学趣味比赛，“海精灵之海湾蓝色阅读”英语情景剧、英语故事比赛活动，“逐浪竞千帆，巧手制船模”活动，“海魂训练营”良好学习习惯养成展示等活动。
同时，学校结合“体育艺术2+1”模式，开展了系列“阳光体育”活动：举行了“千锤百炼，铸就军人本色”队列比赛，同学们精神抖擞，体现军人本色;“绳舞飞扬，运动快乐”跳绳比赛，同学们全力以赴，赛出优异成绩;“百舸竞帆、活力飞扬”秋季趣味运动会的赛场上，全体运动员继承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优良传统，发扬“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精神，取得可喜成绩;“千帆同竞进，追梦展风采”2014年春季趣味运动会，使学生展示自己的风采;“学韵律动，海燕竞飞”队列队形及七彩阳光广播操比赛，让学生的广播操成为展示我校学生的一个亮点、窗口;“阳光体育大课间，律动体操展风采”活动如期开幕，展示了各班良好的精神风貌。学生在各种体育运动中，不仅锻炼了体能，更增强了集体荣誉感。
海派文化范文4
[关键词]市场；社区；根基
[作者]马岚，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南京，210093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1-0173-005
我国少数民族众多，大多集中在西部和边疆地区，因其地理位置和周边环境的特殊性，呈现出特别的自然景观。这些少数民族大多拥有古朴浓郁的民俗风情，积淀深厚的文化底蕴，在、风俗特征、生活方式上差别很大，并且由于少数民族地处比较偏僻的地区，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风俗传统，都较少受到外界的影响和破坏，大都保留了未经人工雕饰的原始风貌。这些迥然不同的自然景观和文化氛围，因其积淀性、差别性、原始性与汉族地区的旅游资源形成了互补，成为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为民族旅游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如“人间瑶池”的黄龙、“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壁画长廊”的敦煌莫高窟等，都是世界级的精品和绝品资源。
近年来，国内的民族旅游开始迅速发展，各少数民族纷纷开始利用自己的自然、文化资源，打起“民族旅游”的牌子，建设旅游设施，招徕、接待旅游者，为其提供游览、交通、食宿、购物、文化娱乐等综合，从中获得收益。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民族性，利用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差异吸引旅游者。对于游客而言，他们的目光始终聚焦在通过民族差异寻求“真实感”，追寻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如艺术品、节庆、仪式、饮食、服饰、建筑，等等。正是游客的这种心理需求，使得民族地区日益关注并维护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如云南省弥勒县可邑村在“彝族文化生态旅游村”建设中，彝族村民就主动穿上已不多见的民族服装，加入民族的集体活动，并自发地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习俗进行整理、创新、传承，成为了较成功的民族旅游“文化示范点”。然而，很多现实也表明，旅游在民族地区经过几十年的迅速发展，现在虽已进入空前繁荣阶段，但伴随着这种繁荣，各种消极效应也开始出现并显示出其潜在的威胁。旅游业的发展不仅一定程度上污染了目的地民族社区的自然环境，而且有一些民族文化不仅没有因此发扬光大，反而受到外部侵蚀，出现了衰退的趋势。如贵州省黔东南州曾经先后开发了八个民族风情旅游村寨，接待了成千上万国内外游客。20年过去了，这8个旅游景点相继出现老化的趋势，甚至倒闭。最典型的是当初参观者如云的自治州民族博物馆如今改建成了家具市场。(引自中国工商时报)民族旅游缘何在20年的发展中，不仅没能做大，反而出现了衰退的危机，是民族文化在现代文明的侵蚀下被取代，还是民族文化自身没有足够的吸引力?
