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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分析范文1
摘 要：可转换债券的价值主要来源于纯债券价值和期权价值，对于投资价值的分析也就相应从这两个部分展开。投资者对于可转换债券除考虑风险外，最感兴趣的是未来不确定性最多，上涨空间最大的期权价值部分，只有这一部分能给投资带来丰厚的收益，而纯债券价值只能给投资带来保底的收益。因此期权价值的投资分析成为成投资价值分析的重点。
一、可转换债券在证券投资市场的表现
可转换债券作为一种低风险的投资品种，近年来日益受到投资者的关注。从1999年12月至2004年10月，可转债表现良好，整体走势强于股票，体现出了大盘上涨时随之上涨，下跌时抗跌的特点。可转换债券的波动率低于股票，用2000年至2004年10月的日收盘数据计算，上证综指的年波动率为0.21，转债指数的波动率为0.127.
可转债在美国证券投资市场也有良好表现。M晨星公司的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可转债基金最近10年年平均收益率为9.29%，接近同期美国国内股票基金9.46%的收益率水平；而最近5年和3年的平均收益（约为5%）均要高出同期美国国内股票基金4个百分点以上，这期间正是美国股市较为低迷时期，体现了可转债基金在弱市中较强的抗跌性；而2003年美国股市逐步由熊市向牛市转变，可转债基金年收益率高达25.31%，体现其在牛市中与股市基本同步上涨的特性。
二、投资价值分析
可转换债券的价值主要来源于纯债券价值和期权价值，对于投资价值的分析也就相应从这两个部分展开。投资者对于可转换债券除考虑风险外，最感兴趣的是未来不确定性最多，上涨空间最大的期权价值部分，只有这一部分能给投资带来丰厚的收益，而纯债券价值只能给投资带来保底的收益。因此期权价值的投资分析成为成投资价值分析的重点。
（一）纯债券价值的投资分析
纯债券价值作为投资者的收益底线，其未来的波动主要来自于市场利率的变化及到期年限的缩短。在预期进入加息周期的情况下，国债和企业债券价格有下跌的趋势，市场利率上升，纯债券价值下降。到期年限的缩短，减少了折现的时间，纯债券价值上升。对于不同的企业可转债来说，是否采用浮动利率，以及不同的票面利率、利率补偿率都会对纯债券价值的衡量产生影响。浮动利率能削弱升息对债券造成的负面影响，增加价值。较高的票面利率和利率补偿率能提高债券价值。2004年10月29日央行上调利率，纯债券价值相应下降。而山鹰转债因有“按人民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变动向上调整，向下变动不调整利率”的利率调整条款，在升息之后立即上调可转债的票面利率，有效地回避了升息所带来的价值损失风险。
债券投资能否安全回收也是纯债券价值投资分析的一个重要方面。企业稳健是公司偿还债务的保证。国内目前对可转换债券已经实行了信用评级制度，绝大多数可转债有商业银行等担保机构进行担保，且大多数可转债在条款设计中也说明了出现偿还现金不足时代为偿付的机构和方式。因此，国内的可转换债券在偿还方面风险不大。从实际来看，目前没有出现不能偿还的安全。但投资者，尤其是可转换债券中长线投资者，对上市公司财务结构、收入和现金流、偿债能力等方面的分析仍不能忽视。这些方面除影响企业的偿付能力外，也对企业未来的股价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可转债的投资价值。
（二）期权价值的投资分析
股票价格是影响期权价值的重要因素。股价的上涨使期权价值增加，进而推动可转换债券价格随之上涨，特别是在超过转股价格之后，距离转股价格越远，则可转债越表现出股性，波动率也越接近于股票。对于股票价格未来趋势的判断是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有效市场假设理论认为股价已经充分反映了现有的信息，因此根据现有的信息不可能对股价做出预测。B-S理论也是建立在股价是随机波动假设的基础之上，股价未来的波动是随机的。但也有很多理论努力尝试寻找股价的运行规律，如属于技术分析的道氏理论、波浪理论等，这些理论对于股票价格未来价格走势的判断起到辅助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可转换债券不属于短期品种，特别是对于新发行的可转债至少在半年之后才进入转换期，应当从中长期来把握股价的预期。基本面分析通过评估股票的内在价值，将未来现金流用合适的折现率折为现值，以判断当前的股价是高估还是低估。基本面分析注重股市运行的宏观经济环境、资金供求、行业状况、及前景、公司财务状况等基础性因素，揭示这些因素对股市的综合作用及对中长期趋势的影响，适合于可转换债券价值的分析。基本面优秀的公司，未来存在更多的发展机遇，能够保持业绩的增长，获得投资人的青睐，从而增加可转换债券的投资价值。基本面分析内容繁多，不是本文的论述重点，具体内容参见相关的文章和论著，本文仅以行业为例来做简要分析。遵循价值投资的理念，上市公司行业景气度的提升能带动上市公司业绩的增长，进而拉动上市公司股价的上涨，推动转债价格上扬。由于铜行业的景气，需求量大增，带动了铜价的大幅上涨，以铜为主业的铜都铜业获得了发展良机，业绩大增，股价上扬，其可转换债券价格达到了140以上的高位，较发行价上涨超过40%.从这一角度出发，目前，钢铁行业今年达到了景气的高点，后市预期再度走高的可能性不大，股价上扬机会不多。
对于股价波动率的考察可以参照历史的波动率，结合公司基本面分析和市场热点，来推断未来股价可能波动率。历史上波动率高的公司，得到较多投资人的关注，未来可能持续这一趋势，因而历史波动率可作为参考。若公司未来存在较多的利好消息，而且很有可能成为市场热点，则股价正的波动性就大，这将提高可转债的期权价值。另外，从市场经验看，小盘股和低价股具有相对较大的波动率，也就存在更多的机会。
到期年限较长的公司，股价有较多的上涨机会。近几年国内证券市场波动较大，每年都会上涨的行情。选择到期年限在1年以上的可转换债券能获得更多的机会，对于1年以下，例如阳光转债只有0.54年，由于未来股价上涨的机会相对不多，一般不必考虑。
三、价格特征分析
可转债作为兼具股性和债性的金融衍生产品，其价值主要由纯债券价值和期权价值两部分有机地构成，所以转债的固定收益部分（包括票面利息、利息补偿以及无条件回售价格）和股票的走势对转债的市场价格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以转股价格为分水岭，当股价远低于转股价格时，转债价格主要体现的是转债的债性，纯债券价值对转债的价格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当股价远高于转股价格时（不考虑赎回），此时转债价格主要体现的是转债的股性，即转换期权价值；当股价处于转股价格附近时，则债性和股性综合体现。不同的股价下对应的市场价格特征如下图所示。其中：转换价值=股票价格×（债券面值÷转股价格）。
因此，在股价低于转股价格时，由于纯债券价值的保底作用，可转债显示出了很强的抗跌性。在高于转股价格较多时，则转债的市场价值略高于转换价值，跟随股票的上涨而上涨，收益与股票相似。
四、套利分析
可转换债券的波动通常比股票的波动慢，如果股价下跌，转债的下跌会有一定的滞后，而且跌幅更小。如果股价上涨，可转债的上涨也会滞后，涨幅也不如股票，此时可能出现转换价值超过市场价值的情形，折算转换价格（定义见下面公式）小于股价，这一价差的出现形成套利机会。例如铜都铜业在2004年9月17日股价上涨7.45%，收盘价为9.81，而可转债价格仅上涨4.91%，以收盘价计算的转换价值为144.26，超过了可转换债券的收盘价139.94.折算转股价格为9.51，差价为0.3元，出现套利机会。反之，由于普通股并不能转换为可转换债券，所以在折算转换价格高于普通股的市价时，套利行为是不可行的。因此，对可转换债券的套利只能是单向的。
套利策略为：套利者首先必须有一定数量的股票和现金（股票也可以由转债转换而来），当市场出现套利机会时，套利者卖出股票，同时买入相应数量的转债并申请转股，第二个交易日套利者的持仓变化为：股票数量不变，现金增加。现金增加部分即为套利收益，但由于没有卖空机制，套利者必须承担持股风险，这是单边市场套利所不可避免的。为了发现套利机会，定义如下指标：
折算转换价格=可转债市价/（100/转股价格）
每股转换溢价=股价-折算转换价格
每股转换溢价率=每股转换溢价×（100/转股价格）/可转债市价
每股转换溢价率也称为套利空间，如果套利空间为负，则不存在套利机会；反之，若套利空间为正，且大于所有的交易成本费用率，则存在套利机会。操作时卖出股票和买入转债同时进行，所以组合中股票市值和现金资产的比例大致应为1：1.
