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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微草堂范文1
1、(纪晓岚)表叔王碧伯的妻子死了，有阴阳家推算出某日夜里11点到1点钟(子刻)王碧伯妻子的.鬼魂要回家一趟。这时，全家人都必须出门避开。到了子刻，一名盗贼打扮成煞神的样子，翻过墙进到屋里，刚把藏物的小箱子打开，捞到簪子耳环首饰，恰巧另一名盗贼也扮成煞神进到这家，还学着呜呜的鬼叫，渐渐接近。先进到屋里的盗贼心中害怕，慌慌张张逃了出来，两个人在庭院里相遇，彼此都把对方当做真的煞神。
2、狰狞的面目、怪异的衣饰，吓得心跳剧烈，魂魄出窍。顿时，面对面昏倒在地。天亮以后，一家人哭哭啼啼回转家门，见到庭院里昏倒两人，仔细一看，大为惊吓；再仔细察看，才知道这两个人都是盗贼。于是灌下姜汤使他们苏醒过来。随即将扮成煞神的两个盗贼，不动原样地捆缚起来，押送到官府。一路上，聚拢了许多观看的人群，见到盗贼的这般模样，简直把大家都乐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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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微草堂范文2
“事出反常必有妖”的四句是“人不知理定有祸，事出反常必有妖，言不由衷定有鬼，邪乎到家必有诈。”意思是如果身边有一个反常的事情出现的话，一定是有蹊跷的。生活里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人际交往中没有无缘无故的示好，要保持自太难了。
“事出反常必有妖”出自清朝政治家、文学家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玉马精变》，原文：
又武清王庆垞曹氏厅柱，忽生牡丹二朵，一紫一碧，瓣中脉络如金丝，花叶葳蕤，越七八日乃萎落。其根从柱而出，纹理相连。近柱二寸许，尚是枯木，以上乃渐青。先太夫人，曹氏甥也，小时亲见之，咸曰瑞也。外祖雪峰先生曰：“物之反常者为妖，何瑞之有！”后曹氏亦式微。
《阅微草堂笔记》原名《阅微笔记》，是清朝翰林院庶吉士出身的纪昀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至嘉庆三年（1798年）间以笔记形式所编写成的文言短篇志怪小说。在时间上，《阅微草堂笔记》主要搜辑各种狐鬼神仙、因果报应、劝善惩恶等当时代前后的流传的乡野怪谭，或亲身所听闻的奇情轶事；在空间地域上，其涵盖的范围则遍及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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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微草堂范文3
田黄石兼具细、洁、润、腻、温、凝，印石之六德，被誉为“帝石” 、“石中之王”。清代，田黄石更是备受满清皇族与文人达贵的宠爱，争相寻觅，价与金玉相埒。
据悉，一方珍贵的清早期田黄随形方章即将亮相北京匡时2012年秋拍。这方印章曾由近代东北书法篆刻第一大家王光烈收藏，色泽呈淡“橘皮黄”色，肌理蕴极细致之萝卜纹，绵密欲化，红筋显着易辩；其石质醇厚、温润，皮壳呈乌鸦皮色，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油润感，显为中坂所产上佳田石，色质俱佳。此印整体呈方形，造型规整，气息文雅，高6.7厘米，重达124克。
自古田黄以两计价，通常一两以上者方算成材，三两者可谓大材。印章历来以又以高大方正为优，但田黄“无根而璞”，出土时均为椭圆状，一般人不忍取方正，所以田黄方章的价格堪比薄意的三倍向上。如此硕大、品相完美的正方印材，所耗用田黄原石更巨。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此方田黄方章所承载的历史人文背景。
此方章边刻隶书 “未谷作于京师日南防”，印文为篆书“琢砚山馆”四字，运刀遒劲老辣，字迹古拙清晰。未谷为清代杰出学者、著名的文字学家、书法家、篆刻家桂馥。桂馥字未谷，擅金石考据，篆刻、书法雅负盛名，尤擅隶书，直接汉人。清代包世臣著《艺舟双辑》评其为“分书佳品上”。桂馥与纪晓岚、刘墉、翁方纲等乾隆时期的肱骨之臣交善，世人熟知的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的题名即为桂馥所书。
