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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方文论；影响；在中国的接受
一、源起
西方文论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诞生，但在60年代才开始流行。该文论是与西方思潮紧密联系的。20世纪初，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引起了许多国家的效仿来获取同样的胜利，但都失败。革命失败后，西方国家对苏联胜利后的政策、措施等持否定态度，被认为是“庸俗经济决定论”、“机械唯物主义”的产物。其次，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快速发展，其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等都发生变化，而引起了是否暴力学说仍有意义。当时，由于战后各个国家的社会格局及意识形态发生变化才使得西方者提出了种种不同于传统的新理论。
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标志西方的产生。从严谨度来说，各个文艺理论家各有己见，但都是按照基本本质理解文学问题并持有一个共同点：主张从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中阐读文学作品，反对作品与社会历史分割开来；注意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来审察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对文学的社会功能高度重视。故该文论在美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等众多领域都有重大影响。卢卡奇、葛兰西、伊格尔顿和最具代表性的法兰克福学派中的本雅明、阿多诺和哈贝马斯等都是有别于传统的经典代表人物。
二、西方文论在中国的接受
对于西方文论的研究，学者在其研究过程中是一个从基本否定到一定的肯定最后阐释为的新形态。任何事情从刚开始的否定到肯定都是一个曲折的过程，同样，西方文论在我国的接受也是一个曲折的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60年代是中国最初接触西方时期，当时是以卢卡奇等西方文论家为代表引进的，但作为反面教材引进的。30年代开始，中国的一些学者就某些理论家的思想进行翻译的，但因其只是对其部分内容进行翻译与介绍，故该文论并未被引进中国作为系统的译介。例如，1935年，卢卡奇的《左拉与现实主义》被翻译过来发表在《译文》上及其他被翻译过来的西方文论家的代表作品。后来，中国学术界对西方文论的热情不断高涨，许多有代表性的作品被翻译并介绍到中国，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有葛兰西和本雅明等。
文论初次被引进中国时，曾在1978年在太原召开首届西方哲学研讨会，当时，徐崇温先生曾就“西方”做了专题演讲，该发言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同时也促进了西方文论在当时的一个新的探讨。而在改革开放时期，“双百”方针的提倡，人们有越来越多的机会接触到西方的原著及其实际内容后，开始对80年代初各大家提出的关于西方文论那种相对而言比较简单的定义提出了质疑，其中杜章智和张本两位先生的观点尤为代表，他们了有原来徐崇温先生提出的对西方的性质。此后，学术界各种针对西方文论的文章得以发表和会议得以召开，相继出现了不同观点的交锋，此时，西方文论在中国进入热议阶段。当时的争论焦点是就如何看待西方与传统的关系的以及如何更客观地评价西方文论的几个重要代表人物。在后来召开的数次会议中以及发表的数十篇文章中，经过一系列的探讨后，当时学术界对该文论在对其定性、本质等方面有了更为完整和全面的一个把握。
90年代后，中国学术界有关对西方文论的研究进一步的得到了深入。开始将该理论运用到当时中国文论界中，例如文学、语言学等领域。这一时期的西方文论，相对于前两个时期来说，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市场经济的建立等都现实地批判着社会文化，而西方文论因那种批判意识而被学术界所接受。
（二）在中国文学中的接受
西方文论运用到我国文学批评中是始于“”时期。当时，由于，人们的思想被禁锢，对理论的理解也就是限于教条化的僵硬理解，并且当时许多的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典型人物就是这样一个角色，这样一个意识形态使得人们极度反感，急于冲破这样一层意识。当时，人道主义思想史西方文论的核心问题，他们主张在文学作品中通过呼唤人性的回归。这样一种思路被广泛运用到当时文学领域，其中像鲁迅、巴金等其他文学家们也比较推崇这一思路。当时西方文论中的法兰克福学派也对中国文学产生重大影响。法兰克福学派的本雅明的机械复制理论关于艺术品的复制对于当时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改革开放后，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的这样一个社会背景条件为引进本雅明的机械复制理论创造了条件。当时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背景下，许多复制与传播的大众传播媒介深入到民心，已占领了大众文化市场。这于当时中国文学界来说西方文论为我国开辟了新的道路。
（三）在中国语言学的接受
80年代，西方文论引进到中国语言学，当时我国虽然出现了文艺学方法上的一些探讨的热潮，但这些探讨并没有集中在人文科学上，我国真正将西方文论运用在语言学上是在国际人文思潮向语言学转向之后。西方文论注重将文学作品反映当时的社会历史，而这样的一个反映是人、社会和语言的一种结合。人和社会的存在时语言中的存在，而人在语言中的存在就是其历史的存在。通过借鉴西方文论来进行语言学的分析方法，来围绕语言学中重要的术语进行开展，如语义、符号、能指、所指、代码和话语系列等来对文学文本的一个分析。
通过对语言学的分析方法，我国结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展开对作者、文本以及读者的语言本体及其意义的研究，并将此文论运用到我国古文中，通过这样对语言的分析，可从语言中挖掘出其文本含义、社会价值、人生经验等，这样可将其用较精确的方法确定下来。虽然目前对于西方文论在我国语言学领域的运用，但是还是很表面的，不够成熟，故在以后的研究中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1]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2]杨松芳，西方文论与中国当代文论建构，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
[3]梁树发，黄刚，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学者关于认识的发展，学术研究，2009年.
[4]危磊，国外文论与当代中国文论的建构，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
[5]冯宪光，西方文论对中国新时期文论的影响，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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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科学人才观为指导，重能力、重业绩、重贡献，鼓励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坚持评价标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尊重人才的多样性、层次性和相对性，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坚持通过实践检验人才，注重业内和社会认可。
二、职称评审的绿色通道
1、从国家“985”工程高校、中国科学院系统引进的聘任满1年以上的高层次教学科研人员，与我市高校按照原单位聘任的专业技术，签订3年以上期限聘用合同的，及时报送省公务员局、省人力资源开发办公室确认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2、海外留学回国的高层次人才，来我市创办企业或与我市企事业单位签订3年以上期限工作（聘用）合同，在国外已取得与国内相对应的专业技术职务的，及时报送省公务员局、省人力资源开发办公室确认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3、比照国内同等资历人员首次申报相应级别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因申报时间等因素与各系列（专业）年度评审衔接不上，不能及时参加相应系列（专业）主管部门组织评审的海外留学回国来我市工作的高层次人才，及时报送省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专门评审委员会评审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4、取得以下执业资格之一，可申报在我市组织评审的与执业资格专业相一致或相近的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1）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建筑师、建造师；
（2）注册城市规划师、土木工程师、化工工程师、环保工程师、电气工程师、公用设备工程师、造价工程师、安全工程师、测绘师；
（3）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
5﹑取得前款所列职业资格之一，但申报评审专业与执业资格专业不一致或不相近的，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方可申报：
（1）与申报专业相关的大专及以上学历；
（2）在正式出版发行的省级以上本行业刊物、大学本科学校主办的学术刊物或大专学报独立发表3篇以上本专业学术论文；
（3）在设区市级以上出版社正式出版过个人本专业专著（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
（4）在所申报专业领域，工作实绩得到市级以上主管部门表彰、奖励。
6、不具备相应系列（专业）职称申报评审的学历、资历要求，但在专业技术工作方面具有比较突出才能，取得较好业绩，做出较大贡献的特殊人才，可以根据从事专业、研究方向、实际工作需要等，申报参加相应系列（专业）和等级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
（1）长期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属单位专业技术骨干，并取得一定专业工作业绩的人员，可以申报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评审。
（2）参加专业技术革新、发明、创造，取得设区市及以上部门专业技术成果表彰或认定的，可以申报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评审。
（3）在专业技术工作方面有特殊才能，取得突出业绩、做出重大贡献的特殊人才，以及在海西人才高地服务或按《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科技厅等部门关于更加广泛地动员和组织科技人员服务企业行动方案的通知》﹙政办［］106号﹚选派到企业服务，且在科研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方面取得显著经济效益和突出成果的人员，可以委托省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专门评审委员会评审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三、职称聘用的绿色通道
1、从“985”工程高校、中国科学院系统和海外引进的，在原单位已聘任专业技术职务的高层次人才，在报送省公务员局、省人力资源开发办公室确认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同时，聘用单位可以先按其原有专业技术职务聘任。聘用到事业单位的，可按首次岗位聘用的规定，聘用相应等级的专业技术岗位。
2、根据我市人才引进目录引进的我市急需紧缺人才，在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权限及时确认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的同时，可以先按其原有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聘到事业单位的，可按首次岗位聘用的规定，聘用相应等级的专业技术岗位。
四﹑职称评审绿色通道的工作程序
1、个人申报。符合申报条件的人员，对照申报条件，申请参加相应系列和级别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
2、单位考核推荐。单位对申报人所提交的申报材料和有关证件进行认真审查，并在复印件上签字盖章。同时应对申报人的业务工作经历、职业道德、学术（专业）技术水平、实际工作能力、科研成果和业绩贡献等进行全面考核，形成书面考核推荐意见，并进行公示。
3、主管部门审核。县（市、区）和市直主管部门在用人单位考核推荐意见的基础上，对用人单位所报送的材料进行认真审核并签署审核意见。
4、资格审查。市、县（市、区）人事职改部门负责对申报人员的申报材料进行资格审查。
5、评委会评议。评委会通过正常的评审程序对申报对象的品德、学历、资历、业绩、成果等进行客观、公正、全面的评价，以评定申报对象的实际专业技术水平和能力。
五、职称评审绿色通道申报人员需提供的相关材料
1、《专业技术职务评审表》（一式3份）；
2、《评审简明表》（高级一式25份，中、初级一式20份）；
3、最高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在国外所取得的学历、学位应提供学历认证证明）、身份证或护照复印件、任职资格证书、业务工作总结各1份；
4、反映本人专业技术水平的专业经历证明、业绩成果、论文论著等材料原件各1份；
5、评审文件规定的其他材料。
六、其他
1、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按现行的程序和权限规定执行。
2、申报职称评审人员除了按省物价部门的规定交纳正常的评审费外，不需再交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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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智能建筑；信息技术；综合布线系统
Abstract: intelligent building is the inevitable outcome of the information age, is also building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product. Integrated wiring system is the core part of the intelligent building, intelligent building is in high speed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channel, is to realize intelligent building each function and the important foundation guarante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rigin and concept of intelligent building, development and system composition, and combined with engineering example puts forward the intelligent building integrated wiring design scheme.