一次套利操作需要同时卖出股票和买入转债两次交易才能完成，卖出股票的交易费用率按0.5%计算，买入转债的交易费用率按0.1%计算，则一次套利操作总的费用率以0.6%计算。当套利空间大于0.6%时，则存在套利机会，否则不存在。资金量不同，对套利空间的要求不同，实际操作时对套利空间的需求按投资者的资金量大小而定。
套利机会的存在不仅使投资者多了一种获利的方式，同时也直接促进了转债的转股效率。由于目前转债的市场规模较小，流动性不足，所以不适宜大资金进行套利操作。如果转债市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对机构投资者来说，套利是值得关注的。
投资分析范文2
牛股通常具有相似的特征，也就是我们这里说的“牛股基因”。胜券投资分析揭秘的牛股基因通常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牛股表现出良好的成长性。胜券投资分析通过个股的净利润评分、价格相对强弱评分以及两者相结合的综合评分为广大投资者提供了一种快餐化的基本面选股方式，经过历史回顾检验，牛股往往是综合评分超过80分的股票。
其次，发展前景良好的行业是孕育牛股的温床。
第三，牛股往往在跌跌不止的行情中具有抗跌性。胜券一度强力解读的牛股恩华药业（002262.SZ）和上海家化（600315.SH）等在2014年大盘的颓势中股价逆市上扬并不断创出52周新高；在年底大盘回暖后再创佳绩。
第四，在回暖的行情中不断创出52周新高，并伴随明显的放量往往是牛股启动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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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神奇公式
神奇公式是由美国投资大师、戈坦资本的创始人兼首席投资官乔尔・格林布拉特所独创，通过这一公式，他在20年的投资生涯中获得了年均40%的复合收益率。
神奇公式的核心是“低价买入优质股票”，所选用的两个指标是投资回报率（ROTC）和收益率（EBIT/EV），其中投资回报率筛选出来的是“好公司”，收益率筛选出来的是“好价格”。
“好公司”主要是对上市公司的相关财务指标进行衡量，即以基本面为导向的分析，所选出的都是一些“质优”的公司，这个指标相对容易确定。
“好价格”的目标是“低价”股，以价值为导向的投资理论认为，低价是相对于企业的内在价值而言，但内在价值的确定又非常繁杂，神奇公式采用的是一种最便捷的方式，即观察股票的价格走势，通过股票的价格涨跌及市值变化筛选出符合条件的“质优低价”股。
需要指出的是，神奇公式的目标并不是单纯地寻找“好公司”或者“好价格”，而是寻找能够将上述两个因素进行最佳组合的公司，也就是“综合得分”占优的股票。
基于价值投资的理念，神奇公式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理性去筛选和评估某一上市公司的长期投资价值，并建立了详尽、准确的数据库。
投资分析范文3
【关键词】投资分析；产业开发；营销；管理
一、引言
自唐代起，铜官古镇即以生产陶瓷著名，千年窑火不断，开世界釉下多彩先河，创新诗词书画于瓷器装饰，融入外国文化，开辟了“海上陶瓷之路”，产品畅销29个国家和地区，为釉下彩发源地，是全国五大陶都之一。
二、铜官湘江文化带投资分析
铜官又称陶都，历来以陶瓷闻名于世，早在1300多年前的隋末唐初，铜官镇便出现了大型的窑场，即现在仍保存完整的“长沙铜官窑”。这里是世界陶瓷釉下多彩发源地，被誉为陶瓷史上的里程碑。铜官人杰地灵，人才荟萃，更有本土陶艺人逐渐回乡创业，目前铜官拥有一名国家级陶艺大师，20余名省级工艺美术大师和省级陶瓷艺术大师。独有的陶艺人才不仅保证了铜官窑优良的品质，更可以加大后期整个铜官陶文化的宣传与推广效果。
经过全面改造之后的铜官陶城市场、陶瓷五厂以及铜官陶瓷总公司，必定会吸引一批陶瓷爱好收藏家、投资者，形成一个固定的消费群体。同时在游玩过程中，经过丰富的铜官陶文化熏陶之后，游客也会对精美的陶艺品产生兴趣，购买一些作为装饰品或日常用品。
综上分析，我们需要围绕铜官陶瓷进行相关投资分析。
三、铜官湘江文化带相关产业的开发以及其经济性
近年来，为发展镇域经济、唱响陶都古韵、重振古镇雄风，铜官镇党委、政府不懈努力。随着铜官古镇建设的深入推进，集深厚文化、独特区位、秀丽山水等众多优势于一体的铜官，成为了省会长沙“半小时经济、文化圈”中最具吸引力的文化产业发展热土。
1.陶瓷研发生产基地项目
陶瓷研发生产基地项目，占地126亩，建筑面积约8.4万平米，在梅铜线一侧，拟计划打造成包括陶瓷研发、陶瓷生产、陶瓷体验、陶艺培训教学的综合基地。
该项目将定位于打造成集陶瓷研发、陶瓷体验、陶瓷生产、陶艺培训教学，为铜官陶艺的创作研发焕发新的生机，并成为铜官陶瓷艺术创作的新引擎。对整个产业的完善和推动具有重大意义。
2.百窑寨项目
百窑寨，占地43.5亩，建筑面积约1.7万平米，在湘江北大道一侧，由原湖南陶瓷总公司第六厂升级改造，拟计划打造成陶艺工作室群，包括陶瓷展示、艺术会所、古窑遗韵、餐饮娱乐、黑石号等项目。
打造陶艺工作室群，包括陶瓷展示、艺术会所、古窑遗韵、餐饮娱乐、黑石号等项目将成为铜官陶瓷年文化产业中的重点亮点项目，将带来不可估量的释放效果和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
3.国际陶艺村项目
铜官国际陶艺村，占地45亩，建筑面积约2万平米，在湘江北大道一侧，由原湖南陶瓷总公司第八厂升级改造而成，现有湖南贞观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进驻，该公司主要涉及陶瓷及艺术品的研发，陶艺实训教育服务等。拟计划对陶艺村南侧的5栋厂房和1栋宿舍进行升级改造，并分别对外招商引进雕塑、国画、陶艺等的创作、培训及研究单位，并建立一个多功能展览厅和一处高档艺术休闲区。使铜官国际陶艺村焕发新的生机。
引进雕塑、国画、陶艺等的创作、培训及研究单位，解决艺术家进入的门槛问题，拟建设成艺术家的聚集地，充分整合陶瓷文化资源，将传统制瓷技艺与现代陶瓷创意文化相结合，着力打造具有传统陶瓷文化特色的创意产业，并以此为纽带，影响和带动一大批热爱陶瓷文化创意产业的专业人才。该项目静态投资回收期为8年，年投资回报率平均为12%，年接待能力约为50万人，能解决2000人左右的就业，年创税收预计为3000万元。
4.陶瓷文化广场项目
在原陶城市场及陶瓷总公司处将包含周边商铺房屋在内的占地面积约49亩的区域改造成一个陶瓷艺术广场，该广场将包含一个拥有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的美食广场、一个拥有4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购物广场，一个150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铜官陶艺中心，一个可做露天影院的陶都广场以及一个占地面积5000余平方米的陶瓷博物馆和群众活动中心，并将位并且直接连通湘江大道并与湘江景观段的望江亭休闲广场有机的融合在一起。