印文“琢研山馆”据考，2002年上海敬华春拍有清宋葆淳同名画作，此画为宋葆淳为云谷先生所绘，画中有翁方纲、袁枚跋。（翁方纲跋文著录于《翁方纲年谱》）云谷当是乾隆时期松江知府孔继檊。孔继檊一作继澣，字阴泗，号云谷，一作樗谷，山东曲阜人。孔子裔。工墨梅，尤善写影，兼工篆刻，家藏汉印甚多。李彦章刻本《复初斋文集》卷1记载“孔继檊又与桂未谷馥为同乡朋友，曲阜桂馥未谷力任校讐，数年於兹矣。又得其乡人孔继檊雩谷出赀开雕而未有旧本。”由此可知桂馥与孔继檊关系非同一般。而据此画中袁枚跋可知云谷乃袁氏姻亲，性嗜研，赴都就职亦不忘携研相随，名士桂馥尝为题“琢研山跋”此即斋名为画意者。此印恰恰印证了袁枚的跋文。
“坊”古同“防”，边款“日南防”据史料记载有两解。一是据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记载，日南坊为清代京师十坊之一，明清之际多有官员、文人居住在此。如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同治年间军机大臣李鸿藻及、左宗棠等一应清末名臣。其二据张传玺《中国历代契约汇编考释》所述，北京大兴县北城有日南坊一地，而翁方纲即为直隶大兴人。所以，联系到《琢研山馆》画中跋文，翁方纲很可能在此印的会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到了清朝，朴学盛行，金石篆刻更是成为了文人间修身养性，以文会友的重要媒介。而随着清中期田黄石的备受青睐，文人间互以所篆田黄石馈赠好友更是成为一时风尚，此方田黄随形方章恰恰为我们再现了康乾盛世文人间雅集唱汇的情节，成为了不可多得的集古董价值与历史人文价值于一身的珍玩。
以田黄拍卖前十名为例，2010年以前，田黄的高价拍品都是出现在香港、澳门地区的拍场中。随着田黄石拍卖价格的不断攀升，使得田黄个人收藏开始向国内转移。此外，田黄石的作者的艺术水准、作者在美术史上的地位同样影响其价值。价格前十名的田黄作品，无一不是由相应时期的著名篆刻家或雕刻工艺大师所做，由此可见，此方田黄随形方章更将受到藏家的追捧。
插排：一方珍贵的田黄印章将亮相匡时秋拍。这方印章制于清早期，曾由近代书法篆刻名家王光烈收藏，印身呈淡“橘皮黄”色，肌理蕴极细致之萝卜纹，石质醇厚、温润，皮壳呈乌鸦皮色，色质俱佳。
TIPS：鉴别田黄小技巧
1.用指甲划田黄应无白色痕迹
首先，“石皮”是田黄石的主要标志之一，绝大多数田黄石外表都有皮层包裹，有无石皮是鉴定田黄石原石的一个重要依据；其皮质比其他寿山石或巴林石细嫩，用刀轻刮，刀感流畅而微沉，粉粒细腻均匀。
田黄石的肌理表皮组织比较有特点。表皮都会出现密如织网的细萝卜纹，而且疏密有致、条理不乱，如新出萝卜去皮，而青天石、巴林石等石头的纹理比较杂乱。同时，大部分田黄石或多或少都带有裂格，多呈现于表层，交叉状，如龟裂纹。
田黄石的手感类似软玉，质地温润、细腻、凝嫩。其在光线透照下，石心皆泛黄红之光，灿烂醒目，即使在寒冬腊月，也感觉温润，但如果用指甲划田黄应该不留痕迹，因为田黄寿山石的硬度大于人类的指甲。
而其余相似石头的手感则明显干燥许多。符合手感、表皮特征，并且同时拥有“石皮”的石头，一般可初步鉴定为田黄石。
2.田黄石的品相
阅微草堂范文4
从书中探寻人生的意义
“我没有其他的爱好，发了工资大部分都是拿去买书了。到现在我都不太敢买书了，再买家里都堆不下了”，袁毅说。
作为一个典型的60后，成长于之中，带着饥饿的记忆，他觉得他身上有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不像50后命运那般坎坷，也不像70后处在国家转型时期的尴尬状态。”
“小时候家庭环境不好，没有余钱用来买书”，当时的南京路少儿图书馆，就是现在的武汉美术馆，是少年时代的袁毅的天堂，“真的就像高尔基说的，像一个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每个星期站着看完一本本书。”
初中阶段就读王蒙、刘心武，以及大量的国内外名著。读本好书，就想拥有它，“第一本藏书是在1981年花几毛钱买的一本影印本的《唐诗三百首》，这几毛钱是我用过早的钱积攒下来的。”
1981年，刚读高一的袁毅，就和几个同学一起办文学杂志，以至于在高考来临时，已开始探求人生终极意义的他，觉得人生是没有意义的，而“一考定终身”的高考更是没有意义的，高三最后半年就自己办报纸玩，在没有复习备考的情况下考到华师中文系。
