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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访谈范文1
电视访谈节目渊源的
心理学分析
1939年，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开播了广播谈话节目《芝加哥圆桌大学》和《美国城市空中会议》，被认为是西方电视访谈节目的发端。二战结束之初，社会百废待兴，公众需要一个公共谈话空间来沟通信息、交流思想，特别是经受了战争创伤的人们需要宣泄个人情感、相互抚慰心灵伤痛。谈话节目以人们日常交际中最熟悉的交谈方式、开放式的受众参与格局、宽松的话语环境、平等的话语权释放等元素安抚了受众战后紧张、敏感、脆弱的心理，满足了他们的信息需求和精神渴望。
随着谈话节目的发展，访谈节目内容从最初的战争评论演化到包罗社会万象，节目风格也趋于多元。因为节目样态广受欢迎，所以各种风格内容的访谈节目都深得人心。尤其是在西欧，无论是在电台还是电视台，访谈节目都非常盛行，一度占据自办节目时长的一半以上。
在改革开放之后，电视访谈节目样式流传到我国。缘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特质与社会心理差异，中国的电视访谈节目根据中国受众心理经过本土化改造后，其表现和西方同类节目有显著差异。
首先，从题材选择上看，中西方观众都对轻松愉快的小题材感兴趣，一些无伤大雅又放松身心的趣谈打破了民族的界限，是中西方观众茶余饭后共同的谈资。在严肃话题的选择上，西方观众普遍更关注大视野下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问题，如种族歧视、青少年性教育、战争与和平、全球经济发展战略等；中国电视访谈更倾向于与公众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问题，如住房、教育、就业、医疗保障等，虽然近年涉足全球视野下的国际问题的访谈节目不断增加，但对普通百姓而言，更关注的还是周边生存环境现状。
这种严肃题材选择上的差异源于中西方不同的社会认知心理。相对而言，西方人生活中的社会组织关系较简单，他们的自我结构具有个体独立性，社会认知更倾向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征服外部世界，属于主动型认知心理态势；中国人较复杂的社会组织关系造成公众具有群体依赖性，认知过程更倾向于遭遇问题、解决问题从而适应外部世界，是一种被动型认知心理态势。因此，西方观众更热衷谈论宏观背景下的时政问题，而中国观众更关注与实际生存有关的切身利益问题。
其次，从节目传播意向上看，西方电视访谈节目并不讲求从某一所谓官方角度对访谈主题进行观点评价，而是提供一个各抒己见的发言平台，至于观点的优劣正误则任由观众进行自行取舍和判断。相比之下，我国的电视访谈节目更注重在舆论导向上坚持党性和政治性，尊重社会公共秩序和道德规范，讲究通过意见交换取得观点共识。
我们可以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解释这种传播意向上的差异。中国社会基于农业生产关系，是一种以集体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其中包含复杂的等级制度与群体协作的要求，造成对人际取向非常依赖和重视的社会心理，讲求集体纪律与公共约束；而起源于古希腊的西方文明基于渔业和狩猎等对个体特征和自由要求更高的生产关系，因此，西方社会是以个人主义为主的社会，在社会心理中更看重个体特征的表达和发展。
第三，从电视访谈节目的具体话语方式看，中国观众表达情绪情感较为含蓄内敛，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从众心理，而西方观众表情达意时更追求自由率性，注重不同意见的交锋。
社会心理学认为，话语方式是“自我表现”的倾向与程度的综合体现，而自我展露受文化心理的影响。西方文化是求异文化，以独特性为价值取向；中国文化是一种求同文化，追求在集体中达成共同的价值取向。因此，西方观众更乐于“自我表现”，目的在于展示与众不同以及能言善辩的个人能力，而中国观众在“自我表现”时更为谨言慎行，目的则是掩藏与众不同并塑造稳重可靠的形象。
最后，从节目编排逻辑上看，中国人讲究循循善诱、层层递进，在深入主题后往往又转换角度迂回式探寻更多问题的答案，而西方人更喜欢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从社会交际心理来分析，中西方电视访谈节目编排逻辑上的差异合情合理。心理学认为，人的社会关系范畴由中心的自我范畴及其的交际范畴组成。中国人的自我范畴开放而交际范畴封闭，在心理上将对不太熟悉的陌生人排斥在自我范畴之外以实现自我保护。而陌生人一旦变成熟人时，就为开放的自我范畴接纳，在交际过程中设防较少甚至不设防。西方人正相反，自我范畴封闭而交际范畴开放，他们在社交范畴中表现得积极踊跃又重视保护个人封闭的自我范畴，因此他们更易于在社交场合融入公共议题中，彼此尊重和保护私人信息。
电视访谈节目的
观众心理机制分析
传播心理学认为，传播效果不是在传播者的心理系统中产生，而是在受传者的心理系统中形成的。 本质上说,传播活动的终极目标是通过传播活动对受众产生影响以实现传者的传播意图。只有对受众的心理机制有更为深入的了解,才能有的放矢地调整传播策略,以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电视访谈节目观众的心理需求主要是接受个人社会生存所需要的外部信息，并以此作为参照，权衡、认识、调整并发展自我，以便更融洽于现实社会生活。具体来说，人具有自然属性,有衣食住行的需要,但人更重要的属性是社会属性。当人的自然属性需要被满足之后,就会渴望满足更高层次的社会属性需求。而人的社会属性需求就是获取社会信息，使自然人成为符合社会规范、能够融入社会生活的社会人。
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人际关系趋于单一，除了亲情交际，社交更多属于趋于功利的某种利益交际，只交际不交心；在网络媒介时代，更出现了虚拟交际，不知人不知面更不知心。同时社会竞争激烈、变革加剧，人们又更迫切需要持续接收外来信息刺激其认知和发展自我,避免成为社会边缘人。因此，无论从满足我国传统文化所赋予的社会从众心理，还是从实现人的社会属性的现实需要来看，观众都希望电视访谈节目能提供获取多层面的社会参照信息的条件，使观众冲破实际生活中人际交往的局限，从不同社会背景的节目参与者身上了解更广阔的社会中更多社会人的现实经历与思想形态，借以作为自我认知的参照 “镜子”。观众据此认知并矫正自我，完成又一次自我发展的心理过程。
此外，观众的心理系统在面对外部信息时是自由的又是不自由的。不自由表现在外部信息错综复杂,心理系统无法左右信息刺激的来源、容量和强度；它的自由则表现在它具有选择过滤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选择接受哪些信息刺激、接受多少,也可以选择将哪些信息刺激拒于“心门”之外。同时，观众还有接受心理上的信息偏向性，如富有趣味的信息刺激、与自身情况有相似性、有可比性、有参考价值的信息刺激、满足好奇心的信息刺激能更易于得到正面和强烈反馈。电视访谈节目的内容选择虽然无所不包，但它不像新闻节目那样向非特定观众群进行普遍时事信息的刺激，不像新闻深度报道郑重严肃地进行单向传播，也不像娱乐节目喧闹有余而信息量不足。通常来说，受欢迎的电视访谈节目涉及的具体内容都是普遍关注的社会焦点，或现象，或人物，或事件，或观点。只有本身就具有可议论性而观众又热衷于一探究竟的题材，才能对接目标观众的心理期待，才能顺利通过观众心理系统的自由选择过滤而存留下来。
