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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评价范文1
一般认为，投资环境是指某一特定经济地域为投资这种经济活动所提供的一系列要素和生产条件及其相互作用的统一体，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两个方面，并具有整体性、开放性、动态性、区域性和层次性等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引外资成效显著，1979至2000年，全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达到5189.2亿美元，其中对外借款1473.39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3466.37亿美元，外商其他投资额249.44亿美元。此间，吸引外资大体经历了从政策引资到环境引资再到特色引资的阶段更替，体现出对投资环境认识的逐步深化。
对投资环境进行分析、评价、改善和调控是学术界和政府部门面临的重要理论和实践任务。1993年我国政府举办了关于投资环境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对投资环境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讨论，其成果被编入《论投资环境与吸引外资》一书中，[1]但投资环境的定量评价尚未引起足够重视。鲁明泓在分析我国投资环境的基本构成因素的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等数学方法，选取一般经济因子、通胀因子、劳动力因子、政策因子等四类因子共11个具体指标组成评价指标体系，分别对除以外的大陆29个省、市、自治区和45个主要城市的投资环境进行了定量测算和评估，并提出了改善投资环境的政策性建议和措施。[2]该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三个方面：一是省区和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相同，未能体现出不同层次的差异性；二是对非经济因子考虑较少；三是评价结果未能反映各年度之间投资环境的动态变化趋势。程连生则运用熵的原理来探讨中国城市投资环境的特点和熟化类型，同时也提出了改善投资环境的主要措施。[3]不过，对投资环境熟化度和投资环境熟化率的内涵界定和计量的科学性还需做进一步的探究，增长熟化型、稳定熟化型、潜在熟化型、发展熟化型等类型划分也值得商榷。1997年，鲁明泓再次运用计量经济模型筛选出对外资区位分布有较大影响的因素，然后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计算各地区投资环境综合指数；继而运用偏差系数分析法划分出过度投资地区和投资不足地区，借此评判各地吸引外资的“工作努力程度”和未来潜力；最后分析了各地区投资环境的内部结构和区域差异。[4]但对过度投资区和投资不足区的划分依据和结果难以令人信服。苏亚芳在对投资环境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以宁波市为例，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选取自然环境、人口和劳动力、交通条件、基础设施、税收优惠五类因子共21个基本因子构成评价指标体系，对海港城市宁波的投资环境进行了综合质量评价；与此同时，又对重工业、轻工业、高技术工业和服务业等四个投资行业分别进行了适宜性评价。[5]将投资区的综合质量评价与投资产业的适宜性评价结合起来，是该项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将投资环境评价与投资环境信息系统的设计、应用分析模型的开发结合起来，则是该项研究的又一特色。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等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技术资源和交通便捷性五个方面，选择人均GDP、第
二、第三产业比重、工业企业净资产利润率、进出口额占GDP的比重、人均累计实际利用外资额、人均投资额、高中毕业及以上人口比重、专业技术人员比重、路网密度、市区离机场距离、市区离铁路线距离、人均市内电话交换机容量共12个具体指标，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49个城市的投资环境进行了综合分析和评价。[6]
投资环境评价研究虽然取得了骄人进展，但仍存在下列主要问题：（1）在指导思想上，侧重于改善投资环境以吸引外资，而忽视国内各地区或城市间的横向经济合作。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大力吸引外资成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阶段来看，在前期的增长极阶段（即常规技术阶段），外力确实是主要的发展驱动力；但随着增长极阶段向新产业区阶段（即高技术阶段）的转变，内力因素的重要性将日趋上升。实际上，利用外资是专业化生产分工协作关系由国内向国际的进一步延伸和扩展。国内良好的经济合作关系和秩序，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基础。因此，当前在重视吸引外资的同时，同样要注重吸引内资。据上海市统计，截止2000年底，全市累计吸引外商投资项目22270个，合同利用外资454.23亿美元，实际到位外资308.89亿美元；累计吸引内资企业1.5万家，累计吸引内资金额602亿元；上海投资各地企业420家，投资金额超过180亿元。又如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至2001年共引进项目231个，吸引外资45.77亿美元，内资51.5亿元，成为海内外创业者向往的投资热土。可以预见，我国城市和区域经济将进入分工与协作、外资与内资互动发展的新阶段。（2）各地在吸引外资的手段上，偏重于优惠政策方面的非公平竞争，而相对忽视公平竞争环境的营造。各地在招商引资中运用最多的手段是优惠政策。各种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不仅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因层层变异而被滥用，使各地的招商竞争沦为一场旷日持久的“价格战”，导致国家和地方政府两败俱伤，而且多如牛毛的各种优惠政策同样令外商一头雾水，缺少政策稳定感和对当地政府的诚信度的信心，同时，不少内资企业为了享受优惠而争相“假合资”。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一个城市投资环境的优劣，主要不在于该城市的行政当局制订出超过国家文件规定的范围之外的优惠政策，而在于简化行政管理程序，促进法律、法规清晰化和执法透明化；在于健全必要的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在于消除在进入国内市场方面所存在的行政障碍；在于保障投资者有利可图。因为，一方面，优惠政策存在效益递减现象；另一方面，中国入世后，专对外商的“土优惠”与WTO的“普惠精神”明显相悖，取消特殊，统一待遇，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环境已势所必然。（3）偏重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等成本因素的比较，而相对忽视人力和技术资源及社会资本等重要因素的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基本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将下降，而高等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将上升。过去某一种物质上的基础设施（如交通、能源和水供应）常常就足以吸引外国投资，而现在则要求有高度发展的人力和技术基础。特别是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技术创新者和职业经理人等是决定区域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且随着投资环境的逐步改善，劳动力价格和土地价格将呈上升趋势，传统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优势有可能逐步丧失。此外，辅配套服务业的发达程度往往是投资环境评价中容易被忽略的因素。现有的产品网络和相关的服务业网络也是外国投资者颇感兴趣的因素。（4）局限于单个城市投资环境的静态评价，而较少关注城市投资环境的动态变化，较少关注本地城市与周边城市甚至更遥远城市之间的动态联系和竞争。或侧重单项软硬环境设施或条件的改善，而相对忽视投资环境整体功能的协同提升。（5）在评价指标选取上，偏重于一般经济因子，而相对忽视非经济因子；或偏重于外资企业或产业布局的适宜性评价指标的选取，而相对忽视外商对城市生态环境和生活适意性需求方面的考虑。因为，外资企业要在一地扎根，其要求是多方面的，如交通、通讯、城市景观、社会治安、污染状况、居住条件、文化娱乐设施等等，这些都是吸引外资的重要砝码。（6）不同区域层次投资环境的影响因素应当有所差异。一般来说，投资环境可划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宏观层面主要是指国家或大的区域的投资环境，中观层面主要指城市的投资环境，微观层面则主要指企业或特定产业的投资环境。在对不同区域层次或不同目标的投资环境进行评价时，其影响因子或参评因子及其权重也会因层次和目标不同而发生变化。这在以往的投资环境评价中是较少顾及的。本项研究试图弥补这一缺憾。
