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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周期范文1
经济周期也称商业周期、景气循环,它是指经济运行中周期性出现的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一种现象。是国民总产出、总收入和总就业的波动,是国民收入或总体经济活动扩张与紧缩的交替或周期性波动变化。一般可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现在一般也叫做衰退、谷底、扩张和顶峰。
根据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周期指的是一段时间内所有市场和产品的普遍性的繁荣与萧条。同时指出经济波动仅仅是指某些个别市场或产品的繁荣和萧条,这种繁荣和萧条是非普遍性的。所以,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有本质区别。新奥地利学派认为经济周期是货币因素引起的。在货币经济中,由于银行系统可以自行创造出流通手段,从而可能引起货币的紧缩和膨胀。此外,在生产部门,资本化的生产方法成为普遍的形式。由于在货币经济中,以货币表示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相对需求总量受到信用扩张和收缩的影响而时常变动,这样就会导致经济体系的不平衡,甚至引起经济危机。
二、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理论发展历程
1.奥派经济周期理论的起源
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门格尔的高级财货理论、庞巴维克的资本利息论和维克塞尔货币和利率的关系等。门格尔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定义了“财货”的概念,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就是需求品。门格尔进一步引出了归算思想,即高级财货的财货性质为低级财货所制约。再进一步,由高级财货的需求派生理论,是资本的迂回生产理论。庞巴维克吸收了门格尔的迂回生产理论,提出了资本与利息的理论。维克赛尔提出了两个利率概念,自然利率和货币利率,当两种利率相一致时,经济达到一般均衡状态,这就是所谓的“积累过程理论”。
2.米塞斯经济周期理论
米塞斯借鉴了货币学派、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威克塞尔关于自然利率和贷款利率的区别,同时结合企业家的精神,展开对繁荣一萧条经济周期的研究,并认为其是通货膨胀性信贷扩张的必然产物。这种扩张人为地压低利率,不仅导致在消费商品上投资不足,而且也引起在高级别资本品上不恰当的投资过度,也就是所谓的“不恰当投资”。对此,米塞斯认为周期性的经济波动不可避免,首先要停止货币扩张,但不必要急剧紧缩,不要人为控制工资、价格、消费或投资,让经济自动恢复正常状态。米塞斯进一步指出自由银行制度将会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
3.哈耶克经济周期理论
哈耶克认为,通过信贷市场向经济体系中注入新货币会降低利率水平,从而导致资源的错误时际配置。因为利率降低后,投资者获得资金的成本下降了,这会使人们增加投资。在资本报酬率较高、生产周期较短的投资项目的资金得到满足之后,人们就会把钱投入生产过程较长的新增项目,构成了一个繁荣的过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某些生产要素会供不应求,这些要素的价格就会上升,成本的上升会进一步增加信贷需求。如果此时投资者撤回投资,这样做的后果是,已经投入的成本很多是不可收回的,这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同时与这些资源相配套的就业人员也将失业,经济将陷入萧条。
三、奥地利学派对经济危机的反思和对中国的启示
根据经济周期理论,一国经济在一段时间内出现普遍性的繁荣与萧条,所以就必然能做出一些预测。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米塞斯和哈耶克都预测到了。在米塞斯和哈耶克他们看来,任何一个经济中判断经济是否过热,而主要应该看利率水平和信贷扩张。
当今的奥地利学派拥护者,如彼得•席夫、威家、KrassmirPetrov等同样预测到了去年的金融危机,他们分析经济的理论框架来自哈耶克的经济周期理论。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罗斯巴德认为美联储实行持续的低利率和信贷扩张政策,通过通货膨胀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产生了虚妄的繁荣假象,因为政府的管制和干预扭曲了市场的价格机制,人们疯狂地借钱买房和进行投资,由此房地产泡沫和股票泡沫急剧膨胀。
经济周期范文2
本文利用1979－2013年宏观经济数据和HP滤波的GDP与信贷数据，运用相关系数、共同周期方法和Granger因果检验，考察了中国金融周期和实体经济周期之间的关联性。实证结果表明，中国金融周期和实体经济周期之间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和协同关系，短期内GDP周期波动是信贷周期的格兰杰原因，而在长期信贷周期波动是实体经济周期的格兰杰原因，信贷规模变化有助于预测未来实际产出波动。因此，我国宏观调控政策设计需要重视金融要素与实体经济的耦合发展。
关键词:
金融周期;实体经济周期;相关性;协同性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出现持续下行的态势，出口放缓，以银行信贷为主要渠道的货币投放增加。截止2014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81.68万亿元，同比增长13.60%，较上年度的14.14%有所回落。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金融开放程度提高以及国内金融市场改革推进，在日益自由的金融环境下，金融因素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愈发明显，金融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之间的动态关联程度上升，金融因素成为反周期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可忽略的因素(曹永琴和李泽祥，2009)。本文试图从信贷扩张与实体经济波动角度，来研究金融周期与实体经济周期之间的关联性，从而提出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建议。实体经济周期是指GDP、就业、收入、投资等实体经济活动的周期性波动。金融周期理论强调金融因素(包含金融摩擦、金融中介等)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邓创和徐曼(2014)认为，金融周期是指金融经济活动在内外部冲击下，通过金融中介传导而形成的与宏观经济长期均衡水平密切相关的持续性波动和周期性变化，包括资产价格、利率、汇率、货币供给量、信贷在内的各类金融变量，在不同经济波动阶段上的变动态势。