Key words: intelligent build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egrated wiring system
中图分类号：S61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0 前言
随着现代化科学技术的持续高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传统的建筑体系已经不能满足大众提出的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需求。智能建筑是计算机、通讯、建筑艺术以及图像信息等多种技术集成后，经先进设计和严格施工而得到的具有安全、高级、舒适、健康、温馨等特征的建筑，它涵盖智能自动化、信息化、生态化等多方面的内容。因此，将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及信息技术与建筑结构有机结合为一体的设计理念，成为信息时代中建筑行业的热点课题。
1 智能建筑综述
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的智能建筑主要是涉外的酒店和特殊需要的工业建筑，采用的技术和设备主要是从国外引进的。在80年代末建设部编制的《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中，提出了楼宇自动化和办公自动化，对智能建筑理念有了较为全面的涉及。随后，综合布线技术引入智能建筑的设计中，加强了信息技术与建筑功能的结合，对智能建筑的发展和普及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建设部在1997年颁布了《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管理暂行规定》，在1998年10月又颁布了《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和系统集成专项资质管理暂行办法》以及《执业资质标准》两个法令，规定了承担智能建筑设计和系统集成的资格。1989 年《中国计算机用户》杂志发表了该课题的技术专题论文集。1990 年北京发展大楼揭开了“智能建筑”建设的序幕。随之，智能建筑迅速向全国各地区中心城市蔓延发展。至今智能建筑在我国已经形成了建设热潮，得到了稳步发展。
2 智能建筑系统构成
2.1 办公自动化(OA)系统
办公自动化系统就是把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系统科学及行为科学,应用于传统的数据处理技术所难以处理的,数量庞大且结构不明确的业务上。 其目的是尽可能利用先进的信息处理设备,提高人的工作质量,辅助决策,求得更好的效果,以实现办公自动化目标。 办公设备自动化系统要具有数据处理、文字处理、邮件处理、文档资料处理和编辑排版等功能。 对具有通信功能的多机事务处理型办公系统，应能担负起电视会议、联机检索和图形，图像，声音等处理任务。
2.2 楼宇自动化(BA)系统
楼宇自动化(BA)系统是以中央计算机为核心,对建筑物内的设备运行状况进行实时监控和管理,从而达到一个温度,湿度,光度稳定和空气清新的办公室。 按设备的功能,作用及管理模式,该系统可分为以下子系统：火灾报警与消防联动控制系统； 空调及通风监控系统；供配电及备用应急电站的监控系统；照明监控系统；给排水监控系统；交通监控系统等。
2.3 通信自动化(CA)系统
通信自动化系统能高速进行智能建筑内各种图象，文字，语音及数据之间的通信。 它同时与外部通信网相连,交流信息。 通信自动化系统可分为语音通信,图文通信及数据等三个子系统。
2.4 建筑物安全防护自动化系统
建筑物安全防护自动化系统是智能建筑中的楼宇安全管理系统。 它包括：闭路电视监控系统、防盗、防火、煤气泄露报警系统、可视对讲系统、室内安防系统、保安人员巡逻系统、通道控制系统等。
2.5 物业管理系统
物业管理系统包括日常管理、清洁绿化、安全保卫、设备运行和维护、租赁业务管理和租务管理等功能和作用，它包括 ：智能抄表系统、 住户信息管理系统、设备保修维护系统、自动化车库管理系统、公共显示系统等。
2.6 综合布线系统
综合布线系统是智能建筑的重要组成部门，为智能建筑提供了可靠高速的信息通道，是实现智能建筑功能的重要基础和保证。 综合布线是由线缆及相关连接硬件组成的信息传输通道。 它采用模块化设计,统一的技术标准，能满足智能建筑信息传输的要求。 它既实现了建筑物内部的语音、数据、图像的彼此相连传输，也实现了各个通信设备和交换设个与外部通信网络相连接。 综合布线系统的构成分为六个子系统，分别是水平布线子系统、垂直干线子系统、工作区子系统、设备间子系统、管理子系统以及建筑群子系统。 它们是由传输介质、管理硬件、传输电子线路、电气保护设备等硬件集成在一起的。 综合布线系统的设计一般采用星型拓扑结构。
3 智能建筑系统的设计
笔者在 2006 年参与设计了某住宅大厦的智能综合布线系统，该大厦是地下 1 层，地上 12 层的高级民用住宅。 根据该大厦智能化设计的要求， 大厦采用的是结构综合布线系统，对大厦中的防盗、保安、电视监控系统、电话系统、计算机系统等进行了统一布线， 达到了各系统间智能化管理， 实现的自动化系统有：楼宇自动化、通信自动化、办公自动化、安全防范自动化、消防自动化等，各个自动化系统自成体系，又互相关联， 为大厦提供了开放、灵活、先进和现代的智能环境。 综合布线系统是智能建筑信息传输、 管理与控制的基础， 对实现智能建筑系统的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该大厦的综合布线系统支持的计算机网络标准：IEEE 8023 总线局域网标准；IEEE8025环型局域网标准；FDDI 光纤分布式数据接口高速网络标准；CDDI 铜线分布式数据接口高速网络标准；ATM异步传输模式。 线缆传输介质的选择应考虑主要采用 FTP，为防止电磁干扰采用 5 类屏蔽系统布线。水平子系统的工作区设计为 10m2，每个工作区配置 3 个信息点，设计了信息点，双绞线信息插座的接口是 8 针 RJ45 形式， 符合 ISO8877和 ISO603.7 标准， 电气性能保证五类指标。 水平电缆与插座模块的端接按照 T-568B 定义； 垂直干线子系统是由设备间子系统或管理区子系统与水平子系统的引入口之间的连接线缆组成。 语音主干采用 5 类大对数主干电缆，数据干缆均采用每楼层配线架铺设一根 24芯单模光纤，并有预留线缆作为冗余信道；工作区由终端设备连接到信息插座的连线和信息插座所组成，通过插座既可以引出电话也可以连接数据终端及其它传感器和弱电设备。 对于计算机终端，采用RJ45-RJ45 的 4 对跳线，信息插座是由八芯模块化 RJ45 头插座组成， 其功能规定符合 568 标准；电话终端采用 RJ11 连接电缆； 综合布线系统为大厦提供了可靠高速的信息通道和信息传输平台，完成了大厦的智能化设计，实现了楼宇自动化、通信自动化、办公自动化、安全防范自动化、消防自动化等智能功能。
4 结语
随着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和建筑技术的发展，建筑技术与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间的结合越来越紧密，智能建筑在当前世界范围内都运用越来越广泛，建筑设计者要与时惧进地不断优化智能建筑的设计，不断完善其各种功能，使其更好的发挥智能化优势，为大众提高生活居住质量。
参考文献：
[1] 刘国林.《综合布线》
[2] 彭光军.《智能建筑系统构成探索》
[3] 潘宇.《对智能建筑系统构成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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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明清；江南；城乡关系
江南地区自唐宋时代开始逐渐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明中叶以后，当地传统市镇的军事及行政机能渐趋退化，商业机能日渐凸现，其规模和数量远超过宋代。至盛清时代，市镇经济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市镇和农村之间逐渐形成一种生产与贸易的连锁体，构成市镇网络，“不仅仅只是在广大的乡村腹地中存在着的两个或三个主要城市，而可以认为这一地区已经是一个城市化很广泛的地区”。[1](P12)这背后有着水陆交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也同当地经济结构或经济水平密切相关。长期以来，对明清江南市镇的探讨是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其研究成果令人瞩目，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始，有关江南市镇的中外学术成果层出不穷，以涉及范围之广泛，论题之深入，几乎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学术分支。不过，总的来说，以往的研究趋向，更关注的是市镇的“中央性”机能。①或者强调市镇在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无比强大的“向心力”②；或者从特定区域以外寻找研究空间，热衷跨区域的比较及与国内国际市场的经济联系。③较少注意市镇与农村之间的关系，乃至将农村在城乡关系中的位置悬置起来。城市与农村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学界常以城乡二分法或者城乡连续体来概括传统社会的城乡关系，前者从人口的规模与密度、居住形态和社会异质性的角度，将城乡分类进行论述，后者则完全打破二分法的框架，认为城市和农村各有其存在价值和功能，两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共同体。随着城市化理论的流行，连续体说逐渐占了上风。在城市化理论的影响下，从农村这一极向城市这一极的连续变化被设想成一个理所应当的过程，各种聚落形态都可以被确认为这一轴线上的某个位置。由于种种原因，过去有关江南市镇研究，一向把市镇本身④的讨论当作优先任务，对于市镇周边的农村或者市镇与农村关系的关注则嫌不足，即便有，也往往只具有作为市镇研究附属品的意味。虽则如此，本文仍拟在市镇史研究的脉络下，回顾一下国内外以往有关明清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史的各类探讨⑤。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研究中可能出现的某些趋向作一简要前
一、国内(含台湾)学者的相关研究
最早直接涉足江南市镇研究的国内学者是傅衣凌，他1964年发表《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一文，在“资本主义萌芽”的框架下，肯定了市镇的成长，把市镇经济视作传统地主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⑥他的开创性研究，为以后的明清江南市镇研究奠定了基础。1970年代，台湾学者刘石吉首次对江南市镇作了系统而全面的研究，他当时在《食货月刊》和《思与言》上发表的三篇论文，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1987年以《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为书名在大陆出版。刘石吉的著作尽管在史料上有所局限，但其分析问题的趋向及提出的一些基本看法，如将江南市镇划分为棉织业市镇、蚕桑丝织业市镇、米粮业市镇，以及对运动后的江南市镇的发展、市镇数量的分析，迄今仍很少为中外学者所超越。不仅如此，刘石吉的主要贡献还在于，对大陆1980年代以来的江南市镇研究具有启发和推动作用。他的台湾同行李国祁在1981年发表了《清代杭嘉湖宁绍五府的市镇结构及其演变初稿》一文，将传统市场分成省城、府城、县城、镇市、定期集市五个等级，强调了交通线路对市镇分布外在结构的影响，并对施坚雅的六角形模式作了一定的修正。⑦刘铮云则从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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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71页。
②吴金成：{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一一以城市的发展为中心}，(中国江南社会与中韩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
③李伯重：(明清江南与外地经济联系的加强及其对江南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李伯重：<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外部市场环境)。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张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④按：本文中的市镇指明清时代文献中被称作“市”或者“镇”居民点，原则上不包括府城，但包括那些被称作“镇”的县城，惟不涉及19世纪后半叶逐渐高度城市化而在晚清仍属县级的上海县。有关上海城市史的研究动态可参钱曾瑷：<上海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上海)(<中国学术)2001年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1年)。
⑤按：由于获取渠道的阻隔，此处对以往研究的介绍肯定还有不少的遗漏。即使对文中提及的成果，由于作者学力有限，评介不当之处，亦在所难免。望方家不吝纠正!