1988年袁毅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中学教书，但他觉得自己需要更自由、更具挑战性的空间。27岁时，袁毅看到武汉晚报的招聘信息，就参加了招聘考试，最后终于如愿进入武汉晚报。由于文学功底深厚，袁毅一进去便做了一名编辑，编连载、副刊、随笔等，一做就是14年。
读了更多的书，同时也发掘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者及其作品，武汉70年代的作家在全国叫得响的不多，其中李修文凭借着袁毅为其编辑出版的《捆绑上天堂》、《滴泪痣》等作品，打出了知名度。
2004年，领导找到袁毅让他出来做文化版的记者，采访那些文化界的大腕必须得有相当深厚功底的记者来担任，而当时领导就想到了袁毅。同为武汉晚报名记的范春歌说，全国没有一个像你这样先做副刊编辑做了14年，又跑去做一个文化版记者的。
从记者到编辑的转换很容易，但倒过来就很难做到了。做记者就得东奔西跑，随时待命，没有节假日，然而只做了3个月的记者的袁毅，在一次体检中被查出患有淋巴肿瘤，还好发现及时，肿瘤被确定为良性的。但仍然还有复发的可能性，需要终身服药。短暂的三个月之后，袁毅又回到编辑岗位。2006年，袁毅再一次做起了记者，和一群80后记者跑现场，比他们的劲头还要高。
2008年8月，武汉晚报专门开辟了一个整版，栏目被命名为“袁毅文化访谈”，遍访文化名人，迄今为止已采访了83个人。袁毅做这个栏目的目的，是想给读者传达一个观念――武汉这个城市是有文化的，并且是需要文化的。
实用的读和无用的读
一个好记者得是个杂家，看的书也是五花八门。这83个文化名人中，横跨文化艺术娱乐界，需要记者的知识面够广，而这些知识，袁毅大多数是通过他强大的书库得来的。
“我对书是不挑的，几乎什么书都看。大半生的收获都是从书里得来的。可能你在看的时候没觉得这本闲书能给你什么好处，而且看过之后就忘了，但它总是能在最适当的时候为你所用。”
他将读书分为两种读法：实用的读和无用的读。实用的读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需要，考试、工作都需要它；无用的读则是为人格、学养打基础的，却是至关重要的。
既要读有字的书，又要读无字的书，“有时间的时候，我特别愿意看看大街上的行人，路边的花，感受物候、社会的变化，现实生活就是一本无字的书，它教会你的不会比书本上的少。”
爱书的人会觉得离了书简直不叫生活，袁毅即是如此，每天晚上必须要看书，不看书就睡不着觉，觉得这一天还没有过去。
床头的书一般是闲书，董桥的《青玉案》，写古董不是他的目的，而是想通过写古董写那个时代和那个境遇里的人。
因为喜欢摄影，他还会看荒木经惟的摄影集。而闲书总会在最关键的时刻发挥出它的作用。
“到了我这个年龄，已经不太看小说了，基本上看随笔、散文。看了太多的书，无非就是看人性，人性的真善美总是不变的，我始终相信。”
袁毅给自己设了个目标，“袁毅文化访谈”做满100期之后就不做了，也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然后去做一点自己的东西，比如出一本散文集。
读书要读经典
“孔孟哲学是中国人应时时学习的知识”，袁毅说，“中国千百年的智慧都蕴藏在里面。”
“读书要读经典，经过时间证明的作品有真的价值在里面。”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上下，就是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
轴心时代产生了人类最灿烂的文化，各个教派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几乎都集中在那个时代出现――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几大文明的原点，无非就是阐述人性的真善美、自由和平、博爱民主，这些在孔孟的思想里都可以找到。
当下社会是一个物欲横流的速食时代，吃喝玩乐的需求只是作为人的最基本需求，更重要的需求是精神的皈依。回归真善美的孔孟核心理念，是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近年来的“孔子热”遭到褒贬不一的评价，孔子的学说里哪些是好，哪些是坏，要分辩清楚，而这个工作是需要学者来完成的。“孔子学院”是一种国家行为，大国之争就是一种文化之争。文化要有自信，中国现在还没有这种文化的气象。
两个多小时，不喝水不上厕所，从纪晓岚的《阅微草堂》到陈丹青的《民国范儿》，他拿出了十足的劲头接受采访，调动他丰渥的知识储备，纵横捭阖。
