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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规划调研范文1
关键词：城市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指标调整；对策
中图分类号：F1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937（2016）11-0064-01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城市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繁荣的阶段。控制性详细规划相关的理论、法律和实践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也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随着城市化建设的不断完善，使得人们开始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指标调整工作进行评价，进而发现了其中很多问题[1]。而只有发现问题才能及时采取措施，因此对于控制性详细规划指标调整工作中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对策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1 控制性详细规划指标调整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1 影响了城市形象的建设
控制性详细规划指标的调整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城市形象的建设。虽然很多指标调整都在国家相关规定的范围内，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对周围的企业、群众居住的环境、城市的活动空间、交通的压力等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些都是城市建设的一部分，最终影响了整个城市的形象。
1.2 出现很多不正当竞争
在控制性详细规划指标调整工作中，调整的成本和难度比较低、而回报比较高，所以很多城市在规划的过程中就会出现过度依靠指标的调控[2]。由于很多建设单位觉得不进行控制性详细指标调整就会吃亏，因此就会出现不需要调整的也跟着盲目调整，进而造成不正当竞争的加剧，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也给社会的发展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1.3 为城市未来的发展增加负担
在指标调整工作中，控制指标的调整一般都呈现从低到高的趋势，使得城市的建筑量大幅度上升，那么城市的环境容量和人口承受度就会变小，增加了基础设施的负担，对未来城市公共设施的建设也造成了影响，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市生态环境和公益工程的建设，进而为城市未来的发展增加了负担。
1.4 影响相关工作部门的形象
由于越来越多的单位申请对城市规划进行调整，使得原有的控制性详细规划被现有的指标调整所替代，使得原有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形同虚设[3]。相关的管理部门在对这些指标调整工作的审批中，没有进行严格的要求，大多只是注重走形式，因此使得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的质量偏低，而且出现对指标进行不断调整的状况，使得人们开始质疑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的合理性，进而影响相关城市规划管理部门执行工作的稳定性和严肃性，损害了他们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
2 对控制性详细规划指标调整工作的建议
2.1 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对调整工作的监督
在城市规划中，必须要健全相关的法律规范，进而明确控制性详细规划指标调整和实施的各项规定，改变过去指标调整无序进行的现状。在健全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还要积极的完善控制性详细指标调整的具体责任的追究机制，将工作具体落实到相关的负责人身上，加强指标调整的管理工作，进一步强化对指标调整工作的实施情况的监督和检查[4]。一旦发现相关人员出现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罚，提高工作人员对自身的要求，进而提高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2.2 加大信息反馈机制的建设，改进工作作风
指标的调整工作势必要影响到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市场信息的及时反馈能透露出调整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但是目前市场信息的反馈存在着滞后的情况，规划人员无法通过市场来掌握调整的内容和调整的范围，使得指标调整工作具有很大的盲从性。因此为了能保证规划工作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必须要加大市场信息的及时反馈，因此要构建科学的反馈机制，实现对指标调整工作的统计、监测、预警、检讨和反思。另外相关部门要对控制性详细指标调整工作进行及时总结，发现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并及时制定出解决方案。通过这样的方法，加强规划部门相关工作人员自律，进而改进工作作风，增强管理部门内部的建设和完善。
2.3 完善指标调整的相关机制，提高相关部门的工作效率
完善相关指标的调整机制是保证控制性详细规划工作有序进行的基础，因此首先城乡规划在报送审批之前，相关部门要依照规定将城乡规划草案进行公告，另外要组织听证会、论证会等方式征求公众和专家的意见，确保城乡规划指标的科学合理[5]。另外在相关人员的配置上，要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拔人才，从事城乡规划工作的人员必须要具备规定到任职条件，由国务院或者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进行依法审查，并取得等级资质证书之后才能在相应的范围内从事城乡规划工作。当相关主管部门人员对城乡规划工作进行监督检查的时候要出示相关的执法证件，对于检查的情况和存在问题的出来情况要及时的公开，以供公众进行了解和监督，也能提高整个控制性详细规划指标调整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2.4 加强经济的宏观调控，积极引导指标调整工作
很多规划管理部门在对指标调整工作管理的时候会将经济性和政策性的管理方法舍弃，而采用技术性和行政性的办法，使得指标调整工作中各种资源的利用率低。因此需要多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采取合理的经济性和政策性手法加强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并且积极的引导指标调控工作。这样一来不但能稳定经济市场的秩序，还能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最终达到城市发展的平衡。
不管对指标进行怎样的调整都必须要尊重城市的整体规划要求，在具体的某一区域也要符合区域规划的规范，因此要利用某一区域内的具体项目的调整工作，来解决城市整体范围内的调整工作，在某一区域实现自行平衡的同时，必须保证指标调整工作的整体性。
2.5 提高群众的参与度，确保调整工作的公平公正
控制性详细规划指标的调整工作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需要实行政务公开，让指标调整工作运行在“阳光下”。要想保证调整工作的公平公正需要提高群众的参与度，人民群众是城市规划中的主体，在指标调整的审查过程中能通过群众的参与决策降低申请指标调整单位的审核通过率，从而降低指标调整对城市造成的损害。总之，提高群众的参与度不仅能树立相关单位的形象，赢得群众的信任，还能对指标调整审查工作起到很好的监督效果，保证规划部门工作的合理性，减轻部门的工作压力。
3 结 语
综上所述，控制性详细规划指标的调整工作还存在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都严重影响着城市的整体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分析这些问题并且根据这些问题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通过决策机制的完善、提高群众的参与、健全法律法规和提高规划管理人员素质等各个方面，不断提高指标调整工作的合理性、合法性和科学性，进而提高城市规划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参考文献：
[1] 宋相澎，沈宇.控制性详细规划在城市规划中的应用研究[J].城市建设 理论研究（电子版），2014，（6）.
