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保险监管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保险监管范文1
1.资本充足性要求
各国对保险公司的最低资本金都作了限定，不仅开业时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就是在营业中，也要求保持资本的最低限度。如韩国1989年将人寿保险公司的最低资本金从2亿韩币提高到100亿韩币，将非寿险公司的最低资本金从3亿提高到300亿韩币；日本1996年保险法把设立保险公司的最低资本金从3000万日元调高到10亿日元；德国人身险公司的最低资本限额不得少于300万马克；在美国纽约州，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所必须经常维持的最低资本金为200万美元，其初期资本则为最初资本的两倍或400万美元，相互人寿保险公司必须经常保有的最低资本金为10万美元，但是初期的资本需要15万美元的现金；欧盟的保险监管局还以收入指数和偿付指数两个指标来要求保险公司展业的规模与自有资金保持一个适当的比例，以保证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
2.偿付能力边界
现在有许多国家都采取了偿付能力边界的管理模式，将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额度与规定的最低偿付能力标准相比较，来评估其经营状况。以最具代表性的英国为例。英国保险监管局对寿险业务和非寿险业务的最低偿付能力有不同的规定。①经营寿险业务公司的最低偿付能力标准为以下两项之和：第一项为责任准备金的4%、1%或0%，百分比根据不同的业务种类的资本保证金来确定；第二项为风险资本（即保险金额与责任准备金之差）的0.3%.②非寿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标准有两种计算方法，两者以高者为准。一种是以上一年的保费收入为基础。上一年保费收入低于或等于1000万ECU的，最低偿付能力标准为上一个年保费收入的16%乘以已发生赔款净额与已发生赔款总额之比；上一年保费收入超过1000万ECU的，则为上一年保费收入的18%乘以已发生赔款净额与已发生赔款的总额之比。另一种是以过去三年的已发生赔款额为基础。过去三年已发生赔款平均额小于或等于700万ECU的，最低偿付能力标准等于平均额的23%乘以已发生赔款净额与已发生赔款总额之比；平均额超过700万ECU的，则将700万的26%与超过部分的23%之和，乘以已发生赔款净额与已发生赔款总额之比。如果保险公司成立的时间不到三年或经营的险种不到七年，则以所经营的年份计算。
3.负债管理和资产负债匹配管理
负债管理主要是对准备金的管理，包括未决赔准备金和寿险准备金。各国法律通常都对准备金的提取比例做出明确的规定，要求保险公司必须提足各种准备金，若提取比例低于规定，保险公司必须做出合理的解释并采取相应措施达到规定的比例。而资产负债匹配管理则是侧重于资产和负债的对应管理，将资产和负债按其现金流和风险特点进行组合分类，利用凸性和期间等预测性指标对资产和负债的组合类别进行分析，然后将期间和凸性匹配的资产和负债结合起来管理。在此过程中，用模型对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预测，从而修正可能出现的偏差。主要分析方法有：①现金流测试，采用动态模型对寿险公司未来的资产负债状况进行分析，分析其预测与期望之间的偏差；②动态偿付能力测试，模拟在不同利率下的现金流状况，从而找出可能影响公司长期财务状况的因素。资产负债管理主要是使保险公司投资的现金流入与赔款的现金支出相匹配，以控制保险公司的财务风险，保持公司经营的财务稳定性。
4.资金运用渠道。
资金运用实际上就是对保险资产作出合理的分布。一般说来，各国法律大都不对保险资金的运用渠道作直接的规定，保险公司可根据业务经营情况自主地决定保险资金的投资方式，但多数国家禁止或限制将保险资金投资于流通性较差和风险较高的领域，如非上市公司的股票、非抵押或非担保的贷款等，在此前提下，对某些类别的资产的数量和质量加以限制，力求资产投向多样化，资产规模分散化。①对投资于某种形式的资产的最高比例加以限制。如日本规定投资国内股票不能超过总资产的30%，房地产投资不能超过总资产的20%，外汇资产不能超过总资产的30%，信用风险高的贷款、公司债不能超过总资产的10%，金银、期货方面的投资也不得超过总资产的3%.②对持有每一公司证券数量的限制，以避免保险公司资产运营与某一公司存在过度关联，也可以防止市场的垄断。如美国的寿险公司持有的每个公司债券的总额不得超过其认定资产的5%，对每一抵押贷公司债券的投资不得超过其认定资产的0.1%，投资于每一企业的优先股不得超过其认定资产的2%.
5.财务报告、财务检查
各国保险监管部门一般都要求保险公司定期以报告的形式向保险监管部门做出经营情况的汇报。报告不仅指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等财务报表，还包括由指定的注册会计师提交的审计报告和由独立精算师出具的精算报告。监管者根据报告提供的信息，对保险人的资本充足性、资产质量、利润率、现金流量、财务杠杆和流动性等进行评估，分析公司风险管理系统、管理信息系统等内控制度的充分性以及投资组合的质量和准备金提取的充足性，以发现需要引起注意的保险人。
财务检查包括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通过连续收集保险公司分散的汇总的报告和统计数据，按一定标准和程序进行审查核准、动态分析，检测评价保险公司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现场检查主要根据非现场检查的结果或保户的举报，现场稽核保险人，查证问题，追查原因并限期改正。
6.保险监管信息系统（IRIS）
美国全国保险监督官协会（NAIC）制定了一系列指标，包括所有者权益增减率，投资收益充足率、盈余调剂比率、产品综合变化率等十二个指标，并根据每年的实际情况确定每一比率的正常区间。每年NAIC用保险公司提供的财务报表计算IRIS指标，若指标的值落在正常区间内，就意味着公司通过IRIS统计阶段，也就是通过了IRIS监测；若有四个或四个以上的指标超出正常范围，或盈余调剂指标显著增加或减少，或对某一分支机构的投资大于公司的总盈余，则意味着没有通过IRIS统计，NAIC将实施下一步骤——IRIS分析阶段，用一些数量和质量指标进一步分析保险公司的财务报表数据，并根据分析结果给出四个优先级别。若某一公司的IRIS结果显示异常，则NAIC会将此结果通报该公司注册地的主管机构，以及该公司开展业务的其他州，因此若IRIS结果不佳，通常意味着要受到所在州保险监督机关的进一步调查。IRIS指标体系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进行了初步监管，对保险公司的财务风险的预防和控制起了有效的警戒作用。
二、对我国保险财务监管的借鉴
