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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范文1
【关键词】城市化 信息时代 挑战 对策
一、前言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们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城市化的程度往往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城市化进入了实质性的飞跃发展阶段，城市化进程不断提速，大城市发展势头尤为强劲。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已经被确定为我国下一阶段改革发展的主导战略之一，我国的城市化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与挑战。
二、我国城市化进程发展阶段与现状
中国城市化进程即中国农村转化成城市的过程。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中叶，由于受到世界列强的侵略，以及受到军阀割据的困扰，导致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不均衡。自50年代中期以后建立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使得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一）1978年以前。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大陆的城市化相当缓慢，中国的城市化呈F出以下几个特点：政府是城市化动力机制的主体；城市化对非农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很低；城市化的区域发展受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制约；劳动力的职业转换优先于地域转换；城市运行机制具有非商品经济的特征。
（二）1978年以后。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城市化，是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条件下迅速推进的，城乡之间的壁垒逐渐松动并被打破，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得中国的城市化呈现出以小城镇迅速扩张、人口就地城市化为主的特点。然而我国目前快速的城市化过程却是建立在绝对程度较低的城市化水平之上的。从宏观层面来看，城市化的质量不高且城市化率偏低。
三、我国城市化面临的挑战
在2050年之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必须从36%提高到70%以上，在这个过程中，下列挑战不可避免：
（一）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当前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面临着资源紧缺与浪费现象并存的严峻考验。能源和自然资源的超常规利用为中国城市化带来了压力。从2011起到2050年之间，中国城市要达到资源和能源消耗速率的“零增长”和“负增长”的要求，要实现联合国提出的城市“四倍跃进”的目标，要全面达到城市土地利用的合理平衡，都是严重挑战。而中国城市的生态环境（大气环境、水环境、固体废弃物环境、社区环境和居室环境）仍然处于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状态。
（二）基础设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和质量对于中国城市化亦有压力。到2050年前后，中国城市发展所需要的基础投入大约在40万亿-45万亿元人民币的数额，相当于每年平均投入8000亿至9000亿元人民币，这大约是2001年GDP总量的十分之一。只有基础设施的健全与完善，城市才能担当起新一轮财富集聚的经济增长点。
（三）城镇平衡。传统管理制度下的城乡差异巨大，中国现有农村人口是城市人口的2.25倍左右，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依然突出。城乡隔离的二元管理制度，把中国公民人为地分割在城乡两个不同的生活平台，城乡居民之间在就业选择、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城乡利益分配机制的不均衡性，加剧了城乡差距，提高了农民的进城成本，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重大挑战。
（四）社会保障制度。人口总量、劳动就业人口总量、老龄人口总量高峰相继来临，由此产生的城市的生存保障问题，解决劳动力的就业机会问题，全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问题，老龄化社会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等，都是城市化进程面临的巨大挑战。
四、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措施
如何克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表现出的各种问题，是城市化战略推行的中心思考。中国城市化发展必须在遵循城市化普遍规律的基础上，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有自己特色的发展路径。
（一）适应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要求。尽快修改《城市规划法》，放松对大型、超大型城市的规模控制，构建2―3个世界级城市，作为我国城市体系的龙头。同时要十分加强城市功能与基础设施的完善、积极投入数字城市的建设、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改造、城市服务体系的提升等，将中国城市的竞争力置于国际的大背景之中。
（二）加强城市规划，完善城市管理，将中国城市的发展视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系统。城市化进程中的规模设计应统筹考虑，应当进一步调整全国城市布局，优化城市功能和加强产业转移力度，放大城市扩散效应，将其真正塑造成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城市建设规划必须以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为基本依据，加强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城市管理的民主和透明程度应大大提高。
（三）加强绿化和环境保护投资。提高森林覆盖率、恢复草原植被、保护农田、加大城市绿化面积，不仅仅具有保护生态平衡和改善人居环境的意义，还具有保护大气环境的意义。同时，要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科学技术的发展，提高能源的利用率，改变传统的以高资源消耗为代价的经济发展。
（四）加大中小城市的建设步伐，重点提升城市建设的质量。中小城市是中国城市体系的中坚力量，其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到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目标，要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选择合适的路径。
（五）逐步消解城乡二元管理制度，建立城乡居民相对均衡的利益分配机制。改革户籍管理制度，逐步打破“二元结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体制，积极引导，加强管理，实现人员自由流动，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城乡一体化。除此之外，国家还应尽快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把保障的覆盖面扩大到所有从农村地区进城的新移民，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
参考文献：
[1]王桂新.城市化基本理论与中国城市化的问题及对策[J].人口研究，2013（11）：8-13.
