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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考察报告范文1
一、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农村、农业基本概况
澳大利亚位于南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面积769.2万平方公里，人口2200多万，其中74.2％是英国及爱尔兰后裔，亚裔占4.9％（其中华人、华侨约45万人），土著居民占2％。先后有来自全球120个国家、140个民族的移民来这里谋生和发展，是典型的移民国家，多民族形成的多元文化成为澳大利亚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澳大利亚是世界上城市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75%，仅悉尼和墨尔本就集中了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澳大利亚是一个以农牧业、采矿业和制造业为主的国家，盛产羊、牛、小麦和蔗糖等农产品。农牧业以小麦、养羊为主，全国农牧业用地约4.8亿公顷，农业人口人均农牧业用地27公顷，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
新西兰位于太平洋西南部，面积约27万平方公里，人口410多万，其中欧洲移民后裔占78.8%，毛利人占14.5%，亚裔占6.7%。新西兰最大的城市和第一大商港是奥克兰，人口近80万，是国家最大的工业中心和国际交通枢纽。新西兰是以农牧业为主的国家，畜牧业、园林都包括在农业中，在这个大农业中，从事农业的人口才10%，但农牧业的各种产品收入约占整个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三，国家60%的外汇收入是这个大农业创造的，仅畜牧业就占到农业总产值的80%左右，从事畜牧业的人口占农业人口的80%。另外，新西兰还是世界上最大的鹿茸生产国和出口国，生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30％。
澳、新两国的农牧业生产基本上是以农场为单位来组织进行的，生产规模一般在400至500公顷，农牧业生产的全过程全部实现了机械化，且农业的劳动生产率非常高，一个饲养了几千头牲畜的农场，仅需3至7名工人。作为高城市化率的国家，澳、新的大部分农业从业者都居住邻近农场的大、小城市，仅有少量的农业人口分布在广大农村地区。居住在农村的人口又往往以一个个农场为居住单位，所以居住相对分散，两户之间相隔几公里，十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是很正常的事，基本上很难找到与我国类似的人口聚集的农村社区。
二、澳、新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主要情况
澳、新都是英联邦国家，实行议会内阁制，由议会中占多数的党派执政。澳大利亚同时又借鉴了美国式的联邦制，成立了联邦制国家，实行联邦与州分权。全国分为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昆士兰、南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六个州，首都直辖区和北领地两个地区（领地），此外还有诺福克岛等一些零散的海外领地。各州有自己的议会、政府、州督和州总理。澳大利亚实行联邦、州和地方三级政府管理体制，联邦议会和政府负责处理涉及全国利益的外交、国防、移民、高等教育、就业和社会福利等事务。州议会和州政府补充联邦政府的活动。全国有大约700个地方政府实体，各地方政府的权力和职责不尽相同，但一般主要负责城镇规划、建筑标准的监控、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公共健康与卫生、公共图书馆和社区娱乐休闲设施等。
新西兰1840年成为英国的殖民地，19xx年新独立，成为英属自治领，政治、经济、外交仍受英控制。1947年成为主权国家。新西兰每三年选举一次议会。议会控制公共财政及制定法律。总理领导新西兰政府。总督和部长组成的行政会议是法定最高行政机构。行政会议由总督主持，总督缺席时由总理或高级部长主持。总督行使权力必须以行政会议的建议为指导。内阁掌握实权。新西兰全国分为12个大区，下设有74个地区行政机构，其中包括15个市政厅、58个区议会和查塔姆群岛议会。
新冠考察报告范文2
9月22日，在双城市农业局领导的带领下，学员们参观了东官村现代农业农机专业合作社、东官村玉米万亩高产创建示范片、春森蔬菜种植基地、幸福乡永支村玉米万亩高产创建示范区、幸福乡庆城村中墨合作玉米高产种植式公关实验区。
在参观过程中，双城市农业局副局长给学员们先后介绍了幸福乡庆城村中墨合作玉米高产种植式公关实验和幸福乡永支村玉米110厘米大垄高产栽培技术。在中墨合作玉米高产种植中，他们试验区采取主体技术为：一是选用试验品种。选用耐密植、抗倒伏、叶片收敛、抗逆性好的品种；二是测土精准施肥。在保证N、P、K肥用量的前提下，侧重于铁、锌、镁、硼、铜、锰等中微量元素的施用；三是调节土壤酸碱度。撒施生石灰调节土壤酸碱度，使土壤接近中性；四是超深松整地；五是高密度播种。播种方式为100厘米宽窄行平播，大行距为70厘米，小行距为30厘米，株距18厘米，亩播种密度7300株。六是精细化管理。七是水利全程配套。
9月23日，在肇东市农业局领导的带领下，学员们参观了肇东市五里明现代农机合作社、五里明镇玉米大垄栽培模式示范区、肇东市甜嫂绿色餐桌工程种植基地。在五里明现代农机合作社，合作社的理事长给学员们介绍了各种农机的名称、产地、型号、配套动力、工作效率。在甜嫂绿色餐桌种植基地，基地技术员给学员们讲解了蔬菜的栽培技术和特种蔬菜的食用方法。在实验区，农业局局长给学员讲解了玉米大垄栽培技术，并且肇东市电视台记者跟踪采访，当晚把我们参观考察的消息在肇东电视台播出。
9月23日晚，学员们来到了克山县。克山县河南乡副乡长由于白天工作非常繁忙，利用晚上休息时间在我们就餐的大厅给学员们讲解了克山县仁发现代农业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历程。
据介绍，仁发合作社于2009年创建。当时仁发村村支书李凤玉和7户农民自筹资金850万元，国家投资1234万元。组建了仁发现代农业农机专业合作社。2010年，合作社以每亩240元价格从农民手中租赁土地1100亩。由于土地分散，大型机械发挥不了作用，先进技术用不上，当年亏损187万元。有些社员对合作社失去信心，合作社一度陷入困境。2011年，仁发合作社向农民作出7条承诺，合作社让农民带地折资入社。合作社7条承诺是：农户土地入社秋季每亩350元保底分红；先后入社社员权利和义务平等，秋后盈余按农民入社土地折资进行二次分红；国家补贴资金产生的盈余按户平均分配；有困难的社员可将入社土地折资款全额付息借回；入社社员仍享受国家发放的粮食综合补贴；合作社重大政策一人一票，不按股权表决；农民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经过半个月的时间，300多户农民带地入社。合作社有了自主的土地，大型农机发挥了作用，当年盈利1300多万元。2013年取消了土地保底金，实现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仁发合作社管理人员录用实行公开招聘，机务管理实行单机核算，生产管理落实地块包保。
9月24日上午，学员们来到仁发合作社实地参观。理事长李凤玉又详细介绍了合作社的发展方向。
9月24日下午，学员们来到了绥棱县，参观了双合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和丰田水稻种植合作社，双合合作社的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了机务日常管理。
9月25日上午，学员们参观了绥棱县靠山乡光芒村农机合作社、上集镇宝田村现代农业观光园区、上集镇民族村农牧作业点、绥棱县大力家庭农场。