⑥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历史教学)1964年第5期。
⑦李国祁：<清代杭嘉湖宁绍五府的市镇结构及其演变初稿)，(中山文化学术论文集刊)第27集，1981年。
一个角度，通过考察清代苏州地区的义庄分布，揭示出义庄有集中于城市与市镇的趋势。①近年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范毅军先后发表数篇长文，综合利用历史学和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对明中叶以来江南市镇的成长趋势与扩张性质以及市镇发展和地域开发的关系作了专门讨论，预示出市镇史研究中的跨学科趋向。范毅军重视各种空间讯息，如市镇所在的地形、地貌、总体分布以及与水路交通路线的位置关系等，对于探讨明清市镇的作用和城镇化的意义；并且以为明清江南市镇的广泛成长，本质上只是在量上做一种扩充而已，并未能在质上有所突破。①
自1980年代初，有关明清江南市镇研究的论文，开始频繁出现在国内各类史学刊物上。以樊树志、陈学文为主要代表人物，他们注重江南市镇的实态研究，为深入了解明清市镇的作用与意义奠定了扎实的基础。③同时期，王家范④平⑤、范金民⑥等学者作的研究亦颇引入注目。尽管樊树志宣称：“仅仅从经济史角度研究江南市镇显然是不能令人满足的，市镇作为一个地理实体，兼具经济、文化等多种功能，因而需要多角度、多侧面地进行全方位的探讨”，L2J(n1，但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更热衷的是对江南市镇的数量、类别、层级和历史作用等问题的探讨，于市镇和农村的关系方面竟然没有任何专文。需要指出的是，研究明清江南市镇史的几大家其实并没有忽略市镇与乡村之间的连带关系。例如，陈学文曾经强调市镇对乡村的辐射力，认为市镇的发展逐渐将城市关系渗入乡村，推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业经济结构的演化，在此基础上，市镇对乡村产生强大的向心力，是技术、文化、生活的中心，是缓解农村过剩人口的消融剂⑦。樊树志和王家范没有过份渲染市镇的“中心地”作用，而将市镇与农村置于相对平等的位置。前者认为，研究市镇结构不能仅仅局限在街市以内，更重要的是弄清市镇与周围四乡(或称乡脚)的关系；四乡的范围大体显示了市镇作为一个基层商业中心的延伸面，是市镇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四乡向外输出手工业品或农产品先在市镇里集中，再经牙行和客商散往各地市场。⑧后者则指出，江南市镇与农村之间，无论从形成途径上，还是空间格局上，均存在着纵深联系；江南许多市镇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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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铮云：<义庄与城镇一一清代苏州府义庄之设立及分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八本第三分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7年．第651页。
②范毅军：(市镇分布与地域的开发一一明中叶以来苏南地区的一个鸟瞰)．<大陆杂志)第100卷第4期．2001年；范毅军：(明中叶以来江南市镇的成长趋势与扩张性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盲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三本．第三分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2年；范毅军：<明中叶太湖以东地区的市镇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5年第一分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4年。
③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陈学文：<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商品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④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⑤、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场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宋元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社会组织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明清江南市镇人口考查)．(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s8年第2期
⑥范金民：(明清时期苏州市镇发展特点)．(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
⑦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第36页。韩国学者吴金成的看法，与陈学文类似：在市镇中发生的各种现象渗透到乡村，使农村生产力得以迅速发展。进而为农业经济结构和农村经营方式的变化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由于市镇能够给人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谋生途径，绅士和商贾以及从农村中分化出的游手无赖等过剩人口涌人了新兴市镇内，江南市镇就是在吸收乡村劳动力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参吴金成：<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一一以城市的发展为中心)，{中国江南社会与中韩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
⑧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12页。
以在明中叶之后呈勃兴之势，完全是由于其四乡农村经济结构变革的推动。①惜乎众多学者或把市镇视为联络县城和农村的中介②，以及乡村城市化的重要一环③；或以传统城乡界线模糊不清为由，把市镇与农村实为一体作为“理解策略”，从而回避了市镇与农村的关系问题，更遑论对此作专门的讨论了。
1990年代末以来，相关研究层出不穷，接连有小田、包伟民、范金民、王卫平、单强、陈国灿、吴仁安、张海英、龙登高④等人的专著面世。这些著作对乡土生活、社会诸相、社会风习、会馆公所、商路及其格局等方面的探讨颇有新意，并逐渐突破经济史研究的窠臼，转从社会史和文化史角度考察明清以来的江南市镇。惟一遗憾的是这些成果仍然没有涉及城乡关系。虽然有学者以为，“市镇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存在于农村经济上面’，是农村专业经济发展的结果”，但还是有将市镇作为农村社会变迁和社会诸问题的“指示器”的意味，⑤并进而把农村视作市镇的附属品。另有学者用“乡镇”一词替代“市镇”，除了突显市镇社会的乡土本色以外，没有给市镇史的研究增添新鲜的内容，反而有混淆市镇和农村的模糊界线的嫌疑。⑥从乡村史或社会经济史角度研究明清江南区域社会的成果，往往也会涉及到一些市镇发展方面的内容，可是，大多只将市镇经济等同于农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进行考察，同样没有把市镇和乡村的关系作为研究的对象。⑦就总体而言，在1990年代，除了吴建华曾对明清太湖流域的市镇密度和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动撰写过专文外，⑧国内学术界涉足城乡关系研究的论著可谓屈指可数。进入21世纪以后，就管见所及，王瑞成的《在乡村和城市之间：人的城市文化史》是惟一的一部著作。该书下篇以徽商为例，讨论了近世乡族观念下的城乡关系。从全书的问题意识看，尽管未能给徽商研究带来重大突破，但专以活动在城镇里的徽商与乡土社会之间的联系作为考察对象本身，已足见其前沿性。⑨另外，余子明立足全国范围，极其粗略地探讨了晚清绅士群体从乡村流向城市这一现象，多少触及到知识精英在近代城乡二元对立格局下，单向涌人城市对乡村社会产生的不良影响。⑩李伯重从经济史视角重新定位了江南郊区市镇工业的性质，他认为在明清当地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郊区市镇工业尽管与农村工业有密切的联系，但是仍然应该归属于城市工业；他还以市镇人口数量、居民职业、空间距离等因素作为指标，把市镇定位为“间接城市化”地区，从而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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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②例如范毅军认为．明清市镇应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自聚落的一个环节，但由于传统经济发展程度，城乡之间非可判然两别。某些大镇近于都市。而许多小镇则与一般乡村聚落区别不大，只不过几户的村店而已。参范毅军：(明清江南市场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史学)九卷三期，1998年。
③樊树志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也就是乡村不断城市化的过程。参樊树志：(市镇与乡村的城市化)，<学术月刊)1987年第1期。
④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包伟民：<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1998年。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人民出版社．1999年。单强：(江南区域市场研究)，人民出版社，1999年。陈国灿：(浙江古代城镇史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吴仁安：(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张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龙登高：(江南市场史一一十一至十九世纪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⑤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5、6页。
⑥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
⑦洪焕椿、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罗仑主编，范金民、夏维中著：(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段本洛、单强：(近代江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蒋兆成：(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⑧吴建华：(明清太湖流域的市镇密度和城乡人口结构变动)．载(城市史研究)(第n。12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
⑨王瑞成：(在乡村和城市之间：人的城市文化史)，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⑩余子明：(从乡村到都市：晚清绅士群体的城市化)．<史学月刊)2002年第8期
示出城乡之间界线的模糊性尽管自1980年代末以来，已有不少学者把研究的兴趣放在市镇管理相对于乡村管理的特殊性上，②但这些成果多属通论性质，没有把长时段的市镇管理实态落实到具体市镇。最近，赵世瑜和孙冰以湖州的双林镇为例，回溯了自明以来该镇各种权力资源的组合和实际运作，并通过发生在晚清的东岳庙风波，揭示出地方宗族、士绅、民间祭祀组织、外来人口和官府在处理矛盾冲突过程中的不同表现，从中透视了双林镇权力资源和权力关系的历时性变化，以及市镇与乡村权力运作的差异。
从民间信仰透视城乡关系，是研究明清以来的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另一个主要关注点，相关成果或多或少受到了日本学者滨岛敦俊的启示。早在1990年代末，赵世瑜就注意到“城隍下乡”和城市庙会的乡村化现象背后所凸显的城市对乡村的支配作用，并揭示出乡村的主动参与意识及对城市统治关系的挑战，表现了乡村对城市生活的参与，从而将城乡放在平等的地位，没有过份强调城市的“向心力”。③吴滔最近对清代苏州地区镇庙与村庙的关系作了多层次的探讨，透过镇城隍庙和“解钱粮”习俗的出现，审视了民间信仰在农村与市镇交往中某些图象。他认为，民间信仰中呈现的上下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与城乡的等级差别基本吻合，但也不是一概而论，很多位于大镇之间的市集甚至村落有时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④近年来，一些学者还对生活在市镇与农村里的不同人群特别是士绅地主的生活实态产生了浓厚兴趣。洪璞在日本学者稻田清一的基础上，对清末至民国江南地主日常活动的空间范围作了后续研究，对比了乡居、镇居和城居地主在日常生活中截然迥异的社会交往圈和空间活动范围，从中归纳出地主由乡居到镇居再到城居的“单线”离乡过程。⑤吴滔选取清代吴江震泽二县作为研究个案，从“发生学”角度，关注了比特定社会集团范围更广的空间内的个人活动(如选择城居还是乡居)及其主观动机，通过士绅住所的变动、士绅在耕读与服贾之间的职业选择及乡村公益活动组织者身份的变化等几方面的论述，揭示出清代江南士绅的生活空间及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力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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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伯重：《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上)、(中)》，《清史研究》2001年第3期,2002年第1期。
②林绍明：(明清年间江南市镇的行政管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平：《宋元明清江南市镇社会组织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张研：《清代市镇管理初探》，《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
③赵世瑜：《庙会与明清以来的城乡关系》，《清史研究》1997年第4期。
④吴滔：《清代苏州地区的村庙和镇庙：从民间信仰透视城乡关系》．《中国农史》2004年第2期。
⑤洪璞：《乡居．镇居．城居一一清末民国江南地主日常活动社会和空间范围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4期。
⑥吴滔：《在城与在乡：清代江南士绅的生活空间及对乡村的影响》，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
二、日本学者的研究趋向
日本学者对明清江南市镇的研究起步较晚，对江南的关注更多以农村社会为主，晚近才开始注重城市问题。⑦有关明清市镇的早期研究，除了藤井宏曾在论述徽商活动时偶尔触及江南市镇的论题以外，⑧更多关注的是华北、四川等地的定期市。⑨再加上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大多数有关江南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受“发展阶段论”的制约，没有突出“江南”的独特性，甚至把“江南”作为讨论的附属品。⑩在这一阶段，即使是作为专门性的江南地域史的研究，也主要关注乡绅地主等支配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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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吴金成：《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一一以城市的发展为中心》，《中国江南社会与中韩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
⑧[日]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载《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⑨[日]加藤繁：《清代村镇的定期市》，《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3年。
⑩巫仁恕：《岸本美绪，〈明清交替と江南社会一一十七世纪中国の秩序问题〉》，《新史学》十一卷三期,2000年。
及与这一群体相对密切的制度，譬如村松祐次对租栈的研究和铃木智夫对《租核》的研究即是代表。①直到1979年，川胜守发表《中国近世都市的社会构造一一明末清初江南都市研究》一文，才标志着日本学界明清江南市镇研究之发轫。川胜守在该文中指出，市镇作为县城与乡村的中介，在明末清初显著增加，与此过程呈鲜明对照的是，明初设置的课税局和巡检司规模缩小并日渐废弛。乡绅阶层通过结交官府和利用自己的优免权掠夺土地，致使大量农村人口流人城市，或从事工商业，或充当吏胥衙役和游手无赖，成为城镇里的寄生阶层。②之后几年，他与林和生分别探讨了水路交通和江南市镇发展的关系。川胜守考察了江南市镇的发展及其中的交通要素，特别是与水运交通方面的关联，从而揭示出宋明时代江南市镇发展的条件，具体地说，就是运河及大小支流沿岸如何形成市镇；林和生则强调了水上交通对太湖平原市镇经济的决定性影响③。在1980年代，日本学者明显受“施坚雅模式”的影响，例如，斯波义信在探讨宋元明清都市与农村史时，力倡以施坚雅的理论方法作为研究导向。④不过，由于日本学者向有研究村落共同体的学术传统，他们倾向于把江南市镇的研究具体落实到基层社会中，以市镇或城乡间的空间范围为参照，观察地方社会的构成及其运作过程。这使他们更注重讨论城镇与农村之间的关系，涌现出许多有份量的研究论文。例如，小岛淑男透过城居地主、商人与在乡农民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阐述了清末江南地区市镇与周围农村的关系。他认为，城镇是农民肥料的供给地、农产品的贩卖市场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地，反过来，农村为城镇提供了劳动力。⑤在小岛淑男之前，佐伯富也曾有专文论述近世中国的都市与农村，惟主要的着眼点放在有宋一代，鲜少涉足明清的情况。⑥