有的学者批判某些少数民族把自己的民族文化遗产当作商品出售，文化要素被商品化，只要出钱，都可以购买，他们把注意力完全放到饭店规模以及如何吸引游客、餐馆、购买纪念品等，使得当地社会道德风尚退化，淳朴的民风商品化，最后丧失了自己的文化。而有的人支持少数民族的市场化、商业化进程，提倡少数民族应该和汉族一样享有均等的发展机会，应该积极地参与到市场经济中，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提高生活水平。究竟应该如何发展民族旅游?Gudeman的经济人类学视角或许能给我们一定的启发。
经济中的社区和市场
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理性化假设，任何经济主体都是为了实现利润和效用的最大化，每个参与者都必须是完全理性的，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将社会、道德、情感、习惯等非理性因素排除在外。在当代经济话语中，社区和市场常常是分离的。如新古典经济学只关注一个领域，即市场，认为正是这个单独的领域组成了经济的全部，在其中所有的物品都是有价的都是可以用于交换的。效率是中心价值观。许多当代经济学理论研究个人偏好如何影响需求，需求与供应结合在一起如何决定了商品的价格或价值。(Gudeman，2001：5)
在谈及民族旅游发展给少数民族带来的消极影响时，有人认为旅游开发造成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改变，古雅淳朴的民俗民风商品化。他们认为少数民族大多热情好客、忠诚朴实、重义轻利，具有敦厚淳朴的民风。但是，随着旅游的开发，受外来风气影响，一些地区少数民族民众的价值观被同化，出现了明显的退化现象。比如的有些旅游地，经过旅游开发，商品意识和货币概念渐渐深入人心，这本来是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的正常情况，但在有的地方却走上了极端。例如在牧区，科研考察人员看到藏民的小孩子，就想与他们合个影，小孩子也非常配合，可是摄影完毕，他们伸手要钱的动作却也非常的干脆和老练，让人感叹不已。(孙天胜摩永乐中国民族杂志2006/9)
首先，这种看法明显是沿袭了传统经济学的看法，把社区排除出经济领域，认为社区、社会关系、文化传统与商业活动、市场经济、商品化是两个完全隔绝对立的系统，社区内部不存在经济利益的算计，而一旦开始追求经济利益就会丧失社区的文化传统。其次，这种看法明显是在少数民族和主流民族之间作了类似于人类学学科传统的二元区分，即一方面把少数民族看作是原始的、落后的、前现代化的，而另一方面又认为他们未受到商品化侵蚀，性格中保留了人性中最本真、最单纯的部分，善良淳朴；而主流民族、城市族群则是虽然具有先进的现代文明的，但是因为受到市场经济、商品化的影响，变得斤斤计较，精于算计，任何东西都用金钱来衡量。这样，一旦少数民族地区作为旅游景点开放，就会受到外部影响，丢掉自己的本真而变得商业化，在一定程度上人性也发生了变化。
而人类学拓宽了对经济的理解，Gudeman认为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包括市场和社区两个领域以及根基、社会关系、交易和积累四个价值维度。这些领域和维度的重要性随社会和历史而变化，但是经济行为常常是置身于价值背景中的。经济的两个领域中，社区代表基本的社会关系。社区中的互动都是面对面的，经济价值观是地方性的、具体的、由社会关系建构的、情景性定义的。而市场是匿名的、短期、远距离的交换，在其中经济是非个人化的、全球性的、是从具体的社会情境中抽离出来的。Gudeman认为社区是互惠的、非标准化的领域，但它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对立面。社区和市场通过制度和实践相联系，因为即便是最具市场导向的行为，也依赖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源。但是无论在哪个领域，人们都是由社会成就、好奇心、控制欲以及工具性的目的，由竞争、积累所驱使。(Gudeman，2001：1)因而分别
处于社区和市场中的人并不存在人性的差别，少数民族开放社区从事商业活动，也并不是人性发生了变化，社区通过道德责任来维持，但并非就是平等的和利他主义的，它的内部也充满了权力和剥削。(Gudeman，2001：28)少数民族之前也并不是不懂追求利益，只不过社区和市场的侧重点不同而已。
