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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捐赠范文1
中图分类号:F812.42,D632.9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0.05.028 文章编号:1672-3309(2010)05-0074-03
慈善捐赠是社会主体将资产(包括金钱、物品、服务、器官等)自愿转移给没有利益关系的人或组织的行为,属于按要素分配和国家税收与转移支付外的第三次分配形式。慈善捐赠的主要特点是自愿性和无偿性,在这种意义上说,捐赠可以说是省去了先缴纳税收给国家然后由国家进行分配的过程,直接由个人或企业通过一些慈善组织或者直接捐献给了需要他的人手里,使用得当可以更加有效率。
一、捐赠行为的微观经济学解释
经济理性主义假定是现代西方经济学贯彻始终的最重要的假设之一。它指在进行逻辑实证研究过程中,总是假定当事人非常明确行为目标,在经济决策时,总是深思熟虑地进行权衡比较,选择最佳方案,以期获得尽可能大的利益。慈善捐赠我们不排除个别是纯粹出于爱心的善举,但这大多数限于个人,大部分企业或知名的企业家都是代表企业形象的,他们的举动与公司利益息息相关,他们的捐赠在总慈善捐赠中占有很大比重,都是期望得到更多的利益的,符合我们说的经济人假设,可以用效用理论对捐赠行为进行解释。
一个经济行为人可以将他的总收入用作自己消费,如用于购买消费商品,或用于投资,前者可以给他带来生活某些方面的满足,后者可以使他的总收入增加,都能给他带来一定的效用。同样,他也可以拿出一部分收入用来捐赠,捐赠同样可以产生一定的效用。例如,经济行为人可以通过捐赠帮助他人而获得一种满足感,即从捐赠中感觉到某种“荣光效应”;同时,捐赠还可以使经济行为人得到社会声誉,这是一种无形资产,可以带来个人或企业未来现金流的流入,企业或者企业家的捐赠可以提高品牌的知名度,提升企业在利益相关者及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达到了对社会和公众的广告宣传效果,提高消费者忠诚度;也可以建设良好的企业文化,从而吸引和提高员工素质,降低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成本,提升工作效率,增加企业竞争力。
我们假定经济行为人将总收入用于两种商品消费:自我消费和捐赠,可以得到其具有凹性的效用函数=U(xi,gi),式中,xi是捐赠者的个人消费,gi为捐赠者捐赠的数量,在不考虑税收情况下满足xi+gi=wi,wi是i的财富禀赋,只要ui /gi>ui /xi,捐赠者就可以通过捐赠来增加效用,当ui /gi>ui /xi时,i的效用达到最大化,即自身消费的边际效用等于他通过捐赠而得到的边际效用时,捐赠就会停止,有约束条件可以求出最优的捐赠数量。
我们可以将效用函数中的消费量货币化为支出额来简化计算,此时个人效用最大化模型可表达为:MaxU(C,D),s.t.D+C=X,式中,C是自身消费总额,D为转换为货币捐赠后的数额,X为个人可支配收入即税后的收入。下面考虑税收减免时对捐赠行为的影响,
1.完全税收优惠,即税法对捐赠支出进行全额减扣。我国税法规定纳税人在特定领域开展公益性捐赠,或者向特定组织开展公益性捐赠,准予100%的税前扣除。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等社会力量通过非营利的公益性组织或国家向红十字事业、公益性青少年活动场所、农村义务教育、教育事业、职工职业教育等领域的公益性、救济性捐赠,可以全额税前扣除。此时预算约束线变为C+D(1-t)=X,t是税率,此时,捐赠的每一元财富的价格从1元变为(1-t)元,如图1,在不考虑税收情况时捐赠者的预算约束线为AB,与无差异曲线相切于E1,此时提供捐赠数量为x1;如果考虑税收,并且捐赠可以在税前完全抵扣,捐赠的价格变得更加便宜,那么预算约束线向外偏转到AC位置,新的预算约束线与无差异曲线相切于E2,即此时捐赠的数量为x2。从图中可以看出,捐赠行为可以得到税收减免时会促进捐赠行为与数量的增加。
2. 部分税收优惠时对捐赠者的影响。我国税法规定,纳税人开展公益性、救济性捐赠,企业所得税纳税人准予3%(金融、保险企业1.5%)的税前扣除,个人所得税纳税人准予30%的税前扣除。纳税人在文化事业、科普事业开展公益性捐赠,企业所得税纳税人准予10%的税前扣除,个人所得税纳税人准予30%的税前扣除。这里我们假设捐赠可以抵扣的最大限额为M:若DM,预算约束线变为C+D=X+Mt,我们假定效用函数不变,此时如图2所示,预算约束线变为弯折曲线ABD,其中AB段与完全税收优惠时重合,如果在完全税收优惠条件下,捐赠者的捐赠最优数量为X1,小于税收抵扣的最大限额M,那么两者无差异;若完全税收优惠条件下,捐赠者的最优捐赠数量为X2,且X2>M,则部分税收抵扣情况会减少捐赠者捐赠数量,此时捐赠数量仅BD段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的切点,数量为X3。
二、捐赠行为的宏观经济效果解释
现代西方经济学对经济现象的研究着重刻画经济现象的均衡状态,包括经济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化状态,市场供给与需求的均衡或者是非均衡状态维持不变的现象。宏观总产出倾向于和总需求相等。
在不包括进出口的三部门经济中,我们假设政府支出和投资额固定,分别为G和I,税率采用比例税率为t,这种简化不影响我们的结论,凯恩斯的消费函数得:C=C0+c[Y-(T0+tY)+R],其中,R为转移支付所得,C为边际消费倾向即增加一单位收入引起的消费的增加量,它既受个人偏好效用、民族、地域等方面的影响,还与国民收入的分配状况有关。总需求函数AD=C+I+G=C0+c[Y-(T0+tY)+R]+I+G,总产出倾向于处于与总需求一致的水平,即Y=AD=C0+c[Y-(T0+tY)+R]+I+G,可得均衡产出为:Y*=+。
从均衡产出我们可以看出,边际消费倾向一方面直接作用于总产出,另一方面还通过乘数作用来放大财政政策或者其他投资等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从直观可以发现,富人的消费需求大但是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而穷人的消费量小但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如果通过一定的措施或手段使富人的财富向穷人转移,包括自愿捐赠,那么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会得到提高。因为Y*/c=+,0
