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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的童话范文1
儿童成人化
童年是最接近自然状态的人生阶段，儿童与生俱来的坦率、天真、好奇、自发的能力如今已经被视像符号和文化逐渐淹没了，在电视上很难找到儿童的痕迹。我们发现，无论是观看电视剧还是情景喜剧，节目中的儿童和成人，在各自的兴趣、语言、服装表现上都没有多少差别了。
由于人的社会化过程就是让一个人“长大成人”，甚至为了适应社会的种种规范和要求而“拔苗助长”。于是，孩子变得不再孩子气，成人则变得愈加世故老道。我们失去的正是柯罗所说的“不带偏见地去观察自然的儿童眼光”。儿童时代与成年时代的界限日渐模糊。电视帮助人们形成了新的社会生活情境，这种情境与现实环境不同，人的社会角色与特性因此也发生了改变。孩子同样可以看到电视中呈现的关于大人世界的描述，这些描述远超出少年儿童日常接触的生活经验，使儿童心智早熟。
在我国目前的电视形态中，娱乐节目对市场反映最为敏感也最为依赖。电视娱乐化的结果是使儿童电视节目成人化色彩浓厚，缺少儿童节目应有的特色。正如罗伯特·皮特曼所言：现在的孩子们是由电视培养大的，他们很本能地去感受而不是用大脑去思维。所以，不要考虑什么逻辑的问题，只要控制住他们的感觉，你就控制住他们了。①
“电子媒介肆无忌惮地揭示一切文化的秘密，它已对成人的权威和儿童好奇心构成了严重的挑战”。众所周知，好奇心是儿童的本能和天性，但它的发展却有赖于人们日益清楚地了解通过秩序井然的问题来揭示各种秘密的重要性。然而，由于电视媒介将儿童与成人世界合二为一，孩子们还没来得及提问题，就被媒介塞满了一大堆他们无法理解的问题答案，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身边几乎没有儿童了。那么，为什么成人要剥夺儿童自由自在、不拘礼节以及自发游戏的欢乐？为什么要儿童经受职业训练、集训、紧张、媒体渲染所带来的种种辛苦？波兹曼认为答案是：传统上有关儿童的独特性的假定正在迅速消亡。
可见，电子信息环境正在使儿童的童年消逝。波兹曼指出：在儿童与成人合一成为电视观众的文化里，政治、商业和精神意识都发生了“孩子气”的蜕化降级，成为娱乐、幼稚和肤浅的弱智文化。波兹曼还在其重要著作《童年的消逝》中总结：在电视时代，人生有三个阶段：一端是婴儿期，另一端是老年期，中间我们可以称之为“成人化的儿童”。在此，童年的消逝，并非说特定生理年龄的生命群体不复存在，而是指童年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特征已经模糊。电视侵蚀了童年和成年的边界，尤其是娱乐时代的来临，进一步填平了童年与成年之间的文化鸿沟。成年人已不再具有明确内容，相对而言，“童年”也不再是一个明确概念。电视节目里的儿童都被描绘成小型成人，而电视则以成人的材料为基础去塑造一种全新类型的“成人化儿童”。而且电视把现实放大到了最大限度，把孩子气的当下满足转化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把人们拖进了炫目的虚幻世界中。
另外，一些典型的少儿电视节目，像《超级少年》、《超级宝宝秀》、《银河之星大擂台》等，包括一些让少儿来当主角的电视广告，电视台都把娱乐的看点聚焦在少年儿童身上。这些孩子在模仿成人的时候，他们的才艺展示为什么能娱乐这么多成人观众，并得到他们的认同和喜欢呢？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们被模仿的。成人观众作为一个主体，面对少儿这样无知的模仿，得到了一种主体被确立后的满足性。而这种欣赏品位充满了强烈的商业气息，是成人的话语世界对儿童世界的侵入。
电视节目以其刺激性、碎片化、模式化的面目投观众之所好，“好看”似乎成了大多电视人梦寐以求的传播境界。电视迫使整个文化走下神圣殿堂，暴露出一个个禁忌：过度自恋、、虐待…每一种现象都失去了原本只属于成年人的角色。
成人儿童化
哈特莱在《看不见的虚构物》中认为，电视对观众的虚构是将其儿童化，“对电视业来说，电视是一个儿童政权。受众被想象成具有儿童般的品德和特性。当然，这个政权并不是无时无刻都控制着每个地方的所有电视。但是可能存在这样一个规律，即目标受众群越大，他们被儿童化的程度就越高”。②在成人儿童化的电视娱乐里，成人和儿童、傻子与智者没啥两样。文化和精神意识都发生了孩子气的蜕化而成为幼稚和肤浅的。电视视觉文化和娱乐文化为今天的成年人开辟了一条复归儿童的梦幻之路，观看似乎成了的唯一源泉，成人的其他功能开始退化，甚至变得像婴儿一样软弱无力。不过这种回归状态不是像儿童那样对自我形象感兴趣，而是对屏幕上以假象的方式实现的种种幻想如痴如醉。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成人儿童化”的心态是受“自恋情结”影响的典型表现。当代社会的多元价值观和消费主义加速了自恋型人格的发展。有强烈“自恋倾向”的人通常认为，只有自己才是最真实的和可靠的，人活着只是为了自己。这种心理强调一种以进入虚幻世界为目的的心理宣泄。通过将内心的焦虑投射到外在对象上，将外物变成心理镜像，以此来缓解自己的巨大压力。
我国学者潘知常等把这种“成人儿童化”的状态称之为“后儿童心态”，这也是自恋心理的典型表现。于是，“电视荧屏在今天就成了那喀索斯的镜子，一个恋己癖展示的所在”。也正如MTV歌曲《快乐宝贝》里的宣言：蹦蹦跳跳，玩玩闹闹，正因为年少，有些单纯，有些天真，其实不重要。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他们根本不知所措。因此在虚拟世界中追逐一切，崇尚一切，在儿童世界中逃避现实压力和责任，从而使他们永远是“后儿童”，内心永远长不大，极容易患心理感冒,情绪化很重，这就是“后儿童”的普遍心理。他们需要不断通过电视娱乐来麻醉自己以保持自我感觉良好，而对游戏的酷爱和痴迷则是这类成年人的特征。
美国管理大师汤姆·彼得斯曾把数字时代形容为“没有尽头的青春期”。在数字时代的游戏空间里，孩子是最大的。数字时代的统治法则是“孩子为王”，岁数大的将服侍岁数小的。成年人若不回转，则会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游戏本身无法向大众提供除了休闲、娱乐之外更多有益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找回了童年”，但成年人应有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深度却因此而消逝。
注释：
①王甫 鲍玉珩：《当代美国电视──文化艺术与商业》，华龄出版社，2003年版，第190页
成人的童话范文2