[2] 黄经南，杜碧川，王国恩等.控制性详细规划灵活性策略研究――新加 坡“白地”经验及启示[J].城市规划学刊，2014，（5）.
[3] 崔立朝.市场经济下控制性详细规划制度的适应性调整[J].商品与质 量，2015，（24）.
乡村规划调研范文2
乡村风貌的危机
以乡村风貌的危机为例，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乡村风貌城市化问题，包含了城市审美介入乡村、道路硬化、河床改道、乡村公园化、住房面貌统一化等，很多地方把乡村建设得像城市一样，比如，在某省某乡村内，修建了尺度过大的迎宾大道，破坏了村落整体环境特征。
乡村风貌趋同化的问题，表现为“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将地方特色保护寄托于建筑形式的表达，将传统院落式住宅不断拆建成独立式楼房。各地都集中搞“集中居住”、”新型社区”、“中心村”等建设，使得乡村面貌越来越呈现出集中化、城市化、样板化的趋势。比较极端的情况是，如果没有注明某个村属于哪个省哪个地方，没有人能辨别出这个村在哪里（哪个省份）。在乡村的价值观方面，将整齐统一作为现代文明的表征手法，现代化和工业文明对长期缓慢生长的村庄带来巨大冲击。
乡村规划士绅化的问题。乡村区别于城市的田园景观和山水风光，促进了乡村旅游的发展。这几年，乡村旅游跟乡村休闲建设发展迅速。乡村旅游的出现，是为了满足城市的需要，因此，乡村的建设越来越“高大上”。2012年全国共有85万个村庄开展乡村旅游，占村庄总数的15%左右。乡村旅游从业人员达2600万人，其中农家乐150万家。我们调查的村庄显示超过40%的村庄已经开发了休闲农业和服务业。例如，某省的一个村庄，三年前还非常美，保留着传统村落的风貌。而当它名气越来越大，其建设也相应增加。去年，传统村落已经景区化，越来越“城市化”。
乡村风貌的复古化。即乡村风貌过于追求传统特色，似乎现在的村庄风貌建设必须回归到100年前的模式，才算是协调统一。其造成的结果是，复制了大批的假古董，或者是仿宋一条街遍地。诚然，我们漫步在这样的复制品当中，是否还能找到乡村的乡愁和那乡村的滋味？
乡村风貌的脏乱差问题。乡村风貌在全国各地差异非常大，我们的乡村治理方面相对比较滞后。在调查中，没有好的设施，也就没有好的乡村环境的村庄占9%，有污水处理设施的村庄仅31%；有污水处理设施的村庄中，能够正常运行的只有37.1%；村庄面貌脏乱差，垃圾箱成为摆设，排水沟内垃圾遍布，西部偏远山区仍以动物粪便为主要原料，污染情况严重。
危机是如何形成的
这些危机的成因，有很多方面。
第一，投入不足导致乡村建设品质低。这几年投在乡村建设上的数额巨大，但如果按平均到人头上算，投入量很少。乡村建设历史欠账多，村庄数目基数大，能得到充足建设资金的村庄，数量少之又少。多数村庄的建设品质面临极大挑战。
第二，乡建政策过快推进，导致了“建设性破坏”。2005年以来，新农村建设工作全面展开，项目资金接连投入，对乡村的建设有加速作用。比如，我们这次调查到某省的一个村，这个村庄以前还保存着壮族的传统建筑形态，这次我们进入后，看到却是全部拆除重建的景象。在资本进入后，乡村面貌发生很大变化。外界力量介入乡村，导致“建设性破坏”。
第三，人口和农房的双重空心化导致乡村风貌冲突加剧。一是打工潮使得村庄人口空心化、老龄化，并有大量留守儿童，二是村容村貌的空心化，（农民工的）资本迅速转化为不断蔓延的新房建设，新房沿主要道路展开，原有的老房不拆除，逐渐废弃。这样的双重空心化导致乡村风貌更加冲突。
第四，行政力的过度介入，导致村庄风貌主体认知渐失。我们的政府有一种“包办”的趋势，使得农民越来越失去动力，逐渐成为农村建设过程的旁观者，而非建设主体。这体现为，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小环境营造的农民个体选择差异，淹没在“新农村”、“新型社区”的建设中。行政力强制保护传统村落、冻结式保护手法，这使传统乡村保护与居民改善居住条件的需求之间一直存在的矛盾不断升级。
第五，传统乡土文化的式微导致乡村风貌保护日益艰难。传统乡土文化影响力趋弱，尤其是非传统村落对乡土文化很不认可。传统风貌和文化工艺的传承日渐艰辛。那么，当居民不认为民居是有传统价值的时候，我们的乡村风貌如何能得到保护？
第六，村民建设行动缺少有效机制的激发。这是村民自下而上的机制与自上而下的公共机制的一个冲突。我们要去充分发掘自发的机制，形成村民对村落自发保护、自发建设的机制。事实上，对于提供激励机制的美丽乡村建设，村民充满期待与热情，但现实缺乏有效和双方良性互动的激励机制。
第七，乡村规划学科建设滞后，导致规划手段欠缺。乡村规划这个学科在中国真正出现也才几年，也在摸索怎么把乡村规划做好，怎么搭建乡村规划的体系。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和“重城轻乡”思想，使得乡村规划学科建设与研究一直处于相对薄弱环节。村庄规划初期，很多地方实践中出现以城市规划手段建设乡村的现象，而非进行“以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环境为目标研究乡村规划的编制。”
乡村风貌如何保护
因地制宜，地方特色。根据不同地区乡村的特点，每个地方都有特色。东莞珠三角地区村落、西北地区村落、云南地区的山地风光（云南省普洱市曼噶村）、长三角地区的水乡格局（江苏省常州市建昌村），各具特色。
突出村民主体。其中最重要的是现代技术融入传统工艺。比如夯土建筑，在法国发展得非常快，现在西北建筑工程学院的教授也在积极搞相关技术。这是一种方法，对我们保护乡村村落是有好处的。
充分发挥民间团体的作用。民间团体在国外非常多，在日本、韩国、欧洲，每一个城市都有几十个、甚至于上百个这样的团体，去策划一些活动等。例如，韩国釜山市甘川文化村，通过政府+居民+专家团体+艺术家团体的方式，从一个破败落后的农村进化成为全国有名的艺术文化村。但实际上，如果从传统的艺术价值认识来看，这个村落很普通，这就是民间组织的力量。
强化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审美情趣。对于一些设施、建筑，最后的实施其实还取决于决策人和实施人的审美素质。有人说，看一个城市建筑体制，就是看这个城市市长的文化底蕴。到农村也是一样，镇长的审美、村委书记的审美，也关系着乡村面貌。