城市化进程范文2
关键词：城市化进程；城市设计；可持续功能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剧，社会化进程推进速度飞速，城市的建筑设计与规划在社会化进程中显而易见，而城市的建筑设计和规划的设计是对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生活方式，地域特色，的综合体现。在亚洲，欧洲，美洲社会大背景下的城市，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与建筑规划特色，这之间的城市设计语言的表现也是对民族特色的表现。
一、亚洲，欧洲，美洲社会大背景下的城市特征
城市的建设与规划必然离不开设计师对每个城市的不同认识。各大洲与设计风格和设计的语言表达之间也有着紧密的联系。一座大厦的兴起、一个景观的树立，一座花园的建立其内在的因素多为对城市设计与其功能性的，需求性的建设。
1、亚洲—中国经济发展下城市化特征
以亚洲的中国为例，中国的改革开放较晚，但中国人口众多，人口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型发达一线城市，社会化进程中的步伐飞速发展，以满足城市功能性的需求。据《人民网》数据统计，北京市城区的农业人口已由1995年的52.8万人减至45万多人。在未来的几年内，北京城区将形成“大城市、小农村”的格局，农业人口和农村耕地的缩减，将进一步促进城乡一体化。仅朝阳区的农业人口，已由1990年的100万人缩减至近20万人。据悉，年内又将有8000多户农民告别田园生活，步入城市居民的行列。从这一数据来看，急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在大城市未做好充分的准备时会造成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2、欧洲—英国工业化国家城市化特征
欧洲各国的城市建设与规划早二战前已经初见规模，经济发展水平高，生活指数较高，城市化进程普遍没有激增现象，这与社会安定，经济发达，国民文化水平较高，社会发展稳定，城市人口分布较合理。英国的城镇化坚持以城乡规划为主体的公共干预政策。英国在城市化初期，由于人口和产业活动的迅速集聚而城市缺少必要的供水、污水和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致命疾病的流行。自19世纪中叶起，英国通过了一系列的法案，对环境卫生问题进行管理。1909年颁布的《住宅与规划法》成为世界上第一部城市规划法，标志着规划成为重要的政府管理职能和引导城镇化进程的公开政策。继英国之后，欧洲各国相继建立了城市规划体系，采取了有力的行政干预来改变城市环境。各国相继制定法律法规对城市化和城市建设进行强制性规定和规划引导，并在城镇化进程中经历了制度、方法和技术的不断演进和完善。
3、美洲—美国在城市化进程征
美洲—美国为例，自1840年美国城市开始发展到1970年，美国城市的郊区人口超过城区人口，这一时期城市化率达到了73.6%，基本完成城市化进程。同时美国政府对各城市之间的经济规划与城市规划有紧密联系。对城市的建设也较为合理，依据这人口数量，经济实力与建设成本。
二、分析城市化进程对中国北京的影响
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城市面积属于大型城市，人口到2015年已达到2170万人，由于20年的改革开放的发展。不断有更多的跨国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等涌向北京，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有了更多的问题与矛盾。比如说：空气污染，交通堵塞，资源的不足，生活质量的下降，使得北京的社会服务与城市服务满足不了人们生活工作的基本需求。
1、城市副中心的建立与实现
从2013年开始，北京的老城区已经无法保障人们生活居住的需求。故政府提出建立北京城市副中心，将周围50公里内的外省城市囊括到副中心，一些政府机关搬迁到副中心办公与生活。形成新的社区型工作生活一体化。以缓解老城区的居住，生活和交通压力。城市的建设与规划是在逐步建立与完善，一些城市的功能已不能满足当时生活与居住的需求，北京在2001年的常住人口为1364万人，在十五年间，激增到2170万人。这一数目的激增带来的是城市化的推进，但日趋显著的问题也凸现出来。印度孟买与中国北京的问题较为相似，我们简称“大城市病”。
2、展望未来城市设计的想法与理念
城市的设计首先的考虑因素是“以人为本”，无论是生活、工作的地点都要有一定的合理性，舒适性。城市的设计要围绕着城市的发展做适度的调整与调节。城市的发展也要围绕着“可持续发展进行”，资源的可再生与循环可持续利用是今天我们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未来城市建设中所用到的材料与材质仍可以采用循环材料，可再生材料进行设计。以北京为例，北京在2008年举办完奥运会后，场馆的使用发生了变化。最具代表性的“鸟巢”和“水立方”，现在是对外开放的体育场馆或举行大型赛事与表演。场馆在建设过程中用到的座椅与看台都具有可调节功能，以求更大限度的使用场馆。城市的设计与规划依托着生活在这所城市每一个人的生活质量与生活幸福指数。笔者法国巴黎曾听过一句谚语“你在巴黎生活过，就会有巴黎的气质”。的确在设计规划师的性格与气质也会在城市的设计与规划中体现。我们每个人生活过，工作过城市的特征，在我们身上会留下深深的烙印，与此，城市在设计与规划中也充分考虑到“人本主义”，将可持续性与未来功能叠加到设计规划中。我也对我所生活的，热爱的城市—中国北京在设计事业上贡献一份力量。
作者:李文琦 单位:北京城市学院
参考文献：
[1]冯健周一星.1990年代北京市人口空间分布的最新变化.城市规划.2003(5)
[2]刘瑞芳.北京西南地区“城中村”改造有关问题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3.