外出务工大军的母国相信，这些子民寄回的外汇是改善他们国内生活水平的一次绝佳的机会，而德国的城市欢迎大批外国劳力的供给，却不愿为外来移民永久定居提供任何帮助，因此绝大多数外出务工者不能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劳动合同，进而无法享受德国慷慨的社保制度，买房安家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待到冬天某个时候，1.63亿外出务工者中的大多数人将不得不想方设法购买一张返乡车票。
这差不多就是中国当前城乡人口年度流动的现状。截至2012年末，中国有1.63亿外出农民工生活在城市的“城中村”，且这一数字正以大约每年3%的速度增长。当然与德国8200万人口相比，1.63亿移民的规模很大；而相比之下，1.63亿外出农民工仅占中国总人口的12%，中国的外出农民工在就业地的待遇，并不像杜塞尔多夫郊区的希腊籍或英国籍移民那样受到另眼相待。由于城市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口在经济地位、语言文化以及获取社会服务的状况等方面存在显著差距，这一比方并非完全离谱，重在强调农民工现象的大致规模。
近些年，要求解决中国城镇及工业区外出农民工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机会不均等问题的呼声不绝于耳。无论三中全会还是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虽然没有政策细则出台，但中央政府增加农民工平等享受城镇基本社会服务政策的主旨十分明确。本文试图分析这些人面对的困境，并探讨未来可能的政策方向。 中国农民工群体分析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外出农民工包括住户中外出农民工和举家外出农民工。
从就业地区分布看，中国东部地区务工人数占农民工总数的64.7%。2012年东部地区农民工人数增长放缓，中部地区农民工人数增长6%。这一变化反映出工业内迁以及内地服务业的发展。一般情况下，农民工趋向于在离家较近的地点务工，方便兼顾工作和家庭。
从年龄构成看，农民工年龄正逐年上升，同中国人口老龄化相一致。2012年，16岁-20岁的农民工占5%，较2008年的10.7%显著下降；21岁-40岁的农民工占54.4%，该年龄段的农民工在总量中占主导地位，且较2008年的59.3%有所下降。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5%。
从文化程度看，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正逐步上升。其中，初中文化程度占60%，较2008年的47%有所上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比超过10%，较2008年显著提高。这意味着有技能的劳动力数量正在增加，这有助于解释近几年农民工工资升高的原因。然而，近几年农民工接受教育的质量问题，尤其是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质量令人担忧。
从行业分布看，过去十年农民工从事的主要行业分布变动不大。2012年农民工从业仍以制造业和建筑业为主，两项分别占据农民工总量的35%和18%。2008年-2012年，建筑业农民工数量稳步增长，但制造业农民工所占比重正逐年下降。
从收入状况看，农民工收入持续增长。2010年-2011年，农民工年收入增长接近20%；2012年增幅回落至12%。目前农民工月均收入为2290元，年均收入为27480元。目前东部与西部地区农民工收入差距仅为2.6%。
从社保参与状况看，社保覆盖外出农民工的比例几乎未变——仅17%的外出农民工参加了工作地医疗保险，不足25%参加了工伤保险，不足15%参加了养老保险。其中最大的障碍在于农民工很难获得一份正式劳动合同；约44%的农民工与雇主或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这一比例较十年前几乎没有任何改善。
农民工进城后，多数从事制造业、建筑业及服务行业，普遍仅有中学学历，收入相对较低且通常未纳入社保体系。 推进农民工城镇化
有效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未来十年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关键。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全会决定提出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
部分城市已开始试点户籍制度改革，基本思路是逐步扩大非本地户籍人口享受本地公共福利的范围，同时减少对转户口的限制。上海、深圳、浙江、广东、江苏等省市都实施了居住证制度。由于这类居住证绕开了户口问题，它们或将是未来的解决方案。
总体看来，多数城市的居住证试点仍然优先面向高技能人才及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外来人口，多数农民工仍被排斥在外。下一阶段的改革需统筹协调户籍、财政、市场及土地制度的综合配套改革。我们希望未来的改革能涵盖以下领域：
将居住证制度扩展至城镇。非户籍人口可以基于居住年限和其他因素享受城市公共服务，但中央政府有必要为居住证制度的建立提供财政支持，为推行力度较大的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激励，同时为居住证持有者可享受的公共服务种类和范围设定全国性的基本标准，最基本的社会服务应包括允许农民工子女在公立学校入学、为农民工提供职业培训或现场技术培训、医疗及养老保险、允许农民工享受所在地保障性住房。
提供持续有效的财政支持。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不相匹配，导致各地支出缺口很大。并且，地方政府没有多大动机对未来可能流出本地的人口增加支出。中央和省级政府需在居住证的发放数量和提供社会服务方面提供更多透明的支撑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例如，接纳更多农民工的城市能够获准留存更多增值税收入。
增加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数量。我们希望看到一个更为合理的用人单位/员工社保缴纳比例体系，降低当前占工资42%的过高的缴费标准，并进一步推动新《劳动法》的贯彻落实。提高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推动更多农民工及用人单位参与社保缴纳。
成人的童话范文3
关键词：都市族群；东莞；城市发展