保护与发展并重。我们制订保护规划固然重要，而乡村的人居环境的发展也很重要。需要在建设过程中去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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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顺应城乡规划专业教育的转型与变革，突出“综合性”“实践性”和“政策性”的专业特点[6]，满足当今社会发展对城乡规划专业人才的要求，制定科学合理的培养计划，构建全面系统的课程体系，推进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就成为城乡规划专业本科教育工作的关键。对此，各高校已在积极探索不同的培养方案和体系，例如：阳建强等[7]提出“以课程设计与相关理论为主线，技术、人文与认知、实践并行，微观―中观―宏观循序渐进，强调从基础教育（本科一、二年级）到专业教育（本科三～五年级）转型的两个重要培养阶段”的课程体系；杨俊宴等[8]探索基于信息化平台的微教学模式，通过开放联动式、协作研讨式、师生交互式、情景再现式四种教学模式，弥补传统教学模式的不足，激发城市规划专业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万艳华[9]提出以城乡规划设计与管理为主体目标，以城市规划理论与方法为核心内容，工程、经济、社会、环境、建筑等多学科知识并重的专业教育模式；施德法[10]提出应用型城乡规划专业培养计划等。
针对上述学科发展背景，结合自身教学特点，天津大学城乡规划专业本科培养方案在2004版、2010版的基础上，制定了一套独具特色的以“厚基础、宽口径”为导向的2015新版培养方案，这也是第一版真正意义上的“城乡规划学”本科生培养方案。本文通过重点梳理天津大学城乡规划专业2015新版培养方案制定的初衷、改革的重点与特色，旨在探索今后一段时期内高等学校城乡规划专业本科教育的发展之路。
一、天津大学城市规划专业2010版本科培养方案
天津大学城乡规划专业本科2010版培养方案制定于《城乡规划法》颁布之初，目标是培养具备城市规划与设计及建筑设计方面知识和能力的宽基础、高素质、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城乡规划师。方案注重从综合能力、设计技艺和创造力等多方面培养学生，要求学生有丰富的空间想象力、造型能力和表现能力，以及较为广博的知识面。从培养目标和计划可以看出，该方案重点在揭示城镇建设发展和人居环境整体优化途径及其基本规律，以塑造学生的物质空间环境规划理念为核心。当然，除此之外，该版培养方案还注重城市社会、经济、文化、政策等综合学科的特点，将课程划分为人文与社会科学类、训练与健康类、数学与自然科学类、学科基础与专业类、集中实践类、创新与研修类六大模块（如图1所示）。高等建筑教育2016年第25卷第3期
张 赫，等新形势下城乡规划专业本科教育的改革与探索探索――解析天津大学城乡规划专业新版本科培养方案
1.课程内容相对滞后
随着城乡规划法的颁布，规划学科名称、工作内容等的变化，方案中与“乡村”规划相关的课程内容明显不足，特别是乡村规划、存量规划等新兴知识内容相对滞后。
2.学分分布不尽合理
2010版培养方案制定于城市规划专业还是建筑学（下）的二级学科时期，因此，城市规划、建筑学、风景园林三方面的课程比例分配过于均质，受建筑学传统教学模式影响较大。尤其是城市规划专业作为一级学科后，专业学时比例不突出，难以体现自身专业的学分分布重点、特点和要求。
3.部分类型课程选择性较小，不能满足学生多样化发展需求
2010版培养方案中创新与研修类和集中实践类课程（见图1）的数量和类型相对较少，且多分布在本科三年级以前，因此，学生对课程的选择余地较小，不能充分调动学生特别是高年级学生的创新与实践积极性。
二、新版本科培养方案的制定
大学本科教育是培养学生专业能力和素质的起点和关键阶段。城乡规划专业培养方案应及时跟踪现代城乡规划学科发展的总体趋势，拓宽传统城市规划学科的视野，积极探寻新形势下城乡规划专业教育改革的路径与方向，不断完善城乡规划专业的教学体系和教学模式。天津大学城乡规划专业本科2015版培养方案正是在城乡规划实践、理论和教育的新形势下，面对专业教育发展新要求和行业发展新趋势的一次教学改革成果。
具体而言，制定天津大学城乡规划专业本科2015版培养方案的理念是：
（一）实现与国家人才培养战略、天津大学人才培养目标的衔接
21世纪第二个10年以来，国家“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要求高校必须大力加强实践教学[11]，并将人才培养模式，实现由培养专才到培养通才或通才有专长（即有某项或几项专长的通才）的转变[9]。由此，天津大学在人才培养目标上也制定了“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城乡规划专业正是在这样的总体目标下，提出了突出实践类课程，丰富课程体系，培养综合型、多口径的专门人才的人才培养策略。
（二）紧跟专业教育发展步伐，引领专业课程建设
针对《城乡规划法》中对“城乡”概念的修订、增补，以及《高等学校城乡规划本科指导性专业规范》（2013版）[1]对专业知识结构的相关要求，天津大学城乡规划专业在新版培养方案修订中着重做了以下工作：一是，补充和完善城乡规划领域的专业课程，特别是增充乡村规划、生态规划等方面的专项课程；二是，建立以专业课程为核心的人才培养体系，以适应城乡规划学升级为一级学科的教学变化和要求；三是，在遵循专业指导规范的基础上，探索符合天津大学自身特色的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
（三）适应行业发展趋势，培育未来行业领军人才
面对未来新型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等发展趋势，适应城乡建设步伐放缓、追求精品的行业发展趋势，天津大学城乡规划专业在本科教学改革中，强调了存量规划、实践案例评析等实际课程建设，使教学计划和培养目标与调整后的专业名称相一致，满足了行业新形势的发展需要，着力培养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创新型、复合型和领军型未来行业人才。
三、新版本科培养方案
（一） 新版本科培养方案的办学思想和培养目标
