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炎帝神农故里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炎帝神农故里范文1
随州市,位于湖北省北部,地处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的交汇地带,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炎帝神农故里、编钟古乐之乡、中国专用汽车之都。全市总人口258万,国土面积9636平方公里,辖曾都区、广水市、随县、随州经济开发区和大洪山风景名胜区。随州山川秀美,历史悠久,旅游资源丰富多彩。随州还是中南地区最大的食用菌集散地和出口基地,被誉为中国花菇之乡、中国古银杏之乡、中国蕙兰之乡。
二、随州市生态文化旅游SWOT分析
(一)优势和机遇
旅游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的魅力和吸引力。随州有奇山异景,有千古编钟,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得益彰,是发展生态文化旅游得天独厚的条件。
生态资源丰富。随州山清水秀,生态富集。境内有四大名山(大洪山、桐柏山、中华山、大贵山),两大秀水(徐家河、封江),随南地区森林覆盖率达70%。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大洪山,九亿年火山玉龙温泉和千年银杏画廊享誉华中,中华山国家森林公园和被称为“天下七十二福地”的“第四十一福地”桐柏山风景如画。全市700多座水库,其中徐家河水库作为全国十大水库之一,被列为省级风景名胜区。另外,在随州北部有淮河之源西游记漂流,桐柏山太白顶风景区;在随州东部有广水三潭风景区,武胜关黑龙潭等。
物质文化资源独一无二。1978年,随州城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65件编钟,是我国迄今出土数量最多、音律最全的整套编钟,距今有2400多年的历史。炎帝神农传说、炎帝神农祭典、花鼓戏,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洪山打锣鼓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随州有新五师司令部纪念馆、江汉公学旧址等重要革命遗址。
四通八达,交通便捷。随州区位优越,交通便捷,凸现了强劲的发展优势。京广线、西宁线、汉丹线三条铁路,107、312、316三条国道,京珠、汉十、随岳和麻竹四条高速公路在随州纵横交错,穿境而过。从随州东距上海,西至成都,南达广州,北到北京,都在1000公里的半径之内;从随州到武汉天河机场约110公里。
随州旅游业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国家大力发展旅游业为发展随州旅游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特别是国家小长假、休息日、大长假的确定,为随州旅游带来了丰富的客流资源。省委省政府适时提出了“构建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战略构想,为发展随州提供战略机遇。一些民间资本也看中了旅游行业,通过招商引资发展旅游业成为一种较好选择。
(二)问题与挑战
随州旅游开发本身存在的不足。随州是2000年成立的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低,所辖县市区较少,只有一区一市一县。因起步较晚,知名度相对其它地市州较低。①旅游宣传不够,外地人到湖北后,知道有武当山、木兰山,可能不知道还有随州,有大洪山。②景区景点包装不够,景区内附属设施不全,项目单一,“可玩性”不够。曾有游客调侃随州旅游景点说,随州的很多景点是“白天观山景,夜间看屋顶”。③随州旅游资源人才也相对缺乏,作为内陆城市,因经济收入低,现有旅游高端人才难以落户随州,更不用说旅游策划专家或营销人才。
随州旅游发展相对周边地区受到较大的威胁。随州周边地区旅游业发展投入相对较大,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如周边大洪山景区的钟祥、京山,如京山漂流,其为共有资源,但随州投资少,处于被动局面。周边的襄阳诸葛亮故里,十堰的武当山和神农架林区,恩施大峡谷等地区发展快速,会带走随州的部分客源。
三、随州市生态文化旅游发展模式构想
当前,正是加快发展旅游业的黄金时期。随州发展旅游业的优势在文化、潜力在文化,必须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把旅游产业培育成随州的主导产业和接续产业,实现旅游经济强市建设目标。
(一)生态景观观光型
随州大洪山素有“楚北天空第一峰”的美誉,集辉煌寺庙、奇山怪石、地质(溶洞)、泉水瀑布、高山河湖于一体,其中以大慈恩寺和洪山禅寺为代表的佛教文化更是源远流长。作为游客参加此类生态旅游活动,不仅可观赏到壮美的自然景观,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可以在观赏过程中了解景观中所蕴含着深刻的自然生态及人文特性,接受环保教育熏陶,突出生态旅游的教育意义。
(二)生态休闲养生型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身体健康越来越重视,回归自然,度假养生已成为共识。西游记公园女儿国温泉为火山温泉,73个造型精致的泡池星罗棋布,大洪山玉龙温泉欢乐谷、曾都区洛阳镇千年银杏谷景区、桃源湖度假村和广水市武胜关镇“美丽乡村”桃源村,这些区域都是开展养生度假游的理想场所。
炎帝神农故里范文2
关键词：朱襄氏；瑟；柘城
中图分类号：K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11-0127-04
