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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媒体范文1
从文字分享的Blog，到图片分享的相册网站（比如Flickr.省略），到SNS（比如估值高达百亿元美元的Facebook.省略），社会化媒体从2003年以来，就一直是互联网上的热点。社会化媒体对用户的黏着度是传统的网络媒体很难比拟的。而那种多对多形式的“对话”所造成的N级传播，也是传统媒体的一级或者两级传播所相形见绌的。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有些事情，在社会化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传播的速度令人惊讶―几乎达到了一夜之间传遍天下的地步。
多对多的对话，其实是一种传播链条。从信息源到N个张三到N个李四到N个王五到N个赵六，这根链条，理论上可以无限延长，并且理论上可以呈现出倍数的病毒式传播效应。而且，最重要的是，成本消耗在从信息源到N个张三上，之后的传播链，可以让用户们自行完成。这种成本低但见效不错的传播模式，在当前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大部分企业预算普遍收缩的背景下，尤其弥足珍贵。
然而，利用社会化媒体进行市场推广的成功案例，同样弥足珍贵。
社会化媒体中的传播，有点像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口耳相传。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个坏事的“传”，就是口耳相传。任何一个稍微有些社会经验的人都知道，在大众社会的人际传播中，坏事是很容易被传播出去的（那些几乎一夜之间传天下的事，大抵上都有些Negative的味道），而好事，或者说，正面消息（positive），真的那么难传吗？
其实，抛却好事难传的因素，相当多的品牌公司面对的社会化媒体营销困局往往不是客观因素造成的，而是主观上的操作模式造成的。所谓主观上的操作模式，就是品牌们太依赖所谓的4A了。
很多品牌，特别是一些跨国公司的国际性品牌，都有依赖Agency（广告公司）进行市场推广的习惯。如果品牌足够强大，它们还会根据广告（硬）、公关、事件等不同的业务链选定不同的广告公司。通常，品牌们会对Agency提出一个比较模糊的要求，由后者完成从策略到策划一系列的PPT，然后交给媒体或者执行公司去执行（传统意义上无非就是个广告，或者举办个什么会议）。按照一对多的传播模式（我更愿意称之为宣传），这根业务链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事实上，品牌们对所谓的反馈，更多的是来自产品销量是否提升。至于受众看到这些信息后其他的态度（比如意识里是否有这个品牌了，或者对品牌的美誉度），品牌们其实并不关心（这句话我一点都不危言耸听）。至于消费者和品牌之间的对话，一张报纸，一个TVshow，又怎么能成为对话的传播渠道呢？
社会化媒体，为品牌和消费者之间，已经提供了一个对话的渠道，但前者似乎习惯了多年来形成的操作模式，依然让Agency代为操作，或者，直接交给经营那个社会化媒体的网络公司。通常情况下，往往是策划一个活动，然后尽可能地吸引足够多的用户来参与。但由于品牌自己的缺位，使得这个活动要么吸引不到足够多的人，要么就是这个活动足够热闹，但参与者对品牌的印象，其实并无太多的改变。
社会化媒体范文2
从调查结果来看，有关社会化媒体的研究始于2008年，文献数量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2011年之后，研究成果迅速激增。从文献分布来看，美国贡献了超过半数的论文；其次是澳大利亚，占总数的10%；英国居第三位，占总数的6%。从研究的主题分布来看，超过30%的文献研究的是社会化媒体在商业和经济方面的应用，超过11%的文献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视角研究社会化媒体，从媒介视角研究社会化媒体的文献占到总数的6.3%，其他则分布在信息科学、图书馆学和文化研究等领域。
社会化媒体的基础理论研究