1.资本金要求要落实到位，使资金规模与业务规模相适应。我国《保险法》第97条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具有与其业务规模相适应的最低偿付能力。保险公司的实际资产减实际负债的差额不得低于金融监管部门规定的数额；低于规定数额的，应当增加资本金，补足差额。”但实际上，就连在中国市场上享有垄断地位的中国人寿都不能完全符合此规定。如1997年，当时的中保寿险公司实收资本8亿元，资本公积11.8亿元，但保费规模却在300亿元以上。资本金仍偿付能力之根本，无视自身资本实力盲目扩大业务规模，严重增大公司的财务风险，无疑是在玩火。因此，对保险公司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不应只作法律上的规范，而应加强实际监管和控制，使保险公司的资本无论是开业时还是经营中，都满足法律规定的标准。
2.偿付能力监管应成为财务监管的重点
《保险管理暂行规定》中对财险公司和寿险公司分别规定了最低偿付能力标准，财险公司的每一标准都与上一年的自留净保费收入相联系，寿险公司的每一标准与其实际负债挂钩。但是规定并没有被很好地执行，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依然薄弱，如中国人寿1997年度的最低偿付能力数值的负值，平安公司同一指标标准与最低标准也有7.79亿的差距。省级以下的分公司资产负债表中的所有者权益均为零，资本金、公积金由总公司掌握，只核定部分营运资金给分公司，造成这些公司无法按法规确定自留保费和提足准备金，没有偿付能力管理的概念和风险选择的意识，挂赔现象严重，总体偿付能力缺口惊人。保险公司承担着广大被保险人可能发生保险事故而引致的赔偿或给付责任，只有本身具有足够的偿付能力，才能保障被保险人的安全，增强消费者的信心。因此保险监管应加强对保险公司的最低偿付能力的考核，在我国实际国情的基础上，参照国际惯例，改善目前最低偿付能力的计算方法，使其更加科学化、合理化，确保保险公司对所承担的风险具有足够的赔偿或给付能力，保证公司良好的财务稳定性和较高的置信度，一旦发现偿付能力不足，立刻采取诸如办理再保险、转让业务、增加资本金、调整资产结构或是限期整顿、停止部分业务、直接接管等补救措施，重新塑造保险公司的财务信用体系，以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促进保险公司的健康发展。
3.适当拓宽资金运用渠道，加强对资金运用的监管
我国近年来通货紧缩的局面一直没有改观，数次降息之后，保险公司的利差倒挂现象越来越严重，而保险公司在资金运用上过于依赖银行存款，又使得利率风险增大，产品定价极为被动，而且由于缺乏与长期负债相匹配的长期投资，资产与负债在期限上出现配比失衡。另外由于保险市场的无序竞争，使得保险公司的承保利用率已降至临界点，这种现象持续下去，将使保险公司难以保持足够的偿付能力，甚至出现保费收入越多，偿付能力越低的情况，因此，放开保险资金运用渠道就显得很有必要。但由于目前我国宏观金融环境还不够完善，各方面的改革还没有到位，所以资金运用方式的选择还要慎重，做到逐步放开，审慎适度，保证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的统一。同时借鉴国际通行的监管方式，加强对资金运用的监管，限制高风险投资的比例，规范资金的流向，力求保险资金的运用在方式上灵活合理，在风险控制上安全有效，在收益上稳定可靠。新晨
4.改善财务报告和财务检查的手段和方法
目前我国无论是财务报告还是财务检查在制度上都存在着很大的漏洞。如报送报表不及时，信息传递滞后；财务数据不完整，未经独立审计师审计，无法保证真实性；会计制度与国际惯例脱节，难以实现信息的标准化；未实现监管信息电子化，信息收集的效率低下；现场检查只注重合规性检查，忽视安全性检查和风险评价，实际绩效大打折扣；监管队伍的素质还有待提高等等。财务报告和财务检查作为保险监管的基本手段，本应在监管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却因为一些人为的因素降低了实际效果。因此有必要改善财务报告和财务检查的方法体系，避免沿袭以往的错误做法，建立监管信息的电子化系统，提高信息管理的效率，实现与国际会计准则的接轨，充实监管机构的人才，提高监管人员的素质。只有这样，才能使财务报告和财务检查真正成为衡量保险人经营状况的有用的工具。
保险监管范文2
今年前7个月，处罚金额接近去年全年水平
重庆突然而至的监管风暴，让许多保险公司措手不及。
重庆市目前是全国保险处罚力度最强的地区，重庆保监局2012年对保险公司和个人处罚金额累计达706万元，处罚金额位列全国第一。今年处罚力度更大，前7个月的处罚金额已接近去年全年水平。
史上最严的保险处罚
最近的一次处罚是8月12日，中国人寿财险重庆分公司由于未经批准擅自启用办公迁址，被中国保监会重庆监管局（下称“重庆保监局”）处罚，公司负责人、公司办公室负责人分别被警告并罚款10万元和1万元；国寿财险重庆分公司也因同一原因被罚款10万元。
监管风暴始于2012年，2012年重庆保监局对当地保险公司的处罚可谓史上最严。
据重庆保监局提供的数据，2012年，重庆保监局办结处罚案件48件，查处71项违法行为，罚款706万元。2013年截至7月底，已办结处罚案件46件，查处61项违法行为，罚款额达到632.7万元，已接近2012年全年水平。
处罚内容主要分为四大类：一是损害消费者权益，二是数据不真实，三是违反行政许可规定，四是其他行为。就2012年来看，损害消费者权益和数据不真实的案件较多，分别为23件和14件。
处罚标准分为四种：减轻、从轻、适中、从重。其中2012年，减轻的占8.4%，从轻的占49.3%，适中的占28.2%，从重的占14.1%。
“去年我们对保险公司讲要做监管改革的事，但公司都不相信，因为以前不怎么罚，很多人都不相信会这么罚，后来一罚都来说情。今年上半年处罚的金额和去年全年处罚的金额很接近，但公司老总也不来求情了，因为求情没用。”重庆保监局局长陈杰说。
据重庆保监局统计，2012年48件处罚案件当事人中，提出陈述申辩意见的有10件，占比约21%；采纳或部分采纳当事人申辩意见的有4件。2013年已处罚的46件案件中，当事人提出陈述申辩意见的仅3件，占比不到7%。均未提出新的证据或理由，未采纳当事人申辩意见。2012年至今，行政处罚中未出现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把行政处罚规范化
重庆的保险监管改革并非第一个吃螃蟹的，重庆保监局局长陈杰在2008年湖南保监局局长任上就开始推行保险监管改革，主要内容为自由裁量权的改革。
在2007年之前，保监会系统还没有制定行政处罚和自由裁量权的规范。
陈杰说，过去基本上是依照惯例，做一个大致的比较，处罚得相对一致。比如营业场地没有经过审批，擅自迁址。保险法要求对机构可以罚1万到10万。那么，大家就在探讨比较好的做法，拿出意见来探讨研究，大致怎么罚合适，然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就按照这个来执行，实际上是没有制度规定。
于是，在2008年年初，时任湖南保监局局长的陈杰就提出并实施保监会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规范以及约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相关制度办法。这在保监会系统还是第一个。
在陈杰看来，保险监管分为三块：行政处罚权、行政审批权和日常的监管权。处罚是最为敏感的权力。怎样做到一碗水端平？