199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森正夫等学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利用历史学和地理学的方法重新检讨江南市镇史，在他们出版的论文集中，所论详于当代而略于古代。梅津正伦对江南地形、水文环境与市镇网络形成的讨论，森正夫对朱家角镇略史的勾画，稻田清一对清末镇董的身份、角色、职责和管辖区域的探讨，以及石原润、林和生、林上等对上海、苏州周边集落空间构造的调查研究，均体现了与以往江南市镇研究不同的旨趣，成为跨学科研究的一个典范。⑦高桥孝助通过研究上海都市化的扩大与周边农村，弄清了法华乡通过水路、桥梁、村道将农村与市镇相接，人、物、钱、情报因此往来不息；⑧稻田清一的《清末江南一乡居地主的生活空间的范围与结构》一文则揭示了清末吴江县的一个乡居地主柳兆薰在市镇与乡村之间频繁游走的事实。⑨此二文为日本史学界的明清江南城乡关系史研究传统增添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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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日]村松祐次：《代江南の租栈一一中国地主制度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0年；[日]铃木智夫：(近代中国の地主制一租栈研究译注一)。汲古书院1977年。
②[日]川胜守：《中国近世都市①社会构造一明末清初江南都市こついこ—》，《史潮》新6号．1979年，第65--91页
③[日]JI[胜守：(长江尹，卜夕c：扫c寸镇市①发达七水利)，中国水利史研究会编：<佐藤博士还历纪念中国水利史论集]，国会刊行会1981年；[日]林和生：《国近世の地方都市の一面一太湖平原の》镇市と交通路しこつぃて一]，京都大学文学部地理学教室：(空间景观·イメヅ)，地人书房1983年；[日]林和生：《中国近世しこわしする地方都市の发展一一太湖平原乌青镇の场合》；梅原郁编：《中国近世の都市七文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4年。
④[日]斯波义信：《中国、中近世の都市七农村一都市史研究の新しぃ视角一》．载《近世都市の比较史の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共同研究论集》第1辑。1982年。
⑤[日]小岛淑男：《清朝末期の都市七农村一江南地方む中心に一》．《史潮》新8号，1980年。
⑥[日]佐伯富：《近代中国の都市七农村》．《历史教育》第14卷12号，1966年。
⑦[日]森正夫：《江南ヲルタ市镇研究一历史学七地理学かうの接近一》．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2年。
⑧[日]高桥孝助：《上海都市化的扩大与周边农村一一1920年前的上海县法华》，《上海研究论丛》第8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
⑨[日]稻田清一：《清末江南一乡居地主的生活空间的范围与结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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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川胜守将他20年来的论文结集出版了《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一书。①同时，他用市镇社会史涵盖传统的市镇经济史，使研究的领域大大拓宽了。两年后，由森时彦主编的《中国近代的都市与农村》，是将一些学者有关近代中国的都市、市镇和农村的研究论文以论文集的形式编辑出版，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城乡关系史研究著作。②同年出版的夏井春喜的著作，通过研究近代江南的地主制，对村松祐次的某些认识加以深化。③基于多年研究明清江南社会的心得，滨岛敦俊从民间信仰的视角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明清江南社会城乡关系转变的故事：明初，江南农村处在承担漕粮北运的粮长阶层和乡居地主的支配之下，他们为米谷运送役务所困扰。一些巫师为迎合乡村社会统治层的愿望，制造出适合漕运及商运需要的保护神，庇佑水运平安无事。明后期，由于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支配江南的乡居地主没落，城居地主的数量越来越多，总管信仰的存在基础随之解体，原来支撑这种共同信仰的显灵传说失去了意义。在农村社会中小农占压倒性优势，饥馑和米谷价格成为农民日常最为切实的问题。乡居的巫师们不得不创造出适应于小农愿望的“施米”的传说，“总管神”摇身一变，成为在漕运饥馑之际与民同甘共苦、向贫民周济食米而迎来悲剧性死亡的神灵。牺牲自我而把米谷发放给农民，成为新的总管信仰的核心内容。滨岛敦俊在此基础上重申了曾经概括的“乡脚”世界在城乡结构中的重要性：]6世纪中叶以降，江南三角洲在经济上所起的变动，小农民的生活空间也随之变化，即其范围已不再限于聚落或社，而是扩大到了以市镇为核心之市场圈。④由此意味着日本学界对明清江南城乡关系史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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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日川胜守：《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一空间と社会形成の历史学》，汲古书院，1999年。
②[日]森时彦：《中国近代の都市と农村》，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报告,2001年。
③[日]夏井春喜：《中国近代江南の地主制研究》．汲古书院．2001年。
④[日]滨岛敦俊：《农村社会一一觉书》，森正夫等编：《明清时代史の基本问题》，汲古书院，1997年；[日]滨岛敦俊：《总管信仰一一近世江南农村社会七民间信仰》，研文出版,2001年。三、欧美学者城乡关系研究的学术脉络
欧美中国城乡关系史的研究，以马克斯．韦伯(Maxweber)的理论为起点。韦伯用西方的标准进行衡量，将中国城市与农村截然分开，忽略丁城乡间的密切联系，更没注意到中国城市行政上的等级愈低，乡土气息愈浓厚的特点。⑤有鉴于此，牟复礼(F．w．Mote)重新审视了马克斯．韦伯在西方经验下作出的城乡之间存在着鲜明对立的论断，中世纪的欧洲城市大多是由农村组成的大海中的一座座孤岛，将传统中国的历史情境运用异域理论资源进行理解需要相当地慎重。在研究明代南京和苏州的著名论文中，牟复礼得出结论，中国社会不象西方社会那样城乡之间存在尖锐的对立而是表现出连续性。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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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史明正：《西方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近代中国研究通讯》第十三辑．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第85--97页。
⑥[美]牟复礼：《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美]施坚雅主编：《晚期的城市》，中译本，中华书局，2000年；Mote,Freder．iCkw．Amillenniumofchineseurbanhistory：form,timeandspaceconceptsinsoochow,RiceUniversityStudies．1973．voi．59，No．4pp35—65．
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城镇发展史的初期，往往热衷于建构理论框架，而忽视了区域间的差异性，喜欢把一些解释力有限的结论强加在全国范围内。饶济凡(GilbertRozman)在中日城市化的比较研究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他认为，近世中国的城市人口分布呈“上小下大”的金字塔结构，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寥寥无几，人口绝大多数居住在成千上万的村镇里。如果说他所揭示的这一现象尚与中国当时的实情相差不大的话，在探索造成城市化指数偏低的原因时，饶济凡的解释就不太能够站得住脚。他将之归为城市间的交通不便，由此难以形成信息和商品交流的网络，中央政府因而不能充分调动和利用人力物力，从而削弱了其征收捐税和调剂物资的机能。①在中国的大片地区，特别是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这样的情况的确存在，而在江南地区，水运资源非常丰富，城市化指数较其他地区高，市镇网络发达且组织性强，和他的假设完全两样。饶济凡的另一部著作，重点分析了清代直隶、山东的市场聚落和人口结构，同样没能在解释近世中国城镇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方面有所突破。②
伊懋可(MarkElvin)是较早关注江南市镇的西方学者，他在1970年写作了《市镇与水道：1480--1910年的上海县》一文，注意到明中叶以后地主从农村迁进城镇的事实，他还考察了明代晚期至19世纪上海县的水路管理制度所折射出的城乡关系的转变③。居密(MiChuWiens)察觉到16至18世纪城居地主和乡居佃农之间关系的改变：频繁的奴变使盛行于晚明的奴仆制度于17世纪末渐趋消亡，18世纪以后，城居地主已不再使用奴仆制，江南的商业化和城镇化显著地改变了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关系。在“一田两主”制下，城居地主与佃农的关系日渐疏远、非个人化；尽管农民在城居地主手下比乡居地主更缺少同情，但由于不用直接缴纳赋税并有机会拖欠地租，佃农从地主那里获得了更多的独立。④兰金(MaryBackusRankin)通过对清末浙江省青镇的沈氏和南浔镇的庞氏、蒋氏、周氏、张氏和刘氏等士绅家族进行个案分析，发觉这些家族的部分成员在迁入上海以后，非但没有割断反而加强了与乡土社会的联系，由此她反思了城市与乡村以及传统与现代两对在当时流行一时的“二分法”对中国传统社会研究的有限解释力。除此而外，她的研究还多少涉及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江南市镇如何进行管理的问题。⑤
施坚雅(C．WilliamSkinner)以经济活动为主要划分标准，将全中国划分成九大区域，多少改变了西方人心目中对中国历史简单而直观的理解，令他们不得不对中国城市的地区性多样化和专业化重新加以认识。尽管施坚雅的学说本身没有涉及中国社会的城乡经济观和文化观，但他所提出的融会贯通的市场网络概念暗示着城乡关系的紧密性和连续性，使人们注意到每一区域都拥有本身内在的等级空间体系，城乡之间的交流频繁，相互调剂和融合，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乃至农村存在着有机的联系。施坚雅还仿效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提的中心地学说，根据市场规模和功能，把传统中国的市场体系分成八个等级，其中较低的三级基层市场、中间市场、中心市场属于市镇的范畴。他认为，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即关系网)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所决定。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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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GilbertRozman,UrbanNetworksitch''''ingchinaandtokugawajanpan,Princeton,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3.
②GilbertRozman,PopulationandMarketingsettlementsin,ch''''ingchina,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
③〔美〕施坚雅主编：《晚期的国家》，中译本，中华书局，2000年。
⑥[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美]施坚雅主编：《晚期的城市》．中译本，中华书局．2000年。
为人类学家出身的施坚雅，强调基层市场对于农民实际生活的功用，不过是想纠正人类学家只着眼于村落小团体的倾向，并没有刻意否认村落共同体的意思。但是，在他以后，过去对于中国城市和农村的较为流行的认识，无论认为二者间是自发的对立，还是相反认为二者彼此间不存在明显的差异，都逐渐让位于对城市中心地及其区域腹地发展的相互联系程度的研究。①罗威廉(WilliamRowe)在其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中，关注的是以汉口为代表的商业市镇而非作为治所的府州县城，突出了县级以下市场中心的重要性。②他和其他美国史学家一样，都以为中国的村庄，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高度结合于大的贸易体系，越来越忽视村庄这一级单位。③直到20世纪80年代，黄宗智重申了村庄研究的重要性，以他对华北和长江三角洲乡村社会变迁的研究为标识，④使上述局面得以相当改观，并引起了美国中国学界对农村社会史和农民学的兴趣。黄宗智没有忘记用他的过密化理论透视中国历史上的城乡关系：“过密化下的耕作者所生产的剩余虽然一定递减，但他们却能支持庞大而复杂的城市，并供养高度发展的社会上层和城市文化。……大城市的产生伴随着农村的人均低收入，都市的‘发展’伴随着农村的过密化，正是中国历史上上层社会文化和农民文化之间显著差别的导因。”[4](P331—332)
在黄宗智两部著作出版之后，有多部有关江南城镇与乡村关系研究的英文专著问世。白凯(Bernhardt，Kathryn)从国家、地主士绅和农民三方的关系人手，探讨晚清至民国长江三角洲因商业化和城市化所导致的地主和佃农之间关系的改变；⑤石锦()ames,C．Shih)运用计量方法，勾画了太湖地区明代至清代社会精华分子的逐渐选择城居的倾向；⑥夏明德(LyndaS．Bell)从晚清到民国无锡小农家庭广泛从事蚕丝生产这一事实为案例，透视了近代江南城乡关系的新格局。⑦虽然如此，西方城市史研究的两种倾向一一第一种倾向是对于大城市的研究远远超过对中等城市、小城市甚至更低的市镇的研究；第二种倾向是过去十年中国城市的研究过多集中在20世纪的工业化时代，至多上溯到19世纪⑧——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研究的旨趣主要集中于城镇本身，对城乡关系问题只是附带地加以讨论。张琳德(LindaCokeJohnson)利用地方志作为主要材料，追溯了上海从一个市镇发展成为贸易港口近800年的历程；⑨由她主编的论文集《晚期的江南城市》，收录了迈克尔．马默(MichaelMarael)、保罗·圣安杰洛(PaoloSantangelo)、夫马进、安东尼娅·芬安妮(AntoniaFinnane)和张琳德(LindaCookeJohnson)对苏州、杭州、扬州、上海等城市的研究；⑩许亦农(YinongXu)在苏州城市建筑史的脉络下，探讨了中国传统城市的空间与时间变化多显示出西方学者对城市史的偏爱。赵冈在前人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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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第23页。
④[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3年。
对明清江南的新型市镇作了重新审视。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见解，认为江南的市镇是超层级的，从一开始便依赖全国性的市场，没有明显的层级关系。层级式的关系只适用于内地的传统市镇，每个市镇都是内向性的以满足小范围内的农村消费者为其主要功能，按其商品流通的范围来看则是逐层扩大。江南所产的丝绸、棉花等纺织品，在本区域的居民间没有太多的市场与销路，而必须由各市镇直接与全国性市场发生运销关系，并不透过层级来聚散。①袁清则对市镇类型的划分进行了反思。他以为，对不同的市镇，仅依靠其单一特产来分类，虽能提供一个概括性，但未免过于简单化了。②
2002年，科大卫(DavidFaure)和刘陶陶(taotaoLiu)主编的论文集《中国的城镇和乡村：认同与感觉》的问世，标志着西方学者突破了以往研究或过于注意城镇或只关心农村聚落的“偏科”现象，在城市史和乡村史研究之间架起了一座理论桥梁。无论从选题还是作者的研究背景上看，整部书都体现出多学科多视角的丰富介入；研究者不再仅仅以城市为中心，已开始注重以乡村世界为出发点探讨城乡关系。其中，科大卫选取乌青、濮院和南浔三个江南市镇为案例，将家族在江南市镇确立支配地位(rise0fthelineage)的时间追溯到元明之际。16世纪，随着新迁入市镇人口的增加，土著家族和新兴家族之间的矛盾加深，这集中体现在镇庙控制权的争夺上。由此多姓共同支配市镇的格局开始确立，士绅阶层逐渐取代家族介入市镇管理。③科大卫与前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给我们讲述了三个江南市镇几百年的管理运作过程，而对于具体市镇权力格局形成的“发生学”探讨，在科大卫之前，几乎没人关注过。当然，仅仅凭一本论文集，就想涵盖明清以来城乡关系的所有问题，显然是不切实的。全书大多数作者仍没有摆脱“城市中心观”的窠臼，以城市特别是上海这样的“特殊城市”为主要研究内容，来讨论近世城乡的二元格局，多少有隔靴搔痒之嫌。实际上，城乡一体还是城乡分割，都是相对而言的。用两分法来剖析近世的城市与农村是过于简单的和不适宜的，正如编者在《导言》中所说：“城乡区分的观念一直外在于中国传统思想，即便今日也仅是部分融人中国社会而已”。[5](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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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第176,181页。②[美]袁清：《盛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城市化和商业化》，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编辑组：《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③DavidFaureandTaoTaoLiu,TownandCountrinchina:IdentityandPerception,Houndddmills,Basingstoke,HampshireandnewYork:Palgrave,2002.