社会化媒体的基础理论研究是一个尚不成熟的领域，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甚至在一些基本概念、特征、范围等问题上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概念与特征研究。2007年，Antony Mayfield 在《 什么是社会化媒体》（《What is Social Media》）一书中为社会化媒体下了一个简明的定义，即“社会化媒体是一系列网络媒体的总称，这些媒体具有参与、公开、交流、对话、社区化、连通性的特点”。他认为，社会化媒体最大的特点是“赋予每个人创造并传播内容的能力”，并将社会化媒体的基本形态分为七大类：社交网络、博客、维基、播客、论坛、内容社区和微博。Mayfield的定义成为学者们认识社会化媒体的重要起点。Kietzmann等人将社会化媒体定义为“超过了社会交往的内涵的社会化互动媒体，随时随地、门槛低和广泛的传播技术能使社会化媒体改变组织、群体和个人沟通方式”。他们观点的共性在于强调互动，因此暂时称之为“基于互动角度的概念”。
之后，后继学者又对社会化媒体提出了不同的定义：第一种是基于技术角度的界定，如Kaplan和Haenlein 提出社会化媒体是在 Web 2.0 技术的基础之上，允许人们交换自主创造内容的应用；第二种是美国公共关系协会提出的，认为社会化媒体是指支撑网络的那些工具和服务；第三种是基于网络结构的界定，如Toni Ahlqvist等人提出社会化媒体的一个重要元素是人际关系网，人际关系网反映了社会化媒体不再是所谓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漫无目的的传播，而是要依附于一定的关系网络，这也使得社会化媒体与传统媒体有了本质的区别。
此外，还有基于传播特点或者应用形态的界定，如认为社会化媒体具有内容碎片化、传播时空碎片化、受众碎片化、人们心智和生活方式碎片化的特性；还有一些学者将社会化媒体应用形式定义为博客、维基、播客、BBS、社交网络、内容社区和微博等，社会化媒体就是由这些工具构建的社会化网络及其服务平台。
分类及类型研究。随着网络应用形态的丰富，社会化媒体所指的内容越来越丰富，有必要对其进行科学的分类。然而，仅仅依据应用形态来分类显然缺乏学理依据，且难以实现从现象到本质的跨越。
Kaplan和Haenlein 运用媒介研究中的社会临场感理论（Social Presence）、媒介丰富度理论（Media Riches）以及社会过程理论，构建了一个二维表，根据表格将业已存在的社会化媒体分为不同的类别。在该分类方式下，就社会临场感和媒介丰富性来说，协作项目（如维基百科）和博客的程度是最低的，因为它们基本是基于文本的，因此交流空间较小；高一个层次是内容社区（如YouTube）以及社交网络（如Facebook），它们在文本交流之外还可以分享图片、视频以及其他形式的内容；最高层次的是虚拟游戏世界和虚拟社交世界（如“魔兽世界”“第二人生”），它试图在虚拟世界中复制面对面交往的所有维度。就自我展示和自我披露来说，博客比协作项目的程度高，因为后者主要聚焦于某一领域的内容；同理，社交网站比内容社区的自我披露程度更高；虚拟社交世界比虚拟游戏世界的自我披露程度更高，因为后者的用户是要严格遵守游戏规则并以特定方式行动的。
Lietzmann和Hermkens等对社会化媒体的分类建立在对其功能性的区分上。他们首先提出了社会化媒体应该具有的七个基础功能模块（Functional Building Blocks），即认同、交谈、分享、存在、关系、声誉及群组：“认同”功能块表现出用户的社会化媒体设置在多大程度上透露他们的身份信息，包括姓名、年龄、性别、职业、所在地以及其他信息；“交谈”表现用户在多大程度上使用社会化媒体进行交流；“分享”是指用户使用社会化媒体来交换、、获取信息；“存在”是指用户可以在何种程度上与其他用户取得联系，这包括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情况；“关系”是指用户与其他用户之间的联系，具体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用户通过某种方式来相互交谈、分享社会事务、面晤或者仅仅是将对方加入好友列表；“声誉”是指用户如何识别他人及自己在社会化媒体中的地位（声誉在不同的社会化媒体平台上有不同的含义，有时声誉是一个信任问题，社会化媒体只能依靠机械判断，通过用户所提供的信息来判断何种关系是值得信任的）；“群组”是指用户组建社区和子社区的功能，一个网络越是“社会化”，其朋友、“粉丝”、联系人的群组就越大。
大多数社会化媒体在这七个功能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没有哪个社交媒体只聚焦于其中一种功能，但又各有侧重，有的偏向身份认同，有的更关注分享，不一而足。