在上集镇宝田村现代农业观光园区，技术员给学员讲解了水稻的农时标准、水稻用种标准、种子处理标准、置床处理技术标准、水稻耕作技术标准。
在上集镇民族村农牧作业点，村负责人介绍了民族村为了推进城镇化进程，节省土地，通过资金置换，实现了民族村整村进镇。为了解决农民进城居住，远程农业生产不方便的实际问题，经整体规划和协调，腾出一处农户住宅。改造成了农牧作业点，有效地解决了农民农业生产的后顾之忧。
参观考察回来后，学员们立即进行了认真详细的研究讨论。单位也本着重实效、有针对性的原则，找出了亮点，借鉴了经验。现将考察结果总结如下。
一是要有先进的农机设备。
我们参观了榆树地区所没有的先进农机机器（挪威215马力深松联合整地机，作业效率45亩/小时、哈尔滨100马力马铃薯种植施肥机、美国335马力履带式拖拉机、美国485马力联合整地机，作业效率55亩/小时、还有气喷式播种机）等。
黑龙江的农机补贴是60%，比榆树市高出很多，同时建议政府支持农业，加大补贴标准。
二是双城市中墨合作玉米高广种植，大家都认为大有前景，对中、微量元素的施用，超深松整地（60～65厘米），高密度播种（7300株/亩）都非常认可，学员们建议政府和主管部门多引进中外先进生产技术，发展本地的现代农业。
三是仁发合作社，学员们不仅学到了成功经验，而且在机务管理实行单机核算方面，有三家合作社决定马上按仁发的模式管理，实行单机核算。
新冠考察报告范文3
“长江是我国第一长河,长度约为6300公里。”对于这句在小学课本里就已出现的话,人们已经习惯性地将其认为是定理。但是有人对此发生了质疑,并由此产生了重新测量世界大河河长的想法。他就是影响世界的遥感专家的刘少创。
中科院遥感所的办公室里充满阳光。眼前的这位影响世界的遥感专家的刘少创,收拾得干净利落,坐在整洁的办公桌前。这完全不符合他在记者想象中的形象――羽绒帽套头,脸孔粗犷,皮肤皱褶里有冰碴,眉毛跟胡渣挂着雪霜,背后是巍巍高山。遥感加实地测量,这一切皆因为,世界上主要的大江大河,无论源头位置还是其长度,多少年来莫衷一是。刘少创要的,是“精确而无偏见地描述世界”,认知并帮助更多人理解我们所处的环境与大自然。
科学追求:实测比地形图更可靠
刘少创拥有的名气就来自这“重测江河”。从1999年,刘少创开始揣着各种卫星遥感图,陆续跑遍了地球表面的14条河流的源头。不仅如此,“以后,我还打算再测20几条。”他说。
刘少创谈到了量测技术科学发展之路。以前用的是军用的指南针,带一个小齿轮,在地形图上沿河道滚。根据它的圈数和距离,通过比例尺,得到曲线长度。要不就是一根普通电线,弄弯以后顺着河道放,再抻长去量它的长度;现在不一样了,可以直接把地形图扫描进电脑,用鼠标在河道上“点点”。“但这也有误差。还是用软件处理遥感图最可靠。”他也因此选择了这么做。
让刘少创感到安慰的是,第一次从澜沧江回来,他就觉得遥感这条路选对了。当时回到母校,他还特意找到导师王之卓院士,炫耀了一下。但导师随即说,“澜沧江是条国际河流,固然重要。但长江对中国更重要,你为什么不也研究一下呢?”这话让刘少创长久深思。
河流的长度到底谁说了算?世界第一长河的名字又改冠给哪条呢?他思考的结论是,“如果说探寻澜沧江的源头只是为了应用和展示一下自己学来的专业技能。后来还能继续的原因却是找到了这么做的意义。这个意义就是,想清楚地定位我们的生存环境。”
于是,他的专业――遥感,变成了他测量河流的工具。
探源路上:重走三江源头
当前期一切准备工作就绪,科学家便要踏上考察之路。
刘少创用手在遥感图上比划了几个圈,意思是按图索骥。“每次考察都差不多。根据遥感图分析,定出几个可能的源头,然后直接到当地去找。”他把考察时间定在秋天枯水季节,因为“任何时期都有水”才是某地能成为源头的要件之一。
必备物品不多,他本身也怕麻烦,一般都是轻装,遥感图、地形图、手持GPS,再带上个笔记本。怕不小心丢失,数据会一式三份。虽算不得单枪匹马,人员也确实不算多。一般不会超过3个,司机、导游加上他自己。
2008年的三江源考察倒是一次例外。那次的科考队由青海省人民政府组织,遥感、水利、地理、测绘等专家浩浩荡荡40天,到了20多条源流。刘少创的身份是首席科学家。
那一次踏上三江源令他激动。这是刘少创第二次探寻长江、黄河的源头,第三次重访澜沧江――
“路上,我们也算自在悠闲,像支生态旅游的队伍,打赌远处草原上的动物是狐狸还是狼,感觉白云投影在身上浮动。车一停下,每个人便迅速动起来了。GPS定位、重力、气象、水量、地层分析……各自完成各自的任务。”一次次,刘少创站在大河各个支流的源头,记下珍贵的数据。他说,在厚厚的高原草甸底下,一汪静止的水,听得见藏族向导虔诚的诵经声。
“最怕的是陷车。眼见六轮牵引车淹没在积水里,没法动弹,所有人都倒吸口气。当然,最后它还是倾斜着车身踉跄着回到了平地。”刘少创笑说自己已经挖车挖得很上手了。严寒是个威胁。不过这一行人的速度终于赢过了风雪,没有耽搁进度,留下遗憾。一切都很幸运。
刘少创边回忆边下意识地在椅子上前后晃着,像是还在马上。“高原反应、体力不支、风沙气候等等这些都不算什么困难。关键是最终的考察结果能不能被承认、被接受。”
追求真理:“第一滴水”引发争鸣
每当重测江河源头,就会掀起一轮学术争鸣。“我的结论始终是:黄河的源头为支流卡日曲的源头那扎陇查河;长江的源头为支流当曲的源头且曲。”刘少创坚持。
但现实让他无奈。黄河水利委员会最终将玛曲认定为黄河正源。1999年,国家水利部还在源头树立了黄河源碑,尽管根据2008年最近的这次三江源考察,卡日曲的长度和水量要远远胜过玛曲,他们似乎并不打算修正。
为什么呢?在黄河源区,藏民口口相传的民谣中唱到:“马塞巴,雅达约古塞;约塞巴,雅拉达合泽”,意思就是:“黄河的来源出自‘约古宗列’,‘约古宗列’的来源出自‘雅拉达泽山’”。约古宗列曲是玛曲的支流,在黄河源区藏民里,玛曲就是黄河的正源。
看来“河源唯远,水量唯大”并非绝对。出于情感认同和历史因素的考虑,玛曲的呼声胜过了一般决定源头的准则。
而长江,它的第一滴水从哪里流出,至今也是个谜。长江水利委员会在1976年和1978年两次实地考察公布,长江有三源:北源楚玛尔河,南源当曲,正源沱沱河。楚玛尔河因长度和流量都太小,没有介入正源之争。
“沱沱河是如今公认的源头,教科书上都是这么写着。但其实通过考察发现,这是不正确的。”刘少创说,“‘长办’自己的考察报告中都说:长江以沱沱河为源全长6397公里,以当曲为源全长6403公里,但‘河源唯远’的原则在这里又不被承认了。”这次的原因是,“沱沱河自西向东,非常顺直,但当曲有大拐弯,不够顺畅。”
新冠考察报告范文4
关键词：高昌；地面佛寺；类型；分期
中图分类号：K87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7）02-0084-08
Abstract： The Buddhist temples in Khocho include three basic systems of construction， meditation-centered， chaitya-centered， and the pattern of meditation before a stupa. The structural forms， themes of mural paintings， and decorative patterns and inscriptions in these types of temples can further be compared with those in cave temples in Qiuci， Karashahr， and the Hexi regions. The temple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were constructed over four periods of time， namely the early 5th century， the late 6th to the 8th century， from the late 9th to the middle of the 10th century， and from the Western Xia to the Yuan dynas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rigins， developments， and influences of the temples of different systems in different periods.