三、阻碍我国慈善捐赠的因素分析
2007年,我国接收社会捐款共计132.8亿元,比上年增长59.8%。其中民政部门50.9亿元,慈善会41.4亿元,各类在民政部门登记的基金会40.5亿元。捐赠物资折款15.6亿元,接收捐赠衣被8756.8万件。间接接收其他部门转入的社会捐款1.6亿元,衣被2830.4万件,捐赠物资折款9875.1万元。2008年,人民的捐赠热情又一次被深深唤醒,但是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慈善事业仍处于较低的水平,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1.企业发展阶段较低,生存压力大。目前,我国企业多数处在原始积累和规模扩张阶段,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企业为求自保,追求利益最大化,相应的,对慈善活动的关注度不高,参与的积极性不强。另外,由于我国市场经济起步晚,与市场环境相适应的政策环境和制度保障还不完善。市场经济运行的环境特别是企业竞争的环境还有待于进一步改善,我国企业在缺少公平竞争的环境中生存压力加大,企业更加关注自身发展,相应地忽略企业的社会责任,这是造成我国企业慈善活动参与少、捐助额度少的主要原因之一。
2.法规政策滞后。尽管国家在近几年制定了一些法规,但整体来看,法规、政策滞后是我国企业慈善事业停步不前的原因之一。没有征收遗产税也是造成个人慈善捐赠活动不够的一个主要原因。目前,我国没有专门规范慈善公益组织实体内容的法规条款或行政文件,如慈善公益组织制度、财务制度以及机构的活动领域,募捐善款、救助项目开发等方面都缺乏相应的法规依据。在一些慈善活动中造成了自愿者的伤害也不知该向哪里讨说法,也会引起一些纠纷,同时即使是已经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政策,亦因缺乏具体的、可供操作的配套措施而难以落实。慈善捐赠的优惠税率太低可能是最主要的因素,目前国内企业的免税水平相较于国际平均水平而言十分低,同时税收抵扣的手续复杂,抵扣时间也规定的不清,使得企业在进行捐赠后财务处理上有很多麻烦,即使申请到抵扣也会引起很多成本,这样对很多捐赠者来说几乎起不到什么激励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和个人捐赠的积极性。
3.慈善机构建设水平低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后社会公益事业建设中也引入了市场机制,成立了许多慈善机构。但这些经营公益事业的慈善机构的发展还不能完全适应市场机制,没有很强的经营能力,慈善机构的理财能力较弱。慈善机构不能很好地在慈善事业的捐赠者和捐赠对象之间建立联系。慈善表达渠道单一,而且多数为半官方性质,民间组织力量薄弱,不利于我国企业慈善活动的开展。另外,由于我国慈善组织的运行缺乏透明度,有些慈善机构管理上存在漏洞,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有待提高,慈善机构的组织建设还不规范,缺少必要的行业自律、监督和审计,善款使用上随意性大,公众无法监督,从而降低了企业捐赠的积极性。
四、几点建议
我们要使企业和个人认识到慈善捐赠是社会责任感的体现,提高对慈善捐赠事业的热情,这既是符合自己的利益,也有助于社会的公平,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政府还要提供良好的制度来鼓励、引导捐赠活动。加强慈善机构的建设,完善慈善组织内部管理,建立规范、公开的财务管理和信息披露制度,对资金的运行进行全程控制,定期公布有关信息,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增强慈善机构的公信力,使慈善机构的运作更有效率更加透明。政府在税收等方面制定有效的优惠政策,扩大可以抵免的税种和抵扣比例,减少税收抵扣申请时的交易成本,提高办事效率,并在适当的时候开征遗产税,合理引导我国的慈善捐赠活动。(责任编辑:云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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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捐赠范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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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捐赠范文3
[关键词]美国；慈善捐赠；税收优惠制度
[DOI]10.13939/ki.zgsc.2015.46.034
1 美国企业慈善捐赠税收优惠制度的主要内容
1.1 合格受赠人的界定
美国《国内税收法典》第170条第（c）款列出了五类属于经许可的受赠人组织。企业只要向这五类组织进行慈善捐赠，就可以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待遇。这五类都要求在美国或其属地范围内的，并且其净收益不以任何私人股东或个人为受益人。具体而言，一是以宗教、慈善、科学、文学、体育竞赛、教育或防止儿童或动物虐待为目的而组织并运作的社区福利基金、公司、信托基金和基金会组织；二是退伍军人分会、退伍辅助机构、与退伍军人有关的信托公司或与退伍军人有关的基金会；三是按照寄居制度运作的国内兄弟会、联谊会、共济会等国内友善团队和该制度下专门用于宗教、慈善、科学、文学或者教育的团队或协会；四是专门为了其成员的利益或者为了殡葬之目的而成立的公募公司；五是包括联邦、州、哥伦比亚特区、美国及其属地的政治分区以及印第安部落政府及其分区的政府实体以公益为目的的捐赠。上述五类合格受赠人，既有慈善组织也有非慈善组织。较多企业的捐赠活动都可得到税收减免资格，较大地提高了企业慈善捐赠的积极性。如此宽泛的界定范围既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内有效做到救济贫困、提高社会福利、减少政府负担，也能促进各地区的宗教、科学、教育、艺术、经济的发展，缩小地域差距。