阅微草堂范文5
论文摘要：晚明女性诗坛崛兴，女诗人不仅振兴闺秀诗坛，而且争衡大家，以其卓绝的诗歌才华，创造了中国女性文学史上一段辉煌的历史。本文考察晚明女诗人的群体分布与构成、时代文化心理、诗歌创作艺术，揭现了晚明女性诗坛的概貌和诗歌创作特征。
创作特征明万历朝以迄崇祯末涌现的女诗人达数百家之多，女性诗坛崛兴，令士林瞩目。晚明女性诗歌一直是明清文学研究较薄弱的领域之一。近人谢无量《中国妇女文学史》论明代女诗人，仅摘录诗句，粗陈梗概。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关注一些明代女性曲家，未免轻视了女性诗歌的艺术和精神。20世纪90年代后，学界始较多地关注活跃在晚明文坛的一批女作家，有关研究呈现兴盛之势。本文择论晚明女诗人的群落分布和诗歌创作的时代特征，意在初步显现这一时期女性诗坛的概貌和诗歌艺术特色。
一、晚明女诗人的群落分布
晚明女诗人的群体分布具有鲜明的区域性，女诗人集中在江南一带，北方籍的作家较少。江南区域人文发达，经济兴盛，文学世家林立，由此构成女诗人的渊致，涌现吴江叶氏、嘉兴黄氏、绍兴祁氏、嘉定侯氏、桐城方氏等女诗人群体，南京青楼女诗人构成的秦淮诗群也格外引人注目。下面分别予以简述:
吴江叶氏女诗群。明末吴江叶、沈两大文化世家拥有沈憬、叶绍袁、沈自征、沈宜修、叶小莺、叶执执、叶小纵等数十位享誉文坛的作者，两家联姻，以沈宜修和叶氏三姐妹为中心形成叶氏女诗群，聚结着两大家族近20位女诗人，可谓群星璀灿。沈宜修，字宛君，适叶绍袁，率五女八子淡泊自守，诗词赓和，著有《鹏吹集》。宜修长女执执，字昭齐，工书法，有晋人风范，有《愁言集》一卷。次女小纵，字蕙绸，擅作杂剧、诗词，晚年自定诗集《存余草》。三女小驾，字琼章，十七而卒，有《返生香》一卷。以上四人外，叶氏女诗群还包括叶小繁、沈智瑶、沈静专、沈蕙端、张倩倩、李玉照、沈宪英、沈华贫、沈树荣、颜绣琴、红于等。崇祯九年(1636)，叶绍袁编刻家集《午梦堂全集》。曹学侄读后惊叹不已，《午梦堂集序》中说:“余潜选明诗，如获拱璧。诅惟闺秀，足当大家。
嘉兴黄氏女诗群。黄居中增辑徐兴公《笔精》卷五《诗文评·宫间》:“先师携李黄学士，家富青箱，人标黄绢，不独子姓为然也。女有闺秀林风，妇有郝法钟礼，玄心夙悟禅机，彤管并标女史。”黄学士指嘉兴名士黄洪宪。黄氏诗群可分作两支:一是黄洪宪子媳沈纫兰为首，黄淑德、黄双蕙、项兰贞、周慧贞等人组成。沈纫兰，字闲靓，有《效擎集》。纫兰仲女双蕙，字柔嘉，髻年喜禅，年十六而逝，诗词才华可比叶小莺，有《禅悦剩稿》。纫兰从妹黄淑德，字柔卿，通文史、音律，早寡，礼佛隐居。项兰贞，字孟碗，嫁黄卯锡，与姑母黄淑德相倡和，有《裁云草》、《月露吟》、《咏雪斋遗稿》。周慧贞，字艳芬，适黄婷，有《剩玉篇》。二是黄洪宪族女黄媛介为首，由黄媛贞、黄德贞等组成。媛介，字皆令，为闺塾师，甘于清贫，娴于诗画，意境简远，著《湖上草》。钱谦益《士女黄皆令集序》:“今天下诗文衰婚，奎璧间光气黯然。草衣道人(王微)与吾家河东君(柳如是)，清文丽句，秀出西怜六桥之间。马膛之西，鸳湖之畔，舒月波而绘烟雨，则有黄媛介皆令。吕和叔有言:不服丈夫胜妇人。岂其然哉?媛介字皆德，有《卧云斋诗集》。媛介从妹德贞，字德辉，曾与归素英共辑《名闺诗选》，诗有《冰玉》、《雪椒》、《避叶》、《蕉梦》等集，二女兰媛、蕙媛，亦工诗词。
绍兴祁氏女诗群。祁彪佳家族为绍兴文化世家，彪佳之妻商景兰，女德渊、德琼、德菌，子妇张德蕙、蓉，率工诗词。黄运泰、毛奇龄《越郡诗选·凡例》:“闺秀则梅市一门，甲于海内。忠敏擅太傅之声，夫人孕京陵之德。闺中顾妇，博学高才，庭下谢家，寻章摘句。……闺阁风流，莫此为盛。”商景兰，字媚生，吏部尚书商周柞之女，著《香囊集》。在闺阁时与姊景徽倡和，及嫁祁彪佳，乡人目之金童玉女，《静志居诗话》:“祁公美风采，夫人商亦有令仪，闺门唱随，乡党有金童玉女之目。”1645年，清兵攻陷南京，彪佳投水殉国，景兰率祁氏妇孺“拈题分韵，推敲风雅，或尚溯古昔，衡论当世”。景兰长女德渊，字强英，著《静好集》。次女德琼，字修嫣，有《未焚集》。小女德茵及儿媳张德蕙、蓉，亦工诗词。值得一提的是以祁氏家族为中心所聚结的一批越中女诗人:商景徽，字嗣音，有《咏雏堂集》;王静淑，字玉隐，有《清凉集》;王端淑，字玉映，辑《名媛诗纬》，著《吟红》、《留筐》、《恒心》等集。祁氏女性诗群的影响延至清初诗坛，严迪昌先生《谁翻旧事作新闻》冈一文已揭示一斑，此不赘述。