Keywords： Khocho； temple； classification； periodization
高昌地面佛寺遗址{1}主要分布于高昌故城、交河故城、胜金口和小阿萨遗址。据格伦威德尔所记，高昌故城原存佛教遗迹64处，胜金口原存地面佛寺9处。另据李肖调查，交河故城现存地面佛寺20处。贾应逸从形制布局的角度，将交河故城寺院遗址划分为具备组合关系的建筑群与单体佛堂两类，分别对“殿堂”和“主殿中的基座”以平面形制的不同进行类型划分，并推测了几处寺院遗址的大致年代[1]。李肖将交河故城地面佛寺分为五种类型，另对E5、E6、E7等寺院的营造年代进行讨论[2]。限于考古材料，学者仅对高昌少数地面佛寺进行了年代推定。高昌故城Z寺佛殿绘塑题材明确，佛殿、佛塔与青藏、敦煌地区同类佛塔形制相近，营建年代被确定为西夏至元代[3]。M寺因出土《凉王大且渠安周造祠碑》，寺院年代为445年前后[4]。孟凡人通过对寺院出土遗物年代的判定，认为高昌故城中存在一批营建于唐西州至回鹘时期的地面佛寺[5]。森安孝夫δδ峤逃敕鸾趟重寺院的K寺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6]。
高昌故城现存地面佛寺遗址残毁严重，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零散{1}，多数寺院整体形制布局不清楚，但格伦威德尔[7，8]、勒柯克[9]、斯坦因[10]等人的考察报告中详备的寺院实测图、平面示意图、素描、照片和文字记录，为地面佛寺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交河故城现存地面佛寺数量较多，并进行过数次考古调查与发掘{2}，但除少数几座规模较大的寺院外，其余佛寺形制布局不甚明确。具备考古学类型划分与年代判定意义的塔庙，多数只残存塔基部分，塔柱原有形制无法确知，佛殿壁画与泥塑多已残毁，无法辨识其绘塑题材。探险家对于交河故城佛寺的记录又较简略。这些都造成对交河故城地面佛寺进行全面研究的困难。胜金口与小阿萨地面佛寺遗址皆存有较为较丰富的图像和文字资料，且保存状况较好，可以将笔者的调查资料与之前探险家的考察报告相互比对。
有鉴于此，本文的研究对象为：
1. 高昌形制布局明确、时代判定因素可靠的地面寺院{3}。格伦威德尔在绘制寺院平面示意图时，多只绘出塔庙或佛殿等地面寺院的中心性建筑，多数地面佛寺的整体布局并不完整。不过，塔庙或佛殿是寺院最为重要的中心建筑，是寺院类型与分期研究的关键。故本文所选研究对象为高昌故城中21处{4}、胜金口4处、小阿萨、交河故城10处地面佛寺遗址。
2. 交河故城存在大量单体佛堂，形制与寺院中的塔庙相近，两者存在密切的关联，但其塔柱多只残存塔基，无法深入研究，不在本文研究之列。
一 地面佛寺的类型划分
依据寺院中心建筑种类的不同，可将高昌地面佛寺分为三种类型：
A型：以佛殿为寺院中心建筑。根据佛殿平面形制的不同，可分为四种形式：
Ⅰ式：平面呈纵长方形，正壁前塑像台，其上塑坐像。包括高昌故城M寺（图1）。
Ⅱ式：平面呈横长方形。包括交河故城E-5-17号佛殿、E-12号寺院、E-25[1]{5}号寺院（图2）、E-3号寺院、E-11-74号佛殿。
Ⅲ式：佛殿以建筑组合形式出现，即中间为横长方形佛殿，前方两侧为对称分布的两座配殿，三殿平面呈“凹”字形。包括交河故城E-7号寺院（图3）。
Ⅳ式：方形佛殿外环绕回廊，平面呈“回”字形。包括高昌故城E寺、V寺、寺A号建筑，交河故城E-25[2]号寺院，胜金口1号寺院、5号寺院、7号寺院、9号寺院（图4）。
B型：以塔庙为寺院中心建筑。依据塔庙中心佛塔形制的不同，可分为四种形式：
Ⅰ式：塔庙中心为方形仿汉式木构楼阁佛塔，顶部有圆柱形覆钵。包括高昌故城寺（图5）。
Ⅱ式：塔庙中心为方柱形佛塔，下层四面各开一龛，其上分层开龛，顶部有圆柱形覆钵。包括高昌故城寺、W寺、寺、寺，交河故城E-27号寺院（图6）。
Ⅲ式：塔庙由前、后两部分组成。前半部为方形或长方形佛塔，后半部于佛塔背面或塔庙后壁塑涅像。佛塔正面或四面塑像。包括高昌故城H′寺、T寺、I′寺、Ц寺（图7）。
Ⅳ式：塔庙中心为方形塔柱，四面开龛或四面塑像。包括高昌故城A寺、Q寺、T′[1]寺、Б[1]寺、寺与K寺之间的寺院，交河故城E13-1号塔庙、E-11-61号塔庙、E-16号寺院（图8）。
C型：寺院中心建筑为前殿后塔式布局。寺院由前、后两部分构成，前部为横长方形佛殿，后部为十字折角形佛塔。包括高昌故城Z寺、w寺、小阿萨佛寺遗址（图9）。
二 各类型单体地面佛寺的年代
（一）地面佛寺相对年代的排比
高昌各地面佛寺在空间分布上相互独立，尚未发现不同寺院间的叠压、打破关系。各寺院改变形制布局的重修、改建现象亦极少，能够确认的只有三处，即高昌故城寺东北角被改建为E寺，交河故城E-25[1]由横长方形佛殿改建为“回”字形佛殿。由此可知，塔柱四面分层开龛的塔庙早于“回”字形佛殿，横长方形佛殿早于“回”字形佛殿{1}。
寺院叠压、打破和重修、改建遗迹现象的缺乏为排比不同类型寺院的相对早晚关系造成了阻碍。因此，只能通过对各类型寺院中单体寺院年代的考订，得出各类型寺院营建的绝对年代，再结合前文寺院类型的研究结论，明确高昌地面佛寺的分期序列与发展演变状况。
（二）各类型单体佛寺的营造年代
1. A型寺院
作为A型Ⅰ式的M寺曾出土《凉王大且渠安周造祠碑》，碑文记：“凉承平三年，岁次大梁，月吕无射，量工兴造。”故而寺院营建的年代为大凉承平三年，即445年前后。
北朝地面佛寺虽然十分突出佛塔的中心地位，但以佛殿为主体建筑的寺院亦为数不少。《洛阳伽蓝记》所记近50处佛寺中，只有15处佛寺建塔，其余皆以佛殿为寺院中心建筑[11]。南朝地面佛寺以佛殿为中心的形式则更为流行{2}。且中原内地和南方地区的佛殿多为横长方形，周绕僧坊、讲堂、回廊等建筑。这样的佛殿样式及寺院布局形式与A型Ⅱ式寺院相同。故推测此类型寺院的出现时间约为5―6世纪。
A型Ⅲ式横长方形佛殿及前方两侧构筑对称分布配殿的形制与敦煌莫高窟隋代第433窟窟顶经变、初唐第338窟北壁说法图、盛唐第217窟北壁观无量寿经变、盛唐第225窟南壁龛顶阿弥陀经变中的佛寺布局相近。敦煌壁画中以“凹”字形平面建筑群组作为中心建筑的佛寺在中唐以后则不多见[11]63-69。据此，可推定高昌A型Ⅲ式佛寺营建于隋至中唐的6世纪后期至9世纪后期。