电视访谈节目创作的
内在心理机制
电视节目的创作大体上由三个部分组成：前期策划、节目录制、后期剪辑。由于电视访谈节目中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是言语交流，保持语境的完整真实是正确传递信息的必要前提，因此电视访谈节目创作的重心在前期的策划和对节目录制过程中的谈话流程的走向和进度的掌控上，而后期再创作的余地有限，剪辑是根据节目时长的要求，尽可能保留访谈现场的情境。这也正是电视访谈节目总体制作成本相对不高的原因之一。鉴于此，本文也将对创作过程的研究重点放在前期策划和节目录制环节中。
节目策划。节目策划是传播者和观众心理互动的外在体现，观众心理需求是策划的风向标。传播者应重视观众对外界信息刺激的心理认知和反馈机制的分析, 适时调整选题策略, 寻找传受双方的心理共振点，满足目标观众的某种特定的心理需求，以达到较好的传播效果。
具体来说，电视访谈节目策划首先在话题选择时应注意是否能满足观众的求知心理，是否能够顺利通过观众心理系统的过滤。也就是说选题无论是从宏观着眼的国家大政方针,还是从微观上把握的社会热点和生活焦点，都必须针对与观众生活密切相关，又在观众心理上存在矛盾、困惑或好奇，并且具有可议论性的选题，或分析评说，或启发引导，或展开讨论，才能激发观众参与关注节目的热情，才能引发观众一吐为快或者先睹为快的心理需求。
在寻找访谈对象时，是否具有事实价值、思想价值，是否为公众所关注，是否善于表达、乐于表达是非常重要的标准。因此，访谈对象的选择既要考虑到他（她）与主题的相关程度、对话题的接受程度，又要考虑到他（她）的语言表达能力甚至个人魅力等条件。例如，如果话题政策性较强，可以选择有关部门领导或者决策人作为被采访对象，保证政策阐述的严肃性、准确性和权威性；如果话题的专业性较强，非平常观众所熟悉，可以选择既精通业务又能深入浅出说明问题的专家作为被采访对象；如果话题是普通观众所熟悉和关注的，可以考虑根据话题主旨的需要，多角度多层次地选择受教育水平、成长环境、职业背景、社会地位等等条件各不相同的观众共同探讨。
访谈过程控制。在这个阶段，电视访谈节目的成功更多地取决于能否把握被访谈对象心理，获取符合观众心理需求的信息。电视访谈以人际关系为纽带和桥梁，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发生心理共振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在电视访谈过程中，主持人和访谈对象能否顺利产生心理共振是访谈过程控制的关键，也是推动采访不断深入的内在动力。
心理共振是社会交往中一方情绪、情感和意念上的变化在另一方心理上得到同步呼应的心理现象。在电视访谈过程中，如果顺应访谈对象的心理变化态势，因势利导地进行心理暗示，就有可能实现心理共振。
通常情况下，采访对象表现消极、冷漠的只是少数，更多的人会积极配合。然而，可能是异于平常的心理反应，有的人不适应电视镜头而产生紧张心理，并由此引发“詹森效应”反应，言行表现有失正常水准；有的人害怕言辞不当受到误解、轻视而产生从众心理，人云亦云。面对此类情况，主持人可以先避开正题，挑选对方最熟悉、最感兴趣、最易回答的事物和问题为话题，待对方放松心情逐渐进入正常心理状态后再转入正题。也就是说，顺应访谈对象的心理变化过程设计提问，由易到难，由柔到刚，循序渐进。对主持人来说，这种交流不但可以让对方配合对话，也能加深对选题及过程信息的正面心理反馈，发现和对方的“共同语言”，进而引起心理共振，推动访谈向纵深发展。
心理暗示是引起心理共振的一个隐形手段。心理暗示是指在无对抗状态下，用含蓄、间接的方法，对他人的思维施以影响和引导，使其心理结构产生变化，跟随暗示者的情绪、情感及意念的变化，并最终在行动上实施对方意见。
和其他媒体的访谈相比较，电视访谈的难度更大一些。表现在：一是时间短暂，给予主持人接近访谈对象的“预热期”很短；二是许多访谈对象一看到摄像机就有一种本能的紧张，在短时间内稳定访谈对象的情绪使之进入状态，需要娴熟的心理暗示技巧。一般而言，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的心理暗示主要有三种形式：直接暗示，用直陈式的说明使被访谈对象了解暗示内容和目的；间接暗示，把某一事物的意义借其他事物或行为间接地提供给访谈对象，使采访对象迅速而无意识地接受，自然而然地得出某种观念或某个结论；反暗示，主持人向访谈对象发出暗示刺激，有意引起访谈对象性质相反的反应。例如，在涉及自尊和道德等原则问题时，访谈对象通常会产生抵触心理。主持人应善于利用这种心理，巧妙地运用反暗示技巧，故意说反话，以达到“激将”的正面心理反馈目的。主持人的这三种心理暗示可以运用于电视访谈全过程，在节目中巧妙地使用暗示技巧，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控制访谈对象心理状态，消除访谈对象消极心理因素，诱导访谈对象在心理共振的状态下展开叙述或停止叙述，使访谈活动连贯、自然、和谐地顺利进行。
实践证明，遵循心理学规律组织、调节电视访谈活动，关键在于了解、顺应并适当引导参与者的心理反应，通过心理机制的作用达到理想的传播目的。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本文责编：邵满春
参考文献：
1．金维一：《电视观众心理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童腮军：《论电视谈话类节目主持人的情感把握》，《新闻界》，2008（4）。
3．汪冬：《把握好观众的收视心理》，《新闻爱好者》，2010（20）。
4．邱丽：《电视新闻受众的大众化心理特性和心理需求》，《大众文艺》，2010（19）。
5．刘京林:《大众传播心理学》，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心理访谈范文2
论文关键词：心理访谈,传播内容,受众类型,传播方法,传播效果
近年来，心理类访谈节目不断出现并渐成一种态势。央视的《心理访谈》是此类节目的开拓者和运营成功的典范，继2004年推出以来吸引着社会关注的目光。
一、传播内容分析
《心理访谈》是一档心理健康类栏目。它运用现场个案访谈的形式，嘉宾呈现自己的心理故事，主持人在中间衔接沟通，心理专家进行现场心理分析和指导，解除心理困惑，帮助嘉宾树立健康向上的心态。
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和发展，人们经济水平提高的同时，也面临越来越多的压力和心灵的困扰。而由于中国的心理学和心理学界还不够成熟，大众的需求却在增加。《心理访谈》节目的出现正好满足了这种市场需求。
从《心理访谈》的节目内容上看，多数当事人都因遇到的问题无法化解和解决，而寻
求心理的援助。节目的选题多样，内容丰富，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爱情、婚姻、家庭、青春期等等。以下笔者列举部分节目话题如下：
节目名称
话题内容
面试秘笈
大学生就业面试心理指导
性的漩涡