中图分类号：F291.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3-0143-05
族群是人类社会一种基本人群分类形式，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族群成员对群体的认同和归属尤为凸显。城市化是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步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大量人口涌入城市，积聚了很多不同的族群。族群与其他各种组织和群体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复杂的、多元的文化，族群之间的冲突和协调成为都市中的首要问题 [1]。在多族群聚居的移民城市，族群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时有发生，但各族群之间的互动情况究竟如何？在多元文化的交融下，能否产生基于原族群基础上的高层次族群认同？这些都是城市化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也关系到该城市能否增强凝聚力、更好的发展城市文化所面临的挑战。本文将以一个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典型移民城市东莞为例，通过分析东莞族群的现状及发展趋势，讨论族群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
一、都市族群研究回顾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族群一直是都市人类学研究的主题。都市族群研究涉及的面很广，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族群与文化的关系、族群和社会阶级的关系、族群与职业的关系以及族群与族群性的研究[1]。
国内关于都市族群研究的成果较为丰富，这些研究往往以都市中的外来族群为研究对象，关注外来族群在都市中的适应状况、对原文化的维持状况以及他们为了适应都市生活所做的改变等，目的在于探讨当前中国城市化、现代化背景下都市族群的认同情况、族际关系处理、都市中外来族群的去留及相应的对策研究等。因中国城市外来族群构成的复杂与多元，都市族群研究者们在具体研究中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对城市族群展开分析，有的研究者以族别为切入点展开研究 [2]，如刘朝晖、杨正军对城市中外来回族的研究[3]，张应强、朱爱东对城市中外来满族的研究；有的研究者以具体城市为切入点展开研究[4]，如周大鸣对澳门族群的研究[5]，程瑜对香港族群的研究[6]，李远龙对防城港的族群研究；还有的研究者以人口输出地为切入点展开研究[7]，如项飙对城市中浙江村的研究[8]，刘海泳、顾朝林对新疆村的研究。虽然这些研究在研究对象及所关注的具体问题上存在差异，但都侧重于从族群的文化特征、都市文化对族群的影响、族际关系对于城市的稳定与发展等方面展开讨论。
近年来，族群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远离城市的边远地区或少数民族地区，都市族群研究似乎相对显得薄弱和冷清。零星有些关于城市族群的研究，仍侧重于从族群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简单停留在以族群本身为研究对象的阶段 [9]。本文为日趋冷清的都市族群研究提供一个个案，试图突破传统都市族群研究方法，将族群研究和当地社会发展结合起来，更有前瞻性的预测城市族群今后的发展趋势，及早的通过政府行为营造良好环境，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二、个案：东莞族群现状及趋势分析
（一）族群现状
改革开放后，随着“三来一补”企业的迅猛发展，大量务工人员流入东莞，在1986年有15.62万人，到1987年就有25.29万人了，是当年户籍人口的两倍多。到2009年底，东莞常住人口635万，其中户籍人口仅178.73万[10] 。外来人口的急剧增长让东莞的族群结构变得复杂而多元。依据人群来源地和文化认同的标准来看，东莞自改革开放后的常住人口大约可以分为本地人、本省外地人、外省人、少数民族、港澳台人及外国人等六类族群。为更好的说明东莞族群现状，本研究除采用文献、访谈等研究方法外，还在东莞行政中心、东莞图书馆、厚街企业、长安工厂等处。
1.本地人。东莞本地人主要指那些在东莞出生并生活、能讲东莞本地话、拥有东莞户籍的人，尤其是祖辈就在东莞生活的人。这一人群主要由广府人、客家人及民后代构成，因为在东莞这片土地上生活了较长时间，拥有房子、土地等固定资产及稳定的人际交往圈，他们很有主人翁的感觉和强烈的归属感。本地人在日常工作和家庭交流时以粤语为主，只有少部分人使用普通话，与普通话相比更多的人愿意让孩子首先学会母语。
东莞的本地人是一个与外来者相比较而形成的族群。广府人是本地人的主要构成部分，广府文化在东莞占据主导地位。根据本研究的调查，不论是本地人还是外来人，有86.83%的人在回答“您最喜欢的菜式”时选择了粤菜，很多人都喜欢广府人喝汤、吃粥、喝凉茶的饮食方式。在东莞境内，除部分老年客家人不能讲东莞话外，大部分本地人能用东莞粤语也就是本地话进行交流。在改革开放前，客家人被称为“客家佬”，广府人不大愿意与其通婚。改革开放后，讲粤语的东莞人称客家人为客家人，客家人称讲粤语的东莞人为本地人。但在外来者看来，他们都是本地人，区别不大。而客家人相对外来者也认为自己是本地人，他们与讲粤语的本地人区别在于他们有着强烈的客家文化认同感，他们是与广府人不一样的东莞本地人，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和生活习俗，但客家人已开始与广府人通婚。已基本在岸上定居的民后代们也逐渐融入了岸上的生活，他们是本地人的组成部分，但是很多人不再从事渔业，仅有老人还怀念水上的生活。他们与客家人极力强调自己客家的身份相反，几乎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民的后代，他们说自己是东莞人。
在本研究的问卷调查中，“请您从性格、待人做事等方面描述东莞本地人”时，本地人认为己群的主要特征是“传统”、“务实”、“变通”、“敢于尝试”、“富于人情”，但是“缺乏奋斗精神”、“文化素质不高”、“待人方面有地域性偏见”、“排外”等；外来者认为东莞本地人的主要特征是“务实”、“温和”、“勤奋”、“节俭”，但是“自私”、“傲慢”、“暴发户样子”、“不好沟通”、“待人有偏见”、“排外、不信任、看不起外地人”。从评价回答的总体情况看来，有28%左右的人用负面的词语来描述东莞本地人，其中仅有不到15%的人认为本地人排外、看不起外地人；近半数的人对东莞本地人的评价还是中肯的，这说明本地人的能力和品质得到了外地人的认可；但是还有近30%的人因为和本地人没什么接触和交往而没有回答，这说明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还有待进一步加强联系和交流。
