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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论文范文1
（一）养殖方式集约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畜禽养殖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由分散饲养向规模化饲养转变，由家庭副业向支柱产业转变，由粗放饲养向集约饲养转变，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资金密集型转变，由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变。据统计，生猪年出栏50头以下养殖户比重由2003年的71.60%下降到2012年的32.08%，而年出栏500头以上养殖户比重由2003年的10.60%增加到2012年的38.00%；肉牛年出栏10头以下养殖户比重由2003年的68.50%下降到2012年的56.24%；羊年出栏30头以下养殖户比重由2003年的56.60%下降到2012年的45.04%。养殖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迫切需要物联网技术进行实时监测，减少人力物力的投入，提高生产的规模效益。
（二）饲养管理自动化
适应养殖方式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单纯地依靠传统的人力饲养，很难满足精准饲喂、自动喂养、科学管理的需要。在物联牧场中，通过畜禽个体传感器（如压力传感器、红外传感器等），实时传输畜禽个体生理状态数据，监测畜禽个体数据异常情况，并将数据及时反馈生产者，同时，通过对不同个体生理状态的监测，结合专家系统，对畜禽饲料进行科学配比，精细饲喂，既保证畜禽生长所需能量，又能节约生产成本，是自动化饲养的核心内容。目前，我国肉鸡、蛋鸡、规模养猪的自动化程度相对比较高，而肉牛、肉羊、绵羊的自动化程度和国外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据统计，2010年我国奶牛养殖量为1258万头，产奶3600万吨，而美国奶牛养殖量仅为910万头，产奶量却高达8750万吨，是中国的2.43倍，按每头年产奶量计算，美国是中国的3.36倍。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奶牛单产分别是中国奶牛单产的2.02和1.26倍。世界发达国家普遍使用了DHI（DairyHerdImprovement）技术，实施奶牛牛群改良，而我国只是在个别地方才应用。DHI是以物联网技术为基础，测定奶牛个体单产数据、牛群基础资料，综合评定奶牛生产性能和遗传性能，是世界公认的饲养管理的科学手段。
（三）质量控制追溯化
畜禽及产品质量安全，涉及到畜牧业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涉及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频频发生，成为了社会和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问题。畜禽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主要包括动物疫病、兽药残留、加工流通过程中的二次污染，是覆盖从“牧场到餐桌”的关键问题。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利用物联网的RFID、条形码、电子“药丸”等技术，对畜禽生产、加工、流通和消费实施全过程监管，对发现的问题产品进行追踪溯源，实现全过程、全环节、全方位的可追溯，是有效防止畜禽产品安全事件发生的重要手段。在物联牧场中，畜产品物联网溯源平台已经基本完善，每一种产品都可以通过标识在物联牧场的溯源平台中查到其产地、销地，并通过溯源系统对其质量进行严格把关。
（四）疫病防治即时化
重大动物疫病如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新城疫、猪瘟，以及其他流行性动物疫病，不仅关系到畜牧业的发展，而且关系到农民增收和人民群众健康。近年来，世界各地多次发生动物疫情失控事件，对于畜牧业的发展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如何及时有效地开展监测预警工作、进行动物疫病防治，是一直以来困扰畜牧业发展的难题。以物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化运用于畜禽生产实际，为动物疫病防治工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物联网技术可以感知畜禽个体及群体的生理变化和行为特征，如温度、采食量、活动量等数据，结合历史数据，及时监测畜禽个体的差异性，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进而有效防控动物疫病的产生、发展和蔓延。
（五）养殖环境清洁化
用循环经济的理念发展现代畜牧业，通过资源利用节约化、生产过程清洁化、废物利用再生化等环节，减少畜禽生产污染物排放、控制畜禽养殖环境，以达到改善畜禽产品质量的目标，是实现畜禽清洁化生产的重要途径。畜牧业生长环境是影响畜禽产品产量和质量的关键因素，传统畜禽养殖环境很难做到精确控制，畜禽产品产量和质量都难以保证，物联网技术为畜禽生长环境的自动控制提供了条件。通过传感器采集牧场环境信息（光照、温度、湿度、CO2、H2S等），并将信息通过无线传输技术（GPRS、ZigBee等）传输到服务器，应用程序通过将收集到的数据与标准数据库中的数据相比较，结合专家系统，科学准确地计算畜禽养殖环境信息，并通过自动控制技术（温度控制器、光照强度控制器、CO2发生器等）等对畜禽生长环境进行精确控制，为畜禽提供一个更加良好的生长环境。
（六）畜禽品种良种化
畜禽良种是畜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和畜牧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生产要素，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正在兴起的生物信息学是研究生物信息的采集、处理、存储、传播、分析和解释等各方面的学科，它通过综合利用生物学、计算机科学和信息技术揭示大量复杂的生物数据的生物学奥秘。在分子水平上，进行畜禽品种的选择、培育，是现代育种的重要方式。利用物联网技术，通过监测期母畜生理变化情况和仔畜生长发育情况，对于畜禽良种选择具有重要意义。以奶牛为例，期的奶牛，其活动量、步行数等都远远大于其他奶牛，通过对奶牛行为进行监测，可以实时了解奶牛的状况，科学预测奶牛时间，及时进行人工授精，保证奶牛产奶质量。
二、物联牧场理论方法与技术体系
以农业物联网的全要素、全过程和全系统“三全”理论为基础，物联牧场针对养殖环境、畜禽生产资料、劳动投入、饲养管理技术等的全要素，和畜禽生产、流通、加工和消费的全过程，以及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全系统，形成了以感知、传输和应用为主线的技术体系，研究重点和方向也日益明晰。
（一）物联牧场的相关理论