四、几点认识
综上所述，以往对明清江南市镇的研究，多数偏重“传记式”的历史沿革发展①，以传统城乡界限模糊不清，城乡的延续性远大于市镇的独特性为出发点，把市镇置于都市的范畴或者广阔的乡村社会中进行考察，极少注意城市一市镇一农村的连续体的意义。从城乡关系的视角，探讨市镇与周边农村的互动作用，几乎可以说刚刚起步。
具体说来，在已有的市镇与农村关系史研究中，对于市镇和农村聚落两者之间是否有“有形的边界”，往往存在重大的分歧。部分学者把以某一固定市镇为中心且不具有自上而下指定的行政统属性质的市场圈，作为四乡农村的“中心地”来理解，认为市镇和四乡之间存在着以水栅、河道、民居和桥梁等为标识的含混边界。另一些学者则根据所谓“市镇居民”兼营农、工、商多种职业的实际情况，强调工农之间界线模糊以及农村居民和市镇居民在职业与居所两方面的不一致，进而质疑市镇与农村之间存在有形边界的可能性。如果我们明白，在市镇与农村之间即使具有地理意义上的有形边界，亦不妨碍不同人群之间通过经济、祭祀、婚姻等层面的交流来打破这个边界，由此形成一套以人群为标准而不是以地点为标准的关于市镇和农村区分的“新理念”。举例来说，如今在市镇研究中经常被学者们借用的“乡脚”一词，已渐成为市镇商业辐射区的专有名词，它包括市镇本身以及市镇的周边地区，即包裹市镇的农村。而据笔者在“乡脚”一词来源地的吴江县的田野经验，当地人不仅将民间信仰活动的地域广度称之为“乡脚”，甚至把交往或者活动所及的最远地点和家乡之间的距离也叫作“乡脚”。探寻诸如“乡脚”这样的乡土词语所包含的丰富含义，进而从市镇与农村的各个角落选择个别的人群行动作为参照系，通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接触和互动，揭示出明清江南城乡界线的模糊性和生活在当中人群的多层化关系，无疑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传统社会中的城乡关系。在传统时代没有对人群进行专门的“市镇籍”和“村籍”划分的前提下，界定市镇的空间范围显得相当困难，而市镇的规模、人口又是处在不断变动中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关市镇和农村间是否存有有形边界的课题，尚有很多扎实的工作要做。
以往学者研究明清江南市镇与农村的关系，还有把地方秩序成立的框架放到国家或者特定集团中去的倾向，将士绅与平民、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关系，仅仅理解为单向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而实际上，城乡交往中所呈现出的不确定和流动性，比起被我们凝固起来的“社会经济结构”要生动复杂得多。“结构决定论”的根本弱点就在于给许多本来是“因人异事”的动态依赖现象纳入了“虚假必然性”的框框，使其失去了在历史现实中屡见不鲜的互动性和多样性的色彩。就明清江南市镇研究本身而言，正如范毅军所总结的，相当一部分学者有过份强调市镇在明清两代的独特发展而几乎忽略了它在唐宋以来历史序列的延续性的趋向，②较为缺乏像科大卫、赵世瑜所做的对某些江南具体市镇长时段运行过程的个案分析。如果我们不了解江南基层行政组织的运行模式，只以“举例子”的方式空谈市镇与农村的关系，或者反过来说，没有从城乡关系的角度考察市镇和农村的运行实态本身，都无法给我们的研究带来更多的裨益。总之，我们只有将经济、社会、文化等静止的要素还原到流动、鲜活的历史过程中去，通过揭示这种过程中的种种复杂关系，才能超越把研究单位简单地划分成二元对立的格局，避免“城乡一体”或“城乡二元”的简单理解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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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石吉：(小城镇大问题：江南市镇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杭州：“中国东南区域史国际研讨会”论文，1998年9月．
②范毅军：《明清江南市场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史学》1998年第九卷第三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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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
[3]赵世瑜、孙冰．市镇权力关系与江南社会变迁一一以近世浙江湖州双林镇为例[J]．近代史研究，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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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突出特色，提高科研水平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是一所行业办学特色明显、优势学科突出的学校，在科研方面具有明显的特点。一是科研项目的行业性。学校原来隶属于水利部，所以科研人员把科研目标定位在水利行业发展需求相关的方向上，以争取各级水利部门科研经费的支持。从科研项目来源的渠道看，其纵向课题主要来源于水利部及其直属各部委，横向课题大多来源于水利行业的研究、设计、水利工程施工等有关的单位，科研项目立项具有明显行业性和区域性的特点。二是科研目标的实用性。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学校依靠科研促进和支撑学科的发展，依靠科研特色培育学科特色，其科学研究紧紧围绕学科建设的需要，来确立发展思路和方向，开展科研立项，这不仅是学科建设的主线，而且在学科建设中发挥主要功能。
针对上述特点，学校准确制定了科研发展的目标以及切实可行的科研机制和奖励办法，多措并举，以提高学校科研工作的整体水平。
强化对教师科研工作的重视和引导。学校在科研方面采取两级目标管理体制，二级学院针对各学年的目标，结合本单位专业学科特点，主动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加强对教师科研工作的规划、组织和引导，充分调动教师的科研工作积极性。
加强科研制度建设，形成了重视科研的风气。学校一方面加强科研制度建设，建立和完善科研项目管理体制、校院两级管理机制，建立健全科技创新制度体系，在二级教学科研单位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奖惩制度，形成了“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运行管理体制；另一方面加强了科技信息网络化建设，加大了科研政策宣传力度。
学校紧紧围绕国家和区域重点科研领域，以研究基地、研究院所、重点实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等为平台，以科研资金作保障，以学科带头人为核心，组建并重点扶持了若干结构合理、研究方向明确且有特色、队伍稳定、优势互补、具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创新团队，带动了教师科研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形成了重视科研的良好风气。
建立健全科研激励机制，调动教师从事科研工作的积极性。近年，学校建立健全了一系列鼓励教师积极投身科研工作的各种激励机制，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了国家级科研项目资金匹配、高层次科研奖项和高水平论文论著奖励等政策。学校积极改善和提高教师的科研工作条件和福利待遇，充分调动他们从事科研工作的积极性、创造性。学校充分利用自身的人才资源优势，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吸纳长期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退休教师，利用他们在科研方面的经验和优势，带领学校引进的大批年轻博士，并主动与的科研人员相结合，通过“内敛”和“外展”，合理组合全校的科技人才资源，逐步建立了稳定的多领域的研究开发队伍，为科研人才搭建了工作“平台”，吸引了更多高层次人才进入学校。
从优势科研方向出发，整合学校的科研资源。学校从优势科研方向的选择和重点扶持出发，对学校现有科研力量进行优化与重组，充分利用原有行业的基础和背景，加强优势和特色科研领域建设，重点提升了高层次项目的中标率；积极开展产学研联合和校企横向合作模式，构建具有特色明显、优势突出的专业技术创新平台，以此推动学校独具优势的科研强项的形成，进而带动学校整体科研实力的提升。
从科研创新团队建设出发，力促特色科研形成“制高点”。科技创新团队是科技创新和科研攻关的重要载体。学校在立足现实，统筹规划，合理配置各方面资源的基础上，内建科研团队，外扩科研渠道，充分发挥学校的水利行业特色，瞄准国家战略发展目标、重大科技专项和学科前沿问题，组建科研团队争取并承担各类国家级和省部级重大科研计划项目，通过科研项目的研发过程，培育和产生高水平的科研创新团队，在水利行业上形成了特色科研的“制高点”。
从学科交叉、渗透出发，努力寻求科研发展新的“增长点”。学校积极探索实施学科交叉、综合集成的有效措施，以水利特色为依托，充分发挥学校的学科综合优势，克服资源分散、缺乏有效配置的弱点，促进跨学科集成、多学科合作和新学科开创，推动跨校跨系统的联合、协作。在研究内容上，深入研究跨学科、跨分支学科、同一学科内部各个研究方向等多方位的交叉与渗透；在研究方法上，既有递进式的交叉与渗透，又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空间方面进行纵向的深入和横向的拓展，从而提升科研的层次，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培育新的科研特色。
二、认真挖掘成果源，精心培育和遴选优秀科研成果
在“十二五”开局之年，学校提出了“项目培育、项目申报、项目监管、成果培育、成果申报”的五阶段分目标管理，每项目标均构建了切实可行的措施以保证其顺利实施。“十二五”期间获奖科技成果已达到450余项，其中省部级以上获奖超过“十一五”期间总数的50%以上，在国家级科研奖励方面获得较大突破。其中获奖较为集中且特色突出的标志性的成果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水工结构工程方向。学校在水工结构工程方面的研究始于建校初期，目前形成了研究方向稳定、研究成果突出、在国内有一定影响的优势学科。主要开展水工建筑物设计理论及方法研究、水工预应力混凝土设计建造新技术、水工高性能耐久性材料以及特种结构和大跨度复杂结构设计计算理论研究，所取得的多项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参与完成的“钢纤维混凝土特定结构计算理论和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应用”科技成果，荣获2010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地质工程方向。地质工程作为学校建校初期设立的专业，主要服务于水利工程建设，长期以来研究团队主要在边坡稳定分析及滑坡失稳定时预报、工程岩土体结构稳定性研究等方面开展较广泛的科学研究和工程实践，除主持完成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水利部公益性项目外，还承接了大量工程生产项目，主要参与完成的“大型矿山排土场安全控制关键技术”科技成果，荣获2011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农业水土工程方向。学校围绕我国北方地区农业用水问题，开展了区域水资源合理利用、水资源优化配置及科学管理、水资源高效利用综合技术体系研究；针对农业水资源短缺，水生态环境恶化，研究水资源优化配置、节水灌溉理论与技术、农业水资源与水环境承载力及经济评价。近五年完成了包括国家“863”、自然科学基金、科技支撑计划、水利部公益性项目、水利部科技推广项目、水利部重点科技攻关、河南省重大科技攻关、南水北调重大工程项目等100余项。所完成的科研项目获教育部高校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获农业节水科技奖一等奖1项，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9项。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方向。经多年凝练，学校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形成了以河流模拟为主要特色的四个优势研究方向――河流模拟及工程应用、工程水力学、河床演变及河道整治、河流环境及污染水力学等。该学科近三年发表SCI、EI收录的高水平学术论文70余篇，获水利部科技进步奖和大禹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各1项，获省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3项、三等奖2项。