1.2 税收优惠额度
根据美国颁布的《国内税收法典》第501（C）条规定，企业在参与慈善活动时，可享受以下税收优惠：一是免税：美国税法规定只要以宗教、慈善、科学、促进公共安全、文学或教育为唯一目的或以促进国家或国际业余体育竞赛或以防止虐待儿童或动物为唯一目的而成立并运行的公司可以享受免税的待遇。二是所得税豁免：由企业自行成立的公司基金会只要是在完全从事的慈善事业前提下，从捐赠、合同、服务费、投资等各种途径获得的收入可享受免征所得税。三是税收抵扣：在美国，企业慈善捐赠的方式主要分为直接捐赠和间接捐赠两种方式，企业以直接捐赠的形式进行规定捐赠物的捐赠时，扣除限额为调整后毛所得或应纳税所得额的10%；企业在通过间接形式进行慈善捐赠时，通过公益性慈善组织进行捐赠扣除限额是应纳税所得额的10%，通过私人基金会进行捐赠则不能获得税收优惠扣除的。四是税额递延：《国内税收法典》规定企业向公益性慈善组织捐赠，其扣除额不得超过应纳税额的10%，对于超出限额的部分，可在捐赠当年算起往后的5年内进行递延结转，如果在这5年内该企业还要进行捐赠，则之前结转的捐赠额要优先于当年的捐赠额进行扣除。譬如有一家企业今年应纳税所得额是100万美元，它向公益性慈善机构捐赠了15万美元，该企业当年获得的税收优惠扣除额为10万美元，捐赠额超出了税收优惠政策10%上限，剩下的5万美元可以递延结转到第二年作为税收优惠抵扣额。
1.3 捐赠物类型
捐赠物是企业慈善捐赠关系的客体。美国《国内税收法典》就规定企业的捐赠物类型较为详细明确，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货币捐赠，另一种是非货币财产捐赠。一是货币捐赠。若捐赠物类型为现金的货币形式，企业将现金间接转让给慈善组织使用或直接捐赠，企业捐赠现金的数额就是以捐赠时的实际价值来进行计量。二是非货币财产捐赠。美国联邦税法中就明确列举了允许享受税收优惠的非货币财产捐赠项目有：包括衣服、家具、设备、艺术作品、珠宝、汽车等在内的实物捐赠；向慈善组织或其人转移不动产的生效契约的不动产捐赠；包括股票、债券以及其他证券的证券捐赠；不可撤销转让的债券捐赠；所有权人将其全部利益捐赠给慈善组织的专利捐赠、企业向大学转移技术使用权甚至所有权的知识产权捐赠等，并拥有一套相对完整成熟的实物价值专业资格评估体系。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美国税法上对可用以捐赠的非货币财产相对广泛，但却将企业代表慈善组织提供的服务排除在外，不得享受税收优惠。
根据美国《国内税收法典》对公司慈善抵扣作出一般规定显示，对于捐赠物的价值评估是以在捐赠时的公平市场价值计量，遵循公允价值计量的方式，非货币财产同货币一样予以税前扣除。在企业非货币财产捐赠中捐赠物若为带有普通所得性质的财物，捐赠额则取捐赠时的公允价值和调整后的基值中的较小者；若捐赠物为带有长期资本增值性质的财物，捐赠额为其在捐赠时市场公允价值。
同时，为了进一步刺激企业通过非货币形式捐赠，美国税收优惠制度允许企业把由于捐赠产生的运输费等捐赠衍生成本计入到所捐赠存货的价值中去。相对货币形式捐赠，非货币财产捐赠行为加快社会产品的流通，能使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最大化，实现分配机制的稳健运行。正是由于美国税收优惠制度对于捐赠物类型清晰的界定，使非货币财产成为美国相对成熟的捐赠形式，在整个慈善捐赠体系中占有相当比例。
2 美国企业慈善捐赠税收制度的特点与优势
美国企业慈善捐赠税收优惠制度主要有以下五个特点与优势：一是从立法层面看，美国的慈善捐赠税收优惠制度立法层次较高，参考依据清晰，税收规定全面，使得美国在执行慈善捐赠税收优惠行为时有法可依。二是从受赠人的界定层面看，其界定范围十分宽广，资格审查手续规范、高效。较大程度提高了企业慈善捐赠的积极性，社会上的不同领域也因此受惠。三是从扣除额度看，不仅规定的税收抵扣比例相对较高，而且允许超出限额部分向前或向后结转递延抵扣。税收的优惠力度大，刺激了企业进行大额捐赠。四是从捐赠范围看，对于捐赠方式形式从货币和非货币出发，形式多样，没有过多的限制，较为完善的估价体系为非货币财产捐赠保驾护航。五是从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看，美国税收优惠制度促使企业通过慈善捐赠的行为来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在满足社会的需求的同时还能为企业带来潜在商业利益，获得社会认可，营造良好的口碑。
3 借鉴意义
美国企业慈善捐赠税收优惠制度建设对我国相关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要提高相关立法层次。目前，我国的相关条例收录较分散、部分条款缺乏实践性，应该从基本法、法律法规、政策三个立法层面进行形式优化，明确标准，提高立法层次。其次，放宽合法受赠人限定。我国对慈善目的的界定不清，导致合格受赠人的范围过窄，部分企业被排除在外，大大削减了企业进行慈善捐赠的积极性。笔者建议我国应进一步明确慈善目的，可将宗教文化、体育竞技、文艺文学等领域的受赠人纳入考虑范围之内。最后，适当提高税前抵扣比例。我国《企业所得税条例》中规定扣除比例为12%，比美国高，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偏低，并且不允许向前或向后结转抵。笔者建议政府进一步提高企业的捐赠扣除比例、允许企业当年的公益性捐赠向前或向后几年结转，对具体的税前扣除比例、结转额度和年度进行实证分析，找出最优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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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捐赠范文4
【关键词】 慈善捐赠； 组织绩效； 跨期影响； 持续性
中图分类号：F27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5）17-0051-04
一、引言