陈杰表示：“为什么查你而不查他，这个问题必须解决，这是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大家在发展中面临和存在的问题都差不多，查到哪家公司基本都会受罚，这就存在监管的公平性、权威性和公信力，我们是通过计算，通过量化来选择确定现场检查对象的。”
据陈杰介绍，在运行过程中，是查处分离，就是法制处负责研究制定相关制度，具体去计算量化处罚指标，敲定检查对象的名单，交由财险处、寿险处、中介处进行现场检查，检查出问题后，按照保监会的要求，报给法制处审理案件，给出处罚意见，再上会讨论，最后由稽查处负责监督实施。
保险行业褒贬不一
面对如此严厉的处罚，保险公司对此看法各有不同。
去年处罚额度排名第一的中国人保财险重庆分公司总经理龙保勇认为，在保险经营的初级阶段，尤其保险市场目前还比较粗放的时候，由于大家对法规的理解、对法律执行的力度都不一致，加上市场竞争的无序，每个企业或多或少都有违规经营现象出现，这是普遍的。
而对于重庆保监局的处罚，龙保勇表示尊重并服从。他认为，如果没有一个监管部门来维护市场秩序，这个市场乱了以后，中国人保作为体量最大的公司到最后受到的伤害也会最大，所以中国人保对监管不仅尊重、服从，而且主动规范，带头规范，协同规范。
在2012年重庆保监局的排查中，中新大东方人寿重庆分公司的罚金达42.5万元，还有相关责任人也被处罚。
根据重庆保监局的处罚告知书，中新大东方主要因为回访不符合规定、编制虚假投保资料、未按规定使用经备案的保险条款、虚假列支佣金及招待费。
中新大东方重庆分公司负责人李军说：“公司面对监管部门的处罚给予重视，成立了专门的工作小组进行工作的落实，首先对公司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宣讨，对检查结果进行传达，指出问题所在。”
但业内也有另外的看法，一位从事保险业的人士对记者表示，保监局各种处罚原因很多，但以往那些可罚可不罚的，现在也罚。甚至有人指责重庆保监局是“钓鱼式执法”，他们很有意见。
“保监局这么做，作为保险公司我们也理解，销售误导确实是对消费者的损害很大，但为了打击销售误导，你扮成客户打电话，然后取证，这样就太左了，左过分了，就不好了。”重庆一位从事保险业人士对记者说。
这位人士认为，重庆保险市场份额就这么大，大家都在抢食，每年每家都要求业绩增长，经营压力非常大，保险监管机构在市场监管中，应该从维护市场生态、促进市场发育的角度出发进行监管。但现在有的处罚不是很好，比如，对销售人员进行巨额罚款，由于销售人员是不是员工制，他们交不起罚款就干脆不干了，离开保险行业。这样效果并未达到，但对还在从事保险销售的人员负面影响很大。保险业务本身就难做，人员也难招，这样一罚就难上加难。 （曾娟对本文亦有贡献）
专访中国保监会重庆监管局局长陈杰
“应把监管的钥匙收回保监会”
“让笼子里面的猛虎永远在那关着”
《中国经济周刊》：您曾表示，想把重庆保险处罚的自由裁量权标准提交保监会，希望能在全国推广。可行性有多大？
陈杰：我希望将来，在保监会层面能普遍地强力推行，实现整个保险监管的法制化。但现在，保监会要求并允许各个保监局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台当地的做法，因为落实到各个地方，实际情况就不同。比如说在重庆，这个事情按照我们的裁量标准，可以罚5万，倘若这个标准搁到青海，企业本身业务开展就会比较困难了，你罚它5万元，那这个公司一年的费用基本上就没了。所以，保监会要求各个保监局结合当地的实际，来制定当地的行政处罚裁量标准。
这样，36个保监局的执法力度是不一致的，也不平衡。下一步有没有可能建立全国统一的监管处罚体制。说白了，就是保监会行政处罚能不能制定统一的裁量标准、裁量流程。保监会有没有可能作为一个技术监管部门、专业监管部门，把监管的钥匙收回保监会，让笼子里面的猛虎永远在那关着。我正在思考这个问题，这需要从法理上和实际做法上来探讨。
“这是你要付出的代价”
保险监管范文3
保险业作为社会经济系统中专门处理风险的行业,具有区别于其他行业的特点。这种特点具体体现在保险商品的特殊形态和保险经营方式的特殊性。
1.保险商品的特点
保险是一种提供风险保障的经济活动，保险商品是无形的商品。一般商品有具体的价值与使用价值，而保险商品不具备感官性特征,其价值与使用价值很难直接被人感知，又因为是无形的商品，看不见摸不着，很难刺激人们的感官，因此很难激起人们的购买欲望。人们对风险及其后果的畏惧与对保险的必要性的理解往往局限在风险事件发生后，在这之前容易存在侥幸心理。然而，安全观念上的保险消费则需要在风险事件发生之前发生。保险商品的这种需求严重滞后于消费的特点对保险经营具有重大的影响。
保险商品不同于一般商品的另一方面是：商品功能的迟滞性。它虽然是服务形态的商品，但不同于旅游、文化之类的服务形态的商品，因为旅游等形成的商品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几乎是同步进行的，生产过程的完成往往就是消费过程的结束；而保险商品则不是这样；消费者购买的是一个对未来不确定事件的承诺(提供赔偿或保障)，人们购买的保险商品不能获得现时的利益，这种承诺是一种信用，被保险人交纳保费在前，遭受风险损失后能否得到赔偿则取决于保险人履行合同的愿望和能力。
2.保险经营的特点
保险商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保险经营具有不同于一般商品经营的特点。
（1）保险经营资产具有负债性。一般企业的经营资产来自于自有资本的比重较大，因为他们的经营受其自有资本的约束，所以必须拥有雄厚的资本为其后盾。保险企业也必须有自有资本金，但是保险企业的经营资本主要来源于投保人按保险合同向保险人缴纳的保险费。而这些保险费正是未来赔偿或给付责任的负债。
（2）保险经营风险的特殊性。一般工商企业来讲，债权人是比较少的，是少数人，一旦破产，对社会的危害比较轻。但保险公司总是需要有至少一定的保费规模，总得有相当多的保单件数，才能维持它的稳定经营，才能平衡业务的风险。所以任何一家保险公司的保单持有人都不应该太少，哪怕是相对较小的保险公司，一开始比较小，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即便是比较小的保险公司，它持有的保单件数都不应该太少。太少的话，经营是不稳定的，没办法经营的。一旦破产，就会涉及到几千万人的利益损失。一般的工商企业破产的时候，债权人比较少，他们一般不会引起整个社会的不稳定。但是保险企业的债权人是比较多的，一旦破产对整个社会的危害则比较严重。它的风险是具有长期隐蔽性的，是不易识别的。
（3）保险经营成本的特殊性。保险业的经营是以大数法则和概率论为基础的。保险经营的成本与一般工商企业商品成本相比具有不确定性。由于保险商品现时价格制定依据是过去的、历史的支出得平均成本，而现时的价格又是用来补偿未来发生的成本，即过去成本产生现时价格，现时价格补偿将来成本。同时确定历史成本时候需要大量的数据和资料，如果不能获得足够的历史数据和资料，而且影响风险的因素在不断的变动，使得保险人确定的历史成本很难和现时成本相吻合，更难和将来成本相一致。因此,科学地测定保费或费率,是保险经营中极为重要的一项工作。
二、保险监管的目标
国家对保险业监管的目标，是指国家监管机构在一定时期内对保险业进行监管所达到的要求或效果。最主要的是：一是维护保险市场秩序，二是保证保险人的偿付能力。