在办学思想上，新版本科培养方案秉承天津大学“厚基础、宽口径”的办学原则和“严谨治学，严格教学要求”的办学方针，注重学生综合素质、创新能力和个性发展的综合培养，积极响应城乡发展的多元化需要，培养适应城乡建设发展，能够胜任城乡规划设计、管理与开发、教学与研究等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在培养目标上，新版本科培养方案通过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以提升学生的理论水平、规划设计实践与创新能力为教学目标，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富有社会责任感，具备可持续发展和文化传承理念，适应中国当代城乡建设和发展需要，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具备厚基础、广视野、精技能、高素质，有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高级城乡规划专业人才。
（二） 新版本科培养方案的变革
天津大学城乡规划专业新版本科培养方案中，理论教学总课时（含必修课和选修课）为3 088学时，实践教学环节为54周，占总学时比例的20%，创新研修类课时304学时，占总学时比例的7%。课程延续原分类方式，分为人文与社会科学类、训练与健康类、数学与自然科学类、学科基础与专业类、集中实践类和创新研究类等六大类别。相对于2010版培养方案总课时略有增加，创新研究类课时比例提高。修订后培养方案总学分为266分，其中选修课88分，学生毕业最低学分要求为214.5分。相对于原培养方案，增加了选修课数量，提高了学生根据不同学习兴趣的课程选择度（如图2所示）。
（三） 新版本科培养方案的特色
1.协调课程关系，搭建课程体系，强化课时的合理分配
在原培养方案中，公共课主要集中于本科低年级，专业课则以三四年级为主，造成学生在不同年级的课业负担差距较大，且相关课程前后脱节。新版本科培养方案的修订，秉持公共课逐步减少、专业课逐步增加的原则，并考虑课程的相关性，延长基础类课程分布周期，将基础素质教育贯穿整个本科学习过程。并通过对现有专业课课程内容数量的删减调整，增加低年级的专业概论类初步课程，将原集中于三四年级的专业课合理分配到各个学年，从而形成了新的以低年级的初步入门到高年级专业领域前后相衔接的特色教学安排和课程体系，同时也保证了各个学年课时分配的均衡和选择余地（如图3所示）。
（1）建立以设计课为核心的各类课程相衔接的特色课程组织架构。在新版本科培养方案中，探索以城乡规划设计为核心，衔接城乡规划理论内涵和应用实践的课程群整体建设思路，形成了从本科三年级至五年级贯穿始终的教学组织框架，从而改变了过去单纯的绘图技能的培养，实现了综合学科的拓展学习。例如：在三年级课程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城市设计学习阶段，结合设计课程内容，相应开设城市规划原理、城市存量更新规划、居住区规划与环境设计、场地设计、城市设计概论、环境设计概论等理论课程及相关实践环节。同样，就四年级控制性详细规划、总体规划、乡村规划等设计课程内容，开设GIS与数字化城市、城市生态规划概论、乡村规划原理、区域规划概论、城市规划管理与法规等相关课程，将理论课程、实践课程与设计课相结合，并通过前置理论课程、伴讲理论课程与设计课程、实践课程的衔接，帮助学生更快速更清晰地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如图4所示）。
（2）增设实践调研和实践评析类课程，强化学生的设计应用能力。为强化实践类课程，突出对本专业学生设计应用能力的培养，规范对实践课程的考核和评析，克服该类课程评分过程的难点，天津大学新版培养方案进行了一系列完善。例如，在二年级暑假增设城乡规划建设实践调研与建筑遗产测绘实习，丰富城乡规划专业学生野外考察实践的选择余地，将历史文化名村、名街等纳入特色调研对象。在本科五年级的规划设计和管理实习之后，增设城乡规划实践案例的分析与评价课程，要求学生公开讲述实习体会和成果，公开点评实践效果。
（3）鼓励师生创新，扫除学分认定障碍，在课程组织上激发教学改革动力。为鼓励师生勇于创新，积极探索设计的前沿理论和创新理念，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也为解决传统教学中设计竞赛、workshop等非课程环节类设计难以量化工作的问题，在新版培养方案中，特别在三年级和四年级开设学科竞赛和联合工作坊等任选课程，鼓励不同的师生团队，根据创新设计和合作交流的需要，灵活选择该创新类课程和学分，从而将分散的课外设计纳入正规的教学计划，激发师生教学改革的动力。
3.改革学时设置模式，探索新型教学方法的应用
新版本科培养方案的修订基于《高等学校城乡规划本科指导性专业规范》（2013版），建立了三大模块组成的专业课程体系。其包含对应指导规范中10大核心领域的专业必修课程的“核心模块”“相关课程模块”以及5个“推荐选修模块”。除了改进、增设乡村规划原理、GIS与数字化城市、城市生态规划概论、城市生态绿地规划、城市社会学概论、城市存量更新规划理论与实践、国内外城市规划前沿导论等课程外，更鼓励任课教师积极探索应用案例教学、讨论式教学、主题性教学等新型教学方法，将教学方法从思辩式教学向案例式（Case）教学转变，从教育过程管理向教育目标管理转变[12]。具体体现在每一门课程的学时配置中增设了实践调研、学生案例教授、课下实践训练等课外学时，并适当提高其比重，从而为新开课程探索课题讨论式案例讲授的教学方法预留了空间。
乡村规划调研范文4
关键词：乡村聚落；景观格局；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323.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8-0037-02
一、乡村聚落研究综述
聚落通常包括农村聚落和城市聚落两类。作为人类生产和社会活动的中心，聚落是人们居住、生活、休憩、劳动生产以及进行各种社会活动的场所。乡村聚落学是聚落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分支，也是人文地理研究中较为薄弱的部分。乡村聚落学是研究乡村聚落（狭义的聚落）的景观、形成、演变、分布规律及其与地理环境相互关联的一门学科[1-3]。
乡村聚落地理的研究开始于19世纪。这一时间段内的乡村聚落研究多侧重于描述聚落的形态以及与地理环境的关系。1980年以来，后现代主义、人本主义、结构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地理学等影响，西方的乡村地理学研究逐步向人文和社会方向转型。