2.本省外地人。本省外地人指来自东莞以外广东省其他地方的人，包括部分广府人、客家人及潮汕人等，主要来自云浮、湛江、河源、韶关等珠三角欠发达地区，可以统一称为“广东人”。截至2008年底，在东莞的广东省内暂住人口有101.23万人 [11]。在东莞的本省外地人具有一定的语言和地理上的亲缘性，他们在东莞的际遇比外省人要好，能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很多工厂、公司招工时都以能讲粤语为优先条件。
在本研究的问卷调查中，“请您从性格、待人做事等方面描述本省外地人”时，本省外地人认为己群的主要特征是“务实”、“开放”、“变通”、“善良”、“勤劳”、“团结”、“有拼搏精神”、“精打细算”、“做事认真”，但是“市井气息重”、“土气”、“以钱看人”等；外省人认为本省外地人的主要特征是“务实”、“诚信”、“精明能干”、“有商业头脑”、“重友情”、“不张扬”，但是“自我优越感强”、“自以为是”、“看不起外省人”、“懒惰”、“文化素质低”；本地人认为本省外地人“务实”、“传统观念强”、“有开拓精神”，但是“重物质过于重精神”、“保守”。 从评价回答的总体情况看来，有10.7%的人用负面词语来描述本省外地人，其中有少数本省外地人排外、看不起外地人，这主要是因为语言上的优势。有接近60%的人用正面词语评价本省外地人，比对东莞本地人的正面评价高，说明本省外地人作为一个群体的品质是为众人所认可的。还有30%左右的人因为和本省外地人没什么接触和交往而没有回答，这说明本省外地人与其他群体之间的交往有待进一步加强。
3.外省人。外省人指来自广东省外的全国其他省份的人。由于他们在东莞经历相似、文化与习俗与东莞本地迥异、又有着共同对家乡的思念与牵挂之情，而逐渐形成相对于“本地人”的“我族意识”或者是被本地人所区分的群体。在东莞的外省人到2008年底有446.85万，分布在各个行业。外省人可以依据他们的籍贯或省籍这样的地缘关系进一步划分不同的族群，各族群具有自己的语言特点、风俗习惯及认同意识。目前在东莞的外省人主要有湖南人、四川人、广西人、湖北人及江西人等。从族群认同的客观要素上而言，一个人的省籍对于他的认同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人的省籍意味着他的祖先就生活或埋藏在该省，血缘世系才是族群认同的重要组成。下面将就问卷调查和访谈材料来分析东莞外省人族群的具体特征。
湖南人是在东莞最多的外省人，有82.88万人。这主要因为湖南是广东的邻省，离家乡较近，来回较为方便。在饮食方面，他们最喜欢吃的是家乡菜，其次是川菜，然后才是粤菜。逢年过节的时候，大部分湖南人会烹制家乡菜邀请亲朋好友一起享用。湖南人认为己群的主要特征是“耿直”、“聪明”、“勤劳”、“直率”、“吃苦耐劳”，但是“不太务实”、“目光短浅”、“争强好胜”。在东莞的湖南人有自己的同乡会组织、网站、QQ联系群等，定期举办同乡联席会，但基本上是以地区或县为单位组织，规模不大，参与人数有限。
四川是中国的人口大省，每年有大量人员外出寻找工作，东莞现有四川人53.35万。四川人的乡土观念非常强，只要一熟悉情况、机会成熟就会召唤亲朋同乡一起出来做事。四川人最喜欢吃川菜，其次是粤菜，他们认为己群的主要特征是“热情好客”、“勤劳朴实”、“吃苦耐劳”、“喜欢摆龙门阵”，但是“节约”、“其他人认为我们狡猾”等。四川人与人交流时常操一口带“西南官话”的普通话，很有特色。
广西与湖南一样，在地域上与广东相邻，同属岭南文化系统，因而有不少人到东莞来寻找机会。广西人的同乡观念也比较重，同乡之间常有联络，相互帮助。他们最喜欢的菜系是粤菜，其次是湘菜，再次才是家乡菜。广西人认为己群的主要特征是“厚道老实”、“乐于助人”，但是“不太变通”、“缺乏进取心”。
湖北人在东莞也有同乡会组织和QQ联系群，偶尔开展联系活动，但影响不太广泛。在东莞的湖北同乡之间相互常有联系，但仅限于情感上的沟通，他们的工作多数是通过自己努力得来的。湖北人最喜欢的菜是家乡菜，其次是川菜，再次是粤菜。他们认为己群的主要特征是“热情”、“聪明”、“勤劳朴实”，但“好逞强”、“有时不太厚道”。
江西人认为己群的主要特征是“厚道”、“忠诚”、“勤劳”、“聪明”、“敢拼敢闯”，但是“现实”、“利益观重”。他们最喜欢的菜式是家乡菜，其次是粤菜，再次是湘菜。在东莞的江西人有自己的同乡会、QQ群、博客，他们的同乡会有严格章程制度，充分体现了江西人办事严谨的作风，这是其他同乡会所没有的。
当然在东莞的外省人还包括东北人、河南人、浙江人、安徽人等，他们有着各自的文化特质和认同要素，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从本调查的情况来看，在东莞的外省人乡土观念重，看重同乡情谊，相互经常联络和帮助。大部分外省人最喜欢的仍然是家乡菜，其次才是川菜、湘菜或粤菜，他们在保持自己族群原有饮食方式的同时，能够接受其他族群的饮食方式。在东莞的外省人大部分操普通话和家乡话，倾向于让孩子首先学习普通话，极少有人愿意学习和使用粤语的。
4.少数民族。因东莞少数民族较少，从而将具有非汉族的其他民族身份的人统一划为一类族群“少数民族”。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东莞的少数民族人口有18.28万，占总人口的2.88% [12] 。在东莞的少数民族，拥有本地户籍的较少，大多数是外地过来的务工人员，有粤北的瑶族、畲族，广西的壮族，湖南的苗族、土家族，海南的黎族，西北的回族、维吾尔族、藏族等。东莞的少数民族与本省外地人及外省人之间存在重合的部分，因而是具有省籍和民族身份双重意义的族群，但其内部的民族身份又有很大差别。
在东莞的少数民族身份基本上是隐性的，在注重来源地并以省籍区分为主的族群划分中，民族区分被弱化了。在日常生活中，少数民族成员以省籍认同为先，其次才是民族认同。在他们脱离故乡环境、适应多元族群社会体系时，他们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最为有利于自己的认同方式，那就是省籍地域认同。这样能将自己置身于一个大的族群氛围中。在东莞的少数民族，大部分操普通话，在与同乡之间交流时操当地方言，很少有用本民族语言进行交流的。
5.港澳台及外籍人士。在东莞的港澳台人和外国人主要由来莞投资办厂、办公司的企业主或是与境外企业联系密切的管理人员及其家属构成。他们收入较高，有自己独立的日常生活、社会交往、教育、休闲娱乐圈子，相对于东莞其他族群独立成体。至2008年底，在东莞的港澳台人士有37 329人，外籍人士有6 847人[11]。