社会化媒体的应用研究
相对于理论研究的薄弱，应用研究的发展非常迅速。相关研究涉及到个人使用社会化媒体的情况，社会化媒体在企业、政府、媒体乃至非政府组织中的应用，以及由此产生的效果和影响。
商业与经济视角下的社会化媒体应用研究。商业与经济视角下社会化媒体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公共关系、危机管理、口碑影响、推广宣传、公关策划乃至组织管理等方面。值得指出的是，社会化媒体在上述诸方面的应用并不仅仅局限于企业，它还包括媒体、非政府组织乃至政府部门相关的行为。
首先，公共关系方面。社会化媒体在公共关系方面的应用研究包括两个内容。一是通过对公关从业人员的调查，发现社会化媒体在其工作中的重要性。例如Alikilic等人对于土耳其的公关从业者进行了一项在线问卷调查，运用UTAUT模型，研究调查了土耳其公关从业者是如何对内和对外使用社会化媒体的。二是具体研究公共关系人员如何使用社会化媒体，以及社会化媒体在公关应用中的效果。例如，Eyrich等人调查了公关从业者对于18种社会化媒体的使用情况，探究他们如何通过社会化媒体操纵“想象的受众”，如何以不同受众为目标，如何隐藏目的以及如何保持真实性等，并由此探究在公共关系领域社会化媒体应用的发展趋势。
其次，危机管理方面。对社会化媒体参与危机管理的研究也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注重社会化媒体在危机事件传播中的作用；另一类关注公众对危机事件的反应以及对危机处理手段的反馈。例如，Liu BF等人通过一项针对162名大学生的实验研究，测验了一个以社会化媒体为媒介的危机传播模式（the Social-Mediated Crisis Communication Model，SMCC）。这项研究聚焦于SMCC模式的两个部分：危机信息形式的效果（传统媒体，社会化媒体，口碑传播）和公众对于危机回应策略的接受以及公众危机情绪的来源（第三方组织）。结果表明，有策略地将危机信息的形式和来源匹配起来对于危机回应尤为重要。
第三，品牌与营销方面。社会化媒体在品牌和营销方面的研究包括影响和使用两个方面，即研究社会化媒体如何影响品牌和市场，以及如何利用社会化媒体开展广告和营销活动。例如，Christodoulides等人的定量研究为用户生产内容（UGC）对品牌的影响提供了例证。研究者建立了一个模型，为用户生产内容的驱动力和以消费者为基础的品牌价值之间的连结提供了新的洞察。研究表明，关于协同创造、集体和自我概念的消费者洞察对于用户生产内容有积极作用，从而对以消费者为基础的品牌价值产生影响。
第四，内部组织管理方面。如何运用社会化媒体进行组织内管理和组织外沟通，也同样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如Rybalko等人通过对《财富》的世界500强公司以及个人的Twitter信息随机样本的内容分析，研究了这些公司如何使用Twitter促进与股东的对话交流。研究发现，相对于没有用Twitter进行对话倾向的机构来说，具有此倾向的机构更重视与访客沟通。
政治与社会视角下的社会化媒体应用研究。以政治和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社会化媒体的应用，普遍关注效果和影响。研究通过理论推理论证社会化媒体可能引起的各种影响，和通过实证研究验证存在的现实效果。
对于用户通过社会化媒体参与政治活动的研究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关注群体的行为特征，例如，Jiyeon考察了2009年Facebook上联合抵制Whole Food公司的事件，研究发现在社会化媒体上非计划性但效果有力的行动主义有可能激起拥有共同道德观念的中产阶级的进一步行动。他认为尽管许多人担心网络空间的群体极化，但是社会化媒体提供了一个相对包容的空间，反对者在此也会仔细审视自己的观点。
微观层面从个体用户切入，考虑个体在上述问题上的差异。例如，Homero等人对社会化媒体用于获取信息和个人社会资本以及用于公民参与和政治参与等进行了研究。这项研究首先检验了当人们利用社交网站获取政治事务或者集体事务的信息时，其民主愿望和行动会不会提升。结果表明，没有任何证据能够将社交网站的使用频率同公民参与行为和社会资本的增加联系起来。研究还发现，通过社交网站进行的新闻消费与人口统计变量之间有关系，如年轻人、少数民族、低收入者和低教育程度者可能更倾向于用社交网站获取信息。