青春期发育、成长
难了初恋情
婚姻生活里的沟通
女硕士之恋
家庭里的争吵
我被贴上了“傻”标签
成长烦恼
分手了请别再找我
恋爱矛盾
优秀教师人缘
社会交往
瞒着爸爸厌学
子女教育
我要加薪
上下级关系
心理访谈范文3
电视新闻采访不是单方面的诉说，也不是单方面的倾听，与其说是采访不如说是一个心理互动的过程。为了获得最好的采访效果，采访者需要主动的去捕捉对方的心理动态，去引导被访者说出事实来达到采访效果。
一、电视新闻采访中的心理分析
新闻采访并非那么顺利，成功或失败都是由采访者和被采访者双方的心理活动以及矛盾能否在交流的过程中取得统一。现实中采访有很多种方式，同样被采访者也会有很多的理由来拒绝或者阻碍采访者寻求真实的新闻素材。这个过程就需要采访者采用恰当的方式和对方进行交流和沟通，这是一种心理层面的较量。
（一）采访者需要采访的对象涉及社会各阶层，由于不同的生活经历、不同的职业、所处环境的不同、不等的知识水平、不同的性格习惯、未知的道德修养等等，形成了各行各业的人物在性格、兴趣、爱好、地位、文化素养上具有很大的差异，这就会导致在采访过程中出现很多突发性的问题。
（二）大多数的被采访者因为平时不会面对镜头，因此在接收采访的时候就会紧张，这是一种心理障碍，业内把这种情况叫做“晕话筒”。是被采访者因为面对镜头二出现紧张的情绪，导致了他们的意识混乱，语序混乱，使得采访现场的气氛尴尬、僵持，或者言语不明确，内容无意义，这些都是采访过程中经常遇见的情况。这要求采访者通过交流来缓解对方的紧张情绪，以便让采访能够顺利进行。
二、电视新闻采访中的心理把握
采访成功失败都是由各种小因素所造成的，这些因素是采访者和被采访者双方在交流过程中的心理活动把握，采访者需要将对方的心理动向把握好，才能够让采访符合预期的效果。
（一）采访者自身的情绪是会对被采访者产生一定的影响的。采访者的情绪激昂、充满热情，对方自然也会感受到，那么在交流的过程中就会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而给予积极的情绪反应，采访的工作就能够更加顺利的进行，相反采访者情绪低落，被采访者也会受到影响而给予消极的情绪反应。
（二）在采访界有句俗语：“采访准备是富有魔力的敲门砖”。对于采访对象来讲，采访者就如同是一个突然闯入自己小世界的陌生人。这或多或少都会对采访对象的心理姿态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从一方面来讲，采访者和采防对象之间是否能够达到感情融洽，沟通顺利的这一目的，采访者的第一印象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三）采访的要求应该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当我们有一些比较难的要求需要对方接受的时候，我们往往不能单刀直入，而是应该先从一些简单的要求开始，让对方有个适应的过程，逐渐过渡到我们的真实目的，这样即便要求比较困难，对方接受的几率也比较大一些。
（四）“闻”主要是讲究倾听。做一名合格的对话者（合格的对话者是泛指在知识学识等方面合格等），倾听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中国有一句老话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就是这样的道理。很多的采访对象并不喜欢采访者不停的暗示、指手画脚，因为那样采访对象就很难往自己想象的内容方面去思考，去交谈。
（五）在对于采访对象的心理调控策略这方面，“问”是至关重要的，美国著名的记者约翰.布雷迪曾在《采访技巧》一书中曾说到：“一个采访活动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进行正确地提问”。在这方面，我国新闻界的老前辈周孝庵在《访问》一书中也曾指出：“访问不难，发问实难。发问之如何、足以卜访问之成败”。从众多经验中我们可以得知，问题提的是否切中要害，是否切中采访的关键点，程度是否适当，往往决定了一场采访活动的成败。一个好问题，可以激起采访对象谈话的兴奋点，从而使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个坏问题，则非常容易导致采访对象交谈的兴趣锐减，避而不谈或言其其他，使得采访活动难以继续进行。
（六）采访过程中采访者的一举一动都是给对方的一种回复，当被采访者在叙述的时候，我们若呆若木鸡的举着话筒而不给予眼神肢体的回复，那么被采访者会有一种自说自话的感觉，而缺乏采访中相互交流的过程，采访者适时地给予眼神或肢体的回复，即便不插话，也能够让采访的过程更加的顺畅。特别是对方胆怯的时候，能够给予其信心，站着话筒面前讲述新闻事实。
三、电视新闻采访中的心理特点
（一）采访要充分考虑电视新闻语言稿的特点，做到语言简洁、层次分明，通俗易懂，可传播性。因此，在写电视新闻稿时就要充分考虑画面和声音。要为他们留有必要空间，新闻语言用词就应充分反映出电视的特点。如果电视新闻能用画面反映出新闻信息。就不必再用过多地依靠文字来叙述。可以从事件发生过程中反应出的，或后来可以在事件发生后采同期声补充的信息，也不必用依靠文字，给观众真实感人如临其境。在电视新闻语言中还要注意书面化语言给播音员和电视观众带来的不便，所以，在电视新闻语言中要多用短句式，少用叠音词、生僻字、绕嘴字。解决句式过长，播音员念得喘不过气来，观众听不清楚。达到语言精练，节省新闻时间。提高新闻的传播效果。
（二）要注意捕捉瞬间新闻信息、新闻背景采集和储备。在新闻采访中，大部分新闻是可以预见的，也就不能做好事先采访方案，按照预先做好的采访方案进行采访。这要求记者必须在提高基本的新闻敏感和应变能力下工夫，更好地在新闻现场灵活处理的新闻形式。要具备善于发现新闻线索、捕捉新闻信息的能力。特别是在应对突发新闻事件时。要抓住新闻点，迅速及时地捕捉到转瞬即逝的新闻点，增强新闻的鲜活性和可视性。在日常的新闻工作中，我们还要增强捕捉突发新闻中的焦点和对新闻背景的采集与储备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形成，主要是记者的日积月累。大量的新闻背景资料信息，可以提高新闻的深度。让观众对新闻的来龙去脉都有相当深的了解。所以要做新闻工作的有心人，善于观察、善于归纳和提炼新闻背景，提高新闻背景的收集、筛选、整理、有效利用。
（三）要突出新闻主题的画面拍摄与选择。题材的选择要有一定实现的可能性，要贴近实际，最好能够反映热点话题，切忌太大、太空，画面难于表现。在拍摄过程中，选择清楚拍摄主体，考虑新闻的将来的进展情况，后续报道的潜力，和这条新闻相关的其他信息到底有多少，合理运用推、拉、摇、移等拍摄手段，准确处理全景、中景、近景，深刻反映新闻主题，画面语言的表现要丰直，有一定的变化和运动，避免死板。有的时候需要提前与受访者进行深入交流，更多地了解他的基本情况和要去采访的相关问题，这个时一定要把握好火候，因为有些东西如果没有及时跟上拍摄，把要采访的问题提前采访了，再采访时新鲜感就会大打折扣，影响到受众收视的效果。所以一定要保持原生态的采访，始终保持与采访对象之间的那中新鲜感和默契，挖掘出感人、鲜活的内容。
心理访谈范文4
主持人体现思想道德素养
电视心理访谈节目主持人应该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养。主持人第一是要有为他人（当事人）着想的思想。主持人媒体工作者的性质要求其必须有一定的政治思想水平和良好的道德修养。国外电视台招聘主持人有一条重要的标准：必须为人品质高尚。另外，节目主持艺术的美学基调应该是积极向上的，因此，不管什么类别的主持人都应该传达积极的人生态度和进步的思想观念。