在东莞的港澳台人士尤其是香港人士，很多与东莞有着深厚的渊源，他们很多人祖籍就是东莞的，在改革开放后返回家乡支持家乡的建设，为家乡发展尽了应有的力量。由于地缘的关系，港澳台人士在东莞生活还基本适应，他们在语言和生活习惯上不用作太大改变，香港人和澳门人讲粤语在东莞能通行，绝大部分港澳台人士能讲普通话，只是他们更喜欢用繁体字来书写。由于经济上的突出贡献及历史上的特殊原因，港澳台人在东莞很有身份优越感，他们有着强烈的身份认同，认同自己台湾人、香港人、澳门人的身份。
在东莞的外国人有巴西人、韩国人、日本人、美国人、加拿大人、新加坡人、尼日利亚人等，他们操本国语言或英语，部分能说普通话，与东莞其他族流有限。外国人大部分喜欢粤菜，对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也愿意学习中国的文化与习俗。很多在东莞经商的外国人懂得与中国人交往的基本准则，他们会在中国传统节日拜访中方人士及赠送礼物以示庆贺。但大部分外国人在东莞只是作短暂停留，由于文化差异、语言障碍及社会综合因素，他们少有在东莞安家落户的。
（二）发展趋势
1.从区分到融合。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人口涌入东莞。因外来人口急剧增多，“本地―外来”二元区分观念日益增强。外来人口虽然存在众多的差异性和不同的认同意识，但作为城市的外来者，他们在与本地族群的交往中所体现出来的差异性又是一致的。“本地”与“外来”曾经是两个对立与区分的名词，“本地”意味着富足与优越，“外地”意味着流动与混乱。随着时间的推移，本地与外来的区分与对立开始弱化，族群之间的互动与交往逐渐增强。目前东莞政府的相关政策是支持文化多元化发展的，这种包容宽松的文化政策客观上促进了各族群之间的友好交往和文化融合，东莞本地文化与各外来文化之间的影响进一步加深，主要体现在语言、族际通婚及习俗上。
传统上东莞本地人平时都讲粤语，在客家镇区生活的人以客家话为主，多数能听懂粤语。随着外来文化的影响，普通话开始在东莞通行，本地人大都能听懂普通话，部分可以用普通话进行交流。现在普通话与粤语均是东莞交流常用语言，由于普通话使用的人数更多而更具优势。据本研究调查显示，有71.5%的人愿意让自己的孩子首先学习普通话作为交流工具。
族群之间通婚是族群融合的重要因素。在改革开放前东莞的广府人不愿意与民和客家人通婚，客家人也趋向于在本族群内部择偶。在改革开放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本地男子娶外地女子或者是本地女子嫁给外地男子的跨地区婚姻往往受到阻碍。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多，本地人通婚观念有了改变，现在本地人次族群之间、本地人与其他族群之间的婚姻基本没有什么限制。
常言道要入乡随俗，东莞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喝凉茶、煲老火靓汤、重宗族文化、春节逛花市是东莞人的习俗，外来者到了东莞居住和生活难免不受到当地习俗的影响。从整体上看，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交往和发展，东莞族群关系日趋融洽，彼此能适应各自的文化差异，在日趋融合的同时保存着各自的文化特色，在东莞这一大环境下“”。
2.“新莞人”族群的形成。为更好的让外来者全面融入东莞社会，消除本外隔阂，有关部门在充分酝酿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于2007年4月召开会议对东莞外来人口称谓进行专题讨论，最终确定用“新莞人”称谓取代以往的“外来工”、“民工”、“外来务工人员”等称呼，以期待提高外来族群对东莞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新莞人”最早主要用来称呼东莞的外来务工人员，包括不同领域、不同性质、不同层次的外来劳动者和建设者。随着时间推移，新莞人称呼的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可以用来指称在东莞生活却没有东莞户口的人或者是出生地不在东莞的人，而不单指外来工群体。依据本次调查数据，39%的人认为新莞人应该指外来务工人员，36%的人认为应该指出生地不是东莞的人，16%的人认为应该指没有东莞户口的人，还有9%的人给出了自己的定义，认为新莞人应该指在东莞生活少于两年或者是十年的人。从民众自己对“新莞人”的接受和理解上看，新莞人是一个时间、制度和情感上的相对概念，涉及到在东莞生活的时间长短、户籍以及来源地的问题。
不管怎样，“新莞人”作为一个称呼已慢慢为世人所接受，民众开始有意识的使用这个词语并自觉产生认同感。东莞户籍人口178.73万，仅占整个人口的14%左右，当然其中还包括部分出生地不在东莞的人。在东莞这样新兴的移民城市里，大部分生活在这里的人对自己血缘及来源地有着深厚情感，但他们同样慢慢对生活地和工作地产生了认同。在本次调查中，非东莞户口的被调查者有81.66%，但有48.3%的人认为自己是新莞人，超过半数的非东莞户口被调查者认可自己新莞人的身份，他们有着明确的认同意识，本研究认为，作为族群的“新莞人”群体正在慢慢形成。这些认可自己新莞人身份的新莞人认为己群应该具备如下特征：第一，出生地不在东莞但在东莞生活；第二，具备一定技术能力水平，对东莞发展能作出应有贡献；第三，尊重比自己晚来的外来者，帮助他们尽快融入东莞生活；第四，诚实守信，做事认真，奋发向上；第五，热爱东莞，愿意学习了解东莞本土文化。从新莞人的族群特征来看，新莞人愿意与东莞共同发展，他们希望真正融入东莞生活。虽然这些群体特征很多目前只是美好愿望或者是群体共同努力的目标，但我们可以预言，在不久的将来，将有越来越多的在东莞生活者认同新莞人这一族群，这一族群将逐步壮大并彰显己群认同意识。
美国、澳门、台湾等地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以移民为主体的城市中，随着文化涵化的发展，基于各次族群基础上是可以形成一个融合的高层次族群，这样有利于增强对当地的认同和社会的发展[13]。高层次族群的形成意味着“多元”基础上的融合，并在接受共同文化的前提下保留原有文化的某些特征。现已初具形态的新莞人族群是基于各次族群基础上慢慢融合而成的族群，其组成成员已开始具备己群认同意识。新莞人族群是一个复合体，其内部构成成员千差万别，他们对自己来源地文化有着强烈的感情，但是他们已经开始吸收东莞本土文化，他们希望在东莞找到归属感。随着时间的发展，当新莞人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时，他们将成为东莞的主导族群。到那个时候，新莞人将具有更丰富的内涵，而不单指出生地不在东莞的东莞生活者，而是指代具有“新时代、新气象、新风貌、新精神”的东莞人。