媒介视角下的社会化媒体应用研究。随着社会化媒体的普及，传统媒体的新闻生产以及受众的媒介使用也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新闻机构利用智能手机来收集和社论内容，Mills等人通过四个国际智能手机的案例，研究了移动媒体在新闻生产中的使用。这项研究探讨了群体、学生和专业记者整理和媒体传输的潜力，并且提供量身定制的平台，并考察这个平台是否可以达到智能手机的内容制作和编辑部业务之间的无缝连接，同时探讨了未来的平台开发和潜在的设计方法。
除此之外，对于非营利机构如何利用社会化媒体也被研究者提上了日程。例如，2010年，Rowena L. Briones等人以《跟上数字时代：美国红十字会如何使用社交媒体建立关系》为题，采用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探讨了社会化媒体如何被有效地用在公共关系中进行客户资源的维护、开拓，建立与客户或公众的联系的问题。研究认为，社交媒体似乎为促进交流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平台，在这里组织与公众分享相似的价值观、信仰和兴趣。此外，研究还指出了美国红十字会社会化媒体的现状、问题和前景，还对美国红十字会社会化媒体的使用策略提出了建议。
国外社会化媒体研究的启示
通过上述分析，国外社会化媒体研究的情况可见一斑，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良好的社会科学研究基础有利于新兴学科的发展。国外社会化媒体研究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与其良好的社会科学研究基础密不可分。包括传播学、社会学、管理学、商学、政治学等在内的社会学科，在国外有良好的研究基础，这为社会化媒体研究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一方面表现为理论和方法的支撑，另一方面是学术素养的延续。目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中仍缺乏这种宝贵的历史财富和学术积累。仅以传播学为例，进入互联网阶段后，网络传播研究成为传播学重要的分支。围绕网络传播的新问题，西方理论界迅速展开研究，形成了一系列丰富的理论成果，包括社交现场感理论、媒介丰富度理论、信号理论、电子亲近理论等。相比之下，我国的网络传播理论研究还滞留在对传统传播学理论在互联网环境下的验证阶段，这样的现状制约了理论创新，从而进一步制约了新兴学科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从根本上强化基础研究，才能弥补不足。
基础研究与理论研究亟待强化。对于国外社会化媒体研究而言，尽管基础学科内的理论创新有着很好的发育土壤，但是本研究领域内对核心概念和基础理论的研究还很薄弱。现有的为数不多的成果对概念、特征、分类等基本问题的研究往往陷入顾此失彼、厚此薄彼的境地，尚未形成共识。例如，一些研究中将电子邮件等与Twitter、Facebook等相提并论，一概算作社会化媒体。可见，概念体系尚未成形，对本质问题的规律性认知和理论体系的建构也有待深入研究。
应用性研究成果丰富。相较于理论研究的“门前冷落”，应用研究可谓“门庭若市”，而且这些面向应用的研究为西方企业和组织带来了实际效益，在这方面非常值得我国研究者学习。西方社会化媒体的应用研究导向明确，研究问题的规模控制得当，便于研究的深入和成果的创新。此外，不得不说的是，应用研究发展迅速，对理论创新也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社会化媒体范文3
【关键词】社会化媒体 社会化媒体营销 腾讯
社会化媒体营销就是利用社会化媒体进行营销，建立公共关系，客户维护开拓的一种方式。一般社会化媒体营销工具包括论坛，微博，博客，SNS社区和Video等。
社会化媒体营销是一种新型的网络营销模式。随着现在科技的发展，网络媒体已经普遍的走进千家万户，有不少人现在开始依赖网络媒体进行工作，甚至已经开始利用网络进行购物等日常生活行为。网络时代背景下的企业市场营销活动正在发生着革命化的变革，但传统的市场营销策略与方法日益暴露出弊端。企业要想吸引广大消费者就必须开展媒体营销活动。
说到社会化媒体营销现状分析肯定离不开腾讯公司。而腾讯公司社会化媒体营销策略的成功之处主要在于两点：
第一，腾讯QQ客户群体。据相关报告统计：腾讯QQ用户在18-35 岁年龄段的比例最高，达到66.1%，表明18-35 岁的中青年用户群体是腾讯QQ的主力军。由此得出结论，腾讯QQ的主要用户群是白领和学生，而恰恰这两种人群最符合腾讯所需求的消费水平。