城市化进程范文3
彭 澎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研究员、管理学博士
唐 昊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师、专栏作家、博士
提高“准入门槛”，广州就安全了？
《同舟共进》：前段时间，有广州市民建议提高城市准入门槛，以此减轻城市压力、增加城市安全感，也有广州市的学者和政协委员发出这种呼声。作为广州市民，你们二位怎样看待此事？
彭澎：首先我觉得这个建议不太可行。广州市社科院的10位学者做了一项调研活动，从市公安局收集了广州10年来的治安数据，经系统研究分析后发现：广州市近年来每年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有近80%是外来人员，且落网前多居住在出租屋，犯罪形式多为“两抢一盗”。但即使犯罪主体是外来人员，也不能说提高准入门槛广州就安全了，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广州外来犯罪人员为什么多？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广州市的气候比较好，四季温暖，不像北京冬季天寒地冻，这样外来人员的生存成本相对较低，作案成本也相对较低；且广州市对于外来人员没有什么限制，不像北京、上海、深圳，利用工种或证件限制了许多外来人。上海的许多工作比如出租车司机，外来者是不可以做的；广州在许多外地人眼里就是个“富地方”，很多人来这里就是要“淘金”、“寻找机会”。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使得广州的外来人员比较“杂乱”。但近年来犯罪行为增加，本身有更加复杂的原因，这是一个社会现象，不独广州如此，应该放在整个社会背景下考虑问题。
唐昊：外来人员犯罪、城市人口分化、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互不信任，确实已成为广州城市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但来自政府的统计数据表明，2003年废除收容遣送制度之后，广州的治安情况并没有趋于恶化，公众对“社会治安”的满意度达到4年以来的最高点，而这4年来广州的外来人口有增无减。这也说明，治安状况的好坏跟流动人口增长、城市准入、收容遣送等政策的废除实际上并无必然联系，更没有理由把外来人员都看成是潜在的犯罪因素。
《同舟共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准入门槛是否很难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彭澎：对。从很多方面看，这个建议都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提到了广州的城市精神。广州一直以“开放、宽容、创新”著称，这也是城市精神的内核，广州能得到全国赞誉，与此不无关系。如果现在忽然提高准入门槛，是否违背了广州的城市精神，或者说这种城市精神还能继续存在吗？
唐昊：目前广州外来人员至少在500万以上，如果认真分析一下，就必须承认，在庞大的外来人口中，没有多少人就是为了作案、为了过那种心惊胆战的生活而来的，大部分犯罪的原因是生活窘迫。不少外来犯罪人员是无业游民――所谓外来人犯罪问题，实际上是外来人口的生活出路问题。此外，生活水平、保障体系的显著差距，以及城市对外来人口的歧视性政策，引起外来人口反感进而造成本地人与外来人口矛盾日渐加深。这里既有外来人员的责任，也有城市自身的缺陷。
直击城市安全的方方面面
《同舟共进》：在现实生活中，更常见、更让人头痛的是食品、药品的安全问题，食品中添加致癌物等危害健康的例子不断涌现，这些问题是否也属于城市安全的一部分？
彭澎：这个问题可能需要从三个角度来看：首先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恶性竞争，现在市场竞争确实非常激烈，争取顾客最有效的手段就是价格，或者利用同等价格使自己的商品看上去更“出色”，而降低成本是有限度的，当成本低到不能再低，一些人就开始利用造假、掺假争取最大利润；其次是地方保护主义，当地生产的食品有问题，有关部门是知情的，但这些部门睁只眼闭只眼，因为它们认为这可以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相关卫生部门、质检部门还能得到“好处”；再就是购买者贪图便宜的心理，为什么劣质货能卖得出去，为什么“走鬼”生意屡禁不止？有些顾客确实是被蒙骗了，比如现在社交场所流行喝洋酒，第一瓶酒可能是真的，第二瓶就开始来假的了！喝过之后很多人也会怀疑，却几乎无人追究。顾客的这种心理，是使劣质商品能够源源不断生产出来的另一个原因。有需求，当然有市场。
《同舟共进》：我们在食品卫生安全监管这一块是否也存在问题？
彭澎： 相对于国外的一些措施，我们目前在食品方面的监管力度确实还差很远。美国对食品安全的要求非常高，在咱们看来甚至是苛刻的。他们的任何食品不得以任何方式隐瞒其损坏、变质，也不得添加有损健康的物质，否则便是违法行为。美国超市里的牛奶，如果标明保质期是7天，那么在第7天必须从货架上退下来，没人敢隐瞒，因为一旦发现，罚款非常厉害！但我们的相应措施却很不到位。食品安全对百姓、对整个民族都是大事，含糊不得，政府应当加强监管，加大惩罚力度。
唐昊： 最近几年一些跨国企业的产品安全问题很多，先有肯德基的苏丹红事件，宝洁SK－II被诉含有害成分，以及雀巢奶粉碘含量超标等等，跨国公司在中国经营的诚信问题开始大受质疑。为什么在母国运作良好的跨国公司，到了中国却频频“出位”？不严格的市场监管造就不守法的企业。在经济领域，没有什么“圣人”。中国社会要进步，经济要正常发展，市场规则的完善是必经之路。
《同舟共进》： 广州市最近的“禁摩、禁电（动自行车）”风潮，民众有议论说是为了彻底打击“飞车抢劫”，据说初步效果不错，您觉得是这样吗？
彭澎： 其实“禁摩、禁电”的最主要原因不是为了广州市的治安，而是出于交通问题的考虑。不然“禁摩”还可以理解，“禁电”如何解释？而且“禁摩”虽然对“飞车抢劫”有一定的打击，但利用它作案的人毕竟是少数。现在已经发现，禁了摩托，作案者开始改用面包车了，他们把人强行拉到面包车里，驶到郊外，抢完财物后抛下受害者。这种方式其实更危险，而且已经有“绑架”的性质。“禁摩”的另一间接结果是入室抢劫案增多，不在道路上抢，却深入住宅区了！对作案工具的清理，并不能保证安全、杜绝犯罪。