经济全球化带来全球经济竞争，在依靠管理技术、生产技术的改进来获取额外收益的同时，作为提升企业品牌价值的重要表现形式，慈善捐赠（Corporate Philanthropy）越来越受到企业的重视，汶川地震之后“加多宝”捐款一亿元，引发消费者对“加多宝”的空前消费热情，加多宝一夜之间红遍中国，获得了巨额的利润。很多企业开始把慈善捐赠列入公司的营销战略，把慈善捐赠作为提升企业整体形象、获得社会公众认可、提高企业社会地位的支撑点，战略性慈善捐赠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从每年度官方公布的“中国慈善排行榜”来看，中国在2006―2013年企业和企业家每年的慈善捐赠金额呈上升趋势，如表1。
企业慈善捐赠与组织绩效关系的研究已经有不短的时间，但综合目前理论界的研究来看，还存在着许多不足，大量的研究是基于定性的基础来分析企业的社会公益行为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缺乏定量研究；在定量研究过程中大多数学者往往针对某一类特殊事件（如自然灾害）所引发的企业社会公益活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展开研究；选取数据的范围一般较窄，往往是某一年的数据，而企业慈善捐赠所带来的品牌、声誉等无形价值的提升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由此带来的企业组织绩效的提升也必然是一个持续累积的过程，研究数据范围过窄难以突出社会公益营销的持续性作用。本文选取2009―2013年的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并逐次回归，旨在探讨企业慈善捐赠对组织绩效的跨期影响与持续性作用。
二、理论阐释和假设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慈善行为理论的研究成果集中表现为策略性企业慈善行为（Strategic Corporate Philanthropy）理论与方法论体系的建立，Wood （1990）认为策略性企业慈善行为是一种“蓄意将企业捐赠与企业经济目标联系起来而进行的努力”；Logsdon，Reiner and Burke （1990）将策略性企业慈善行为定义为“既有利于企业商业利益又服务于特定组织或个人的慈善行为”。以上观点均强调了企业的慈善捐赠有利于企业业绩的提升。此后，其他学者如Roger Martin（2002）纷纷关注策略性企业慈善行为，并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界定和分析，逐步形成了两个分支，一是公益型市场营销（Cause related Marketing），菲利普・科特勒于2005年在《企业社会责任：通过公益事业拓展更多的商业机会》一书中完整地提出“公益型市场营销”的慈善行为理论，认为慈善行为、市场营销、公共关系可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功的公益事业关联型营销活动能够帮助企业吸引新客户、影响利基市场增加产品销售额、强化积极的品牌认同。二是竞争环境导向型慈善行为（Context Focused philanthropy），也称战略性企业慈善行为。其代表Michael E.Porter（1999）认为企业慈善捐赠能够改变企业的竞争环境，从而为企业带来巨大的回报。Campbell（1999）也研究了战略性慈善行为，认为战略性慈善行为可以提高企业的市场地位，改变消费者对企业的态度，对企业的销售额有潜在的积极影响。
与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集中于企业慈善捐赠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Waddock（1987）通过统计分析得出，企业慈善捐赠能够有效促进组织绩效的提高。张建同、朱立龙（2007）进一步将作用期限分为长期和短期，从长期来看，社会责任与组织绩效是正相关的。但是两者在短期内有可能是负相关的。田利华、陈晓东（2007）对企业如何选择最优化的慈善捐赠行为作了深入研究，得出了企业慈善捐赠行为选择的相关路径。辛杰（2014）通过对587位企业家的问卷调查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企业家社会责任对企业财务价值创造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的结论。李敬强（2010）通过对汶川地震中上市企业的捐赠行为的研究发现企业捐赠行为对市场的影响除了与捐赠金额正相关外，还与捐赠时间显著负相关。田雪莹、叶明海（2010）等运用结构方程建模方法，对长三角地区2004―2006年间有过捐赠的290家企业的数据资料进行统计分析与检验，结果表明慈善捐赠行为特征对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取具有促进作用。汪凤桂、欧晓明（2011）以我国345家上市公司2003―2007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从企业管理的角度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捐赠支出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表明社会捐赠能提升企业财务绩效，且这种潜在的收益有一定的连续性和滞后性，但是滞后效果仅为一年。
目前，学者们已从不同的角度并采用不同方法对企业慈善捐赠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形成了多种策略性慈善行为理论，这些理论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和解决企业慈善行为问题提供了思路和方法。但总体看来，国内外学者多是从企业慈善捐赠的目的以及对组织绩效产生的结果方面进行研究，而非继续深入探究企业慈善捐赠如何影响组织绩效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特点，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企业慈善捐赠与组织绩效正相关。
H2：企业慈善捐赠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具有跨期效应。