朱襄氏是上古时期的重要部族和部族首领，在早期文献中虽有记载，但并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我于21世纪初在柘城考察后完成并发表了相关的论文，我认为“朱襄氏与神农氏为有血亲关系的部族”，“朱襄氏应该是炎帝系统中有影响的先帝之一”，河南柘城为朱襄氏的活动故地。虽然十余年过去了，我的观点并没有改变，而且我认为有必要对朱襄氏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这也是我“再论朱襄氏”的主要学术目的。
一、上古帝系是华夏早期文明标志符号的历史记忆
以朱襄氏为代表的上古帝系，在周汉之际已经形成。《庄子・箧》：“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死而不相往来。”以上所记，是上古帝系的最早版本之一。在这里，伏羲写作伏牺，伏羲与神农，他们与其他古帝并列，并没有形成特殊的地位。在该文献中，没有朱襄氏，以及葛天氏的记载，但《吕氏春秋》在“古乐”篇中，不但有“古朱襄氏”，也有“葛天氏之乐”，以及“陶唐氏”，反映至少在战国文献中，上古古帝为代表的古老部族是客观存在的。
《汉书・古今人表》则将上古帝系系统化，将“太昊帝”与“炎帝”“黄帝”并列为“上上圣人”，而列出女娲氏、共工氏、容成氏、大廷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庐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亡怀氏、东扈氏、帝鸿氏共19位古帝，应该说这一古帝谱系，在早晚文献中，应该是最全面的。《史记》仅从“五帝”开始写起，唐代司马贞的《史记・补三皇本纪》，以及稍早的《金镂子》，均采用了大致相同的帝系排序，只是有的帝名，稍有不同，如“栗陆氏”写成“票陆氏”，“赫胥氏”写成“赫苏氏”，“尊卢氏”写成“宗卢氏”等，但“朱襄氏”，在历代文献中，没有其他的写法，反映文献对朱襄氏认知的一致性。
关于上古帝系，除了《庄子》《汉书》等有记载外，《金镂子》《初学记》《路史》《通志》《皇王大纪》《册府元龟》《绎史》《十三经注疏》《古微书》《稗编》《历代建元考》《万姓通谱》等均有类似记载，有的并言明，这些上古帝系共15代，而大多数文献则将“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依次排列，放在10代以后。朱襄氏，以发明瑟而著称；葛天氏，以发明“葛天氏之乐”而闻名，两者都属于上层建筑精神层面的内容，为礼乐文化的早期源头。但有巢氏，其贡献则属于人类最基本的生活层面，所谓“构木为巢”，人类最早的人工栖息场所的发明者。《通志》卷二十一，则在“三皇世谱”中，将有巢氏，放在“燧人氏”之前，即在古帝之首，以“教民巢居”而名列前茅。
有关上古帝系的真实含义，仍有待进一步的考证与研究，还应结合考古发现，来印证人类童年漫长历史中的标志性的发现和创造。上古帝系，是华夏历史文明的源头，是人类东方（东亚）文明的历史长河中的源头，其真实含义，仍有待探究。宏观而论，人类文化多中心的起源，其发展的阶段，有惊人的相似性，这与人们面临的问题和所受到的挑战的一致性，有很大关联。上古帝系实际上正是华夏历史文明早期发展标志型符号的历史记忆，也是这种历史记忆的真实反映。
二、朱襄氏与葛天氏：中国礼乐文化中乐文化的源头
精神文明的最早贡献者朱襄氏与葛天氏同为上古古帝，他们的事迹，亦共同见于《吕氏春秋・古乐》篇：“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畜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逐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朱襄氏的贡献，主要在乐，葛天氏的贡献主要在舞，两者有机组合成最早的乐舞。
朱襄氏的贡献在于“乐”，不是乐曲而是乐器。这个乐器就是“瑟”。“琴、瑟是周代早期典籍中提到的仅有的两种弦乐器，也许可以说，它们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弦乐器。”①朱襄氏部族中发明瑟者，名字叫“士达”。不但《吕氏春秋》有记载，后世文献也多认同。《乐书》卷五十六，“朱襄氏之时阳气凝积物鲜成，故使士达制为五弦之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广博物志》卷三十四，“朱襄氏立，于是多风，群阴曷，诸阳不成，百物散解，而果蔬草木不遂，迟春而黄落，盛夏而，乃令士达作五弦之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命曰来阴。”虽然有士达作“五弦之瑟”，但历史上乐器瑟的发明，还是归之于朱襄氏，《乐书》便有“五弦之琴始于朱襄氏”的说法，《乐圃余稿》则将“朱襄氏之瑟”与“阴康氏之舞”等并列，反映了朱襄作瑟在上古文明中的标志意义。因此，“我国问世的第一瑟，乃是（朱襄氏部族）士达所造的五弦瑟了”②。
朱襄氏作瑟，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吕氏春秋》以为当时“多风而阳气畜积”，作瑟的目的为“以来阴气，以定群生”。《乐书》卷六十三，“朱襄氏之时，阳气凝积，物鲜成实，故使士达制为五弦之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然后四时和，万物成，而天下治也。”“五弦之瑟”的发明，与当时的“阴阳失调”而导致阳气旺盛，即天旱干燥，民不聊生，极大地影响族群的生存与发展有关，以“五弦之瑟”的发明使用等一系列措施，见了成效，于是阴阳平衡，风调雨顺，达到了“四时和”、“万物成”与“天下治”的目的。而这种“五弦之瑟”，也被后世文献如《说略》《广博物志》等“令曰来阴”，“五弦之瑟”又称之为“来阴瑟”。所以，瑟的发明，从一开始便有极强的现实功能。《乐书》多次谈到古人对瑟的认识，如“瑟有君臣之节，臣子之义，然后四时和，万物生，由一器生，由一器推之，如此则备成之乐，是以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其势然也”（卷十七）。瑟，作为中国最早的最具特色的弦乐器，则被赋予了极高社会属性，可见礼乐从最初便具有至高的文化与政治意义。“古人论瑟，常谓君父有节，臣子有义，四时和万物生。则君父有节，臣子有义，所以乐人道也。四时和，万物生，所以乐天地之道也。三才之道，而瑟具焉”（卷一百二十）。所谓三才，即天、地、人，瑟与天地人的和谐平衡，有机地结合在一块。瑟“堪与素有‘中国乐器之王’的古琴并列媲美，‘琴瑟和鸣’之说，早已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的不争事实。如果说古琴是‘中国乐器之王’的话，那么瑟，则是‘中国乐器之后’了”③。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地位，从其发明之始便已具备。朱襄氏，这一古老的部族，也因此而成为中国礼乐文化中乐文化的源头，成为精神文明的开创者和最早贡献者。