电视“心理访谈”节目选择的是心理上遇到了困境的当事人，主持人应处理好当事人的隐私和谈话内容之间的关系，做到即能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又能通过现场访谈的内容给心理学专家提供足够的分析信息。这就对主持人的道德修养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对访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对专业技能提出了更高的标准。主持人的个人素质与修养随时体现在对节目的掌控之中，这种实力不仅是技巧层面的，更是道德层面的。在主持领域里能长期存在并受到观众喜爱的主持人，必定是有道德权威和智慧权威的主持人，他们不仅具备优良的职业技能，更有着良好的道德修养。思想道德素质是各类播音员和主持人的共有素质，只不过心理访谈节目中体现得更明显、直接和具体。
主持人构建三者平等的关系
“平等”是谈话得以进行的前提和基本条件。心理访谈节目主持人的作用是调动、激发、引导当事人或者嘉宾发言，既不是自己畅所欲言，也不是嘉宾的辩论对手。在节目中，主持人责任重大，是节目方针的体现者、策划者、组织者，是话题的驾驭者、引导者，是节目的主宰和灵魂。主持人既不应怠慢嘉宾、戏弄嘉宾，也没必要迁就嘉宾或在嘉宾面前低人一等。
心理访谈类节目要求主持人倾听嘉宾的谈话，因为这类节目是由主持人、当事人（或者嘉宾）、心理学专家共同组成的“谈话场”，主持人是这个场的组织者，是谈话的“召集人”。谈话节目成功的关键是“谈话”本身，因此，主持人在这个“谈话场”中，不但要能“说”，还要会“说”，才能成为“谈话场”的中心。不过，这个“中心”并不是让主持人口若悬河、喋喋不休，由“主持人”变成“主讲人”；相反，主持人要先学会做“耳朵”，要学会倾听，该说话时则说话，不该说话别打“岔”。
沟通大师戴尔・卡耐基认为：在沟通的各项功能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倾听的能力②。有效沟通始于真正的倾听。那么就要学会听，第一善于听比说更重要，因为当事人来到访谈室这样一个特殊的场所，难免会有紧张、担忧等诸如此类的情绪问题，耐心细致地倾听其叙述本身就是对其的安慰和鼓励，这样当事人才会有兴致讲述自己的生活事件；其次是用心去听，不但要听懂求助者通过言语、行为所表达出来的东西，还要听出“弦外之音”，即能听出求助者在交谈中所省略和没有表达出来的内容。再者在听的过程中还要有适度的参与和反应，以向当事人传达自己对其倾诉的关注，同时也可以进一步澄清问题。当然这种倾听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帮助来访者适度宣泄，释放不良情绪。值得注意的是，听的时候不能随便打断来访者的叙述，这样可以避免影响其充分宣泄，还可以避免让其产生误解，即认为主持人和专家过于急躁并有强迫意向，从而产生被动感和不安感。
主持人对分寸的把握
心理访谈类节目的伦理原则应当是尊重和保护当事人的隐私。这就是主持人在节目中如何把握分寸的问题。当节目涉及当事人的隐私时，应当以尊重和保护个人隐私为原则，职业价值观不能凌驾于伦理价值观之上。同时，要注意节目“有意义”和“有意思”的平衡，不能因为节目的有意思而不顾及当事人的隐私问题。
保护当事人的隐私虽然作为一项重要的原则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但在实践中，这仍然是最容易出问题的方面。也许有人会说，参加节目的当事人都是自愿的，电视台“”其个人隐私的介入上也应该把好“分寸”。因为对双方来说，媒体是主动的，个体是被动的。媒体是强势的，个体是弱势的。2011年4月中旬，贵州卫视“人生”栏目因单纯追求收视率，不顾及当事人的心情和处境，放大个人隐私和社会的阴暗面，缺乏同情心，被国家广电总局要求不得复播。
心理访谈类节目本身就已经是在暴露当事人的隐私，即使不是出于恶意，也都在不同程度地把当事人的自杀、婚变、心理疾病等痛苦当作“卖点”。如果在节目中再不加限制地对当事人的创伤加以还原甚至进一步地发掘，这同社会的伦理道德是相违背的。
主持人亲和力的展示
传播学的研究发现有两类传播者最容易被接受，一类是“在他谈论的领域有威望的人”；另一类是“与他们自己相似的人”。③亲和力是人与人相处时所表现的亲近行为的动力水平和能力。对于主持人来说，更重要的是亲和的动机，这是一种源于内心的愿望，很难伪装却很容易识别，也就是俗称的有“观众缘”。
有些电视心理访谈节目有现场的观众，有的现场就只有主持人、当事人和心理学专家，因此，对于主持人来说，与当事人、心理学专家、现场观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的多重交流与互动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种多重交流要求主持人必须有良好的感受力、要求主持人具备亲和力、现场的组织能力和对信息整合的能力。要求主持人随时对当事人的表情以及所提供的信息进行思考和判断，并在节目中做出与之相应的反应和行动，从而营造最佳气氛让当事人畅所欲言，这样才能形成“节目场”，产生场效应。
主持人理和情的协同运用
通情达理是理和情的协同运用过程。它有三方面含义：一是主持人和心理学专家深入来访者（当事人）的内心去体验其情感、思维；二是主持人把握求助者的体验、经历与其人格间的联系来理解问题的实质；三是主持人将自己的关切理解传达给对方，以影响对方并取得反馈。通情达理的意义在于帮助主持人和心理学专家获得当事人的信任，使当事人愿意向其敞开心扉，进行倾诉，从而更迅速更准确地把握材料；对当事人而言，主持人的通情达理能促进其更好的自我认识以及双方更深入的沟通；对于一部分迫切需要获得理解、关怀和情感倾诉的当事人，通情达理本身就是一种助人技术。
有位心理学家曾打了一个比喻，认为解除来访者的心理问题就如同除杂草，只除去地面上的草枝而不去根，或只是用泥土来覆盖，那么杂草并不一定会因此而死亡，还可能会冒出来，这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思维、情感、意志、行为等因素互相联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当事人的心理问题往往与整个心理活动分不开。它要求主持人必须具备一定的谈话技巧，即辨明虚实，情理交融，抓住关键，探明原因，尽快寻找最合适的突破口，尽快准确地形成初步诊断，从而给当事人以最大的指导和帮助。
结语
研究主持人的现场控制最终目的是让嘉宾或者当事人顺利进入传播状态，积极发挥其在传播中的作用。主持人充分调动嘉宾积极性除运用一些必要的技巧手段外，最重要的还是心灵的沟通。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做到谈话节目知、情、趣、意的有机结合，产生共振的谈话场，提高节目的观赏性和艺术性，实现良好的大众传播效果。
注释：
①郭庆光著：《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
②John Stewart．Bridges Not Walls：A Book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McGraw－Hill，1999年版，第178页。