二、宏观层面上的投资环境评价
宏观层面上的投资环境评价的目的在于为投资者的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即选择哪个国家或大的区域进行投资？投资者在做出这种选择时所考虑的主要因素即可作为投资环境的主要参评因子。从这一角度来看，国外学者提出的投资环境等级评分法、国别冷热比较法、体制评估法等均属于此类。在此，笔者将我国各省区的投资环境评价也视为宏观层面上的评价。在我国各省区之间，由于政治稳定性、货币稳定性、对外商的管制程度、法令障碍等因素的区域差异相对较小，故不予考虑。因此，从软硬环境中选择路网密度（X[，1]）、信息化水平（X[，2]）、建成区绿化覆盖率（X[，3]）、生产成本包括房地产价格（X[，4]）和劳动力成本（X[，5]）、市场规模和潜力包括人均GDP（X[，6]）、市场中心性（X[，7]）和城市化水平（X[，8]）、劳动力素质（X[，9]）、企业群体的理性化程度（X[，10]）、行政管理效率（X[，11]）、知识产权保护（X[，12]）共12项指标组成评价指标体系。其中线网密度为每平方公里铁路营业里程与公路里程之和；信息化水平借用国家统计信息中心对中国各省区信息化水平的测算结果；劳动力成本以职工平均工资来表示；市场中心性以人均批发和零售销售额之和来度量；劳动力素质为每十万人口中高中毕业及其以上人口数；企业群体的理性化程度以非国有经济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表示；行政管理效率借用《中国市场化指数》报告中“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的调查结果来间接度量；知识产权保护以三项专利批准量与GDP的比例来表示。
除行政管理效率指标外，首先采用极差标准化对其余11个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当指标值高低与投资环境优劣成正相关时，该指
注：（1）、香港、澳门、台湾因资料不全，暂未考虑。（2）信息化水平指数（X[，2]）取自国家统计信息中心《中国各地区信息化水平测算与比较研究》的测算结果（1998年数据）。（3）行政管理效率取自樊纲、王小鲁主编：《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2000年）》，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为1999年数据
北京、上海、广东的投资环境综合得分居前3位，其次是天津、海南、浙江、辽宁、江苏等省市，投资环境较好；福建、吉林、山东、湖北等省投资环境居于中游；黑龙江、湖南、河北、重庆、陕西、江西、广西、云南、河南、贵州、新疆、四川等省、市、区总体投资环境欠佳，在软、硬环境上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而山西、宁夏、内蒙古、青海、安徽、甘肃等省区总体投资环境相对较差，亟需加强改善和优化建设。
三、中观层面上的投资环境评价
深圳、佛山、东莞、珠海、广州五个城市投资环境居广东省前5位。而湛江、茂名、阳江、河源、清远、揭阳、云浮、汕尾等城市投资环境则排广东省后列。惠州、中山、江门、肇庆、韶关、汕头、梅州、潮州等城市的排序虽有变化，但大居中游。
根据1998～2000年的评价结果，笔者运用坐标图示方法对各年度城市投资环境进行分类（因篇幅所限，此处图略），划分出如下四种类型：第一类：软硬环境互动发展型；第二类：硬环境滞后发展型；第三类：软环境滞后发展型；第四类：软硬环境缓慢发展型。
以2000年为例。属于第一类的城市有深圳市、佛山市、广州市、东莞市、珠海市、惠州市、江门市、肇庆市和潮州市；属于第二类的城市有韶关市、湛江市、梅州市；属于第三类的城市有中山市、汕头市；属于第四类的城市有茂名市、阳江市、河源市、清远市、揭阳市、云浮市、汕尾市。
四、微观层面上的投资环境评价
微观层面上的投资环境评价的目的即是在宏观和中观决策的基础上，对具体的投资场所的适宜性和投资潜力进行比较分析评价，以便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主要从投资项目、投资时机和投资方式等方面来进行场址选择。精明的投资者往往能够恰当地选择投资项目与投资时机和投资方式，以便减少失误，提高效率，赢得竞争。
进行投资场所的适宜性评价时，首先应根据重工业、轻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等不同产业对自然、经济、技术、环境等条件的个性要求，来选择和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如在自然条件和环境条件方面，应综合考虑海拔高度、地面坡度、地基承载力、水质、大气质量、绿化覆盖率、洪水淹没的机率、地震烈度、外方职员子女的教育问题、“三乱现象”等因素；在经济和技术条件方面，应综合考虑距车站、机场、港口等主要交通节点的距离、土地成本和租税、水电气的供应及成本、离市级商业中心的距离、当地的支持产业和辅工业的配套程度、劳动力技术水准、资源禀赋、现有的产品网络和相关的服务业网络、个人和企业的信用状况等因素。
投资场所评价的具体方法有：（1）专家决策法：即根据所选取的场址特征指标值进行评判和加权，以场址总合得分最高者为最优选址。（2）匹配法：即根据用户需求和可选择的场址之间的最佳匹配程度来选择最优场址。（3）层次分析法：即在可能性选择中运用层次分析方法来确定其最优场址。
如高新技术产业对劳动力素质、交通条件、创新环境等有较高的要求，靠近知识密集区，有较强的工业基础、完善的基础设施和生活服务设施，良好的自然环境、政策环境和金融环境，成为其布局的重要条件。以上海市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为例，该园区选址于上海市西南部，以信息产业作为重点发展方向。该园区距市中心人民广场11公里，距虹桥国际机场7公里，距铁路上海站12公里，距内环线高架道路4公里，距地铁一号线1.5公里。园区内基础设施齐全，交通便利，通讯捷达；环境幽雅，降尘率低，水质较好；工业配套协作条件较好，智力资源丰富（附近有上海交通大学等20余所大专院校和120余所研究所；16家国家科研开发机构，270家民营科技开发机构），海关、商检、金融、保险、外贸、咨询、律师、会计、专利商标、质检、人才培训等支撑服务体系健全。至2000年底，区内共有各类企业800家，其中有研发功能的机构和企业650家，约占企业总数的81％；职工总数4.1万名，其中大专以上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4350人，直接从事研发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达到8000人，分别约占职工总数的35％和20％。在已开发的6平方公里土地上，每平方公里累计产出销售收入181亿元、利税20亿元、出口创汇6.2亿美元，单位面积产出列全国高新区之首；世界500强跨国高科技公司已有30多家在区内投资项目。园区还与国际国内的孵化器公司、风险投资机构、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服务中心等合作，在担保、中介、加速孵化等技术创新机制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目前该园区正以宽带网络、电子商务平台为抓手，创建数字园区；以国际认证为抓手，争创质量管理和环境管理“双优园区”；以中英合资“科技绿洲”项目为抓手，创建国际园区。通过努力营造高品质环境，实现由产业发展向功能开发的转变，以期塑造一个符合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需要的、优越的创新环境，使该区的服务质量、环境保护与国际接轨，进一步提高国际竞争力。