《同舟共进》：专家们生活在广州，耳闻目睹上述种种现象，很想听听你们对于安全感的自我评价。
彭澎：在广州生活，安全感确实比较低一些，这是我的亲身体验，也是在同其他地方的朋友们交谈过程中感受到的。我是自己开车上下班，每天停车后都要牢记关好车门，然后再左右看一番，捂好包，但不敢边走路边打电话，手机这样被抢走的人太多了，我的同事中遭此“不幸”的就有好几个。本来每天工作已经很累，上下班路上还需这样小心，真是不轻松！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有些问题必然会涌现。
犯罪是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副结果
《同舟共进》：城市安全出现危机，其突出表现是社会犯罪率尤其外来人口犯罪行为增加。2006年发生在广州的打工仔郭云案就曾引起较大的社会轰动。当类似案件不断增多，是否不应仅仅视为单一的犯罪现象，是否预示着某种社会问题亟待解决？
彭澎：这些事情确实有一系列社会问题跟在后面。从个案上说，郭云案原本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他在犯罪前有神志不清的表现，救护车也去了，也有警察在，但他们没有抓住机会。这凸现了我们的社会预防机制方面存在问题。从弱势群体自身来说，现在的外来工自身利益得不到保障，他们受到不公平待遇时毫无办法，只能忍受，心中的怨气越积越深，成为社会仇恨，一旦受到特别刺激，很容易心理失衡；从整个社会看，我们正处于人均GDP1000美元时期，这是社会矛盾最易激化的风险阶段，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带来诸如贫富悬殊、分配不公等社会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造成矛盾激化，产生冲突。
城市化进程范文4
关键词：城市化 农村金融 金融创新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12-195-02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广大中东部农村地区的经济社会逐步向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农业产业化方向发展，逐步进入了城市化发展新阶段。
城市化不仅表现为农业人口由乡村向城市转移，城市区域的扩张，还表现为农村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农民生活形态、生活意识的转变以及经济社会各方面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过渡。在这一特殊的经济格局中，原来的农村金融体系所面临的生存和需求环境正发生着深刻变化，农村金融包括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农村合作金融，是农村经济发展中比较重要的资本要素配置。农村金融兴，则农业兴；农村金融活，则农业活。在这些经济模式转型地区，如何重构适应城市化经济发展趋势的农村金融支持体系，加快农村金融改革创新，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已是当务之急。
一、农村在城市化进程中对农村金融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
农村向城市化的转变是区域农业战略性结构调整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结果。农村经济转型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农村金融资源的需求呈现刚性增长态势，新的县域、区域发展形势和金融市场的激烈竞争对农村金融体系中的银行信贷和金融服务和创新都提出了更新的挑战和更高的要求。
1.城市化进程中民营经济的异军突起，迫切需要农村金融的支持。伴随“国退民进”步伐加快，民营经济日益活跃，中小企业在激烈多变的市场竞争中表现出极强的适应性和生命力。宜兴市民营企业以私营个体经济为主，82％民营企业分布在城市化进程地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其总量和规模也不断扩大。
从表1可看出民营经济已逐步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成为区域经济体制变革的推动力量。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迫切需要大量较低成本的信贷资金投入，又需要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然而，由于民营中小企业大多处于创业阶段，生产规模小、资本实力薄弱、设备落后，以及制度方面的限制，是经济发展中的弱势群体，所以，融资问题就成为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
2.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工业化进程加快，迫切需要大额农贷资金。大多城市化进程地区在原农村基础上，逐步实现以主导产业为重点，区域化布局、规模化建设和产加销一体化的农村产业化，逐步完成以市场为纽带，经济效益为中心，先进技术与生产方式相结合，农工贸一体化的农村工业化。根据宜兴市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7年镇工业园区资金来源于农村金融贷款、民营信贷及民间资金和地方政府投资的资金比例分别为15.36%、17.25%和34.23%。随着人口向城镇集中，农业向规模经营集中，工业企业向园区集中的进程开展，资金的需求会面临短缺，在这种情况下，农村金融则需进一步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为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工业化提供有效可靠的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