A型Ⅳ式为平面呈“回”字形的佛殿，高昌故城E号建筑前壁残存儒童本生佛本行经变，左甬道内壁残存两幅佛本行经变底部，V寺右甬道底部残存佛本行经变，寺A号建筑甬道绘佛本行经变，胜金口1号寺院甬道壁面绘佛本行经变[7]89，42，61，131。此类佛殿的洞窟形制、壁画题材及分布位置皆与柏孜克里克第15窟、第20窟相同。柏孜克里克第15窟、第20窟属于9世纪末至10世纪中叶的回鹘早期[1]427-428，故A型Ⅳ式的兴建年代当为9世纪末至10世纪中叶。
2. B型寺院
B型Ⅰ式寺塔庙中心为方形仿木构三层楼阁式佛塔，顶部有圆柱形覆钵，佛塔底层较高，两侧及后方原为环绕佛塔的甬道，佛塔中雍投ゲ阌Ω哂诘笔钡牡疃ァ4怂庙的形制布局、佛塔样式与吐峪沟沟东区塔庙窟K18相同，当营建于同一时期。K18形成于5世纪前期[12]，故寺的营造年代当为5世纪前期。
B型Ⅱ式塔庙中心为方柱形佛塔，下层四面各开一龛，其上分层开龛，顶部有圆柱形覆钵。此种佛塔样式在高昌地区似为颇流行，且多出现于规模较大的地面佛寺中。高昌故城寺，环绕中心塔庙左、右、后三面皆建形制相同的僧坊。僧坊原为上、下两层，下层僧坊每间平面呈纵长方形，前、后两进，前室前壁开门、窗，前、后室之间的隔墙上开方形明窗，其下为拱门，后室后壁开圆拱形龛[7]79-80。吐峪沟沟西区以第12窟（吐鲁番地区文物局编号）塔庙窟为中心，两侧对称分布一排僧房窟，亦为上、下两层，下层僧房窟的形制与高昌故城寺相同，应是石窟寺对地面寺院僧坊的模仿。两者营建年代相近。吐峪沟沟西区第12窟与两侧僧房窟为统一规划营造的洞窟组合，故第12窟与两侧僧房窟的营建基本同时。第12窟主室中心为四面开单层龛的方形塔柱。敦煌同类塔庙窟出现于545―574年[13]。同时，第12窟塔柱左面、背面圆拱龛两侧残存带泥塑忍冬纹的龛柱，与敦煌莫高窟第285窟正壁及左、右壁龛两侧龛柱上的忍冬纹样相同，年代较接近[14]，而莫高窟第285窟始建年代为西魏大统四年（538）或稍后[15]。另外，第12窟主室左壁下方残存一排联珠兽头纹，此类装饰纹样流行于6世纪末至8世纪初[16]。因此，第12窟的年代当为6世纪后半叶至8世纪初的L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由此可知第12窟两侧僧房窟的营建年代，进而得知高昌故城寺僧坊的形成时代，最后得知寺中心塔庙也可能营建于L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即6世纪后半叶至8世初。
在B型Ⅲ式高昌故城I′寺南壁出土的说法图等壁画[7]图版2中，听法菩萨与吐峪沟沟西区第12窟主室说法图中胁侍菩萨的造型、宝冠、璎珞样式及披着方式，结跏趺坐佛相同。前文已知吐峪沟沟西区第12窟的开凿年代，故B型Ⅲ式的形成年代可能为6世纪后半叶至8世纪初的L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
B型Ⅳ寺与K寺之间的寺院出土两幅壁画，一幅为听法菩萨、弟子像，其菩萨造型、璎珞与宝冠的样式和吐峪沟沟东区K27相同，K27开凿于6世纪左右。弟子造型、僧衣样式与吐峪沟沟西区第20窟、吐峪沟沟东区第32窟禅观图像中的禅观僧的相同。另一幅为菩萨立像，左有墨书榜题：“行者系念思惟众叶间生……”[9]图版10，此题记内容与吐峪沟沟西区第20窟（吐鲁番地区文物局编号）前室右壁禅观图像中“行者观想树叶一一树叶……”墨书榜题内容相近。吐峪沟禅观壁画绘制年代为6世纪中叶至7世纪中叶[17]，结合前文所引莫高窟塔庙窟塔柱四面开龛形制出现的时间，可知寺与K寺之间寺院的形成年代当为6世纪后期至7世纪中叶。
Б[1]寺塔柱应为四面开龛或四面塑像形制，塔庙侧壁于深红色背景上，用白色颜料绘制莲蕾、圆圈纹和四棱形宝珠[7]107。此种绘制技法与纹样题材在吐峪沟最早期的洞窟沟东区K18、沟西区NK2中即已出现[18]，直至吐峪沟沟西区第20窟、沟东区第32窟禅观图像中，仍是常见的装饰纹样。考虑到莫高塔庙窟中塔柱四面开单层龛的出现时间，笔者认为，将此寺的年代推定为6世纪后期至7世纪中叶较为合适。
高昌故城T′寺由东、西两部分构成，西部建筑出土了与柏孜克里克第14窟正壁左侧相同的阿弥陀净土变，又发现了身着蒙古衣冠的女供养人，属于回鹘臣服蒙古后的壁画。但据勒柯克所记，在此间建筑南墙的房柱上曾发现汉文题记，其中出现了武周新字，因而将此组建筑的年代确定为717年{1}。西侧建筑明显经过重修改建，寺院始建年代应早于回鹘壁画的年代。故而作为同一组建筑的东侧塔庙，其营建年代可能为武周新字流行的载初元年（689）至长安四年（704）。
综合以上各寺院年代的研究结论，可知B型Ⅳ式的形成年代当为6世纪后期至8世纪初的L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
3. C型寺院
高昌故城Z寺、w寺十字折角形佛塔与莫高窟第285窟元代灰身塔的形制相同，又与阿里托林寺迦莎殿、江孜白居寺吉祥多门塔、扎囊县桑耶寺绿塔[19]的平面相近。Z寺前部佛殿中的壁画题材已被考证为藏传佛教的五方佛[3]，年代为西夏至元代。
三 各类型地面佛寺的分期
由各类型单体寺院的营建年代结论，可知高昌地面寺院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为5世纪前期的高昌郡时期，包括A型Ⅰ式、B型Ⅰ式寺院；第二期为6世纪后半至8世纪初的L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包括A型Ⅱ、Ⅲ式，B型Ⅱ、Ⅲ、Ⅳ式寺院；第三期为9世纪末至10世纪中叶的回鹘高昌时期，包括A型Ⅳ式寺院；第四期为西夏至元代，包括C型寺院。分期结果如附表。
通过对高昌地面寺院中心建筑的类型划分和年代研究，可以明确高昌寺院中心建筑存在三个基本的发展谱系：第一谱系以佛殿为寺院中心。佛殿最初为纵长方形，后演变为横长方形，再于横长方形佛殿前方两侧营造相互对称的配殿，最后于方形佛殿外环绕回廊，形成“回”字形佛殿；第二谱系以塔庙为寺院中心，佛塔是塔庙的中心，佛塔最初为方形仿木构楼阁样式，后演变为方柱状四面分层开龛式，之后塔庙整体空间被划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部为方形或长方形佛塔，后部于佛塔背面或塔庙后壁塑涅像，最后于佛塔四面开龛或四面塑像；第三谱系为形制特殊的前塔后殿式布局。
作为联系犍陀罗、中亚、塔里木盆地南北缘与河西地区的关键节点，高昌佛教与犍陀罗、龟兹、于阗、凉州、敦煌、青藏地区的佛教系统有着密切关联[20]。而高昌地面佛寺的发展谱系则能够体现不同地区对高昌佛教的影响。