五、结语
投资环境评价的根本目的在于使政府部门、投资者和企业家对该区域的投资环境有一个科学的、全面的、系统的认识，以便指导其投资环境的改善和投资场所的选择。因此，只有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进行关联性考察和比较分析，才能达此目的。新晨
综合运用经济学、地理学、统计学、模糊数学、灰色系统理论、层次分析方法、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等多学科理论、方法和技术开展投资环境评价的多层次综合研究，是深化投资环境研究的一条有效途径。微观层次投资环境的系统综合研究仍是一个蕴含巨大潜力的领域。
【参考文献】
[1]中国市长协会编：《论投资环境与吸引外资》，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3年。
[2]鲁明泓：《中国不同地区投资环境的评估与比较》，《经济研究》，1994年第2期，第64～70页。
[3]程连生：《中国城市投资环境分析》，《地理学报》，1995年第50卷第3期，第240～246页。
[4]鲁明泓：《外国直接投资区域分布与中国投资环境评估》，《经济研究》，1997年第12期，第37～44页。
[5]苏亚芳：《海港城市投资环境评价》，载于陈述彭主编：《城市化与城市地理信息系统》，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22～349页。
[6]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投资研究所、中国市场经济报编：《中国城市投资环境评价》，北京，工商出版社，2001年。
[7]国家统计信息中心：《中国各地区信息化水平测算与比较研究》，《统计研究》，2001年第2期，第3～11页。
[8]樊纲、王小鲁主编：《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2000年），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
[9]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
[10]石忆邵、顾萌菁：《我国城市综合竞争力理论与评价方法探析》，《规划师》，2001年第3期，第86～89页。
[11]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编：《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9、2000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2001年。
环境评价范文2
关键词：环境背景 场地环境 环境评价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及城市建设速度的加快，土地性质的变更已变得越来越频繁，其主要表现在：一批生产技术水平较低、能耗高、污染重的企业逐渐被淘汰；城市发展的重新规划定位，使得许多原本地处于市区的化工厂、农药厂、钢铁厂、金属冶炼、电镀或机械加工厂等污染监控企业，逐渐从市区迁到郊区的工业集中区域；城市功能的不断完善，使得原本农用或闲置的土地，由于工业开发区的扩容，或房地产开发，或公共设施的建设而改变其使用性质。而用地性质的改变，一方面，搬迁或关破的工业企业，可能由于历史原因，因生产或管理不当对场地的土壤或地下水等造成一定影响，甚至污染；另一方面，可能由于地方政府的监管不力，或企业在新场地的环境保护措施不当，造成新的场地污染。
一、环境背景的定义
根据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US EPA）2002年的定义，背景是指不受场地排放影响的物质的浓度水平，通常分为自然背景和人为背景。自然背景值是指环境中天然存在的、未受人类活动影响的物质浓度；人为背景值是指环境中因人类活动而存在，但与受调查的潜在污染场地没有特别联系（即不取决于现场点源）的天然物质和/或人造物质的浓度。现场测得的浓度可能是场地相关活动和“环境背景”（统称为背景）共同作用的结果，场地环境背景为场地周围区域具有代表性的天然源和可能散布的人为源的总和。
二、背景评估在场地环境评估中的作用
对一个潜在污染场地逐步进行环境评估时，如果第一阶段场地评估（不包括取样活动）表明该场地可能存在污染源，则需要对该场地进行初步调查（第二阶段第一步场地评估），初步调查的检测浓度水平如果低于国家或地方的阙值浓度或筛选值（TLC S），则该场地将被认为没有受到污染，不需进一步调查，可被再开发利用；相反，如果检测到的浓度值超出了所采用的TLCS，则该场地被认为“可能受到污染”，将会开展详细调查（第二阶段第二步场地评估）以及进行风险评估（第三阶段）。
在环境研究中，通常所说的背景参考浓度为广义平均值，将一个广义的平均背景值用作TLCS与场地特定浓度进行逐点对比常常是解决问题的首选方法，但也可能导致错误地定义潜在污染场地。确定背景浓度变化范围及相应的置信区间，获得充足的场地土壤中化学物质浓度自然变化数据将有助于区分基础数据与异常数据，避免在定义潜在污染场地时出现错误。
三、环境背景管理在场地环境评价中的应用流程
1.获取背景评估数据
广泛收集场地周围环境基体中可用的地球化学信息为场地评估环节的出发点。笔者认为，若想准确、有效获取背景评估数据既可依据以往的数据又可依托“参考场地”开展采样活动获取。对于参考场地来说，其指的是背景管理研究过程中开展对比分析的场地。同时参考场地同时具备多方面特征：（1）现场化学品释放对其影响不大；（2）可与目标场地的地层结构、地貌及岩性特征形成鲜明的对比；（3）与目标场地处于同一流域位置。特别注意的是由于土壤层或岩层性质等因素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目标场地和参考场地的浓度数据，因此在对目标场地和参考场地的浓度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时应考虑上述多方面因素。
2.统计数据分析和场地特定阑值选择
实践表明，运用单变量、双变量及多变量等统计方法既能够准确揭示出场地地球化学数据集的统计特性，又能够明确浓度“自然变化上限”。从原则层面看，为确保背景管理研究的全面性、准确性及高效性既可运用不同的数据统计方法或不同的图形工具，又可显示变量间显著相关的统计验证。其中以上各种统计工具均存在各自的优缺点，此时则需要依据可用数据的信息及类型选择最佳统计工具予以应用。总结来说，要求依据案例状况选择最佳分析场地特定数据集的方法。
3.浓度值深度分布
事实上，评估和深度有关的浓度变化是环境背景分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状况下，场地调查主要围绕表土（0-1m）与次表土（>1m）两方面进行，其中受风化和土壤形成过程的影响，使得化学物质浓度出现显著差异。通过统计数据分析发现，不受人为影响状况下，化学物质浓度在深度剖面内变化不大。同时污染峰值应集中于浅层的豁土层上方或不渗透层的豁土层上方还是集中于浅层的豁土层内或不渗透的豁土层内应取决于现场源。
4.场地环境评价分析
场地环境评价是识别和评估场地环境污染或潜在场地环境污染的过程，即对场地上过去和现在的各类活动、特别是可能造成污染的活动进行调查，分析和评价场地环境状况及环境风险，并提出相应的治理措施的方法和手段。主要针对污染场地、特别是工业污染企业搬迁的场地进行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调查与评价，其主要目的为：（1）识别和确认某一场地的潜在环境污染；（2）根据现状或未来土地利用要求，进行场地风险评价；（3）确定场地修复的要求和推荐场地修复的有效方法；（4）为有关部门提供场地环境状况和未来场地利用方向的决策依据，避免有关遗留污染物造成环境污染和经济损失，保障人体的身体健康。
参考文献：
环境评价范文3