改造升级后的陶瓷艺术广场将成为一个传承陶瓷文化、传播民俗风情的绝佳场所，成为一组重现历史特色、构建铜官符号的建筑形象，成为一处亲近自然三水、接轨国际时尚的商业空间。陶瓷艺术广场，中美食广场、购物广场的招商出租以及铜官陶艺中心的营销对外消费收入及各项物业收入估计在年千万元以上。
四、简述以上产业项目经营管理要素
1.资金投入计划
资金是项目建设的前提和保障。一项好的筹资方案，不仅要保证资金及时到位，更应使筹资成本最低，资金利用效果最好。根据合同相关条款，确定施工方投入资金计划。
2.经营模式
施工方项目经营模式绝大多数是组建项目部，由项目部进行项目过程管理，项目部按照招标文件及相关规定配置人员，组织实施项目建设。在项目决策阶段，项目经营模式已经明确，不同的经营模式，项目的风险、利润点都不同，报价也不同。
3.项目实施阶段经营管理关键要素
项目实施阶段是经营管理实施阶段，这阶段主要强调精细化管理。其中关键控制要素包括工程材料、资料、内部结算、外部结算、资金回笼及付款等。
项目运营后要充分发挥可带头作用，不仅改善当地环境，更加促进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朱悦龙.文化产业基本理论探析[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10
投资分析范文4
(一)矿业资源禀赋丰裕。勘探项目投入量巨大
澳大利亚是传统的矿业开采国，有“坐在矿车上的国家”之称，是仅次于美国和加拿大的世界第三大矿产品生产国。澳大利亚的矿石开采主要用于出口，其出口量占开采量的80％。
澳大利亚的矿石产品种类繁多、品位优良，且储量巨大。目前已探明的矿产中，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的有铀、铅、锌、钽和镉；居世界第二位的有铋、错、铪；居世界第三位的有煤、铝土矿、金、钴、锂和金刚石等。为我国进口商青睐的铁矿石资源的年储量也已达到180亿吨。据统计，2007年我国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1.46亿吨，占我国铁矿石进口总量的38％。
澳大利亚拥有许多世界级的矿床，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西澳大利亚州的哈默斯利铁矿带，昆士兰州的蒙特艾萨铅锌矿区，新南威尔士州的莱特宁山脉黑蛋白石矿床等。
在具备优良的矿业资源禀赋的同时，澳大利亚政府对矿业勘探也相当重视，对矿石勘探项目的投入巨大且投入额逐年增加。澳大利亚政府在增加勘探支出的同时，也注重提高勘探技术的科技含量。2007年，政府启动了新一代矿产勘探计划——“玻璃地球”计划。该计划利用三维可视化和地质模拟等技术，使大陆表层1公里以内的地域，像“玻璃一样透明”，从而大大提高了勘探效率与准确性。
(二)交通运输条件便利。港口设施完备
澳大利亚位于南太平洋要冲，交通便利，远洋运输业发达，是重要的国际运输中心之一。运输成本较低，运输效率极高。墨尔本港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现代商业港，港口的年吞吐量在6400万吨以上，有4万平方米的堆场，码头上铺设铁路线，油罐车可直达码头。凯恩斯港、悉尼港、弗里曼特尔港亦是其重要商贸港口。赫德兰港是其主要的矿物出口港之一。
(三)低利率、低通涨，经济持续增长
澳大利亚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具有低利率、低通胀、经济持续增长的特点。根据经合组织的报告，澳大利亚2006、2007、2008财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8％、4.1％和2.5％。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预计2009—2010财年的经济增长率将放缓为1.7％。不难看出，澳大利亚的经济颇具活力，其经济增长率超过了经合组织的大多数成员国。
(四)外资政策趋于鼓励性
大体上看，澳大利亚对外资的政策是鼓励性的。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澳大利亚政府就开始放宽对外国资本的限制。在当今国际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大背景下，澳大利亚进一步减少外资限制条款，以吸引全球有竞争力的经济实体投资。
1.放宽准入审批限制
从1999年9月起，澳大利亚政府将外国对澳大利亚既存企业投资的政府审批底线，以及外国公司中澳大利亚资产被另一外国公司收购时须向澳政府通知的底线由原来的500万澳元放宽到5000万澳元。这一政策极大地方便了投资额在5000万澳元以下的中国企业，使投资者避免了繁杂的审批手续，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投资收益。
2.放松矿业投资的股权限制
澳大利亚政府取消了在新矿业开发项目中，澳大利亚人要拥有一半股权的限制[投资主体为外国政府(包括国企)时不适用]，同时外国人接管既存采矿企业，也不必再进行经济利益检测。
(五)与中国具有良好的经济贸易关系
澳大利亚与中国具有良好的经贸关系。1972年，澳中签署了两国贸易享受“最惠国”待遇的文件。1978年澳政府宣布对中国实行普惠制待遇。近年来，我国与澳大利亚的贸易额逐年攀升，2007年中澳双边贸易总额已达到438.5亿美元。同时，中澳之间的投资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澳大利亚已成为中国“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IDD)的第六大目的地。仅2007年，中国对澳大利亚非金融类项目直接投资额已逾9.4亿美元。同年，澳大利亚在华的新增投资项目487个，实际使用金额3.5亿美元。
(六)法律体系健全。外资可得到充分保障
澳大利亚虽然没有统一的外资法，但外资活动主要由1975年通过的《外国收购和接管法》、《公司法》等法律监管。澳大利亚的各州政府、地方政府也分别出台相应法律，保护外资在本州、本地方的合法权益。
总体而言，澳大利亚的矿业投资环境良好，但在当今经济背景与海外投资者对澳大利亚矿业的收购狂潮下，我们也面临着新的机遇与风险。
二、投资澳大利亚矿业的机遇与风险
投资环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体现出明显的时代性。仅热衷于历史材料的堆砌，而忽视时代本身特点的投资研究是毫无意义的。当今世界，投资形势瞬息万变，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的投资者又面临着怎样的机遇与风险?