3.农村基础设施等外部环境建设，迫切需要农村金融的大力支持。在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国家加大了对农村道路交通、教育、卫生、水利等公共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然而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信贷资金的短缺和脱节现象依然严重。根据统计资料反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资金80%来自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而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很低。
4.农村潜在的巨大消费市场，迫切需要启动农村消费信贷。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人口依然在总人口中占主体地位，广大农村地区隐藏着庞大的消费群体。2009年宜兴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201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1230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4902元，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8519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仍大大低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水平，虽然全市农村消费品零售额136.36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54.57％，但是住房、教育、耐用消费品等领域的消费信贷在农村地区尚未启动。
二、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在农村城市化进程中遇到的瓶颈和存在的问题
1.支农主体缺位，金融服务配置不平衡。广大农村在城市化过程中，金融支农主体缺位，信贷服务功能弱化。一是商业性金融支农弱化，近年来基层农业银行经营战略调整，管理权限上收，信贷投入向城市及大中型企业集中；二是政策性金融作用萎缩，目前农业发展银行主要对粮棉油政策性收购负责，而对非农产业和工业化支持几乎是“真空”，而国家开发银行又尚未进入农村；三是作为农村金融主体，农村信用社自身制度和体系建设正在不断的深入当中，经营和定位问题比较突出。农村商业银行在面向个体经营业主和农户的金融业务依然以传统的存、贷、汇为主，缺少信贷服务品种创新，淡化了农村金融的职责。农商行大额的贷款对象，通常是由政府部门担保的一些大型企业或项目，对转型农村地区个体经营和农户的信贷服务工具缺乏，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一般都得提供相应的抵押和质押，资金运作能力差，加上其贷款受地方政府干预性很大,不能更好满足城市化的经济发展需求。
2.资金积累容易，信贷投入水平却滞后。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地区的存款余额提高了，而农民没有投资渠道。同时，由于货币的逐利性原因，信贷资金的流向是从农村流向城市，从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事实上，邮政储蓄机构只存不贷，吸收的资金大部分调离了农村；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资金也不自觉地瞄准了中心城市和大的企业；各商业银行农村网点机构，吸取的农民存款资金只有很少一部分用于支持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据统计，县域级金融机构新增存款转化为当地信贷投入的比率平均不足30％。
3.投资风险大，补偿机制与保险机制不健全。产业化的项目投入和工业化的产品创新要受到自然条件、市场环境和政策因素的影响，具有一定程度的风险不确定性。金融部门对其进行信贷需承担一定的风险，而面对客观存在的风险，尚未建立较完善的担保机制，也缺乏相应的风险补偿机制。保险机构的经营理念决定对农保险的品种较少，保险机构在农村分布的薄弱影响了农村经济补偿机制，保险产品供给与农民需求的不匹配，导致城市化进程地区农业保险市场十分不景气。
三、农村金融创新自身服务体系和功能，适应城市化进程发展
1.找准农村金融创新依赖途径，确定农村金融发展目标定位。在城市化进程地区，“三农”的发展后劲十分巨大，农村金融机构的创新要立足“三农”，因地制宜地确定竞争战略，凭借着天时地利人和，农村金融必须抢先占领农村地区优质领域和巩固长期的优势地位，立足当地市场，对市场信息反应迅速、全面、真实，挖掘潜力客户，创新业务品种，找准自身发展定位。
农村金融的功能定位要求各农村金融银行部门要树立“零售银行，农户银行，社区银行，中小企业银行”的功能形象，在新的发展形势下，拓展支农工作思路，延伸支农金融服务，贴近农户金融需求，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
农村金融要更新经营理念。一要按照“三农”服务的经营方向，改进服务方式，完善服务功能，切实助推地区经济转型；二要坚持“双赢”取向，在帮助农村经济实现腾飞、增加社会效益的同时，实现农村金融的自身效益；三要更新观念，与时俱进，从支持传统农业向支持“大农业”转变，从支持传统农民向支持现代农民转变，从支持小作坊经济向支持工商业转变。
农村金融要扎根农村，巩固农村市场，支持好农村民营经济、私营经济等中小企业和各类合作经济的发展，密切关注新建工业园、科技园、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金融需求动向。农村金融要针对不同农村客户及其发展特征，充分发挥“农”字特色，做足“农”字文章，将更多的资金吸引到农村，推进现代农业区域特色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促进“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的“一元”结构转变。
2.构建新型农村金融组织构架，提升农村金融服务职能。