嘉定侯氏女诗群。侯炯曾家族为明末嘉定文化旺族，拥有夏淑吉、姚妨俞、章有渭、盛蕴真、侯蔡宜等女诗人。淑吉，字美南，华亭人，夏允彝之女，嫁侯玄询，年二十一而寡，入佛门，更名神一，著《神一龙隐遗稿》。有渭，字玉演，出身华亭闺门唱和之家，嫁侯掇，有《燕喜楼草》。妨俞，字灵修，长洲人，嫁侯玄演，明亡，礼佛，法名再生，有《再生遗稿》。蕴真，华亭人，适侯澈，自号笠道人，有《寄笠遗稿》。蔡宜，字俪南，炯曾之女，有《宜春阁集》。1645年，酮曾携子玄演、玄洁坚守嘉定抗清，城破遇害。侯氏女诗人在明亡后共筑岁寒亭以唱和，并守节三十余年，先后卒。
桐城方氏女诗群。明代桐城方以智家族，乃伐阅之家，一门清华，女性雅负诗文才能。方以智姑母方如耀，字孟式，工书画，嫁山东布政使张秉文，崇祯十二年(1639)，清兵攻济南，张秉文率军抵抗，城陷，孟式投水而死。有《纫兰阁集》八卷、《纫兰阁诗集》十四卷。孟式之妹维仪，字仲贤，早寡，守志清芬阁，致力文史，有《清芬阁集》八卷、《楚江吟》一卷，编《宫闺文史》、《宫闺诗史》、《宫闺诗评》等。方以智早年丧母，由维仪抚教，其《合山栗庐占·慕述》云:“惟我二姑，一节一烈，《纫兰》、《清芬》，世传双绝，不负家学，伟哉闺阁!”孟氏从妹方维则，有《茂松阁集》，与孟式、维仪共称“方氏三节”。方以智生母吴令仪，字棣倩，琴棋书画，种种精妙，三十而卒，维仪搜其逸稿，刻传《献佩居遗稿》。方以智妻潘翟，字副华，桐城人，有《宜阁诗文集》四卷。此外，桐城方氏女诗群还包括吴令仪从兄吴道谦之女坤元，字璞玉，十岁能诗，与方维仪、章有湘齐名，有《愁添集》、《松声阁三集》。章有湘，华亭人，字玉筐，章有渭之姊，嫁桐城进士孙中麟，有《澄心堂集》、《望云集》等集。
钱塘女诗群。晚明钱塘女诗人辈出，其中田玉燕、梁孟昭、顾若璞称誉一时。田玉燕，字双飞，田艺蕃女，与妹田飞燕俱能诗，有《玉树楼遗草》。梁孟昭，字夷素，有《墨绣轩吟草》一卷、《山水吟》一卷。《名媛诗纬》评曰:“夷素一代作手，为女士中之表表者。其长短诗歌，皆清新幽异，大小墨妙，远过前人。”虞净芳，虞淳熙之女，有《镜园遗咏》。顾若璞与梁孟昭相齐名，字和知，嫁黄汝亨之子茂梧，茂梧病段，若璞自称未亡人，有《卧月轩集》六卷。在顾若璞周围，又聚集着数位黄氏家族的女诗人:若璞子黄璨之妻丁玉如，字连璧，不仅能诗，且慷慨好大略;若璞弟顾若群之妻黄鸿，字鸿耀.有《广寒》、《闺晚吟》集。除以上数人外，钱塘女诗群还包括翁桓、陆么凤、张琼如等人。
秦淮女诗群。万历朝以后，南京青楼女子喜耽诗词，参与文人唱和，构成秦淮诗群，其中以秦马湘兰、赵彩姬、朱无瑕、郑如英、董白、顾媚、卞玉京为著。马、赵、朱、郑四人号为“秦淮四美”。马守贞，字月娇，善绘兰，人称湘兰，性喜轻侠，与吴中名士王稚登相知，稚登评其诗“字字风云”、“闻者神飞”。有《湘兰子集》。朱无瑕，字泰玉，歌舞、文史、诗文、绘事无不兼擅，才华倾人，而性格沉静，有《绣佛斋集》一卷，诗意清新情至。赵彩姬，字今燕，有《青楼集》一卷，《笔精》卷二评其“五绝楚楚风流，音谐句适，亦平康之秀也”。郑妥，又名如英，字无美，丰姿冶丽，有《寒玉斋集》一卷、《红豆词》，小诗婉而多风，颇具匠心。
吴门二大家。长洲陆卿子和徐媛，出身名门，嫁与名士，并擅文辞，相互唱和，时称“吴门二大家”。《列朝诗集小传》载:“小淑多读书，好吟咏，与寒山陆卿子唱和。吴中士大夫望风附影，交口而誉之。流传海内，称吴门二大家。”陆卿子，名服常，陆师道女，嫁松江赵宦光，偕隐苏州寒山别业，著有《云卧阁集》、《考架集》四卷、《玄芝集》四卷。徐媛，字小淑，徐时泰女，嫁范允临，著《络纬吟》十二卷。董斯张(徐姊范夫人诗序)称:“相敬如宾，或回文唱和，扬论古今;或亮月半天，川岩在览;或名花照槛，节序关心。每拈一题，夫子辄书之。”
此外，晚明还有一些较值得注意的女诗人群体，包括三水文氏:文翔凤之妹工诗能文，有《君子堂集》、《九骚》;翔凤之妻武氏，三水人，能诗，卒于崇祯初;翔凤继室邓氏，敬慕翔凤才名，伉俪唱随。华亭张氏:王凤娴，字瑞卿，华亭人，嫁宜春知县张本嘉，有集《焚余草》、《续草》;凤娴长女引元，字文妹，又字蕙如，著《贯珠集》;引庆，字媚妹，与姊引元唱和，有《双燕遗音》一卷。上元卞氏:吴山，字文名，当涂人，嫁上元卞琳，以诗闻名四十徐年，有《西湖》、《虎丘》、《广陵》等集，汇编《青山集》，魏禧作序;吴山长女卞梦任，字玄文，号篆生，工诗词，母女唱和，有《绣阁遗草》、《西怜闺咏》;吴山次女卞德基，上元人，诗词之外，兼善绘事。
二、晚明女诗人的时代文化心理
在阳明心学、三教合
一、市民思潮流行之下，晚明形成张扬个性的社会思潮，给女性解脱历史的束缚带来新的机遇。总体而言，晚明女诗人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相较明初、中叶，变化显著。