Gudeman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base”，即社区的“根基”。根基是群体共享的利益或价值，包括诸如土地、水等可持续资源，生产性产品和一些观念性构造，如知识、技术、法律、习俗，仪式。(Gudeman，2001：1)在经济的社区领域，根基和社会关系是最为重要的，尽管交易、分配也存在，但个人都被置于社会关系之中，社区事业高于个人利益，利益具有稳定性、可预测性。而在市场领域，交换和分配是最重要的，个人和群体被看作分离的行动者，交换和互动都是短期的，匿名的，自我利益是首要目标。在嵌人性经济学中，也认为土地和劳动通过社会关系来进行交易。当受亲属关系支配时，是互惠；当受政治、宗教制度支配时，是在分配；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所有东西都从生产的社会关系中去嵌入化。(Gudeman，2001：18)可见社区和市场只是在一个连续统中处于不同位置而已。
保持根基和资本积累是社区和市场差异的缩影。根基的组成物没有统一的衡量标准，而资本的所有部分都是由金钱来衡量，在交换中可通约的。竞争性的、市场性的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就是获取利润和积累资本，而社区的中心过程是生产和维持根基，但它们都是在交易中实现的。社区交换是保证、维护与支持根基，马克思认为这是一种“物品――金钱――物品”的交易；市场交换是为了增加金融资本，是“金钱――商品――金钱”的交易。
而无论在哪个领域，人们也都不可能丢掉自己所依附的社会关系。因而社区和市场在行为、制度上是分开的，但市场是依赖于社区的，依赖组成社区的群体和社会关系。(Gudeman，2001：10)市场不能离开社区的支持而存在，社区也是内在于市场的。比如在殖民统治中，跨国企业凭借政治力量来利用社区经济，同样，世界港口在某些地区经济中有特殊的地位。社区和市场相互交织，交易的合作双方希望保持一种持久的关系，这体现了社区的方面，同时希望从对方获得利益，这是商业的一方面，并且交易者自身也常常面临着利益最大化和维持关系的困境。(Gudeman，2001：11)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常利用经济的两个方面。比如大型超市就是匿名的，非个人化的，满足个人交易的目的；而社区中的小店则是群体关系的体现，不仅仅是为了购物，也在购物中满足了个人与他人沟通交流，维持社会关系的目的。(Gudeman，2001：12)
Gudeman将经济看作是由民间模式和隐喻建构起来的，质疑一般的“经济”概念，认为并不存在基础的、唯一的经济，而是在具体文化情境中的多样化的、有意义的形式。(Gudeman，2001：4)
社区的根基――民族旅游的资本
伴随着旅游的开发，现代化所具有的普遍商品化原则，使得文化产品更加标准化，这在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表现为民族传统文化的过度商品化导致民族传统文化的退色。旅游形象为了迎合大范围的游客爱好而发生改变，开发商让当地社区改变自己传统习俗及一些仪式的原有功能，使之变成商品。例如婚俗、节日等，目的地人民不分时间和地点地把一些旅游者希望一睹的习俗礼仪表演一番，或者在当地少数民族群众进行多年一次的神圣宗教礼仪时，有意识地把这些活动包装为商品，出售给游客，使得这些具有特定含义的习俗商品化，失去其原有的意义和功能。例如一些旅游点将少数民族的婚俗进行开发后成为游客可以参与的一项表演活动，但在一些地方为了迎合一些游客的需要，竟出现了只要给钱，游客就可以摸“新娘”的怪现象。这些对民族文化缺乏尊重的做法让许多游客大倒胃口，扭转了游客最初的追求真实的旅游兴趣，那些抱着寻找真实文化想法的游客难免会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其次，有些少数民族社区受到外部的影响和同化，改变了生活方式。由于经济落后，少数民族对自己所拥有的文化遗产价值缺乏认识，缺乏自信心，转而盲目追求所谓“现代化”，对民族文化造成了破坏。例如，贵州镇山作为一个民族旅游点，其布依族服饰文化集中表现为，没有冗繁的图案，青布服装清新淡雅，服装上的绣花简洁明快。但随着旅游的发展，年轻人受到都市潮流的影响，牛仔衣、牛仔裤大量流行，更有甚者，都市里一些极为暴露的服装，在镇山也时时可见。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山寨，拆了古老的木楼，盖上贴了白瓷砖的新房子等。在贵州省黔东南州的一些民族村寨，汉文化的侵袭无所不在，村民们讲的是汉语、穿的是汉装。这些行为破坏了民族地区的社会文化遗产，满足不了旅游者求知求异的心理需求，久而久之，对游客缺乏吸引力，市场效益也会日趋下降。如果失去了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也就失去了旅游资源的生命力。