（1）完善政策性金融体系新型职能。第一，农业发展银行加大政策性支农力度。农村金融主要靠市场机制运作，农发行就是要弥补市场机制的局限性，满足不能通过竞争性金融活动而获得满足的农村金融需求，尤其对体现国家宏观产业政策，地区发展战略或社会发展目标的项目，进行条件优惠的资金融通。拓宽农发行的业务范围，支持好农业科技研发、农业结构调整，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综合开发和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等政策性金融业务，允许其发放农业产业化贷款、区域基础设施贷款等，尤其要重点关注城市化进程中的特色产业和中小企业的项目贷款。农发行要与县域的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形成既分工、又竞争的农村金融格局，共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第二，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农业保险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征，是化解农业产业化风险、保障农业生产者利益的一种有效手段，有助于提高农业抗风险能力，进而更好地引导信贷资金流向“三农”。根据城市化进程中地区农业风险特征，政府应加大农业保险的政策扶持力度，成立专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建立财政保费补贴机制；从财政上加大对农户、地区企业所交纳的保费，为农业保险公司的经营亏损提供适当补贴；此外还可适时建立国家、省两级农业发展基金，通过政府的适度补贴或委托，吸引和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等社会各方力量的参与。
（2）构建竞争有序的商业性金融体系。农村向城市化进程地区，农村金融市场的主体依然是竞争性商业金融，各农村金融机构要因地制宜完善自己的服务，开发新型金融保险商品，为富裕农民、发展农业、繁荣农村作出贡献。
首先，农业银行要发挥国有商业银行优势。农业银行一方面要扭转农业银行近年来出现的“离农”倾向，另一方面要将农业银行的业务重心定位于县域经济，发挥其促农支商优势。第一，农业银行要积极调整信贷结构和投向，支持特色产业、劳动密集型特征和比较优势的行业，资金支持重点要从分散农户向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业科技园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县域工商企业转移。第二，农业银行要将信贷对象重点放在朝阳产业、农业区域特色经济上。第三，农业银行利用自身营业网点广泛的优势，积极开办银行卡、、租赁、担保、保管、理财和信息咨询等新产品，发挥好金融结算和居民消费信用功能，满足区域多元化的金融需求。
其次，农村商业银行体现新型运作模式创新。在农村信用社的基础上创建的农村商业银行要进一步完善信贷业务，继续采用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农户联保贷款方式，推进外来人员创业、科技发展等贷款种类和个人消费信用贷款；推广农业产业化基地、农村工业园区综合授信贷款，充分发挥整体融资优势。同时，要大力发展中间业务，推动交易工具和业务品种的创新，不断增强服务功能。积极开办支农金融超市，根据农村“产业大户”、“龙头企业”等新型农村经济主体的不同特点，采取“一户一策”、“一企一策”的办法解决融资难等问题。
（3）引入互补性发展的新型竞争实体。首先，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村金融要允许多种形式的金融组织形式在地区的生存和发展。政府应积极鼓励民间资本以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兴办民营商业银行，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农村，发展地方民营中小型金融机构，增加对农村民营企业的贷款。按照农民自愿的原则，适当发展农民资金互助组织，充分发挥农民内部互助与融资的作用。其次，建立和健全农村信托机构，开办农用资金的委托业务，农村信息咨询业务，帮助农用企业、农民合理理财，调剂资金余缺，为农村经济市场化导航。
3.完善农村金融创新的信用制度，形成农村金融保障体制。
（1）建立农村企业和个人的信用制度。城市化进程地区的农村金融机构的交易主体具备点多面广线长，贴近农户、深入农村的优势，就资金投入来讲，尽管单次信贷成交数额相比城市可能并不庞大，但是需求分散且广泛，且农民和不成熟的中小企业都是典型的高监督成本的融资对象，如果实行全面的事后监督，其贷款收益往往不足以弥补其监督成本，加上政策因素影响，信息不对称问题相对严重，极易造成金融机构效益低，引起金融机构“收款难”，农民“贷款难”的恶性循环。因此，建立和完善信用制度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意义就显得十分重大。
（2）建立农村金融机构的信用保障体制。首先，建立和完善信贷担保机制。对于农村中小企业的信贷需求，农村金融机构应积极与地方政府相配合，建立适宜的信用担保体制。一方面，在自愿参与的前提下,构建农户联保、个体工商户联保、企业联保机制；一方面，各级政府从财政收入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成立涉农贷款担保基金，支持“三农”的发展。其次，建立和完善信用风险预警管理机制。对于农村金融机构自身，有必要建立起风险防范预警机制。在款项贷出以后，严格实施贷后风险监测，定期跟踪监控信贷资金流向。一旦发现客户账面出现问题或其他可能影响信贷资金安全的迹象，可以立即与该客户联系，并采取相应措施，防患于未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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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何广文，冯兴元.农村金融体制缺陷及其弥补的路径选择[J].经济科学，2005（7）
城市化进程范文5
