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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资本协议范文1
关注填报说明
报表填报说明是报表审核的主要依据，逐项核对银行填报数据与填报说明的符合性是发现错误的重要方式。因此，报表审核人员应仔细阅读报表填报说明，在此基础上，要勤于发问。如某行填报的美元多空头净额数据，审核人员首先要明白多空头净额的含义，并积极追问银行填报该项数据的计算公式，然后严格审核银行的计算公式是否与报表填报说明相符。例如，G4C-1（E）《市场风险标准法资本要求情况表（外汇风险）》填报说明规定：净即期头寸，即以某币种标价的所有资产项目减所有负债项目，其中包括应收利息。某行在计算美元净即期头寸时，将应收利息从资产总额中整体扣除，与报表填报说明要求不符，导致美元多空头净额数据错误，并最终影响资本充足率的准确性。报表审核人员在熟悉填报说明的基础上，通过追查净多空头净额的计算公式，果然发现了某行对美元多空头净额的计算存在错误，与报表填报说明要求不符。
善于合理联想
报表审核人员应具备良好的审计技巧，善于发现报表填报中的薄弱环节，善于联想，从数据之间的关联环节出发，考虑数据填报是否合理，是否存在错误的可能。
例如，在审核《表内信用风险加权资产计算表（权重法）》时，审核人员发现该表中风险缓释因素的数据均填报为0，因此产生了疑问。因为银行的某些债权（如贷款）一般都会有些担保品，如存款质押、备用信用证等，可以作为债权资产的风险缓释存在。该行风险缓释因素全部填报为0，明显存在问题。经追查，该行对一般企业事业单位的债权以及对个人的债权中，存在因现金类资产产生的风险缓释和因商业银行担保产生的风险缓释。在补填风险缓释因素后，该行资本充足率有所提高。
勇于刨根问底
在报表审核中，单纯考虑单张报表中以及不同报表之间的勾稽关系是远远不够的。对于单张报表中的某项数据，应探询其数据填报的具体过程，摸清数据源之所在。在此过程中，通过与填报说明和新资本协议具体要求的对照，往往可以发现问题。
例如，在审查《表内信用风险加权资产计算表（权重法）》时，银行存放在不同国家金融机构的资金，会因国家信用评级不同而对应不同的风险权重，直接影响资本充足率。因此，对于这类数据的填报，应仔细追查银行填报的是对哪国金融机构的债权，该国国家信用评级是什么，选用的是哪家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评级结果的选用是否符合《外部评级使用规范》的要求。天津银监局对某行的现场检查中发现，该行尚未确定选用哪家外部评级机构的国家信用评级结果作为参照依据，导致该行在填报《表内信用风险加权资产计算表（权重法）》时，将存放在韩国金融机构的资金随意填报在5.1项：对评级AA-及以上国家或地区注册的商业银行的债权中，该项目适用风险权重为25%。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中外部评级使用规范：对同一信用主体或债项有三个以上外部评级结果，且对应不同的风险权重，应首先按照风险权重由低到高的顺序，选择前两个评级结果，然后从中选择风险权重较高的评级结果。在报表填报当月，标准普尔对韩国的国家信用评级为A+，对应风险权重为50%，高于穆迪和惠誉对韩国评级的风险权重25%，因此，该行对韩国金融机构的债权应对应50%的风险权重。该错误影响了表内加权风险资产的数据准确性，并导致资本充足率虚增。
重视关联关系
新资本协议范文2
关键词：新巴塞尔资本协议 三大支柱 风险监管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1988年公布的资本协议，曾被认为是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的“神圣条约。”然而在过去十几年中，银行防范风险的能力，监管部门的监管和市场的运作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该协议对发达国家已越来越不适用。1996年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粗线条的新资本协议草案，2001年1月公布了详细的新协议草案，各国商业银行和监管当局对新协议草案提出许多的意见和建议，经过一年半时间，终于在2002年7月10日就许多重要达成一致意见，委员划于2003年第四季度确定新资本协议以便各国于2006年底实施新协议。