牧场是经营畜牧业的生产单位，也是包含畜牧、自然、经济和人类活动的复杂系统。因此物联牧场必须遵循农业物联网中的全要素、全过程和全系统的“三全”化发展理念，才能确保其科学持续性发展。物联牧场是将物联网技术应用在牧场的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中，运用养殖环境监测传感器、生理体征监测传感器、视频信息采集传感器等设备感知饲料、水、生命体、生产器械、能源动力、运输、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通过无线传感网络、互联网和智能化处理等现代技术，构建包含牧场正常运转所涉及的自然、社会、生产、人力资源等的复杂系统，实现牧场产前、产中、产后的过程监控、科学决策和实时服务，达到牧场人、机、牧一体化，进而实现畜牧养殖的高产、优质、集约化和精细化的目标。
（二）物联牧场的技术体系
要使物联牧场健康持续发展，必须综合考虑人、机、牧的综合配置与协调，实现人机牧一体化发展，才能真正发挥物联牧场的作用。其技术体系是通过感知、传输、处理、控制等现代技术，将人机牧三者相互融合，提供更透明、更智能、更泛在、更安全的一体化服务。感知技术包括：温度、湿度、光照、降雨量、风速等气象环境类传感器技术；二氧化碳、氧气、氨气、甲烷、硫化氢等气体类传感器技术；饲料量、饮水量、运动量、产奶量、体表温度等生命本体传感器技术；视频、声音等多媒体传感器技术。传输技术包括：互联网技术、短信通信技术、Zigbee无线传输技术、GPRS无线传输技术、3G无线通信技术（TD-SCDMA、WSCDMA、SCDMA2000）、4G通信传输技术（TD-LTE、FDD-LTE）。处理技术包括：数据处理技术、图形图像处理技术、声音处理技术、视频处理技术、多信息融合处理技术、智能信息处理技术。控制技术包括：最优控制技术、自适应控制技术、专家控制技术（即以专家知识库为基础建立控制规则和程序）、模糊控制技术、容错控制技术、智能控制技术。
（三）物联牧场的研究重点
畜牧论文范文2
根据中央关于畜牧业保险保费补贴的规定，能繁母猪、育肥猪、奶牛、藏系牦牛及藏系羊5种险种的保费补贴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中央财政补贴比例根据地区间财力状况大致分为东、中、西三地区及中央直属农垦总局四类；地方财政包括省市县三级。就5种险种的保费补贴分担情况，本文选取东部地区的北京、浙江，中部地区的河南、海南和西部地区的陕西、四川与内蒙古等7个省区进行对比。表2可以看出，保费补贴多为中央、省、市、县四级结构，补贴比例≥70%，农户自筹保费较少，有利于提高农民参保积极性。在中央财政补贴方面，中西部地区补贴比例高于东部；地方财政补贴方面，财政收入较好的地方政府承担较多保费，经济条件较差的地方政府承担较少保费。除以上5种险种有中央财政补贴外，财政部提供保费补贴的地区可根据本地财力状况和农业特色，自主选择其他养殖险种并由地方财政予以支持（表3）。这对于健全畜牧业支持保护体系，创新和改革畜牧业保险制度，推进畜牧业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比较发现，中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快，政府财政压力小，畜牧业保险的保费补贴比例普遍在50%左右，其余由龙头企业或农户承担。西部地区则主要依靠政府财政补贴，区别在于陕西省仅有省级财政保费补贴；宁夏的保费补贴则分自治区和市县两级，补贴比例达到75%。保费补贴划分到市县一级的做法可以降低省级财政保费补贴压力，提高总体财政补贴比例，减轻农民负担；但对于部分养殖大县，具有较强保险需求的同时又相对贫困，财政预算资金不足，客观上造成部分市县财政不能及时足额拨付补贴资金的突出问题，影响保险工作的顺利开展。
2保险金额与保险费率
各省区针对不同险种制定了不同的保险金额与保险费率，保险金额多参照投保标的的生理价值确定。如表4所示，在能繁母猪险种上，除北京，上海少数发达地区的保险金额达到2000元，其余省区均为1000元，费率为6%，无明显差异。奶牛的保险金额和保险费率差异较大，费率从4%到8%，保险金额从3000元到8000元不等，部分省区根据奶牛年龄、品种及饲养模式的不同，确定了不同的保险金额。如：北京市奶牛的保险金额按奶牛的牛龄及胎次分为两档。四川的育肥猪保险费率按规模进行了区别，鼓励规模化养殖，以便集中管理，降低风险。新疆参照羊只品种、畜龄、饲养成本、市场价格的70%将保险金额厘定为6个档次。2.4保险责任与赔付标准内蒙古畜牧业保险险种有能繁母猪、育肥猪、奶牛，均为中央财政保费补贴险种，保险责任范围如表5所示，在赔付标准上规定能繁母猪和奶牛按保险金额进行赔付；育肥猪按照尸重和出险时当地生猪市场收购价格计算赔偿。目前，国内大部分地区对3种险种的保险责任与赔付标准大致类似，北京在能繁母猪的保险责任方面增加了难产；奶牛则针对固定圈舍内死亡或伤残，经畜牧兽医鉴定失去产奶能力的奶牛进行赔付，保险责任包括难产死亡或胎产所致伤残失去繁殖能力。在赔付标准上，北京市也有创新，若能繁母猪、奶牛死亡，根据实际情况按保险金额的80%进行赔偿；奶牛因胎产造成子宫受伤所致伤残失去繁殖能力的，在此基础上再减去奶牛残值。除以上3种险种外，中央财政补贴险种还包括藏系牦牛和藏系羊，主要在四川、青海、云南、甘肃省和自治区开展。各省区也相继开展了其他养殖险种，制定了相关的保险责任，如表6所示。肉鸡的保险责任范围大体一致，在赔付标准上，北京按肉鸡的饲养日龄成本，江苏按肉鸡尸重计算赔付。2.5风险控制北京、江苏、浙江、河南及黑龙江五省市所采用的不同的农业保险风险模式是目前中国现行的主要农业保险风险控制模式；不同模式下政府与保险人在赔付责任和风险防范上承担不同责任，具体如表7所示。在巨灾风险分散措施方面，目前，北京、江苏的巨灾风险基金制度较为完善，但筹建方式上差别较大。北京按农业增加值1‰计提农业巨灾风险准备金并建立再保险巨灾分散机制；江苏则由保险公司和政府分别建立巨灾风险基金，构建省市县三级巨灾风险基金制度。对比内蒙古，自2008年开始着手准备巨灾风险准备金，实践中因为种种原因，并未有效落实。
3各省区畜牧业保险的特点总结及启示
以上从保险品种、补贴政策等7个方面分析了各省区畜牧业保险政策的异同点。基本特点如下：在保险险种上，除中央财政补贴险种外，北京、浙江等多省都相继开展了符合当地养殖条件的保险险种。东部沿海省区多开展水产、家禽保险；中西部地区多开展畜禽保险，对保障养殖户收入水平，促进当地畜牧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在保费补贴上，财政保费补贴比例普遍在50%以上。受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状况的影响，财政补贴具有差异性，西部地区主要依靠政府补贴，对于较贫困的市县，保费补贴的承担存在困难。在保险金额上，保险金额多参照投保标的的生理价值确定，北京、黑龙江等省区按品种、规模、生长期将保险金额进行了细分，有利于畜牧业的规范管理和畜牧业保险的持续发展。在保险责任上，保险责任多针对由重大病害、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导致的保险个体死亡。各地根据自身经济状况和养殖环境也进行了调整。相比北京的做法更为合理，针对牲畜的经济价值进行赔付。在风险管理上，目前，只有北京、江苏等部分省区建立较为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由于农业风险具有高度相关性，易发生农业巨灾，各省区应加快大灾风险管理机制的建立。自2007年以来，内蒙古政策性畜牧业保险取得了快速发展。但也面临保险责任范围不切实际，产品结构单一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内蒙古畜牧业保险的发展。基于以上分析，得到如下启示：
（1）政府财政补贴应加大对畜牧业保险产品研发的支持。
保险产品是否符合保险标的的特点，满足投保人规避风险的需求，直接影响保险制度的有效实施。内蒙古畜牧业保险目前包括奶牛、能繁母猪、育肥猪三个畜种，而在内蒙古畜牧业中占重要地位的肉牛、绵羊等并没有保险产品。在养殖过程中这些牲畜同样面临诸如病害、自然灾害等多重风险。开发研究这些畜种的保险产品，既是完善内蒙古畜牧业保险制度的需求，也是提高内蒙古畜牧业风险规避水平，促进畜牧业健康发展的要求。