H3：企业慈善捐赠对组织绩效的正向跨期效应逐渐减弱。
三、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为了有效地考察慈善捐赠对企业组织绩效的跨期影响，本文建立固定效应模型，以下为所构建的模型：
模型1：ROEi，t=β0+β1Doni，t-n+β2logAsseti，t+β3Tdebti，t
+β4Top1to5i，t+β5Soei，t+εi，t
模型2：EPSi，t=β0+β1Doni，t-n+β2logAsseti，t+β3Tdebti，t
+β4Top1to5i，t+β5Soei，t+εi，t
在众多学者的研究中，往往大家都倾向于用净资产收益率（ROE）、每股收益（EPS）、主营业务增长率（MBG）等来表现一个企业的组织绩效，本文同时采用净资产收益率（ROE）、每股收益（EPS）两个财务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代表企业的组织绩效，防止出现单一指标说服力不强的问题。解释变量采用每个企业在公司年度报告中披露的对外捐赠总额（Don）来表示。控制变量：为了控制公司其他指标对企业组织绩效的影响，本文选用企业总资产（Asset）、资产负债率（Tdebt）、股权集中度（Top1to5）、企业性质（Soe）四个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净资产收益率和资产负债率取值为对应的百分率的分子，慈善捐赠总额和总资产分别进行取对数处理，股权集中度用前五大股东的占股之和表示，也取其对应的百分率的分子，企业性质作为虚拟变量，当企业为国有企业时取值为1，其他为0，以第一大股东的性质区分是否为国有企业。
如模型1和2所示，当n=0时，模型1、2分别代表当期企业慈善捐赠对净资产收益率（ROE）和每股收益（EPS）的影响；当n=1时分别代表滞后一期对净资产收益率（ROE）和每股收益（EPS）的影响；当n=2时分别代表滞后二期对净资产收益率（ROE）和每股收益（EPS）的影响，依次类推，εi，t为此模型的随机干扰项。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收集了2009―2013年上交所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所有的数据都来自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网站――巨潮资讯网。总样本457家公司，剔除ST、*ST公司和数据不健全的公司，从中抽取得到238家连续五年都公布了慈善捐赠数据的企业，之所以选择2009―2013年的企业，主要考虑以下三方面的原因：第一，2008年是金融危机对全世界影响最大的一年，企业的财务绩效也会出现相当程度的波动，因此会很难判断企业捐赠对于该年企业绩效的影响；第二，2008年发生汶川地震导致该年份慈善捐赠水平异常突出，极端数据的出现必然影响判断的真实性；第三，目前国内企业的慈善捐赠以2008年为分界点，2008年之前企业的慈善捐赠力度较弱，参与慈善捐赠的企业数较少，连续几年都参与捐赠的企业数就更少，2008年之后国内企业掀起了慈善捐赠的热潮，无论从捐赠数额还是参与捐赠的企业数来看都很多，便于展开实证研究。本文所选用的数据皆来自上市公司公布的年报，进行手工摘录，然后针对所需要的数据进行处理。表2是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后计量模型所需要的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二）结果分析
根据前面构建的计量模型，分别用净资产收益率（ROE）和每股收益（EPS）作为被解释变量对解释变量本期慈善捐赠值和其他控制变量进行回归估计，同时为分析企业慈善捐赠对组织绩效的跨期影响分别以滞后期2―4年进行模拟回归分析，由于第T+3和第T+4期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所以第T+4期没有显示到所统计的表格中，但为方便进行比较第T+3期依然列到了统计表中，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从模型1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T期慈善捐赠对于当期的企业组织净资产收益率（ROE）产生正向促进作用，t值为2.705，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慈善捐赠对当期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ROE）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T+1期慈善捐赠对滞后一期的净资产收益率（ROE）同样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弹性系数为1.906，相对第T期稍有下降，T+2期慈善捐赠对滞后三期的净资产收益率（ROE）仅仅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且弹性系数相对于前两期有较大幅度的下降，T+3期弹性系数进一步下降并且没有通过任何程度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企业投入的慈善捐赠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具有持续性效应，但持续时间有限。
从模型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T期慈善捐赠对于当期企业的每股收益（EPS）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同样T+1期的慈善捐赠对滞后一期的每股收益（EPS）产生正向促进作用，二者都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T+2期慈善捐赠对每股收益（EPS）虽然也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但其弹性系数远远小于前两期，T+3期弹性系数进一步下降并且没有通过任何程度的显著性检验，与模型1得到同样的结果，进一步证明所选择模型和变量的准确程度。本文中模型1与模型2相比较其慈善捐赠对被解释变量的弹性系数存在较大的差异，主要是变量选取所造成的，由于每股收益（EPS）一般小于1，而相应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虽然经过了处理但依然远远大于被解释变量，所以在模型2的回归中每股收益取值都进行了同等倍数的扩大处理。