在2003年至2006年间，银行和监管当局将根据新协议的各项标准，建立和调整各项体系和程序。新协议一旦问世，国际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及有关国际金融组织会把新协议视为新的银行监管国际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必须认真研究新协议的影响。另一方面，借鉴国际上先进的金融经验加强金融监管是我国金融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在形势下，我国需要切实更新监管理念强化资本监管。本文拟通过对新资本协议的介绍从法律角度来初步探讨其对我国银行风险监管的影响。
一、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主要内容
银行业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20世纪80年代由于债务危机的影响，信用风险给国际银行业带来了相当大的损失，银行普遍开始注重对信用风险的防范管理。巴塞尔委员会建立了一套国际通用的以加权方式衡量表内与表外风险的资本充足率标准，极大地影响了国际银行监管与风险管理工作的进程。在近十几年中，随着巴塞尔委员会根据形势变化推出相关标准，资本与风险紧密联系的原则已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监管原则之一。正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巴塞尔委员会建立了更加具有风险敏感性的新资本协议。新协议将风险扩大到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利率风险，并提出“三个支柱”（最低资本规定、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要求资本监管更为准确的反映银行经营的风险状况，进一步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和稳健性。
1、第一支柱——最低资本规定
新协议在第一支柱中考虑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1并为计量风险提供了几种备选方案。关于信用风险的计量。新协议提出了两种基本方法。第一种是标准法，第二种是内部评级法。内部评级法又分为初级法和高级法。对于风险管理水平较低一些的银行，新协议建议其采用标准法来计量风险，银行资本充足率。根据标准法的要求，银行将采用外部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来确定各项资产的信用风险权利。当银行的内部风险管理系统和信息披露达到一系列严格的标准后，银行可采用内部评级法。内部评级法允许银行使用自己测算的风险要素计算法定资本要求。其中，初级法仅允许银行测算与每个借款人相关的违约概率，其他数值由监管部门提供，高级法则允许银行测算其他必须的数值。类似的，在计量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方面，委员会也提供了不同层次的方案以备选择。
新资本协议范文3
关键词: 新资本协议内部评级法资本充足率 监管资本
中图分类号: F 830. 9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6-1770(2008)09-024-05
一、引言
2006年新资本协议[1]颁布以来，我国以银监会为主体的新资本协议实施项目陆续开展。随着新资本协议实施工作的全面开展，新资本协议的研究在国内也逐渐盛行。管七海（2005）对新资本协议第一支柱下信用风险的公司风险暴露进行了研究[2]，张燕（2005）的研究则针对新资本协议的操作风险计算问题[3]，詹原瑞等(2005)专门针对零售风险暴露的新资本协议实施展开研究[4]，黄宪等(2005)的研究则已经涉及了新资本协议第二支柱下风险偏好的概念[5]。这些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银行界对于新资本协议的总体框架了解，但是针对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最重要的信用风险计算模型却未能解释各参数的估计结果对于银行资本充足率计算的影响。本文针对新资本协议信用风险资本计算模型进行研究，以期从监管资本层发现内部评级法中各参数间对于资本充足率的重要性程度，形成如下结论，以期能对我国银行业的未来业务发展和监管资本充足率的提高有所帮助。