三、积极构建产学研结合的公共研发服务平台，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技术的转移
科研工作是一项对外联系广泛且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工作，学校主动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把搭建外联科技研究平台作为一项主要工作，进一步加强学校与科研、设计、企业等单位交流，充分利用科研、设计及企业单位专业性、实践性、前沿性强的特点，加强高校科技创新平台建设。近年，学校先后与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河南省水利勘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水利部水工结构质量检测中心等单位签订合作协议，通过构建与科研、设计及企业单位的合作平台，使高校在参与重大水利水电工程横向科研课题，联合申报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技术转移等方面更好地发挥了作用。
学校与企业以“产、学、研、用”联合攻关的方式开展项目的研究工作。学校在合作中相继承担了国家“十五”重大技术装备研制项目、“南水北调大型水利渡槽施工成套技术和装备的研制”和水利部“948”推广项目、“重型起吊与搬运机械新技术在水利工程及南水北调工程中的应用”等课题。自2002年起，经过多专业联合，攻克了架桥机、动力平板运输车、风电吊机、大型渡槽施工装备的总体设计理论和动力传动与操纵控制等关键技术，自主开发研制了成套装备，满足了国家重大工程的施工需求；首创了大型水利薄壁预制渡槽提、运、架施工的新工艺，研制了世界上第一台套预制渡槽架设施工装备，使我国在渡槽施工装备技术领域居国际领先水平，“大型水利渡槽施工装备关键技术、产品开发及工程应用”项目获2012年度郑州市科技进步特等奖、2013年河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创立了大型动臂吊柔性臂架系统和非柔性臂架系统的设计理论和计算方法，研制出世界首台轮胎式风力发电安装专用起重机；在重型成套桥梁施工装备设计制造方面研制出系列架桥机和大型搬运成套施工装备，使我国成为继德国、意大利之后第三个掌握该技术的国家，推动了国内重大工程施工技术水平的提高，为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京沪高铁、风电建设等重点工程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技术保障。
通过“产、学、研、用”合作，郑州新大方重工科技有限公司极大地提升了公司的自主创新和产业化能力，重型成套桥梁施工装备已累计完成销售收入30多亿元人民币，创汇700多万美元。风电吊机已先后推出4代产品，已实现销售收入12150万元，净利润1340.4万元，税收800万元。水利渡槽施工装备已销售112台套，实现直接经济效益2.59亿元，利润4628.26万元，税收1697.96万元。产品在京沪高铁、京津高铁、武广高铁、南水北调中线控制性工程（沙河、双洎河和湍河渡槽工程）、江台滩涂风电场等国家重点工程上进行了推广应用，确保了国家重点建设工程的顺利实施。
打造城市污水处理回用技术集成与推广体系。近年，学校城市水务研究院围绕再生水生产技术、污水处理回用技术、城市人工湿地构建技术等国家与省部级科研项目，取得了一批国家发明与实用新型专利技术，技术比较成熟，可以推广应用，主要专利有：中小型淀粉厂废水的生化处理方法、污水灌溉土壤重金属污染大生物量非超富集生态修复方法、除氟装置及高氟水除氟系统、一种城镇污水处理复合生物蛭石模块系统、畜禽养殖场厌氧废液生态循环处理利用系统等。实用新型专利：浮滤一体化污染水深度处理装置、组合式城镇污水处理人工湿地系统；一体化净水装置、生活污水无回流脱氮处理装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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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赵匡胤 祖籍 探秘
最近偶然注意到保定报章上有关赵匡胤祖籍究竟何在的争议。其中两造纠结的焦点，是如何理解《宋朝事实》的一条注释。实际上，这则注释也是较早开启这场争讼的文献资料之一。这与我关于宋真宗“神道设教”一事的研究颇有关联，故不揣冒昧，从事件前后因果及整体情况试为析之，以就正方家同好。
一，《宋朝事实》注释试解
从《宋朝事实》注释的内容可以看出，提出并坚持清苑两墓的，是从宰相至舆夫的上下群臣；而犹疑并且否决的并非他人，恰恰是宋真宗赵恒。但群臣敢对皇帝叫板，皇帝倒向舆论妥协的事情，在中国传统皇权至上的社会里，毕竟是难以想象的稀罕事儿。1皇室祖陵究竟在不在清苑？宋真宗为何面对群议汹汹，对所迁之墓拖延不葬？这倒是应了一句俗谚：“皇帝不急太监急”。其实在这个意义上，《宋史·河渠志》所引仁宗朝韩绛上表所言“近闻诏旨以钱二百千赐本宗葬，此乃亏薄国体”2云云，正是前朝皇室所以刻意淡化，含糊处置的逻辑延伸。至于“本宗”究系清苑赵氏，抑或宗人府，史无明载，不便确指，姑且置疑可也。
无独有偶，较早类似的诏书还有留存，这就是辑入《宋大诏令集》卷第一百四十三《陵寝》类，系年“景德元年七月壬寅”的《详定康陵、定陵诏》，其言：
“康陵、定陵，已经迎奉，将修兆域。朕以园陵之事，邦家大经，开国之初，巳曾会议，寻建陵号，尚虚神寝。而有司抗表，屡有所陈，且以二寝尚居清苑。朕以事关宗庙，理合审详。周访群言，皆云有据。朕犹存重慎，益广咨询，至于命中使以经营，委藩侯而访察。继观来表，咸曰无疑。复俾大臣，再陈定议，遂有迎奉之请，用慰追远之诚。既覩佥同，式稽礼典。於是迁之梵刹，营此寝园。今则安厝有期，仪制将举。朕偶从余暇，肆阅群编，因览《太祖实录》，明载二陵所在，复又不指某州。眷言夙宵，未免疑惑。况奉先之事，垂世大猷，务叶礼经，所宜明允。可令中书门下与枢密院详定以闻。”3
这应该是现存更早的文献记载，其中“因览《太祖实录》，明载二陵所在，复又不指某州。眷言夙宵，未免疑惑”，已经明言赵恒怀疑之所在。事实上“清苑二墓”以后也没有作为皇陵留存下来。至今河南巩义市西村、芝田、孝义、回郭镇附近的北宋皇陵中，除徽、钦二帝被金人囚死漠北外，七个皇帝均葬于此。加上乾德元年（963年）赵匡胤、赵光义之父赵宏殷的陵墓由开封迁巩，共为七帝八陵，计有永安陵（赵宏殷）；永昌陵（太祖赵匡胤）；永熙陵（太宗赵光义）；永定陵（真宗赵恒）；永昭陵（神宗赵祯）；永太陵（哲宗赵煦）。所缺唯此祖陵二坟，耐人寻味。
如果我们离开宋朝历史及保定地区来作比较的话，真宗迁葬康、定二墓，本属多余。以宋前的唐代为例：位于邢台市隆尧县正南六公里的魏家庄镇的大唐西陵，即为李渊的四代祖陵，包括“建初陵”和“启运陵”，为唐高祖时始建，太宗贞观廿年（647年）累遣使臣左骁卫府长史长孙尊师与邢州刺史李宽、赵州刺史杜敖等检谒茔域，画图进上。唐玄宗于开元十三年（725年）派上柱国田再思、象城令宋文素等在陵东500米处建光业寺，为唐陵附属建筑，今陵、碑皆为河北省重点保护文物。这也是可供北宋追摹的可循之例。再如宋后政权，明代朱元璋以安徽凤阳为父陵，江苏盱眙为祖陵。清代“关外三陵”依次为建于抚顺新宾县的永陵（努尔哈赤的远祖孟特穆、曾祖福满、祖父觉昌安、父塔克世等皇室祖先，即追封的肇、兴、景、显四帝）、沈阳的福陵（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昭陵（清太宗皇太极），也没有迁葬一处。但都经过大肆修葺，陵制自有规格，绝非“一品墓”所可比拟。
从这两个文书上看，赵恒本人因《太祖实录》所言，与群臣访察所得不能合榫，故尔一再犹疑。照说如果哭的不是血胤祖坟，而是乱葬岗子，就在老百姓家里也不是个体面事儿，何况皇室先陵奉祭真伪问题，攸关朝廷尊严，即赵恒所谓“奉先之事，垂世大猷”呢？再说赵氏先茔何在，只有皇室知道得最清楚，既然《太祖实录》所载非是，所以作为赵匡胤侄儿的宋真宗，才对从清苑迎奉两座“祖坟”的认定慎之又慎。
应该指出，《实录》并非如某些论者理解的那样，是由皇帝本人“口述”而成，而是由朝廷指派大臣按照一定的格式所修。《宋会要·职官志》一八之七五言：“赵普：太祖乾德二年正月，以门下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是为宋朝修史之始。司马光在一则记载中又指出：“真宗初即位，召王禹偁于扬州，复知制诰，修《太宗实录》。”4另一则记载则说，景德四年宋真宗“入四库阅视图籍，谓宰臣等曰：‘著书难事，议者称先朝《实录》，尚有漏略。’（杨）亿进曰：‘史臣纪事，诚合详备，臣预修《太宗实录》，凡事有依据，可载简册者，方得记录。’上然之。”5看来赵恒对《太祖实录》之“漏略”尚有憾焉，唯“漏略”是否有关祖先墓葬事，不得而知。
赵恒作的傻事不止一宗。但执拗的宋真宗所以会与执拗的臣下达成妥协，只有一个他们都必须尊奉的原因：礼制。详下文。
二，北宋制礼与真宗托祖
宋代立国，继承了后周“包举天下，混一宇内”，以致太平的大志，和“先南后北”，渐次统一的方略，从而结束了五代军阀割据，王朝短暂的局面。唐祚沦亡虽不久远，但晚唐的混乱已经导致了新一轮的“礼崩乐坏”。宋代要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仍然需由制礼入手。故《宋史》志第五十一《礼一·吉礼一》开首即言：
“五代之衰乱甚矣，其礼文仪注往往多草创，不能备一代之典。宋太祖兴兵间，受周禅，收揽权纲，一以法度振起故弊。”
此卷缕述了宋代制礼的曲折经过，可供参考。按照西周“慎终追远，敬天法祖”的文化设计，本有“天子七庙，诸侯五庙”之说，“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6 也就是说天子袷禘，需要追封六代血胤先祖。祖庙在数量上所以有所差别，原因之一是等级使然，原因之二便是《尚书·咸有一德》所言“七世之庙，可以观德。”意味着身为天子，必定是祖上血胤分明，德泽久远，故尔天命有归。但后世朝廷改姓易代，往往起于乱世之中，以庶民之身君临天下，难以追溯久远，故在汉初就已作出变通。如后晋天福二年议宗庙之制，御史中丞张昭远奏议就曾以刘邦为例，认为“（汉）高祖父太上皇执嘉无社稷功，不立庙号，高帝自为高祖。”“周武虽祀七世，追为王号者，但四世而已。故自东汉以来，有国之初，多崇四庙，从周制也。况商因夏礼，汉习秦仪，无劳博访之文，宜约已成之制。请依隋、唐有国之初，创立四庙，”7他给宋太祖提出的也是类似建议。所以宋朝立国，迳以四庙为追崇祖先之制，这样就必须上溯四代血胤先祖，这就是宋廷奉祀僖、顺、翼、宣四祖的原由。8