如表4所示，以表3依次回归分析中慈善捐赠相对于企业组织绩效的弹性系数作为企业慈善捐赠对于企业组织绩效的影响强度，分别计算滞后一期至滞后三期弹性系数相对于当期的弱化比例。由表4可以看出，慈善捐赠分别对以净资产收益率（ROE）和每股收益（EPS）为指标的组织绩效的弹性系数依次减小，累积弱化比例依次增大，说明企业当期的慈善捐赠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后续的企业组织绩效依然产生正向促进作用，但此正向跨期效应逐年减弱。
五、研究结论及建议
综合回归结果来看，证实了企业投入的慈善捐赠对于企业的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这个促进作用具有持续性效应，但慈善投入对于企业组织绩效的这种影响具有时效性，且一般慈善投入对于当期和滞后一期影响最大，影响效应从第三年开始已经产生下滑。在未来的企业竞争中战略性慈善捐赠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竞争领域。本文通过实证检验证实了慈善捐赠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同时证明了慈善捐赠的持续性效应。为确保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当前企业应尽快摆脱被动捐赠、盲目捐赠、只针对特殊事件（灾害）的间断性捐赠，把持续性慈善捐赠作为一种长期的战略营销模式，当企业在某些年份出现财务状况或企业经营不景气的状态下，企业可以根据得失判断适当停止慈善捐赠的支出，但中止捐赠的持续时间要控制在慈善捐赠对组织绩效的跨期影响间隔之内。笔者将在未来的研究中放宽研究范围，针对捐赠方式、捐赠规模展开进一步的理论研究，以期进一步完善战略性慈善行为理论，为企业的发展提供进一步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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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捐赠范文5
［关键词］企业慈善；策略捐赠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22-0144-02
近年来,我国以及世界上诸多国家频频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对救援资金构成巨大需求。企业慈善行为日益成为人们普遍关注及热议的问题，特别是在“5•12”四川汶川大地震、青海玉树地震之后。而社会责任的履行也是公司治理的焦点之一。本文认为,从一个企业的长期发展来看,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进行慈善活动的同时,也要能够维持自身发展。事实上,企业慈善与企业的长效发展并不矛盾。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便是增加利润同时为社会带来更多的福利。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迈克•波特在分析企业慈善的行为时运用其竞争优势理论,便奠定了战略型企业慈善行为理论的基础。企业是社会组成中的重要部分,企业的生存发展必须与周围环境形成良性互动。通过参与慈善,企业能够积累道德资本；同时,改善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来间接提升企业绩效,精心设计的战略性慈善捐赠可以改善经营环境,直接提升企业经济效益。
近年来的诸多研究发现,企业进行慈善活动确实是一种战略行为。在国内,基于我国国情进行的相关研究也颇多。刘春辉,樊蓉(2008)通过阐述发展慈善的意义及现实条件,提出许多发展措施；但并未结合有力的数据进行论证。廖建军(2010)、周庆行等(2007)主要从相关理论出发,分析我国企业慈善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企业慈善持续发展的建议。但是二者在原因分析及相关建议上并不具体。最后,宋林等(2010)根据汶川地震后我国的136家上市公司为样本作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控股企业并不适用于Godfrey提出“慈善捐赠只有被看做企业社会责任的真实表达时才可以提高企业价值”；文章仅仅论证了我国政府控股的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不能有效提高企业价值,但是对于其他企业在价值提升的量以及时间上并未说明。
本文主要是通过根据我国企业慈善现状以及存在的不足,提出我国企业慈善应转向策略捐赠促使我国企业慈善事业的长效发展。
1 我国企业慈善事业的现状及不足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慈善事业不断成长,企业慈善事业也逐渐壮大。但是相较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我国企业的慈善参与度还远远不够。
首先,企业捐赠的整体水平及规模相较于发达国家较低。以2009年数据为例,从年度慈善捐赠总额看,2009年中国慈善捐赠达到509亿元,占当年30多万亿元GDP的0.17%,占中国财政收入6800亿元的比例,不到5%。而美国2008年的捐款3000亿美元,占当年14万亿美元GDP的2%左右,占美国财政收入3万亿美元的10%。而在捐赠总数中,企业捐赠成为慈善的主要部分。由此,我国企业捐赠的整体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