还有一些民族文化遗产正在慢慢绝迹，如在贵州省台江县的一个村庄，一个八十多岁的苗族老太太，没有文化，她的剪纸图案就有上百件，但老太太的这一绝技却没有继承人，这种断层让人担忧。(引自中国工商时报)
一方面是社会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则是民族文化的逐渐消失。现代物质文明的入侵，给民族文化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习俗和信仰陷入了迷茫。在一些地方传统文化只在节日中被形式化的表演出来，而以现代文明的产品改变它们的生活方式，到底是进步还是倒退?民族文化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
一个社区创造并共享一个根基，根基是群体共享的利益或价值，它是一个社区的遗产，是社区成员的物质和社会，包括诸如土地、水等可持续资源，生产性产品和一些观念性构造，如知识、技术、法律、习俗，仪式。通过物品、服务、观念体现出地方性的价值维度，表达了群体认同，是非价格化的，异质性的。(Gudeman，2001：7～8)虽然根基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但它体现了临时性和持续性。根基是一群人所共有的物质或知识，它不是偶然存在的而是一种社会事件，没有一个根基，就不存在社区。(Gudeman，2001：27)
社区根基的核心部分“sacra”，它是一种象征物，可以是一面旗帜，一部宪法，一个徽章，一顶王冠，想象的圣杯，祖先或具体化的精神，被看作一个神圣的、神秘的世界，通过仪式呈现出来，并被当作财富保存下来。作为sacra的食物具有神圣性，它传达、维持了群体认同和社区的权力，处于社区的中心地位，被一些禁忌围绕、保护。这些事物不能被交易，甚至不能在社区内部流通，是被限制的和不能转让的。(Gudeman，2001：32)它不能被用于交易，象征着社区本身不能被出卖。(Gudeman，2001：28)Sacra与社区是同一的，sacra的破坏，对一个社区来说是灾难性的，夺取一个社区的sacra，如同破坏了这个社区。(Gudeman，2001：30)
根基常常具有双重意义：作为一个群体，作为一种延续性的财产。根基具有社区价值，它是群体认同的象征，是价值的体现，是物质的来源，但可以用于市场用途。(Gudeman，2001：29)当今经济的一
个特点就是将建立根基和积累资本的冲动的融合，将不可通约性与统一性相结合，将地方性与全球化相结合。经济的一端是普遍换和全球化，另一端是有限交换和地方性实践，两类是交织在一起，外部的、标准化的实践是在地方情境中实现的。(Gudernan，2001：121)比如市场中一些的“基础产品”――汽车、牛奶、纸巾、剃须膏以及汉堡等都可以在任何地区被制造出来，但是对于另一些产品来说，原产地就非常重要，决定了它们的品质和价值。比如酒，往往就比较强调原料产地和酿造工艺，因为它们传达了社区产品的信息。产地作为一种标志，表达了与历史遗产的联系，包含了继承性技能和地方性资源。比如佛罗里达的橙汁，就是宣称这种果汁是合作加工生产出来的，暗示它包含更精心的培育和制造，作为社区继承物具有更好的品质。(Gudeman，2001：159)
而民族旅游正是在这种背景中出现并发展起来的。异质性、原生态的自然、历史、文化传承成为一种资源、一种品牌。从游客角度来看，人们出游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追求“差异性”，希望能够观光、体验和经历与自己熟悉的文化体系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二者的差异越大，对游客的吸引力也就越大。少数民族地区奇特的自然生态和丰富多姿的民族文化由于与客源地自然环境和文化产生巨大的反差，因而对游客具有无穷的魅力。购买者通过消费，使社区和对它的品质成为自己的一部分。产品被想象为神圣的，满足了消费者通过共享一个社区物质加入一个社区的愿望。换言之，这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地方性的一种追求，在现代化世界中对原生态的一种回归，在标准化场景下对异质性的一种探索。