其一，女性自立意识高扬。晚明人文思潮催动下，女作者不甘寂寞，亲操文柄选政。沈宜修，不满旧闺阁诗选，欲扬当代女子之气，并担心一代才人湮没，而选《伊人思》，录诗46家，《伊人思自序》云:“世选名媛诗文多矣，大都习于沿古，未广罗今。太史公传管晏云:“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余窍仿斯意，既登碗淡者，弗更采撷。中郎帐秘，乃称美谭。然或有已行世矣，而日月湮焉，山川阻之，又可叹也。若夫片玉流闻，并及他书散见，俱为汇集，无敢弃云。容埃博搜，庶期灿备尔。”方维仪编《宫闺诗史》，评古论今，志在争衡文坛，《静志居诗话》称:“龙眠闺阁多才，方、吴二门称盛。夫人才尤杰出。其诗一洗铅华，归于质直，以文史当织妊，尚论古今女士之作，编为《宫闺诗史》，分正、邪二集，主于《昭明》、《彤管》，刊落哇，览者尚其志焉。”无疑，《伊人思》、《宫闺诗史》等集的出现昭示着晚明女诗人已不满足女性文学作为风雅的小点缀、小摆设地位，自立自为意识正逐步增强。
其二，追求名士风度。叶小莺怀志高远，沈宜修《季女琼章传》载云:“性高旷，厌繁华，爱烟霞，通禅理，自恃颖姿，尝言欲博尽古今。作诗不喜作艳语，集中或有艳句，是咏物之兴，填词之体，如秦少游、晏小山代闺人为之耳。……其爱清幽恬寂有过人者，又最不喜拘检，能饮酒，善言笑，潇洒多致，高情旷达，夷然不屑也。如此高情旷达，的青春少女诚是难为常人所理解，难怪其逸事广为流传，并衍生一些奇闻异谈，如袁枚《随园诗话》卷六载:“雨东顾鉴沙，读书伴梅草堂，梦一严妆女子来见，曰:‘妾月府侍书女，与生有缘。今奉救贵书南海，生当偕行。’顾惊醒，不解所谓。后作官广东，于市上买得叶小莺小照，宛如梦中人，为画《横影图》，索题，钱相人方伯有句云:怪他才解吟诗句，便是江城笛里声。
其三，性喜任侠。晚明士人喜任侠，女性亦不示弱。嘉兴妓薛素素，善绘兰竹，作小诗，飞弹走马，“以女侠自命”，人称“薛五”，每挟弹出游，观者如堵，陆弼《观素素挟弹歌》诗云:“侍儿拈丸著发端，回身中之丸并坠。”常熟人羽孺，本名翁孺安，字静和，追求名士风度，种兰啸歌，放舟吴越。《列朝诗集小传》载有其“风流放诞，卒以杀身”之事:“能书善画兰，明窗辈几，前兰种蒲，读书咏歌，故以素兰自号。明月在天，人定街寂，令女侍为胡奴装，跨骏骑，游行至夜分。春秋佳日，扁舟自放，吴越山川，游迹殆遍。天启七年九月中，夜漏三下，不知何人碟杀之。狱具，卒不得主名。”羽儒事迹在明末还被演为传奇。著有《素兰集》二卷，流传士林。《众香词》评其:“句效长吉，则牛鬼蛇神，穿天出月，雕戈谗鼎，不足为其色也;晚则形神俱瘁，荒烟野草，不足为其悲，雁断云迷，不足为其恨。”
其四，尚才艺。马湘兰、羽孺、薛素素皆善画兰，朱无瑕、傅灵修善唱戏曲，赵今燕精通诗词、歌舞。陆卿子、沈宜修精通诗词、书画。以叶小莺和小纵为例。小莺十岁能诗，年十三即作文赋，小楷精美秀逸，绘画别具风神。叶小纵嫁吴江派戏曲家沈嫌之孙永祯，既工诗、词，又能作杂剧，所作《鸳鸯梦》为明代戏曲史上杰出的女性作品，沈自征《鸳鸯梦小序》云:“若夫词曲一派，最盛于金元。未闻有擅能闺秀者。即国朝杨升庵，亦多诸剧，然其夫人第有《黄莺》数闽，未见染指北词。绸甥独出俊才，补从来闺秀所未有，其意欲于无佛处称尊耳。吾家词隐先生(沈景)，未见染指北词。……今绸甥作，其俊语韵致，不让酸斋、梦符诸生，即其下者，尚犹是周宪王金梁桥下之声，实与语此道者。”其五，雅重节概。晚明女诗人崇尚节概，令后世瞩目。方孟式在清兵攻破济南后投池而死，堪称女中豪杰。清初，侯氏女诗人咀嚼国亡家破的悲惨人生，共筑岁寒亭，诗词唱和以终。祁氏女诗人与岁寒亭唱和遥相呼应，以凄霖苦雨之音咏唱人生、家国之悲，商景兰《悼亡》诗云:“公自成千古，吾犹恋一生。君臣原大义，儿女亦人情。折槛生前事，遗碑死后名。存亡虽异路，贞白总相成。”扬州妓王微，字修微，才情不俗，晚年嫁华亭许誉卿，遭遇国变，相依兵灾间，临逝，以剃刀械衣贻誉卿:“当此丧乱之中，得全身为上，幸毋自辱。女诗人的民族气节，令人荡气回肠。
三、晚明女性诗歌的创作特征
明末女诗人诗歌成就卓著，这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够不囿于闺阁文学创作传统，感受时代思潮，自撼胸臆，自成一家言。如徐媛深受公安派诗论鼓动，诗任自然，不事雕琢，纯然“性灵”一派。范允临《输寥馆集》卷三《络纬吟小引》论其:“多师心独造，无所沿袭。”莆田周庚，字明瑛，受竟陵派沾薰，其《羹绣集》清新幽峭，有风雨悲鸣之意。晚明女性诗歌题材涉及闺思、亲情、世运等各个方面，其特征，概括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新晨
