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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医书范文1
2、我总是在等一个人，等他原谅我曾犯下的错，然后，惩罚我一辈子都在。
3、活了二十多年，没能为祖国、为人民做点什么，每思及此，伤心欲绝。
4、人和人太熟，就知道刀子往哪里捅最痛
5、每次去旅行都觉得少了一个人，原来是少了我的你
6、嘴角上扬的动作、早已不属于我。
7、哆啦A梦原来只是一场梦。大雄原来是个精神病。
8、海誓化作山盟，让天与地都连在一起。
9、聪明人，无谓争意气。
10、[真心希望开学的时候有人对我说一暑假蹭这么高了]
11、要达到成熟这个词，你不会得到些什么东西，但一定会失去些什么。
最早的医书范文2
世界上最早诊治糖尿病并记录病案的医生是中国唐代名医王焘
王焘出身官宦世家，其祖父王是唐初杰出的宰相之一。王焘的父亲李敬直（皇帝赐姓李）是南平公主的驸马。有一次，王焘外出行医，走后不久，他的父亲病了，不仅口渴多饮，而且食量大增，身上长疖疮，久治无效，病情越来越重。家人把王焘找回来给他父亲治病，通过认真观察病情，查阅医书，发现甄立言《古今条验》一书中指出：“消渴病者小便似麸片甜”。于是王焘亲口尝其父小便，果然是甜的。故针对其父的消渴病制定了治疗方案，辅以调整饮食。由于治疗及时、准确，他父亲的病终于治好了。于是，王焘便把这些经验写在了《外台秘要》（公元752年）一书中，比10世纪阿拉伯医生阿维森纳的《医典》（约于公元1011-1013）中关于糖尿病诊断和治疗的记载早了200多年。
西方医生最早以“多尿”来命名糖尿病
大约在公元2世纪，希腊人亚里士多德首先使用Diabetes来描述患者有多尿的现象。Diabetes为拉丁文，乃是多尿的意思，完全跟“甜”沾不上关系，而且以“多尿”为主征的疾病还有尿崩症。
据西方的记载称，古印度人早就注意到糖尿病患者的尿是甜的。多年之后，有位瑞士的医生发现糖尿病患者的小便干了之后会有结晶，他把结晶拿去分析化验，发现原来这种结晶是糖。公元1675年，英国医生托马斯・威廉也发现糖尿病患者的尿“其味如糖似蜜”，于是他在Diabetes的后面加上 mellitus，于是糖尿病的全名为Diabetes mellitus。“mellitus”是拉丁文，译成英文乃“honey”，意思是“蜂蜜”；因此，Diabetesmellitus既含多尿，又有“甜尿”的意思。然而，直至今日Diabetes这一词汇虽然是指“多尿症”，但往往仍然指的是糖尿病。
糖尿病还有别名――长卿病
在我国，糖尿病还有别名――长卿病。这是没有病案记载的早期病例。所谓“长卿”乃取自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的字（司马长卿）。
关于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在此按下不表，单说说“相如消渴，卓文君尝尿”的轶闻。
最早的医书范文3
皇甫谧42岁患严重风痹症，不为病魔屈服，悉心钻研针灸。早在2000多年前，我国医家已对针灸进行了系统总结。如1973年在湖南长沙和马王堆汉墓中，发现了多种周代编写的医书，其中有《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战国时代的《黄帝内经》也有许多论述针灸的内容。东汉初期针灸名医涪翁还有《针经》的专述。但是晋代以前涉及到针灸内容的医书，“其义深奥”，“文多重复，错互非一”。以《黄帝内经》中《素问》、《灵枢》及《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为据，加以综合比较，“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并结合自己的临证经验，终于写出了一部为后世针灸学树立了规范的巨著―《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也称《针灸甲乙经》，简称《甲乙经》，成为我国医学经典著作，为后世针灸学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针灸甲乙经》，共10卷，128篇。内容包括脏腑、经络、腧穴、病机、诊断、治疗等。书中校正了当时的腧穴654个（包括单穴48个），记述了各部穴位的适应证和禁忌，说明了各种操作方法。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理论联系实际，有重大价值的针灸学专著，一向被列为学医必读的古典医书之一。唐代医家王焘评它“是医人之秘宝，后之学者，宜遵用之”。此书问世后，唐代医署就开始设立针灸科，并把它作为医生必修的教材。晋以后的许多针灸学专著，大都是在参考此书的基础上加以发挥而写出来的，也都没有超出它的范围。直至现在，我国的针灸疗法，虽然在穴名上略有变动，而在原则上均本于它。1600多年来，它为针灸医生提供了临床治疗的具体指导和理论根据。