因而这种异质性、原生态和非标准化可以说是这些少数民族社区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基。保留根基、形成认同是关键，正如跨国市场通过标准化和商品化的过程扩大其领域，社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通过创造社区认同，保留根基产品。(Gudeman，2001：159)公园和纪念碑都改为收费项目的问题能够给我们一些启发。公园和纪念碑是国家的根基，如果将这种根基商品化，就会失去公共性，失去我们的社区。国家的承诺之一，就是使少数族群、穷人和主流群体、富人一样，共享根基。这种居住在社区中的价值是没有市场价格的，这是社区何以成为社区的根本。(Gudeman，2001：163)以上提到的那些例子，正是该少数民族社区只一味注重商品化、现代化，而丢了自己的根，从而“赔了夫人又折兵”。
出路：以两个社区为例
然而民族旅游究竟应该如何在市场和社区之间进行抉择，如何既利用市场机会来获取一定的收益，同时又不被背上“卖文化”的骂名，维护和拓展了社区的根基。
Gudeman的书中提到Guatemala西部的两个高原城镇的例子，表明通过转变市场行为，市场可用于维护地方遗产，从而用资本维护了社区的根基。这两个城镇具有宗教上的兄弟关系，它们都有一系列偶像崇拜仪式，这些独特的仪式通过吸引游客，使地方经济获益。但是举行仪式所需的乐队、舞蹈、小船等等花费都很高，会增加社区的经济支出，使社区面临经济危机。
在第一个社区，地方政府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经济支持，但是要求当地人只能在非宗教日为游客表演，游客为这种娱乐性表演付费。作为回应，当地人说他们可以找到一些廉价的物品来完成宗教仪式，因为这种表演是一种义务，但是对游客的表演会收费高一些。由此，他们把市场性支付与社区服务区分开来。
在第二个社区，旅馆、饭店、和商店一致同意支付仪式所需的花费，但是当地人回答说他们对宗教服务不收费，建议企业提供一些捐赠。通过将社区语汇施加于互动，将商业活动引进了社区，同时获取了商业财富。
海派文化范文5
作为最早诞生和成熟的海派艺术品种，海派书画自 20世纪初崛起之时，便为海派文化确立了文化高标与商业高格，并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一直成为海派文化的标志性形态。通过这个过程，可较为清晰地认知这一海派艺术与整个海派文化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海派书画是由上海特定历史与地域文化孕育和催生的风格性艺术。上海自 1843年开埠后，只消半个多世纪便从一个寻常的滨海城镇成为全国乃至东南亚最大的城市，在生成最大规模市场的同时，营造出不同于当时国内任何地域的文化，即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中西合璧、雅俗共赏的商业文化。这种文化的根源和实质，是各种文化形态在一种高质量、高品位、高信用的商业文明之上的融变与发展。来自江浙的书画家们身处近水楼台，引领风气之先，不但早早“侨居卖画”、“技鸣沪上”，且随时代变革而变、伴社会转型而转，将自身的传统文化底蕴、艺术追求与上海地域特征、市民日常生活、相近审美情趣融合起来，呈现出既有强烈个性、更有群体取向和共同文化追求的风格与精神。
另一方面，海派文化是由海派书画等风格性艺术集聚和彰显的地域性文化。以任伯年、赵之谦为首的海派书画开创者们，既拥有着传统的文化底蕴，又浸润于上海的商业文明，自身的文化视野、艺术个性以及在上述氛围中形成的开放胸襟、突破魄力和创造能力，使自己的作品既来自传统又走向现代、既满足文人又取悦市民，实现了文化品位与商业融为一体的综合价值。具有这种价值的作品一旦成形，就为海派文化提供了有形且又有力的支撑，为海派文化之大殿、之巨舟，打造了一根最坚硬的柱石、一条最强韧的龙骨。海派书画出现以后，当仁不让地成为海派文化的最早代言人和最强主力军，并与此后生成的海派京剧、海派歌曲、海派电影、海派建筑等一道，使整个海派艺术群体从曲曲滥觞直到浩浩大江。其中情况较为特殊的是京剧。“海派”原是对上海早期京剧演出缺乏规范的一种贬称；但在周信芳崛起后，海派京剧的思想艺术价值与商业价值达成了较高端的平衡，始与海派书画一并成为海派文化两道最为醒目的风景。
海派书画与海派文化之间，犹如 “果”与“树”之间的关系。作为海派文化之树上率先结出的果子，海派书画集中映现出了海派文化的艺术价值、商业价值和文化精神价值；果子落地生根，长出更多的幼树，结出更新的果实，第二、三代海派画家群体犹如广袤而深远的林带，不但自身绵延数十年之久，更为改革开放以后直至 21世纪的上海书画撑起了浓浓如盖的绿荫。