第二，腾讯QQ广告形式。腾讯广告主要有以下四种形式：
对话框广告。对话框是我们的聊天界面，就是我们交流的通道。在对话框中的广告，充分利用了人们在等待对方回复时的无聊时间，可以看到相当不错的打折或者优惠信息，点击率往往较高。这样的广告形式主要以flas为主，几帧的广告图片的动态显示，滚动的播放。而视频聊天和语音聊天时，也开始引入广告，因为在等对对方接受视频请求时，必须得打开对话框。而原来的对话框，则可以打完字直接关闭窗口或者最小化窗口。
更成功的地方在于，将现有业务从PC平滑过渡到手机。手机上网资费持续下降，3G投入运营为手机业务服务丰富提供了基础平台保障，手机上网用户突飞猛进，增长非常迅速，像现在QQ每天8000多万的最高在线中，手机用户至少贡献超过1000万。但腾讯目前的业务和产品还是主要基于PC环境设计研发，所以，如果能够提早布局，将 PC上的产品和业务改良优化，然后平滑过渡到手机，那么将有效保证腾讯PC 霸主地位在3G手机时代的继续延伸。
腾讯的业务几乎都是围绕QQ这一核心平台进行拓展，而随着腾讯的业务越来越广，互联网的竞争越来越激励，要想在竞争中快速建立优势，QQ基础架构必须具备高度可扩展性以实现业务的快速滚动和支持。而通过可扩展的架构，可以更加高效的实现QQ技术团队对核心平台的专注，以及业务部门对产品需求的专业定制。
腾讯目前运营着中国互联网最大的服务器机群，而腾讯业务每天使用的网络带宽资源有几百个G。如此庞大的运营体系无疑是一项巨大的开支，随着腾讯业务的不断发展，这一体系将更加庞大，所以，我们认为，腾讯必须在海量服务运行效率上进行深入挖掘和努力提升，以有效降低服务资源的无限扩张需求，控制住运营成本，避免让庞大的基础设备开支变成公司业务高速发展最大的累赘。
腾讯的战略目标是要“为用户提供一站式在线生活服务”，而网民组成结构多样，既有以娱乐为主的低龄用户也有以商务应用为主的高端白领用户。而一直以来，v讯的品牌被很多人理解成“低龄化、娱乐化”，这样的曲解不仅局限了腾讯的用户群体，也对腾讯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束缚。中国互联网的用户有3亿多，其中大部分都是腾讯的用户，而外界对腾讯的理解就是QQ，而对QQ的理解就是小孩娱乐的工具，事实上经过多年的发展，腾讯的品牌已经远远超越了外界对腾讯的理解，所以，腾讯有必要纠正外界的认识，提升品牌影响力。
QQ用户的年龄大多在15- 30岁之间，虽然是以年轻人为主，但并不代表他们没有自己的主张和价值观，他们需要通过网络感受到积极的回响与认同。腾讯通过赞助世博，建立腾讯基金会以及与更多品牌厂商合作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而在2007年的“大回响，大影响”品牌战略也正是基于此考虑，在这方面我们认为虽然腾讯近年来有较大提升，但还不够，要想真正实现全业务多元化，必须持续强化品牌内涵和影响力，以吸引更多高端用户。
社会化媒体范文4
红牛每年的营销费用高达2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都投入到了内容营销中，但它的YouTube频道只有490万订阅用户（排名184）。
2011年，可口可乐公司大张旗鼓地推出了新的营销策略――从“卓越创意”转向“卓越内容”（社交媒体上的内容营销）。然而，它的YouTube频道只有67.6万订阅者（排名2749）。
事实证明，消费者对品牌内容并无太多兴趣，只有极少数人订阅……社交媒体问世10年以来，绝大多数企业依然没有找到有效的品牌建设方式。
这是什么原因呢？方向永远比努力重要，而“社会化媒体营销”的方向就是“众创文化”（Crowd Culture）……
作为数字品牌战略的核心，企业在内容营销上投入了大量的资源。这背后的逻辑是，社交媒体的出现可以让企业绕过传统媒体，与客户直接进行互动。如果你能给客户讲一个精彩的故事，并与他们实时沟通，那么你的品牌就能成为与客户群体进行交流的载体。因此，企业投入了数十亿美元，希望将这种愿景变为现实。然而，只有极少数的品牌在网络上创造出了引起客户兴趣的内容。
事实上，社交媒体的出现似乎让品牌变得无足轻重了。问题出在哪儿？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了解，品牌只有在文化中取得突破才会获得成功。品牌建设实际上是一套产生文化影响力的技巧。而数字技术不仅带来了强大的社交网络，也极大地改变了文化的运行方式。网民已经成为非常高效且传播效果极强的文化创新者――我将这种现象称为“众创文化”（Crowd Culture）。众创文化改变了品牌建设的规则。