3.大趋势：“多元一体”结构。族群大融合是族群结构进一步发展的趋势。随着文化涵化的加速发展，东莞经济实力进一步提升，城市建设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设施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东莞族群结构的最终发展趋势是消除“本地―外来”二元观念对立，形成一个具有东莞地方文化特色，以生活在东莞、能为东莞社会发展作贡献为荣的最高层次族群，那就是“东莞族群”。“东莞族群”将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融合东莞其他族群的“多元一体结构”。这个多元一体结构指的是文化上的多元，观念上的一体，各次族群保留着自己原有的特色文化，但是接受东莞整体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其组成成员对东莞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普通话和粤语是族群通用语言。
三、结语
随着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中国城市中外来群体越来越多。研究都市中的外来群体，不仅需要关注外来群体本身的适应状况及对原文化的维持状况，还需要关注外来群体与城市发展之间的问题。东莞族群构成复杂而多元，起初“本地―外来”二元区分观念较强，随着时间的推移，“本地―外来”的区分与对立开始弱化，族群之间的互动与交往逐渐增强。这样族群关系的转变，与城市良性发展密不可分，“本地―外来”的区分与对立，实质上是社会资源的控制与文化认同的问题。不同族群拥有的社会、经济、文化资源及对社会的控制能力是不一样的，东莞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外来族群慢慢参与到社会资源的掌控中并自觉学习本地文化，逐渐认可本地文化从而产生认同感。一个地方的本土文化不仅是凝聚本地人的精神、心灵符号，同时也是吸引外来者、让外来者尽快融入本土社会的重要资源。东莞城市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挖掘、塑造、凝练本地文化及城市精神的过程，这一过程对于外来族群融入当地社会非常重要。
从东莞族群的发展趋势上来看，政府包容宽松的文化政策客观上促进了各族群之间的友好交往和文化融合，新莞人的相关举措增强了外来族群对东莞的认同和归属感，基于各次族群基础之上是可以形成一个融合的高层次族群，促进城市居民尤其是外来人群对该城市文化的认同。族群的归属与认同需要城市宽松的文化氛围，同样城市的发展也离不开族群的推动和认可。一个真正现代、文明的城市，吸引人们前来居住的是其内在的文化特质，这是东莞政府近些年的工作重点，也是上文分析的东莞族群发展趋势的根本原因。将都市族群研究与城市发展结合起来，不仅仅关注族群问题本身，将族群研究置身于动态的城市发展过程中去，这样能更好的理解族群边界及认同的多样性等问题，拓宽族群研究的视野。城市化的过程，就是消除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矛盾和冲突过程，就是促进不同族群间共同性、相互依赖性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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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的童话范文4
1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职业教育中的人格养成融合的意义和价值
1．1学生成长需要
当代学生追求新鲜的和刺激的事物，这一点在互联网时代得到了满足，学生能够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到自己所需要的知识和信息，这为职业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职业教育工作者需要通过加强自身专业技能的方式与学生进行真诚的分享，才能够保障课堂效率和教育的有效性。在我国的职业教育中，学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说，上课的积极性不高，很多学生甚至会逃课，上课玩手机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教师需要改进自己的教育模式吸引学生参与职业教育的课堂中来，将有趣的和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职业教育的人格养成教育中来，不仅能够满足学生的多元学习需要，而且能够有效解决学生学习兴致不高的问题。
1．2现实需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即使有些事物或者理念在今天已经不适用了，但是学生只有在对世界的多元文化内容进行了解的基础上才能够建立自己的完善人格和价值观，所以中华传统文化与职业教育中人格养成的融合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中华文化中优秀的部分需要发扬，也需要在新的时代被赋予新的意义，帮助中华儿女建立新的价值观，新的中国梦，作为未来的追梦人，无论是职业教育的学生，还是职业教育的工作者都有责任发扬中华优秀文化，所以中华传统文化与人格养成的融合是必然要实现的。
2中国传统文化与职业教育中的人格养成融合的对策
2．1建设完善的职业人格养成方案
80年代美国提出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发展的教育理念，提倡在人文教育中融入科学教育，在科学教育中融入人文教育，二者应该是合二为一相互依存的关系，我国的职业教育中将中华文化融入进去，有助于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一方面，要求学校和相关的职业教育工作人员制定完善的职业人格发展方案，特别是要将职业院校中的学生的特点考虑在内，每个学生都具有不同的性格特点，职业教育中需要注意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求，在此基础上制定完善的培养方案，人格养成中更要将学生的性格特征考虑在内，根据学生的特征置顶完善的职业人格养成方案，引导学生树立健康的价值观和职业观念。考虑到职业院校的学生人数比较多，学校可以加强人格养成队伍建设，招聘一些社会人士或者是校内外的优秀学生，对学生的人格养成进行指导，在学生需要的时候给与必要的引导和帮助或者是支持。另一方面，要认识到中华文化与人格教育融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和人格养成的教育缺一不可，需要坚定职业发展重人格养成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先进理念，这样才能够保障今后的教育工作有序完成。