据保监会对2008年保险业监管工作的要求：保险监管部门要加强和改善监管，提高保险监管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切实维护好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重点抓好偿付能力执行力监管、公司治理结构监管法规落实的监督。财产保险公司要加强和改善经营管理，着力加强内控建设，提高内控执行力；着力强化数据质量管理，提高经营数据的准确性、真实性和可靠性；着力调整优化业务结构，提高经营管理的安全性、效益性和可持续性；着力改进服务质量，提高社会的认知度、认可度和信任度。以服务民生、保障民生为中心，创新产品和服务，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目标。
三、当前监管工作的重点
1.加快完善保险监管法律体系
对保险业进行法律监管的基本方式是建立完善的保险法律体系。保险法的组成主要包括保险业法、保险合同法和其他方面的保险特别法，它们分别调整不同范围内的保险关系。保险业法是对保险企业进行管理和监督的法律、法规、具体规范保险企业的组织形式，保险企业的设立程序和条件，保险企业的主管机关，保险资金的管理、使用财务计算，保险企业的解散和清算，以及违章处理等内容和行为。保险合同法是规范保险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法规，是保险法的主要组成部分和基础。保险特别法是规范某一保险的法律，例如国家关于法定保险的各种法律规定。
需要完善的法规包括对各类专业机构（人、经纪人、公估人）的监管、保单持有人权益保障、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反保险欺诈以及会计制度等诸多内容。为了提高监管部门的权威性和独立性，提高监管效率，修改后的法律应进一步明确保监会对保险业所拥有的专属监管权利，其行为能力不得受有关各方的干预和牵制，并适度增加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的编制。此外，在法律上应进一步确立以保监会为主、其他相关机构为辅的多重监管体系，明确各职能部门的分工和职责以及保险业行业协会、专业性的保险同业协会（如人协会、经纪人协会、公估人协会、精算师协会等）的地位和作用。
2.强化非现场监管
（1）以非寿险业务准备金充足性和偿付能力额度为重点，提高监管执行力。全面落实《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管理办法》，加强准备金评估规范性和充足性监管，加强财务核算和绩效考核监督。对于偿付能力额度未达到监管规定、未严格执行《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管理办法》的公司，保监会将依照法律法规从严处罚，通过采取停止分支机构设立审批、停止高管任职资格审批、限制公司分红和高管层薪酬、强制分保、停止相应业务、直至退出市场等措施，督促公司改善偿付能力额度状况，提高偿付能力监管执行力。
（2）建立与公司主要股东、独立董事和监事长的沟通制度。保监会将向公司主要股东、独立董事和监事长通报监管情况，特别是公司在偿付能力、经营状况、市场行为、数据真实性、行政处罚、投诉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强化股东、董事和监事对公司管理层及公司经营情况的考核监督。
（3）加强财产保险公司合规管理及内部稽核审计工作监管。全面落实《保险公司合规管理指引》、《保险公司内部审计指引》，充分发挥合规管理和内部稽核审计在依法规范公司经营、加强风险防范、提高内控执行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根据产险市场实际，对公司合规管理和稽核审计工作提出要求，明确工作重点和原则。
3.对高层管理人员加强管理
为加强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队伍建设，规范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行为，强化风险意识、创新意识和诚信意识，推动保险公司规范运作。
保监会2008年4月28日，《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培训对象包括保险公司总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助理；等中国保监会认为应当参加培训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办法》规定以上人员需接受基本理论、法律法规、专业知识及职业规范等方面的培训。基本理论培训主要包括国家经济金融形势与政策、保险业改革与发展理论以及保险业发展政策等。法律法规培训主要包括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保险监管有关规定以及保险公司运作的法律框架和要求等。专业知识培训主要包括保险公司战略管理、保险公司经营管理、保险公司内部控制以及财务知识等。职业规范培训主要包括保险公司的社会责任、职业道德与诚信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等。
4.对偿付能力进行严格的监管
《保险法》第108条规定：“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健全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指标体系，对保险公司的最低偿付能力实施监控”。这是《保险法》规定的保险监管机构的一项职责。《保险公司管理规定》第81条规定“保险公司应具有与其业务规模相适应的最低偿付能力”，这是给保险公司设定的一条义务。赋予保险公司一项义务，就是保险公司应该保持和必须具有最低的偿付能力。
长期以来我国保险监管机构习惯把监管目标放在对保险主体市场行为的合规性监管上，忽视对偿付能力的监控，部分助长了一些公司重速度、轻效益、重发展、轻管理的粗放型经营方式的发展，今后应逐步将重点放在对保险企业的偿付能力监管，要定期对保险公司进行偿付能力的测试，确保保险公司财务状况的稳定，从而根本上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
保监会成立了偿付能力监管标准委员会，这个标准委员会的组成人员除了保监会的人员以外，还有保险公司的人员与院校的专家。另外，还建立了一个偿付能力监管协调机制，这就把有监管职责的有关部门协调统一起来，把这个工作做好，其中还包括统计信息部门要对保险公司的信息质量进行评价。
参考文献：
[1]魏华林,林保清.保险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申曙光.保险学导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
[3]李卉.当前我国保险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J].河南金融,2005,(4):22-23.