众创文化的崛起
从历史的角度看，文化创新大多来自社会的边缘，通过挑战主流意识和标准，社会运动、边缘团体和艺术家的小圈子孕育了文化创新萌芽。企业和大众传媒则充当中介的角色，将这些创新引入大众市场。然而社交媒体的出现改变了游戏规则。
过去各种团体在地理上是相互隔绝的，社交媒体将这些团体连接到了一起，从而大大提升了合作的节奏和频率。如今，曾经边缘化的团体紧密地连接到一起，它们的文化影响力变得更直接、更强大。
这类新型的众创文化通过两种方式实现：
亚文化
亚文化的成员集体推动了新创想、新产品、新活动和新审美的诞生，完全绕过了大众文化的守门人。随着众创文化的崛起，文化创新者既是新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新文化的消费者，两者间的界限已经非常模糊。
艺术圈
创造新的大众娱乐方式则需要一种独特的组织合作模式，社会学家将之称为“艺术圈”。众创文化让艺术圈获得了加速发展，大大提升了参与者的数量以及他们之间互动的效率和质量。艺术圈的“众创文化”是各大品牌内容营销失败的主要原因。
打造文化品牌
企业面临的问题是结构上的，而非创意上的。大型公司的营销活动与艺术圈的工作方式形成鲜明对比。企业擅长在全球不同市场之间执行复杂的营销策略，但在文化创新中，这种组织模式却只会导致平庸。
众创文化的崛起，大大削弱了内容营销和赞助的效用，但却引入了一种新的品牌建设方法――打造文化品牌（Cultural Branding）。
Chipotle是一家大型连锁快餐店，公司包含很多工业化的流程。承诺提供去工业化的食品，意味着公司要制作易变质的新鲜食品，这给公司的运营带来了艰巨的挑战。公司自身的信誉就因为近期大肠杆菌和诺如病毒污染事件而受到了严重打击。单凭广告或公关的努力，Chipotle无法重新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公司必须通过众创文化让公众相信，公司会加大对去工业化食品的投入，提供安全健康的食品，这样才能获得大众的再次支持。
1. 寻找文化正统
要打造文化品牌，企业要奉行一种创新的理念，打破行业的传统观念。要做到这一点，企业必须寻找：那些需要被打破的传统观念。
20世纪初，一些美国食品营销公司炮制了“食品工业化”的理念。美国消费者开始相信，一系列伟大的科学发明和标准化的生产流程，再加上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监管，大公司就能创造出丰富、健康和美味的食物，人造黄油、速溶咖啡和果珍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这一理念支持了快餐业如麦当劳在20世纪60年代的起飞。
2. 寻找文化机遇
随着时间的累积和社会科学的进步，文化正统的吸引力也逐渐衰弱。消费者开始寻找新的可替代的文化理念，这给那些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带来机遇，在行业中推行新的理念。
对于食品工业化的理念，转折点在2001年到来。这一年埃里克・施洛瑟的畅销书《快餐帝国》问世，强有力地质疑了美国食品的工业化。
随后，2004年摩根・斯浦洛克执导的电影《超码的我》和2006年迈克尔・波兰的畅销书《杂食者的困境》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社交媒体出现之前，这些作品的影响力仅限于社会的一小部分。而众创文化则将这些批判作品放大，将人们对食品工业化的焦虑引入社会主流。众创文化将一小部分人关心的问题变成了一个广泛的公共挑战。
3. 找准众创文化
反对食品工业化的理念已经存在了40多年，过去却被认为是无稽之谈。提倡有机种植和牧场饲养的亚文化只限制在社区农场和农夫市场的狭小范围。然而随着社交媒体的崛起，出现了一系列不同亚文化，推动了食品创新的发展。
总而言之，一股庞大的支持食品去工业化的文化运动出现了。Chipotle 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为它找准并利用了这种众创文化。
4. 引入新的理念
Chipotle 利用两部短片推广食品去工业化理念。这两部影片推出时几乎没有媒体关注，却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大受欢迎。在两部影片的观看数量达到千万后，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并为公司创造了可观的销售额和利润。两部影片还都获得了戛纳广告节的大奖。