朱襄氏还是“六书”的发明者。“六书”是中国文字的造字方法，甲骨文的字例，也确证了这种造字方法，在当时已有较多使用，但并不能将这六种方法全部印证。也就是说殷商时代已局部地应用了这其中基本的造字方法，反映了“六书”的方法，可以早到更古老的时代，甚至可能为华夏早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山堂肆考》卷一百三十三，“伏羲命朱襄氏造六书”。《俨山外集》卷三十二，“伏羲命朱襄氏造六书。”这种说法在明代十分流行。《书史会要》卷一，“三皇”篇有“太昊伏羲氏，风姓，以木德王，龙马负图出于河，帝则之，以画八卦，而文字生焉，盖依类象形谓之文，形声相益谓之字，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以代结绳之政也，有龙瑞以龙纪官，乃命飞龙朱襄氏造六书。六书，八卦之变也。卦以六位而成书，以六文而显六书者，一曰象形，二曰指事，三曰谐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于是始有龙书”。因此，朱襄氏造六书的说法，其发生的时间比黄帝史官仓颉造字，还要早许多时间。除前述文献中提到“飞龙朱襄氏”外，《六艺纲目》《六艺之一录》等，均有类似的说法，有的以为飞龙为朱襄氏之臣属，实际上依伏羲以龙命官的说法，“飞龙”只是一个职官，朱襄氏担任过“飞龙”这一职务，并在这个职位上奉伏羲之命而完成了汉字六书的创造。因此，朱襄氏作为中国文化早期践行者，以“作瑟”与“造六书”而名垂史册。
三、朱襄氏作为上古重要的部族与部族首领
其部族存续的时间历经伏羲时代与炎帝时代朱襄氏，在后世文献中完全拟人化，作为个人，其归属于那个时代，也即为三皇中何人之臣，在文献中是有争议的。
自汉代经学家高诱为《吕氏春秋》作注，便强调“朱襄氏，古天子，炎帝之别号。”《玉海》《册府元龟》《仪礼经传通解》《礼书纲目》等，均有相同的记载。《黄氏日抄》《太平御览》，则直接标注为“炎帝别号”，这也是《辞源》所述朱襄氏为“炎帝的别号”的文献依据。但是，历代文献对炎帝的谱系，也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初学记》卷九，炎帝神农氏“在位百二十年而崩，至榆凡八世，合五百三十年”。《册府元龟》卷一，“炎帝，教民耕农，故天下号曰神农氏，本起烈山氏，或称之，一号魁隗氏，纳奔水氏女，曰听谈，生帝临魁，次帝承，次帝明，次帝直”。这里明确“炎帝时代”为530年，其中知名的古族族首领有8个，神农氏、烈山氏，列入其中。有的文献，如《读礼志疑》卷四，“郑玄以大庭氏，是神农之别号”。也就是汉代的另一位经学家郑玄，也以为原属于“古帝”的大庭氏，为“神农之别号”。神农与炎帝，还是有区别的。炎帝，与黄帝、大昊，为专有的称谓，犹如后世的皇帝一样。炎帝是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可能长达530年。在这个历史阶段，有先后袭炎帝之号者，如神农氏、烈山氏、朱襄氏、大庭氏。只是因为炎帝神农氏太为著名，所以后世将炎帝与神农等同，这是太庭氏为“神农之别号”的由来。
但是，在文献中朱襄氏又与伏羲有着非常亲密的联系。《史记索隐》引《帝王世纪》云，“大庭已下一十五代君，皆袭庖之号”。《初学记》也有“皆袭庖之号”的说法。《路史》谓之“皆袭包羲之制”，《稗编》则谓“皆袭伏羲之号”，《读礼志疑》则称“皆袭伏羲之号”，《州四部编》则称之为“世袭庖号”。其中伏羲虽有多种写法，但明显讲的就是伏羲，而不是“太昊”。除了“袭……号”之称外，《通志》则为“皆臣于伏羲”，《绎史》《历代建元考》则称之为“伏羲之臣”，而《全史日至源流》卷首下，则将古帝分除中央氏、尊卢氏、有巢氏、无怀氏外，包括朱襄氏在内的古帝，均为以龙纪官的“太昊之臣”，这里的“太昊”与前述的伏羲，含义是一样的，尽管两者本意有较大差别，而此时所用的“太昊之臣”与“伏羲之臣”，意义是一样的。伏羲时代，先后有十五位部族兴起，《通志》《御批历代通鉴辑鉴》等，以为这“十五世凡一千二百六十年”。《山西通志》卷二百二十八，引《禅通》讲上古古帝“十八姓”（18代），共八十八世，其中朱襄氏有三世。我认为伏羲时代是一个十分漫长的时代，《太平御览》《万姓统谱》《佛祖历代通载》专记上古古帝十五代，“合万七千七百八十七年”，说明古代文人已知道这是一个遥远悠长的时代，朱襄氏正是这个时代的重要部族，所谓三世，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部族，有三代首领最为著名，先后袭伏羲之号。即使到了炎帝时代，这个部族也仍然有杰出的部族首领成为一代炎帝，而名留后世。