例如，印度尼西亚于1986年颁布了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的第29号政府法令。1993年，政府又根据第51号法令对原有环评体系中初期的筛选过程进行了简化，并在企业运作监管方面赋予了环境影响管理机构更大的权力。印尼环评体系的现有法律依据，即1999年的第27号政府法令，便是由第51号法令发展而来的。相比较而言，27号法令提供了更多大众参与的机会。此外，27号法令还设定了用以衡量商业活动对环境影响的6项基本评估指标，包括项目参与人数、用地面积、项目强度及时间跨度、受影响的环境要素、影响的累积性与可逆性。在越南，其环境保护法（LEP）一些国家开始引进并应用针对政策层面的战略环境评价（SEA）手段，以便将环境与社会因素融入区域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决策过程中，更大限度地降低政策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最初提出环境影响评价的概念。环境保护法第18条规定，项目申请人必须将环评报告提交给当地环保部门，当地环保部门的评价意见是政府批准项目的重要参考条件之一。新加坡的环境影响评价是根据环境污染控制法案和土地规划进行的，但是现行法律并未在审核大型发展项目时将EIA列为强制性规定。由于新加坡有严格的执法体系，立法方面的缺陷并没有对环境管理造成严重的影响。老挝于1999年开始起草有关环境影响评价方面的法律文件，并于2000年颁布了第1770号政府法案，为环评提供了指导方针和参考标准。同老挝相似，柬埔寨的环境影响评价系统建立时间较短。柬埔寨于1999年颁布了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的法令，规定项目须在其环评报告经柬埔寨发展署（CDC）批准后方可实施。
应用范围虽然东盟国家的环境影响评价体系均以项目为基础，但它们的应用范围还是有所差异的。比如，根据第27号政府法令所作的规定，印度尼西亚的环境影响评价主要应用于9类商业活动中。这9类商业活动又可被细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各种普通商业和产业项目；第二类主要是与发展计划相关的项目，与之相对应的环评手段被称为综合性环评。泰国的政府法令规定29类项目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如修建大坝、修缮水库、石油开采等工程。近年来，该国的环评体系还将所涉及的民营企业设施建设项目种类扩展至11类，如石油、炼油、钢铁等。菲律宾2003年颁布的法令对被评估的项目和工程进行了以下分类：A类即环保关键项目（ECPs），这类项目极有可能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B类项目本质上不会对环境产生严重威胁，但是因为处在环保关键区域，有可能引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C类项目旨在提升环境质量或解决现存环境问题；不属于前3类中的项目或不会对环境产生影响的项目被列为D类。越南政府第175号环境影响评价法案中规定，4类项目须适用环境影响评价体系：有关区域发展整体规划的项目；涉及经济、科学、医疗、文化、社会及安全方面的项目；有外资参与的项目；属于前3种项目类型，并在该法案生效前获得批准但尚未实施的项目。柬埔寨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法（EPNRM）中规定了环境影响评价的具体适用范围，主要集中在工业、农业、旅游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4个领域内。
管理框架及评估流程在大多数东盟国家，环境部门是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管理部门，其他各部门如水利、能源、交通等，为其所负责领域内的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提供相关意见。同时，各级环境部门须负责同级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保证环评的顺利施行。环评的操作流程随各国的管理模式有所区别。例如，1999年第27号政府法令颁布后，印度尼西亚在环境影响管理机构（EIMA）中集中设立了环境影响评价专门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审核国家级项目环评报告，以及协调其他中央部门参与此项工作，从整体上协调项目的环评工作。具体监管环评执行情况的权力下放至各省市级政府部门，以便更加有效地促进上下级之间的工作协调。印尼现行的第27号政府法令简化了环评流程。1999年之后，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项目申请人都须在环评流程的开始阶段与EIA专门委员会联系并递交项目方案。委员会将会根据环保部规章制度对项目进行初步筛选，确定需要环评的项目，并通知申请人书面确定专委会的评估范围。评估范围审查通过后，EIA专门委员会根据申请人所提交的环境影响说明书及环境监管方案，对项目进行实质性审查。审查期限不得超过75天。不足的是，27号法令忽略了项目方案被否定后申请人的上诉权利。
自2002年起，泰国自然资源和环境计划与政策办公室（ONREPP）正式成为负责泰国环境影响评价的专门机构。泰国的环评流程有5步：首先，在当地权威机构的参与下进行项目的现场评估，并进行筛选；之后确定环评范围，包括项目选址及大众参与度等内容；然后遴选项目顾问，起草环评报告及处理公众反馈；接下来准备最终环评报告，专家组将评估意见报至相关政府部门及内阁；最后，对项目的后期影响进行长期监测，此项工作可由权威机构进行，也可委托第三方完成。越南负责环境影响评价的主管部门是自然资源和环境部（MoNRE），其管理的依据是政府第175号环境影响评价法案。越南环境影响评价的基本流程包含4个步骤：项目筛选，即根据项目属性决定是否须对其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准备并提交相关材料，将满足环境基本标准的项目再上交至环境管理机构以待其做出评价；准备环境影响评价的前期报告，获得批准后再完成详细报告；根据项目的规模和性质，相关管理部门对最终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进行审查。在老挝，发展项目负责机构（DPRA）区分哪些项目需要进行环境评价。对于不需要进行环评的项目，DPRA有权直接为项目发放环境合格证书。环评流程一般包含以下6个重要步骤：项目筛选；初步环境检查（IEE）；审查与批准初步环境检查报告；准备环评报告；项目实施；项目后期监控。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在识别项目对环境的潜在影响和设计有效减缓措施时，公众咨询是必不可少的步骤之一。而有效的公共咨询取决于公众能否及时获得正确的信息。许多国家在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的法律中对此作出了严格规定。
在此方面，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与老挝3国的做法相似。比如，印度尼西亚第27号政府法令的出台大大提升了环评过程的透明度。2000年第8号法令中明确规定了项目申请人参与环评过程的具体步骤与要求。例如，在环评初期，申请人须将项目方案递交至环境影响管理机构，并公布项目方案中的详细计划。法令还对其公示方式进行了严格规定，公众有权在公示期30天内对项目方案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交环境影响管理机构，同时抄送项目申请人。收到公众的书面异议后，项目申请人须在确定环境影响评价的具体范围时进行公众咨询，并将咨询结果和相关文件连同环评职责书（ToR）一并交由EIA专门委员会审查。在专委会正式确定职责范围之前，公众还可以通过在专委会中的代表对项目方案提出二次异议。相比较而言，柬埔寨和泰国在信息公开方面的规定较少，对公众咨询的要求也较为模糊，不利于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虽然东盟国家纷纷采取措施，并在国际机构和发达国家的帮助下，努力完善环境评价体系，力争与国际接轨。但是，东盟国家的环境影响评价与战略性环境评价体系还存在以下一些主要问题：评估滞后在项目动工或建成后才进行环评的做法是东盟国家普遍存在的一大问题。环境影响评价通常在项目开始设计、选址以及准备阶段进行，事后执行只会将评价体系架空，无法实现其原有的控制环境污染的目的。在大量实例中，负责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部门隶属于大型项目主管部门，由于受到权力制约，很难作出公平、公正、独立的环评报告。由于短期经济利益与长期环境问题之间存在冲突，环境评价执行力普遍较弱，而一些东盟国家对于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惩罚力度不够，执行力弱的问题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政府各部门间缺少协调某些东盟国家的中央或地方政府部门之间缺乏协调，造成了资金、机构和人力资源的浪费，也使环境管控效果大打折扣。例如，在评估各部级单位提出的项目时，负责立法的环保部门所起到的重要保障性作用经常被忽视。对于跨部门的项目来讲，各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调更加困难。
环境评价范文4