[4]郑征平.在保险业全面开发的情况下如何实施保险监管[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5,(5):21-22.
[5]唐运祥.推进现代保险监管体系建设提高保险业运行质量和效益[J].中国保险,2005,(6):11-13.
保险监管范文4
关键词：再保险监管框架直接监管间接监管再保险安全性
再保险业务通常涉及到两方主要当事人：再保险人和原保险人，监管者针对再保险进行监管时，可以选择任何一方当事人作为切入点。按照监管切入点的不同，再保险监管可以分为直接监管和间接监管两种基本方法。直接监管是指直接针对再保险人实施的监管，即承接再保险业务的再保险人必须申领营业执照并遵守各项相关规定，其目的是维护公众对一国再保险市场的信心；而间接监管是指针对原保险人实施的监管，即对原保险人的再保险安排及财务状况进行监控和管理，从而间接地对再保险人施加影响，间接监管旨在确保原保险人不因再保险人经营失败而受害，进而保护保单持有人的利益。
我国再保险监管框架的选择
由于直接监管和间接监管两种方法能达到的目的各有侧重，两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互斥关系或完全绝对的替代关系，而是可以相辅相成的，这就使得一个国家采用其中一种或两种方法都成为可能。但具体到我国现阶段来讲，由于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再保险供给不足，笔者认为美国不注重直接监管而注重间接监管的再保险监管模式是可取的，原因如下。
直接监管模式的实质，是施加了市场进入限制，对外国再保险人来讲会增加交易成本，从而使一部分再保险人望而却步，进而抑制和减少国际再保险市场对东道国的再保险有效供给，造成东道国承保能力下降、风险聚积等后果。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再保险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需求膨胀而供给不足，缺乏再保险的承保能力和专门技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们都必须依赖国际再保险市场扩大承保能力，为国内经济的稳定发展保驾护航。如果我们强调直接监管，虽然这样做会较好地保护本国原保险人，并使得保险人和再保险人在同一司法体系下解决法律争端变得相对容易，但这样做会对保险风险的分散产生显著伤害，并大大增加监管成本。随着增加的成本最终被转嫁到保单持有人身上，还会引起不必要的交易成本。因此，强调直接监管很可能会阻碍外国再保险人向我国原保险人提供服务的积极性，从而妨碍原保险人的再保险可获得性，引起原保险人承保更多更大风险的能力短缺，最终会对我国保险业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鉴于此，直接监管为主、间接监管为辅的英国模式对我国现阶段来讲是不可取的。
相比而言，间接监管模式比较符合我国国情和世界发展趋势，它既可以有效解决我国再保险供给能力不足的问题，又可以顺应再保险业务自由化的国际发展潮流。以美国为代表的间接监管模式下，监管者只须监控本国的原保险人，不须直接监管外国的再保险人，从而可以有效地降低监管的难度，缩小监管的规模，减轻监管的工作量，减少监管的成本。此外，这种监管模式只是间接地对外国再保险人施加影响，与直接监管相比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不容易引发别国的反感和外国再保险人的抵触情绪。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监管方式能够有效地保护本国原保险人的财务偿付能力，对于再保险市场尚不发达，需要借助于国际再保险市场分出风险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保护本国原保险人的偿付能力理应成为再保险监管要达到的首要目标。虽然间接监管方法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再保险自由化，但这是为了保障本国再保险安全性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单纯为了绝对的自由化而牺牲必要的安全性，这样的做法是非理性的），而且影响的程度要比直接监管轻得多。因此，侧重于间接监管的再保险监管基础框架是我国现阶段的理性选择。
另外，可以断言再保险监管协调化已经成为国际上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因此我国在构建再保险监管基础框架时，也要充分考虑到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等国际组织颁布的各项国际监管准则。
鉴于以上原因，我国可以在美国间接监管模式的基础上，结合IAIS的指导性文件，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发展一个相近或类似的以间接监管为主、以直接监管为辅的再保险监管基础框架。
我国再保险监管框架下的直接监管措施
在以间接监管为主的监管框架中，直接监管措施原则上只针对本国再保险人，外国再保险人可以不接受我国监管机关的直接监管，也即不用申领执照就可承接业务。
具体而言，在我国承接再保险业务的再保险人，应该分为本国再保险人和外国再保险人两类。对于本国再保险人，我国应该参考借鉴IAIS的第6号监管原则和第8号监管标准，实施对专业再保险人的有效监管，要求他们遵守与原保险人相同或相近的执照核发要求和偿付能力要求。但由于再保险市场的动态特色，以及合同双方的专业性，对再保险人的监管在有些方面要有别于对保险人的监管，IAIS公布的监管准则里对这些区别做出了进一步的规定。
对于外国再保险人，尽管我国不对其实施直接监管，但是按照“母国监管原则”，他们应该、也必须在母国监管体系中受到有效监管。我们可以考虑针对外国再保险人建立一个登记备案制度，该制度不像执照核发制度那样严格，原则上，凡在知名评级机构取得一定评级以上的再保险人都可以申请登记，登记后就有权承接再保险业务。同时，由于一国监管者很难得到那些与本国保险人进行交易的所有外国再保险人的准确、及时、充分的信息，也没有足够的智慧和财力通过实施相应的财务要求确保所有外国再保险人的财务偿付能力，因此很有必要提高各国监管者之间的合作水平，以便获得充足的财务信息。
我国再保险监管框架下的间接监管措施
结合我国再保险间接监管的实际情况，为切实保障原保险人的再保险安全性，笔者有如下建议：
（一）再保险安全性应该纳入偿付能力监管框架中
再保险的安全性应该纳入偿付能力监管框架中，成为影响原保险人偿付能力状况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样的偿付能力监管框架下，再保险安全性要能够影响原保险人的责任准备金提取数额，进而对原保险人的偿付能力产生影响。也即原保险人的再保险安排只有满足了关于再保险安全性的标准时，原保险人才能用再保险来抵减所要求的责任准备金数额，或增加认可资产的数额。如果再保险安排未能满足这些标准，责任准备金就不能被抵减，原保险人的负债与购买再保险之前是一样的。这样做的结果就会影响到其实际偿付能力额度状况，如果实际偿付能力额度低于法律规定的水平，就会触发政府介入，干涉修正相关的再保险安排，或增加已缴资本以保持所要求的资本充足水平。
（二）建立确保原保险人再保险安全性的制度和评价标准
现阶段我国应该建立一套制度或评价标准，对再保险的安全性和再保险款项的可收回性进行评估和反映。这方面美国的做法是很有借鉴意义的，我们不妨采用美国的控制再保险信用抵免责任准备金的监管理念，但监管的具体内容应有所区别。
再保险信用是原保险人由于分出业务给再保险人，而拥有的要求再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权利。如果监管者认可这种信用，原保险人就能利用再保险信用减免责任准备金的提取金额，即进行“再保险抵免”，从而改善资产负债状况，增强其偿付能力。反之，则会对其财务状况产生相反影响。因此，再保险信用能否抵免责任准备金是原保险人关注的焦点，也进而成为再保险监管的契机。