随着乡村聚落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方法也呈现出多样性，诸多学者运用GIS的方法开展对乡村聚落的研究。2012年，李红波等通过研究大量的文献资料，发表《国外乡村聚落地理研究及近今趋势》，提出乡村聚落的人文和社会化与乡村重构趋势。2014年，吴江国等运用GIS的方法，结合土地调查数据在县域、镇域、村域三个尺度上分析了乡村聚落景观的分型特征[3]。2015年，宋晓英等学者发表《基于GIS的蔚县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化与驱动机制分析》一文，引用GIS和密度估算方法，分析了蔚县商周时期至清朝3000多年间的乡村聚落演化，指出其演化受自然、军事、人口、经济等的影响[4]。
二、乡村聚落研究相关理论
（一）人地关系论
人地关系论是在人们对人地关系的认识产生的理论。主要包括：地理环境决定论、或然论（人地相关论）、适应论、人类生态论、文化景观论、唯生产力论、非决定论、协调论等。人地关系协调是人地关系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是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相互作用所达到的最理想的状态。其主要强调人地关系中各子系统（自然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社会子系统和人口子系统）内部及相互之间的协调，最终目的是人地系统的和谐发展。人地协调的重要标志是，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也不断得到改善，社会可接受性不断加强[5]。
（二）中心地理论
中心地理论是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在《德国南部中心地》一书中提出的，成为研究城市职能、城市规模及城市空间结构的核心理论。克里斯塔勒通过对德国南部城市和中心聚落的实地调研，提出了中心地的概念，表述为向居住地周围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场地，并发现中心地的分布会受到市场、交通和行政三个因素的影响，由此中心地有等级大小之分，等级的大小决定了中心地的数量、分布、服务半径。通过确定中心地经贸活动的影响半径，加之空间组合的概念，形成中心地的网络结构，他还提出在理想环境下的聚落分布的六边形模式[5]。
（三）系统论
19世纪40年代，贝塔朗菲（L.V.Bertalanfy）提出了一般系统论，奠定了系统论发展的科学基础，到70年代，在各国的学科领域内掀起了“系统运动热潮”。
系统学作为一类严谨的科学，为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越来越多的地理研究者将系统论的思想引入地理学研究，诸如建立地理研究的系统模型，界定系统的研究边界，在城镇规划、区位选择等方面，系统思维与地理思维形成了较好的契合。随着RS、GIS、GPS等系统学科的发展，地学研究逐渐打破静态的思维方式，通过一些动态的模型，更加明确了地理研究的可视化和动态演化。系统论也成为地理科学方法的核心，系统学思维为地理学研究开辟了新前景[6]。
（四）分形研究理论
1967年美国数学家曼德尔布罗（B.Mandelbrot）提出分形理论。分形是指与整体以某种方式相似的形体，如海岸线的局部和整体的相似[7]。分形理论被用于地理学是一种定量研究。国外将分形理论应用于聚落研究的代表人物是阿林豪斯、巴蒂和富兰克豪泽。阿林豪斯运用分形理论对中心地进行重构，并证明分形方法可以生成廖什体系。
巴蒂在1994年与朗利联合出版了《分形城市》著作，书中探讨了城市的边界、土地利用形状、城市形态等。法国学者富兰克豪泽出版《城市结构的分形性质》，并于2000年发现城市化进程中，聚落形态演化逐渐出现的分形特征。
国内研究在1990年开始，艾南山等将分形理论引入城市地理学的研究，开始运用分形理论研究城市规模和结构[8]；陈彦光、刘继生和朱晓华等相继将分形理论应用于城市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中。1998年，单纬东、陈彦光发表《信阳地区城乡聚落体系的分形几何特征》一文，通过对信阳地区、罗山县域、周党镇村镇的聚落进行考察研究，发现了其相似分形性质。2014年，吴江国、张小林等结合分形理论，通过研究对比苏南地区和皖北地区的聚落，发表《苏南和皖北平原地区乡村聚落分形特征对比分析――以镇江丹阳市和宿州桥区为例》一文，证明分形理论对聚落体系规划的实用性和科学性[9]。
三、乡村聚落景观及空间格局研究综述
（一）乡村聚落景观研究内容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期，乡村聚落景观格局的研究在国内外地理学界全面展开。景观格局的定义来源于景观生态学，是一种描述景观空间格局的外在现象。景观格局又称景观结构，由大小和形状各异的景观要素排列组合形成，是生态过程中形成的在不同的尺度上的结果[10]。
乡村景观研究最早在捷克、荷兰、德国等国家开展。研究内容主要为：研究乡村聚落景观的演变；分尺度研究乡村聚落景观的类型；研究乡村景观，通过乡村规划调节人类与环境的关系；研究乡村景观中人类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文化感知等。
（二）国内乡村聚落景观研究成果
19世纪80年代，乡村景观研究在中国兴起。相对于国外，中国的乡村聚落研究起步较晚，但却是一个全新的值得挑战的领域。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中国的乡村聚落景观研究主要包括乡村住宅环境、乡村聚落的景观类型以及评价、乡村规划、乡村旅游等方面。近年来，乡村聚落景观的研究著作颇丰。
1.景观格局。汤国安通过GIS缓冲区分析方法，通过研究水系、地形、交通、城镇距离等因素对聚落的影响，提出聚落格局受自然和人文因素的影响[11]。蔡为民、唐华俊等应用景观生态学的原理和定量方法，研究了黄河三角洲近20年来的农村居民点格局[12]。冯文兰等通过GIS缓冲区分析和度量方法，选取高程、水系、交通网、坡度对乡村聚落的空间集聚做了定量化分析[13]。
2.乡村聚落景观与环境的关系。姜广辉等学者将北京山区作为研究区域，应用GIS空间分析技术以及景观指数的量化分析方法，分析了农村居民点分布及其变化与自然环境、生产环境和社会经济三方面的要素之间的关系[14]。刘仙桃研究了地形、河流以及公路交通等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的影响，并得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分为集群型、随机型和均匀型3种类型。