Chipotle的影片被很多人错误地认为是内容营销的成功案例，实际上，它们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为它们超越了娱乐的范畴。尽管两部影片艺术水准颇高，但有成千上万的高水准短片并未获得影响力。它们的故事也并非前所未闻，过去10年有大量类似情节的作品出现。它们之所以能在社交媒体上大热，是因为它们抓住了“食品去工业化”这一众创文化的精髓。
5. 利用文化热点
要保持品牌的文化影响力，企业可以挑战那些与理念相关，且引人关注或充满争议的社会问题，从而获得媒体的关注。
要获得持续的发展，Chipotle需要利用文化热点事件来开发新的产品和理念。在这方面，Chipotle做得不够好。Chipotle开始寻找新的社会问题，开始提倡非转基因食品。然而，Chipotle自身的可信度受到了质疑。毕竟公司出售的肉类也来自转基因饲料喂养的家畜，软饮料里也含有转基因甜味剂。
除此之外，转基因食物并不是一个文化上的热点，只有最敏感的消费者才会关注这个问题，而且很多公司和产品都已经使用过非转基因食品的概念。因此，公司的这些努力并没有引发新的众创文化。一些其他热点问题，例如含糖饮料和工业炼制植物油的争议性要大得多，但却没有引起餐饮企业的关注。
要有效使用社交媒体建立品牌，企业需要借助众创文化。今天在寻求影响力时，大多数品牌的做法是紧跟潮流。这是一种人云亦云的营销方法，几百家企业追寻着同样的潮流趋势，做出完全一样的行动，无法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也不足为奇了。然而借助众创文化，推行创新的理念能使企业的观点态度在过度嘈杂的媒体环境中脱颖而出。
社会化媒体范文5
1、纯粹的文字新媒体营销手段。这种通常是打感情牌或者故事行，将一个营销者，或者将一个阅读者的情感融入到整篇文字文章当中。通过跌宕起伏的情节，或者通过感情牌逐渐的升温，从而吸引更多的人阅读相关的文字。文字当中会插入到一些相关的广告和引流相关的产品在其中，从而达到最终引流的营销手段目的。
2、图文结合的媒体营销手段。作为一种图文结合的媒体营销手段，具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优美的文字配了优美的图片，这些图片和文字都具备原创和，精美的精心创作，而这些常常会被各大新媒体平台和自媒体平台所推荐。，从中可以产生巨大的曝光和流量得到吸引和最终实现营销的目标。
3、视频营销是目前整个行业中，或者是在新媒体运营过中国最火爆的一个行业。自2017年以来，许许多多的主播或一些美女或者行业公司产品，逐步纳入到整个视频营销和小视频的创作制作过程当中。他既有声有色，有很好的把所有的产品带入其中。
（来源：文章屋网 ）
社会化媒体范文6
克莱・舍基说，美国人一年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大约2000亿个小时，而这几乎是2000个维基百科项目一年所需要的时间。如果我们将每个人的自由时间看成一个集合体，一种认知盈余，那么，这种盈余会有多大？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的自由时间始终属于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凭自己的意愿来消费它们，创造它们和分享它们，我们可以通过积累将平庸变成卓越……
“认知盈余”是一个让人猛一看有点懵的概念，而副标题“自由时间的力量”则点到了几个关键词：自由的（允许个人充分支配的）、时间（因时间而创造的）和力量（创造了不同以往的价值）。所以在谈“认知盈余”之前，要先说说时间。如果从时间的维度上看，我想可以把世上的人分为两大类：缺乏时间的和打发时间的。但是你必须承认，对于绝大多数而言，尽管感觉越来越忙了，但的确比之以往有了大把自由支配的时间（看看什么时候都大有人在的街道、商场、地铁吧）。但他们做了什么？消费！消磨！不管你是变成了伴随着肥皂剧中的主人公命运的起伏而牵肠挂肚的“沙发一代”，还是为游戏中的打通关而“痛并快乐着”的“游戏一族”……但是书的作者、“互联网革命最伟大的思考者”、《未来是湿的》作者克莱・舍基，却希望你自己提高点时间的含金量，不是告诉你“时间就是金钱”，也不是告诉你“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而是希望让我们多多思考把这得之不易的时间（不是靠个人像挤海绵里的水一样节省出来的，而是整个人类社会科技发展的必然产物）用到有用的地方去。所以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更多的应该是怎样有效利用它，而不是去耗完这些时间。人们该怎样学会更加建设性地利用自由时间，即闲暇，来从事创造性活动而不仅仅是消费，也正是作者写作的初衷。