美国专门颁布有“再保险信用示范法”，将能获得再保险抵免的情况分为几种。其中对于外国再保险人要求提交担保，以切实保证再保险安全性。美国的担保要求，虽然能有效减轻监管者的压力，确保再保险款项的收回，但是与担保安排相关的费用成本会阻碍保险风险的合理分散，并招致许多非议。由于自身市场特色决定，我国再保险市场尚不成形，缺乏再保险承保的资本实力，外国再保险人对促进我国保险市场发展，促进保险业务的稳定增长至关紧要。因此，我国应尽量避免那些带有浓重地方保护主义色彩的规定，而应将监管重心放在单纯的再保险安全性上面。
因此，我们可以在借鉴美国做法的基础上作一些改进，对那些意欲在我国开展再保险业务的外国再保险人，可以实施与国际知名评级机构的评级证书挂钩的登记备案制度。我国保险公司将业务分给这些经登记备案的再保险人时，可以不要求其他担保就获得再保险抵免。
对于未备案的外国再保险人，可以考虑像美国那样提出适当的担保要求。担保要求的运用可以使得本国保险人免于陷入再保险款项不能收回的困境，也减少了再保险支付的不确定性。这也等于是对原保险人选择那些资信不太过关的再保险人进行了适当的限制，但该限制并不苛刻。
综上所述，我国应该出台相关法规，规定原保险人将业务分给以下三类再保险人时可以获得再保险抵免：本国再保险人（在我国获取营业执照的再保险人），在我国登记备案的外国再保险人，提供相应担保的外国再保险人。具体来说，对于在我国获取营业执照的再保险人，由于我国已对其实施了直接监管，原保险人分给此类再保险人的业务可以获得再保险抵免；对于按照一定的信用评级标准在我国进行了登记备案的外国再保险人，由于资信达到了一定标准，也可以获得再保险抵免；对于既未获取执照也未登记备案的外国再保险人，必须在落实担保后才允许原保险人进行再保险抵免。原保险人为了顺利获得再保险抵免，将不得不按照监管规定的安全性标准选择各类再保险人，从而有效地确保其再保险交易的安全性。
（三）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要求应包括再保险安排问题
由于保险人经营失败往往是由管理不当引起的，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对于提高原保险人的风险管理水平，减少财务风险是相当重要的。尤其是关于再保险安排的一些标准，如再保险的充足性、再保险的可回收性等，应该在企业内部控制的框架中充分予以考虑。尽管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在中国最近的监管改革中已经虑及，但是并没有涉及有关再保险安排的任何细节问题。因此，笔者建议关于内部控制的要求应该加进去再保险方面的规定，即建立一套评估程序，评价再保险人的信用可靠度，并发展有效的方法和手段，专事测度和监控再保险合同和再保险保障的充足性。此外，在内部控制的框架中还要考虑到再保险赔款的回收问题，比如美国采用的“90天原则”。这样的制度能够提供再保险索赔的进程，能够发现并识别再保险款项回收中存在的问题，并能够总结成功回收再保险赔款的经验和方法。
总之，鉴于我国具体的市场特色和再保险的发展现状，我国宜采用以间接监管为重心，辅以直接监管的再保险监管基础框架，监管者应将再保险监管的重点放在原保险人身上，通过控制原保险人的再保险安全性，达到监管再保险活动的目的。
参考文献：
保险监管范文5
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监管严肃基金纪律的意见社会保险基金和就业再就业资金（以下简称社会保险基金）是劳动保障事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关系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的和谐稳定。为了管好用好社会保险基金，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在基金管理和监督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对规范基金管理、防止基金流失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基金规模大、运行环节多、法规不健全、管理手段落后、监管能力薄弱以及一些单位和个人法纪观念淡薄等原因，违规违纪问题依然存在，挤占挪用基金的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近期个别省市发生的基金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更加暴露了在基金管理监督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为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监管，严肃基金纪律，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加强对干部职工遵守基金法规政策的教育。各级劳动保障部门要在基金管理和经办机构深入开展遵纪守法特别是遵守基金法规政策的教育，并作为廉政教育的重要内容常抓不懈，要形成学习相关法规、政策、纪律的制度，经常运用维护基金安全的正面典型进行示范教育，利用违反基金纪律的案件进行警示教育，使干部职工充分认识严格执行基金法规政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增强法纪观念，牢固树立基金是社会保障的生命线、基金纪律是“高压线”的意识，自觉执行各项基金法规政策，遵守基金纪律，维护基金安全。
二、严格执行基金法规政策。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使用具有很强的政策性、规定性和严肃性，各级劳动保障部门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国家关于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使用的各项法规政策，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变通。各级劳动保障部门的基金管理和经办机构要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和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会计制度，确保基金专户储存、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贪污、截留、挤占挪用、公款私存和违规投资运营。
三、建立健全决策、运营、监督相互制衡的体制机制。各级劳动保障部门要认真查找在基金监管体制、机制和制度上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结合工作实践和基金违纪违法案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认真研究加强基金监管、维护基金安全的措施，进一步完善法规政策，着力建立健全决策、运营、监督相互制衡的管理体制和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规范有序的运行机制、内部制约与外部监督相结合的监控体系，全方位加强基金管理和监督，从源头上防止基金违规违纪问题的发生。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使用要严格执行民主决策制度，在基金征缴、管理、分配、拨付等重大问题的决策上要坚持集体讨论、公开透明，坚决禁止个人独断专行，暗箱操作，不准将基金用于违规投资或各种形式的挤占挪用。涉及基金管理使用的重大问题要同时向地方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报告；现行法规政策未作明确规定的事项要向具有审批权限的部门请示，经批准后才可实施。