“断”与“绝”
自20世纪后半叶始，海派书画逐渐萎缩，其因归于海派文化之树逐渐枯萎，无力给予包括海派书画在内的一切海派艺术果实以足够的养分了。在此后约五十年里，海派文化遭遇的断层不是一次，而是三次，每次断层都来自社会、经济、文化的最基本面。既然断层发于根系、必定伤及主干和枝叶，果实更无法幸免。而果实的凋敝和消失，又加速了海派文化之树的枯萎和消亡。
第一次是计划经济的覆盖，使海派文化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商品市场。海派文化的实质和命脉，乃是商业文明。当画家们纷纷成为国家干部职工、不须（或不能）依靠卖画谋生（或发财）时；当书画会、书画店纷纷合并为公私合营、最终成为一两家国营单位时，就意味着自由买卖的文化市场渐趋消失，海派书画所依附的商业文明被釜底抽薪，难以烧沸书画家们的热情和活力了。
第二次是“”风暴的扫荡，使海派文化失去了最后一线存活的希望。商品市场的丧失尚能为海派书画创作留存一线生机，因为虽然没了盈利动机，但那些正当盛年的第三代海派书画家们仍可循着既有的思路和技法进行创作；他们的作品虽不能作为商品换钱，却至少可以拿来馈赠。因此，起码在某些情况下，上海的书画风格依然有别于各地，尚可勉强称作“海派”。然而“”爆发以后，一切海派艺术尽行灭绝――凡是全国的艺术，就是上海的艺术；而上海的艺术，也就是全国的艺术。上海书画在丧失了商品性之后，又丧失了地域性，而地域性的丧失，宣告了海派书画的彻底湮灭。
第三次是无序市场的毁伤，使海派文化失去了死而复生的优质土壤。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虽在摸索中得以部分而又缓慢的恢复，但无论是规模还是质量，无论是规范性还是公平性，都与三四十年代海派文化的鼎盛期有着很大差距。具体而言，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的随时干涉，令市场貌似松绑却仍然缚手缚脚；改革开放中期，因“”祸害造成的传统道德的丧失，因外来文化冲击导致的民族艺术的失落，使大多已到垂暮之年的海派画家及其画作的艺术价值，与商业价值不成比例、严重失衡；三十年后，时过境迁，尽管现下情况整个儿颠倒了过来，但艺术与市场的关系依然难言协调。不良之徒唯利是图的爆炒、不法之辈肆无忌惮的造假，使那些号称“海派”的劣作、赝品的艺术价值与商业价格反向而行，越拉越大――而这一切大多打着“弘扬海派文化、振兴海派书画”的浮华招牌，招摇过市大行其道。应该看到，海派艺术的质量和成就取决于海派文化、也即孕育它的商业文明的质量和成就，只有当市场的理性足以表达出艺术的理性、艺术的感性足以驾驭市场的感性，海派文化才能获得健康的成长和发展。换言之，市场无形之手与缪斯梦幻之手牵得越紧，才越接近海派文化的黄金时代。如今要在一个缺乏道德诚信、缺乏准则规范，实质上是缺乏共同精神价值和文化追求的市场里成就一个高质量的海派文化、一批高成就的海派艺术家及其作品，无异痴人说梦。
综上所述，对于一种以商品性为本、以地域性为根，且在中华文明史上说不上十分伟大的文化来说，要想在其历经了三次重大打击、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断层后，硬生生地从已衰微的土壤之上重新长出参天大树、结出累累硕果，委实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这种幻想中空喊“重振海派书画雄风”、“再现海派文化繁荣”，是无视历史和社会经济变化的，因而是轻率而无望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人会对“海派书画”、“海派文化”的提法反感，倡议以 “上海书画”、“上海文化”之类称呼取而代之的动因。
“泛”与“虚”
从20世纪末到 21世纪初，随着日益加剧的经济全球化、交通便利化、信息网络化、人才流动化，上海无论是在交通地理、信息资讯还是人才资源上的优势，都通过各种硬件和软件被各地分享，海派文化呈现泛化现象。当今许多城市、许多地域都已拥有了当年海派文化精神赖以生成的几乎所有要素，加上当地政府支持的灵动、资源纵深的宽厚、发展空间的广袤，更使这些城市和地域具有上海难以奢望的优势。极而言之，如今全国各地，没有“海”的地方已经很“海”，有“海”的地方更“海”。它们虽然不打“海纳百川”的旗号，不喊“兼容并蓄”的口号，但无论是理念还是行动，都比它们曾经仰视的半个多世纪前的上海犹有过之。在传统海派文化精神开始全国性泛化的过程中，海派文化的特点和优势快速消融，它的脸面显得茫然而又苍白。