讨论到这儿，我们又回到了文献中所记载的“琴”“瑟”等乐器的发明。《世本》卷九，有“庖氏作瑟”，“神农作琴”。该类说法，在历代文献中有较大影响，《路史》卷三十三，“朱襄氏之瑟，伏羲氏之琴，其来尚矣。……《三都赋》、《补史记》以为神农制瑟，《说文》、《世纪》、《隋志》、《小史》则以为神农造琴，盖修之也”。《事物纪原》卷二，“《小史》曰：太昊作二十五弦之瑟。《西都赋》曰：神农造瑟。《吕氏春秋》曰：朱襄氏之王天下，多风，阳气畜积，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五弦之瑟”。有关琴、瑟的发明者，在文献中有多种观点，后世文献多予罗列，如《乐书》卷一百十九，“瑟，一也。或谓朱襄氏使士达作之，或谓伏羲作之，或谓晏龙神农作之”。《文献通考》卷一百三十七，文字与《乐书》基本同，但明确为“神农使晏龙作之”。朱襄氏、伏羲氏、神农氏均为瑟的发明者，有的文献明确说明，瑟弦有多少之分。《事物纪原》依据有关文献，伏羲作瑟有三十六弦、二十五弦之分，但朱襄氏之瑟则为五弦之瑟，则是没有异义的。《明集礼》卷五十，则称“伏羲作五十弦，为大瑟；黄帝破为二十五弦，为中弦；十五弦为小瑟，五瑟为次小瑟，或为朱襄氏使士达作，或谓神农作”。从目前所见有关文献分析，对朱襄氏作瑟的文字最为详细，也最为具体，而且所作“五弦之瑟”，也最为原始。
由伏羲氏、朱襄氏、神农氏，所关联的瑟的发明，可能有两个方面需要关注：一是三者为瑟的发明者，实际上反映了早期瑟在定型的过程中，三者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朱襄氏的“五弦之瑟”，最为原始，应当是最早的或最初的瑟，文献中也有朱襄氏等古帝的时代可能早于伏羲氏的说法，这也为理顺瑟发明链条三者的关系，提供了基础，朱襄氏初创者，伏羲氏为第一个集大成者，炎帝、黄帝则为第二、第三个集大成者，这也是《汉书・古今人表》将伏羲、炎帝、黄帝列为九等中的“上上圣人”的关键所在，他们与朱襄氏为代表的“上中仁人”是有明显区别的。二是瑟的发明与三者有关恰好反应了三者间，尤其是朱襄氏与伏羲、神农的特殊关系。朱襄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部族，这个部族与伏羲氏、神农氏部族，一样的古老，朱襄氏能够“袭庖之号”，又为“炎帝的别称”，最少反映这个部族在上古时并不是仅仅在某个时段偶然闪亮，而且是在伏羲时代、炎帝时代，朱襄氏均占居有一定的历史地位。朱襄氏因发明瑟而著称，这些功劳有时与伏羲、有时与炎帝交织在一块，正是历史复杂性的真实反映。
四、朱襄氏部族的活动地在柘城及其周边地区
是没有争议的朱襄氏为上古古帝，时代久远。《史记索隐》卷三十，“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斯盖三皇已来有天地者之号，但载籍不纪莫知姓王年代，所都之处”。《说郛》卷五下，“自无怀氏已上，史经不载，莫知都之所在”。但是，历代文献对朱襄氏之域在柘城，却有着明确的认知。
朱襄氏为何名朱？《路史》卷九，朱襄氏“都于朱，故号曰朱襄氏，后有朱襄氏”。也就是说，朱襄氏所居地域为朱地，因以名之。《元和郡县图志》卷第七，“柘城县，本陈之株邑，《诗・陈风》‘株林’，刺灵公也。至秦为柘城县”。柘城县为秦置县，先秦时名株。《后汉书・郡国志》也证，“陈有株邑，盖朱襄之地”。陈为伏羲故都，也是炎帝故都，陈为今河南淮阳，而朱襄氏与伏羲、神农关系密切，柘城属今河南商丘，淮阳属今河南周口，两者虽分居两市，但两县几乎为邻，直线距离，极为接近。
朱襄氏与柘城关系密切，还表现为：一是柘城为朱襄氏之邑。《太平寰宇记》卷之十二，“柘城县，即古朱襄氏邑，春秋时陈之株野之地”。《路史》卷二十九，“《九域志》云，南京柘城，古朱襄氏之邑”。《记纂渊海》卷十八，“襄邑，古朱襄氏邑，春秋时为陈株野地，柘城汉属淮阳国，以邑有柘沟故名”。所以，柘城为朱襄氏邑，为多种文献肯定。二是柘城为朱襄氏都。除《路史》外，《河南通志》卷五十三，也有“朱襄氏都柘城”的说法。虽然都与邑没有根本的区别，《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也有柘城为“古朱襄氏邑”的说法，反映，邑之说更为广泛，邑都均表示柘城为朱襄故里，为古朱襄氏部族的活动中心。三是朱襄陵在柘城。《大清一统志》卷一百五十四，“朱襄陵，在柘城县东十里，今地名朱”。《河南通志》卷四十九，“朱襄陵，在柘城东一十里，朱，上有寺以守焉”。柘城县城有朱寺，也是朱襄陵之所在。《归德府志》卷三十三，“朱寺，在柘城县东十里，上有朱襄陵，故名”。朱襄陵，虽然在上世纪有短时破坏，但地点明确，现在已经恢复，因此柘城县为朱襄氏故里、故都（邑）与陵墓所在，也为朱襄部族活动中心。
总之，朱襄氏为上古时期重要的部族，在华夏历史文明的源头，以发明瑟，造六书而著名，在伏羲时代和炎帝时代较为著名，并名留至今，柘城为朱襄氏都邑与陵之所在，值得珍惜与深入挖掘。
注释
①王洪军：《上古琴、瑟研究》，《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②③李志远：《关于“瑟”的起源流变及传说》，《乐器》2004年第6期。
炎帝神农故里范文3
周口市共8县一市一区，其中的鹿邑县为省直管县试点县一市指项城市，一区指川汇区，另外周口市政府还有东新区和开发区。
1、周口位于河南省东南部，地处沙河、颍河、贾鲁河交汇处。东临安徽省阜阳市，西接河南漯河市、许昌市，南与驻马店市相连，北与开封、商丘市接壤属温带季风气候。
2、周口市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距今有6000多年的文明史。太昊伏羲氏在此建都，炎帝神农氏播种五谷，开创了中华民族的 远古文明。周口古属陈国。战国末期，一度为楚国都城。陈胜吴广曾在此建立张楚政权。建国后，周口各县市曾先后分别隶属于淮阳专区、商丘专区和许昌地区。1965年，设立周口专区。 周口是伏羲故都，老子故里，有“华夏先驱、九州圣迹”的美誉，被中华全国伏羲文化研究会誉为中华文化发祥的重地。
（来源：文章屋网 ）
炎帝神农故里范文4
【关键词】 鄂西圈 生态文化旅游 旅游协作
区域旅游协作，是指区域范围内不同地区间的旅游行政或经济主体，依据一定的协议章程，将资源在地区之间重新配置、组合，以便获取最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旅游经济活动。当今世界，竞争产生效益，合作更有利于实现规模效益，区域内协作整合被证明有助于促进区域旅游经济发展。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以下简称鄂西圈）跨越襄樊、荆州、宜昌等8地，被湖北省委省政府作为一个整体区域，以旅游产业为引擎，来推动鄂西地区乃至湖北省经济发展，圈内各地就不再是一种独立的、竞争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协作、共同发展的关系。各地协作整合成效关系到鄂西圈乃至湖北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有必要研究当前鄂西圈旅游协作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可行的对策建议，深化圈内旅游协作，提高协作效果。