城市化过程有起点也就有终点,不可能无限止的发展。从总体而言,当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达到70%左右,总的城市(城镇)用地规模也就变化不大了。因此,城市规划必须从区域着眼,分析各种规模级城镇吸纳人口的可能性,同时科学预测其相应实现的阶段性。这种规划还应该与基本农田保护规划相互匹配,而不是二张皮。所以,若讲控制规模实质必须付以明确的时空观念。时间应界定在我国城镇水平接近或达到70%左右,即将进入变化曲线的第二个拐点的时间,空间则应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既保证我国粮食的基本自给,又使城市可以弹性发展,进行平衡和布局,寻求可以拓展的备用空间范围。最近江苏省率先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把村镇建设规划区与基本农田保护区结合起来加以划定的工作,亦称“二区”划定工作,很值得各地借鉴。
布局问题。城市的布局应该有二层内涵。一是指大的地域空间内的城镇分布均衡性问题。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条件优劣的变化,在全国范围内必然出现城市分布疏密差异的不均匀性。我国东部沿海省区工农业经济基础条件较好,加之较早获得改革开放的优惠政策,因此近年来城市化速度也较快,同时这些地区人口密度相对较高,因此城市分布密度和规模趋向高密也是必然的。现在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出现所谓都市绵延带的新课题也是必然的。而大西北地区由于地广人稀,经济发展也受一定条件制约,即使今后城市化水平较高时,城市的分布密度也还会是偏低的。因此并不存在必须在全国范围同步解决城市布局平衡的问题。如果实行大规模的移民政策和企业搬迁政策,强制调整人口分布密度,实践证明收效甚微,甚至是得不偿失的。随着发达地区本身产业层次的升级,低层次产业必然发生梯度转移,与这种转移相伴随的结果,或者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不均匀性。
就某一特定地区而言,确实存在一个城镇体系的合理布局问题。因为不同规模级的城镇发挥的能级作用是各不相同的。我们希望的是最大限度地综合发挥各级城镇的效益,因此,要寻求合理的分工,尽可能避免重复建设和效益的抵消。每个城市发展的规模,还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如水资源、土地资源——特别是基本农田保护政策的制约,环境容量的制约等。城镇与区域内可能形成的基础设施网络关系密切。如陆路、水路、航路等交通条件,通讯条件、电力供应条件等。还有城镇本身的特色产业、旅游资源、历史文化等等是否有优势条件等。所以,城镇处于特定的空间,赋予特定的发展目标,造就一个有机的、高效的、可持续发展的城镇体系,这就是加快城镇体系规划的意义所在。
城市化进程范文6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城市化率从1980年的19.60%上升到2011年的51.27%，中国的城市化得到跨越式发展。
横向比较看，中国的城市化率的增速远远超过全球平均水平，根据联合国数据，1980年至2010年，中国城市化增长值高达25.30个百分点，比全球增长值11.58%高出13.72个百分点。其间，全球城市化年均增长值为0.39%，中国年均增长值为0.84%，中国城市化率年均增长值是全球平均值的2.15倍。
高速发展
近15年以来，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更是位居全球之首。1995-2010年全球城市化率由44.71%增长到50.70%，增长值5.99%，而中国则由31.40%增长到44.90%，中国的增长值为13.50%，比全球增长值高7.51%。其间，全球城市化年均增长值为0.37%，中国年均增长值为0.84%，中国城市化率年均增长值是全球平均值的2.27倍。
从国际上看，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绝大部分通过公共财政体系进行。在中国，原有经济基础和财政实力较弱，地方公共财政体系也欠完善，城市化投资强度长期不足。一种将政府目标与市场化有效结合的金融形式，即开发性金融形式，成为推动中国快速城市化最合适的选择。中国开发性金融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把在中国欠成熟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培育成一个成熟的商业领域。高速城市化也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
开发性金融，是介于政策性金融与商业金融之间的一种独立的金融形式，是通过具有政府特定赋权的法定金融机构，以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和市场业绩为支柱，主动通过融资推动制度建设和市场建设，以实现政府特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资金融通方式。
政府+企业+市场
所谓开发性金融，就是通过国家和组织增信弥补发展中国家信用基础薄弱、金融市场不完善等不足，开发性金融机构通过市场化的手段筹资去实现政府特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并获得优良的市场业绩。
开发性金融模式的核心模式，是“政府+企业+市场”。即通过建设、培育市场主体（即融资主体），以市场化方式运作，投资和建设政府关注的重点领域。
开发性金融的具体做法主要包括政府热点、雪中送炭、规划先行、信用建设、融资推动等方面。
政府热点指金融服务的重点聚焦于政府关注的领域；雪中送炭是指关注并着力解决政府项目的重点和难点，尤其是在政府项目出现亟待解决问题而财政手段无法解决的情况下，采用市场化的方式为其解决；规划先行是指金融服务不仅仅局限于被动供给资金，而是要主动参与前期事项，推动各方做好区域、行业、企业、社会与经济的长远规划，从而科学配置资源和资金；信用建设包括市场建设和信用制度建设，是指在市场发育不完善、不健全的情况下，尤其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和不成熟的产业领域，主动建设培育市场，并使政府自身加强信用和诚信建设，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使政府项目符合融资条件；融资推动是指以融资为载体，注入市场建设、信用建设、制度建设的要求，促进培育形成健康有效的市场主体，提高投融资效率，提升金融服务安全。