二、内部评级方法的资本计算公式
内部评级方法（Internal Rating-based）是新资本协议的重要创新，它是在巴塞尔委员会总结国际活跃银行在经济资本计算方面的先进方法后形成的统一国际标准，这个标准不仅照顾了定量计算能力稍弱的发展中国家银行，使他们也有能力使用统一的公式进行监管资本的计算，也充分发扬了国际活跃银行在定量方面的领先优势，使国际活跃银行可以利用自己的先进定量模型，进行监管资本的计算。
下面将以公司暴露的内部评级方法要求为例进行内部评级法下各参数间影响关系的研究。之所以采用公司暴露为例是由于公司暴露高级内部评级法的计算方法相对于零售暴露和其它风险暴露要更为复杂，并且所考虑的相关风险因素也更多。公司暴露内部评级高级法要求计算四个风险参数，分别是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违约风险暴露（EAD）和期限(M)。在最终计算所需监管资本的计算过程中还要用到如下中间变量，包括期限调整系数（b）、相关性(R)和资本需求（K）。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1)
上式中N(X)是标准正态分布函数，G(X)是标准正态分布函数的反函数。
监管成本＝K×EAD (2)
最终由公式（2）求得监管资本的计算结果。
公式（1）中，由于违约概率只能在0和1之间取值，那么期限调整系数就只能大于0.01405。
三、各参数间的相关关系
从上述过程不难看出监管资本的计算过程直接与资本需求相关。而资本需求又直接由内部评级法的基本参数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期限决定。
（一） 违约概率与资本需求的相关性趋势
下文将根据内部评级法的规定计算违约概率与资本需求之间的关系。当违约损失率分别为0.45和0.75时，由公式（1）、（2）可得：
图1中位置偏上的曲线是违约损失率为0.75时违约概率与资本需求的对应关系图像，位置偏下的线是违约损失率为0.45时的违约概率与资本需求的对应关系图。
根据图1所示，在违约概率小于0.31时，资本需求随着违约概率的增加迅速提高，显示了内部评级法极强的风险敏感性。特别是在违约概率极小范围内，资本要求对于违约概率的敏感性就更加显著。
根据图1中曲线位置关系可知，资本需求的取值在违约概率等于0.31附近取得极大值。这意味着在违约概率大于0.32以后，资本需求随着违约概率的逐渐增加而逐渐减小。从此处可以得出结论：按照巴塞尔规定，银行的资本并不是严格随着违约概率的增加而上升，而是在违约概率达到32%以后开始逐渐呈快速下降趋势。根据标准普尔公布的等级与违约概率对应范围（如表1所示），违约概率等于0.31大致对应于D等级以下。从我国银行目前运行的评级结果来看，最后2个级别第9级和第10级都处于违约概率大于0.31的范围内。
这里难免会让人误解，难道巴塞尔的规定会使银行对高风险客户（违约概率大于0.32）的贷款资本要求高于低于低风险客户（违约概率等于0.32）的资本要求么？其实这种情况不会出现主要是基于三点考虑：①从银行业务层面来看，对于违约率过高的客户会直接拒绝发生业务，因此也就不存在对违约概率很高的客户进行资本计提的现象，如，我国多数银行的公司贷款的拒绝违约概率点在10%以内，离31%的拐点出现相距甚远；②常见的内部评级体系，如标准普尔和穆迪的评级体系，最多只有一个级别处于违约概率大于0.32的范围内，而这个级别通常被指定为违约级别，需要按照另外一套公式计算监管资本；③即使某银行的内部评级体系有较多的客户违约概率大于0.32，但是在违约概率大于0.32时其损失主要以预期损失为主，非预期损失为辅。在银行对预期损失进行拨备的时候，绝大部分的信用风险已经由拨备覆盖，只剩余小部分信用风险通过资本覆盖。虽然理论上会出现要求资本减少的情况，但是实际上是巨额增加了拨备的数量，结果仍然是保证了银行的安全经营。
图1中还可以看出违约损失率越大，资本需求对违约概率的变化越敏感。这种现象可以直观理解为清收水平越高，客户质量对资本需求的影响越小。