(一)危机中的矿产投资机遇
1.金融危机成为澳大利亚矿业股指“走绿”的推动器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国际金融危机是继上世纪初“大萧条”之后，波及面最广、影响最深刻的一次全球性经济衰退。许多国家的支柱产业都受到危机的影响，澳大利亚也不例外。其矿业产业正面临着生产规模缩小与被迫裁员的窘境，截至2009年4月，澳大利亚矿业企业裁员已逾1.2万人。与此同时，市场上不断走低的矿石价格更使矿山开发者措手不及。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截至2008年底，国际市场上主要金属如铜、铝、铅、锌等的价格指数分别下跌20％、16％、40％、31％，且无明显反弹迹象。长期的萧条也导致企业内资金流动出现严重困难。在多方面不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澳大利亚矿业股领跌股市，然而这也为我国投资者“低价收购”提供了机会。
2.下跌使中国投资者“掏腰包”时更有底气
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投资者带来的另一利好消息是澳元下跌。澳元汇率于2008年7月中旬开始大幅下跌。澳元兑人民币汇率由1:6.6636，跌至8月中旬的1:5.9378。2009年，澳元下跌趋势更是不可逆转，根据外汇价牌，4月中旬，澳元兑人民币汇率为1:4.9727。澳元的持续下跌为中国投资者的并购又增添了筹码。
3.澳大利亚矿主与中国矿业企业“联姻”的欲望强烈
金融危机带来的投资机遇对于世界各国的投资者都是均等的，但是澳大利亚矿业企业主观上更愿意与中国企业“联姻”。澳大利亚铅锌矿大亨Perilya公司面对恶意收购，主动寻求中金岭南，提出收购要约；澳洲第三大铁矿石出口商ForteseueMetalsGroup也积极地与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就可能的投资机会展开对话。澳大利亚矿业巨头表现得如此主动，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看重中国广阔的市场。中国作为矿业资源消费大国，有色金属需求量已占全球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市场资源广大。中国虽是矿产大国，但贫矿多、富矿少，多数产品的原料供应对外依存度较高。尤其是当今中国工业、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更加需要品位优越的矿业产品。同时，中国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市场逐渐开放，也使得更多海外受困企业把目光投向中国。其次是中国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小。中国主要矿业企业具有相当实力，能够提供目标企业急需的现金。中国的矿业生产以供给“内需”为主，金融危机对其影响十分有限，许多大型矿业企业并没有受到金融风暴的大规模冲击。同时，中国矿业实体自身经过数十年的探索，已经形成了完善的管理体制、掌握着广阔的矿带，资金力量雄厚，国际信誉优良，涌现出中国铝业、中金岭南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矿业实体。面临大量债务问题的澳大利亚矿业企业与这样的投资者“联姻”，更有利于帮助企业走出困境，提升信心。
金融危机下，现金为王，中国在此时恰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中国投资者可以为目标企业提供足够资金，而不是采取股权交易的形式。目标企业的决策者由于担心用于交易的股票在恶劣的经济环境下极有可能贬值，因此更愿意与能够提供现金交易的中国企业接触。
4.在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指导下，国家也在为企业排忧解难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不可逆转，但在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投资者在做“走出去”的决策时难免有所顾虑。为此中国政府也在为矿业企业“撑腰”。2009年3月初，国务院通过了《十大重点产业的调整和振兴规划》，其中就包括有色金属行业的振兴规划。国家通过收储政策(目前出台的收储规划为：铝100万吨、铜40万吨、锌40万吨)，减少国内矿企的积压库存，保证企业现金流的活跃。通过提供专项资金支持创新研究、鼓励优胜劣汰、优化重组，使产业升级，使相关企业在收购竞争中能够把腰板挺得更直。
(二)危机中的矿业投资风险
1.来自对手的竞争风险
机遇是平等的，其他国家或东道国的投资者在机遇来临时也不会畏首畏尾。所以，中国矿业投资者在海外并购的过程中，面临着来自它们的并购竞争。这类竞争使我国企业的海外收购成本增加。比较典型的实例是，中金岭南联合印尼的安塔公司拟收购澳大利亚先驱公司，遇到了来自印尼的布米公司的竞争。双方你追我赶，多次提高收购价格。收购价由每股2.5元飙升至每股2.85元。中金岭南经过多方面考虑，不得以退出竞争，撤回要约。同样，中国铝业联合美国铝业收购澳矿业巨头力拓的部分股份时，也遇到了来自澳业巨头必和必拓的竞争。在其他收购案例中，投资者间的竞争更是不胜枚举。
2.来自东道国政府的审批风险
能源矿业产业涉及澳大利亚核心利益与国家安全，中国企业的大规模收购必然引起澳大利亚政府的警惕与担忧，促使其出台相应的限制性政策。2009年2月，澳大利亚政府要求外商投资必须“符合澳大利亚利益”，要求“投资透明，无政治背景”，这一模糊的政策为投资准入审批提供了极大的裁量自由度。同时，2009年2月17日，澳政府又宣布外国政府及其人(包括国企)对澳投资，必须通过澳大利亚“外商投资审核委员会”(FIRB)的审核，并明确规定外资持股不得超过15％。
相比之下，此类风险更应该得到我国投资者的重视，因为它是一切主要风险的根源。为了不给它国留下“政府过分介入”的话柄，东道国政府可以将这种风险转化为单纯的竞争风险。通过支持本国有实力的企业参与竞争，来达到制约外国投资者的目的，然而在这类有东道国政府幕后支持的投资竞争中，我国企业是很难取胜的。
3.来自于目标企业的现存债务风险
有些澳大利亚的矿业企业在金融危机下，有大量债务无力偿还。中国投资者如果选择股权收购，就要承担相应的债务问题，这就要求收购企业本身有雄厚的实力。一些中小型企业在收购股权后，由于本身经验不足，管理不到位，缺乏流动资金，难以经营。所以，在股权收购时，一定要充分了解目标企业的债务情况，评估其风险是否是企业自身能够承担的。
三、中国企业投资澳大利亚矿业的策略
中国矿业企业的海外投资机遇与风险并存。如何利用机遇、规避风险，是投资者亟需思考的问题。成功的投资往往是以成功的策略为基础，通过分析中国矿业企业在澳大利亚投资并购的几大特色案例，我们不难归纳出以下四条投资策略。
(一)投资目标与股权策略
矿业产业是澳大利亚能源产业的核心，关系其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澳大利亚政府对这一领域的投资审批始终采取相当审慎的态度。所以，中国的投资者在收购此类产业实体时，就要讲究策略。
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申请收购澳大利亚中小规模矿业实体，更容易获得澳大利亚政府的批准。而且在收购大型矿业实体时。不要总以“持大股”为目的，因为这样很容易引起东道国政府的恐慌并出台严厉的限制政策。所以，大项目的投资者可以瞄准目标企业在非东道国市场上市的股份以缓解东道国政府的忧虑。中国铝业联合美国铝业收购力拓公司时，就有意避开力拓在澳洲的上市股份，而选择收购其在英国上市的股份，但即使是这样，澳大利亚政府仍然做出了“延长三个月审查期”的决定(最终力拓选择放弃与中铝的结盟计划——编者)。
相比之下，中国五矿集团的遭遇则更为明显。该集团斥资17亿美元全资收购世界第二大锌矿开采商——澳大利亚OZMineral的申请被澳大利亚财政部门以“部分开发矿区(ProminentHill)涉及军事，不利于国家安全”为理由拒绝。为确保收购，中国五矿被迫放弃全资方式，以12.06亿美元收购OZMineral的部分资产，并放弃对军事矿山的控制权。这项修改计划最终获得了澳政府批准，但其规定此项收购是纯粹的资产收购，五矿集团并不能持有OZMineral的股权。