此书也传到国外，受到各国，特别是日本和朝鲜的重视。公元701年，在日本法令《大宝律令》中明确规定把《针灸甲乙经》列为必读的参考书之一。足见，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影响之深远。皇甫谧也被誉为中国古代十大名医、“世界针灸学之祖”、世界级历史文化名人。正如诗云：
治世有方轻作官，
祛疴求索苦钻研。
巅设书台远尘俗，
柳遮残阳献绝编。
达荣不是溪水愿，
报世毕竭素心丹。
最早的医书范文4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传统文化根深叶茂，气象万千。几千年间，我国医学除了汉族的中医外，还有藏族的藏医、蒙古族的蒙医、朝鲜族的朝医……各处一域而争奇斗妍，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传统医学的宝库。其中，藏族人民早在纪元前就已懂得“有毒就有药”的道理。他们用酥油止血、用青稞酒糟敷贴医治外伤……进入7世纪后，又广泛地吸取其他民族的医疗经验，特别是吸取了中医中药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从而形成具有本民族鲜明特色的医药学。目前所知的最早的一部藏医典籍《门杰亲木》（汉译名《医学大全》，今佚）以及最早的一部藏医教学课本《敏吉村恰》（汉译名《无畏的武器》，今佚），便是文成公主入藏（公元641年）后形成的。在金城公主入藏（公元710年）后，又形成了另一部医书《门杰代维哈布》（汉译名《月王药诊》）。
到了公元8世纪下半叶，著名的藏医学家宇妥·元丹贡布（708—？）主持编写成一部藏医经典名著——《据悉》，汉译名称作《四部医典》（又一说为唐朝金城公主出嫁给松赞干布五世孙尺带珠丹后，延请内地、西域及印度的医师共同编译而成）。全书由“扎据”（即“根本续”，总则本）、“协据”（即“论说续”，论述本），“门阿据”（即“秘诀续”，秘诀本）以及“亲玛据”（即“后绪续”，后续本）四大部分组成，凡156章，24万字上下；内容包括理论、病症、诊断、治疗、药物诸方面。它全面论述了藏医学的基本理论，记载了藏医学丰富的临床经验，奠定了藏医学体系的坚实基础。
《据悉》的注本以17世纪末德西·桑吉嘉措（1653—1750）等的《据悉本温》最具权威。18世纪初，地方当局召集名画家，在桑吉嘉措的主持下，以《据悉本温》为依据，以15世纪藏医南北学派所绘医药挂图为基础，绘制成一套计79幅的彩色医药挂图，流行至今。（本文选录3幅）《据悉》同唐代内地的其他重要医著一样，闪耀着唯物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光辉。其中大量篇幅，属于妇科、儿科以及卫生保健与养生的内容。《据悉》所阐述与记载的藏医学理论、治疗方法和实践经论以及极为丰富的卫生保健养生知识，既吸收了内地人民的先进经验，又具有独立思考的创造精神；既科学合理，又简便实用；很切合藏区地域的特点，颇贴近藏族人民特别是藏族广大下层人民的实际生活，因此千百年来一直为包括藏医医家在内的广大藏族人民所遵循。而作为《据悉》主编的宇妥·元丹贡布，由于他对藏医学的杰出贡献，千百年来被藏族人民奉为“医圣”。这情形如同汉族人民奉张仲景为“医圣”、尊孙思邈为“药王”一样。
最早的医书范文5
可追溯到二千七百多年前的周代，文献揭示了油画是中华民族民间古老的重要传统画种，它服务于宫室和民间，大到王侯的亭台楼阁建筑，小到日用器具的美饰。我们熟悉的“油画”、“油色绘”和“密陀绘”等称谓也早已存在于西汉及其后的史料文献之中。从一些考古发现推断，在实践中使用油彩绘画可能更早，甚至早到新石器时代出土的以油色所作的彩绘陶图案。油色绘在周代时就已经发展成完整的绘画形式。《周礼》中记有：“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紫檀木画其形象，御笔亲金书以赐重臣，碧油笼之。”这是迄今所见关于碧油罩明技法最早的文字记载。