在期限分别为1和2.5，违约损失率等于0.75时，做出违约概率与资本需求的相关趋势图如图2所示。其中位置偏下的线是期限为1时违约概率与资本需求的相关趋势图，位置偏上的线是期限为2.5时违约概率与资本需求的相关趋势图。从图像的趋势可以得出结论，期限越小，违约概率对资本需求的影响越大。
（二） 违约损失率与资本需求的相关性趋势
根据公式（1），违约损失率和资本需求呈现明显的线性关系，其系数由违约概率和期限决定。图3中位置偏下的线是违约概率等于0.1时的违约损失率与资本需求的相关趋势，位置偏上的线是违约概率等于0.5时的违约损失率与资本需求的相关趋势。图3中趋势清楚表明资本需求与违约损失率呈正相关关系，且违约概率越小时，资本需求对违约损失率的变化越不敏感；违约概率越大，资本需求对违约损失率的变化越敏感。上述现象可以直观理解为当客户质量越好时，所需资本数量越与清收水平不相关；当客户质量越差时，所需资本数量越取决于清收水平。
图4中位置偏上的线表示期限为2.5时，资本需求和违约损失率的相关趋势；位置偏下的线表示期限为1时，资本需求和违约损失率的相关趋势。根据图像可以得到结论如下：贷款的期限越长，那么资本要求对违约损失率越敏感。
（三） 期限与资本需求的相关性趋势
图5中位置偏上的线表示违约概率为0.5时期限与资本需求的相关性趋势, 位置偏下的线表示违约概率为0.1时期限与资本需求的相关性趋势。从图5中趋势可以看出违约概率越高，期限对资本需求的影响越小；违约概率越低，期限对资本需求的影响越大；违约概率越高，无论客户质量如何变化，期限对资本需求影响都将较小。
图6中位置偏上的线是违约损失率为0.75时期限与资本需求的相关性曲线，位置偏下的线是违约损失率为0.45时期限与资本需求的相关性曲线。图中趋势表明违约损失率对于资本需求的影响要明显强于期限对资本需求的影响。
（四） 公司与零售业务监管资本要求的比较
公式（3）是计算零售暴露监管资本需求的公式。
根据巴塞尔的要求，公司暴露与普通零售暴露的资本需求差别仅在期限的调整项上。由于期限调整系数大于0.01405，那么该调整项的取值范围就位于1.0574和1.6667之间。
期限的调整项对于理解巴塞尔委员会对于银行业务的态度至关重要。正如前面所说，期限的调整项代表了公司暴露和普通零售暴露计算监管资本需求K的差别，从该差别的取值范围来看，巴塞尔委员会的规定是明显倾向于普通零售业务节约资本的，从该差别的调整来看，如果公司贷款普遍为1年期的短期贷款，那么对公司和普通零售要求的资本相同；但是如果期限长于1年（注：此处的期限M并不是业务期限，而是经过现金流折现的久期结果,通常久期要小于业务期限），那么对公司和普通零售要求的资本就相差一个倍数，此倍数就是期限的调整项。从期限调整项的结果看，平均相差30%左右的资本要求。
由于巴塞尔对于零售业务还分为三类进行资本计算规定，除了普通零售贷款，还包括合格的循环零售贷款（QRRE，例如，信用卡的循环授信业务）和住房抵押贷款。其各自的计算公式在这里不作详细叙述，仅把结果比较展示如图7所示。
图7中从图像的最右端来看，位置从高到低各曲线依次代表住宅抵押贷款、公司贷款、合格的循环零售贷款、普通零售贷款的违约概率和资本需求趋势。
从图7可以得到结论如下：
1. 从各曲线的总体趋势来看，住宅抵押贷款的资本要求随着违约概率的增加变化最大，对风险最敏感；公司贷款的资本要求次之，其资本要求对风险也比较敏感；合格循环零售贷款的资本要求变化幅度较小，主要处于0到0.1之间，其资本要求与违约概率的关系接近于线性关系，且斜率较小；普通零售贷款的风险敏感性呈现分段状态，在低违约概率范围，普通零售贷款对于风险较为敏感，当违约概率达到2%左右时，普通零售贷款的资本要求几乎不变，接近于水平状态，此时其资本要求相对于公司贷款来说仍然较少，约占公司贷款资本要求的40%-50%；
2. 在违约概率极小的情况下（违约概率小于0.1%,包括标准普尔的AAA,AA,A级客户），四种贷款的资本要求非常接近，公司贷款所需资本要求略高于其它三种贷款；
3. 在违约概率大于0.1%且小于5.3%情况下（此区间包括标准普尔的BBB,BB,B级客户），各种贷款所需资本数量排序为：公司贷款>住宅抵押贷款>合格的循环零售贷款>普通零售贷款,其中要求最高的公司贷款资本需求大约为要求最低的合格循环零售贷款资本需求的4倍；