（2）根据牲畜养殖特点和经济价值，调整责任范围。
目前内蒙古实施的畜牧业保险大多是保障牲畜生理价值的死亡保险。保险责任所涉及的重大病害大部分属于非常发性疾病，而在饲养过程中农户经常遇到的疾病问题（奶牛养殖中常见的炎、产后死亡等）并未囊括其中。应结合实际，了解养殖户的保险需求，适当保障一些疾病风险和市场风险，提高养殖户参保的积极性。
（3）进行合理的风险分层，完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畜牧论文范文3
雁门关生态畜牧经济区属于典型的黄土高原区，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占到全区总面积的80%以上；该区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干旱区，年平均气温7~8.8℃，平均无霜期100~130d，年降雨量400~500mm，种草养畜资源丰富[2]。雁门关生态畜牧经济区历史上曾是“风吹草地见牛羊”的地方，当地农户几乎都饲养过牛、羊、猪、鸡，在养殖技术上有一定的经验积累。目前，雁门关生态畜牧经济区的草食畜牧业发展水平在山西省处于前列，具体表现在：①牛、羊、猪、禽等主要畜禽存栏量逐年增多。截至2010年，雁门关生态经济畜牧区存栏牛61.07万头，羊456.54万只，猪109.7万头，禽755.3万只，分别占到全省存栏量的27.0%，41%，21%，11.0%，其中奶牛存栏7.88万头，占到全省奶牛存栏量的6%。②牛、羊、猪、禽等主要畜禽出栏量也逐年增多。2010年，出栏牛11.64万头，羊221万只，猪124.3万头，禽401.6万只，分别占到全省的21.6%，46.2%，21.2%和12.0%。③人均肉、奶、山羊绒高于全国水平。2010年，雁门关生态畜牧经济区肉、蛋、奶总产量分别为16×104，4×104，19.7×104t，山羊绒产量323t，分别占到全省的24.8%，10.2%，54.8%，51%；肉类人均29.6kg，比全省人均数高9.6kg；奶类人均36.1kg，比全省高24.9kg，比全国高28.7kg；绒山羊产绒量196g/只，比全省高63g，比全国高124.7g。
雁门关发展畜牧业具有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生态方面，雁门关生态畜牧经济区重视畜牧业的发展，在确保粮食需求稳定的前提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实施退耕种草，有效地减少了水土流失和风沙天气，起到了涵养土壤、保土固沙的作用。畜牧业的发展，有效地拉动了饲草业等种植业的发展。通过畜牧业的转化，提高了饲料作物种植业的经济效益。特别是退耕还林还草政策推行后，雁门关生态畜牧经济区将低产棉田改为草地，通过规模化养殖，推动了饲草业的发展。在雁门关生态畜牧经济区，种粮的投入产出比是1.0∶1.3，种草的投入产出比是1∶2。每0.067hm2土地苜蓿的纯收入可达600多元，比种玉米增收290多元，而且牧草经过牛羊过腹转化，效益可提高30%左右。种草还可肥田沃土，防止水土流失和土壤沙化。草粮轮作又有利于提高粮食单产，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应。另外，种草养畜有效地避开频繁发生的春寒，较好地利用了当地7月—9月相对集中的降雨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自然风险。畜牧业的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2009年，雁门关生态畜牧经济区畜牧业总产值达43亿元，同比增长7.74%；2010年畜牧业总产值达47.50亿元，同比增长10.50%。农民人均牧业纯收入达到860元，养殖户由2009年的64990户增至2010年的67710户，增速较快。
标准化养殖小区是指在合适畜禽养殖的地域内，按照人畜分离和标准化养殖要求，专门从事某一种特定畜禽养殖、有一定规模、饲养设施和防疫设施完备、粪污处理设施配套、技术标准统一、管理措施一致，以及设施标准化、生产标准化、防疫标准化和产品标准化的养殖小区[3]。雁门关生态畜牧经济区的养殖小区全方位、多层次、多模式推进，逐步形成了6种小区齐头并进的发展模式。龙头企业投资型。由龙头企业全额投资建立养殖示范小区，目前该类型的养殖小区有100个，占小区总量的18.3%。大同南郊生猪养殖示范小区占地14.7hm2，建有猪舍36栋，建筑面积1.8×104m2，年出栏生猪3万头。吕梁兴县农牧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爱民生猪养殖示范小区占地hm2，猪舍建筑面积达1×104m2，年产销生猪1.5万头。养殖小区在经营形式上均实行小区独立核算、统一经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公司负责从种猪到销售的全程资金、物资供应，以及生猪销售，农户在交纳5万元左右的风险押金后，按照公司要求标准饲养生猪，除按照出栏生猪每头50元的饲养报酬外，年底按出栏量分红。据调查，进入公司养殖小区的农户，年收入达8万~10万元。“龙头企业+农户联建型”。由龙头企业规划设计并给予一定补贴，农户投资建设，纳入龙头企业统一管理的模式。目前该类型的养殖小区有120个，占小区总量的22%。娄烦县怡农生态农牧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种猪生产、生猪养殖、饲料加工、屠宰加工一体化的生猪产业化龙头企业，公司实行“成本价供种猪，优惠价供饲料，优先收购育肥猪”的方式，与农户合作联建的养殖小区占地3hm2，年出栏生猪2000头；公司还规划建设养殖示范小区20个，每个小区饲养规模1000头以上。“龙头企业+集体型”。由龙头企业与村委会共同协商，由村提供场地，以村为单位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建场、统一管理，分别投资、独立核算，由企业提供有关机械设备。目前，该类型的养殖小区有100个，占小区总量的18.3%。以古城乳品加工企业为龙头，外连市场、内连农户、加工企业建小区并直接管理。通过招租，让农民入区养殖，企业自行加工销售；或由龙头企业或开发商投资建设奶牛养殖小区，由小区吸纳社会投资人出资买牛，交给小区经营管理，围绕生产过程，按照自愿、互利、方便的原则，把各养殖户组织起来，为进入养殖小区农户提前、产中、产后服务，引导农民稳步进入市场，年终根据经营状况按比例分红。
“协会（合作社）+农户型”。由协会或合作社组织提供基础设施，以协会（合作社）成员为主体兴建养殖小区，小区按协会章程和小区制度进行管理运营。目前，该类型的养殖小区有140个，占小区总量的25.6%。如，大同县群益肉牛养殖示范小区由神池肉牛合作社发起，10个合作社成员入股新建，占地面积7hm2，建筑面积6000m2，总投资150万元，年出栏肉牛1万头。神池县红安养殖小区由红安养殖协会发起新建，4户协会成员参加，占地2hm2，年出栏肉牛3000头。“集体+农户型”。由国有农林场所或村组集体统一提供场地、统一规划与设计、统一水电路建设，由养殖户自建猪场，实行统一管理。目前，该类型的养殖小区有40个，占小区总量的7.3%。2007年以来，左云县种畜场、原种场等国有农林场分别划出荒山荒地，统一规划设计，完善水电路基础设施，支持场内职工和场外养殖户建设养殖小区，先后引进内外养殖户47户，新建鸡舍面积1.7×104m2，新增蛋鸡和肉鸡养殖规模30万只。2007年，神池县西渡镇英南村引进10户养猪户，采取“集体+农户”的形式，建设的长岭生猪养殖小区的年出栏规模达1万头。农户联建型。农户自发组织起来，根据资源条件，在相对集中的区域内形成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养殖小区。目前该类型的养殖小区有46个，占小区总量的8.4%。#p#分页标题#e#