4世纪后期至5世纪前期，在后凉、西凉、北凉治下的高昌郡与凉州地区存在密切关联，凉州佛教是此期高昌佛教的主流。营造佛殿是凉州佛寺中流行的做法。同时作为北凉王家石窟寺的天梯山第1窟、第4窟塔柱皆为仿木构楼阁的样式[21]。凉州地区在地面佛寺中营造佛殿、塔庙中塔柱规制为仿木构楼阁样式的寺院营造方式在高昌第一期地面佛寺中皆有体现。凉州的寺院营造模式当直接影响到高昌寺院的规制。
L氏高昌至唐西州时期，高昌地面佛寺同时受到敦煌与龟兹、焉耆地区两大佛教系统的影响。
高昌A型Ⅱ式的寺院形制c中原内地及南方地区的以横长方形佛殿为中心、周绕僧坊、讲堂、回廊的寺院联系紧密。A型Ⅲ式主殿两侧设置配殿的做法颇见于敦煌隋至中唐时期壁画中的佛寺。B型Ⅱ式塔庙于方形塔柱上分层开龛的做法则与承继了北凉开窟传统的张掖马蹄寺第2窟，金塔寺东、西窟，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万佛洞，后山古佛洞等的塔柱样式相同[22]。高昌B型Ⅳ式地面寺院塔庙于塔柱四面开龛，而敦煌莫高第二期（525―545年）塔庙窟开始出现四面开单层龛的形式，第三期（545―574年）塔柱流行四面开单龛[13]226-228。上述几点足见河西对高昌地面寺院的影响。
B型Ⅲ式塔庙前塑大型坐像、后塑涅像的布局形式与龟兹大像窟、焉耆锡克沁第3、5、6、7、8、9（晁华山编号）等窟前塑大型立佛、后绘塑涅像的做法相近，应是对龟兹、焉耆等地石窟寺布局形式的模仿。
回鹘高昌时期，A型Ⅳ式平面呈“回”字形布局的佛殿是高昌地面佛寺和石窟寺中颇为流行的样式。此种形制的地面寺院在焉耆锡克沁佛寺遗址中也极为常见，如A2、B4、B8、C4、C56、F4、K10、（奥登堡编号）等建筑[23]。虽然两地此类寺院的影响关系还不甚明确，但此种寺院形制对于研究高昌、焉耆在此时段的关联至关重要。
回鹘高昌臣服蒙古后，受到藏传佛教的强劲影响。地面佛寺也开始摹写青藏地区佛寺的形制，出现了前殿后塔的寺院格局。
参考文献：
[1]贾应逸.新疆佛教壁画的历史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371.
[2]李肖.交河故城的形制布局[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40-139.
[3]陈爱峰，吾买尔・卡德尔.高昌故城东南佛寺与藏传佛教[J].中国藏学，2013（4）.
[4]荣新江.《且渠安周碑》与高昌大凉政权[C]//燕京学报：新5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65-92.
[5]孟凡人.新疆考古论集[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37-63.
[6]森安孝夫.ソグドからウイグルヘ[M].东京：汲古书院，2011：545-550.
[7]格伦威德尔.高昌故城及其周边地区的考古工作报告（1902―1903年冬季）[M].管平，译.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
[8]格伦威德尔.新疆古佛寺：1905-1907年考察成果[M].赵崇民，巫新华，译.贾应逸，审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613-624.
[9]勒柯克.高昌――吐鲁番古代艺术珍品[M].赵崇民，译.吉宝航，审校.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62.
[10]斯坦因.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第3卷[M].巫新华，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附图XXIV.
[11]萧默.敦煌建筑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63.
[12]李裕群.吐鲁番吐峪沟石窟考古新发现――试论五世纪高昌佛教图像[G]//石守谦，颜娟英.艺术史中的汉晋与唐宋之变.台湾：石头出版社，2014：95-126.
[13]李崇峰.中印石窟寺比较研究――以塔庙窟为中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27-228.
[14]敦煌研究院.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1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图114.
[15]樊锦诗，马世长，关友惠.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C]//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1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185.
[16]宿白.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66-67.
[17]宫治昭.吐峪沟石窟壁画与禅观[M].贺小萍，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06-119.
[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考古研究室，吐鲁番学研究院，龟兹研究院.新疆鄯善县吐峪沟东区北侧石窟发掘简报[J].考古，2012（1）.
[19]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64，142，60.
[20]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M].北京：中华书局，1957：48-83.
[21]敦煌研究院，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天梯山石窟[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63，86.