③【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著，陈亮、周立芳、李启译：《传播学概论》，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
参考文献：
??鲁景超著：《广播电视有声语言传播受众心理研究》，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
??翁佳：《名牌电视访谈节目研究报告》，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
??陈虹：《节目主持人传播》，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吴郁：《当代广播电视播音主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黄林霞：《论新闻采访的“心”入》，学术论坛，1999年。
心理访谈范文5
[关键词] 农民工；心理障碍；思想政治教育
括号内容依次为访谈对象的姓名（或代号），性别（F表示女，M表示男），年龄，访谈时所在城市（CS表示长沙，ZZ表示株州，XT表示湘潭）
一、研究回顾与本文起点
作为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产生的特殊群体，农民工的实际生存状态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对农民工“融城”的各方面思考，学界在理论层次和经验层次等方面的研究已比较丰富，比如：对农民工的阶层特性与社会地位的研究（李强，2004；朱力，2003）；对农民工生存状况的研究（李培林，1996；李长江，2004）；对农民工的情绪、社会心理研究（李强，1995/2005）；对农民工城市主体关系的互动研究（李强，1995；朱力，2001；潘泽泉，2004）和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农民工视角变化研究（李培林，1996；周晓虹，1998；江立华，2003/2004）等等。
上述有关农民工“融城”的研究大体概述了当前主要的研究视角。当然，我们尝试归类的视角其彼此之间的界限也具有模糊性，各自研究的侧重点也不同，但总体而言，每个角度的研究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的。当前看来，农民工在“融城”过程中日益突显的心理障碍问题呈增量趋势，在“融城”的大背景下关注农民工的心理障碍并寻求消解之法，对于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学界对农民工“融城”过程中的心理障碍研究也零星有所涉及，但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维度，并结合理论层面予以说明，提出实践性的分析路径还不多见。因此，全文尝试从社会心理学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双维度对农民工“融城”的心理障碍予以合理的释读，并以长沙、株州、湘潭三地的访谈调查记录为分析样本，在力求理论合理阐释的基础上，描绘出农民工“融城”的心理障碍表征，并以此探究出问题的解决路径。
二、研究对象与概念界定
当前看来，全国农民工总数约在2.1亿人左右，占我国农村人口的63%以上，并且每年以600万800万的规模迅速增长。预计未来10年从农村转移出来的人口（包括劳动力及家属）将在1.5亿人以上。[1]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跨地区流动就业，在所有的大中城市，在建筑、纺织、制造、第三产业等许多领域，都活跃着他们的身影。这一群体的出现及其在工业和城市社区中的作用和行为方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经济转型与社会变迁，并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2]本文的研究依托笔者近两年（20052007）利用寒暑假时间在长沙、株州、湘潭三地所做的跟踪访谈记录文本为分析样本，通过对15个个案详细的文本记录和话语分析，透视农民工“融城”过程中的心理障碍。实际上，“借助于语言结构的分析和更加宽泛的社会背景，并通过对其做出分析，可以揭示话语表达中的社会意义。”[3]
本文界定的“融城”过程中的农民工具体是指脱离土地、背井离乡，进城就业务工的农民群体。心理障碍主要侧重于农民工面对城市强大的辐射力以及与农村截然不同的经济关系与利益体系而产生的意识形态冲击、心理壁垒等。思想政治教育，全文主要将其归为政治教育、思想教育、以及道德教育，使得“融城”农民工群体形成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素养和道德规范，从而指导具体的实践活动。
三、样本分析与理论阐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境域正面临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的“双模式”变迁，即由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结构转型以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4]，对广大农民工群体而言，生活在不断变化的转型期，并从乡土走向城市、从封闭走向开放，这个演进的过程对其生活方式、社会心理等方面产生强烈的冲击。通过深入访谈及对其生活的观察，我们总结得出：农民工“融城”过程中的心理实践轨迹可以描述为乡土世界、想象世界、城市世界和实践世界这四大向度，并且，从乡土世界走向城市世界其心理演化的路径趋向类似于从想象世界走向实践世界的过程。为了更方便于比较研究，全文主要从宏观转向和微观转向的两大层面来做一步的说明和阐释。通过对调查文本的分析，我们进一步得出：乡土世界中的农民工心理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城市世界中的农民工心理处在失衡状态；想象世界中的农民工心理处在相对平衡状态、实践世界中的农民工心理则处在失衡状态。事实上，从乡土世界走向城市世界的过程，农民工其获取的利益和期望值呈减量趋势，其心理状态也由平衡走向失衡，而对于想象世界和实践世界，生活场景和指向空间的位移，这必然会导致农民工“融城”的心理由平衡状态转向失衡状态。（见图1）
通过访谈研究发现，农民工“融城”过程中的实践形态和心理转换逻辑被上述四个世界所型塑。乡土世界是他们生长之农村社会。进城之前的想象世界主要源于他们的梦想，以及他们听到、看到打工归来的亲朋和邻居或受媒体影响后形成的对未来的憧憬，是一个虚拟的主观世界。进城后的想象世界是一个实践中的、不断调适的想象世界。城市世界就是他们打工所在的城市，是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客观世界，是他们获得现代性、完成城市化的场所。实践世界是他们生活的实际具体空间，根据他们所处的不同时空条件而变化。对于“融城”过程中的农民工来说，实践世界是处于城市世界之中的。[5]