当今海派文化精神所面临的困境，一面是曾经勇于创新、敢为敢试的精神随着长期的稳定安逸渐趋弱化；一面是原本谨慎、规矩的优点在其他城市大胆成功的映照下和自身屡失良机的挫折中，成了畏首畏尾的缺点。一消一长，即呈现为一种精神的虚弱，无论是进行创新的耐性和承受失败的韧性均显不足，便转而寄望于对黄金时代的缅怀及对表象世界的复制。这种情况遍及各个艺术领域，同样包含书画在内。进入 21世纪后，海派书画的授受者、欣赏者、收藏者、交易者剧增，不但顶尖海派画家作品身价暴涨、次流海派画家作品跃跃欲试，而且摹仿之作也是生逢其时、大行其道。人们往往对海派书画的技法风格、画家名气和升值空间乐道而不厌，而对海派书画生成原因的研究、成功秘辛的分析、精神特质的提炼鲜至而弥浅。忽略经济社会的变化，忽略精神审美的演进，特别是忽略上海文化地位的巨大变迁和自身的文化责任，如同刻舟求剑般地试图捞回属于昔日的辉煌，自然在可笑之中可悯；等而下之者则竭泽而渔地利用祖上老本换得俗世利益，则更是可鄙的心态和可悲的行为，最终只能导致更大幅度的落后和愚昧。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论语 ・阳货》）纵观如今，有的是对无“礼 ”之玉帛的跪拜、有的是对无“乐”之钟鼓的仰瞻，在这种心态和行为之下的所谓“海派书画”，尽管也有繁荣的“创作”、热闹的“买卖”和豪华的“排场”，却丝毫掩盖不了虚浮、虚伪而又虚妄的本质。
“传”与“变”
从海派文化的半世纪断层与全国性泛化这两个时空维度观察，当年海派书画的“玉帛”和“钟鼓”都已无法重续，更不可复制。无视于此而空谈“重振海派雄风”、“振兴海派书画”，实质是将海派文化和海派书画静止化，为所谓“虚浮的海派”或“凝固的海派”提供生成和生存的条件。
不妨先从积极的意义看待“虚浮的海派”或“凝固的海派”。即使当代书画家们是从艺术出发、即使他们付出了十二万分的努力，但最多只能产生与当年海派书画酷似的技法、风格的画家和画作，作为 20世纪海派书画的余波而被载入上海美术史册，如此而已――这是身处当代的书画家们无论是理智上还是情感上都无法接受的。当代的上海书画究竟是将 20世纪海派书画的技法、内容和风格还原在当下城市文化版图之中，还是将其创造精神、智慧和理念，也即海派文化活用在当代创作之内、显现于作品之外，答案应该十分明确。在此基础上，对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应有更为明确的认识和更为明智的选择。书画艺术乃至文化的兴盛，固然首重在延续和继承，但更重在创新和创造。前者是后者之基本，后者是前者之目的，这早已被海派书画前辈的实践所证明、被海派书画家本身所认可，正如程十发所说：“海派既注重传统，也讲究变法”。这里的“海派”既指海派书画，更指海派文化。
海派文化从来是一种“变”的文化、崇尚创造的文化，而绝不仅是一种“传”的文化、崇拜复制的文化。正是因此，海派文化始终是一种活生生跃动的文化，而不是一种僵兮兮蠕动的文化。海派书画作为海派文化的具象和载体之一，自然同样如此。海派书画将“变”从个体性趋向群体性，海派文化则将“变”从群体性推向个体性。“变”，在个体与群体之间达成创造。
凡有创造之处，必定生机盎然。 1926年潘天寿在的《中国绘画史》中写道，海派书画使“清末花卉画得一新走焉”。确实，当年的海派书画充满活力和激情，犹如长期盘桓的一群健马，突然发现一条极为宽广的空间，于是在几匹头马的率领下，放开四蹄、尽情驰骋，那是何等欢腾的场面和激扬的气势。反观现今，在循规蹈矩的教授、暮气沉沉的描摹下，海派书画的皮相虽被复制得纤毫无遗，惟灵气和创造力却已荡然无存。姑且不论对于天生不拘泥于成法的海派书画而言，继承到底要到何种程度才能得成正果；就只消看看当今上海书画活力和激情何在，便可知道我们究竟失去了什么。
当然，对于“变”来说，“传”仍是必要的、前提性的，关键是要“传”什么。老一辈海派书画家们虽然已逝，但他们的生命活力仍在其作品之中。今人需要通过他们留下的“玉帛”和“钟鼓”，感知他们当年审时度势的文化自觉、睿智精确的创造精神，融入当代上海的审美趣味、市场需求和自身的个性和艺术选择之中。当代海派书画的主力，毫无疑问是中青年书画家群体，他们拥有冲破传统的力量，他们的生命活力需要得到尽情的释放。当传统的力量对其发生束缚时，就有必要请它让位。自然，前提是须在学术上进行科学的定位和有效的研判，以便将假意与真意、矫情与才情、潜力与乏力、前途与末途、庸才与天才区分开来。笔者认为，这无论是技术上还是理念上均可行，简单说来，即“新奇之中见古意”、“变化之中现规律”。