而金融周期理论将金融市场因素(金融冲击、金融摩擦、金融中介)嵌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中，系统研究金融周期与实体经济周期相关作用、相互关联的内生机制的理论(周炎和陈昆亭，2014)。关于两类经济周期相互关联程度和关联机制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类是相关性研究。Claessensetal.(2012)对44个国家1960－2010年的经济和金融数据的分析，发现信贷周期和经济周期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相对于其他行业，金融体系中经济衰退和经济复苏时的波动幅度更大、波动更迅速。曹永琴和李泽祥(2009)采用动态分析方法，利用我国M1数据和工业增加值来考察我国实体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证实我国两周期之间确实存在动态的正相关关系，且相关系数值在0.1－0.5之间变化。第二类是冲击传递效应研究。Jermann＆Quadrini(2012)指出，企业盈利能力变化对银行资产造成冲击，并冲击整体经济波动。在美国近些年经历的三次萧条中，有两次主要是由于金融市场因素影响(Iacoviello，2013)。宋玉华和李泽祥(2007)认为现代金融周期的任何微小变化都可能通过金融市场的放大和加速作用对宏观经济产生巨大冲击，掌握金融周期的运行规律对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意义。邓创和徐曼(2014)借助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中国金融周期波动对宏观经济的时变影响及其非对称性特征。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金融周期波动先行于宏观经济景气波动，周期长度大致为3年，且存在长扩张短收缩的非对称性特征;金融冲击的“产出效应”不如“价格效应”明显，金融形势好转所产生的加速效应比金融形势恶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何德旭和张捷(2009)通过研究资产价格泡沫与产出波动、信贷的超常增长与金融不稳定性之间的关系，指出现代经济的金融周期特征越来越明显，关注金融周期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十分必要。很多学者从银行信贷角度来挖掘两类周期之间的关系。由于银行贷款是实体经济部门的主要融资渠道，因此贷款增长率对GDP增长的影响显著(崔小涛，2010)，商业银行信贷往往具有顺周期性，这种顺周期性会加大宏观经济波动(陈昆亭等，2011)。基于现有文献，本文拟从以下视角展开研究和分析:一是借助中国实际数据描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周期和实体经济周期的变化;二是借助相关系数、协整检验、共同周期等指数和方法，探讨中国金融周期和实体经济周期之间的相关性和协同性;三是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剖析两类周期之间的因果关系。最后得出结论并给出若干政策建议。
二、中国金融周期与实体经济周期的现实描述
从现有文献来看，实体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的度量方法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主要有H－P滤波法、ARCH族模型、指数法以及Markov区制转移模型等。本文首先描述中国实体经济总量与信贷规模总量的变化及其周期变化，并将在下一部分以相关系数ρ衡量两周期的相关关系，同时，借鉴Vahid＆Engle(1993)的共同特征方法识别两周期的协同性，最后，用格兰杰因果检验两周期之间的因果关系。根据文献对变量时间序列的趋势项处理，本文选取对数化和HP滤波方法来获得变量的周期性波动成分，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的周期波动成分作为金融周期的基准序列，记为IC，GDP周期波动成分作为实体经济周期的基准序列，记为IGDP，样本区间为1979－2013年。GDP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贷款余额数据来自《中国统计摘要》。由图1可见，我国GDP总量增长迅速，截止2013年，GDP总量为56.88万亿元，是1979年0.41万亿元的140多倍。预计今后我国的经济增速将逐渐放缓，保持平稳发展态势，这与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密切相关。美国近期非农数据和实际个人消费支出数据显示美国的就业形势转好，消费支出逐步增加，由此反映美国经济复苏的内在动力增强，将拉动我国外需增加。但欧洲经济依然低迷，虽然已经度过了债务危机最艰难的时刻，高失业率和低消费使得欧洲复苏内在动力不足。部分新兴经济体与中国面临类似的增长调整和结构调整期。国内实体企业由于融资成本和原材料成本提高挤压了利润空间，产能过剩和需求增长缓慢使许多企业难以为继，实体企业陷入增长困境，同时，房地产市场自2013年暴涨后开始回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受房地产市场影响，2013年首次跌破20%。因此，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影响下，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实现稳健型的增长，需要政府了解实体因素和金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巨大影响以及影响程度，制定适当的宏观调控政策，来解决现实当中面临的突出问题。