这里我们尝试引入“参照群体”理论予以进一步说明。美国学者希曼（HerbertHyman）提出“参照群体”这一概念，指出：“一个人没有加入但又按照其价值规范来评价与指导自己的行为的群体。”[6]随后这一概念演化为负非所属参照群体、正非所属参照群体、负所属参照群体、正所属参照群体四大类参照群体。所谓负非所属参照群体是指我们并不属于它，并且希望回避的群体；所谓负所属参照群体是指我们属于它，但不愿意承认，希望摆脱的群体；所谓正所属参照群体是指我们属于它，并且主观上认同的群体；所谓正非所属参照群体是指我们不属于它，但是渴望加入或者渴望模仿其成员的群体。这种对于参照群体概念的延伸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细化了主体对于参照群体的主观感受。[7]事实上，农民工在“融城”过程中，其潜意识之中就将自我定位、消费方式、消费态度、转为城里人的意愿以及城市心理定位等方面还没有将城市居民视为其参照群体。
“总感觉自己不是城里人，即使赚再多钱，这个陌生的城市也不是生我养我的地方，‘金窝银窝，还是不如自己的狗窝’”。（XB，F，32，CS）“我在长沙呆了好几年了，总感觉他们城里人消费很大方，好象个个都像大款，大把大把的用着钞票，而我们农村来的，总会盘算着花好每一分钱，我们干的大多是体力活，钱来得不易。”（HBX，M，41，CS）“在湘潭打工也有好多年了，总感觉城里人相互猜疑，互不信任，我们乡下来的更是难以走进他们的圈子，说实话，不是为了多攒几个钱供小孩读书，我还真不想到城里来打工，更没有想过把家将来搬过来。”（LYZ，F，29，XT）“面对城里人，我们乡下人总有心理隔阂，不管是穿着、吃饭住行，还是语言交流，城里人乡下人一眼就可以看出。”（WXB，M，27，ZZ）
从以上访谈文本记录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大部分民工并没有将城市居民作为他们的参照群体。他们正处于一个过渡阶段。农村人群体对他们来说正在经历一个由所属参照群体向非所属参照群体的转变。由此，从乡土世界走向城市世界，其过渡之中的心理落差和心理失衡就会表现出来，这也不难理解从想象世界走向实践世界的真实反差效应。农民工“融城”过程中的心理调适和心理引导在过渡转型期尤为关键，如果引导得法，这些冲击可以成为“融城”的催化剂，加速融合的过程，减少融合的摩擦性冲突；如果不能及时得到疏导，则有可能冲击农民工已有或固有的思维，并由此产生强硬的心理壁垒，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笔者通过整理分析得出：从乡土世界走向城市世界的过程，也是农民工从想象世界走向实践世界的过程，这其中自然会存在心理障碍，具体心理表征可概述为以下几大方面：
（1）双轨体制下的城乡双重尴尬。土地是农民天生的就业保障和生存希望，他们对于土地有深厚感情，不愿意背井离乡。但是，随着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一些农民群体开始向往城市较好的发展机遇，特别是随着现代农业技术层面上的结构性调整，这些更促推着这部分人可以摆脱土地的束缚，去城市寻求致富的途径。计划经济时代的城乡二元结构、双轨演进下的制度规范无法在身份认定、权利拥有和福利给予等方面让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农民工一方面希望在城市谋求发展，但城市又有内生的歧视性待遇；另一方面又割舍不断与农村的联系。“我们乡下人到城里务工，一没有文凭，二没有一技之长，想攒点钱，又受到城里人歧视，我们总是很矛盾，不知道是接着干下去，还是直接返乡回家。”（PBB，F，36，XT）“有时城里没有搞到钱，家里的农活也荒废了，结果会是两头空。”（CSS，M，32，ZZ）
（2）市场经济思维的冲击与不适。农民工进城务工，首要目的是致富，面对市场经济占据下的话语权和分配权，“利”与“义”的地位开始出现偏差。市场达尔文主义衍生的畸形的“利义观”，极容易蛊惑刚踏入城市的农民工。当面对利益冲突和现实差距时，农民工常常出现矛盾的心理，对传统道德法则的背离会导致行为和思维的人格分裂。“有时打点零工，气也受了，钱也拿得少，总感觉这个世界不公平，为什么城里人和乡下人会有这么大的差别？”（FXM，M，21，CS）“我有几个老乡，到城里找工有一段时间了，身上带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为了生存，有的甚至干起了小偷小摸的犯法行径。”（STH，F，46，ZZ）“只要能搞到钱，什么都想去试一下，这是被逼出来的。”（QBX，M，23，XT）
（3）自信与自卑的双重矛盾心理。农民工经过城市先进文明的洗礼，不论是个人素质、生活方式还是价值观念都超前于仍然生活在农村的驻守农民，这时农民工容易萌发一定程度的自满。然而身处都市，现行制度不论是在户籍、教育、社会保障、医疗等方面都只承认城市居民，城市在许多公共资源享有上并不将农民工容纳在内。由于先天身份的人为划分，农民工在政治上得不到城市人的待遇，对公民所应具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意识淡薄；经济上，不但工资上与城市人相差甚远，亦无法获得城市居民享有的福利待遇。农民工在城市工作中，更多的是被自卑心理所笼罩。“我在城里干了好几年，过年回老家，乡里邻居都羡慕的跑到我家问这问那，感觉我就是城里来的贵人。可是，一想起在外务工的经历，心里又不是滋味。”（PJW，M，45，CS）“我在城里呆不惯，总感觉低人一等。”（HMK，F，24，XT）
（4）择业盲目与悲观的情绪。为了获得生存，农民工首先要在城市里谋取一份职业，而先天素质所限和制度设置上的诸多壁垒使农民工往往不能正确估计自己的能力，经常出现盲目择业的状况。而过于注重城市人对于自己的评价，过于希望得到城市人的接纳和认可，在遭遇求职不顺的时候，农民工过度的敏感心理被最大化的暴露出来。特别是遇到挫折和困难时往往不能理智处理，容易表现为半途而废或者悲观厌世的不正常情绪。“我小学都没毕业，来株州找事做都已经两个月了，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实在不行，就回去算了，自己带的钱也不够了。”（FXW，M，18，ZZ）“这是我干的第五份活，没有文凭，也没有什么特长，太脏太累的活，我一个女孩子还真不想干。”（CSX，F，22，XT）
（5）孤独压抑心理的无处排放。由于现行的户籍制度，农民工实际上成为“城市边缘人”，不能与城市人平等共存，迫使敏感的农民工群体不自觉的回避与城市人的交往，形成自我隔离的状态。农民工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虽然在空间上接近了城市，但在精神上却没有真正的融入城市，农民工群体总是一个孤独的群体。面对现实的遭遇，甚至那些来自城市人的偏见，这些都极其容易引起农民工的强烈心理反映。[8]这种压抑的心理如果长期得不到释放，则容易导致农民工的反抗行为，产生所谓的“族群对立”，影响社会的安定与团结。“我每天干完活，就是睡觉，跟他们城里人找不到共同语言，即使搭上话，也没有什么好说的。”（YRQ，M，35，CS）“他们城里人总是瞧不起我，以为有钱就了不起，我干的活是他们不愿干的，要不是家里还欠些债务，我早回去了，在这里呆着就是郁闷。”（GKL，M，41，ZZ）
四、路径构思与策略选择