4. 在违约概率大于5.35%且小于7.3%情况下（此区间包括标准普尔的CCC级客户），各种贷款所需资本数量排序为：住宅抵押贷款>公司贷款>普通零售贷款>合格循环零售贷款，其中住宅抵押贷款的资本需求与公司贷款资本需求非常接近，普通零售贷款与合格循环零售贷款的资本需求比较接近；前二者的资本需求约为后二者的2倍以上；
5. 在违约概率大于7.35%情况下（此区间包括标准普尔的CC、C和D级客户），各种贷款所需资本数量排序为：住宅抵押贷款>公司贷款>合格循环零售贷款>普通零售贷款，其中住宅抵押贷款的资本需求略高于公司贷款资本需求，合格循环零售贷款和普通零售贷款的资本需求远小于住宅抵押贷款和公司贷款的资本需求。
四、各参数相关性对于银行计算监管资本的意义
上述分析揭示了各参数大小变化对于银行监管资本计算结果的影响，巴塞尔监管资本计算公式实际上也隐含了巴塞尔委员会对于银行业务的资本优惠措施。从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改革措施来看，新协议很好的避免了以往监管资本套利严重的局面。根据上述分析，银行可以从如下角度考虑节约资本：
（一）从违约概率与资本需求的关系来看，节约资本的重要方式就是通过将贷款发给资产质量较好的客户来实现。
资产质量好的标准并非普通意义的标准，而是按照行内建立起来的打分卡中所选择的指标认定为“好客户”的标准。在清收水平和贷款期限一致的情况下，贷款给AAA级的客户所需资本仅是A级客户的25%；而贷款给B级客户所需资本约为贷给AAA级顾客的15倍。表2列示了违约损失率等于0.75情况下，贷款给各级别客户所需资本的比较。
1.从公司和零售计算资本的公式不同来看，节约资本也可以通过增加零售业务比重来实现。
根据对期限调整项的计算结果分析，不难发现公司业务的资本占用普遍较高，最低也比普通零售业务高5%以上，最高能够超过普通零售业务资本占用的60%。这种计算结论是建立在公司和零售将贷款发给具有相同违约概率的客户前提下的。零售业务中也并非都属于低风险业务，根据巴塞尔计算公式的要求，住房抵押贷款属于明显的高风险业务，最近盛行全球的次级债现象也更加表明了巴塞尔委员会对于这种贷款要求的前瞻性。因此零售业务中住房抵押贷款的资本要求水平非常接近于公司业务的资本要求。平均来看，巴塞尔对于合格循环零售贷款（在我国银行主要是信用卡业务）的资本要求最低，普通零售业务（如经营性贷款、教育性贷款、车贷等）的资本要求也比较低，其资本占用相对于公司贷款而言少了约50%。
2. 从违约损失率与资本需求的关系来看，提升银行的清收水平有利于资本要求的减少。
清收水平的提高不但有利于行内不良资产的回收，保持银行的资产质量，而且能够在资产出现不良之前，就减少银行的资本计提，也就能够使银行有更多的资本用于开展其它业务。
3. 从期限与资本需求的关系来看，以短期贷款为主的业务导向有利于资本要求的减少，但是对于期限长于7年的贷款资本要求不再受贷款期限的影响。
长期贷款不仅违约概率违约概率高，而且计算后的久期长，会提高银行的监管资本要求。由于巴塞尔规定期限M的最大取值是5年（换算为实际贷款时间长度大约是7年），仅从这一点考虑，对于同一家企业发放10和20年贷款对监管资本要求没有区别。虽然期限对于资本要求的影响在7年以上已经消失，但是从银行经营安全性角度考虑过多的长期贷款仍然不是一种合理的做法。
从实现贷款的资本节约角度考虑，将长期贷款变化为大量的短期贷款也可以起到很好的节约资本效果。
参考文献:
1.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2006. International Convergence Of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Capital Standards[M]. Basle: June.
2.管七海, 2005. 建立我国贷款企业违约率测度的多维度分析体系研究[J]. 金融论坛, (8): 41-45.
3.张燕, 2005.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框架下我国银行业操作风险度量研究[D]. 湖南大学硕士论文, 1-64.
4.詹原瑞, 孙彤, 王文静, 2005. 在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中关于零售资产的监管资本计算[D]. 天津科技大学学报, 20(3): 74-77.
5.黄宪, 马理, 代军勋, 2005. 资本充足率监管下银行信贷风险偏好与选择分析[J]. 金融研究, (7): 95-103.