一、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协作发展现状
1、旅游政府协作
鄂西圈8市（州、林区）都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区域旅游协作在旅游发展中的重要性，并在进行着区域旅游协作实践。如2009年8市共同出资组建了鄂西圈投资有限公司，进行相关的资本运作，扩大资本及资产规模，增强公司对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建设的投融资能力。此外，8市（州、林区）旅游局2009年正式签署了“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合作协议”，建立了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发展合作协调会议制度，每年轮值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决定区域旅游合作发展的重大问题。
2、旅游资源协作
鄂西圈8市（州、林区）各自拥有互补性或相似的旅游资源，但各自的旅游资源在市场上的竞争力都不具有绝对优势，因此只有重新整合这些资源才可以获得市场竞争优势。如鄂西圈内，宜昌、荆州、襄樊等地都拥有部分三国遗址，在未协作之前，它们各自宣传自己的古三国遗址旅游文化，建立协作关系后，把三国文化旅游整合成一个拳头产品推向市场，从而成为了一个品牌。
3、旅游市场协作
旅游市场协作主要包括各协作方互送客源、共同进行市场促销和旅游形象推广、共同建立圈域旅游协作网络信息平台等。如8市（州、林区）旅游局正式签署的“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合作协议”，就8地旅游市场开拓与整体促销作出了明确规定；2009年，8市（州、林区）旅游管理部门及旅游企业负责人共同组建促销团前往西安开展旅游宣传促销活动；在旅游协作信息平台建设方面，启动了鄂西圈公众服务网建设项目，进一步整合鄂西圈经济社会、资源、生态、文化旅游、交通等方面的综合信息资源，不断提高鄂西圈旅游服务水平，扩大鄂西圈知名度和影响力。
4、旅游交通协作
自2008年湖北省政府提出构建鄂西旅游圈的政策以来，鄂西旅游圈在交通方面进行了很大协作。如2010年武神（武当山―神农架）公路竣工，不仅使武当山至神农架旅程由6小时缩短为4小时，而且串起了鄂西旅游圈内几大知名景点，兼具旅游走廊和交通通道双重功能；沪蓉西高速通车，让恩施至武汉车程由12小时锐减至6小时，让“快旅慢游”成为可能；宜万铁路通车，宜昌由过去的旅游终端变成了旅游集散中心，拉长了鄂西圈的旅游线路，游客参观完三峡大坝、三峡人家，可以经由宜万铁路，继续到恩施旅游。
5、旅游线路协作
目前，鄂西圈8地根据旅游市场需求，整合了圈内协作前各自分散的一些旅游线路，推出了一些特色鲜明，具有较高比较优势的精品线路、主体线路。如推出随州炎帝神农故里―擂鼓墩曾侯乙墓―京山屈家岭―大洪山风景区―枣阳雕龙碑遗址―古隆中―襄阳古城―谷城薤山、南河风景区―神农坛景区炎帝神农故里寻根谒祖线；恩施鱼木寨―大水井―腾龙洞―沐抚大峡谷―唐崖土司城遗址―清江闯滩―巴土圣山―下钟家湾长阳人遗址―撒叶儿荷―清江画廊―长阳清江古城―愚人岛―宜都天龙湾―柴埠溪大峡谷清江巴土民俗风情线；襄樊隆中风景区（三国文化园）―襄阳古城―南漳水镜庄―徐庶庙―明显陵―荆州城墙、关帝庙、关羽祠―华容大道―绣林镇―当阳长坂坡、关陵、玉泉寺―亭古战场三国文化线等多条旅游线在内的跨省区精品线路，把鄂西圈内各地景点串联在一起，整体扩大知名度，并延长游客旅行时间。
二、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协作发展存在的问题
1、缺乏可操作性的协作条款
鄂西圈各地都充分认识到了协作发展的重要性，也想通过与其他地方协作来促进本地旅游经济发展，但在具体实施时由于缺乏可操作性的、实实在在的协作条款，故而影响协作成效。目前鄂西圈专门的旅游协作机构是湖北省鄂西圈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鄂西圈建设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市（州、林区）及其县（市）级规划、重点建设项目实施的具体衔接落实工作，但未能在圈域范围内制定出专门的协作章程和具备可操作性的协作条款和规章制度，以指导圈内各地更好地进行协作实践。如有些旅游资源在地理范围上跨越不同的行政区域，因缺乏具体的协作办法和规章制度，各地为争得资源的开发权和收益权互不相让，影响规模收益获得。
2、协作深度不够
区域旅游协作应坚持旅游要素的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旅游资源具有不可移动特征，但区域旅游资金、从业人员等要素应充分放开，体现出市场竞争的公平与合理原则。当前，鄂西圈内旅游协作更多地体现在旅游资源的整合、旅游市场的联合促销及旅游线路的协作上，而在旅游其他要素协作上表现力度不够，如旅游资金各自筹措，旅游企业各自为营，旅游从业人员在圈域内未有序流动，也未打造鄂西圈整体旅游形象，树立鄂西圈旅游品牌等，从而影响了鄂西圈协作发展的效果。
3、协作偏重于政府
区域旅游协作的主体由地方政府和旅游企业两方面组成，区域旅游协作需要政府介入，没有政府的相关政策，协作就缺乏必要的基础和条件。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企业应该是区域协作最重要的主体，区域旅游协作最终要落实到旅游企业上，光有政府的积极性而没有企业的积极性，区域旅游协作是不可能持久的。现阶段鄂西圈旅游协作起主导作用的还是政府，旅游企业为辅助角色，旅游协作呈现出明显的政府行为色彩。旅游企业多在旅游政府部门的倡导和组织下进行协作活动，企业定位不清晰，角色边缘化，导致旅游企业在旅游协作中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4、协作缺乏利益补偿机制