标准化养殖的生产成本短期内上升尽管标准化养殖提升了畜产品数量，缩短了生猪的出栏时间，但是标准化养殖在组织保障、质量控制、投入品使用等方面，由于规范化饲料、饲养设备、防疫疫苗、生产检测设备的投入，以及标准化生产程序的制定和执行、养殖员工培训等措施，实实在在地增加了生产成本。调查表明，86.5%的生产者认为标准化养殖短期内增加了生产成本，其中认为成本增加10%~20%的占到48.3%，增加20%~30%的占到26%，增加30%以上的也有14.6%。标准化生产畜产品的市场占有量的制约标准化生产的畜产品价格高随着分配方式的变革，收入差距也拉大，人们收入不同，消费的物品也不同。在收入既定而住房、教育、医疗支出不确定的情况下，价格对普通消费者有较大的影响力。尽管蔬菜、粮油、肉制品是生活必需品，需求价格弹性小，价格的上升幅度对需求的影响较小，但实际调研表明，价格对蔬菜、粮油、肉制品三大食物的影响中，肉制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最大，部分家庭在肉价上涨时往往减少肉制品的消费，少吃肉或用鸡蛋来替代，或者干脆停止吃肉。而标准化养殖的肉制品由于饲料采购、兽药采购、技术指导、专用的生产设备等短期内增加了生产成本，导致肉价比庭院散养或者进口的高，结果使标准化养殖的畜产品在市场竞争中失去了部分优势。对肉、禽、蛋、奶、水产品标准化生产的畜产品来说，有90%以上的消费者希望价格不高于普通产品的30%，大约60%的消费者希望不高于20%，说明人们虽然有消费标准化畜产品的意愿，但价格因素是使消费者止步不前的主要因素，其平均支付意愿仅在115左右；最愿意额外价格的是肉，其平均支付意愿为119.4，说明对畜牧业和渔业产品的消费，人们尽管愿意多付一点价钱购买标准化畜产品，但高出的这部分价格也非常有限。
标准化畜产品的质量信任危机影响标准化养殖畜产品市场占有率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消费者不太相信标准化生产的畜产品真的达到“质量安全”标准，特别是近年来一些品牌由于过于宣传而不注重实际质量建设（如价格高、品牌知名度高的双汇火腿含瘦肉精），导致部分消费者对价格较高的肉类已不太信任；部分品牌已失去信号发送的能力，如特仑苏牛奶，曾被宣传为蒙牛的高品质牛奶，却被检测出含有致病的黄曲霉素，这些案例使消费者在购买肉制品时由相信品牌转向相信自己的感官、购买经验和邻居同事的口碑宣传。资金短缺制约标准化养殖由于标准化养殖对养殖小区（场）的建设有具体的规定，使养殖行业由劳动密集型行业向资本密集型行业转变。畜牧标准化养殖需要的资金，主要包括标准化圈舍设施、检测设备、水电管网架设、道路硬化、粪便处理设施、场舍、棚架等生产要素建设资金，购买牲畜幼崽和饲料资金，雇佣饲养人员等资金。标准化养殖比传统养殖的饲养数量加大，无疑会增加购买牲畜幼崽、购买饲料和雇佣员工的数量，增加养殖对资金的需求，然而农民融资能力不足，导致许多想进行标准化养殖的农户心有余而力不足。还有一部分养殖小区设计规模大，因缺乏流动资金而入住农户少，实际养殖规模小，许多畜舍及设施闲置，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技术瓶颈制约标准化养殖调研发现，标准化养殖难以解决防疫技术的高要求与养殖场防疫技术的低水平之间的矛盾。
主要表现为：①标准化养殖饲养规模大，单位面积上的畜禽密度比例高，容易发生传染病；②养殖员工防疫技术水平低，标准化养殖场的员工大多是老人和妇女，尽管也对他们培训过，但这些人一般是依靠自己以往的养殖经验进行饲养，他们对预防牲畜疾病不太敏感，认为牲畜病了没必要喂药，这种观点有时候会导致牲畜生病时错过最佳治疗期而死亡或导致较大范围的传染病发生。另外，由于标准化养殖场对屠宰后的肉类品质要进行兽药残留检验，不能随意使用兽药也增加了养殖场的防疫难度；③政府防疫技术服务体系不健全，缺乏防疫技术人才。县、乡两级防疫站人员的技术不过硬，原来有实践经验的防疫技术人员逐渐退休和减少，新引进的大学生又缺乏实际操作经验。有经验技术人员的减少和无实际操作技术员工的增加，使防疫技术站失去了养殖户的信任。如某大型标准化养殖奶牛场的奶牛生病，场长去乡农技站聘请专家，结果当地的农技站没有一个农技人员敢接受邀请，这是因为该乡镇的农技人员已经好多年不进行专业知识的培训了，技术和技能严重老化，脱离生产实际。于是该场长去县农技站聘请了一位专家，结果反而把牛治死了，不仅造成了不小的经济损失，更为严重的是影响了奶牛养殖人员对农技推广人员的信任。在实地走访中得知，好多规模奶牛场都花钱聘请兽医，而许多小奶牛养殖场和养殖多年的农户仅凭借自己的养殖经验充当兽医，他们宁肯相信自己，也不相信县（乡）农技站的服务人员。长久下去，陷入了“农户不信任农技服务人员—农技服务人员不重视知识和技能更新—农户越不信任农技人员”的怪圈。
畜牧论文范文4
作者：李万军 单位：辽宁医学院畜牧兽医学院
强化实践操作能力家畜环境卫生学的实践教学内容包括：气象指标的测定、畜舍通风换气量的设计与计算、畜牧场环境卫生调查、畜舍采光的测定和计算、畜舍中有害气体的测定、畜牧场设计图的识别等内容。在设计性实验中，我们增加了畜牧场的初步设计、畜舍建筑和设计等内容。在实验过程中，笔者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动手能力。在测定舍内有害气体时，先让学生考虑自己的实验方法、步骤，然后与指导书比较，找出异同。若不同，则让学生设想若按自己设计的实验步骤进行，会出现什么结果，若条件允许，则鼓励他们亲自动手操作，学生在做实验时不仅要动手，而且还要动脑，培养了他们勇于探索的精神。实验中让每一位学生都有动手操作的机会，并随时检查学生操作的正误，对操作有误的及时纠正。
在每个实验中我们都增设了一些作业题或思考题，增强实验效果。注重实验结果分析讨论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学生们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使用方法、测试地点、操作方法不当等。尽管实验中教师已给予纠正，但由于学生人数较多，出现的问题往往多种多样。因此，通过对实验结果的讨论和总结，一方面可以指出学生们在实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纠正的方法。另一方面，也促使学生养成以科学的态度去对待每一个科学实验，记录每一个实验结果的良好习惯。此外，通过对实验结果的讨论，对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在讨论过程中，学生们畅所欲言，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敢于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如在畜舍通风换气量的设计与计算这个实验结束后，针对目前畜牧生产上普遍存在的问题，及时作出诊断并提出处理措施，把经济损失如何降低到最低限度。学生们通过讨论，不仅巩固了学过的理论知识，也提高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改革实践考核方法实践考核改变过去以文字材料（实验报告）为主的方式，从实验操作能力、对实验内容的理解、对思考题的回答、实验中提出问题的质量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定。如在学生参观完各养殖场后，要求学生对所参观的养殖场存在的缺点进行总结。然后以一个设计者的身份来进行设计，这样就能考察学生理论知识掌握的程度及理论和实践是否紧密结合，以此来全面考核学生。