(二)投资交流与沟通策略
由于外国的投资审批者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不够了解，因此存在一些偏见。其中最为主要的偏见是“中国政府控制投资行为”。在大型投资项目中，东道国的审批者总想知道“中国政府在幕后的作用”。然而一旦在这方面得出不利结论，对中国投资者将是致命的打击。所以在投资项目的审批过程中，我们要积极、主动地与东道国政府取得沟通，消除其潜在疑虑。同时，我们也要通过沟通策略，充分考察目标企业，保证信息对称性，避免盲目投资。
投资者也可以向东道国政府做出一些承诺，譬如，保证收购后不大幅降低产品价格，使本国采购商获得过多利润；制定开采产品在东道国的销售比例；对企业的控制权保守索取等。中国铝业在收购力拓时就向澳大利亚投资审批机构保证“不谋求进入董事会，不会对力拓的经营施加影响”，以减少东道国政府的疑虑。
同时，中国投资者也要和目标企业搞好关系，使目标企业出面，游说其本国政府，这样比我们一味单方面的宣传更有实效。
(三)投资合作与共赢策略
投资需要大量资金，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如果能够找到一家实力雄厚的公司与我方共同收购，将是比较理想的选择。事实上，目前中国的几大海外收购项目，投资主体基本上都在寻找强大的合作伙伴。中国铝业在收购力拓公司时，选择美国铝业作为合作伙伴。美国铝业历史悠久，且是公认的“全球最大铝业公司”，在世界多个国家设立跨国机构，有丰富的投资经验。与这样的合作者共同收购，对于融资效率、风险的化解与分担都是有利的。
(四)投资竞争与退让策略
中国企业在与其他投资者竞争时，要充分分析自身情况，了解对手信息，及时、准确地做出决策调整。对于大手笔的收购，既要努力争取，也要量力而行，避免一时的决策失误使公司债台高筑、得不偿失。具体来讲，根据情势不同，可以采取两种竞争策略
一是主动出击，据理力争，维护企业在投资过程中的地位与利益。我们的竞争对手，特别是东道国的竞争对手更容易对我国企业的收购提出质疑，以达到拖延时间、从中渔利的目的。在中金岭南收购澳大利亚Per-ilya公司时，就受到了澳洲竞争者CBH公司的质疑。CBH公司的律师顾问团向澳大利亚政府相关部门反映，称中金岭南在收购过程中透露的信息影响了其公司收购计划，属于不公平竞争，要求政府相关部门实施审查，同时要求PEM公司推迟召开股东大会。面对对手的指责，中金岭南及时做出反申诉，通过与澳政府投资审查部门的多次商谈，使对方明确了我们的收购是规范的、不受政府或大股东控制的，对手的指责站不住脚，由此解除了澳大利亚政府的疑虑，也迫使CBH公司退出竞争。
二是避其锋芒，放眼未来，暂时的退让有时是明智的表现。在与对手的竞争过程中，如果竞争对手过于强大，或者对手对该项投资过分执着。我们就要冷静分析竞争的结果，避免造成两败俱伤的情况。中金岭南集团在收购澳大利亚先驱公司时，遇到了来自印尼的布米公司的竞价收购。经过多次提高定价，收购价格越过中金岭南的“红线”。此时，中金岭南理智地放弃竞争，宣布收购失败。然而几个月之后，受金融危机影响，国际矿产品价格大幅下跌，中金岭南抓住机会，收购了澳大利亚Pefilya公司，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了澳铅锌业巨头50.1％的股份，成为中国首家绝对控股发达国家资源企业的公司。
两相对比，收购先驱公司48％的股份需要20多亿人民币，收购Pefilya公司50.1％的股份需要2亿人民币。中金岭南虽然在形式上退出了竞争，可在实际投资收益上以绝对优势击败了布米公司，成为此次竞争的真正赢家。倘若中金岭南不顾股东利益，缺乏理智地强行收购，恐怕现在已经处于入不敷出、极为危险的境地。
以上提及的四点投资策略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总之，当代中国的投资者只有在认清当前形势，理清投资思路，优化投资策略的前提下，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矿业投资竞争中取得优势，并树立中国企业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崭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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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分析范文5
正文：
笔者曾经做了一次简单的调查，就是提起跨国投资，然后观察人们的反映，大多数人自然而然的想到国际上著名的跨国公司，什么可口可乐，麦当劳的；提到外资，更多的人关心的是如何引进和利用外资，很少有人将这些同中国的企业联系到一起。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资金缺乏的确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但殊不知，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全球一体化的不断加强和中国加入WTO，赢得了国际化的资源配置环境，大多的中国企业都应该走出国门，为自己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
国际跨国投资是公司为了获取预期未来收益而将资本投放到国外的活动，是国际货币资本和国际产业资本实现跨国流动的一种形式，以资本增殖，生产力提高为目的的国际跨国投资活动是科学进步，国际分工细化及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跨国公司已成为国际投资活动中最活跃的因素，是国际投资活动的主体。国际跨国投资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大踏步发展，十多年来跨国投资金额超过了10000美元的大观。在过去的9年中，全球的跨国投资保持了极高的增长速度，投资金额从1995年的3311亿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10750亿美元，2000年更是超越了12700亿美元。统计资料显示，到1999年底，全世界的跨国公司总数超过了60000家，拥有30万个海外子公司和附属企业，这些跨国公司占全世界对外国投资的70%以上，占全世界总产出的1/4。世界上最大的100个经济体中有51个是跨国公司，其余49个是国家，也就是说，有些跨国公司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了中等发展中国家。时隔五年，以跨国公司的发展势头，不难想象其规模和力量。大量的事实证明，跨国投资是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对中国企业而言，尽早地加入国际竞争当中，显得尤为迫切。
按照国际资本输出的规律，各国吸收国外投资与对外投资的比例，发达国家是1：1.44，即每吸收1美元外资，对外投资可达到1.44美元。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例为1；0.43，而我国目前的比例为1；0.26左右，尚相当于发展中国家的1/2多一点。随着我过综合国力的不断加强，工业门类的齐全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经验的大量积累，我国对外投资存在着不可估量的潜力。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认为，目前中国应该并且已经达到快速对外输出资本的阶段。他指出，按照国际经验，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一旦达到2000美元，产业结构就应进行调整，把一些生产能力过剩的企业移至海外，以更低的成本来获得更多的利润。目前中国人均收入虽只有1000美元多一点，但是由于地区差异，上海人均收入已经达到5000美元以上了，而江苏、浙江、广州等沿海地区人均收入都远在2000美元以上。因此，到国外投资是万事俱备，只差行动了。