农民工“融城”过程中的心理障碍与心理不适，主要归因可做以下两方面解释：首先，二元体制双轨演进下的现实制度体系与城市、农村劳动力需求之间的矛盾。现有的城市制度体系没有代表农民工的利益诉求，缺乏对于农民工群体的政策支持。而城市现有的制度体系不足，主要表现在城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和教育与就业培训制度。其中，户籍制度作为首要城乡壁垒，是城市化和农民工社会化的主要制约因素。二元社会和户籍制度使农民工既不是农民也不为城市所接纳，身份的边缘化使得农民工在心理上普遍感到迷茫和困惑。“从目前状况看，户籍制度已发展成为一种“社会屏蔽”，它有效的使农民工被屏蔽在城市的所有公共资源以外。”[9]更具体层面的表现是：第一，农民工在本来就不占有竞争优势的就业上更加处于弱势地位；第二，农民不能被纳入到城市社会保障的范围之内。其次，传统与现代话语观念的冲突。农民工深受我国传统农村社会影响，重视血缘、地缘关系，信守平均主义和经济上的狭义的功利主义[10]，而农民思维在遇到城市资源分配体系时，以前封闭的精神世界受到极大的刺激。由于自身因素的受限，在面对许多城市较好机崾敝荒芟勰健T诰蒙鲜杖胛⒈。徽紊衔葱纬捎辛Φ淖橹死春次雷约旱娜ㄒ妫痪裆闲枨筘逊Γ睦硌挂植谎宰悦鳌6鞘泄逃械姆裾吆凸嬲轮贫仍诿娑耘┟窆な保涞髡虻乃俣裙庠诳凸凵铣晌缡有缘奶蹩睿苍谝欢ǔ潭壬仙撕α伺┟窆さ母星椤/DIV>
城市农民工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期形成的特殊社会群体，是伴随着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出现的。当前看来，农民工“融城”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和压力，在寻求解决问题的路径时，对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的关注还明显不够，甚至属于空白状态，由此，加强农民工“融城”过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迫在眉睫。通过对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能有力保障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提高农民整体素质，促进城乡经济发展，从而推进新农村建设的现代化进程。审视当前农民工“融城”的发展趋势，我们认为应寻求以下路径构思和相关策略选择：
（1）明确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三大原则。消解农民工“融城”过程中的心理障碍应突出三大平等的原则。首先，政治平等。确保农民工在组织中享有参与政治和发表言论的正当权利，切实通过有效途径维护和保障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的利益。其次，经济平等。对农民工在城市务工实行同工同酬制，实行按劳分配制和多劳多得的原则。最后，机会平等。应加强和完善农民工岗前培训、技能培训机制，保障农民工享有平等的机会参与竞争。
（2）把握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涵。对农民工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全民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一方面应该具备诸如全民普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等宏观教育内容；另一方面也要针对农民工的特殊性进行特殊的微观教育，譬如公民道德指南、城市道德规范、市民日常行为规范等微观方面的教育。此外，还应对农民工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增强其自身调适能力，使其克服懒惰、仇富、自暴自弃等不健康心理障碍，用积极向上的心态应对社会变革和身份迁移。
（3）探究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方法。加强农民工“融城”过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工作的实效性，除了明确工作指导原则、把握工作内容之外，还应积极探求有效合理的解决方法。依据当前农民工思想、生活的特点，我们认为应寻求以下几种方法：
其一，典型引导。典型引导是指运用典型的事或人作为示范，将被引导者的思想行为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去。树立榜样，发挥榜样的示范作用，是最基本、最有效的教育途径和方法之一。农民工的先进典型就生活在农民工队伍之中，最贴近农民工的生活和实际的需要，易于激发其模仿、从众的心理活动特点。通过典型引导法，可以激起农民工的思想和情感的共鸣，引导其学习、对照和效仿，并内化为自己的感情和行为。
其二，情感教育。情感教育是使用真挚的感情来感化教育对象，以达到教育的目的。人是感情动物，常需要交流。农民工的工作不固定、远离家庭、身边缺乏朋友，始终沉浸在压抑和苦闷的情绪中。当面对挫折和失败时，极容易出现不正常的宣泄手段，因此特别需要获得情感的宽慰和理解。要做好农民工的情感教育，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树立民主观、平等观，充分尊重农民工、了解农民工、理解农民工，关心他们的生活、工作和困难。
其三，心理咨询。转型期农民工“融城”会面临许多心理问题，如心理失衡、心理恐惧、心理焦虑等，这些心理问题直接影响他们的情绪和行为，成为“融城”过程中的主要心理障碍。由此，应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咨询有效的结合起来，并将心理咨询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范围之内，以提高思政工作的实效性，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要。应在城市专门机构或工会、广播、电台等开设心理咨询平台，为农民工随时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其四，营造环境。人的思想是从获取信息到内化逐渐反省的过程，这一过程当中思想的形成和演变离不开环境的作用。环境的影响，有积极效应，也有消极效应。我们应努力创设对城市农民工有积极促进作用的良性环境，消除恶性环境对他们的腐蚀和影响。农民工“融城”后流动频繁，对他们造成影响的是直接接触的社会环境，因此，应加大力度整治社会环境，树立新风尚，尤其是在城市农民工聚集的地区，应加大人力、财力的投入，创建文明的社区和和谐的社会环境。此外，还应加强对城市居民的教育，消除他们对城市农民工的误解、偏见和歧视，真正意义上建构一种友善、平等、包容、和谐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1]郑功成、黄黎若莲：《中国农民工问题：理论判断与政策思路》[J]，《农业经济导刊》，2007年第1期。