考核内容既有实验理论，又有实验技能，这样做能督促学生全面复习、认真准备。通过改进考核方法，调动了学生在实验、实习过程中的学习积极性，较好地引导了学生注重自身能力的培养和实验技能的掌握。家畜环境卫生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要提高学生的生产技能、工作能力，除了在学校安排课内实践教学外，还要充分利用课外时间，开展课外实践教学，使同学们学到知识，锻炼能力，增强责任感，提高素质。开放实验室为了达到培养目标，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实验室一般在每周三、周五下午课余时间对学生开放，以便于学生开展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同学在试验中有问题，教师可随时进行指导。开放实验室有效地调动和激发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学生有独立思考、自主学习的时间和空间，有利于个性发展，同时还能提高学生的实验技能，培养创新意识，促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进行科研训练对科学研究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参与科研训练。既可自拟题目，也可参与家畜环境卫生学老师承担的各项科研课题的研究，独立或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其中的某一部分内容。既接触了实践，提高了操作水平，又了解了科研的步骤及过程。开展畜牧场环境调查同学们可在老师的指导下，在学校周边地区的农村养殖户、规模化畜牧场进行畜牧场环境调查。使学生了解畜牧场的现状，区别出不同类型畜牧场的特点，找出其中的问题。让学生明白哪些条件是能够改善的，哪些条件由于客观原因（资金或技术）不能马上改变，避免学生盲目套用书本知识，以免将来到生产单位遇到实际问题时束手无策。畜禽环境是影响畜禽生产力水平发挥的重要因素，学习家畜环境卫生学课程对培养应用型畜牧人才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对该课程实践教学的改革，学生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学到的东西更加丰富、更加直观。使学生的知识、能力、技能等综合素质得到了全面的提高，从而为我国畜牧业又好又快的发展提供人力支持。
畜牧论文范文5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采集、渔猎、畜牧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存在的生产部门。虽然在采集、渔猎中萌生了原始农业，而原始农业又分化出畜牧业，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有明显的部门区别与区域分异，各生产形式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完善，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构特征。例如在我国内蒙古东西部许多史前时期聚落遗址中都发现有代表畜牧文化的细石器与表现鲜明定居农业的陶器、石器共存的现象，其中内蒙古西部老虎山遗址出土的器物就是一则农牧共存的典型事例[1]。进入国家阶段以后，这样的事例也仍然存在，如夏商周三代时期华戎之间的地域分异仍然十分不清晰，许多中原民族往往在农业中杂以狩猎与畜牧。由于广泛存在这样的生产结构，以至于在中原文人撰写的文献中，也不过用西北多牧畜少农耕，中原多农耕少牧畜描述而已，你我之间还没有明显的界限。
萌生于原始农业的畜牧业，不但在地域上与农业相互交叉，而且由于早期的畜牧业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生，因此并不具备迁移特征，属于放养型畜牧业。随着农业生产内部结构进一步分化，以迁移生活为代表的游牧业逐渐游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依附于定居农业的放养型畜牧业继续与农业生产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以家庭舍养、近地放牧等不同形式持续发展到近现代。
游牧型畜牧业与放养型畜牧业存在许多差异，其中在以下几方面尤为突出：1)规模：放养型畜牧业中牲畜的食物来源主要限于聚落周围地带，因此畜养规模有限，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性很强。游牧型畜牧业中牲畜获取食物的空间范围很广，完全脱离了农业聚落的束缚，畜养规模很大。2)区域：由于放养型畜牧业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关系，其分布地区多与农业生产结合，出现在农耕区或半农半牧区。与放养型畜牧业分布地区不同，游牧型畜牧业则跳出农耕区的基本范围，成为草原环境的产物，并在迁移中建立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在各类非农业生产类型中，游牧型畜牧业（简称游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无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还是在由人类活动而塑造的人文景观中，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许多学者就游牧业与骑马民族的产生提出了多方面的见解，其中日本学者江上波夫认为骑马民族的发生和发展，极大程度上决定于地理环境。尤其欧亚大陆中部的茫茫草原，既因干旱缺雨而无法进行农耕，又没有大型食肉动物对草原牲畜造成威胁，是理想的牧场[2]。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则就中国历史背景指出，草原游牧的产生与马的应用关系密切[3]。乘马可以使依草原而生存的牲畜与依牲畜而生存的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由部落发展成草原国家。那么除了草原环境与马具之外，是否还有其它原因成为游牧业脱离农业而趋向草原的动力呢？离开中外史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我们将问题的视点放在环境上，并指出游牧业的产生与环境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
2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兴起与气候变迁
在广义农业的范畴之内，游牧业出现最晚。就中国的历史背景而论，对亚洲草原民族研究具有权威地位的拉铁摩尔、江上波夫等外国学者认为，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业与骑马民族兴起的标志[2～5]。对于这一观点的理解应包含这样的内涵，即胡服骑射是中原民族对抗草原骑兵的应对措施，因此这一时段不但标志着骑马民族的成熟、强大，而且也显示了真正以文化、生产手段与分布地域不同而区别出农耕与畜牧两大区域的历史进程。在此之前游牧生活已经在北方民族中存在很久了，只不过那时这些民族的空间发展还仅限于北方草原地带，农牧民族双方还没有在空间上发生激烈冲突，以中原诸国为代表的农耕民族也用不着采取任何防御性的应对措施。
2.1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人