新资本协议范文4
外部评级公司的信用评级是否还可以作为市场标杆？
外部信用评级公司的评级一直被全球金融市场认为是对债务人或债项信用风险识别和判断的重要标杆，巴塞尔委员会甚至将外部评级结果与固定的风险权重直接挂钩，要求实施信用风险标准法的银行据此来计算风险加权资产。即使在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下，对于诸如银行和大型企业这样的低违约风险暴露，由于银行内部的违约数据不足以支持建立可以验证的评级体系，判断这类债务人内部评级结果好坏仍需要对照同一交易对手或同类交易对手的外部信用评级，以内部评级结果与外部评级结果的吻合程度作为判断内部评级体系辨别力、稳定性的重要指标。资产证券化暴露中以评级为基础的方法（Rating-based Approach）也依赖外部评级公司对证券化暴露的长期和短期评级结果来决定风险权重或进行资本扣减。随着新协议的推行，外部评级公司的评级已经成为事实上维系全球银行业稳定的重要基础。
此次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外部评级公司提供的信用评级结果受到了极大置疑。2007年惠誉基于雷曼兄弟的收入和利润来源多元化，将其长期评级和优先支付的无担保债务评级上调为AA-，同年标普对雷曼兄弟的评级是A-，时隔一年之后雷曼兄弟宣告破产。2007年12月，尽管穆迪认为贝尔斯登的风险有所增加，其长期信用评级仍为A2。标普甚至还将其评级从BBB提高到AA-。外部评级结果的失真，对于依赖外部信用评级结果计算监管资本的银行而言，最直接的影响是低估了交易对手的风险，计算出来的监管资本远远小于实际需要的监管资本，银行经营的杠杆倍数比表面上看起来更大。市场标杆的失准实际上间接地鼓励了银行冒险的资产扩张行为。
鉴于外部评级公司的糟糕表现，新协议的监管资本体系中是否会考虑彻底抛弃外部评级公司的评级呢？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很小，外部评级公司的评级并没有被国际银行业监管机构抛弃的风险。尽管巴塞尔委员会提议对高风险证券化产品（如抵押债务证券）增加资本要求，但计算标准仍坚持以外部评级公司的评级对应的风险权重作为依据。从长期趋势上看，由于外部评级公司的市场信誉受到了极大影响，国际社会开始逐步加强对外部评级公司的监管，提高在信息披露方面的要求，但是作为债务人或债项信用风险判断标杆的外部评级结果，其作用仍无法被取代。
为什么实施新协议的银行仍无法避免危机？
新协议希望通过建立统一的资本计算规则，使单个银行和银行集团能够保持足够的资本应对风险，从而保证全球银行体系的稳定。但事与愿违，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证明了银行体系的现实状况与巴塞尔委员会宏伟理想的差别。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一些原因：
资本约束适用范围狭窄。新协议的资本约束对象只是针对单个银行和银行集团的，在银行集团并表层面明确将保险公司和保险业务从并表范围中分离。一些国家和地区规定实施新协议只针对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不在实施新协议范围之内。银行集团并表计算资本充足率也应扣除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另一方面，国际银行业混业经营导致了银行业务、保险业务与证券业务之间形成了交叉，金融集团内部银行实体与保险实体、证券实体之间的战略合作和业务合作，使风险在银行集团内部聚集和传递。而新协议的监管资本计算规则是简单的累加规则，在并表中排除了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结果，尽管看上去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是安全的，但风险变化却不是简单的“搭积木”（Building Block），风险的非线性性表明为防止风险在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传递需要银行监管体系、保险公司监管体系和证券公司监管体系协调运作，在所有金融机构监管资本的计算上保持审慎，否则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和一体化必然导致风险的传递和放大。