截止2013年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71.9万亿元，是1979年0.21万亿元的近345倍之多。信贷余额占GDP的比重为126.37%，而2013年美国这一比率约为359%。截止2013年，我国各项存款余额为104.38万亿元，可见，我国的信贷规模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政府出台一系列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2014年11月至今的三次降息，通过信贷扩张减缓经济下行速度，保证了经济的平稳增长。根据图2中HP滤波法得到的GDP和信贷规模的周期波动，按波峰至波峰划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体经济大致经历了三个完整周期和一个不完整的周期，分别是1979－1985年(时间跨度为7年)、1986－1995年(时间跨度为10年)、1996－2008年(时间跨度为13年)、2009年－至今。2009年至今还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从3个完整的周期来看可以发现两个特点:第一，周期的时间跨度逐渐变长，预计2009年开始的新一轮的周期也将持续10年以上，这可能跟市场结构、需求机构、产业结构等变化日趋平稳有关。第二，单个周期波动幅度逐渐变小。由信贷余额衡量的金融市场波动看(图2)，相比实体经济周期，信贷余额波动相对频繁，波峰往往滞后实体经济1－2年。自1979年以来共经历了4个完整周期和一个半周期，分别为1979－1986年(时间跨度为8年)、1987－1997年(时间跨度为11年)、1998－2003年(时间跨度为6年)、2004－2010年(时间跨度为7年)、2011年－至今。前4个完整周期，平均时间跨度为8年。在经济繁荣时期，银行放贷能力提高、放贷意愿增强，信贷扩张支持投资，会拉动需求和供给，促进经济增长;当经济衰退时，银行对放贷标准提高，信用紧缩，投资下降，经济增长疲软。因此，在金融周期影响下，经济周期波动可能比一般情况下波动幅度更大。
三、中国金融周期与实体经济周期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中国金融周期与实体经济周期的相关性这里采用两时间序列之间的相关系数ρ来考察两周期的相关性。根据图2，两个波动序列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它们到达波峰和波谷的时间并不一致，信贷余额波峰的出现往往滞后实体经济1－2年。我们依据信贷余额波动序列的周期来划分相关系数的计算区间，依次为1979－1986年、1987－1997年、1998－2003年、2004－2010年、2011－2013年，考虑到2011－2013年周期的不完整性，以及时间间隔较短，可能会对相关系数的准确性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将其归并到上一周期里。结果如表1。由表1可见，在样本期内，中国金融周期与实体经济周期之间总体呈现一种较强的正相关关系，但系数值随时间呈缩小趋势。
(二)中国金融周期与实体经济周期的协同性根据Vahid＆Engle(1993)的理论，假如信贷余额和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可以认为两者所代表的金融周期和实体经济周期在长期内具有共同趋势。假如信贷和GDP的一阶差分具有共同的线性相关，就认为两者所代表的金融周期和实体经济周期在短期内具有共同周期，即在短期内具有共同的波动路径。若两项特征均具备，那么就说明这两个周期具有协同性。本文首先对上文得到的IGDP和IC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考察我国实体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即他们在长期内是否具有共同趋势;继而通过典型相关来判断共同特征向量的个数，由此断定两周期在短期内是否具有共同周期;最后以格兰杰因果检验判断两者在时间上的因果关系。1．平稳性检验。运用Eviews进行ADF平稳性检验的结果见表2。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IGDP和IC序列是非平稳的。而其一阶差分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所以两者均属于一阶单整的非平稳序列，符合进行协整检验的条件。2．协整检验。应用Eviews建立VAR模型，经AIC和SC信息准则检验，选择滞后阶数为2，用Johansen协整检验得到结果如表3。无论是最大特征值统计量还是迹统计量都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两者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实体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之间在长期内具有稳定关系。根据共同特征向量检验结果，组合ΔYt和Wt存在一个共同特征向量，即可以找到一组参数使得ΔIGDP和ΔIC共同线性相关，所以，IGDP和IC在短期上具有相似的波动路径。由协整检验和共同周期检验可知，中国的实体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具有协同性。
(三)中国金融周期与实体经济周期的因果关系根据对信贷规模和国内生产总值周期成分的相关性和协同性检验发现，中国金融周期和实体经济周期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及协同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借助Granger因果检验来判断两者在时间上的因果关系。选择置信区间为10%，滞后阶数为1－8阶，检验结果如表7。根据Granger因果检验，当滞后阶数为1－6期时，IGDP是引起IC波动的格兰杰原因，而第七期开始则不是。当滞后阶数为1－5期时，IC不是引起IGDP波动的格兰杰原因，直到第六期开始IC才成为IGDP波动的格兰杰原因。这与之前所观察到的IGDP和IC周期波动中，信贷的波峰比GDP滞后是一致的。
(四)实证结果分析1．相关性分析。由相关系数检验发现，金融周期与实体经济周期之间表现出较强的正相关关系，顺周期性显著，这与我们的理论预期是一致的。实体经济的繁荣会提高人们的乐观预期，促使投资者需求高涨，消费者热情高涨，而银行经营情况良好，也乐意提供高额贷款，因此信贷规模大幅增长。信贷的增长会进一步刺激投资，助长市场积极情绪，推动消费增长，从而增加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为实体经济增长带来活力。两周期相关关系随时间变化呈递减趋势，2004－2013年间两者相关程度下降，这可能与我国宏观金融监管政策有关。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逐步加强宏观审慎工具的应用来降低金融系统性风险，并取得了一定成效。2．协同性分析。借助协整检验和共同周期方法，我国金融周期和实体经济周期在长期内具有稳定关系，在短期内有相似的波动路径，具有较高的协同性，两周期之间相互关联、共同发展。3．因果关系分析。经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在短期内，实体经济周期波动构成信贷周期波动的格兰杰原因，反映了实体经济繁荣或衰退会迅速刺激信贷规模增长或收缩。在长期，信贷周期波动是实体经济周期的格兰杰原因，信贷规模变化有助于预测未来实际产出波动。信贷高速增长经由资产负债表渠道、居民渠道等影响实体经济，信贷周期是否正常进入上升周期是宏观经济下一步走向的重要原因(巴曙松，2009)。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经济周期范文3