2．2利用互联网技术
从整个历史长河来看，互联网作为新兴事物，更容易被年轻人所接受或理解，学校可以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与信息通过互联网的方式传播出去。首先，学校可以建立自己的职业教育人，养成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公众号，在公众号中一些新鲜的事物和内容。比如说学校公众号可以常规的社会新闻也可以抓住学生追求新鲜刺激和时尚的心理特点，传播中国潮流。其次，学校可以建立自己的职业教育人格养成相关微博在官方微博中或者是直接转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内容，比如说中国传统优秀服饰，包括唐朝服饰，汉服，宋朝服饰等，并在微博中积极与学生进行互动，缩小与学生之间的差距和距离。最后，学校可以建设自己的网络教育平台，这是当今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趋势，同时也是与学生建立积极健康价值观的重要途径，无论是职业教育的教师或者是学生，都可以在网络教育平台上进行沟通和分，学校要对网络平台进行常规的管理，包括要注意职业教育课程质量的提升，要将学生人格养成融入到职业教育中，更要将传统文化融入到每一个学生的心中。
2．3重视校园文化中人文教育的发展
校园文化在学生的终身发展中十分重要，所以职业院校要想促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人格养成的融合，一定要建立自己的校园文化，一方面，学校要发挥示范性的作用，学校需要开展一些有助于校园文化建设的活动，开展一些满足学生心理需求的活动，加强活动中的人文素养培养，通过各类宣传形式，弘扬人文精神，优化育人环境，将中获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融入进去，比如说中国元素，通过有计划的校园人文景观建设，使学生在美丽校园中收到良好的人文氛围熏陶。
成人的童话范文5
1951年5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1978年至1981年，在中国人民银行宣传处、干部教育处工作。1985年至1987年，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应用理论研究室副主任。1987年至1992年，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国内金融研究室主任。1993年2月调入中国证监会，担任交易部主任兼信息部主任。1993年7月至1995年，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1996年至1998年8月，任中国人民银行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98年8月至2002年9月，任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司长。2002年9月至今，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全球经济的进一步融合，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逐步提升，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显示出不适应的一面。
2008年的美国爆发金融危机进一步暴露了该体系的致命缺陷：美元的发行缺乏有效的约束，国际货币体系缺乏必要的协调机制。
因此，G20框架治理当今全球经济失衡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吸取本轮危机教训，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但这一改革是个艰巨的、漫长的过程。
实际上，如果世上有一个稳定的国际汇率制度，或者说，世上存在一个平等、互信、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当今中国未必一定要追求人民币的国际化。但当今的金融世界不太平，问题太多，主导世界的主要储备货币的运行，不能合理反映国家间的经济实力变化，不能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中国要避免现实金融世界对本国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人民币国际化就成为一项迫不得已的追求。
未来中国汇率制度的方向，将会融入当今国际经济主导的浮动汇率体系，但在今后内，中国经济面临的大量改革难题与世界经济金融不确定的态势，决定了中国在汇率制度上可能将继续选择与“一篮子”货币进行关联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当然，在浮动区间、浮动频率上更趋于市场化，篮子中货币权重会有所调整），而非完全的浮动汇率制度。这可能是比较符合中国经济特征需求的。配合汇率制度的逐步市场化进程，资本项目下的开放也必然是逐步的开放。同时，面对当今世界有缺失的国际货币体系，为了确保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不受更大的负面冲击，需要实现与本国经济开放度相适应的人民币区域化。
但是，这一战略选择仍将面临不可回避的困境：要保持较为稳定的汇率环境，资本项目开放的步伐不宜过快，这也就决定了人民币不可能尽快或者说真正实现国际化。因为人民币要真正实现国际化，必须允许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这就意味着资本项目下的管制必须完全放开，也意味着汇率水平只能基本由国际和国内的市场供求所决定，但这又恰恰是中国经济近阶段所难以接受的。而中国放弃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追求，不仅不利于实现自身经济发展所需的稳定汇率环境，对国际社会而言，也缺少了一股能体现世界经济实力格局变化的、对有缺失国际货币体系制衡的改善力量，这将是制约国际货币间汇率过度动荡中的一个遗憾。