新冠考察报告范文5
闪电怀表机心的血统
关于闪电怀表机心的血统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来源于Marie-Pia 和Auschitzky-Coustans合写的《Lip ：des heures a conter》（法文版，出版社：Libris，2000）一书，书中认为闪电 36系列怀表机心仿自法国的Lip R36系列。因1930年代苏联从美国收购的Dueber-Hampden公司设备并非十分先进，不足以生产高质量机心，苏联遂向西方寻求更先进的制造技术。1936年，弗雷德・李普曼（Fred Lipmann）和苏联签署了一份技术协议，允许苏联从法国Lip制表公司购买钟表机心、零件和钟表制造技术。Lip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负责建设位于莫斯科附近奔萨（Penza）的表厂（即Pensensky工厂），并训练俄罗斯工程师。他们还出售了大量的Lip T18和Lip R43机心以满足工厂起步发展所需。苏联以Lip机心为基础，生产自制机心，并重新命名：Lip T18称为Swesda、Lip R43称为Zim、Lip R26称为Pobjeda。苏联在1965-1973年间生产的Poljot机心几乎所有部件都能与Lip R25互换。苏联的36系列机心来源于Lip R36也属于法国和苏联之间技术协议的一部分。苏联在二战前和二战之后总计大约生产了1000万个基于Lip的机心。另一种说法则基于直观观察，即闪电36机心仿制于Corterbert 617、624机心，且Corterbert机心从1940年代即被劳力士采用（图1-2），所以闪电机心来源于瑞士。从外观上看，闪电机心结构与1940年代的劳力士机心和Corterber机心确实很相似。Corterbert 617、624是当时质量很高的机心，这种版路设计当时很受欢迎，并成为其他许多机心的设计蓝本（如1947年的Bulova怀表机心即是这种版路），所以闪电机心设计很有可能受其启发。但不管哪种说法成立，闪电机心来源于俄国国外应该是肯定的。闪电品牌的历史演变过程则是：莫斯科第二钟表厂出产的较早36系列机心品牌原本是“Slava（光荣）”，偶尔也称为Slava 3602。当生产转移到车里雅宾斯克表厂后，3602名称保留下来，但含义是Slava 3602的扩展。后来“闪电”单独成为这一机心的名称，手写体Молния常做为品牌Logo，并注册成为车里雅宾斯克表厂的商标（图3）。
闪电怀表表盘标识
闪电怀表表盘内的俄文标识主要如下：
1、Молния。品牌Logo，俄语意义为“闪电”（英语Molnija），Молния的发音类似于英文组合“Molnya”。早期产品Молния标识也会刻在机心的大钢轮上。
2、сделано в CCCP 或сделано в РОССИИ。前者代表“CCCP（苏联）制造”，CCCP 是俄语Союз Советских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Республик的首字母拼写，英语缩写则为SU（Soviet Union ）或USSR（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后者代表“俄罗斯制造”，РОССИИ是Российская Федерация（俄罗斯联邦）的缩写。
3、在有些闪电怀表的表盘中央，有一个红色倒写的字母K，K上有字母CCCP（图4）。这个标志是苏联官方质量认证标志，字母K是俄语词“质量”（качество）的首字母。具有这个标志的闪电怀表出产时期是1967-1991年，这一时期的产品由国家认证委员会认证。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闪电怀表表盘的字母标识均非俄文或底端标有MADE IN USSR，或机心标识也为英文，则该产品属于出口类型，但出口型闪电怀表机心型号与苏联/俄罗斯国内市场的产品相同。
闪电机心标识
与西方钟表相同，闪电机心在部件上大多刻有标识，这些标识的意义是：
1、ЧЧЗ 或Ч2З。很多人将这种标志看成是数字443或423，其实ЧЧЗ是俄语Челябинский Часовой Завод缩写，意义是车里雅宾斯克表厂（图5）；Ч2З则是俄语Час2З-Д МОСКВА的缩写，意义是莫斯科第二钟表厂，这个标志的特点是字母用齿轮线条装饰（图6、7）。这两种标识只出现在1950-1960年代的闪电机心中。
2、9点钟标识。车里雅宾斯克表厂在1960年代开始使用这种标志，用于表示由该厂生产。这个标识有时标在主夹板上（图8），有时标在摆轮下方（图9），并且没有应用于所有以后出产的机心。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这个标志之前，车里雅宾斯克表厂还曾使用过两个标志做为厂标：最早的是一种星型厂标（图10），大约1954年采用“ЧЧЗ”作为新厂标。
3、15/18 камней。该标识代表机心钻石数目。闪电机心主要使用红宝石，1947-1960年生产的闪电怀表一般为15钻，1960-1991年生产的一般为18钻，1992-2007年生产的一般为15钻。区别主要体现在：15钻机心主轴是铜轴承，高于
15钻的机心是宝石主轴。
4、序列号。每一块闪电机心都有一个序列号，其含义不是十分清楚。但与西方钟表不同，闪电机心的序列号不能表明生产日期，闪电机心的序列号每3-5年会更新一次，这有可能是为一个生产计划而制定的。
5、生产年份。闪电机心的生产年份标识格式是“季度-年份”或“年份 季度”，如“1-53”意义是1953年第一季度生产（图6）；“85 2”意义是1985年第二季度生产（图11）。这种标识多出现在1990年代前出产的机心中，在晚期的闪电机心中已经见不到了。
6、SU或RU。SU代表苏联时期生产（图9），RU代表俄罗斯时期生产。
7、机心类型。闪电机心在早期并没有明确的机心型号，苏联的机心型号标识系统出现在1960年代初期。在机心型号系统出现之前，早期15钻闪电机心刻有好像“4K-6”一样的标记，其实是“Часы Карманные C 6” 的缩写“ЧК-6”，意义是“怀表-6”。苏联/俄罗斯的钟表机心型号均采用4位数字表示，其中前两位表示机心直径，后两位表示机心功能特点。苏联/俄罗斯钟表机心基本型号说明如表1所示，其中前两位数字用xx表示。闪电机心型号主要有3600、3602、3603和3608四种，大多在主夹板上刻记。由表1可知，闪电3600表示机心直径36毫米，无秒针、无防震装置；3602表示机心直径36毫米，具备小秒针、无防震装置；3603表示机心直径36毫米，具备小秒针、防震装置；3608表示机心直径36毫米，具备中置秒针、无防震装置。
3602机心是闪电机心的代表，主要用于怀表，有时也用于手表，如Model-191CS型潜水表等。3602机心的演变大致分三个阶段：最早类型是莫斯科第二钟表厂出产的厚度3.5mm的15钻ЧК-6机心。这一时期的ЧК-6机心多有ЧК-6、Ч2З标识。其中一类的大钢轮上标识Салют（Salut）（图12）或Искра（Iskra）（图7）。Искра机心17钻，出现于1950年代中期，是ЧК-6的衍生机型。由于这两种机心标识均非Молния，所以从严格意义上看都不属于闪电机心。另一类大钢轮标识Молния，则属于闪电机心（图6）。第二阶段是1950-1970年代，车里雅宾斯克表厂生产的厚度依然为3.5mm、15钻的ЧК-6，这一时期的机心大多具有Молния标识和星型厂标或ЧЧЗ标识（图10、5），所以也属于闪电机心。有官方文件显示，车里雅宾斯克表厂生产的这种厚度3.5mm的机心也称为3602A。第三阶段则是车里雅宾斯克表厂自1960年代开始生产的厚度为4.65mm的18钻3602机心，这种类型是成熟型3602机心，摆轮较厚，结构比ЧК-6要先进，主夹板上刻有3602（图8）。俄罗斯时期生产的3602机心采用黄铜材料，15钻，因材质低廉，桥板容易弯曲，机心质量较差。需要说明的是，ЧК-6机型有时被误称为3601，认为是3602之前的独立型号，其实闪电怀表从未有过3601机心。ЧК-6机心部件与3602极其相似，但由于形式与尺寸的细微差别，ЧК-6部件与3602并不能互换，所以ЧК-6可以看成是3602的早期型。总体上看，由于在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的商品缺乏竞争，闪电机心结构从定型至停产变化并不大。表2列出了各代3602机心的概况，大致可以看出这款机心的发展历程。