一是尚情贵真。“尚情”是晚明文学革新思潮的主流，女诗人推毅这一潮流，不遗徐力，以诗载写一代知识女性的情感心路历程和人生追求。如叶小莺《七夕后夜坐，红于促睡漫成》云:“池畔芙蓉映碧萝，岁星今又隔银河。侍儿未解悲秋意，明月高悬怯素罗。”不可否认，小莺的早逝与其多情善愁深有关联。黄媛介《读叶琼章遗集》叹云:“字字叙其真愁，章章烷其天趣。成风散雨，出口人心，虽唐宋名人亦当避席。但讶彼正桃李之年，何为言俱逼霜露?惜花太甚，遂成刻露飘零，咏鹊未期，竟兆惨离情事。清人沈钦韩为叶执纹《愁言集》跋云:“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常圆。钟情又怕伤心死，一卷愁言欲问天。”这不惟透见叶诗心，更是众多晚明女诗人尚情贵真、哀惋情韵的绝好写照，从中我们可以深刻体味晚明女性诗歌的可贵之处。
阅微草堂范文6
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早期，最初是一种为陶器着色时使用的颜料研磨器。北京聚砚斋砚台博物馆的创始人之一火来胜，既是砚台的收藏家，也是砚文化的专家，他认为，几千年来，砚成为推动社会文明不可或缺的利器，其本身也完成了从实用器物向艺术作品的转化。砚台从一个侧面记载了中国传统手工艺的发展，是历史上不同时代的缩影，它的独特气质与魅力，曾引得无数文人墨客为之赋诗填词、著书立传，乃至与之相依相伴，直至终老。 藏砚是一种行为艺术
砚台是古时文人读书写字必不可少的工具，朝夕相伴之间，生出一种主仆般的深厚感情。
唐、宋时，制砚工艺高速发展，文人不仅争相收藏砚台，还在往来书信中交流品评，或是潜心为砚台著书立说，比如米芾的《砚史》、欧阳修的《砚谱》、蔡襄的《砚记》等。这些人中不乏特立独行的“砚痴”。苏轼有一位端州友人，知道他喜爱砚台，想顺路为他代购几方，被苏轼委婉拒绝了，说自己就是手写坏了，砚台也不会坏，意思是手头砚台已经够用，言语间颇有些超然物外的意味。其实苏轼也就是说说而已，见到好砚还是会忍不住“据为己有”：先是看上张几仲家的一方龙尾砚，当即用自己的佩剑换了回来；后来行将就木之时，对米芾珍藏的一块“琅邪紫金砚”仍然念念不忘，竟叫人强行要了来，并嘱咐将这方砚置于棺中，说这样自己才能瞑目。相比苏轼，米芾爱砚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一次宋徽宗请他去宫中作画，拿了一方端砚给他用，画作完成后，米芾捧着砚台跪地不起，说砚台已经为自己所濡染，皇上不好再用，不如送给自己。“文艺皇帝”宋徽宗倒也痛快，哈哈大笑着说：准了。米芾抱着砚台手舞足蹈地飞奔而出，弄得满身墨迹也浑然不觉。
明清时期的砚台往往集雕刻、书画、诗词、篆刻等于一体，特别受到文人雅士的青睐。明朝鉴砚、藏砚之风盛行，砚底、砚侧大多镌刻有铭文，雕工精细。清朝时出现了象牙、水晶、翡翠等稀有材质，尽管实用性欠佳，但不失为艺术品，雕刻的题材也更为广泛，花鸟鱼虫、山川河流、民间故事等都可作为图案。清代书画家、雕刻家高凤翰，毕生收藏砚台千余方，年过半百时，右手病残，仍执着于作画和刻砚铭。他过世后，坟墓被掘，其中竟有百余方随葬的砚台。纪昀、刘墉也热衷收藏名砚，纪晓岚晚年嗜砚成瘾，还编撰了《阅微草堂砚谱》，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砚林珍作。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砚痴，亲友劝他买田置业，他却打趣说，自己生来就是贫寒命，于是背着祖传的砚台云游四方，继续寻觅好砚，当收藏的砚台达到一百零二方的时候，他自称为“百二砚田富翁”。金农认为砚台亲君子而远小人，所以宁肯与砚台相伴终生。
直至今日，砚台制作从来没有中断，一代又一代的制砚艺人赋予砚台持久的生命力，赏砚、藏砚者也大有人在，像火来胜这样，痴迷砚台将近四十年，对各种砚谱、砚史早已烂熟于心，一提到哪里有一方好砚，眼睛便烁烁放光，这份情怀，恐怕与古时那些“痴人”没什么两样。 展读砚中的沧海桑田
砚台的出现是为了研墨。砚台讲究质地温润，其石材本身的妙处也成为世人品砚、藏砚的关键。历史上有“四大名砚”、“十大名砚”等各类排行榜，现代人藏砚，同样关注是否“出身名门”，比如位居名砚之首的端砚，向来价值不菲。不过，细数古代嗜砚成瘾的文人，大多重在玩赏，实用倒是其次，对于石材优质、做工精良的砚台当然求之不得，但另一方面，收藏砚台，也是为了一份恋旧感怀之情。