关键词：城市人居环境；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评价体系
一、城市人居环境评价体系概述
（一）城市人居环境概念。城市人居环境是人类工作劳动、生活居住和社会交往的空间场所。人居环境科学是以包括乡村、城镇、城市等在内的所有人类聚居形式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着重研究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强调把人类聚居作为一个整体，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全面地、系统地加以研究，其目的是要掌握人类聚居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更好地建设符合于人类理想的聚居环境。
（二）城市人居环境评价的边界。对城市人居环境评价的边界，可以基本的分为对住区、社区和城市也就是微观、中观、宏观这三种尺度的评价。对同一尺度或同一级别进行评价，也就是将其进行比较评判，该过程是同一时刻进行横向优劣的比较，或对其人居环境的建立、发展的演化过程进行比较，这可以为城市人居的营销方面的研究提供重要信息。
（三）城市人居环境评价的内容。城市环境质量的指标大多易于量化，可通过统计资料获取数据。已有的评价指标体系大多失之偏颇，如在城市尺度的宏观层面，自然环境的宜人性是宜居的最有利条件。随着城市的发展，日益增加的人工环境与日趋减少或退化的自然环境的矛盾将渐趋严重，人们对居住的自然环境的要求和依赖程度将加强。自然环境条件几乎不可改变，具有先天性，也是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中的不可变因素。
（四）城市人居环境评价的目标。已有的城市人居环境评价体系中，忽略了评价的核心目标是“人居”，而过度重视了其他生活条件甚至工作条件。这就使评价指标体系成为似乎无所不能的标准，从而丧失独特性和专业性。应该尽可能把居住相关的条件和因素纳入评价的指标体系，并赋予较高的权重；其他关于生活和工作条件的指标体系，要尽可能的剔除，或者对必不可少的相关指标也仅能赋予较小的权重。
二、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城市人居环境评价是运用一种科学的方法，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优劣进行科学的定量描述和评估。评价城市人居环境的时，只有运用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才可以得到正确的评价结果。为此，本文通过科学可行的分析方法对研究指标进行分析、筛选，从而建立一套科学、客观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进行衡量评价的过程中，不仅应遵循科学性、客观性等基本原则，同时还要遵循以下原则。
（一）以人为本的原则。城市人居环境评价体系的建立，最基本的遵从原则便是“以人为本”。城市是人类建设的，其满足的核心便是“人类聚居”，人类不仅参与创建了人居环境，更重要的是，进行管理、使用的也是人类本身。因此，人类居住的主观感受以及客观需求，都是作为建立城市人居环境评价体系的必要条件，这样评价体系的建立才是有意义的。
（二）层次性原则。人居环境是一个多层次的复合系统，其影响因素具有多元性和多层次性。因而，指标体系应根据系统的结构分出层次，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指标分析。这样可以使指标体系结构清晰，易于使用。
（三）全面性原则。城市人居环境评价体系的指标建立不可以是简单、单一的，而要从各个方面进行研究，要客观的、全面的进行反映，不但要涉及到人居l件、基础设施、社会环境、生态环境等各类别的指标，同时还需要映射出上述指标相互协调出的新指标内容。
（四）可操作性原则。城市人居环境评价体系由于包含方面广泛，环节较多，因此在进行人居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时，要充分考虑其固有的复杂性，进行研究的指标数据要方便进行采集，采集来的数据同时需要用数量来演绎，这样才可以进行科学的可定量计算，如果实在存在难以采集的困难，可以运用现有的统计数据，保证提高数据的准确性。
（五）动态性和稳定性原则。指标的选取应该具有一定的时效，虽然城市建设是一个不断发生变化，一个非静态的过程，但是所研究采集的指标体系的内容，要能够相对的稳定性，一定时间内，要保持有效。除此，对于动态的城市建设过程，其指标体系还应具备一定的可调性，随着不断发展、不断变化地城市建设，要能够满足不同时期城市变化的特点，同时可以反映出人居环境发展的趋势。
三、城市人居环境评价研究展望
（一）多视角多方位研究以及加强学科间的渗透。城市人居环境是一个涉及面广、综合性强的复杂巨系统，具有边缘科学的特点，即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根据这些特点，人居环境科学应是地理、城市规划、建筑、生态、经济、社会、人口等学科的相互渗透、融贯发展的耦合。从而根据不同的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切入点对城市人居环境的协调发展进行多视角和多方位分析研究。
（二）融入可持续发展观。现如今的城市人居环境在有着进步的同时也有着不小的压力，尤其是与人们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能源、环境、交通、资源以及就业等各个方面，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挑战。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受到了威胁，直接影响到了人类的社会进步、文化发展，甚至是人类的延续。因此，在对城市人居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研究时，要求人们在人居环境的规划、建设及研究评价时站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保障人类居住的环境能够永久的发展。
环境评价范文5
一般认为，投资环境是指某一特定经济地域为投资这种经济活动所提供的一系列要素和生产条件及其相互作用的统一体，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两个方面，并具有整体性、开放性、动态性、区域性和层次性等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引外资成效显著，1979至2000年，全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达到5189.2亿美元，其中对外借款1473.39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3466.37亿美元，外商其他投资额249.44亿美元。此间，吸引外资大体经历了从政策引资到环境引资再到特色引资的阶段更替，体现出对投资环境认识的逐步深化。
对投资环境进行分析、评价、改善和调控是学术界和政府部门面临的重要理论和实践任务。1993年我国政府举办了关于投资环境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对投资环境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讨论，其成果被编入《论投资环境与吸引外资》一书中，[1]但投资环境的定量评价尚未引起足够重视。鲁明泓在分析我国投资环境的基本构成因素的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等数学方法，选取一般经济因子、通胀因子、劳动力因子、政策因子等四类因子共11个具体指标组成评价指标体系，分别对除西藏以外的大陆29个省、市、自治区和45个主要城市的投资环境进行了定量测算和评估，并提出了改善投资环境的政策性建议和措施。[2]该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三个方面：一是省区和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相同，未能体现出不同层次的差异性；二是对非经济因子考虑较少；三是评价结果未能反映各年度之间投资环境的动态变化趋势。程连生则运用熵的原理来探讨中国城市投资环境的特点和熟化类型，同时也提出了改善投资环境的主要措施。[3]不过，对投资环境熟化度和投资环境熟化率的内涵界定和计量的科学性还需做进一步的探究，增长熟化型、稳定熟化型、潜在熟化型、发展熟化型等类型划分也值得商榷。