近几年来，中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通货紧缩，很多领域存在过剩的生产能力，这就很容易让人想起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的边际产业理论，即产业升级后处于比较劣势的产品和技术的转移，一是沿海到中部、内陆欠发达地区，再就是向国外此产业仍然处于比较优势的地区，尤其是了解国外市场的企业，向资本缺乏而劳动力密集的地方转移。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徐滇庆指出：中国对外投资应该选择那些市场程度比中国慢半拍的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一方面有着充足的经验，一方面对这种转型中的市场有超强的适应能力。他将之成为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的“早半拍”准则。早半拍准则可以在国际贸易的需求偏好相似说中找到影子。需求偏好相似理论（ThoeryofDemandPreferenceSimilarity）是瑞典经济学家林德（S.B.Linder）提出的，用国家之间需求结构相似来解释工业制成品贸易发展的理论，这对跨国投资同样适用。林德认为，影响一国需求结构的主要因素是人均收入，一国的需求结构和人均收入是直接相关的，人均收入越相似的国家，其消费偏好和需求结构越相似，产品的相互适应性就越强，贸易交往也就越密。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其选择消费品的质量要求也就较低，因为他们要让有限的收入满足多样化的需求，同时，为了实现充分就业和掌握生产技术，也只能选择通用的技术，简单的资本设备，而人均收入较高的国家刚好相反。这就给人一种感觉，中国过剩的生产能力最好走这条路。徐滇庆教授根据他的早半拍准则得出结论：中国资本输出最佳的地区是东欧地区，并切举了丰佳集团的例子加以说明。其依据是这些地区国内市场化程度，参与世界经济的程度都远不如中国，而其收入水平和需求结构和中国类似。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一、这种理论只能解释水平上的跨国投资问题，却忽视了垂直跨国投资问题。二、这种理论只丛经济发展程度角度入手，而忽视了政治等其他的条件。以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为例，其投资环境存在以下的问题：1、法律烦琐，透明度低，且优惠政策没有明确的法律保障；2、经济困难，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期望值较高，反过来受其限制也高；3、政局尚未完全稳定；4、处于美俄争夺激烈，经济不稳定，麻烦事多的灰色地区；5、腐败、、行贿受贿严重，投资风险大，成本高，等等。丰佳在那里的成功不能把这些一下都抹去。三、这种理论引导的资本流向的产业基本上是一些低级产业，不利也企业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因此我要指出，“早半拍”准则倒不如归结为一种跨国投资战略，即打发展程度的时间差，利用这种时间差取得良好的走出去效果。但是并不足以指导资本的主要流向。我国企业跨国投资应树立多元化的发展观念，不应该过分依赖一些国家、地区和产业，更不能一哄而上。应该在深入分析和考察的基础上，对投资市场和产业有所取舍，以发挥资本的最大效用。
实际上，中国企业跨国投资，欧美发达国家及一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才是优先考虑的对象。原因如下：1、这些国家市场化程度较高，社会政治环境稳定，虽然竞争激烈，但也为投资者提供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2、这些国家有着先进的生产管理技术和丰富的营销经验，是我国企业“练兵”和“取经”的最佳场所，能对我国国内企业的质量和水平有所推动和提高；3、这些国家的技术开发和产品较新，可以是企业对前沿技术和管理有较快的反应能力，有利于我国企业发挥后起者优势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提升产业层次和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4、欧元美元作为硬通货，币值坚挺，汇率风险小而增殖能力强；5、目前欧美国家都实行鼓励外来投资政策，提供各种低息贷款。另外已有的工业基础能为企业提供相关的产业支持，有利于企业降低成本。调查表明，绝大多数中国资本投向正是这些地区。
解决了区位选择问题，那么下一步就是怎样走出去了。一个模糊而又完美的建议无外乎考虑企业自身状况和国外的投资环境。在此问题上，也没有完全适用的法则，中国企业完全可以深练太极之道，将中华武功的精髓思想运用到走出去的战略中来。
对付强者，避实就虚，攻敌弱点。我国企业与国际知名跨国公司在国际竞争中的实力对比相差悬殊，所以不能硬来，应该采取迂回的策略，发挥灵活的优势，攻击敌人薄弱的环节。从大型相关产业的公司涉足不深的地方，推广自己的国际化品牌。
以己之强攻敌之弱，发挥比较优势。我国的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依托的跨国经营可以物美价廉的产品占领国外市场，中国的很多产品（劳密型）占据世界大量的市场分额，甚至引起一些国家的恐慌，通过建立海外子公司进行内部化的交易，可以有效的减少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反倾销。进而发挥劳动成本低廉的威力。
以静制动，发挥后起者优势。借力打力，四两拨千斤。比较优势的战略适用的是贸易领域，虽然能使发展中国家获得贸易利益，但容易使我国低水平的产业结构固化。在现有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与高新技术的结合来提升产业结构是我国必须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发挥后起者优势，敌未动我不动，敌动，我动在先。具有选择的使用国外在付出巨大代价才获得的支持经济增长的一系列科技成果，这样就可以跳国许多技术发展阶段，直接采用新技术甚至在其基础上进行研发实现企业质的飞跃。如首钢集团收购美国MastaEngineer公司70%的股份，获得了650套设计图纸，46个设计软件包，从而增强了首钢集团设计和制造重型冶金设备能力，扩大了中国钢铁工业作为整体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2002年9月TCL集团控股的TCL国际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与德国施耐德达成收购协议，利用巧劲，达到了利用其已有的融资和销售渠道。
集中力量，各个击破。由于实力不足，我国企业采取全线出击可能隐含过大的风险，但如果采取各个突破就不会力不从心。海尔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矗立起海尔大厦使美国人开始把HAIER和HIGHER联系到一起后，与三洋机电成立三洋海尔株式会社，把冰箱打入了很难进入的日本市场。