3603与3602的主要区别在于加装了防震装置。3603的防震装置采用三角支架固定摆轮轴承（图9），加入防震装置的测试效果是将表从1米高自由落到硬木表面，摆轮主轴不会有任何损坏。此外，3603还配备了扁平螺旋游丝。防震装置在手表上使用最多，怀表则较少使用，所以3603主要用于手表。Poljot、Moscow classic、德国JUnkers、Zeppelin、Aristo等品牌均采用过3603机心。做为怀表机心仅在1980年代晚期到1990年代少量出现（图9），主要用于出口产品。3600机心15钻，无秒针，无防震装置，主要用于盲文怀表（图13）。3608机心出现在1957-1966年，16钻，有中置秒针，无机心编号，是ЧК-6的修改型，主要用于手表（图14）。1959-1970年，闪电怀表还曾使用过3017机心。这种机心是苏联政府在1950年代末为满足工业、军事、科研需求开发的，机心称为Strela （俄语Стрела， 意义是箭头），用于手表和怀表，并且产品受政府严格管控。3017机心基于瑞士Venus 150机心仿制，19钻，无机心编号，具有小秒针和计时码表功能。该机心1965年被允许商业化生产。采用该机心的闪电怀表称为Molnija Strela，由于3017结构与一般意义的闪电怀表机心完全不同，所以Molnija Strela是一款新怀表（图15-16）。其用于手表的品牌有Poljot和Sekonda。
闪电机心质量评价
闪电怀表的公认特点是精确可靠、强健耐用、价格低廉。闪电机心主体材质是镍铜合金，细小的齿轮使用黄铜制作，较大的、直接与发条连接的齿轮则用碳钢制作。机心打磨纹路主要有细条纹和日内瓦纹两种。3602机心手动上链；最大储能时间41小时；日误差-20～+50s；摆频18000bph = 5bps = 2.5Hz；摆轮主轴U3210；只能顺时针调时间。比较来说，1950年代出产的3602机心打磨纹路最精细；1960-1970年代初期出产的制造工艺最好，走时精度最高，有人曾做过测试，某些产品精度可达日误差-1～+1s；1970年代中期开始，制造质量开始下滑，工艺开始变粗糙，并取消了打磨（表2）；1992年后，机心质量大幅下滑，材质低劣，工艺粗糙。有趣的是，1992年后出产的“闪电”怀表表壳、表盘图案设计却比以往任何时期都丰富、精美。从机械性能上看，3603稳定性优于3602，所以3603机心在西方手表机心中有一定的地位，车里雅宾斯克表厂为俄国国内外钟表厂提供了大量这种廉价机心。有人曾对采用3603机心的Poljot手表做过测试（图17），完全上紧发条后，3603 运行值介于快8秒和慢8秒之间（表盘向下/表冠向左），这个结果很不错。但是在表冠向上位置时运行偏差值每天快超过25秒。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与苏联/俄罗斯的生产水平有关，一方面机械表的精度容易受环境影响。如果置于恒定室温（21摄氏度）的桌面上，钟表走时会偏快，而在体温（33摄氏度）环境下走时会偏慢且略微震荡，这是因为钟表没有进行完全温度补偿。为了温度补偿，闪电机心的摆轮采用了钉摆（图18），可以看出摆钉是均匀排列的。这种钉摆经历了从12摆钉―18摆钉―12摆钉的演变（表2），在闪电早期产品中就已使用。但不知何种原因，并非全部产品使用钉摆，这或许是质量不稳定的一个体现。闪电机心的优势还在于几乎所有闪电品牌机心都相似，所以寻找零配件很容易，维护方便。与强健的机心类似，闪电怀表表壳也很坚固。表壳早期采用钢镀铬或用镍铜合金做表前盖，后来的产品采用铜镍耐蚀合金做表后盖、不锈钢制做表壳或全部采用铜镍耐蚀合金，这些材料都很耐用。
新冠考察报告范文6
摘要 摩梭女性思维并不是为了构建女权社会,男性身份在摩梭文化中具有独立的符号象征系统,同时拥有着男性独特的权利、地位。成人仪式“换裤子”是摩梭男性成年的必经阶段,男性通过对“裤子”的获取标志着成年,也代表着新的身份、地位及权力的拥有。
关键词:符号意义 成人礼 裤子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聚居在云南省宁蒗县及四川盐源、木里县的摩梭人,素有行“阿注”婚之俗,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走婚”。这种婚姻特点是“建立阿注关系的男女双方,各自住在自己母亲家生产和生活,分属于两个家庭,两个不同的经济单位。一般是男子晚上主动到女家走访,过偶居生活,次日清晨返回自家家庭”,与此相应形成以母系血统作为代系划分标准的“母系家庭”或者说是“母系家屋”。在母系家庭关系之中,摩梭人将女性作为家族继承者以及家庭和社会关系的者,女性具有无上的尊严与地位,所谓“妇女是根种,缺了就断种”,“无男不愁儿,无女水不流”便是摩梭女性观念的真实写照。
但是,这种“摩梭女性思维”并不是反对和压迫男性,也不是对男性的否定和鄙视,在摩梭人观念中男性同样具有属于男性社群的独立性及有别于女性社群的标志性。男性和女性之间是一种“和谐分享”而非“占有与竞争”的关系。本文便是以摩梭人久为传承的成人礼仪“换裤子礼”为例,并以礼仪中仪式物件“裤子”作为研究对象,探索摩梭女性思维中男性的独立性。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摩梭“阿注”婚在现代摩梭人中已不流行甚至具有消亡的趋势,据1998年《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统计,纳西族绝大部分已转向一夫一妻制婚姻,“阿注”婚已难寻觅。但是与“阿注”婚相宜的“母系家庭”思维仍然强烈地影响摩梭人,摩梭人对母亲、对女性的尊重情感仍然深刻影响他们的家庭观。因此,笔者认为在“女性思维”仍然具有主导影响力的摩梭社群中对男性社群身份、地位等的探讨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一 “裤子”――成年符号意义
中国作为东方文明古国,对服饰文化十分看重,服饰中所蕴含的社会仪礼和生活规范更是不容忽视。早在两汉时期所编纂的《礼记》中便有“男子三十而冠,女子许嫁而笄”的记载,现今凉山彝族的“换裙”习俗、藏人的“戴头”无偶单婚仪式等都是将服饰作为人生仪式的标志。同样,摩梭人也遗存着类似的人生仪礼,即“换裤子礼”。其具体过程如下:
家里如有年满13岁的男性少年,父母或兄嫂就要为他举行“换裤子礼”。仪式由母亲主持。年满13岁的男孩,要走到火塘左边前方的男柱旁,在舅父的主持下,双脚踩在猪膘和粮食袋上,右手握着刀,左手拿着银饰品,由舅父把男孩的麻布长衫脱下,换上短衣,穿上长裤,系上一根腰带,并用牛角杯盛酒向客人敬酒。
服饰是人类精神的载体,也是物质民俗的直接现实,通过服饰的更换标志着人生进入不同的生命阶段。范・盖内普(Van Gennep)的“通过仪式”认为,“通过仪式”是一个身份转化的过程,以仪式作为中介将仪式前和仪式后划分为不同体验阶段。特纳也认为仪式过程是一个反社会的过程,仪式过程中的社会角色是一个不同于日常社会角色的反结构。摩梭男子在未举行“换裤子礼”仪式前处于儿童的文化结构中,履行儿童社会所赋予的社会角色,而一旦进入“换裤子礼”仪式过程就标志其进入非儿童亦非成人的反结构之中,也就是“阈限”阶段,此阶段是一个神圣的阶段,是社会人在个人生活中随着年龄的增长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的中介时期。在此阶段受礼者既不具有儿童时期的特征也无法获取成人阶段的权力。而一旦完成“换裤子礼仪”便意味着受礼者步入成年期,从以前的儿童社会结构中彻底脱离出来成为成年社会结构中的一员,同时享有一切儿童时期无法企及的权利并履行相应的社会义务。
摩梭人认为儿童成为大人是很严肃的一步,是人生中的一项大事,而要正式成为成年人只有通过“换裤子”(男性)仪礼。而儿童一旦通过成人礼便成为成年人,享有成年人的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比如早期生活中,只有成年人才能参加部族的仪式活动,谈情说爱,行“阿注”婚;同时,身为男性还应肩负对部族的保护责任甚至为之牺牲自己的性命。由此可见,虽然裤子并不为男性的专权穿着,但是只有通过“换裤子”男性才拥有成年的身份,表示其已进入人生的另一种社会结构,扮演成年人的社会角色,从此以后他的行为、言语、习惯等都会受到来自这个新社会群体习惯法的约束和管制。
二 “裤子“――身份符号意义
服饰的差异同样标志着社会成员的性别。纵然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曾有过“男女同装,不行礼服”的历史,就算20世纪50年代以前,许多苗族地区的服饰还是男女不分,有的至今依然,如黔西北、滇东北交界的“大花苗”。但是作为“礼”和“理”的象征,服饰的一个重要作用还是区分男女,使男女有别,便于社会控制。作为摩梭男性成人礼中的重要仪式物“裤子”是否为男性的身份象征,又是如何作为男性身份的象征呢?