四、加强基金监督检查。加强基金监督检查是严肃基金纪律的重要措施，具有基金监督职能的部门和机构要认真履行职责，加强协调配合，形成监督合力。各级劳动保障部门要认真履行主管部门的职责，健全监督机构，配备专职人员，加强监督检查，并积极协助财政、审计等部门对社会保险基金进行监督，发挥社会团体、新闻媒体和企业职工等方面的社会监督作用。基金监督部门要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并定期组织对社会保险基金进行全面检查，及时发现和纠正管理使用中的问题，化解基金风险。纪检监察机构要监督检查基金管理责任制落实情况，协助基金监督部门组织基金专项检查，查处基金违纪违法案件。
五、严肃查处基金违规违纪案件。各级基金监督部门和纪检监察机构要坚持原则，对基金违规违纪案件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严禁有案不查，瞒案不报。基金监督部门要认真受理群众投诉和举报，经常组织监督检查。对群众反映和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认真组织调查，构成违纪的要移交纪检监察机构处理。纪检监察机构要认真查处基金管理中的违纪案件，严肃追究违纪人员的党纪政纪责任，涉嫌犯罪的要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发生违纪案件的劳动保障部门要对基金违纪违法案件举一反三，对干部职工进行警示教育，认真剖析发案原因，查找在管理、制度上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及时加以整改。查办案件的情况要按照劳动保障部的要求统计上报。
六、建立健全基金管理责任制。各级劳动保障部门要明确领导班子以及基金管理和经办机构在基金监管中承担的责任，并将责任落实到人，做到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负直接领导责任，基金管理和经办机构各负其责，经办人员各司其职，基金监督部门和纪检监察机构负监督责任。对责任制落实情况要加强检查考核，哪个部门和人员发生问题，都要严肃追究其责任。基金经办人员发现威胁基金安全的行为要及时报告，因知情不报造成基金损失的也要承担相应责任。
保险监管范文6
新近成立的保监会，无疑应根据新的监管体制和我国未来保险业的发展确立其监管任务、内容和原则等。因为，此次保险监管体制改革的意义和宗旨显然不应局限于监管组织形式上的变化。但是，由于我国保险监管的法律依据----《保险法》对保险监管方式已作了明确规定，所以，我国保险监管的对象、内容、方式、程序等并联会改变。
一、我国保险监管的根本原因
在我国保险业短短的发展历史上，有较长的一段时期实施的是保险模式和政策。应当指出，这种与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垄断经营模式在我国社会生产和生活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因此其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在这种经营模式下，保险不属于商品的经济范畴，保险经营行为本质上是政府行为，保险监管也失去了意义和必要性。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险垄断经营模式已不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其弊端也愈加明显，打破这种市场垄断经营模式已具有客观必然性。1985年，我国颁布了《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这一条例从法律上确立了我国保险市场应采取多元化模式，否定了垄断经营模式，从而掀开了我国保险业的新篇章。从理论上说，制定这一法规的基本目的在于确立我国保险市场竞争体制，推进保险经济发展；制定这一法规的理论依据在于市场经济和市场机制具有提高经济活力、有效调节社会资源的功能。
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保险一按照市场机制要求运行和发展时，保险是否应被监管？保险监管的必要性是什么？目前多数学者认为，保险监管的必要性是在于保险经营的特殊性。其具体表现为：保险经营对象的特殊性、保险销售过程的特殊性、保险经营对象的负债性、保险基金的返还性、保险业务的分散性、保险影响的广泛性等。事实上，上述经营特殊性在国民经济各行各业中并非都是唯一的。也就是说，保险经营的特殊性并不足以说明保险监管的必要性。保险监管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失灵”。
根据市场经济理论，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由于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市场上每一公司的要价（边际收入）会等于边际费用，在这一点上社会利益达到最大化，社会资源达到最佳配置。但是，市场并非万能，也有弱点和平共处足。当市场信息能够在完全竞争方式下运罢，也会出现“市场失灵”的问题。其主要表现有：（1）市场功能有缺陷。例如有些当事人就付也代价便可行到处自外部经济的女处。（2）市场竞争失灵。例如，市场上价值规律的作用往导致垄断，而垄断的存在会产生进入市场的障碍，从而破坏市场机制，排斥竞争，导致效率的损失。（3）市场调节本身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因为市场调节是一种事后的调节，从价格形成、信号反馈到产品生产，有一定的时间差。加之，企业和个人掌握的经济信息不足，微观决策带有一定的被动性和盲目性。（4）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当买者和卖者间出现这种情况时，产品价格总是等于所有销售产品的平均价值。这样在同一价格条件下，销售更有价值产品的销售者将会退出市场以逃避损失，而那些低价值产品的销售者则会利用这种机会占据市场，结果出现“劣货驱逐良货”的市场逆选择，导致市场失灵。此外，竞争者会以另一方的信息减少为代价取胜，发生扼止对方信息来源的道德风险。
从我国保险实践看，同样存在着上述“市场失灵”的情况。如：有的保险公司依靠行政手段、采取强制的展业方式；有的保险公司违规经营，无序竞争，并形成垄断势力；由于保险经营特殊性，保险公司对市场调节信号缺乏敏感性，人个寿险市场发展已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与保险人相比，被保险人的信息相对不足，被保险人的经济福利不能最大化，有时还会由于虚假的信息提供和不公正交易使被保险人的利益受到损失。此外，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利用信息对称进行逆选择。因此，为了弥补保险市场运行本身的弱点和缺陷，为了减和或消除这些“市场失灵”的情况及其影响，保险监管无疑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二、我国保险监管的基本职能和性质