1997年，鲁明泓再次运用计量经济模型筛选出对外资区位分布有较大影响的因素，然后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计算各地区投资环境综合指数；继而运用偏差系数分析法划分出过度投资地区和投资不足地区，借此评判各地吸引外资的“工作努力程度”和未来潜力；最后分析了各地区投资环境的内部结构和区域差异。[4]但对过度投资区和投资不足区的划分依据和结果难以令人信服。苏亚芳在对投资环境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以宁波市为例，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选取自然环境、人口和劳动力、交通条件、基础设施、税收优惠五类因子共21个基本因子构成评价指标体系，对海港城市宁波的投资环境进行了综合质量评价；与此同时，又对重工业、轻工业、高技术工业和服务业等四个投资行业分别进行了适宜性评价。[5]将投资区的综合质量评价与投资产业的适宜性评价结合起来，是该项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将投资环境评价与投资环境信息系统的设计、应用分析模型的开发结合起来，则是该项研究的又一特色。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等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技术资源和交通便捷性五个方面，选择人均GDP、第二、第三产业比重、工业企业净资产利润率、进出口额占GDP的比重、人均累计实际利用外资额、人均投资额、高中毕业及以上人口比重、专业技术人员比重、路网密度、市区离机场距离、市区离铁路线距离、人均市内电话交换机容量共12个具体指标，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49个城市的投资环境进行了综合分析和评价。[6]
投资环境评价研究虽然取得了骄人进展，但仍存在下列主要问题：（1）在指导思想上，侧重于改善投资环境以吸引外资，而忽视国内各地区或城市间的横向经济合作。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大力吸引外资成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阶段来看，在前期的增长极阶段（即常规技术阶段），外力确实是主要的发展驱动力；但随着增长极阶段向新产业区阶段（即高技术阶段）的转变，内力因素的重要性将日趋上升。实际上，利用外资是专业化生产分工协作关系由国内向国际的进一步延伸和扩展。国内良好的经济合作关系和秩序，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基础。因此，当前在重视吸引外资的同时，同样要注重吸引内资。据上海市统计，截止2000年底，全市累计吸引外商投资项目22270个，合同利用外资454.23亿美元，实际到位外资308.89亿美元；累计吸引内资企业1.5万家，累计吸引内资金额602亿元；上海投资各地企业420家，投资金额超过180亿元。又如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至2001年共引进项目231个，吸引外资45.77亿美元，内资51.5亿元，成为海内外创业者向往的投资热土。可以预见，我国城市和区域经济将进入分工与协作、外资与内资互动发展的新阶段。（2）各地在吸引外资的手段上，偏重于优惠政策方面的非公平竞争，而相对忽视公平竞争环境的营造。各地在招商引资中运用最多的手段是优惠政策。各种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不仅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因层层变异而被滥用，使各地的招商竞争沦为一场旷日持久的“价格战”，导致国家和地方政府两败俱伤，而且多如牛毛的各种优惠政策同样令外商一头雾水，缺少政策稳定感和对当地政府的诚信度的信心，同时，不少内资企业为了享受优惠而争相“假合资”。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一个城市投资环境的优劣，主要不在于该城市的行政当局制订出超过国家文件规定的范围之外的优惠政策，而在于简化行政管理程序，促进法律、法规清晰化和执法透明化；在于健全必要的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在于消除在进入国内市场方面所存在的行政障碍；在于保障投资者有利可图。因为，一方面，优惠政策存在效益递减现象；另一方面，中国入世后，专对外商的“土优惠”与WTO的“普惠精神”明显相悖，取消特殊，统一待遇，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环境已势所必然。（3）偏重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等成本因素的比较，而相对忽视人力和技术资源及社会资本等重要因素的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基本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将下降，而高等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将上升。过去某一种物质上的基础设施（如交通、能源和水供应）常常就足以吸引外国投资，而现在则要求有高度发展的人力和技术基础。特别是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技术创新者和职业经理人等是决定区域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且随着投资环境的逐步改善，劳动力价格和土地价格将呈上升趋势，传统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优势有可能逐步丧失。此外，辅配套服务业的发达程度往往是投资环境评价中容易被忽略的因素。现有的产品网络和相关的服务业网络也是外国投资者颇感兴趣的因素。（4）局限于单个城市投资环境的静态评价，而较少关注城市投资环境的动态变化，较少关注本地城市与周边城市甚至更遥远城市之间的动态联系和竞争。或侧重单项软硬环境设施或条件的改善，而相对忽视投资环境整体功能的协同提升。（5）在评价指标选取上，偏重于一般经济因子，而相对忽视非经济因子；或偏重于外资企业或产业布局的适宜性评价指标的选取，而相对忽视外商对城市生态环境和生活适意性需求方面的考虑。因为，外资企业要在一地扎根，其要求是多方面的，如交通、通讯、城市景观、社会治安、污染状况、居住条件、文化娱乐设施等等，这些都是吸引外资的重要砝码。（6）不同区域层次投资环境的影响因素应当有所差异。一般来说，投资环境可划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宏观层面主要是指国家或大的区域的投资环境，中观层面主要指城市的投资环境，微观层面则主要指企业或特定产业的投资环境。在对不同区域层次或不同目标的投资环境进行评价时，其影响因子或参评因子及其权重也会因层次和目标不同而发生变化。这在以往的投资环境评价中是较少顾及的。本项研究试图弥补这一缺憾。
二、宏观层面上的投资环境评价
宏观层面上的投资环境评价的目的在于为投资者的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即选择哪个国家或大的区域进行投资？投资者在做出这种选择时所考虑的主要因素即可作为投资环境的主要参评因子。从这一角度来看，国外学者提出的投资环境等级评分法、国别冷热比较法、体制评估法等均属于此类。在此，笔者将我国各省区的投资环境评价也视为宏观层面上的评价。在我国各省区之间，由于政治稳定性、货币稳定性、对外商的管制程度、法令障碍等因素的区域差异相对较小，故不予考虑。因此，从软硬环境中选择路网密度（X[，1]）、信息化水平（X[，2]）、建成区绿化覆盖率（X[，3]）、生产成本包括房地产价格（X[，4]）和劳动力成本（X[，5]）、市场规模和潜力包括人均GDP（X[，6]）、市场中心性（X[，7]）和城市化水平（X[，8]）、劳动力素质（X[，9]）、企业群体的理性化程度（X[，10]）、行政管理效率（X[，11]）、知识产权保护（X[，12]）共12项指标组成评价指标体系。其中线网密度为每平方公里铁路营业里程与公路里程之和；信息化水平借用国家统计信息中心对中国各省区信息化水平的测算结果；劳动力成本以职工平均工资来表示；市场中心性以人均批发和零售销售额之和来度量；劳动力素质为每十万人口中高中毕业及其以上人口数；企业群体的理性化程度以非国有经济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表示；行政管理效率借用《中国市场化指数》报告中“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的调查结果来间接度量；知识产权保护以三项专利批准量与GDP的比例来表示。