据戴平编著的《中国民族服饰文化研究》中记载:云南宁蒗永宁地区的纳西族男女,在13岁以前穿麻布长衫,不着裤子。满13岁时,分别举行“换裤子礼”(男性)和“换裙子礼”(女性),标志着进入成年期。13岁以前(举行“换裤子礼”前),纳西族男女在穿着上并未有很大的差别,同是麻布长衫,同样不穿裤子,也就是处于“男女同装,不行礼服”的社会模式中;而一旦举行“换裤子礼”或者“换裙子礼”,便在受礼者思想中根植了“男女有别”的观念。即便是在仪式过程中,这种“男女有别”的思想也是相当明显的,根据《中国民族服饰文化研究》对摩梭人成人仪式的详细介绍,“换裤子”或者“换裙子”礼仪已经由儿童期的“男女同装”明确规划了男性礼服和女性礼服区别,即男性应举行“换裤子”,而女性则“换裙子”,而不是同时举行“换裤子”或“换裙子”。换言之,只有男性才有权进行“换裤子”而女性则必须进行“换裙子”,这是不可逆转的习惯法。如果将此仪式思维进行抽空提取,则“裤子”便成为男性的仪式特权,“裤子”也就成为了摩梭女性思维中男性成人礼的代言词,标志着男性完成”阈限”进入成年阶段,从此便被一个定名为男性社群的社会群体所接受,正式成为此群体中的一员,享有男性社群的权利,遵从它的禁忌和习俗,构建男女两性社会。
另永宁摩梭人具有这样一种“催生”习俗,即当产妇难产时,习惯将孩子父亲的一条裤子放在产妇的腹部进行反复的搓弄,边搓边说:“孩子,快出来,爸爸在等你。”以期可以借助男子的力量进行生产。衣物与生育的关联在很多民族传说和习俗中皆俯拾可见,主要因为衣服乃人体的象征之故。根据弗雷泽接触巫术原理――“物体一经互相接触,在切断实际接触后,仍继续远距离地互相作用”,“由此原则出发,原始人及巫师则认为,通过曾经与某人接触过的物体便可以对本人施加影响,或者影响他人”。在此,作为父亲(男性)力量象征的裤子具有父亲的亲情召唤力和吸引力,能够通过亲情的召唤和呼吁让孩子顺产;同时也可做为男性力量的象征以对抗妖魔魑魅,阻止鬼怪对产妇生产的骚扰。“裤子”通过与父亲的亲身接触成为男性“父亲”力量的象征,“裤子”已不仅仅是衣饰的实体,而具有了社会和人所赋予的身份力量。这种力量可代替父亲这个实体人帮助产妇渡过生育难关。这里的“裤子”便成为父亲身份和男性力量的结合体,是男性身份和力量的象征实体。
实际上,服饰应该说从诞生之日起就有标志作用,部落、身份、等级都可以通过服饰进行明显的区分,这是服饰不可避免的社会作用,是服饰文化意义的内涵。但是在摩梭人这样一个具有“母系家庭”传统的社群,其男性地位总会遭到外界的质疑。通过对成人礼和催生习俗中“裤子”的男性身份标志意义的探讨,可以毫无疑虑地得出结论:摩梭社群中的男性地位并未受到女性思维的淹没。
三 “裤子”――权力符号意义
任何一种仪式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形式和过程,而是将“受礼者”引入另一种惯制之中。有没有通过此种仪式或者能不能通过此种仪式,与此人的年龄、身份、地位以及所享受的权利都有密切的关系。直观上表现为人们通过某种仪礼获得了相应的社群认同和身份认证,而深层名义则是以此种仪礼作为象征,标志其享有了某些未曾有过的特权,比如祭祀、婚姻、征战等等。同样,作为一种成人礼的摩梭“换裤子礼”,只有通过了此礼仪,男性才能拥有成年人的诸多特权。
文章前两部分已经对“裤子”在摩梭观念中所具有的成年介断、男性身份的象征意义做了相关的阐释与分析,而与此两种功能相适应的也就是男性通过成人礼,进入成人期所应享有的权利和地位。走婚制、母系家庭以及由此根植的“女性思维”是摩梭社群的习俗和精神的标志。在许多有关纳西族的考察报告中也都对摩梭母系家庭特点做过详细的介绍,以下是1977年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对云南永宁地区纳西族母权制的描述:
家庭中未发生男子娶妻,男子夜晚走访女阿注,过偶居生活,白天回自己的家里参加劳动,而家庭中的女子则不出嫁,夜晚在家接待自己的男阿注,家庭成员的血统只能以母系计算,财产按照母系继承。
在这类家庭里,由于全是母系成员,也就无父系亲属关系。有少数男子娶妻家庭……以及个别家庭女子招赘……血缘仍从母计,仍是母系。
这些家庭多围绕着祖母们、母亲们及姐妹们形成一个中心,并包括他们的后代组成一个集团。
在这样一个女性中心社会关系中,女人享有绝对的家庭地位,男性也同样履行相应的家庭权利和义务。男性作为舅权的拥有者,具有对外甥和甥女的抚养权以及教育权,虽然无法对自己子女实施养育权,但通过对甥辈的抚养同样可达到继嗣和养老的目的。“老年男人虽然在家庭中没有他们的子女,但以舅舅和舅父的身份,受到外甥和甥女的极大尊重,受到这些晚辈成员的供养。”
以上所介绍的男性权力是必须归属于成年男子,是男性在具有“男女有别”观念后,依凭此种观念对社会权力进行的划分,“换裤子”便成为获取此种权力的桥梁。只有通过礼仪习俗的过渡――穿上长辈给予的“裤子”,才成为可享有成年权力的个体,拥有母系家庭中舅权的先决条件,在家庭的过继和获取过程中,仪式物“裤子”也就不再仅仅是男性身份的象征,或者成年的标志,而更多的是一种拥有权力的表现。随着家庭长辈(一般为舅舅)为儿童换上裤子也就相应地将自身拥有的舅权力量过继给受礼者,让受礼者成为此种权力的储备者和享用者,完成代系的更替和男性权力的交接。
服饰的符号象征意义内涵多样,是作为社会个体的人立足于社会群体中的地位、身份、权力、等级等的象征。摩梭男性的“换裤子”礼在摩梭人社群中起着重要的符号象征意义,是摩梭人性思维在男女权利上的独特反映。摩梭女性思维并不是构建“女权社会”,不是对男权地位的剥夺,也就是说摩梭女性思维中的男性身份并未受到压制,仍然具有自己的身份标识和权利象征,是摩梭族文化的见证。男性和女性关系融洽和谐相处为摩梭人的共同劳动、生活带来协调传统,值得现代社会的关注和研究,并从中提取社会现实应用功能,植入现今社会发展中,为男女话语权的平衡提供激励机制。
参考文献: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永宁纳西族社会及母权制的调查报告》,1979年。
[2] 周华山:《无父无夫的国度》,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年。
[3] 戴平:《中国民族服饰文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4] 杨 国:《符号与象征――中国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北京出版社,2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