3.乡村景观评价。刘滨谊与王云才运用景观规划学、景观生态学、景观地理学的理念建立了乡村景观的可居度评价，可达度评价，相容度评价，以及敏感度评价和美景度评价体系[15]。谢花林与刘黎明从乡村景观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和美学价值出发，通过构建目标层、项目层、因素层和指标层4个层次的评价指标体系，为乡村景观规划和设计提供依据[16]。赵勇等对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镇（村）保护状况进行了社会调查，构建15项指标的历史文化保护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其分析评价，并运用聚类分析法划分为 4 种类型及相应做出评价[17]。
4.村落规划。郭晓东等通过对研究区的乡村聚落进行分析，发现人们对居住点的选择更倾向于空间较为开阔、交通更为方便、水源条件更为适宜的地方。但人口的扩张、聚落数量的增加，导致聚落的空间分布呈现分散性。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政府应充分发挥主导作用，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加强中心村建设，促进和引导乡村聚落适度集中，从而实现乡村聚落的健康发展和空间结构的优化[18]。
四、结论及展望
乡村规划调研范文5
夏邵刚自2002 年到湖南省农林工业勘察设计研究总院（以下简称“林勘院”）参加工作以来，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在三湘大地上留下了越来越多的印记，包括张家界绿地系统规划(2010-2030），中华茶祖文化产业园设计，冷水江市大湾滨江休闲公园景观工程，长沙市沙坪湘绣商业街新街规划设计，桂阳烟草公园规划设计……作为一名副总工程师，看到设计的方案一步步实施，打造的作品一件件呈现，让自己对建筑的执著与坚守得到了心灵的慰藉。
“带着感情做设计”
詹天佑用“人”字形的设计方案完成了北京至张家口铁路规划，这是当时各国著名的工程师也不敢轻易尝试的。这篇小学课本上的课文在夏邵刚的心里埋下了一颗做建筑师的种子，多年的坚持与努力，于他而言其实是对梦想的一种细心浇灌。一直以来，夏邵刚都致力于认真做好每一个项目，“孜孜不倦地做设计，就好似孕育小孩，对每一个细节都赋予了最深的感情。”
如果说梦想的起源是詹天佑的设计方案，那多年来支持夏邵刚对自我的严格要求和对设计作品的精益求精就源于对的崇敬。书柜中最显眼的《全集》他都通读了一遍，常感叹“的自省精神，我们无法超越和比拟，他是大海，我们不过是沧海一粟。”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对自我的约束，让夏邵刚在设计理念中一直有一种“不管做什么建筑设计，首先我自己要满意”的偏执。即便是甲方同意的设计方案，他也要更进一步深思，从自己专业的角度考虑出于安全的综合效果，做相应的完善。在蔡锷故居规划设计项目上，夏邵刚就被同事评价为“自找麻烦”。
他多处考察调研后，在结合蔡锷故居周边环境、广泛搜集蔡锷相关历史文物的基础上，和团队匠心独运的进行景区的设计和规划，很快就完成了包括蔡锷纪念馆、铜像广场、护国将军门楼、军神塔等核心景区的规划设计，甲方对方案也非常满意，双方很快就签订了合作协议。
但交完设计稿之后的夏邵刚一直对护国将军门楼念念不忘，虽然设计的将军门楼在尺度和体量上都与整体规划非常协调，但作为景区的门脸，夏邵刚觉得这是一个缺乏视觉冲击力的门楼设计，“虽然说已经是合格的设计，但却并不能够让人心潮澎湃。”
偶然的机会，夏邵刚参观了厦门的陈嘉庚故居，当欣赏到陈嘉庚纪念馆采用的三重檐端部歇山顶的特殊结构形式，夏邵刚茅塞顿开，之前的设计太单薄，他需要增加建筑物的震撼感。回到长沙后他立马组织团队成员，经过半年时间，近百余次的反复修改，终于完成门楼与牌楼重叠建造的设计方案。当夏邵刚再次交出修改方案时，对方既惊叹于设计的新颖别致又感动于设计院的尽职尽责，当即主动提出追加设计费作为补偿。
“从学校开始到现在参与或主持完成了100 多个项目，专业的东西好像已经跟血液结合在一起，无法分开。还好建筑设计师有着在建筑中融入自我意识的本能，我便将感情用在这点‘私心’上，不断的敦促自己精益求精。”
“顺应自然，返璞归真”
当代艺术家艾未未说，贫穷的建筑可以很美，甚至临时建筑、城乡结合的建筑都存在美学。夏邵刚也是这样的美学主张者，他每每下乡，看到自由耕种状态下的农田草绿花黄会感慨自然之美，看到未经修饰雕琢的建筑外墙会赞叹农民的智慧。在他看来，最好的设计就应该像苏州园林那样的自然流畅，当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夏邵刚作为林勘院的专业带头人，与同行一道从生态的视角出发，综合城市规划的系统思想，发挥专业领域的优势来规划建设美丽乡村。通过10 多年的不懈努力，林勘院在美丽乡村建设、休闲度假农庄等设计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返璞归真就是生态”的规划道路，形成了自身的亮点与特色。
夏邵刚坦言自己近年来越来越崇尚老子思想，“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无为而治”的道学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特别是新农村规划设计就应该对自然满怀的敬畏之情。
夏邵刚做规划的最高境界在于“无为胜有为”，这一点他在故里美丽乡村规划设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规划下的故里没有大拆大建，而是重点突出民族特色和原生态，让乡村道路沿河岸自然舒展，确保美丽乡村饱含着浓浓的乡愁。
在返璞归真的理念下，近年来夏邵刚主持完成的《邵阳蔡锷故里规划设计》、《邵阳市大祥区板桥乡龙头片区新农村总体规划》等设计成果获得了同行专家及业主部门的一致认同与高度认可。
同他所欣赏的建筑学家梁思成一样，夏邵刚也是一个古建筑的捍卫者，古老的建筑是传统文化的结晶，是自然洗礼下的馈赠，应完好地保留。近期正致力于仿古建筑研究的夏邵刚希望在今后的作品中更多地添加一些仿古建筑的元素，将传统文化做更好的传承。
“我只是朝着自己目标不断努力罢了”谈到印象最深的工作经历，夏邵刚回忆起了2010 年投标湖南赤山监狱项目时的情形。彼时刚刚投入到市场激烈竞争洪流中的生态环境与规划设计分院在前两个投标方案均以第二名的成绩败北，他们迫切需要这场成功来振奋士气。