对于鄂西圈内各地而言，它与圈内其他地方进行旅游协作的积极性在于这一行为能否给它带来收益，预期收益越大，协作意愿就越强烈。鄂西圈涵盖湖北8个市州，旅游产业协作发展牵涉到不同行政主体和经济主体的利益，各协作方会更多关注其现实和未来利益，从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进行决策，如果与其他地方协作得不到任何利益甚至会损害自身利益，那么该地就不会主动参与协作甚至拒绝协作，从而给协作带来难度，影响鄂西圈协作成效。
三、加快鄂西圈协作发展的对策建议
1、提高协作可执行度，拓展合作深度
要促进圈内旅游协作发展，必须尽快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协作章程和协作条款，内容包括鄂西圈旅游协作的目标及范围、协作对象、协作参与者、协作项目、协作可行性、协作的预期效果、协作方式、协作时间、协作进度、协作法律法规、协作后续利益分配等，否则就只能流于表面或口头，不具备可操作性。在旅游资源协作、旅游线路协作和旅游市场协作的基础上，将圈内旅游协作的领域逐步向旅游基础设施、旅游连锁经营、旅游行业标准、旅游信息平台、旅游专业人才、旅游生态环境和旅游结算、投诉体系等领域全方位地拓展，建立统一的旅游人力资源流动和培训机制，建立统一的旅游研发咨询和旅游求助平台，建立统一的旅游形象和品牌等，积极有效地促进人力、资本、信息、技术等旅游生产要素在整个区域的流动，从而实现资源最优化的配置。
2、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提高市场化水平
针对很多行政办法、管理办法、法律办法缺乏内在的、自发的动力等问题，鄂西圈的发展应以市场的利益共享为原则，以市场为整合的力量，冲破区域的范畴寻求优化；加快要素市场化步伐，发挥企业的主导优势，激发地区协作活力。让旅游企业唱主角，旅游企业是圈内旅游协作的主要实施者，圈内旅游资源、旅游产品等旅游要素的整合都可通过旅游企业间的协作来实现。进一步明确政府和市场主体在生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方面的分工及投资范围，继续加大为生态文化旅游配套服务的公共设施的投资力度，为旅游市场主体投资经营创造良好的硬环境。按照“谁开发、谁投资、谁保护、谁受益”的原则，鼓励各类经济成份投资鄂西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开发、经营。
3、建立协作利益补偿机制，实现资源最优配置
目前，鄂西圈关于利益补偿的合作协议还是空白，这个空缺必然造成旅游协作过程中的不合作或抵制行为。因此，要在市场原则的指导下，以优势资源流动为核心，以间接调控为主，综合运用财政、税收、信贷、贸易、价格、土资、社会保障等多种政策，通过在各市区实施有差别的政策，引导资源和企业的流动，从而达到资源在区域之间的合理配置。建立圈内利益补偿机制，制定合理的制度，让获利较大的地方政府，对在合作中让渡自己权利、资源和利益的地方政府在经济、财政或政策上作出相应的补偿，主要方式包括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和向受益多的地区征收调节税等，以体现合理、公平，把圈内协作建立在圈内利益互补、共赢的基础上，从而提高圈内各地协作发展的积极性。
（注：本文系中南民族大学校基金项目：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协作发展的模式研究，项目编号：YSQ10004。）
【参考文献】
[1] 范春：我国区域旅游协作发展现状及对策[J].商业时代，2005（33）.
炎帝神农故里范文5
中华茶叶始祖为炎帝神农，在民间一直盛行“茶祖在湖南、茶源始三湘，茶为国饮、湖南为先”的说法，因而湖南有“茶祖故里”之称。同时，茶叶产业是湖南的农业优势特色产业，茶叶是仅次于生猪的第二大创汇农产品，对于发展农村经济，特别是带动贫困山区脱贫致富，有着其他经济作物不可替代的作用。
目前，湖南正全力推进“千亿湘茶”战略，提出到2020年，全省优质高产茶园面积达到300万亩，产量45万吨，力争实现1000亿元茶业综合产值，全省茶农茶业收入翻一番的目标。
如何坚定不移的走茶产业富民强县之路，真正以茶叶产业成就大山深处的致富梦，常宁塔山瑶族乡和安化高马二溪村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清代史料记载：“塔山茶，驰名衡湘间。”塔山茶后来却逐渐衰落，知者寥寥。2013年，常宁市把茶叶作为扶贫主打产业来抓，在有机茶叶核心产区塔山瑶族乡掀起了种茶热潮。短短两年过去，如今塔山瑶族乡已成为湖南茶叶“千亿产业十佳示范乡镇”。
雾气缭绕产好茶
山气谓之岚，塔山瑶族乡所产“塔山山岚”茶就生长在常年雾气缭绕的大山里。目前，全乡新老茶园面积有2.1万亩。
狮园村刘家组43岁的村民刘运成在山腰上有4亩茶园。他介绍说，种茶除草很重要，他们完全手工操作，劳动量不小。
“为什么不用除草剂？” 面对疑问，刘运成坚定地回答：“大家都不用除草剂，我们是做了保证的！”他介绍，不光除草剂，农药、化肥也一律不能用，否则将被罚款1000元至1万元。
原来，在塔山瑶族乡，所有茶农、茶企、合作社都签订了“茶叶生产自律公约”和“有机茶生产承诺书”，在选苗、种茶、采茶、制茶等各环节都严格遵循“茶叶生产技术规程”。
“塔山山岚茶生长环境好，富含锌、硒。‘生态有机’是我们最大的本钱，不能自己砸掉牌子。”塔山瑶族乡党委书记彭小东说，乡里组建了茶叶办和有机茶叶生产监督委员会，从严规范茶叶生产经营行为。
开发宝藏助脱贫
板角村邓家组年近60岁的村民邓化明是塔山瑶族乡2450名贫困人口之一，以前家里耕种几亩农田，只能糊口。2013年，村里成立天堂山云雾茶开发有限公司，邓化明把土地流转给公司种茶，并负责管理茶园，每年除了地租还能拿到管理费，收入较以前大幅增加。