五代诸帝“你方唱罢我登场”，“礼文仪注往往多草创”，但都把宗庙祖陵的事情放到开国典仪的重要项目加以研讨，诸般议论可参《旧五代史·志四·礼志上》。宋初立国，赵匡胤、赵光义哥俩儿应当也不例外。《宋朝事实》虽也列明宋太祖登基之建隆元年（960年）就曾追尊三世祖以皇帝称号。但是为何又出现了“自国初加上四祖陵名，钦陵、康陵、定陵，并幽州。安陵旧在京城东南隅，及改卜葬安陵后，三陵尚未修奉”9的情况呢？敬请读者留意，此处“并幽州”三字至为关键，只是“幽州”早已为后晋石敬塘割让给契丹了，10无法寻访，正所谓“虽鞭之长，不及马腹”。
但是当时赵氏兄弟攻取幽燕的“恢复”的情结尚浓，《涑水纪闻》言：
“开宝九年，群臣请上太祖尊号曰应天广运一统太平圣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上曰：‘幽燕未定，何谓一统？’遂却其奏。”11
宋太宗曾两次北伐，第一次是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灭北汉以后，未及休整战力即令转兵北向，意欲一举夺取幽州。六月，亲率10万大军出镇州（治真定，今河北正定）北进，突破辽军在沙河（今河北涿州北拒马河）的阻截，进围幽州。及至，辽守城军苦战待援。辽南院大王耶律斜轸于城北示弱诱伏，引宋军北进，以分其攻势；旋与北院大王耶律休哥援兵夹击，大败宋军于高梁河（史称“高粱河之战”）。宋军退保定州（治安喜，今河北定州）、关南（今河北高阳东）、镇州。第二次是雍熙三年（辽统和四年，986年），在宋辽战争中，宋举兵三路攻辽，进行战略决战。其间曹彬10万军曾经占据涿州，仅旬余即迫于粮草不济而退兵。后曹彬未及中、西路会师，又孤军冒进，往攻涿州。时值酷暑，遭到耶律休哥沿途阻击，推进艰难。复抵涿州，士气已疲乏不堪。此刻萧太后已率军进抵涿州东，形成对宋军钳击之势。曹彬见势不利，引军冒雨南撤。耶律休哥率精骑驰追。五月初三，于岐沟关大败宋军，史称“岐沟关之战”。所谓“岐沟之蹶，终宋不振”，此后北宋始终未再有武力恢复之举。值得指出的是，这两次战役中，涿州都成为重要战场。随着宋军失败，宋、契丹的边界也相对固定在白沟河一带。即便赵光义曾有在幽州寻访先人族墓的计划，也不得不无限期搁置下来。
回到前述赵恒在景德元年的两条诏书的日期，会发现著名的宋辽“澶渊之盟”正横亘其间。八月“癸酉，辽主与太后大举南下”，连下数城，攻打瀛州，在寇准力主之下，十一月赵恒率军北上亲征，十二月订立“澶渊之盟”，在维持边界现状的前提下，从此结成了“两国兄弟邦”，但也断送了他恢复幽燕的雄心壮志。《左传》有“天子之事，唯祀与戎”之语，据说和议成立後，“上（宋真宗）既罢兵，垂意典礼”，12 此后他即弃戎从祀，开始计议“天书降神”。我在《“天书降神”新议——试论北宋与契丹的文化竞争》13一文中分析了这一过程，故不赘。
与本文论题相关的一点，就是他在“降神”中另外托祖。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十月八日，真宗曾称他梦见了景德中所睹“神人”传玉玺之命云：
“先令汝祖赵某授汝天书，将见汝，如唐朝恭奉玄元皇帝。”“翌日夜，复梦神人传天尊言：‘吾坐西，当斜设六位。’即于延恩殿设道场候迎。五鼓后天尊至，冠服如元始天尊像。六人秉圭，其中四人仙衣，二人通天冠，绛纱袍。真宗再拜于阶下。天尊与六人皆就座。真宗再拜于西阶。命设榻，召真宗坐，令饮碧玉汤。天尊语：‘吾，人皇九子中一人也。是赵之始祖。再降，乃轩辕黄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感电，梦天人，生于寿丘、后唐时七月一日下降，总治下方，主赵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既善为抚育苍生，无怠前志。’”14
又在戊午日，宣称有“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降于延恩殿，于是赵桓正式宣称，宋室为“轩辕黄帝之后”。并一再敕封所降之神为“圣祖天尊皇帝”。今辑入《全宋文》15第七册卷二、二六五、二六六诸卷之宋真宗表、告中，就屡次对这位子虚乌有的“赵氏之祖”充满着虔敬之颂词。《宋史·王钦若传》还说：钦若任景灵使时曾“阅《道藏》，得赵氏神仙事迹四十人，绘于廊庑。”这实际上是着手将赵氏祖先神话虚拟泛化，从而绕开了清苑二墓的真伪问题。此后整个礼仪制度的设计重心，也由“法祖”转为“敬天”，“神道设教”亦由此而兴。这倒是关系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转折，以其逸出本文主旨，另文不提。16
三，"涿郡说"之谜
《宋史·本纪第一》开首即言：
"太祖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讳匡胤，姓赵氏，涿郡人也。"
这是历代叙述赵匡胤籍里世次的基准。作为官修史书，《宋史》纂修例必有据，一般应当依据宋代官本的《太祖实录》。虽然《宋史》的修纂曾被后世史家批评为仓促杂芜，但毕竟由来有自，不能轻易颠覆，其中最值得推敲的正是“涿郡”的提法。
按涿郡本为西汉所置，因大运河御河迁延至隋，治所和管辖范围都在不断变更。17《宋史》志第四十三《地理六·燕山府路》：
“涿州。唐置，石晋以赂契丹。宣和四年，金将郭药师以州降，赐郡名曰涿水，升威行军节度。县四：范阳，归义，固安，新城。赐名威城。”
则唐时涿已设州废郡，且因石敬塘割让而长期归入契丹境内，仅在宋徽宗有金人手中贿买燕山府时曾短暂归宋，寻亦因“靖康之变”复入金境。故五代至宋，已无“涿郡”之名，因而这种书法无所确指，极堪玩味。
一种可能是赵氏历尽五代战乱，骨肉离散，早已失其世代里居所在。司马光曾据“张文裕云”：
“张藏英，燕人，父为人所杀，藏英尚幼。稍长，擒雠人，生脔割以祭其父，然后食其心肝。乡人谓之‘报雠张孝子’。契丹用为芦使。逃归中国，从世宗征契丹。”18
此故事的时间地点和从军职衔，都与《宋史》记述赵匡胤之祖世代俱为文官，而其父弘殷则“少骁勇，善骑射”，“（后唐）庄宗爱其勇，留典禁军。汉乾祐中，讨王景于凤翔，会蜀兵来援，战于陈仓。始合，矢集左目，气弥盛，奋击大败之，以功迁护圣都指挥使”19的经历相近，可资参考。赵弘殷也可能是因为战乱，少小离乡背井出来闯荡的，他最初随从的王镕，就是作为成德节度使驻守镇州（今正定）的。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三二“明太祖多养异姓为子”条言：
“养异姓为子，始于唐之宦官。其后朱全忠、李克用、李茂贞、王建等亦用以创国。盖群雄角力时，部下多易去就，唯抚之为家人父子，则有名分以相维，恩义以相浃。久之，亦遂成骨肉之亲。以之守边御敌，较诸将帅，尤可信也。”20
这正是欧阳修《五代史·周本纪》十二痛心疾首所言：
“呜呼，五代本纪备矣！君臣之际，可胜道哉，梁之友珪反，唐戕可宁而杀存乂、从璨，则父子骨肉之恩，几何其不绝矣。太妃薨而辍朝，立刘氏、冯氏为皇后，则夫妇之义，几何其不乖而不至于禽兽矣。寒食野祭而焚纸钱，居桑改元而用乐，杀马延及任圜，则礼乐刑政几何其不坏矣。至于赛雷山、传箭而扑马，则中国几何其不夷狄矣。可为乱世也欤。”21
在“乱世英雄起四方”的时代，正应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老话。《旧五代史》述各朝开国君主事迹，虽然照例追赠先祖为帝设陵，但《汉书·高祖纪一》叙及后汉高祖刘知远时，注引《五代会要》言：“懿陵、沛陵皆无陵所，遥申朝拜。”又《周书·世宗纪一》叙柴荣为郭威养子，父名守礼，注引“《隆平集》：‘柴翁者，尝独居室，人以为司冥事。一日，笑不止，妻问其故，不答。翁嗜饮，妻醉之以酒，乃曰："上帝有命，郭郎为天子。"’考柴翁即守礼之父，史佚其名。”都是五代帝王不知皇室三代以上的现成事例。
赵弘殷没有活到赵匡胤位尊九五就故去了，他也不可能料及柴荣会英年早逝，儿子能“皇袍加身”。但赵匡胤登基时，其母杜氏犹在。22 据《宋史·后妃传一》，“太祖母昭宪杜太后，定州安喜人也。父爽，赠太师。”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太后崩于滋德殿，年六十。”则其生年当在唐昭宗天复年间。从其父官衔为封赠所得看来，她也应当出身平民，在与赵弘殷论婚嫁时，当然不可能叙阀阅，论门第。其实《宋史》本纪叙赵匡胤先祖阀阅，也同样于史无据。《涑水纪闻》卷第一记录赵匡胤早年行事粗豪，复因结义兄弟拥戴而黄袍加身之举，都极似五代“义儿”行径，如柴荣之于郭威然。23但可能格于“为尊者讳”的惯例，未提及“封赠”职衔。由情理推论，颇疑赵匡胤实不知其祖上三代确切的籍里和墓地究在何处，但其母杜太后至少应当知悉赵弘殷家乡的大概所在。
另一方面，既然赵弘殷之父赵敬曾“历营、蓟、涿三州刺史”，至少在这一带生活过，则赵弘殷有可能生于蓟、涿，却难以确定究在何地。其实不必上溯西汉，这两郡在隋代均可称为“涿郡”。24这大概也是宋代大臣不得已的委婉书法。
肖煜《赵匡胤的“祖坟”何在及其他》中，曾举《邵氏闻见后录》卷七的一段话，这对于我们理解“涿郡”说的由来实有帮助。邵博言：
“今章奏不当名。赵广汉，按《国史会要》，本朝广汉之后也。”
按《汉书》卷七十六《赵尹韩张两王传第四十六》本言：
“赵广汉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属河间。少为郡吏、州从事，以廉洁通敏下士为名。举茂材，平准令。察廉为阳翟令。以治行尤异，迁京辅都尉，守京兆尹。”
但在赵光义敕修，李昉、扈蒙等十二大臣编纂的《太平御览》卷二五二中，就明载说：
“赵广汉，字子都，涿郡人也。守京兆尹。”
“蠡吾”两字的去除，应当不是简单省略，而是具有深意的模糊。宋人彭百川撰《太平治迹统类》卷一首先谈及“圣宋仙源积庆符瑞”，亦言：
“赵氏之先，自造父为周穆王御，封赵城，因氏焉。其后与韩、魏分晋，列为诸侯。至汉赵广汉居涿郡中，遂为郡人。”
此后还托言中唐贞元间即有人卜算出一百六十年后当有圣人兴，赵氏后人定都于宋地的谶言，也是历代为帝王造势的惯技，不谈也罢。
前述邵博所引的《国史会要》也是由历朝史官纂辑的。宋人程俱（1078－1144）《麟台故事》卷二载：“天圣末《国史》成，始于修史院续纂《会要》。”25李焘《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九言：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六月“癸巳，监修《国史》吕夷简等上新修《国史》于崇政殿。”七月“丁巳，诏修史官修《国史会要》。”《太平御览》中对于赵氏族望祖源的这种写法，当然也是《宋史》将赵宋皇室祖籍书为“涿郡”的依据。可知对于皇室祖籍的厘定，实曾历经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朝兄弟父侄祖孙的煞费苦心，精心编纂，逐步统一口径，并与当时的修史大臣形成了默契。决非一人一时之心血来潮，更不是元儒编撰《宋史》时的率意所为。
四，“保州说”辨析
至于《宋人轶事汇编》引证周煇（1127－1199年以后）所记“国家上世陵寝，皆在保州保塞县”云云，今本《清波杂志》不存。按周煇虽曾于淳熙丙申（1176年）出使金国，但此文并未说明系他亲谒亲见，是一疑焉。又王曾（978—1038）为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壬寅科状元，景德初知制诰，为真、仁宗两朝名相之一，著有《九域志》三卷、《契丹志》一卷。他在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曾经使辽，他在《上契丹事》中所言：
“自雄州白沟桥渡河，四十里至新城县，古督亢亭之地。又七十里至涿州。北渡范水、刘李河，六十里至良乡县。渡卢沟河，六十里至幽州，号燕京。”26
照说这则记叙更加接近宋真宗访迁“清苑二墓”的时间，却只字未及保州为“祖陵”所在。四库著录之曹勋《北狩见闻录》是记录他随从被俘徽、钦二帝“北狩”经历的实录，可惜只记录到真州，亦未提及保州。事实上，宣和五年四月在王黻、童贯、蔡攸以贿买方式，从金兵手中“恢复”幽燕后，一度志满意得。权燕山府帅詹度曾作《平燕诗》送别童贯，诗言：