其次,企业参与慈善具有随意性,未制度化及战略化。诸多企业参与慈善仅处于企业家及相关管理者本人的行善行为等参与捐赠,很少企业能够从系统上科学规划企业慈善活动。从企业参与慈善的出发点来看,仅仅在于道德层面,并未将企业慈善作为其长期的社会责任履行。同时,在参与慈善的过程中,我国企业具有随意性,多无长期的慈善规划以及战略性捐赠策略。企业在捐赠中没有明确的目的、计划，更没有将其制度化。如在玉树大地震中,王老吉一次性捐出1亿元人民币。这样的捐赠行为确实受到社会瞩目,但是对于企业本身,现金流一次性大量流出,给企业本身带来较大的经营风险。而在西方国家的很多企业将履行其社会责任长期化,系统完整的规划,并将企业慈善行为看做企业的一项战略行为。
再次,企业捐赠体制不完善。慈善事业的发展不仅需要企业本身意识的加强,也需要提供较为完善的体制安排进行支持。在许多西方国家,政府对各捐赠主体的慈善活动给予免税待遇。
但是按照我国现行税法规定,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在年度纳税所得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免除；个人向慈善公益组织的捐赠,没有超过应纳税额30%的部分,可以免除。针对个人来看,捐赠额度越多纳税减免程度越低,这样变相打击个体企业的慈善积极性。此外,企业或者个人申请退税手续繁多,我国慈善业的运作透明度不足,公信力不高,这也影响了企业和个人的捐赠积极性。
最后,专为企业进行慈善活动的中介机构较少,制约着企业参与慈善。由于慈善中介机构的缺乏且其中一些慈善机构公信力和透明度的不足,使得企业在进行慈善活动中面临诸多的信息不对称,同时增加许多的捐赠成本。从企业经营的角度考虑,若把履行社会责任看做企业的一项成本,那么在进行捐赠的过程中,将产生双重的成本。
2 企业策略性捐赠的实质及现实条件
(1)企业策略性捐赠的实质。从本质上来看,策略性捐赠是企业的支出能同时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最终保证企业长期持续的利润最大化的慈善捐赠。从传统意义上来看,企业的捐赠行为是纯粹的“道义支出”,属于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本。事实上,慈善捐赠应该看做企业的投资方式之一。企业通过资金、实物、技术以及劳务等形式直接捐赠,但是同样会获得间接的收益。其收益主要表现在：与公共关系的改善,从而减少公司的公关成本；提升企业形象,吸引更多的忠实客户增加产品需求；提升员工的归属感、责任感,完善企业文化等。四大地产龙头的万科集团,在汶川地震当天的捐赠额为人民币200万元。而与万科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中国凉茶饮料品牌――王老吉。在汶川地震中,王老吉向灾区捐款1亿元,成为国内单笔捐赠最高企业。相比之下,万科在群众心中黯然失色。随之而来的捐赠效果：万科销量迅速降低,从5月5日到5月20日,万科股价也大跌12%。但是对于王老吉,国人由对可口可乐消费转向王老吉,其品牌形象提升,销量更是不断增加。
(2)企业策略捐赠的现实条件。从企业策略捐赠的实质可以看出,实现策略捐赠需要企业、政府以及慈善组织三方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由此,策略捐赠的现实条件主要从以下方面考虑。
首先,逐渐成熟的慈善理念。目前诸多企业的慈善理念逐渐走向成熟,将纯“利他主义”地履行社会责任走向“双赢”的策略式慈善。
其次,体制及管理条件。从企业本身来看,随着社会责任逐渐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的焦点,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应该将其纳入企业财务规划以及财务绩效测评中。针对策略捐赠的管理,企业将其纳入财务管理范畴,在不增加实际成本的同时更利于捐赠绩效测评并使得长期捐赠成本降低,使得企业慈善长期化。
再次,具有良好的捐赠基础。我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处于成长型的企业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人力资本与技术支持,这为企业慈善的开展提供了基础。
最后,社会舆论条件。随着企业慈善逐渐成为的焦点,企业的慈善行为将受到社会的积极评价,从而提升企业形象。
3 企业策略捐赠的实现路径及意义
(1)基于企业的财务绩效与企业能力的度量来决定策略投资的额度。Useem研究慈善捐赠的市场驱动因素时,认为企业净收入作为传统衡量企业是否成功的指标,也是潜在影响企业慈善支出的最重要的市场因素,收入越多的企业捐赠也越多。企业策略性捐赠必须是作为从企业经营角度来看的理性投资,企业的捐赠额度必须与企业能力相匹配。
(2)企业应划分各社会责任优先级,按照优先级别提取回报。将策略性捐赠作为相应社会责任层次上,使得企业在履行责任时按比例量化。在企业内部,定期提取一定的资金形成定向基金,这样便使得企业慈善实现规范化、长期化以及制度化。
(3)企业加强慈善项目的后期监督管理,并跟踪绩效核算。企业在进行捐赠项目时,应该及时对项目的进展情况,资金使用以及隐形回报作出相应的核算。只有加强慈善活动的管理,才能使企业策略捐赠中减少捐赠成本的同时使得“投资”长期化具有连续性,从而在长期对企业产生积极的影响。
策略式的慈善事业既注重了企业社会责任实现又兼顾企业的财务绩效,实现社会和企业“双赢”甚至“多赢”的局面。策略捐赠并不是一味的自利主义,也非纯粹的利他行为；而是一种有计划有良好动机的投资行为、行善行为。在减少企业捐赠成本,资金管理成本的同时获得积极的社会环境效益，为社会带来福利。
4 相关政策建议
首先,政府应该转变政府职能,在积极倡导慈善事业的同时,更应为企业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税收及法律环境。政府首先要明确企业所具有的社会责任,并赋予法律效力。
其次,加强慈善组织的管理,提升公信力。为了更好地服务捐赠主体,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必须建立具有内部竞争机制的慈善组织平台,减少捐款主体的捐赠成本,慈善项目管理成本,推动企业慈善的长期化以及战略化发展。
最后,政府应该加强引导群众的社会责任意识,倡导企业慈善活动,形成良好的舆论倾向。
参考文献:
慈善捐赠范文6
关键词：企业 慈善捐赠 企业价值
一、引言