困境是客观存在的。那么，能否使困境降到最低程度？这只能期望中国在战略实施中，第一，汇率政策、资本管理政策与国内改革政策的变动要尽可能地衔接好，以免引起宏观经济的不稳定；第二，在人民币逐步区域化的过程中，衔接好汇率与资本管理政策的适度改革；第三，通过创设人民币离岸市场，在部分实质性地向境外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的同时，相对隔离人民币区域化过程中国际金融风险向国内市场的传递，同时视国内汇率、资本管理政策的演进过程，调控好人民币离岸市场的规模与结构，适时扩大“离岸”与“在岸”两个市场的“通道”，以不断推进中国整体金融市场的开放步伐和改革力度。
与此同时，要控制好人民币国际化可能带来的风险。为此，要安排好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顺序，使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与我国的宏观调控能力、金融市场发育程度相适应。
成人的童话范文6
关键词：传统工笔人物；线造型；写意性
提及工笔人物画人们总会联想起它在表现方式上的细腻工整和表现效果上的“写实”性审美取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细腻工整或“写实”是工笔人物画唯一的艺术特色。《历代名画记》中记载“画有疏密二体”，“顾、陆之神，不可见其盻际，所谓笔迹周密也。张、吴之妙，笔才一二，象已应焉。离披点画，时见缺落，此吴笔不周而意周。”由之，传统工笔人物画是“写实”画同时也具备“写意”味“奔放自由”的特质，以书入画、老庄玄学思想、文人写意论和画家的人格追求正是促进这一特质发展的必要因素，本文旨在探究传统工笔人物画“写意”味形成的因素。
一、技法基础——以书入画
综观中国美术史，我们不难发现书法的发展要晚于中国画的发展，当中国书法找寻到属于自己独特的审美趣味后，中国画反借鉴书法中的线条用笔使得传统工笔人物画线条的表现形式变的丰富起来。所以书法的用笔给传统工笔人物画带来的首先是用笔技法方面的影响，即“写”和“法”的“书写性”用笔。
从篆书到隶书、楷书、行书、行草书、草书，中国书法形成了以线造型的独特表现艺术。书法作品中的线条体现了时间造型和空间造型，运动和节奏。线条在毛笔的运行中勾勒、盘旋、顿挫、往复、聚散、提按，再加上墨的浓淡、干湿、枯润等多种变化，达到了通过线条造型达意，抒怀。工笔人物画（尤其是白描）以线条为主要造型语言，画面全凭线条来担负起塑造形体、表现神韵、传递感情的重任。早期中国传统人物画作品的线条是力变均匀、细匀圆转而较少变化的，到魏晋南北朝时，陆探微、顾恺之等工笔人物画大师的线条也仍是“细如蚕丝”缺少变化的。“其实这就是篆书的笔意，当篆书发展到隶书，中国画的用笔也开始有了提按转侧、粗细顿折等变化，通过对线条造型的疏密、虚实处理来表现对象的形态和空间关系；通过线条的曲直、刚柔、粗细来表现物体的质感；通过线条的顿挫、转折来表现形体结构与透视变化；通过行笔快慢、抑扬来表达情绪。”。由此，线条的书写性拓展了绘画的表现语言，丰富了线造型的形式美与内涵美，同时也使得线条的性格更加多样化、复杂化、意趣化、风格化和精神化，促进了传统工笔人物画“写意”的精神追求。
“看画之法，如看字法。”“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应从八法求。”以书入画是工笔人物画写意味发展的必要条件。当然它也给传统工笔人物画带来了平面的造型结构，以及笔墨思维表现方式等。
二、文化基石——老庄玄学思想
“中国绘画是中国民族精神的最大表白，也是中国哲学思想最亲切的某种样式。”（P228）“中国文化的精神博大而精深，中国文化以哲学为核心。”孔子的“游”，道家的“道”，老庄的“虚、静、明”无一不是中国绘画的文化、哲学内涵。就“写意”精神来说，尤以庄子思想的影响最为深远。庄子思想流行于魏晋、宋梁，其实庄子不是以追求某种美为目的，而是以追求人生的解放为目的。然而庄子对这种美的把握及在这方面的了解、成就，形成了“直接由人格中所流出”的“为人生而艺术”的美学观点。“‘写意’不是‘画法’而是中国特有的绘画观念。……是中国画论中提出的美学精神和艺术观念。”“写意”精神的提炼在于创作主体，在于审美主体，故写意精神可以无处不在。所以传统工笔人物画既具备写“物之神”、工整细腻、严谨的特征可以表现为“写实”画，也同时表现出“写意”画的韵味。因而悉数传统工笔人物画的佳作都表现出了直接由人格而流出的艺术美，并即而以此陶冶其人生。“庄子之所谓道，落实于人生之上，乃是崇高的艺术精神；而他由心斋的工夫所把握到的心，实际乃是艺术精神的主体。由老学、庄学所演变出来的魏晋玄学，它的真实内容与结果，乃是艺术性的生活和艺术上的成就。”由魏晋玄学到人伦鉴识，竹林名士对“清、虚、简、远”的生活情调上的追求是庄学情调上的超越，也是由思想认识上升到人格和艺术美的追求，“而人伦鉴识作了艺术性的转换后，便称之为‘神’”。“神是人地本质，也是一个人的特性。必传神，而后始尽到人物画的艺术地真。”由“魏晋时代开始的人物画的传神——亦即气韵生动——的自觉”，到文人写意的“忘我”“物化”“虚静”“平淡天真”实则是庄子思想在艺术中的体现。这种哲学思想指引着传统工笔人物画家们不断提升审美趣味，表现出超于世俗的艺术境界，从老庄、玄学、孔孟中感悟到的审美追求是促使他们拒绝单纯的物象形体的追求转而探究物象精神价值的文化基石。
三、时代因素——文人“写意”论
文人画兴起于宋，但文人画的精神内涵有其承袭性和时代性。南北朝时姚最的“不学为人，自娱而已”的论说便可见后世文人写意画的精神内涵之渊源。宋时以苏轼、欧阳修、文与可、黄公望等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提出了“不以形似”的画学思想被称为“文人”写意观。此后，文人思想不断发展，先后又引申为赵孟頫的“古意论”、倪瓒的“逸气说”等。“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清閟阁全集》卷十），“爱此风林意，更起丘壑情。写图以闲咏，不在象与声。”（《清閟阁全集》卷二《惟寅远寄佳纸命仆写图赋侍》），“逸笔草草”就是“不在象与声”，“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就是“写图以闲咏”。不求“物之形”但求“人之神”，倪瓒的文人“写意”观受到了当时文人画家墨客的普遍青睐、追捧，在元、明、清三代成为时代追求的主流。唐以后工笔人物画由于其绘画题材的局限性和对写“物之意”的过分程式化（写实方面）追求使得文人画家们少以此内容、手法创作，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审美要求下，传统工笔人物画要发展就必须突破程式化规范，秉承时代审美要求，所以传统工笔人物画的“写意”路线是当时传统工笔人物画家们自身的要求也是时代的要求。宋以后，在工笔人物画领域出现了如李公麟、武宗元、李唐、李嵩、赵孟頫、陈洪绶以及任伯年等大家，故而，文人“写意”精神的普及是传统工笔人物画写意味发展必要的时代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