关键词：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技术冲击；时间不一致性；供给管理
中图分类号：F20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11月14日
一、引言
一直到20世纪七十年，现代凯恩斯理论和它的继承者始终在经济周期和政策稳定性的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经济学家们认为经济波动首先是由需求的变化引起的，并且致力于解释和说明应该执行什么样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抵消需求的波动。但是随后1973年和1975年的石油价格上涨和生产率的下降显示，供给一方的强烈震荡同样给经济周期带来很大的影响，以该理论为基础的经济政策无法实现预期的经济目标。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证明了供给一方，特别是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周期的影响大于需求一方所产生的影响，即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于供给，提出了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这一理论不仅极大地冲击了传统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周期理论，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货币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经济周期理论，成为主流经济学研究的焦点。文章借鉴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对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态势加以分析。
二、实际经济周期的运用
（一）技术冲击的运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运行和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学者们主要从货币或虚拟经济的角度分析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而忽视了经济危机发生过程中的技术创新因素。事实上，技术创新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和杠杆，对经济危机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技术创新浪潮的乏力甚至间断是引致美国金融危机及随后出现的全球经济下滑的内源性因素。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出现了二战后少见的持续性高速增长，其主导推动力量便是当时发生的信息技术革命，信息技术的重要创新带来产业利润率的上升和企业家乐观预期，进而带动了其他产业部门创新浪潮的出现和利润率的普遍上升，由此形成了当时美国经济的高速度和低失业率，使美国处于明显的经济周期上升期，这种经济的高速度、低物价和低失业率被认为是一种“新经济”形态。但随着信息技术创新力的减弱，没有形成接续性的技术创新浪潮，导致产业投资衰落，“新经济泡沫”随之破灭，经济周期进入下行期。尽管美国政府相继推出一系列刺激投资的措施，但也只能是延缓经济衰退的颓势，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经济衰退的趋势。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金融政策，但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现实情况看，这些货币金融政策只是暂时缓解危机的权宜之举而非治本之策。具体表现在：
第一，GDP增长乏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受到严重影响，GDP增速由2008年的11.3%大幅降低，2009年第一季度GDP增速达到历史新低6.6%。随着政府4万亿元刺激政策的实施，GDP增速逐渐好转，2009年第四季度增速达11.4%，2010年第一季度及第二季度GDP增速都超过了10%，分别为11.9%和10.3%。但随着4万亿元投资带来的效果逐渐减小以及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优惠政策的结束，从2011年以来，GDP增速逐季回落，2012年第二季度GDP增速更是首次跌破8%。
第二，三驾马车回落。投资、出口和消费是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从2008年开始三个指标不断回落。2005年以前，我国投资增长速度较快，2004年一季度曾创下同比增长47.8%的记录。2006年以后增速呈逐渐回落状态，2012年一季度同比增速创十年最低。同投资相比，消费增速一直较缓慢，在2008年一季度达到20.6%的峰值后又呈现回落状态。2012年一季度是5年来的最低增速。我国的出口依存度较高，出口增速在大多时期甚至高于投资。由于金融全球危机的影响，出口在2009年的一季度出现了负增长，直接导致同时期的GDP增速也跌到了谷底。2010年虽有所回升，但2011年以来由于欧债危机的恶化，国内生产成本上涨等原因又再次降低。2012年一季度出口是十年中除2009年一季度外的最低增长水平。
（二）时间不一致性的运用。我国在金融危机来临之后，实施了“一揽子计划”、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从扩大内需的角度出发，刺激了国内经济，扭转了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另外，央行通过其货币政策，调控市场中名义货币供给，已达到提高利率和产出水平的预期。但在刺激经济的同时，过度投资带来的产能过剩、高通货膨胀、地方政府高债务、需求结构改变等问题日益严重。
第一，货币供应量增多。2008年实施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大量贷款的产生，使M1、M2增速大大高于GDP增速。其中，全球新增广义货币M2的规模中有48%来自中国，2011年中国新增M2的规模全球占比高达52%。2009年中国的广义货币M2增速高达27.7%。