认知盈余的关键在于分享
认知盈余是什么？克莱・舍基给出的定义很简单，就是受过教育，并拥有自由支配时间的人，他们有丰富的知识背景，同时有强烈的分享欲望，这些人的时间汇聚在一起，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可以说，Facebook、Twitter以及维基百科的成功，都是“认知盈余”的功劳（作者在书中宣称，全球受教育人口累积起来的每年有超过一万亿小时的自由时间）。应该说，认知盈余的出现某种程度上应该感谢媒体的进化。对于媒体而言，从传统媒体到社会化媒体，不仅仅在于形制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在过去它们意味着是一种商业的集合，今天，由于我们不仅消费，也创造和分享，并且我们还有能力彼此联系，所以，媒介正从一种特殊的经济部门转变为一种有组织的廉价而又全球适用的分享工具。
那么认知盈余创造了什么价值？克莱・舍基认为至少有四种价值。即个人价值、公用价值、公共价值和公民价值。所谓个人价值是我们主动行动，作为创造者而非消费者所获得价值。而创造公用价值则更加复杂，未加协调的众多贡献集合起来可以创造个人价值，而一个互相交流合作的群体则可以创造公用的价值。公共价值与公用价值一样需要广泛的交流，但要求参与者更为开放，并与新人和非参与者分享创造出来的价值。而公民价值在开放性方面类似公共价值，但是对于致力于创造公民价值的团体来说，改良社会是他们显著的目标。
而作为背后支撑的则是四种分享，即个人分享、公用分享、公共分享以及公民分享。共享是一种天性，超越了现实规则的掌握。在追求个人目标的同时深切考虑到并支持他人的追求，这种能力是人类生活的根本，实际上，他太过于根本，以至于我们无法将其消除。但是在以往的时代，各种业余组织不仅规模比较小，组织成本也很高，在这样的条件下，共享在创造大规模的长久价值方面效率过低：不仅组织起来有很多困难，努力的结果也难以保存、为人所知和得到传播。这些规模和时间上的限制同时也限制了共享活动本身的广度和延续性――从历史上看，它们在社会广度上的影响很小，持续时间也比较短。然而，相比过去而言，无论是在绝对性上还是相对性上，当今的社会性生产都比过去拥有更高的效率，其原因在于共享的广度和持续性从过去的家庭规模提升到了全球规模。
人类终究要回归本质
说来巧合，一位编辑朋友正在委托我为一本即将出版的海外著作写序。在作者的论述中也提到了关于时间，关于人的本质的思考。这或许是一种巧合，但是否也反映了社会化媒体的发展正在为人类回归到一些本质命题提供了更大的便利与可能？克莱・舍基说，并不是我们的工具塑造了我们的行为，但是工具赋予了我们行为发生的可能。以群体的形式尝试新事物，是迄今为止也是将来对社会化媒体最为意义深远的利用。人以群体为生，但是媒体一度将这种连结分开，人们常常独自一人沉浸于电视、耳机、电脑而忽略了他人的存在，但我们必须承认，人类无法孤独而行，因为群体带来分享，也带来归属感，这是不可以被切割掉的。社会化媒体奇妙地将此连接起来，甚至可以打破现实空间的陌生关系，产生认知盈余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
作者进一步指出，如今重要的不是我们拥有的新能力，而是我们如何在技术和社会的双重层面上，将这些能力转化为机会。我们如今面对的问题，是我们能利用这些机会来做些什么。这个问题的解决，更多地依赖于我们为彼此创造什么样的机会，以及我们形成什么样的群体文化，而不是某项特殊的技术。但是任务的关键并不是要完成某件事，而是要去创造一种让人愿意去做事的环境。技术也罢，能力也罢，终究要服务于人，这既是根本，也是判读这种趋势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重要参照物。社会化媒体强调内在驱动力，强调文化的自然认同，所以文化不是靠命令产生出来的，在认知盈余的地盘里，命令更是几乎没有用武之地。
所以，即使你对于社会化媒体依然一无所知，甚至不屑于它给这个社会带来正在或即将带来的种种价值，但请一定相信社会化媒体正在改变这个社会，不是社会化媒体多么强大，而是它给予我们希望的行为一种实现的可能，这一点也许已经足够了。
【 点评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