近十年来，我国发生多起特大灾难事件，如2003年的SARS事件、2010年青海发生里氏7级以上的地震，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每一次大的灾难事件发生后，都引发国内捐赠热潮。然而我们清楚的看到企业想通过捐赠达到预期目标：提高企业声望、提升产品认知度、培养顾客和员工的忠诚度等，营造企业有利的制度环境和商业竞争环境，以改善经营业绩和提升企业的价值，实现企业更长远的发展。可以预见，在未来，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必将纳入企业管理之中，成为企业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
二、我国企业慈善捐赠的现状
在我国特殊环境背景下，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慈善捐赠水平较低。尽管如此，但在一方面仍有不同程的变化。
（一）企业成为捐赠主体
从近年的捐赠主体来看，企业捐赠成为主要力量。2011年，各类企业的捐赠485.75亿元，贡献约57.5%的捐赠。其中国有企业捐赠约115.63亿元，占企业捐赠总量的23.8%，民营企业捐赠281.20亿元，占57.9%；港澳台资企业捐赠30.26亿元，占6.23%；外资、合资企业捐赠58.65亿元，占12.07%；其次来自境内外个人捐赠约267.20亿元，占31.6%。按捐赠人的职业特征来看，企业经营者或所有者的捐赠最多，约239.02亿元，占个人捐赠总额的89.5%；其他捐赠主体，如政府、社会组织、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等捐赠主体占比均低于5%。
（二）企业慈善捐赠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多元化
企业进行慈善活动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在社会上进行公益基础建设，如有的专门在社区建立运动场；有的直接将产品免费送给受赠对象，如：我国的家电企业长虹，直接将彩电送给边远山区；有的企业会定期向受赠者发放生活费；有的则在每次国内出重大灾情时直捐赠巨额现金等；据统计，捐赠形式最多的是现金，其次是非本公司产品，然后是本公司产品，最后是提供人力服务。同时捐赠所涵领域也十分多，包括扶贫、医疗、生态环境、救灾领域等领域，大体上可分为提供公共援助和推进社会发展两大类。
（三）企业慈善捐赠数量和金额双增长
我国的企业参与慈善捐赠是伴随我国的经济增长不断增长，在我国工商局注册的企业有上千万家，这些企业伴随着国内慈善观念及各种组织的对慈善事业的宣传，纷纷开始扮演起“企业公民”角色，自愿履行起社会责任，由其是在我国出现重在灾难事故时，涌现出一波又一波的捐赠潮。另外，大额捐赠频现，成常态，例如：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捐赠7.34亿元、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捐赠6.99亿元、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捐赠4.62亿元、广东珠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捐赠3亿元等。
三、企业慈善捐赠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一）提升企业品牌，提高企业绩效
企业通过对外慈善捐赠，可以帮助企业树立良好的形象，从而形成一种无形的资源或资本。这种资源对企业来说是一种重要的竞争力，企业的捐赠形成的社会效应无形之中就会起到宣传企业的作用，从而加速产品在市场上的流通；这种力量还会传导在企业的产品身上，产生强大的品牌联想与认同。将企业的慈善捐赠纳入到企业品牌战略管理之中，根据企业文化建设和品牌的发展规划，制订特定整合营销方案，拿出独到营销利器，可实现企业产品搭载企业慈善捐赠走向市场、获得公众认可与赞誉的飞越。
（二）捐赠是企业降低成本法宝
企业的慈善捐赠可以获得很多资本，其中，对企业价值相对重要的资本主要包括：道德资本、结构资本、人力资本、货币资本。这些资本能形成合力，且这种合力大小与企业捐赠的水平有关，进而对企业价值产生关键性作用。例如：企业利用慈善捐赠获得消费者的认可与培养顾客的忠诚，可以少在电视等媒介上做广告等，降低营销成本；获得供应商、经销商的信任，实现应收帐款的快速回收、减少坏帐损失，加速资金周转从而来企业财务业绩与企业价值整体提升。
（三）捐赠可为企业获得市场，提高销售额
“只有付出，没有回报”这种传统慈善观是阻碍今天企业建立现代企业慈善观的绊脚石，让很多企业未树立起长远的公益观。大量研究表明，企业的捐赠影响力具有扩大企业市场边界，提高产品市场销售量，冲击其它同类品牌、增强品牌市场区隔，消费者更愿意买它们的产品。譬如，王老吉凉茶在其包装上曾记载着：向四川地震灾区捐款1 亿元。结果从这次活动开始，全国都掀起了一股喝凉茶的热风。大家都知这句广告语：“要捐就捐一个亿，要喝就喝王老吉”，它换来的是全国各地的经销商争先恐后的采购热及市场的消费热。
（四）实现节税是引发企业慈善捐赠重要动力
我国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 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12% 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从而可为企业带来节税上的财务收益。政府若想用经济激励方式鼓励企业参与公益捐赠，其重要途径就是改革税度或征税办法，这可消除企业在捐赠前后担心捐赠能否给企业节税（化解这一矛盾）的担忧，从而成为企业愿意捐赠的一种动力。
总体而言，从企业战略发展的角度看，企业在理性思考后选择性的、有策略的进行捐赠是能提升企业价值的。当然，无计划盲目的行善也会成为企业的负担。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2011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情况分析报告[N].2012-06-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