见于文献记载最早活动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是匈奴人。战国以前的文献中也将其称之为“鬼方”、“猃狁”等，战国时期“匈奴”一词开始反复在文献中出现。大约从战国初期这些活动在山陕、内蒙古一带的非农业民族逐渐具备了骑马民族的特征，不但有成群的牲畜，而且有极具战斗力的骑兵部队，屡屡对秦、赵等国构成军事威胁，并以中原诸国北方劲敌的定位而见诸于史籍。伴随游牧活动，整个民族具备典型的“行国”特征。“行国”之称始见于《史记·大宛传》，其中提到所谓的“行国”就是“随畜迁移，与匈奴同俗”。这时匈奴已经成为人们理解中的典型“行国”。正像所有游牧民族一样，匈奴人的马背生涯扩大了他们的活动空间，不但带领他们驰骋于欧亚大陆中部草原地带的东西南北，而且这一骑马民族自从公元前5世纪左右登上历史舞台后，在近10个世纪内影响着中国历史，影响着中亚乃至于世界历史。
2.2气候变迁导致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的考古依据
匈奴人如何骤然兴起、如何发展成影响中国北方乃至于整个欧亚草原的“行国”，是研究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游牧业的重要问题。在对文献记载进行考辨的同时，考古发现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大量的依据。
1974～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队在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朱开沟村进行了近10年的发掘工作，其中取得的成就对于探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起源的问题作出重要贡献。朱开沟遗址的文化遗存共分五阶段，表1归纳了这五阶段文化遗存的年代、环境、文化以及经济特征[6]。从中可以看出朱开沟遗址的文化时期内，这一地区环境与人类经济活动方式的互动关系以及人类活动方式由农耕、狩猎、采集向畜牧业为主方向的渐进过程。
表1朱开沟遗址经济文化与环境特征表
Tab.1Theeconomy,cultureandenvironmentofZhuKaiGousite
阶段年代环境生产工具猪：羊：牛
第一段相当龙山文木本花粉很少，主石刀，石斧、石磨棒、
化早期要为草本花粉，其磨石、骨镞、骨凿、1:0.45:0.36
中蒿、藜花粉占全骨针。
部花粉的50%。
第二段相当龙山文木本花粉中出现了石斧、石凿、石刀、
化晚期少量的胡桃和漆等石镰、石铲、石杵、
阔叶林木，草本蒿石纺轮、砍砸器、石1:1.29:0.33
、藜花粉增多，约矛形器、石镞、角锄、
占全部花粉的70%骨刀、骨镞、骨匕、
以上。骨针管、骨针、陶垫。
第三段相当夏早期草本蒿、藜花粉继生产工具中石器、骨
续增多，约占全部器、陶器与前段相差1:1:0.27
花粉的90%以上。不大，惟出现了铜器，
且石器中细石器的比
重略有增加。
第四段相当夏晚期木本花粉中出现了生产工具数量。种类、
耐寒的云杉、桦、制法与前段无明显区1:1.15:1.15
榆等，以松、桦针别，骨镞、纺轮的数
阔混交林为主。量较前段增加，铜器
仍为小件工具。
第五段相当商二里木本以松、杉针叶石器中除细石器与石
岗文化阶段林为主，草本蒿、斧、石刀，其它种类
藜花粉约占全部花都有所减少。骨镞的1:1:1
粉的93%。数量有明显增加。铜
器中除小件工具外，
出现了铜短剑、铜戈、
铜刀、铜镞、铜鍪、
铜护牌、铜项饰等大
型工具、兵器等。
植被类型是环境特征的标志性指示物，朱开沟遗址不同阶段木本与蒿科、藜科等草本植物花粉比例的变化，显示出遗址所在地区环境的基本面貌与变化特征。蒿科、藜科均属于半干旱、干旱气候条件下的草本植物，这类植物对旱生环境有较明显的指示作用。虽然在整个朱开沟遗址文化的5个阶段中，木本植物中针、阔树种花粉比例的变化，反映了气候存在冷暖、干湿波动的特征，但从整体看变干则是气候变迁的基本趋势。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文化层中蒿、藜科植物花粉的比例仅占50%，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植物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由50%增至70%，至第五段已达到93%，成为占绝对优势的植物。由于蒿科、藜科植物的旱生属性，这类植物比例增加反映了环境逐渐向干旱方向发展的变化特征。对于全新世湿润期以来内蒙古农牧交错地带具有明显的干旱化趋向，地理学家从另一角度也给予了证明[7]。
早期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十分密切，因此伴随环境发生变化的同时，人类活动方式与生存手段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变。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发掘的生产工具中既包含农业生产工具，也有用于射猎的工具，这些工具证明了人们在这一阶段不但从事于原始农业种植，同时也将射猎作为辅佐农耕的重要谋生手段。在农耕与射猎两种生存方式之外，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朱开沟时期的人们在从事农耕与射猎的同时，还存在放养业。如果对于朱开沟遗址五个阶段的环境、工具以及猪、羊、牛骨骼数量的变化进行对比分析，就会发现遗址文化层从第一段到第五段随着气候干旱程度逐渐增加，羊、牛与猪之间的比例也有逐渐增加的趋势。猪、羊、牛虽然都属于人类驯化、饲养的动物，但由于动物之间生理特征的差异，一般将猪的饲养视为农业生产的标志，而羊与牛的饲养则成为畜牧业的象征。朱开沟遗址五个文化段中猪、羊，牛比例的变化，说明的正是农业与畜牧业比例的消长。第一段中猪所占比例超过羊、牛比例的总和，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在各业中占有突出地位，此后各段中随着气候转干，农业逐渐消退，而畜牧、射猎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中指出，当文化发展到第五段时，不但房址、墓葬数量明显减少且分散，而且人们使用的工具中已经出现了大量青铜工具，这些青铜工具与后来在内蒙古其它地区发现的青铜器均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
朱开沟遗址的文化信息清楚地显示了随着气候变干，草原边缘民族一步步放弃农业生产，转向畜牧业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没有像拉铁摩尔曾经指出的那样，由于农业民族的强大，逼迫游牧民族从自然条件较好的农耕区退向草原，也不是源起于与农耕区对立的其它环境中，草原边缘民族在由原始农业转向放牧业几乎没有发生空间区域的位移，或许几代前他们的祖先就从事着原始农耕业，到了后来他们却渐渐放弃了农耕技艺，将谋生的方式变换为射猎、畜养，而导致所有这一切转变都与气候变化有关，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当然，促使畜牧业从原始农业中分离的环境背景，并不仅仅限于气候变干一个环节。大量的研究明确指出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经历过一次变干且变冷的过程，随着气候变冷、变干，温性森林减少，草原扩大，那些原本在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生长的农作物，渐渐失去了生存条件，而面对环境变化牛、羊等牲畜却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6]。生活在这里的草原边缘民族失去了农业这一食物来源，自然而然将生存的依托转向畜牧业，并在越来越多依靠畜牧业的同时，不断积累动物驯养经验，从牛、羊的畜养到马的驯化，进而使驯养牲畜变得更加成熟、独立。