在开发性金融操作过程中，培育和建立市场主体即政府融资平台具有特殊历史性作用。
建立开发性金融方式、设立融资平台，就是为了解决合格的市场主体问题，从而约束地方政府负债行为，规范其融资行为。在此之前的地方政府用钱，是非市场方式的，缺乏有效的约束和规范。向银行借款不是按照商业和市场化方式，缺乏承债和信用主体。设立融资平台，建立了一个“政府+企业+市场”的符合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有效模式，使地方政府的融资，从主体不清责任不明走向有明确承债法人主体，从无约束走向有约束。融资平台的行为，既有政府属性，更是一个独立的法人主体的商业行为，与债权人之间形成的契约关系的约束力，强于银行与政府之间的含糊关系。
融资平台的设立，使纯粹依赖政府财政收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为可以以有约束的适度融资负债的方式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加快经济发展。同时，将市场化的方式引入到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领域，不仅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而且形成了“政府+企业+市场”的金融新格局，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工作重心和职能的转变，改变了政府包办一切的格局，从而有效增加了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规模，显著提高了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
水到渠成
开发性金融对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推动作用十分明显。从2001年至2011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涉及公共基础设施、公路、铁路、邮电通讯等与城市化密切相关领域的贷款余额累计金额为12.21万亿元人民币，占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贷款余额的52.60%。
2001-2010年开发性金融对公共基础设施的贷款金额，占到了中国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5.85%。2004-2010年中国全国涉及电力、热力、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城市公共交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等领域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金额为32,123.58亿元，而此间国家开发银行的公共基础设施贷款余额为43,982.60亿元，是全国上述领域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37倍。开发性金融成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重要的资金来源，大大推动了中国城市化发展。
效益与风控
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实际来看，开发性金融不仅有效推动了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而且取得了良好的经营效益，并且将风险控制在较低水平。截至2011年底，作为中国开发性金融和城市化领域的主力金融机构，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资产总额为62523亿元人民币，其中贷款余额55259亿元人民币，净利润456亿元人民币，不良贷款率0.40%，连续5年控制在1%以内。
国家开发银行重点支持的城市化领域的金融资产质量高于平均水平。如2012年第一季度，国家开发银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贷款资产的不良率仅为0.38%，本息回收率98.46%。从总体上看，开发性金融的资产质量也优于一般商业性金融。
在中国其他大型商业银行，涉及城市化的金融资产质量实际上也是相对优良的资产。以外界关注的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为例，大型商业银行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不良贷款率一直远远低于平均不良贷款率，资产质量和风险抵补水平优于平均水平，总体风险也是可控的。以几家上市银行公布的融资平台不良贷款率的数据为例，2011年上半年中国工商银行平台贷款不良率为0.25%，拨备覆盖率为1782%，现金流全覆盖率为80.7%；中国农业银行平台贷款现金流全覆盖率为90 %；中国银行平台贷款不良率仅为0.17%；招商银行平台贷款不良率为0.38%；2011年上半年深圳发展银行平台贷款余额较年初减少17.49%，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投向城市投资建设公司和交通运输类政府投融资平台，资产质量正常，无不良贷款。
任重道远
尽管中国城市化率于2011年已经达到50%，但还没有达到全球2010年51.60%的城市化平均水平，更远低于较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中国国内城市化发展也不均衡，中国城市化发展还在继续进行之中。
假设中国在20年内总人口不变，要达到欧盟国家2010年74.04%的城市化率水平，中国城市人口还要增加3.07亿人，而对应的发展资金至少要达到数十万亿元人民币，城市化所带动的内需，将有可能是中国最大的内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