舞文弄墨是古代文人赖以生存的手段，不免终日都要与文房四宝为伴。砚台坚固耐磨，一般不易损毁，或伴着主人挑灯夜读，或陪同主人上京赶考，或与主人分享金榜题名的喜悦、分担落榜之时的忧郁，可以说忠心耿耿，与主人生死与共。宋代陆游有诗云：“穷交谁耐久？晨暮一破砚。”即便是一方破砚，主人也会对其备加呵护，稍有磕碰，一定要想方设法补全，直到用至砚台“寿终正寝”，才与其挥泪而别。陆游在诗中还写过一方与其常年相伴的砚台，因其不慎使砚台坠地而感到万分失落，他试着用胶漆粘补，勉强修好，虽然研墨功能大不如前，但终归是心爱之物“失而复得”，还是坚持使用。再如唐代的李元宾，旅途中失手摔坏一方友人送的砚台，想到这方砚台与自己默默相随多年，而且是友情的见证，不忍心就地丢弃，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回到京师后，将其礼葬。韩愈听闻此事，特意作文表达对李元宾的赞赏，称他有情有义。
火来胜认为，砚铭带给人的享受，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材质。他收藏的第一方砚台，是从一位乡亲手中得来的清代山水铭文砚，初见时，外表粗糙不堪，洗净之后，竟然出现一幅山村早春日出的图案，并配有一行铭文。在砚上镌刻表示归属的铭文，古已有之，至唐宋两代，文人开始在砚台上雕刻抒情怀古的铭文，表达自己对生活中种种境遇的感悟。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的长子前往饶州任职，苏轼特意送给他一方砚台，刻有“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意在鼓励长子在工作中积极进取，求道若渴，治理钱财能以施为贵，断案时能怀有一片仁心，体现上天好生之德。还有一方让砚台藏家倾心的传世绝品――宋代民族英雄岳飞的“正气砚”，共有三条铭文，一是岳飞的，二是谢枋得的，三是文天祥的。岳飞的铭文是：“持坚守白，不磷不缁。”岳飞遇害一百年后，这方砚台被宋末爱国诗人谢枋得收藏，新刻铭文：“枋得家藏岳忠武墨迹，与铭字相若，此盖忠武故物也，枋得记。”谢枋得与民族英雄文天祥是同榜进士，交情甚笃，他不惜割爱，将珍藏的岳飞砚赠给文天祥，文天祥又写了一首砚铭，刻在砚侧，以明其志：“砚虽非铁磨难穿，心虽非石如其坚，守之佛失道自全。”这方有系列砚铭的砚台记录了一批爱国志士的抗争历程，对后人有着深远影响。火来胜说，收藏砚台的妙处在于感知历史，尤其是古砚，饱经历史沧桑，具有极为丰厚的人文特质，沉淀的是历代文人墨客的气韵。 Info 博物馆里赏古砚
砚台的投资功能古已有之，宋代大书法家米芾就曾以一方砚台换得一处宅院。如今，在艺术收藏的行列中，砚台也不失为一只“潜力股”，近年来，官方估价百万以上的砚台不在少数。收藏砚台，应当多看真品，博物馆是一个赏砚的好去处。2010年，火来胜协助另一位砚台藏家，初步建成了一座砚台的博物馆――“聚砚斋”，成为国内外砚台收藏家、爱好者交流的重要场所。此外，国内多数博物馆也都藏有古砚，或举办古砚展览。
聚砚斋位于琉璃厂，开阔的展厅分为砚台春秋、众砚争辉、名砚精品三个板块，展出近400方砚台。展览从一个商代的“凹窝研磨器”，即砚台的雏形开始，系统梳理了中华砚文化的发展历史，全面展示了中国的四大名砚以及地方名、名人用砚中的精品。除石砚外，聚砚斋还展出了包括玉砚、银砚、瓷砚、水晶砚、紫砂砚等多种材质的砚台真品。 砚台的千年流变
汉代：前期大多由原始研磨器转化而来，就地取材制成天然圆饼砚，古朴，原始；后期配以足、鸟兽雕饰，雄浑大气。
三国、两晋、南北朝：瓷砚大量问世，南朝三足圆形瓷砚线条简洁，率真自然；北朝四足方形石砚，雕有骑兽、力士、舞蹈团等，可见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子。
唐代：为满足文人墨客书画创作的需要，贮墨量大的箕形砚出现，造型丰润饱满。
五代：随着高脚椅的出现，平台砚逐步代替带足砚。
宋代：流行方正简约的抄手砚，是由箕形砚演变而来，砚底挖空，两边为墙足，可用手抄底托起。
元代：砚台的形制粗犷豪放，线条刚劲有力，展现草原民族的强悍民风。
明代：宽扁的长方形砚成为主流，石材更为讲究，砚随石形，奇形怪状的砚台不少。砚背、砚侧或砚面上出现名人镌刻的题记，砚的功能逐渐由实用品走向工艺品。
清代：造型雕饰繁复，华丽有余，开创不足。 砚台的别号
即墨侯：毛笔被封为“管城子”，而砚被唐朝的文嵩在《即墨侯石虚中传》里封为“即墨侯”。作者称砚姓石，名虚中，字居默。
万石君：宋人爱砚，坡曾为“罗文砚”作传记《万石君罗文传》：“罗文，歙人也，其上世常隐龙尾山。”并封其为“万石君”。
陶泓：唐朝韩愈作《毛颖传》，称砖瓦砚为“陶泓”。唐宋时，石砚虽然出现，但原料的开采、制作受到条件限制，便于生产的瓷陶砚仍多于石砚，在称呼上也总是把砚和陶瓦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