但监狱因其特殊属性，建筑结构向来讳莫如深。从没有进行过监狱系统项目规划设计的夏邵刚对监狱内部的组成结构、设计要求一概不知，加上当时团队仅有3 人，又仅有1 个月的准备时间，即便如此，夏邵刚还是决定破釜沉舟，奋力一试。
经过多番资料收集，到监狱周边了解情况，最终夏邵刚确定了两个规划重点：一是强调安全防范，在设计中注重监狱围墙四周视线通透性；二是合理规划处理场地，改陡坡为环道，降低坡度方便物资运输，同时增加活动空间。
确定规划思路后，夏邵刚立马着手，最终在招标截稿前连续熬了3个通宵完成设计方案。带着投标成稿进到打印室，夏邵刚如释重负，将方案成稿交由同事处理后，自己趴在桌子上就睡着了。
乡村规划调研范文6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人力资本存量越高的地区经济越发达，个人文化素质水平越高，年收入往往也越高。以美国为例，劳动力年均收入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而增加:接受8年以下教育的劳动力年均收入仅为平均收入的58%，接受12年教育的劳动力年均收入为平均收入的85%，而接受16年教育的劳动力年均收入超过了平均收入的27%［5］。根据经济增长理论，人力资本与实物资本在经济增长中有许多相似之处:创造两种资本都需要投资，且一旦创造出来，两者都具有经济价值。对以教育形式表现的人力资本而言，资本回报计算非常复杂，因为人力资本总是附加在其所有者身上。我们无法把一个人所受的教育从其身体的其他部分分离开来计算租金有多大，测定人力资本的回报比测定实物资本的回报困难。为了解决该问题，本文拟从参与乡村旅游从业者获得的经济收益来推断其人力资本的回报。一个人受教育的水平越高，一般其收入也较高，这个事实可看作乡村旅游中人力资本市场价值的依据。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王坪村是我国川东北地区著名的红色旅游和乡村旅游目的地，为了说明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对其旅游收入的影响，笔者和课题组于2013年6月在王坪村及周边地区对当地乡村旅游从业者进行问卷式调查，了解其受教育程度和旅游年收入情况，并最终获取了32份有效问卷。本文采用“明瑟模型”(MincerMod-el)，说明乡村旅游从业者受教育年限和其旅游收入之间的关系。该模型为半对数形式，方程表达式为:lnY=C+αX+βX2+ε。式中，Y代表从业者年旅游年收入;X代表经营者实际受教育年限(包括与旅游相关的培训和在职教育);ε为随机误差项;α、β为变量的回归系数，C为常数项，α为乡村旅游从业者教育投资边际回报率。运用Eviews6．0统计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最小二乘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说明，在假定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乡村旅游从业者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平均年收入增长0．94%，与理论分析和经验判断相一致。模型的R2=0．745514，调整后R2=0．727964，考虑到调研情况的相对复杂性，模型拟合优度可接受，模型F值为42．47765。由F表可查出，F0．05(2，29)=3．33，F=42．47765＞3．33。由F检验可知，王坪村乡村旅游从业者受教育年限对其收入水平有显著影响。因此，增加乡村旅游经营者人力资本投资，能增加其个人及家庭的收入水平，并进一步促进农村旅游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2乡村旅游发展中人力资本投资主体多元化分析
目前我国乡村旅游人力资本投资主体主要包括农户、政府和旅游企业，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特质。三大投资主体在各自约束条件下对乡村旅游人力资本的形成与发展作用各不相同，有必要对各个投资主体进行具体分析。
2．1农户农户作为个体而言是指农民，作为群体而言则是指以血缘关系而形成的—种社会组织形式。它不仅是一种生活组织，更是一种生产组织。在人力资本形成初期，家庭决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6］。作为最基本的主体投资者，农户投资覆盖了舒尔茨观点中的所有渠道。从乡村旅游人力资本的视角。其投资形式主要包括对家庭成员的基础教育投资和职业技术教育投资;其投资目的较单纯:提升自身或家庭成员素质以参与旅游经济发展，从而提高家庭生活质量;投资行为以预算约束下的收益最大化为原则。然而，由于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极强的外部性特征，私人边际收益小于社会边际收益。根据舒尔茨“理性小农”的观点，农户在投资预算有限的前提下，对家庭成员的教育投资往往偏向保守。同时，还应注意到近年来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读书无用论”影响了部分农村家庭的选择，使一些有经济能力的家长过早终止了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在王坪村的调研中，多位受访对象表示出对“读书无用论”的认同，大多认为开办农家乐不需要太多的文化储备。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乡村旅游的发展对行业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乡村旅游发展对各类新型人才的需求正在逐渐改变人们心中旅游技术门槛低、单纯劳动密集型的固有印象。培养旅游专业人才需要坚实的基础教育，农户投资在乡村旅游人力资本形成初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农户对家庭成员的教育投资能否获得有效激励，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决定新时期乡村旅游发展的人才来源是否可得到切实的保障。