2.实际上
十六世纪中期的明代《髯饰录》亦记载了有关古油画诸技法。《髹饰录》是一部总结中国古代髹漆工艺经验的巨著，总结了中国古代用漆、用油以绘制漆画、油画及漆器制作和各类装饰技法。其中记载:“金细勾彩油饰者”，“又金细勾填油色”，“油饰，即桐油调色也，各色鲜明”“描油，即油色绘也。其纹飞禽走兽、昆虫百花、云霞人物，一一无不备天真之色。如天蓝、雪白、桃红则漆所不相应也。古人画饰多用油，今见古祭器中有纯油色油纹者”“油清如露，调颜料如露在百花上，各色无所不应。见正色而却呈绘事也。”书中尤强调欲鲜彩图唯油画表现景物“各色无所不应”，而新鲜明净的浅色“则漆所不相应也”，因此“古人画饰多用油”，这样才能保证所绘图画色彩效果比用漆绘制色度高、鲜艳悦目。
另外，明代巨著《天工开物》中对胶彩画的弊端也有清晰的阐释，其认为胶彩附在木质器皿上易为木质纤维吸收而色彩会呈现粉浊，且附着力不强易风化脱落，更不适于在建筑木构、木板、门画、舟车、旌旗、帷幔和服饰彩绘上。因此，在古代中国服务于实用的胶彩画应次于“漆画”，而漆画的材料“漆”，本身是从富含树脂的落叶乔木所得，与空气接触后呈褐色，很难制作出鲜明的浅色颜料，“即漆工以鲜物采，唯入桐油调则显，入漆亦晦也”。因此，对于各种绘事中要求的新鲜明净的浅色“则漆所不相应也”。有关我国古代传统油画的记载，清代著名学者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藏画目》之中曾记载当时京都的部分宋、元时的绢、帛油画内容。康有为遍游欧亚画廊，对中西方的绘画有深刻而独到的鉴赏力，他的书中记载：“宋画：易元吉《寒梅雀兔图》，立轴，绢本，油画逼真，奕奕有神。赵永年《雪犬》册幅一，绢本，油画，奕奕如生赵大年弟，以画犬名者可宝。龚吉《兔》册幅一，绢本，油画。陈公储画《龙》册幅一，绢本油画，公储固以龙名，而此为油画，尤足资考证。以上皆油画，固人所少见。沈子封布政久于京师，阅藏家良多，面叹赏惊喜，诧为未见。此关中外画学源流宜永珍藏之。元画：高暹《马》，册幅，亦油画，与前各油画合册，写瘦马迫真，珍品。”并且进一步认为，由于欧洲15世纪之前没有油画，故而是马可波罗将中国的油画传到欧洲才形成今天的欧洲油画。对古代中国油画有很深研究的秦长安先生认为，古代中国的传统油画多为绢帛油画，今天却所见不多，而古代的绢帛画中，有不少佳作应该是中国的传统油画，只不过没有人去化验鉴定。他甚至很肯定地认为我国现存的战国帛画以及誉满中外的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画，都是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代油画的珍品，是世界上最早的油画，只是这些绘于绢帛之上并陪葬在地下的画宝早已失去原油画表面的光泽，但是它们并非胶彩画，也非漆画，而是古代油画。
3.总结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中国古代最早发展的彩绘为油画，而从历史的角度看，一向被认为是中国传统绘画的山水画则是后来才形成的“新”传统。中国的古代文献不仅记载了中国古老的油画传统，而且对于所使用的油也有比较明确的记载，记载的油画用油主料为干性植物油（主要有亚麻仁油、核桃油、桐油），这与现在的油画可油是一致的。一般而言，现在油画绘制中使用到的液态物质总的来说可分四类：松节油等挥发性溶剂；亚麻仁油、核桃油、罂粟油等干性植物油；达玛油、达玛上光油等树脂溶液，以及含有油和水的混合物乳液。其中，干性植物油是油画颜料中真正起媒介剂作用的。也就是说，干性植物油是油画的主要养料，其他都是配料。在古文献记载中，中国传统油画使用的干性油料主要为大麻油、荏油（又称紫苏油，含有丰富的a-亚麻酸）、胡桃油（即核桃油，人们原以为核桃是张骞出使西域带回的，非我中土原有产物，故称胡桃，但1972年距今约七千多年的磁山文化遗址出土的胡桃，修改了所谓汉代核桃为张骞引自西域的说法）、桐油和罂粟油等数种。据考，我国远古遍植桑麻，秦汉之先已多取大麻油、荏油彩绘。汉代《四民月令》、北魏《齐民要术》等文献中均有关于古代“油帛”、“油衣”的记载。“油帛”即泛指绢帛油饰。《齐民要术》称“茬油色绿可爱，为帛煎油弥佳。茬油性淳，涂帛胜麻油”。证明了古时用茬油、麻油调色涂绘于帛已甚为普遍。