风险资本计量模型滞后。新协议的创新之处在于在计量资本方面多元化的选择，对于国际活跃银行，已完全依赖内部开发的模型计量和管理风险，但用于风险计量的模型的成熟程度差别很大，风险识别手段跟不上市场发展较快的新业务或新产品是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传统授信业务主要是对债务人和债项信用风险的识别。零售业务债务人数量庞大，单笔授信金额较小，容易建立规范的统计模型识别信用风险。而计量公司债务人信用风险必须依赖财务数据，财务数据的质量及银行取得财务数据时间的滞后性，都对模型表现产生影响，总体上不如零售模型发展的成熟。由于授信的清偿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市场发育状况和法律环境，验证模型需要的数据收集时间更长，因此计量违约损失率的模型不如计量债务人违约概率模型成熟。而传统授信业务已不是国际活跃银行资产的重点，证券化业务和表外业务（特别是场外交易的衍生工具）已构成其资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节约资本，普遍通过建立特殊目的实体（Special Purpose Vehicle）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不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反映。而此次危机的不断扩大充分说明，证券化业务的信用风险计量模型远远跟不上市场的发展，普遍存在模型结果低估信用风险的情况。
计量模型自身存在风险。在巴塞尔协议倡导的以“风险为本”的银行监管体系中，对风险的预测决定了监管资本的大小。在违约没有发生之前，对任何未违约债务人和债项风险的评估依赖银行计量风险模型的结果。事实上，银行有降低监管资本的内在动力，在模型设计方面可以利用复杂的技术达到监管资本套利的目的，这会体现为模型风险。而监管机构通过查验模型有效性（Model Validation）和回馈测试（back testing）的记录，即便是能够发现模型结果对风险低估，对风险预测结果的纠正也需要一段时间。还有一种可能是由于风险计量模型较高的技术门槛，监管机构未必能及时发现模型在开发设计中的问题，事实上降低了监管的有效性。
在监管资本计算中纳入流动性风险能否避免流动性危机？
此次金融危机中出现的全球流动性风险促使我们思考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风险管理问题。根据新协议的思路，在第二支柱下将流动性风险的资本要求纳入到内部资本充足性评估程序（Internal Capital Adequacy Assessment Procedure）中，这种做法能否从根本上控制金融市场的流动性风险呢？
从个体银行的角度看，流动性风险主要是不能及时支付的风险，资产负债的错配导致银行正常的清算和支付活动出现困难，必须求助于市场获得流动性的话，就要看市场上是否可以以合理的价格获得流动性。个体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并不可怕，如果市场流动性存在的话，通过市场融资可以解决流动性困难。从整个金融体系的角度看，流动性风险是出现金融市场大规模流动性不足的困难，可能导致金融市场全面瘫痪。金融市场大规模流动性不足的风险与其说是部分金融机构流动性不足，还不如说市场信心的崩溃。从某种意义上说，流动性风险也是金融机构之间相互依赖的风险，在特殊时期，影响流动性风险最大的因素是市场信心，因此从更大视角去看，金融市场的流动性风险是中央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当局能否适时、适度地运用了各种金融工具调控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水闸”的风险，以及全球央行、金融机构监管当局能否通过协作机制在大规模流动性风险出现之时，恢复市场信心的风险。而挽救市场信心则不可能通过技术手段来解决。
巴塞尔委员会以及其他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建议银行建立合理的流动性管理机制，在公司治理、资产负债管理、新产品开发、结构性产品融资、内部信息共享等方面完善流动性风险管理体系，同时鼓励在第二支柱下寻求更好的方法将流动性风险体现在内部资本的评估程序中，在资本规划中整体考虑。在笔者看来，任何风险的管理首先都应该依赖银行正常的管理体系，流动性风险管理也不例外。个体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管理应更多地依赖内部健全的管理体系。鉴于全球银行业流动性风险的监管资本计算远不如信用风险、市场风险那样成熟，即使是能用一个数值反映银行需要应对流动性风险的监管资本，但数值背后反映的流动性风险管理能力也可能千差万别，那些流动性风险管理能力严重不足的金融机构就可能成为“隐患”，一旦流动性风险成燎原之势扩散，流动性风险管理就不得不变成市场信心管理。因此，现阶段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的重点仍应该放在如何完善所有金融机构（不单是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管理机制上，避免个体银行成为全球流动性风险的牺牲品。
以模型驱动的市场风险管理体系能否应对极端波动的市场？