投资分析范文6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农业经济的增长来源于生产要素的投入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随着技术的进步，农业生产率提高对农业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但对于处在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依靠要素的投入来实现农业经济的增长仍然占很大比重，同时也是主要途径；对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短缺资本的投入显然是非常有效的。目前，中国农业的资本投入渠道除了政府以外还有农户和其他私人社会资本。政府对农业投资的理论基础是农业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显然，农户和其他私人资本的投入对农业增长的作用同样是不可忽略的，但本文只研究政府农业投资中，投资规模、投资结构的状况以及与农业增长的关系。通过对中国转型期(本文指1978年以来，尤其指1990年代以来)农业GDP数据和政府农业投资的规模、结构状况数据的相关性分析，发现政府农业投资规模对农业增长有极强的正相关作用，而且不同的投资结构所产生的边际产量不同，所以改善农业投资结构也能对农业增长产生正的影响。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农业投资也对地方农业增长有重大作用，这种作用是十分重要的。研究结果提示我们，导致我国政府农业投资不足和结构不合理的根源在于我国现行的公共财政体制存在缺陷，因此必须从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和农业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高度来进行政府农业投资规模扩大和结构优化调整。
1.转型期农业增长与政府农业投资规模变动分析[2]
中国农业经济的转型期可定义为1978年以来至今的农村经济改革期。自此，中国农业经济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迈进的步伐。这个阶段也是中国政府农业投资的重要转折期。与此相伴，中国农业GDP、农业增加值在这个时期以后也发生了巨大变动。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农业投资规模都空前增长。
1.1转型期中国政府农业投资的规模变动与农业增长水平变化
农业投资规模是指各个年份或各个时期农业投资的总量。按照本文的统计口径(中口径)，我国农业投资规模在各个五年计划期是不同的，总的趋势是增长的，尤其从“七五”开始，我国农业投资力度明显加快，其累计投资额是“六五”时期的两倍还多，“八五”、“九五”也是成倍增长(见表1[3])。
资料来源：转引自陈锡文.中国农村公共财政制度：理论、政策、实证研究，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年，第116页。
如果将政府农业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情况联系起来，并使用逐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可以发现，自1978年以来，无论是农业GDP还是农业增加值，其总的趋势也是增长的，虽然个别年度间存在着波动。尤其在近期，这两个指标的增速开始加快，增幅明显。(均以当年价格计算，未转换为可比价格)。将农业GDP、农业增加值及政府农业投资的变动趋势画在一张图上，如图1所示[4]。
图1（）略
自1978年以来，我国政府农业投资的增长曲线比较陡峭，证明增速很快。农业GDP、农业增加值也呈现出相同的增长趋势，即先缓慢、平稳增长，后急速增长。如果将我国政府农业投资占财政支出比重和我国政府农业投资占农业GDP的比重计算出来，发现后者较低，见表2。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04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
我国政府农业投资占农业GDP比重平均在5％～6％左右，但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农业发达国家中，政府对农业提供的财政支持相当于农业本身GDP的25％以上，日本、以色列等国甚至更高(45％～95％)，即使在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国家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GDP的比重也达到了10％。(当然，我们这里所说政府农业投资与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支持口径不完全一致，但基本上反映了我国政府对农业支持的力度)。在我国，虽然财政的总体实力有限，财政支农支出仅占农业GDP的5％～6％，但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份额维持着相对较高的水平，近10年来，大体在8％～10％之间。建国以来，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总额，1950年为27.4亿元(当年价格，后同)，1960年增长到90.52亿元，1970年曾降到49.4亿元，1980年为149.95亿元，1990年增长到307.84亿元，1998年已达1147亿元(这一年的数字包括当年增发国债用于农业方面的支出)，增长速度还是相当高的。特别是1978～1998年间财政支农投入年平均增幅达到11.4％[5]。所以，从投资规模上来看，我国政府农业投资逐年增长，对农业经济的增长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2中国农业增长与政府农业投资规模的关系分析
运用计量经济学实证分析方法，对1978年以来的我国农业GDP和农业财政投资的变动进行相关分析，发现两者间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假定两者间存在一元线性关系，以农业GDP为因变量(用Y表示)，政府农业财政投资为自变量(用X表示)，在有限观测数据下进行拟合，可得出以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Y=2955.47+17.71X
(2.27)(11.18)
可决系数R[2]=0.87，调整可决系数为R[2]=0.86，F值为124.95，回归方程总体显著性检验通过，拟合程度较好。该模型说明，每增加1亿元的财政农业投资，我国的农业总产值就会增加17.71亿元。可见，增加政府农业财政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极其显著的。当然，这一结论并不否认其他生产要素(诸如劳动力、土地、技术、制度等)在农业增长中的重大作用，每一要素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率也不相同，本文暂不讨论。
1.3地方政府对农业的投资与地方农业增长
以上分析了中央政府对农业的投资情况，由于我国自1994年以来一直实行分税制，这种体制对地方政府农业投资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地方政府投资的数额、方向、结构、目标与中央政府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央财政农业投资中，很多情况下要求地方政府进行配套，但在实施过程中往往有的地方政府能做到，有的地方政府做不到。原因可能多种多样，但地方财力的大小起着决定性作用。这就导致我国各个地方政府农业投资有很大的差距。这种投资的差距是不是也已经成为各地区间农业增长差距的一个极其关键的原因呢？这成为我们分析的重点。
这里我们仅仅选用两个省份进行对比，即选用经济发达省份江苏省与一般省份河南省为研究对象来观察政府投资与当地农业增长的关系，以及地方农业差距产生的部分原因(显然，各地区农业经济增长产生差距的原因不仅仅于此，其他原因本文暂不述及)。
1.3.1地区农业增长与地方政府农业投资之间的关系
首先分析各省农业增长与农业投资之间的关系(选用1978年至2001年的数据，江苏省数据来源于《2002年江苏统计年鉴》(电子版)[6]，河南省数据来自《2003年河南农村统计年鉴》[7])，发现无论是发达省份还是一般省份，其农业增长和农业投资的变动趋势与全国的变动趋势一致，即先缓慢增长，后快速增长。采用同样的分析方法对两者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如果模型中用Y[，j]表示江苏省农业GDP，X[，j]表示江苏省政府农业投资，Y[，h]表示河南省农业GDP，X[，h]表示河南省政府投资，设定模型y=a+bx+ε，ε为随机扰动项，在有限观测值条件下可分别得到如下一元线性回归拟合模型：