2.3游牧业产生
朱开沟遗址第五段发掘的青铜工具虽然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但若对遗址的全部信息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时朱开沟人从事的仍属于放养型的畜牧业，而不是游牧业。前文已经指出放养业与游牧业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放养业是在定居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动物饲养过程，而游牧业则完全脱离了定居生活，随阳而居，逐水草而迁。在整个朱开沟文化的发展阶段中，尽管定居农业的比重越来越低，但定居生活在遗址中却始终显示出核心作用。定居生活与畜牧业相伴的现象维持很久，直至春秋时期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畜牧业中仍含有定居、半定居的经济成分[10]。
在活动区域上游牧业与放牧业最大的不同在于空间的拓展，对于游牧业来讲，决定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不在于土地占有权，而更多地取决于迁移权，只有在随阳而迁的迁移过程中，草原民族才能不断获得丰美的水草，发展壮大。因此驯化马匹，发明控制牲畜行动、适应频繁迁徙的用具是草原边缘民族摆脱定居农业，迈向游牧生涯的关键。针对这一问题，中外学者就马具出现与游牧业兴起的因果关系早已形成共识。其中拉铁摩尔在论证这一问题时，就注意到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存在既非完全农耕，也非绝对游牧的草原边缘民族，随着马具的产生使这些民族脱离定居生活，放弃过渡文化最终成为真正的游牧人[11]。与这一观点相应，由朱开沟阶段代表的放养型畜牧业向游牧业转型过程中，同样离不开马具、车具的应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内蒙古宁城南山根3号石椁墓及其它墓葬中发现了成套马具，包括马衔、镳、銮、铃、节约、铜泡等，其中马衔有两种形式，一种比较罕见，两端有齿状倒刺；另一种为常见套环式。两端有齿状倒刺的马衔外侧有可以转动的环，只要马头偏离方向，倒刺便刺入嘴中，任何野马也会被驯服。南山根墓葬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12,13]。内蒙古考古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墓葬中也多次发现马衔、节约、马镳、轴头等马具、车具，经研究证明，这些马具、车具的所属时代早于公元前6世纪[10]。有了马具，有了骑马术，才有了真正的骑马民族。内蒙西杭锦旗桃红巴拉遗址是一处时代相当于公元前665～590年的典型匈奴墓葬，墓内已没有殉猪、殉鸡以及任何表明从事农耕的遗留物，而是以数量可观的殉马、牛、羊的头、蹄为主，显然
马、牛、羊牲畜是当时主要的财富与生活来源[14]。如果说马具的产生是草原民族脱离定居生活，走向游牧化的标志，那么至少早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二百多年前，以匈奴人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已经形成。在以后的二百年中随着匈奴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成长壮大，逐渐与中原诸农业国构成文化、生产方式以及活动区域的分异，至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正是在空间上明确这一区域分异的标志。
2.4匈奴等北方草原民族的空间扩展
匈奴既是典型的北方草原民族，也是最早见于文献的游牧民族之一。自70年代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开展考古工作，相继发现大量极具特点的青铜器，这些被称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珍贵文物经考古学界研究，认为是以匈奴为主体的中国北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与游牧业伴生的文化。这批青铜器不但反映了匈奴人的游牧生活方式与文化内涵，而且也揭示了这一草原民族的起源历程。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属于起源于鄂尔多斯以及临近地区的土著文化，其早期往往与商式铜器伴出，以后不断向东、向北扩展。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鄂尔多斯青铜器分布范围很广，并在不同时期形成各自的分布中心。其中：相当于商代晚期的多分布于鄂尔多斯、山西吕梁地区以及陕西北部。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相继在鄂尔多斯，北京昌平、延庆，河北平泉，内蒙古赤峰、宁城等地发现，并在外贝加尔出土了相似的器物。相当于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的主要发现于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宁夏固原和河北北部。其中仍以鄂尔多斯地区发现为最多，向北在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也有类似发现。相当于两汉时期的除鄂尔多斯外，蒙古境内诺颜乌拉、海尔罕山、色楞布贝勒赫、呼尼河等地以及俄罗斯境内叶尼塞河左岸、科伊巴尔草原都有一定数量器物发现[10]。
上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分布中心的变化，既证明了朱开沟所在地——鄂尔多斯地区与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渊源关系，也清楚地显示了匈奴人的空间发展历程与气候变迁的对应变化。在匈奴历史早期，即相当于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具有游牧文化特征的民族从主要分布于鄂尔多斯以及山陕等地开始向塞外延伸，这一点可以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分布区多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区吻合得到证实。这一时期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农耕区尚处于岛状分布状态，农耕区之间还存有大片未开发地带，这里或保持着原始自然风貌，或成为非农耕民族的活动区域，这一切都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穿插式出现在山陕一带构成了背景条件。大约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气候开始转冷，气候变迁不但促进畜牧业进一步从农业中分化出来，而且也使塞外辽河流域具有农耕文化特征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转向含有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与此同时以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为标志的草原民族也进入了辽河流域以及毗邻地区。当历史进入战国时期，随着以匈奴为主的北方草原民族逐渐强大，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之间的对立日趋明显，农耕民族在作出“胡服骑射”的应对性措施的同时，也在双方的交接地带修筑了防御性工程——长城，在长城的制约下匈奴等游牧民族南下活动受到限制，故这一时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多呈现沿长城一线分布的特征。秦至两汉是匈奴人壮大的时期，这时匈奴人不但建立了王庭，而且依凭马上优势将自己的势力从漠南伸向漠北，直抵西伯利亚的旷野之中。