除行政管理效率指标外，首先采用极差标准化对其余11个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当指标值高低与投资环境优劣成正相关时，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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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方法得出我国各省区投资环境综合得分值（见表1）。
表1 宏观层面上的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及得分和排序（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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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西藏、香港、澳门、台湾因资料不全，暂未考虑。（2）信息化水平指数（X[，2]）取自国家统计信息中心《中国各地区信息化水平测算与比较研究》的测算结果（1998年数据）。（3）行政管理效率取自樊纲、王小鲁主编：《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2000年）》，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为1999年数据
由表1可知，北京、上海、广东的投资环境综合得分居前3位，其次是天津、海南、浙江、辽宁、江苏等省市，投资环境较好；福建、吉林、山东、湖北等省投资环境居于中游；黑龙江、湖南、河北、重庆、陕西、江西、广西、云南、河南、贵州、新疆、四川等省、市、区总体投资环境欠佳，在软、硬环境上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而山西、宁夏、内蒙古、青海、安徽、甘肃等省区总体投资环境相对较差，亟需加强改善和优化建设。
三、中观层面上的投资环境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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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深圳、佛山、东莞、珠海、广州五个城市投资环境居广东省前5位。而湛江、茂名、阳江、河源、清远、揭阳、云浮、汕尾等城市投资环境则排广东省后列。惠州、中山、江门、肇庆、韶关、汕头、梅州、潮州等城市的排序虽有变化，但大居中游。
表2 广东省城市（中观层面）投资环境评价结果及排序（1998～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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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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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98～2000年的评价结果，笔者运用坐标图示方法对各年度城市投资环境进行分类（因篇幅所限，此处图略），划分出如下四种类型：第一类：软硬环境互动发展型；第二类：硬环境滞后发展型；第三类：软环境滞后发展型；第四类：软硬环境缓慢发展型。
以2000年为例。属于第一类的城市有深圳市、佛山市、广州市、东莞市、珠海市、惠州市、江门市、肇庆市和潮州市；属于第二类的城市有韶关市、湛江市、梅州市；属于第三类的城市有中山市、汕头市；属于第四类的城市有茂名市、阳江市、河源市、清远市、揭阳市、云浮市、汕尾市。
四、微观层面上的投资环境评价
微观层面上的投资环境评价的目的即是在宏观和中观决策的基础上，对具体的投资场所的适宜性和投资潜力进行比较分析评价，以便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主要从投资项目、投资时机和投资方式等方面来进行场址选择。精明的投资者往往能够恰当地选择投资项目与投资时机和投资方式，以便减少失误，提高效率，赢得竞争。
进行投资场所的适宜性评价时，首先应根据重工业、轻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等不同产业对自然、经济、技术、环境等条件的个性要求，来选择和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如在自然条件和环境条件方面，应综合考虑海拔高度、地面坡度、地基承载力、水质、大气质量、绿化覆盖率、洪水淹没的机率、地震烈度、外方职员子女的教育问题、“三乱现象”等因素；在经济和技术条件方面，应综合考虑距车站、机场、港口等主要交通节点的距离、土地成本和租税、水电气的供应及成本、离市级商业中心的距离、当地的支持产业和辅工业的配套程度、劳动力技术水准、资源禀赋、现有的产品网络和相关的服务业网络、个人和企业的信用状况等因素。
投资场所评价的具体方法有：（1）专家决策法：即根据所选取的场址特征指标值进行评判和加权，以场址总合得分最高者为最优选址。（2）匹配法：即根据用户需求和可选择的场址之间的最佳匹配程度来选择最优场址。（3）层次分析法：即在可能性选择中运用层次分析方法来确定其最优场址。
如高新技术产业对劳动力素质、交通条件、创新环境等有较高的要求，靠近知识密集区，有较强的工业基础、完善的基础设施和生活服务设施，良好的自然环境、政策环境和金融环境，成为其布局的重要条件。以上海市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为例，该园区选址于上海市西南部，以信息产业作为重点发展方向。该园区距市中心人民广场11公里，距虹桥国际机场7公里，距铁路上海站12公里，距内环线高架道路4公里，距地铁一号线1.5公里。园区内基础设施齐全，交通便利，通讯捷达；环境幽雅，降尘率低，水质较好；工业配套协作条件较好，智力资源丰富（附近有上海交通大学等20余所大专院校和120余所研究所；16家国家科研开发机构，270家民营科技开发机构），海关、商检、金融、保险、外贸、咨询、律师、会计、专利商标、质检、人才培训等支撑服务体系健全。至2000年底，区内共有各类企业800家，其中有研发功能的机构和企业650家，约占企业总数的81％；职工总数4.1万名，其中大专以上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4350人，直接从事研发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达到8000人，分别约占职工总数的35％和20％。在已开发的6平方公里土地上，每平方公里累计产出销售收入181亿元、利税20亿元、出口创汇6.2亿美元，单位面积产出列全国高新区之首；世界500强跨国高科技公司已有30多家在区内投资项目。园区还与国际国内的孵化器公司、风险投资机构、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服务中心等合作，在担保、中介、加速孵化等技术创新机制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目前该园区正以宽带网络、电子商务平台为抓手，创建数字园区；以国际认证为抓手，争创质量管理和环境管理“双优园区”；以中英合资“科技绿洲”项目为抓手，创建国际园区。通过努力营造高品质环境，实现由产业发展向功能开发的转变，以期塑造一个符合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需要的、优越的创新环境，使该区的服务质量、环境保护与国际接轨，进一步提高国际竞争力。
五、结语
投资环境评价的根本目的在于使政府部门、投资者和企业家对该区域的投资环境有一个科学的、全面的、系统的认识，以便指导其投资环境的改善和投资场所的选择。因此，只有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进行关联性考察和比较分析，才能达此目的。