“变”的时空，需要从海派艺术与海派文化两个方面同时拓展。一方面，海派书画的辉煌不仅来自海派书画家的睿智和努力，更仰赖海派文化的滋养与呵护，若没有适宜的海派文化环境的支撑，要出现新一轮海派书画巅峰是不可能的。当今海派书画新的创造、新的成就，需在上海通过创新转型、走向国际大都市的历史进程中，也即在海派文化的重塑过程中得到滋养、呵护与推动。另一方面，海派文化正是海派书画在内的各种有形艺术的聚合。所有的海派书画家既是海派文化的受益者，又是海派文化的缔造者。他们要在承继传统海派文化精神的基础上，用创意的汇聚、灵感的迸发和活力的涌动，为传统的“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注入更新的精神内涵、达成更高层次的开放、实现更多领域的创新。这种“变”的渴望及行动，实质上是发自书画家的内心的、对于永恒的现代性的追求。
海派文化范文6
南京大学教授、中国城市社会学会副会长张鸿雁教授在2011年第1-3期的《中国名城》杂志上连续发表关于城市问题的批判性系列研究文章，关注“城市文化资本”视野下的城市空间发展战略和城市定位理论创新。作者认为，在世界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潮流下，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城市空间形态、城市街区意象、城市景观、城市建筑风格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两种倾向：一是模仿西方的拿来主义，城市成为西方城市空间与建筑符号的实验场域；二是复古化主义，城市成为明清建筑的复兴地。对此，作者基于“十二五”规划，对北京、上海、南京这些中国特大城市的发展战略规划进行纠谬，重新审视这些城市的城市发展战略和城市定位问题。
对于北京，作者认为城市问题表现为五个方面，即城市功能定位过多、“同心圆”式的城市空间规划理论与理念严重滞后、没有担负中国传统本土化城市形态的引领责任、近60年的城市建设未能构筑未来本土化城市记忆、城市形态结构外展价值不充分。为此，作者认为北京的发展应着眼于四方面：一是北京应该是中国文化的守望者与创新地，应是中国城市集体记忆的创新引领者；二是北京应该创造典型的“区域核”空间的再生产模式；三是北京应该明确提出中国本土化城市空间创造模式与理论，应该成为中国式城市文艺复兴的复兴首发地，创造性地形成中国本土化城市空间的创新实践场域；四是北京应该有一定空间再造中国传统城市空间肌理，让城市重新走回自然，让城市更具有中国化的本土化特质。
对于上海，作者认为城市问题表现为六个方面的海派文化缺失，即海派历史文化的“定格化”、海派核心要素的固化、传统与未来历史地段记忆的丧失、精英文化的衰弱、非“克里奥尔化”的深化与上海文化的模糊化、“城市文化资本”价值的失落。为此，作者认为创造21世纪“新海派文化”势在必行，而前提是对“海派文化”的核心价值进行再认识：中国元素中的江南文化是海派之文化基因，长江和黄河文化是海派之文化血脉，中国传统和华夏国学是海派之文化脊梁，外来文化是海派之文化羽翼，中国沿海文明是海派之文化切面，近代港口经济的繁荣与国际贸易是海派之文化资本。最后作者认为，对于上海“城市文化资本”的建构，体现的是“新海派文化”的城市哲学价值体系。
对于南京，作者认为存在着影响城市发展的主要问题，即创新机制与思路缺失、在长三角城市群的“结构空洞”中被固化、产业空间集聚功能与效应的缺失、国际产业价值链高端介入模式的缺失、城市形象建构与城市品牌的缺失、多元区域核心结构规划的滞后、历史文化记忆的缺失。为此，作者认为南京应该选取“差异化定位”、“唯一性定位”和“超强定位”的三维一体定位模式。针对南京已经出台的发展战略规划，作者从南京“天下文枢，智慧之都”的城市定位角度，对南京新一轮发展作五项战略性补充：一是实施城市“顶层设计”模式，创造稳定的战略主线——循环社会型城市发展模式；二是创新主城区功能定位，打造千亿级城市核心区国际商务服务经济产业区；三是打造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南京金融街”，建立省级金融产业经济区；四是“促强补弱”，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与优化模式的战略；五是建构“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场域，促进智慧产业发展与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