2.5中国北方畜牧业与欧亚草原文化的同步性
畜牧业的产生地不仅限于中国北方草原，整个欧亚草原现已发现多种典型畜牧文化类型。这些畜牧文化虽然显示了各自区域性的文化特征，但在发生时间上却表现出极大的同步性。与朱开沟文化晚期、夏家店上层文化时代相近，欧亚草原除长城沿线及以北地区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外，黑海北岸的斯基泰文化、咸海沿岸、谢米列奇耶和天山地区的萨基文化、叶尼塞河中游米奴辛斯克盆地的塔加尔文化、图瓦的乌尤克文化、阿尔泰的巴泽雷克文化、蒙古西部的乌兰固文化、蒙古东部和外贝加尔的石板墓文化等都是典型的畜牧文化。这些典型的畜牧文化几乎出现在同一时期，从欧亚草原的中部一直延伸到中国长城沿线，构成世界上连续性最长的文化景观。能够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驱动欧亚草原上不同地带的人们同时脱离定居农业生活，走向草原与畜群相伴，其促动因素不应仅来自于人类活动本身，全球变化是其最主要的驱动力。目前已有的科学研究成果证明，全新世温暖期结束之后，气候转冷、转干的地区不仅限于中国北方，在气候变迁的共同背景下，欧亚草原不同地区的人们作出了共同的选择，放弃原始农业，融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15]。
3结语
畜牧业作为人类的生产方式之一，它的起源不但取决于人类生产自身的发展，而且深受环境变化的影响[16]。距今3500多年前随着气候变冷、变干，萌生于农业生产内部的放养业逐渐脱离农业生产，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游牧业。游牧业一旦兴起之后，就在中国人文地理区域分异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并与包括渔猎、采集、放养型畜牧业等非农耕生产部门并存，构成北方草原与森林草原地带的基本文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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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论文范文6
1.1小生产和大市场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作为我国优势的农产品，畜产品的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我国在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畜产品对外出口的量不断升高，但是传统的小规模养殖方式存在很多问题，其饲养的动物往往达不到国际市场的标准或者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产品标准化程度较低，严重影响到了加工行业的发展和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
1.2市场风险抵御能力不足，疫病防治难度大我国畜牧业专化程度较低，采用的饲养方式也比较分散，无法有效的防治疫病的传染，疫病在防治和治疗过程中存在很大的难度。同时，传统的饲养方式对长的变化感知能力较差，无法在第一时间对市场存在的潜在风险进行分析，及时的抵御风险发生，对整个产业的波动控制能力较差，阻碍了畜牧业的健康发展。
1.3畜牧业产业链没有形成畜牧养殖产业生产者和经营者多数在没有组织的形式产生，基本上都是以农户为主要单元独自经营，各个产业之间的联系很少，或者干脆是一些孤立存在的产业部门，产业链不集中根本不能集中发展一个地区的畜牧产业，地区的畜牧业产业化发展受到严重阻碍。
2畜牧业发展前景分析
2.1畜牧业由数量向着质量转变在发展畜牧业过程中应该积极的推广畜禽产品良种，提高产品的质量，这是发展畜牧业产业的关键。最近几年，畜牧业生产规模虽然得到了不断的扩大，但是总体的质量却不尽如意，其很难适应市场对畜禽产品多样化的需求。其自身在市场中竞争能力较弱，为此，在发展畜牧产业过程中我们应该从良种推广下功夫，使畜禽产品的质量得到明显提高，保证整个产业健康持续的发展。
2.2畜牧业由耗粮型向着节约型转变目前，很多家庭养殖的动物多数以猪为主，牛、羊的养殖比重比较低。家禽养殖以鸡养殖为主，养鹅数量不多，研制结构比较单一，而且猪、鸡、鸭养殖多数以粮食和配合性饲料为主，对粮食的消耗量比较大，投入的成本比较高。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对除了猪、鸡、鸭其他动物产品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增加，大力发展其草食性动物养殖对于降低粮食消耗，节约成本，满足人们对草食性动物的需求有着显著的作用和意义。
2.3畜牧业由传统养殖向着规模化、专业化养殖转变传统的分散养殖模式已经不能够适应市场的需求，这时就需要我们不断转变发展养殖思路，采用规范化和科学化的养殖模式。当地的农业部门应该在农民群众中积极推广规模化养殖技术，提高畜牧业的集约化水平，集中发展养殖大户，同时还应该积极的与政府部门进行沟通和协商，获取更多的资金，建立专业合作社。通过合作社向农民群众和养殖户积极的进行技术指导，同时通过这个合作社建立产销一体化经营，建立相对稳定和集中连片的生产集体，积极的培养动加工龙头企业，提高畜牧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同时还能够在市场中树立品牌，更好的提高养殖户的经济效益。
2.4畜牧业由低效率向着高效率转变目前，我国畜牧生产的科技含量还不是很高，与国外相比较，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显著影响到了我国畜牧业效益的提高，这就需要我们及时转变生产策略。首先，完善良种繁育体系建设，加强选育优良的品种，并及时的进行推广；其次，加强科技推广体系建设，强化业务培训，不断提高广大兽医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加强对基层畜牧兽医站的管理，稳定基层技术服务队伍，充分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最后，进一步加强防疫检疫工作力度，将发展畜牧业真正转移到依靠科学技术进行而提高养殖户专业素质轨道上去，从而保证畜牧业为地区经济发展和国家经济建设做出突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