2．2政府乡村旅游人力资源开发投资直接增加了农村人力资本存量，是地方旅游经济和谐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人力资本的外部性特征决定了其公共性毋庸置疑。作为公共物品的提供方，政府有责任成为乡村旅游人力资本的重要投资主体。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对乡村旅游中人力资本的投资包括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两种形式。直接投资主要包括:①对原住农户进行培训，培训内容主要包括旅游发展背景、服务礼仪、餐饮卫生、政策法规等;②招徕外来人才，如为当地引入乡村规划师、大学生村官、西部志愿者等。间接投资主要指政府对乡村旅游地基础教育、社会保障、医疗支持的投入。这些直接和间接投入将有效降低农户进行人力资本自我投资时的成本和顾虑，间接促进乡村旅游人力资本投资。以王坪村为例，当地政府和景区管委会主要通过直接形式参与到乡村旅游人才的建设中来，而省市级政府则更多的是通过间接形式对当地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从表面上看，政府进行农村旅游人力资源开发主体投资是在提供一种准公共产品，受益方是作为投资对象的农户和当地旅游企业。但从长远来看，由于农村旅游人力资本存量增加，使农村旅游生产经营活动获得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支持，为旅游经济各方面的快速发展提供持久动力，最终政府、旅游企业和农户都将从由旅游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全面繁荣中获得极大的收益。
2．3旅游企业乡村旅游企业指依托乡村特色资源，从事旅游生产或服务，向旅游者提供旅游产品，满足社会需要，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依法设立的一种盈利性的经济组织［7］，其发展天生伴随着对利益的追逐。随着我国城乡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乡村旅游企业员工已从过去的单独以当地农户为主扩大到返乡农民工、农村籍退役士兵，甚至城市下岗职工等不同群体［8］。这部分劳动力在工作过程中通过学习获得生产技能、积累工作经验、开拓发展视野等，实现了价值增值，有利于乡村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我们也应注意到，乡村旅游企业具有企业一般特征，对员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员工的知识存量、技术水平，归根结底是为了从员工人力资本的增长中获得回报。然而，资本总是流向报酬最高的地方，作为资本的一种形式，人力资本具有追求价值增值的内在张力。旅游行业具有较高的流动性风险，使很多乡村旅游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时容易出现激励不足的问题。乡村旅游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以在职培训为核心，主要包括岗前培训、在岗培训和发展培训。但由于存在前述激励不足的问题，乡村旅游企业在现实中常常对完整的企业培训体系进行，在培训安排中以岗前培训为主、在岗培训为辅，忽视发展培训的现象屡见不鲜。在这一背景下，旅游企业在当地旅游人力资本发展方面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享受的经济收益均未能完全实现。若不能有效消除乡村旅游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负外部性，这种情况将一直持续下去。从王坪村当地旅游企业主管对待培训的态度和企业员工接受的培训现状均印证了此类问题的存在。
3乡村旅游发展中人力资本投资主体策略分析
就业观念和城乡差距导致我国农村地区对人才的吸引力远远低于城市地区，直接引进高素质人才难度十分大。除了我国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不排除存在部分城市劳动力向乡村旅游地转移的现象，但在未来一段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主要劳动力仍然以当地农民和返乡农民工为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应针对转型时期乡村旅游发展的现实需要，采取策略对人力资本投资主体进行激励，提升农村人力资本存量，调整农村人力资本结构，从而促进乡村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1完善以教育为代表的公共服务体系，夯实人才基础基础教育对乡村旅游人力资本的形成至关重要，必须把提高乡村居民受教育程度作为推动乡村旅游持续发展的基础工程来抓。当前首先要由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真正在农村地区普及免费义务教育。针对我国部分乡村地区实施免费教育资金短缺的问题，可通过改革现行的财税政策，增加省级和中央财政的统筹能力，把经费向落后的乡村地区进行适当倾斜，而不是简单的通过上级财政出资、下级财政相应配套的方法来提供教育资金支持，以避免出现资金转移漏损;积极发挥政府对乡村旅游人力资本形成的间接作用，通过完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体系，减轻农户方人力资本投资的负担和顾虑;同时，政府应注重舆论引导，破除“读书无用论”等谬误，畅通教育信息渠道，对农户人力资本投资需求进行激励，为乡村旅游发展夯实人才基础。
3．2激活以专业为特色的人才培养群体，扩展投资主体需要注意的是，在我国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依然以“政府主导型”为主的情况下，各方社会力量对乡村旅游人才培养的投入存在结构性不足的问题。众多专业性社会机构，如旅行社、行业协会、金融公司、社会培训机构等均具有成为乡村旅游人力资本投资主体的潜质。政府可考虑通过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鼓动社会资源以投资乡村旅游人力资本的形式参与到地方旅游经济发展中来，以经济利益吸引社会各方资源对乡村旅游人才的培养。这样做不仅能科学有效地培养乡村旅游新型复合型人才，还能改善乡村旅游人力资本结构，为今后农村旅游经济发展做好人才储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