2015年初，狮园村成立天堂塔山农民专业种植合作社，村民何六华以4亩茶园到合作社入股。合作社理事长何万忠介绍，全村已有100多名贫困人口以土地、茶园入股等方式加入合作社。
目前，在塔山瑶族乡，已相继兴办9家茶业公司，11家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先后成立，辐射带动近5000名村民从事茶产业。当地还出台措施，充分用好扶贫资金。对于扶持贫困户的茶企、合作社，乡政府按照有关标准给予奖补，进一步壮大茶产业。
据介绍，去年塔山瑶族乡共产茶13.5吨，创收1268万元，涉茶村群众人均收入达2500元，部分群众收入超过5000元。茶叶，现在成了塔山瑶胞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
精深加工是方向
据塔山瑶族乡一些茶企、合作社介绍，目前全乡茶叶主要是混合茶，售价一般为每公斤400元。但如果从采摘开始就分级，并进行精深加工，茶叶价格最高可卖到每公斤2000元。
乡干部们也坦言，受制于人才、技术、资金等一系列因素，目前塔山茶叶加工还处于粗加工阶段与精深加工初级阶段，附加值提不上去，这是他们的短板。
炎帝神农故里范文6
一方面,全省旅游业总收入首次突破千亿大关――据6月18日第五届华中旅游博览会组委会透露,2009年,湖北旅游总收入为1004.48亿元,比2008年增长35%;另一方面,旅游人数与旅游收入在全国仍处于中游地位――2009年,湖北省国内游客人数在全国排名第10位,国内旅游收入在全国排名第11位。两组数据,十分清晰地勾勒出湖北旅游行业的发展现状。面对这一局面,正如湖北旅游局副局长胡礼鸣接受《鄂商》记者采访时说的:“考验和挑战依然严峻。”
受益“路效应”
2009年12月26日,武广高铁的开通,改写了武汉市旅游的历史。据湖北旅游局公开资料显示,高铁开通的第一个黄金周,武汉迎来200多个高铁团。7天时间内,3万多粤客密集抵汉,武汉旅游10年来首现“进”多于“出”局面。
3月,春暖花开的武汉,再次迎来高铁热潮。每个周末,都有多达2万人的高铁赏樱团抵汉,江城满耳皆闻粤语声,火爆态势一直延续至“五一”小长假。在“五一”节的3天时间里,武汉接待游客超过200万人次。“高铁”热,是武汉旅游热的一个剪影。“高铁游”的井喷,也是湖北旅游多年发展积淀的一次集中爆发。
2008年,武汉市召开旅游发展大会,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杨松明确要求:把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来打造,确保到2015年,实现旅游总收入1000亿元。市长阮成发亲自调研旅游业,大手笔增加旅游投入。
旅游部门主动出击。高铁开通前,武汉两赴广州促销,以热干面、糊米酒、梅花、樱花为招牌,向羊城老百姓“吆喝”江城的美景与美食。
与此同时,武汉旅行社纷纷联合咸宁、宜昌、十堰、恩施、神农架等地,组合推出了温泉之旅、三峡之旅、武当之旅和滑雪之旅线路,一个以武汉为集散中心,辐射至城市圈、鄂西圈的旅游网络迅速构筑。
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武汉市接待游客3079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244亿元,分别增长32.31%和45.27%。
如果说武广高铁的开通,让武汉的旅游火了一把的话,那么,沪蓉西高速公路的开通,则令湖北另一个旅游重区――恩施自治州受益匪浅。
今年“五一”,短短3天,24.4万旅游者涌入恩施,同比增长2倍多,实现旅游直接收入3690多万元,同比增长近4倍。
如此爆发式的增长,恩施首次遭遇。一时间,应对旅游高峰,成为头等大事。
这样的局面,一年前还难以想象。漫长的车程、崎岖的山路,让旅游者心生畏惧,旅游发展难有起色。
一年间,沪蓉西高速通车,恩施与武汉车程缩至6小时;恩施大峡谷大桥通车,大峡谷与腾龙洞间的距离缩短89公里;《夷水丽川》升级改版,吸引力不断增强。
恩施的变化,是整个鄂西发展的缩影。作为湖北旅游大美之地,鄂西尽管聚集了全省70%以上的旅游资源,但GDP却只有武汉城市圈的64%。2008年,为统筹区域发展,省委、省政府明确了建设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宏伟构想,并将鄂西圈发展的引擎,锁定为旅游业。
随后,湖北启动“一城两圈”旅游发展战略,提出两圈并进,双轮驱动,将鄂西打造成全国乃至全球著名的旅游品牌和旅游目的地。
鄂西圈启动之年,12个重点工程敲定,总投资达1222亿元。鄂西圈投资公司迅速成立,省、市政府和央企共同注资10亿元,搭建投融资平台。
如今的鄂西,沪蓉西、随岳高速先后通车,神农架机场加紧建设……一个高速快捷的立体交通网络正在形成。
投资60亿元的武当山太极湖新区,投资6000多万元的随州博物馆,炎帝神农故里景区改扩建……一批旅游景区提档升级,吸引着国内外旅客纷至沓来。
2009年,鄂西圈接待游客5800多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338亿元,同比均增3成。
差距与瓶颈
交通的便利改善的湖北旅游业,但与北京、上海、广东、江苏、云南等旅游发达省份相比较,仍存在着不少的差距。2009年,湖北省国内游客人数在全国排名第10位,国内旅游收入在全国排名第11位;入境游客人数在全国排名第15位,入境旅游收入在全国排名第18位。以湖北为旅游目的地的消费者群体发展滞后,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都处在中游地位,落后于旅游发达省份。客源规模偏小,人均消费水平偏低,使得总需求带动不足,阻碍了湖北旅游的发展。
国内旅游客源分布上,2009年,湖北省国内旅游客源以中南地区为主,占63.57%,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等经济发达地区所占比重较小,这直接导致了消费水平偏低,经济效益不高;国际旅游客源分布上,外国人占76.25%,港澳台同胞占23.75%,但在人均停留时间上,均不足2天,这使得湖北尽管在入境游客人数上多于湖南,但在入境旅游收入上却是不及邻省,留客难是湖北旅游亟需突破的瓶颈。