第二，通货膨胀严重。严重的通货膨胀表现在高速增长的CPI和房价上。以2009年为例，商品房销售额43，995亿元，比2008年增长75.5%。其中，商品住宅销售额增长80.0%，办公楼和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额分别增长66.9%和45.5%。以此数据计算，2009年新建商品房成交均价为4，695元/平方米，比2008年上涨近24%，其中商品住宅价格上涨25%。这两个涨幅，都是近15年来最大的。2004年全国新建商品房成交均价涨幅近18%，2007年为15%左右，2005年为14%左右，其余年份都不超过10%。与此同时，CPI从2010年开始上涨，2010年CPI为3.3%，2011年CPI为5.4%。尽管这还属于温和通货膨胀的范围，但因当前居民收入差距很大，3%以上的CPI上涨率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比过去会更大，因此反应会比以前强烈得多。
第三，需求结构改变。消费、投资及出口对GDP贡献率与2008年之前发生了巨大变化。2008年之前，我国经济模式主要为出口导向型，出口对GDP贡献率为正。2009年出口贡献率大幅降为-37.4%，首次对GDP产生副作用。2008年底政府投资4万亿元刺激经济，使得2009年投资对GDP贡献率大幅超过了消费。但随着房地产深度调控以及地方政府投资的放缓，投资所带来的关系逐渐降低，而消费则仍保持平稳增长。
第四，企业经营效益下滑，产能过剩。中国24个工业行业中已有21个行业出现产能过剩，其中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风电设备等6个行业是重点。不仅一些传统产业仍在盲目扩张，而且一些新兴产业也出现重复建设倾向。
三、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对中国经济的启示
（一）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根据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摆脱金融危机，推动经济步入快速发展轨道，需要依靠新一轮技术创新浪潮的出现。在我国，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工程和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方面技术的创新和产业发展不但在中国长远发展中有巨大的需求空间，同时也体现了全球新一轮技术发展的方向。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但要着眼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继续发挥比较优势，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还要着眼于抢占未来技术和产业制高点，积极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新兴产业的关键是发展模式的转变。中国长期以引进外资、技术模仿、接受产业转移，专注低端制造为主。虽然技术引进消化具有必要性，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此问题。因此，我国应转变发展模式，着力于依靠自主技术来源、主要依靠本国资本和主要以自己的力量将创新的技术发展为先进的产品，实现产业化，完善产业链，发展成为一个新兴产业。实现这一变革的核心要素是要着眼于培育创新能力，掌握核心技术，形成对产业链中最具附加值和影响力环节的控制力。
发展新兴产业的重点是营造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体制与政策环境。要对新兴产业实施更大胆的准入放开政策，民营资本对新兴产业有很高的投资热情，除国家明文规定禁止进入的领域外都应允许民间资本公平地进入。要打破垄断和部门分割，为新兴产业发展消除体制障碍。
（二）实施稳定的经济政策。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一方面要稳定经济；另一方面房价居高不下，物价也存在随时反弹的可能，因此货币政策调整要更谨慎，不要轻易动用降息的工具，要尽量减少货币政策调整对物价的影响。至于财政政策方面，保持原有基调。因此，借鉴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我国经济政策旨在提高经济政策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增强经济政策的效力。但是，在政策的执行中也不能排除根据经济形势的具体变化或针对新出现的某些问题进行必要的调整或微调。从总体上看，在经济形势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时，我国政府是非常注意保持宏观调控基本政策的相对稳定性。我国政府基本遵循“政策规则”，适当采取“相机抉择”，把一定的政策规则和相机抉择相结合，较好地避免了相机抉择的任意性和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实际经济周期研究的基础是相当发达的市场经济，认为政府不应干预市场经济。我国的市场经济还处在发展阶段，距离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发挥作用的条件还较远，市场反应迅速且调节有力的条件还未实现。而我国政府在某些情况下，如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或高失业率时，对经济不做任何干预是不可能的，单靠市场调节会导致严重的通胀和高失业率状况持续过长，将造成极大的政治、经济风险。
（三）加强供给管理。维系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成本“三低”局面已经结束，既有的以需求管理为导向的宏观调控方式难以实现我国经济的平稳增长。我国由于总需求管理措施直接影响国内消费需求的渠道并不通畅，宏观调控政策往往是直接作用于投资，而不是通过影响国内消费需求来产生政策效应，所以居民消费需求始终没有得到有效提升，无法改变“两高一低”的结构性失衡。因此，政府应降低微观主体对需求扩张政策的严重依赖，积极发挥供给政策的激励，着眼于结构优化与可持续发展。时下的重点是：第一，调整结构应该从优化投资结构入手，进而带动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的调整。第二，推进价格和财税改革，提供有利于结构调整的激励机制。结构调整尽管需要政府的引导，但更重要的是依赖市场机制，特别是要素价格与财税改革，因为只有资源、能源价格合理了，资源税、环境税到位了，才真正有利于节能减排；只有劳动力、资金成本不再被压低，才会激励企业注重研发和技术创新；只有稳步提高直接税的比重，才会使地方彻底改变只注重规模扩张与工业发展的状况，从而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转移。第三，打破垄断，增加有效供给。当前经济运行中，一方面存在着大量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供应短缺。因此，要彻底打破垄断，加强竞争，淘汰落后产能，增加有效供给。