[2]郑功成等著：《中国农民工问题与社会保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4页。
[3][英]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M]，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4]何枫、倪明胜：《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分析及其规避“泰坦尼克定律”的解释框架》[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5]符平：《青年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实践社会学的研究发现》[J]，《社会》，2006年第2期。
[6]朱力：《社会学原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7页。
[7]徐铭：《城市化背景下农民工心理失衡的危机》[J]，《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S2期。
心理访谈范文6
一、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
了解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分析影响当前大学生心理危机发生的普遍性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精神疾患
由于精神疾病原因导致的自杀约占全部自杀的30%-50%。其中，抑郁症是自杀现象产生的罪魁祸首。在最新研究中，重性抑郁症的终身自杀致死率为10%-15%。对于平时表现良好，没有前兆也没有刺激源的自杀案例，我们应该考虑隐匿性抑郁症的可能。
（二）人格障碍
最新研究表明，具有不同程度的人格障碍是导致大学生自杀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些研究结果表明，大约9%的自杀者被诊断为人格障碍，而具有“不正常人格”者高达30%。这些自杀者的人格障碍主要表现为边缘性人格障碍、人格、自恋型人格、表演型人格、强迫性人格等。
（三）不良社会模仿
当代大学生成长于社会转型期，各种流行思潮席卷而来。一些、歪曲的、边缘化性的价值取向引起了没有建立任何心理防御机制的大学生们的兴趣，在学生群体中形成潮流化倾向，导致大学生社会能力退化、人际关系紧张，引起人际压力性自杀。
（四）竞争压力
由于转型时期各项社会制度有待健全，一些与大学生切身利益相关的基础设施有待完善，很多学生面临着就业、升学、生活等多重压力，加之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似的升学考试制度塑造了学生过分强烈的自尊心，不能正确看待失败。
（五）情感淡漠
市场经济的发展过分强调效率与收益，导致人际关系冷漠化，大学生处于青春后期，情感需求强烈，在不能够从家庭、学校、社会获得足够的感情共鸣的前提下，容易受到不法分子的引诱，参加一些非法组织，导致人格扭曲。在社会情感普遍淡漠的情况下，大学生恋爱失败容易造成个体情感的极端失落，产生自杀倾向。
二、核定影响因子，收集自杀个体生前资料
参照以上的诸多影响因子，详细收集自杀个体生前的真实资料，建立自杀个体资料档案。
（一）个体基本信息
包括姓名、年龄、性别、民族、籍贯、家庭住址、婚姻状况、、家庭成员等。
（二）相关社会因子
包括成长经历、生活经历、学习和工作经历、家庭成员情况以及对死者生前的影响、其他相关人员与死者生前的关系、家庭最近的重大变故、家庭所在地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对死者的影响。
（三）心理因素
包括个体生前的心理健康测试数据、心理咨询案例、心理治疗记录等。
（四）死亡记录
包括自杀时间、自杀地点、自杀方式、自杀前的躯体健康状况、生前的心理疾病治疗等。
三、开展相关人员的访谈工作
开展与死者相关人员进行访谈可以更多地了解死者生前信息，确定自杀原因。
（一）人群选择
患有隐匿性抑郁症的患者往往采取突然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事前没有思想意识上的准备。这类自杀者生前在与家人及朋友的交往上没有明确的区别，可采取平均择定访谈人群的方式；长期抑郁症积压的患者以及压力型自杀的个体在自杀前往往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这类死者极少与家人进行有关自杀的交流。因此，与此类死者的朋友、室友、辅导员老师进行访谈是了解死者生前心理状况的一条重要途径。
（二）访谈方式
应采取面对面结构化访谈为主，半结构化访谈和非结构化访谈为辅的访谈方式，事先拟好访谈提纲，对于特别重要的影响因子应采取多角度设置问题、反复询问的方式。要设置情景，以谈代问，引起被访谈者的情感共鸣，使其自动参与访谈，主动描述相关事件，避免引起被访谈者的警惕和戒备，影响访谈效果。同时，要采取单独访谈和集体访谈相结合的形式，单独访谈为主，集体访谈为辅。
（三）访谈顺序
根据影响因子合理设置访谈人员顺序以及访谈内容顺序，对于不同影响程度的因子应穿插开来，避免对被访谈人员形成心理暗示，影响访谈效果。应先进行单独访谈，再进行集体访谈。
（四）访谈步骤
（1）说告别词。在被访谈者面前放一把空椅子，让被访谈者面对空椅子向死者告别，采用心理暗示法让被访谈者充分相信死者能够听到他的语言，从而使被访谈者表达对死者的愤怒和爱。对于被访谈者来说，这是一次非常深刻的情感经历。
（2）情绪渲染。访谈者要通过对死者充沛的情感和怀念引发被访谈者对死者的追忆和惋惜。通过对死者个人资料以及生前情况的描述抓住被访谈者的情感纽带，勾动被访谈者自觉回忆与死者生前的交往以及死者自杀原因的线索。
（3）全面记录。将被访谈者的语言进行通盘记录，全面了解自杀个体的生前行为和自杀原因线索。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进行记录，避免遗漏细节。为每个被访谈者建立语录档案，对于不同的被访谈者的相同描述要高度重视，用记号标出；对于不同的被访谈者对于同一事件的相反性描述也要用记号标出。
（4）情感疏导。平复被访谈者的情绪，引导被访谈者理智地分析死者自杀原因，正确看待其之前叙述事件的真实性和相关性。
（5）解除内疚。访谈最后，访谈者应做如下声名：感谢参加访谈的每一个人，让被访谈者相信他们对于死者的死没有任何责任，应以死者为鉴，珍惜生活的每一天。
（6）比较分析。对于不同的被访谈者对于同一事件的不同描述要进行详细分析，必要时可以采用不同描述者集体访谈的方式进行甄别，确定唯一正确的答案。
（7）建立表格。将被访谈者所描述的关键环节（转上页）（接下页）以及与自杀原因紧密相关的因素单列成表。
心理解剖在大学生自杀个案分析中具有重要的实践作用，希望能够得到高校行政人员的高度重视，减少大学生自杀事件的发生。
参考文献：
[1]郭薇等编著.心理危机干预概论.[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
[2]B.E. Gilliland. R.K. James 著.肖水源等译.危机干预策略（上册）[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