江苏省的数据计算结果为：Y[，j]=235.514+39.84X[，j]
(1.527)(7.140)
R[2]=0.80，调整后的R[2]=0.78，F=50.99，方程总体性检验通过。该模型表明，江苏省政府每增加1亿元的农业投资，可得到39.84亿元的农业GDP增长。
河南省的数据计算结果为：Y[，h]=-208.95+72.75X[，h]
(-4.02)(21.32)
R[2]=0.96，调整后的R[2]=0.95，方程总体性检验通过。此模型的经济含义为河南省政府每增加1亿元的农业投资，则可以产生72.75亿元的农业GDP增长。两个省份的政府农业投资对农业的增长作用都是很明显的，不过两省的投资力度不同，农业GDP的增长幅度也不同。见图2：
图2（略）
资料来源：河南省统计局，《2003年河南农村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江苏省统计局，《2002江苏统计年鉴》，/sjzl/tjnj/2002/nj13/nj1302.htm。一部分数据经过计算整理。
1.3.2地区差距与政府农业投资的关系
除个别年份外(1985年、1990年、1991年、1992年)，江苏省政府农业投资均大于河南省农业政府投资，而且这种投资差距越来越大。那么，两省的农业GDP变化是否呈现出同样的差距呢？为了消除两省间由于巨大的农业人口差额而形成的误差，在这里选用农业人口人均农业GDP进行比较。从图中结果很容易地看出，两省在农业增长方面的差距竟然与两省在农业投资方面的差距变动很一致。可见政府农业投资是中国农业增长的充分条件，也成为地区农业增长差距产生的充分条件。如果不改善地方政府农业投资的状况，这种差距将会继续存在，也可能会导致差距继续发散而形不成收敛的态势。
2.中国农业政府投资的使用方向和结构变动与农业增长
农业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但表现在数量规模上，也表现在投资方向和投资结构上。所谓的投资方向和结构指投资的资金使用去向及所形成的不同投资项目构成。我国农业投资主要由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和其他费用这几部分构成。农业基本建设支出主要用于公路建设、农业水利设施等的建设以及农业综合开发。农业基础设施可以有效地降低自然环境给农业生产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改进投入与产出的质量，降低农户的生产成本，增加农业产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投资形成的农业科研成果可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业产出。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中，支援农村生产支出主要通过转移支付补贴农户，降低其生产成本，调动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增加农业产出；农业事业费支撑农业事业单位的运转，并通过农业事业单位提供的各项服务，扩大农户生产及交易的规模，减少农户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增加农业产出[8](39)。
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各项支出中，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业基本建设支出比重、其他支出比重逐渐降低，而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在90年代中前期快速增长，90年代后期有所趋缓，进入2000年后又开始增长，并占据着财政农业支出的绝对比重[9]。见表3。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第81页，计算整理
表3中，由于资料所限，项目的分类比较粗，比如未能将支援农业生产支出与事业费分开，基建支出也很粗略，这与我国农业投资方面的统计口径各不相同有很大的关系，这里是按本文开头所定义的农业支出中口径来计算和划分的。上表也充分说明了我国政府农业投资的使用方向特征十分明显，即农业投资中的主体部分投向了农业事业费、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业基本建设，这几项所占比重超过了按这一口径计算的90％，投向农业科技(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只是农业科研投资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和其他方面的项目很少。农业基本建设中，主要投向了大中型水利建设。有观点认为，不同的投资项目对农业增长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朱晶曾就中国6个农区的农业科研公共投资与3种主要粮食作物产量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10]，研究结果表明，农业科研公共投资对各种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具有明显的正效应；钱克明[11]研究了农业产值增长与公共教育投入、公共基础设施投入、公共科研投入、农牧户自身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农业科技投入的边际回报率最高，农村教育投资和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边际回报率次之，农牧户自身投资的边际回报率最低。李焕彰、钱忠好的一项研究结果[8](40)表明，中国财政支农支出项目中边际产出效应高低的次序为：科技三项费用最高，基本建设支出次之，生产性支出和事业费最差；而现行财政支农支出比重由高到低的序列为：生产性支出和事业费比重最高，基本建设支出比重次之，科技三项费比重最低。现行财政支农支出政策与投资结构效应方面出现了较大的偏差，效应小的投资过多，效应大的反而投资过少。
3.简短结论
在我国农业投资中，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是社会和私人投资不足，政府农业投资在整个农业投资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又由于农业在某些方面的准公共品性质，政府对农业进行投资和扶持是WTO框架下公共财政体系的重要内容。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国财政支农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投资规模与国外相比，比重仍然偏低，虽然纵向比较中一直保持增长势头；投资结构与方向不合理，投资效应与投资方向错位；地方政府农业投资的差异性很大，并且也直接影响了地方农业经济的发展。因此建议，在公共财政方面应该做到：在中国财政支农资源极为有限的条件下，大幅度增加农业科技投入；适度增加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根据需要确定农业事业费支出，保持原有规模不变甚至有所压缩；调整财政支农支出结构的方向和目标；构建促进地方政府投资农业的动力机制，以避免地区差距拉大。总的原则是不但要加强农业的支持力度和投入规模，还要优化投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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