主要参考文献：
[1]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什么造成了经济增长的波动，供给还是需求：中国经济的RBC分析[J].世界经济，2004.4.
经济周期范文4
经济学上通常把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定义为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历史已经为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验证了这样的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经济发展规律。我们在了解经济周期性的特征后，应该树立起理财的信心和长期投资的信念，在周期转换时提前布局，在家庭理财中占尽先机。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当下，普通投资者普遍存在“一朝被‘基’伤，十年怕投资”的心理，担心财会越理越少，相信现金为王、保本就好。这样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我们了解经济周期的规律，知道目前这种状况只是经济循环周期里的一个阶段，就能坦然面对衰退甚至萧条，期待复苏。我们大可不必为暂时的投资失利丧失理财的信心，通过这次危机，真正把理财培养成为一种习惯，继续关注理财市场，积极寻找投资机会。
投资是场持久战
作为普通投资者，我们虽然能猜到结果，泡沫总要破灭的抑或经济总会好起来的，但很难准确地判断经济周期的拐点。坚持长期投资，是每个家庭在风险资产投资上最简单也是最可靠的方法。而目前，我们所能找到的最好的一种帮助我们坚持长期投资的理财方法就是基金定投(每月定期定额投资基金)，在目前相对低位开始进入，坚持等待下一个繁荣期。工商银行提供超过200个基金定投产品，目前申购还能享受费率优惠。
提前布局占先机
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通常是反周期的，如果我们能把握好经济周期规律，就能预先判断宏观经济政策变化方向，主动出击调整家庭资产配置。利率政策是宏观经济货币政策调控手段之一，对普通投资者家庭资产理财有着最直接的影响。
一般来说，一个较低的利率水平能够促进投资发展和经济扩张。当利率较长时间地处于较低水平时，一些和经济景气高度关联的投资品应成为家庭资产的主要配置方向，例如股票型基金、股票等，它们能让我们分享到之后经济繁荣带来的收益。在经济繁荣时期，政府为了收缩市场流动性，令经济不至于过热，往往会提高存贷利率。在预期升息周期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尽量选择短期限的定期存款，也可以选择提供分段计息的保险理财产品。当经济由繁荣转向衰退时，为刺激经济发展，政府便会实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预期进入降息周期。这时候一方面我们可以适当配置较长期限的存款；另一方面，进一步的降息预期将给投资长债市场带来较好的收益，作为普通投资者可以通过将主要资产配置在债券基金上，从而分享这部分收益。当降息预期减弱时，可以根据情况再调整各类资产的分配比例。
经济周期范文5
【关键字】经济周期 地区经济周期 新疆 波动
一、经济周期与地区经济周期
在研究新疆经济周期波动情况之前，有必要对所谓的经济周期和地区经济周期做一简单说明。按照经济学界已普遍接受的观点，一般将经济周期看作是“以商品经济为主的国家总体经济活动的一种波动，一个周期是由很多经济活动的差不多同时扩张，继之以普遍的衰退、收缩与复苏所组成的。这种变化重复出现。”（韦斯里・克莱尔・米歇尔）据此，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周期是一个总量问题，不是区域问题。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将经济周期研究方法运用于地区经济发展研究也正成为一个重点方向。这是因为，全国经济总量由地区经济构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要素禀赋差异，各地区会形成自身的特殊性，中央与地方之间、全国与区域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冲突的差异更加明显。针对一个国家的、一般化的经济周期理论，不能完全反映地区经济运行的特殊性，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有减缓的趋势。因此，在全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加快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地区性的经济周期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地区经济周期研究是对一个国家局部的、区域的、中观层次的经济周期波动进行研究，是研究全国总量下的局部分量问题。研究地区经济周期波动必须首先认清以下事实：一是地区经济周期波动离不开全国经济周期的影响和联系；二是地区经济周期不能完全等同于全国经济周期；三是国家政策一般是地区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是在全国经济（周期）既定的前提下，验证新疆经济发展也存在一定的周期波动，并就新疆经济周期波动的特点加以分析，希望对新疆经济发展有所裨益。
二、经济周期的划分方法及新疆经济周期划分
实际经济增长的周期过程并不都是完整的周期性重复，也不能将每一次上下波动理解为一个经济周期。对具体经济周期的划分最常见的方法是 “波谷―波谷法”或“波峰―波峰法”，也可分为直观判断法、趋势线划分法和中位线划分法等。本文主要运用以下两种方法，对新疆经济周期的波动情况进行研究。
1、直观判断法。即根据时序数据曲线和经济的周期规律，将一段时期内经济增长率较低的几个年份作为一些周期的起点或终点，增长率较高的几个点作为周期的峰值。对于一些不大的起伏，往往根据经验判断为某个周期中的小波动。这种方法划分经济周期的准确性跟判断者的经验有直接的关系。本文根据习惯上经常采用的经济环比增长率（这里即GDP年增长率）的变化情况，按照“波谷―波谷法”，可将新疆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九年间划分为九个小波动（见图1和表1）。
2、趋势线划分法。该方法在假定和承认经济变量在发生波动的同时还存在着趋势性变动，即经济变量围绕着一条趋势线上下波动。当经济变量的变动由谷底接近趋势变动线时，处于周期的复苏阶段；由趋势线到达峰顶的过程是周期的扩张阶段；再由峰顶回归趋势线的过程是周期的收缩阶段；由趋势线回落谷底的过程是周期的萧条阶段。该种方法的关键是要确定趋势线，采用不同的趋势线会有不同的经济周期划分。本文根据新疆经济的历史趋势值得出对新疆经济周期进行划分的趋势线，从而对新疆经济周期进行划分（又称趋势百分比法）。