综合运用经济学、地理学、统计学、模糊数学、灰色系统理论、层次分析方法、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等多学科理论、方法和技术开展投资环境评价的多层次综合研究，是深化投资环境研究的一条有效途径。微观层次投资环境的系统综合研究仍是一个蕴含巨大潜力的领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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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鲁明泓：《中国不同地区投资环境的评估与比较》，《经济研究》，1994年第2期，第64～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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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鲁明泓：《外国直接投资区域分布与中国投资环境评估》，《经济研究》，1997年第12期，第37～44页。
[5]苏亚芳：《海港城市投资环境评价》，载于陈述彭主编：《城市化与城市地理信息系统》，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22～3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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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
[10]石忆邵、顾萌菁：《我国城市综合竞争力理论与评价方法探析》，《规划师》，2001年第3期，第86～89页。
[11]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编：《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9、2000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2001年。
环境评价范文6
关键词：安徽省 投资环境 对策研究
一、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1、体现评价内涵、突出评价目标原则
投资环境涵盖范围很广，要将所有因素都选作指标体系的指标，既不可能也没必要。每次投资环境的评价的具体背景与要求不一定相同，从而其相应规定的评价内涵与评价目标也不一样，因此指标体系的构建首要的原则是体现其评价内涵和突出其评价目标。
2、系统性与针对性原则
投资环境是一个由多个因素和子系统构成的综合性复杂系统，其评价指标体系应全面系统的反映各系统及其构成要素。
3、可比性、可操作性与稳定性原则
可比性要求评价指标要求反映投资环境的纵向可比，又要求反映横向可比。可操作性是指，在反映了基本内涵的前提下，选取的指标尽量少，并避免含义相同的或相近的指标重复出现，同时做到指标含义明确，具有一定的现实统计资料作为基础。在稳定性方面，构成指标体系的指标，应是变化比较有规律的，那些受偶然因素影响大起大落的指标要尽量少选。
4、遵循国际惯例原则
为适应发展外向经济、参加世界经济大循环的要求，投资环境评价无论是为了指导内资投向，还是为了引进外资，其指标体系设计都应该遵循国际惯例原则，与国际接轨，这是内在驱动力。
5、具有监控、预警功能的原则
评价指标体系除了能反映投资环境现状，还应具有监控、预警、预报投资环境变化的功能，使投资环境决策者能够对投资环境进行预测，以便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
（二）构建总体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以上五大原则，参考国内外有关学者对投资环境所做的研究成果，结合安徽省的实际情况，构建了由一层4个指标、二层16个指标、三层28个指标组成的三层指标体系，见表1。指标体系中的指标都是直接定量指标，可以直接用数量表示出来。一个地区投资环境共由七大要素构成，自然地理环境、基础设施、经济环境和社会服务环境四大要素的指标可直接量化，社会政治环境、法律环境和文化环境三大要素的指标难以直接量化，本文用一些相关量化指标间接来表示。
二、投资环境纵向比较分析
本文选取《安徽省统计年鉴》（2006—2010）中原始数据，运行 SPSS16.0实现因子分析，通过分析求得因子载荷矩阵，然后根据主成分分析所得到28个公因子总方差中的累计贡献率大于或等于85%的要求，决定所选取的公因子数目。根据运行结果，方差贡献率排在最前面的3个公因子可解释变量总方差的97.871%，能比较全面的反映所有信息，所以采用前3个公因子。3个公因子的总方差解释见表2。
如表2所示，第一个公因子的方差贡献为74.799%，第二个公因子的方差贡献为13.07%，第三个公因子的方差贡献为10.001%，前三个公因子的累计贡献率达到97.871%，所以提取前三个公因子。
用SPSS16.0经过Quartimax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由旋转后的因子载荷阵可以很明显的得到每个公因子上的高载荷指标，第一个公因子上高载荷的指标有：x24、x2、x5、x14、x17、x22、x19、x7、x13、x8、x9、x23、x18、x16、x28、x20、x27、x16，可见公因子1是综合因子。第二公共因子上高载荷的指标有x12、x11、x25、x21、x10，可见公因子2是宏观经济环境因子。第三公共因子上高载荷的指标有x2、x15、x1，可见公因子3是生态环境因子。
由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可以得到安徽省近5年因子得分及排名，见表3。
从因子综合得分可以看出，安徽省投资环境状况呈上升增长趋势，2010年投资环境综合得分为0.8447，排名第一，2009年为0.71600，而2008年为-0.0344，可见2009年较以前有一个较大的飞跃，主要得益于软、硬环境都有大幅度的改善，加之全国整体宏观经济环境的良好运行。由表可以看出公因子1是每年递增的，而且每年增加的幅度也不小，总体的投资环境呈变好的趋势，从公因子2可以看到，2007年宏观经济环境突然变差，而在之后几年逐年好转，说明投资环境对于外在的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会发生一定的变化，由因子3可以得出生态环境在2006—2009年间有好转趋势，在2010年突然下降，生态环境恶化，所以我国得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不能以资源的消耗来换取经济的发展。
三、优化安徽省投资环境的建议和对策
通过本文对安徽省投资环境所进行的纵向分析，我们看到了安徽省投资环境在综合能力和能源消耗方面有所改善，但也找出了安徽省投资环境在经济水平、对外联络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不足，在此对改善安徽省投资环境提出一些改进措施。
（一）优化经济环境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把经济建设作为安徽省的中心任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调整经济结构，采取措施，把经济增长真正转变到依靠科技、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上来。积极推进国民经济和加强社会信息化，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可持续发展。
（二）优化对外联络设施环境
进一步加快铁路、公路以及机场建设，以扩大规模、优化结构和提高运输能力为重点。进一步开放公路建设市场，加快建设步伐，提高建设质量。键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形成省内连接市县乡村、省外通江达海的交通网络。
（三）优化社会保障环境
要发挥好社会保障体系的作用。在社会保险范围内，要严格管理养老保险，失业等社会保险金的缴纳、运用和偿付的各个环节。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现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并做好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制度并轨工作。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和下岗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费全部社会化发放，城市的“低保”做到应保尽保，逐步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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