《北史》“列传”之《祖挺传》记载:“除挺寻迁典御，又奏造胡桃油。”“挺善为胡桃油以涂画，乃进之长广王。”后长广王即是祖挺，他能制作胡桃油，而且擅长胡桃油作油画，并将其画作进献给北齐武成皇帝长广王，此画应为宫廷绢帛油画。桐油原产于中国，它是一种优良的干性植物油，用途极为广泛，具有干燥快、光泽度好、附着力强、耐热、耐酸、耐碱、防腐、防锈等特性。桐油用于中国传统油画是从唐代开始的并延续千年，至今民间仍有以桐油绘门神、祠庙、渔船龙凤飞天及历史、神话故事。门画乃中国传统油画的重要形式，它延续久远且的群众喜闻乐见。唐代的彩绘门画主要是桐油彩绘，有直接在门板上画的门画，也有在贴于门板之上的麻布上绘制的门画，绘制手法有鲜明油色的厚涂，也有的是渲染与勾线结合，或配以贴金和描金工艺。
最早的医书范文6
敦煌遗书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收藏最丰富的古代文献庋藏，其意义和价值堪与任何一次文化发现相媲美。然而，愚昧无知的王道士和腐败昏聩的清朝各级官员有眼不识金镶玉，都没有认识到这些遗书的价值所在，将其视若敝履。即使时任甘肃提学使的学者叶昌炽已经意识到了这批遗书的文化价值，也没有尽到应有的监管责任，致使后来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俄国人鄂登堡、美国人华尔纳、日本人桔瑞超等东西方文化强盗以探险的名义，从王圆箓手中盗买走大量的敦煌经卷。据不完全统计，至今流散至海外的敦煌遗书达3.5万件，约占所有文物的三分之二。
敦煌遗书的内容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其中以宗教典籍最多，约占整个庋藏的80%以上，除了大量的佛教典籍，还有数百件道教典籍、景教典籍和摩尼教典籍，内容包括经、律、论、疏释、伪经、赞文、陀罗尼、发愿文、启请文、忏悔文、经藏目录等。宗教典籍以外的世俗文书，虽然总量不大，但内容却很丰富，涉及古代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社会、民族、语言、文学、美术、音乐、舞蹈、天文、历法、数学、医学、体育等诸多方面。
从近千件有纪年的汉文写本所知，敦煌遗书所存文献的年代上起魏晋，下至元代，其间两晋、梁、陈、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周、北宋、沙州回鹃、西夏、元朝等10多个朝代的文献都有所保存，时间跨度达600多年。年代最早的是公元393年（后凉麟嘉五年）后凉王相高所写的《维摩诘经》，最晚的是公元1002年（北宋咸平五年）敦煌王曹宗寿编造帙子的写经题记，绝大部分汉文写本写于中唐至宋初。汉文典籍经、史、子、集中，除一部分是极为罕见的古写本，更有不少佚失千年以上的古书，如《隶古定尚书》、郑玄《论语注》、皇侃《论语义疏》、刘向《说苑》第二十卷及属于小学类的韵书、字书等。大量的官私档案文书，是研究中古历史、社会生活、风习民俗、寺院经济等的第一手资料，如唐代的《律疏》《公式令》《神龙散颁刑部格》《水部式》等，使人们对唐代法令及其在古代现实生活中的运用，获得了全新的认识。符、牒、状、帖、榜文、判辞、过所、公验、度牒、告身，多是古代官府的原始档案。大批户籍、计帐、手实文书的发现，反映出北魏至唐中叶实行近300年之久的“均田制”以及相关的户籍、赋役制度的实际情况。各种各样的租佃、借贷契约，放良文等，使人们对中古时代的社会和阶级关系认识得更加深切。寺院文书反映着寺庙的生产和生活。各种社约则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中古社会的民间社团、教团组织及其活动。张、曹二氏归义军政权时代的各种遗书，可了解敦煌地方史，敦煌石窟的凿建与发展，敦煌同邻近各民族的关系，以及敦煌和河西诸郡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各种地志、官私谱书也是稀世之珍。文学作品中，既有中原文人传世佳作的抄本和佚作，如韦庄《秦妇吟》，300余首王梵志诗等，更有不曾传世的地方性俗文学作品，如诗词、赋、变文、讲经文、押座文、俚曲、因缘、儿郎伟等。科技史方面的天文历算、医药术数价值极高。如《全天星图》，是现知全世界最古老、星数最多的星图。医药文献中则有久佚的医书和医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