首先利用SPSS对新疆生产总值绝对量的实际值Y（按可比价格，以指数表示，1978年为基期）进行曲线回归，结果为三次方曲线的决定系数Rsq最大，为0.9972，故选用三次方曲线进行拟合，得出29年间新疆生产总值的相应趋势值Y?鄢；然后求出各年新疆生产总值绝对量的实际值与其历史趋势值的百分比y（具体数据见表2），计算公式为：
y表示各年新疆生产总值绝对量的实际值对其历史趋势值的上下偏离程度（见图1，图2），根据“波谷―波谷法”可以将这29年的新疆生产总值的波动分为4个大周期。其中1978―1982年为一个周期（该周期为不完全周期，没有分析1978年以前的情况）；1983―1989年为一个周期，长度为7年（该阶段的最大值-1.02虽然仍在历史趋势线以下，但根据判断仍将该阶段作为一个周期）；1990―2002年为一个周期，长度为13年；2003―2005年为一个周期（该周期也为不完全周期，其发展仍在继续）。根据表1可以看出，其中两个完全的大周期又包含几个小的经济波动，如，第二个周期包含了3个小波动，第三个周期中包含了4个小的经济波动。
根据图2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四个周期的划分情况，同时能够纵观29年中，围绕着历史趋势线 ，新疆生产总值绝对量水平的变动情况。在1978―1982年第一个周期(未完全周期)内新疆生产总值从1978年超过历史趋势值27.23%的高峰下降到1982年的历史趋势线以下的10.2%；1983―1989年第二个周期内，新疆生产总值绝对量水平一直处于历史趋势线以下，即使在1986年峰位（-1.02%）的时候，也未达到历史趋势线的水平，说明新疆生产总值在这一周期内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第三个周期（该周期包含4个小的经济波动）中，1990―1991两年为经济的恢复阶段，1992―1994年为经济的扩张阶段，并于1994年达到这轮周期的最高峰，1995年开始下降，到1998年下降到历史趋势线附近，完成这轮经济周期的收缩期，1999年下降到历史趋势线以下，进入衰退期，并于2002年达到谷底，随后在下一个周期内，2003年新疆经济围绕历史趋势值开始上升，到2005年上升到历史趋势线以上，目前仍处于上升趋势。
三、新疆经济周期波动的特点
1、新疆经济周期波动与全国经济周期波动有较强的一致性。由图2可以较直观地看出新疆生产总值和全国生产总值各自围绕历史趋势线上下波动的大致情况。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的波动趋势是大致相同的，即当全国生产总值的绝对值从高于（低于）历史趋势值的高位（低位）降到（上升到）历史趋势值的低位的过程中，正好也对应了新疆生产总值的绝对值从高于（低于）历史趋势值的高位（低位）降到（上升到）历史趋势值的低位（高位）的过程。进一步利用SPSS对新疆生产总值对其历史趋势值的偏离度与全国生产总值对历史趋势值的偏离度作简单相关分析，得出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857，表明两者显著相关，也证明了地区（新疆）经济周期是在全国经济周期的大环境下形成的，受到全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和制约。
2、新疆经济周期并不完全等同于全国经济周期。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新疆经济周期波动与全国经济周期波动具有较强的一致性，但同时根据图2和SPSS的分析结果显示，两条曲线是不完全重合的，也并非完全相关。这表明地区经济周期并不完全等同于全国经济周期，即新疆经济的周期波动在受到全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和制约的同时也具有一些自身特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1）新疆经济周期的谷位和峰位均有升高的趋势。经济周期波动的谷位（或称深度，本文是指实际GDP偏离历史趋势值的深度）体现经济收缩的力度。谷位越高，说明经济收缩性越强，抗衰退能力越弱；反之，谷位越低，说明经济收缩性越弱，抗衰退能力则越强。新疆经济周期波动的谷位由1982年的-10.2%上升到1989年的-4.79%，再到2002年的-4.36%，上升趋势明显，说明新疆在经济不景气时期的经济收缩性变弱，经济的抗衰退能力增强。从图2中可以看出，新疆经济的收缩性要弱于全国经济的收缩性，但抗衰退能力则强于全国经济。经济周期波动的峰位（或称高度，本文是指实际GDP偏离历史趋势值得高度）体现经济扩张的强度，峰位越高，说明经济在经济景气时期的扩张能力越强，越具有活力；反之说明经济在经济景气时期的扩张能力越弱，缺乏活力。新疆经济周期波动的峰位1986年为-1.02%（位于历史趋势线以下），1994年上升到7.07%的水平，说明在改革开放后的两个较完整的周期内，新疆经济在经济景气时期的扩张能力是逐步增强的，第三个周期比第二个周期更具有活力。从整体上看，新疆经济比全国经济更具有活力。
整体上来看，新疆经济周期的谷位和峰位的升高，说明新疆经济扩张有力，活力增强，且经济抵抗衰退的能力增强，表现出新疆经济发展趋势乐观的一面。
（2）扩张期占总周期长度的比重（周期扩张长度比）有下降的趋势，而收缩期占总周期长度的比重（周期收缩长度比）则有上升的趋势。扩张期是指从波谷上升到波峰的时间跨度；收缩期是指从波峰下降到波谷的时间跨度。一般用周期扩张长度比反映经济扩张的持续性，而用周期收缩长度比反映经济的抗衰退能力。新疆经济改革开放后的各周期中，周期扩张长度比有下降的趋势，而收缩期长度比有升高的趋势，说明新疆在改革开放后，每个周期中经济扩张的持续性降低，扩张能力有减弱的趋势，但经济的抗衰退能力增强。
（3）经济周期波动的振幅渐趋平稳。经济周期波动的振幅（或称幅度）体现经济增长上下波动的剧烈程度。从图2可以看出，新疆经济周期波动的振幅要大于全国经济周期波动振幅，但前者又具有自身特点，即新疆经济围绕历史趋势线上下波动的振幅在刚进入改革开放后，从一个高位急剧下落到一个较合理的水平后，从第二个周期开始至今，经济周期波动的振幅变化不是很大，第二周期为8.42%，第三周期为11.43%，说明新疆经济的周期波动趋缓，经济震荡相对变弱。
3、新疆经济周期波动受国家政策影响。新疆经济周期波动，除了受其自身的条件的影响较大外，国家政策也是地区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国家政策对新疆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在全国经济整体规划的前提下所形成的新疆经济发展战略。在新疆经济整体战略规划的指引下，新疆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三次飞跃，正面临第四次飞跃。纵观这四次飞跃，对新疆经济的发展战略的定位（尤其是前三次）都是围绕农业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展开、围绕其自然资源优势逐步发展起来并形成了一批典型的以采掘和原材料加工工业为主的产业体系，属于典型的自然资源过渡依赖型经济。