“长亭春色送英雄，满目江山映日红。剑戟夜摇杨柳月，旗旌晓拂杏花风。行将一决平戎策，到后须成济世功。为报燕山诸将吏，太平取在笑谈中。”27
诗还算得中规中矩，但大言矫情，肉麻歌功，也算“吹牛诗赋”的别格，尤其是在“靖康耻”历史大背景的映衬之下，显得格外荒诞。至宣和六年“金人渝盟”南下攻宋，在宋人据有蓟、涿的一年多时间里，也没有宋徽宗在保州祭陵访祖之记载。周煇即或有此慨叹，也是陆游“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之类的希冀，钱锺书对此曾有精辟分析，28可以参看。
论者又引吴处厚所言“赵氏世为保州人”云云以证其实。其实关于吴著《青箱杂记》的价值，四库全书馆臣所撰提要曾下过这样一个断语：
“晁公武《读书志》谓‘所记多失’，实又讥其记成都置交子务，误以寇瑊为张咏。案吴处厚以干进不遂，挟怒罗织蔡确《车盖亭》诗，骤得迁擢，为论者所薄。故公武恶其人并恶其书。今观所记，如以冯道为大人之类，颇乖风教，不但记录之讹。”29
对其人品学问，已然贬斥殆尽。就连吴处厚建言并亲自寻到，并蒙宋神宗敕旨建祠立庙，列入国家奉祀绛州的公孙杵臼、程婴“存赵”遗迹，也受到南宋学者洪迈（1123-1202年）的无情诘难。《容斋随笔》卷第十言：
“自晋景公至元丰，千六百五十年矣！古先圣帝、明主之墓尚不可考，区区二士，其复有兆域在乎？绛郡以朝命所访，姑指他丘垄，为之词，以塞责耳！此事之必不然者也。”30
事实上，当年“救孤存赵”之地究在何地，至今犹存争议。有论者介绍说，当时晋国都城虽在今晋南侯马、曲沃一带，晋景公三年（前597年）程婴在屠岸贾追杀之中逃到近千华里以外的仇犹之地（今盂县）。31晋静公二年（公元前376年）韩、魏、赵三家分晋之后，今天的晋东北盂县、定襄一带成为赵国控制的核心地域，祖宗祭祀又是商周以后最重要的大事，故盂县藏山祭祀程婴与赵武，至少不应晚于武灵王登位（公元前325年）前后。约与洪迈质疑的同时，金大定十二年（1172年）做过盂县县令的智楫，曾为藏山撰写过《神泉里藏山庙记》碑文，其中提及当时的赵氏于藏山“岁岁血祭，远近归祷”的情况。至今盂县还保存九座祭祀赵武（即“赵氏孤儿”）的庙宇。32
请注意洪迈“姑指他丘垄，为之词，以塞责耳”一句，未必不是当年奉宋真宗诏寻访祖墓官员的心态。有细心者还据《宋史·宰辅表》查出咸平年间宰相有吕端、张齐贤、李沆、吕蒙正、向敏中，景德年间又有毕士安、寇准，甚至迳以“寇准等人”的语式立论。但四库全书犹存范雍编订的寇准文集《忠愍集》，包括时代相同而未任相职的重臣王禹偁《小畜集》、赵湘《南阳集》、杨亿《武夷新集》等，何尝发现类似建言？“宰相舆夫，众口一词”的盛况，如果不是过眼烟云，就是大臣们明知天命难违，自己偷偷删去了。
至于明万历时代的《畿辅通志》以及《保定府志》、《清苑县志》等关于“保州说”的种种记载，以其时代睽隔，不谈也罢。倒是蒙元初年张柔开府建牙，辟清苑县城以为顺天府时，郝经著于宪宗八年（1258年）的《顺天府孔子新庙碑》尝言：
"顺天，故清苑县，置于隋、唐间，为鄚州属邑。宋初置保塞军，以其赵氏之故家在焉，故县比丰、沛，升为州，曰'保'。"33
1278年南宋灭亡后，文天祥在押解大都途中所写《指南后录》，亦有《保、涿州三诗》，也明确“赵太祖墓（在保州）”。复吟咏道：
“我行保州塞，御河直其东。山川犹有灵，佳气何郁葱。顾我巾车因，厉气转秋蓬。瓣香欲往拜，惆怅临长空。”34
实际上还晚于郝经之记，两记实为一事。虽然早于明清记载，但与宋初记载比较，从证据学价值来说已落二义。只能说明宋真宗迁墓之举的长久遗波，而不能证其情实。
结语
钱锺书在《宋诗选注》序言里曾说：
“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本份，随事生风的考据，所谓穿凿附会。……考据只断定已然。”35
名人故里的争论历来很多，近年为了争夺地方知名度，或者为建造人工旅游景点造势，以发展地方经济，这类争讼又开始抬头，且有越演越烈之势。其情虽然可悯，实际上都是陈年旧帐老话题。比如为西施的故里浙江的诸暨和萧山争得头破血流，山东的惠民、博兴和广饶也为孙武故里打得不亦乐乎。这使我想起当年同志为息诸葛亮隐居躬耕地究属襄阳、南阳两家之讼，曾引古联“功高天下，原不分襄阳南阳”。
赵匡胤曾为一代风流，虽不能确定其故里祖籍的准确地点，但毕竟同在一省，同在一市。涿州、清苑都各有值得骄傲的历史文化和优秀人物。但综述以上，我以为“保州”之说虽然事出有因，毕竟查无实据，而且每个证据中都并存着矛盾和悖论。因此《宋史》“涿郡”之说尚难动摇，除非论者还能提出其他的，更加具有说服力的证据。
1 偏偏宋真宗就是这么一位主儿。他在预谋“天书降神”事以前，曾以珍珠一坛贿买宰相王旦，以封其嘴；又在孙奭当面指责“天何言哉，岂有书也！”（后世海瑞曾称赞“两语括尽欺诈”，见《明史·海瑞传》。）时装聋作哑，置若罔闻。应该说真宗一朝对于文官尤其宽厚。而官员自以为事关礼制，须争“国本”，也会以“直谏”沽名钓誉，尤其在毫无风险的情势之下。
2 《宋史·职官十一》言诸官俸禄：“宰相，枢密使，月三百千。”“参知政事，枢密副使，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及宣微使不带节度使，或检校太保签书枢密院事，三司使，二百千。”可知“二百千”尚不及宰相月俸。如此微薄，无怪韩绛认为有失朝廷体面。
3 《宋大诏令集》，司义祖校，中华书局1997年第二次印刷，521页。
4 《涑水纪闻》卷第三，中华书局1989年校点本，43页。
5 《麟台故事校证》，中华书局1989年校点本，54－55页。
6 《礼记·王制》。
7 《旧五代史·志四·礼志上》。这位张昭入宋后又是首制礼仪之重臣。《宋史·张昭传》言：“昭博通学术，书无不览，兼善天文、风角、太一、卜相、兵法、释老之说，藏书数万卷。尤好纂述，自唐、晋至宋，专笔削典章之任。”“宋初，拜吏部尚书。乾德元年郊祀，昭为卤簿使，奏复宫阙、庙门、郊坛夜警晨严之制。礼毕，进封郑国公，与翰林承旨陶谷同掌选。”有《嘉善集》五十卷、《名臣事迹》五卷。
8 宋朝宗庙袷禘四祖的制度还是保留下来了。《宋史》志第五十一《礼一·吉礼一》中有“禧祖已祧而复，遂为始祖”的记载，志第八十七《乐九·乐章三》中也记述了宗庙“酌献僖祖室，《大善》”；“顺祖室，《大宁》”；“翼祖室，《大顺》”；“宣祖室，《大庆》”，并各有乐词。
9 《宋朝事实》卷一《祖宗世次》“翼祖”条原注。又在“僖祖”、“顺祖”条下特为注明葬地为“幽州”。
10 《新五代史》卷八《晋高祖纪》：天福元年（936年）"十一月丁酉，皇帝即位，国号晋。以幽、涿、蓟、檀、顺、瀛、莫、蔚、朔、云、应、新、妫、儒、武、寰州入于契丹"。
11 司马光《涑水纪闻》卷第三，中华书局1989年校点本，6页。
12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三。
13 发表于《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第一期。
1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九。
15 《全宋文》，曾枣庄、刘琳主编，巴蜀书社1990年出版。
16 拙著《超凡入圣——宋代儒学与关羽崇拜》之《神道设教》（待刊）章曾专门探讨及此，不赘。
17 《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第八上》：“涿郡，高帝置。莽曰垣翰。属幽州……县二十九”，包括涿县及樊舆（今属清苑）。
18 《涑水纪闻》卷第二，中华书局1989年校点本，40页。又列入《宋史》卷二百七十一列传。《宋人小说类编》卷一“殃庆类”引宋人贾似道《悦生随钞》所载《张藏英力报亲雠》叙述较详：“张藏英，涿州范阳人。自言唐相嘉真之后。唐末之乱也，藏英举族数十口，悉为贼孙居道所害。时藏英年十六，仅以身免。后逢孙居道于幽州市，引佩刀刺之，不死。为吏所执，节帅赵德钧壮之，舍而不问，以备牙职。藏英后闻居道避地关南，乃求为关南都巡捡使，至则微服携铁檛，匿孙居道舍侧，伺其出，击之，扑于地，啮其耳噉之，遂擒归。设父母位，陈酒肴，缚孙居道于前，数其罪，泣以鞭之，脔其肉，经三日，剖取其心肝以祭。诣官首服，官为上请而释之。燕蓟间目为‘报雠张孝子’。”（北京中国书店影印（清）余叟辑本，1985年9月，叶3-5）。按赵德钧“幽州人也，事刘守光、守文为军校，庄宗伐燕得之，赐姓名曰李绍斌。”李存勖时为幽州和沧州节度使，后降契丹。此事于张藏英籍里“燕人”与“涿州范阳人”记载之歧，亦同于赵匡胤家族。
19 《宋史·本纪一》。
20 王树民《二十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校点本，745页。
21 后唐庄宗刘皇后不认生父，却热衷于认人为父，且危难之际弃病夫，取珍宝而去，宋代诟病者颇多。可参欧史张全义、赵凤传及《北梦琐言》有关内容。又徐铉《稽神录·欧阳氏》：“广陵孔目吏欧阳某者，居决定寺之前。其家妻小遇乱，失其父母。至是有老父诣门，使白其妻：‘我汝父也。’妻见其贫陋，不悦，拒绝之。父又言其名字及中外亲族甚悉，妻竟不听。又曰：‘吾自远来，今无所归矣。若尔，权寄门下信宿，可乎？’妻又不从。其夫劝，又不可。父乃曰：‘去，吾将讼尔矣！’左右以为公讼耳，亦不介意。明日午，暴风雨从南方来，有震霆入欧阳氏之居，牵其妻至中庭，击杀之。大水平地数尺，邻里皆漂，荡不自持。后数日，欧阳之人至后土庙神座前得一书，即老父讼女文也。”（亦载《太平广记》卷三百九十五。）可得骨肉离乱，人伦尽丧之概。
22 请参《涑水纪闻》卷第一“太祖出登极时，杜太后尚康宁，常与上议军国事”条，及“昭宪太后聪明有智度，尝与太祖参决大政”条，中华书局校点本，9页。
23 拙著《超凡入圣》中有《社会转型之一：结拜之风》（暂未发表）中讨论到晚唐五代因战乱而人伦曷丧，骨肉离散的问题。以其事涉其他，不赘。又傅衣凌有《晚唐五代义儿考》，载《厦门大学学报》1981年史学增刊，可以参看。
24 《隋书》志第二十五《地理中》：“涿郡，旧置幽州，后齐置东北道行台。后周平齐，改置总管府。大业初府废。统县九，户八万四千五十九。蓟旧置燕郡，开皇初废，大业初置涿郡。”
25 《麟台故事校证》，中华书局1989年排印本，69页。
26 《全宋文》第八册362－364页，题《行程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九、《辽史》卷三九、四〇亦引用之。
27 《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卷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影印本。
28 钱锺书《宋诗选注》笺注曹勋（？-1134年）诗一节，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55-156页。
29 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杂事之属一》。
30 《容斋随笔》，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排点本，104页。
31 此则故事原载《左传·宣公二年》、“成公八年”，辑入《史记·晋世家》、《赵世家》。
32 雍正十二年纂辑之《山西通志》言：“盂县藏山庙：踞城三十里有藏孤洞，祀晋赵武并义士程婴，公孙杵臼。额曰报功殿。宋封杵臼成信侯，婴忠智侯。元至治三年修庙建碑，后三十年达鲁噶齐达穆尔重修，吕思诚撰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133册，卷166，53叶〕即是元人已开始争议的证明。至于今人议论，可参《九月藏山好个秋》（ sxta.com.cn/lvwh/lywh49.htm）
33 《全元文》（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第四册，385页。
34 《文天祥全集》卷十四，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据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排印本覆印，36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