“保险监管应当干什么？”，也就是说，保险监管的基本职能是什么？首先，应明确保险监管中监管的含义与管理和监督、管理经济计划中的含义不同。保险监管的基本职能有两个，一是规范保险市场行为；二是调控保险业发展。保险监管的性质是国家干预保险经济的行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具有干预经济的基本职能。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相适应，国家既是宏观经济的管理得，又是社会经济生活的调节者。具体而方，政府执行的主要经济职能是：（1）确立法律体制；（2）决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3）影响资源配置以提高经济效率；（4）建立影响收入分配的方案。就某一行业而方，国家的干预职能同样表现为规范和调控。就调控而言，国家对行业的调控主要表现为制定产业政策。所谓产业政策是指国家规划、干预和诱导产业形成和发展的一种政策，其目的在于引导社会资源在产业部门之间以及产业内部的优化配置，建立高效益的均衡的产业结构，根据政府的介入程度，政府实施产业政策的方法：（1）直接干预。具体手段有直接投资、强制性的行政管制等。（2）经济手段。采用有差异的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价格政策、工资政策等，来改变其产业所处的环境条件，影响生产要素的流动，扶持或限制某些产业的发展。（3）立法措施。通过立法，干预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的形成。（4）指引和协调。主要是按照市场原则和市场信号提供信息服务。
保险业作为国民经济中一个重要的产业部门，国家对保险业的监管，同样在规范保险市场行为，消除“市场失灵”情况的同时，应制定保险产业政策，调控保险业的发展并同样应采用上述实施产业政策的方法。需要指出，在我国由于保险市场经程度较低，市场机制的发育程度也较低，更需要政府行使部分配置保险资源的职能，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因此，在我国保险监客实践中，应当注意把保险监管的这两部分职能有机地结合起来，以保证监管达到预期效果。当然，在保险监管中，也应防止出现以下两种倾向：一是干预的范围超越了弥补市场发育不足的职能，妨碍了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二是过份强调政府的调职能，忽视了完善市场机制的任务。也就是说，应防止国家监管变成经济计划管理的情况发生。
还需指出，在履行调控保险业发展这一保险监管职能时其中重要一点是如何使用权保险业发展能满足企业、家庭和个人处理风险的要求，对于这一监管任务，可以视了保险监管的社会责任。目前，我国保险理论和实践往往将保险监管的伤
和目的简
单地限定在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方面。虽然，这一监管任务并没有错，但是这种看法和做法往往限制了保险监管者的视野，忽视了社会上非被保险人的利益。如果保险业所承担的风险，因顾及公司自身利益始终限于传统的风险种类而没有发展时，那么保险监管者与保险经营者事实上处于同一地位。
三、我国保险监管的目标
保险监管运行的基本问题：一是有明确的管理主体，即谁来管；二是有明确的目标，即管理什么，及通过监定活动应达到什么预期的结果；三是有明确的监管手段，即如何管。因此，监管目标是监管活动中的重要问题，也是监管活动的基础。
监管目的可分总目标和一定时期的目标。一般来说，总目标往往是一种理论概念和一种总体性认识，缺乏实际操作意义。因为，总目标没有解决在一定时期内监管者具体的监管内容和任务的问题。例如，企业管理的总目标是生产、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交并取得最大利润。然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还应确定一定时期更专一的目标，以及所必各部门的若辅助目标，否则，企业的总目标就难以实现，也无任何意义。在保险监管理论和实践中，通常还提出保险监管的目标。从内涵上看，监管目标也就是通过监管所要达到的预期效果。但是，监管目的与监管目标还是有差异的。一般来说，监管目的更具有内在规定性。类似于监管总目标，而监管目标则具有阶段性，可操作性。因此，在保险监管理论和实践中，保险监管目的应当是明确的，相对缺乏理论研究意义和价值，而保险监管目标则因各国保险业发展水平和环境不同具有一定差异性，存在理论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就我国保险市场监管而言，保险监管的总目标是比较明确的。一般而言，保险监管总目标的确立与保险监管的基本职能有内在联系，其主要内容是保证保险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发挥保险的经济保障作用。对此，我国《保险法》在第1条也作了相应规定保险法律监管是“为了规范保险活动，维护保险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保险监管应维护保险活动当事人的合法仅益，但我们并不能认为，保险公司的破产是政府监管政策的失败，政府监管的责任。政府监管的总目标是保障保险事业的安全运行，而不是保证保险事业中的保险公司不破产。
就保险监管目标而言，问题主要在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阶段，如何确立一定时期的具有操作性的保险监管目标，这也是保险监管基本职能的具体要求。此外，保险监管总目标身躯也存在过于原则性和缺乏可操作性的特点。例如“保护保险当事人利益”，这在实践中具有一定的矛盾，保险公司的发展意味着保险费收入不断增加，保险利润不断增加，而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则表示为保证被保险人的利益不能丧失，同时应使用权被保险人交纳尽可能和的保费，得到尽可能大的保障。因此，根据保险业务阶段的自身特点和环境的不同，如何在保险人世间被保险人发中作出最适当的抉择和取舍，也是保险监管者在某一时期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从各国保险实践看，在保险业发展初期，监管者倾向于重视保险业的成长，培育保险市场，而在保险业相应成熟时期，则更多地维护被保险人的利益。
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我国保险监管在未来一段时间（三到五年内）的主要目标是：加快培育保险市场，增加市场经营主体，建立一个市场主体形式多样、地区分布鞋合理、市场要素完善的以民族保险业为主导的具有开放性的保险市场体系。其理由是：
目前我国保险业总体水平还偏低，与国外保险业相比较，无论是绝对水平，还是相对水平都有较大差距，还不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保险业的作用无论在国内经济理论界和实践上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我国保险业供需失衡，从总本上看，这种失衡表现为保险供给小于需求。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和生活发展，人们的保险意识已明显提高。但是由于市场经营主体不足，缺乏有效竞争机制，缺乏市场创新，保险需求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满足。保险市场的垄断性依然非常明显。此外，各地区保险产业分布鞋极不合理，缺乏科学性，具有明显的保守性、滞后性。
当前我国保险业已步入最佳发展时期。一方面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已取得明显成效，为保险业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我国保险需求不断扩大，传统的“市场蛋糕理论”已被实践证明是不准确的。此外，经过前一段时期对保险市场的治理整顿，强化风险管理，保险公司的经营行为已明显趋于规范化。经过银行存款利率下调对保险业的冲击，保险公司经营者也更加成熟。
我国保险监管体系比以前更加完善。无论在保险监管方法、监管手段，还是监管的法律依据都比以前有明显的加强和完善。加之目前中国保险监和委员会的成立，不能再以监管力量不足为理由而推迟保险市场主体培育的步伐。
从目前全国保险市场总体数量看，民族保险公司的数量已不占优势，尽管目前民族保险公司所占市场份额依然较大，外资保险公司相对集中。但是，从未来发展看，这咱中资历和外资公司数量上的关系，显然不利地我国保险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