资源开发带来的经济增长，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也是近年来新疆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但资源开发带来的经济增长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负面性。首先，自然资源过渡依赖型的经济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在带动经济发展方面会起到比较明显的效果，但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特别是在知识经济为特征的现代社会，资源性产业对地区经济的持续带动性差，受市场、资源性产品价格的影响，产业发展相对不稳定，从而在新疆整体经济波动方面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在资源开发的产业链上，新疆基本处于最初级的上游，属于资源的最初级加工，新疆大量原料资源外运，对下游产业依赖度高，投资大、回收慢，效益低下，加上新疆非常有限的运输条件，一旦下游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定会波及上游产业，从而对经济发展波动会产生较大程度的影响。
四、总结
通过上文对新疆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全国经济周期波动既定的前提下，新疆经济也存在一定的周期波动性。新疆（地区）经济周期波动性与全国经济周期波动具有很强的一致性，但又并不完全重合，表现出新疆经济的一些自身特点，如新疆经济的收缩性弱于全国经济的收缩性，但抗衰退能力却强于全国经济；新疆经济比全国经济表现出更多的活力，但分析显示，新疆经济的稳定性却低于全国经济。就经济周期波动的特点可见，自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经济在其自身发展方面是不断进步和完善的，体现了良好的发展趋势。但其在与全国经济整体水平的比较中表现并不容乐观，反映了新疆经济还有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潜力。为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新疆经济，新疆应结合自身资源情况，合理利用国家政策，如结合国家对新疆资源战略的定位，可在大力发展工业生产的同时，鼓励第三产业发展；改变新疆资源开发大多处于上游产业链上的状态，加大资源深加工工业生产，大力发展资源生产下游产业。
（注：本论文获“新疆大学世川良一”课题资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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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周期范文6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创造了一个用于评估中国GDP增长量的指标――克强指数（Li keqiang index，简称LKI），以国务院总理的名字命名。该指数源于总理时任辽宁省委书记所喜欢参考的几个重要指标：工业用电量增长、中长期信贷余额增长和铁路货运量增长。《经济学人》杂志2010年底正式推出LKI指数，受到国际机构普遍欢迎。LKI指数编制中，工业用电量、中长期信贷余额和铁路货运量权重分别为40%、35%和25%。
看图表，LKI指数第一个底部是2005年底，而中国股市上证指数则于2005年6月见底，深圳综合指数于2005年7月见底。深圳成分指数则较晚见底，正是2005年12月，由于深发展（目前已经改名平安银行）的权重相当大，与LKI指数非常吻合。
LKI指数第二个底部是2008年底，中国股市则于2008年10月底11月初见底。时间上非常吻合。2012年第三季，LKI指数出现第三个底部。这一次，LKI指数领先中国股市见底。因为过去中国股市投资者整体素质较高，对于股市的分析具有前瞻性；但现在股市机构投资者唯PMI或者GDP数据马首是瞻，作为投资前提，因此中国经济成为中国股市的晴雨表，所以中国股市滞后中国经济十分正常。
前两次见底之后，LKI指数迅速回升，力度大，因此股市见底后回升速度及幅度以相当可观；但这一次LKI指数见底后出现反复，当前机构投资者以经济数据为投资依据，因此股市表现反复亦非常合理。前两次底部出现之后名唤“强复苏”，这一次底部之后却是“弱复苏”。原来崩溃亦可称为“强崩溃”或者“弱崩溃”，萧条则亦可分为“强萧条”与“弱萧条”。
这几次底部周期，其实与基钦周期大致吻合。2008年底的底部由于政府的强力干预，底部略为提前；去年的底部则延期到达。平均起来，周期的长度相当合理。谈及周期，10多年前我在本刊文章中多次讨论过。
首先是朱格拉周期（Juglar Cycle），乃1862年法国医生、经济学家克里门特.朱格拉在《论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商业危机以及发生周期》一书中首次提出市场经济存在平均10年的周期波动。这中等长度的经济周期被后人称为「朱格拉周期。朱格拉在研究人口、结婚、出生、死亡等统计时注意到经济事物存有规则的波动现象。他指危机或恐慌并非独立现象，而是社会经济运动三阶段中的一个，三阶段是繁荣、危机与萧条，其反复出现形成周期现象。他指周期波动是经济自动发生的现象，与行为、储蓄习惯及人们对可利用资本与信用的运用方式有直接联系。
另外，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基钦（Joseph Kitchin）在1923年出版的《经济因素中的周期与倾向》提出了一种40个月为一个循环的短周期理论。这种短波理论被称为基钦周期（Kitchin Cycles）。基钦根据美国和英国1890-1922年的利率、物价、生产和就业等统计资料从厂商生产过多时就会形成存货、从而减少生产的现象出发，在40个月中出现了有规则的上下波动发现了这种短周期。经济学家熊彼特把这种短周期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循环的一种方法，并用存货投资的周期变动和创新的小起伏，特别是能很快生产出来的设备的变化来说明基钦周期。他认为3个基钦周期构成1个朱格拉周期。通常朱格拉周期称为中周期，而基钦周期称为短周期。
2005年以来，中国已经经历了两个基钦周期，目前已经进入第三个基钦周期。第三个基钦周期结束时间大约是2015年前后。野村证券经济学家认为中国2015年爆发金融危机，大致与朱格拉周期底部有关。以上证指数为例，我们看看股市周期：
第一个基钦周期底部是1992年11月；
第二个基钦周期底部是1996年1月，间隔38个月；
第三个基钦周期底部是1999年2月，间隔37个月；
第四个基钦周期底部是2002年1月，间隔35个月；
第五个基钦周期底部是2005年6月，间隔41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