旅游产业结构仍不平衡。一是交通、住宿、餐饮所占比重大大高于景区游览、娱乐的比重。在国内旅游收入项目中,交通、住宿、餐饮所占比重之和为51.54%,比景区游览、娱乐所占比重17.61%高出大约34个百分点。这个差距在入境旅游收入项目中更为明显,达到了约52%。旅游的核心部门――景区游览的收入比重偏低,在各项目中排在第五或第六位。二是购物对旅游收入增长的贡献率相对较高,但与旅游发达省市30%的水平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与世界旅游发达国家和地区50%-70%的水平相距甚远。在国内旅游收入项目中,购物所占比重为21.43%;在入境旅游收入项目中,购物所占比重为18.30%。
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一是交通优势度不高。全省公路覆盖密度已接近于旅游强省浙江、广东的水平,但全省不同区域的旅游交通状况差距较大,交通问题仍是湖北旅游发展的瓶颈之一。入境游方面,国际航班少,游客进出武汉不得不选择转机;国内游方面,许多重点景区可进入性差,使湖北旅游“游短旅长”,旅游者时间、金钱、精力支出较大。二是邮电通信、银行、信息网络等服务设施仍有待完善。服务设施的不完善给游客出行带来不便,缩短了游客在景点的停留时间,降低了游客的满意度。
精品名牌效应拉动不足,产业核心竞争力有待提高。旅游地发展的核心是树立独特、鲜明地有招揽性的旅游整体形象。湖北世界级、国家级的旅游产品有100多个,但缺乏比较优势,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知名度较低。同时旅游景点和旅游产品的层次、档次还不够高,初级性比较强,缺乏整合,缺少品牌。2009年,湖北旅游有长足的发展,“一江两山”的品牌效应初显,然而与知名强势品牌相比,在富有度、知晓度、效益度、扩展度等方面仍存在很大的差距。
对外宣传缺乏力度,“湖北”名片影响力有限。一是营销宣传的资金投入有限,以至市场敏感度不够,营销成效低;二是营销宣传整合度较低,省内各县市在具体旅游促销行为上缺乏联合促销的意识,不利于全省整体旅游形象的提升;三是营销宣传的方式和手段不多,缺乏科技含量。
旅游人才相对稀缺,产业素质有待提高。一是高学历和高职称的旅游管理人员严重不足;二是管理层学历偏低,尤其在饭店业和旅游景区更为明显;三是旅游行业专业技术人员少,高级职称人员比重小,无等级职称占大多数;四是员工流动性大,离职比重较高。
谋定而后动
找到了差距与问题的症结,就得对症下药。以湖北旅游局为代表的相关部门,已为湖北旅游业未来的发展,构勒了这样一幅蓝图――
首先是构建湖北“大旅游”产业模块。以武汉为支撑,武汉城市圈、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两圈并进,把武汉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中心城市,同时,建设一批优秀的旅游城市、旅游强县和旅游名镇。同时加强区域旅游合作,推动强强联合,实现旅游产品与市场开发格局的创新,不仅需要加强省内相邻区域之间的合作,构建全省旅游产业模块,还必须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与其他省份实现更为广泛的区域合作,逐步建立信息交互机制,共同构建无障碍旅游区。
加快实现产业转型,谋求湖北旅游长远发展。一是创新招商引资渠道,广纳各方资本。政府在引资、贷款、税收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优化旅游投资环境,搭建旅游投资平台,促进投资的多元化,更多地吸引外资、民间资本投向旅游业,以提高全省旅游业的竞争力。二是结合消费结构的转变,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开发特色旅游。三是实施政府主导型发展战略,完善行业体制。通过健全和完善旅游行业管理体制、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政策、建立产业发展保障政策等措施,逐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加快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旅游业综合接待能力。全省要以提高景区可进入性为目标,加大重点景区的交通设施建设力度,构建湖北交通网络;要加快武汉天河机场、宜昌三峡机场和襄樊刘集机场建设,增开武汉直达境外的空中航线,使之早日成为辐射我国中西部的国家大型枢纽机场和航空港,提高湖北入境旅游的可进人性和便利程度。要引导建立一批度假型、商业型、会议型旅游高级饭店,并强化建设、提升一批星级饭店。同时,建设一批特色鲜明的家庭旅馆、汽车旅馆、青年旅馆和露营地,来适应散客市场需求。同时不断完善基础服务设施建设,加强经营管理,提升服务水平,提高旅游业的综合接待能力。构建邮电、通信、网络一体化信息交互平台,实现信息共享。
塑造湖北旅游精品名牌,增强旅游产业核心竞争力。首先,要提高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增强旅游产品的吸引力。其次,要实施产品创新工程。一是产品开发和品牌塑造要有新的视野、新的理念;二是加强产品的系统集成。再次,要优化旅游品牌结构,形成以主品为中心,以精品、名品为重点,以新品为补充的中心辐射式的旅游品牌网络结构。
加大市场宣传力度,拓展海内外旅游市场。通过要加大对宣传的投入,每年将地方财政收入拿出一定比例作为旅游宣传专项经费。其次,还要充分调动地方及企业的积极性,建立联动共赢机制,开展统一对外营销。再次,要拓展宣传渠道,积极创新促销方式。通过媒体强力宣传和举办重大文化节庆活动,多利用公共设施,进行平面广告宣传;四是完善信息服务平台建设;五是有计划地开展省外、境外促销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