风险的发生是概率事件，而且在市场上交易的金融工具数据收集比较容易，透明度高，采用模型度量金融工具因市场价格波动产生的损益比较现实。正是基于以上的理由，巴塞尔委员会倡导的资本计量模式中，市场风险的管理与资本计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是量化程度最高的管理，远远超过信用风险等其他风险。新协议第一支柱下对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的资本计量要求很大程度上是市场风险资本计量模型的延伸，这也反映了巴塞尔委员会的一种风险计量的取向。
此次金融危机对这种“唯模型”的市场风险管理也同样提出了挑战。首先，不是所有的金融工具都可以通过模型衡量市场风险，对于流动性低的产品由于没有有效市场，根本无法建立计量模型；对于时间不长的新产品，由于市场缺乏足够的数据，即便是能开发出模型，因为无法验证模型的有效性，模型的表现如何不得而知，模型风险就直接体现为决策风险；其次，过于量化的模型让一部分管理人员很难理解模型的有效性及可能的缺陷，对银行内部的管理形成技术上的障碍；第三，市场参与者的个体行为构成了市场的集体结果，当市场情绪变得恐慌时，任何模型都无法对市场情绪进行预测。第四，对于极端的市场情况，现行的市场风险管理体系更多地依赖压力测试（Stress Testing）作为常规管理的补充。但是压力测试的效果取决于压力测试情形贴近真实市场状况的程度和压力测试方法的有效性，个体银行即使进行了有效的压力测试，毕竟压力测试情形在变成现实之前能否形成统一认识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于是能否根据压力测试结果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也还是未知数。即使个体银行已经根据压力测试的结果采取应急措施，如果其他银行对压力测试情形变成现实之前没有足够准备的话，仍可能发生大面积的市场崩溃状况。
尽管计量市场风险的模型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从1996年正式将市场风险引入监管资本计算已有十几年，管理的模式和文化已经深入国际银行业的骨髓，一个基本的判断是以模型驱动的市场风险管理仍会是全球银行业市场风险管理的取向，作为全球银行业认同的标准，压力测试是应对极端情况下市场波动的重要工具，将有效的压力测试机制引入到银行日常市场风险管理体系中仍是不断完善和探索的主题。
对中国银行业实施新协议进程有哪些新挑战？
金融危机的发生暴露了新协议在资产证券化业务风险监管、交易账户市场风险计量、流动性风险管理以及金融产品估值等方面存在的不足，毫无疑问它的有效性受到了质疑，但我认为新协议不会遭到根本性的颠覆。展望未来，由于此次金融危机动摇了银行业的稳定，为应对日益波动的金融市场，全球银行业将面临更加严格的监管趋势，最低资本要求有可能会大幅度增加。
在全球银行业重塑的格局中，此消彼长的效应使我国商业银行在全球银行体系中的份量越来越重。如何从竞争对手的教训中理解新协议的不足，根据我国银行业的实际情况，借鉴新协议的合理内涵提升风险管理能力是未来若干年内中国银行业国际化的必由之路。在中国银行业实施新协议的进程中，要回答和解决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在实施新协议中如何看待中国银行业的特殊性，新协议可能的修改对我国银行业实施新协议的进程有无重大影响？
新协议具体的合规要求在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有所不同，与新协议基本要求相比，这种局部微调是有限的，新协议的核心内容被全球银行业广泛认同，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而我国银行业的特殊性表现为：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体现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上是“两个绝大部分”，一是表内资产占绝大部分，二是表内资产中信贷资产占绝大部分。因此，对表内资产和表内信贷资产按照新协议要求建立起严格的、可验证的信用风险计量模型，并引入到业务流程中，在业务前端提高风险识别的能力，切实提高营销资源的合理配置，后端通过持续模型验证和回馈测试来校准模型，将模型参数用于监管资本的计算并与国际惯例接轨，在债务人、债项风险识别和监管资本占用方面，真正建立起不同地域、不同机构、不同业务相互之间可以比较的风险判别体系，激励和引导各级机构寻求合理的资本占用，这是我国银行业实施新协议的实质，而在这一点上全球银行业具有“普遍性”，我国银行业没有“特殊性”。
我国银行业与国际活跃银行所处的发展阶段明显不同，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信用风险仍是我国银行业主要关注的重点。而目前提议的新协议修改涉及信用风险部分，主要是对资产证券化监管资本框架的完善和补充，其他表内和表外资产监管资本计算体系并无变化。我国部分银行作为投资方，参与国际市场的证券化投资业务，但在银行资产结构中总体比例很低，即便是新协议监管资本规则修改也不会对我国银行业整体实施新协议产生特殊影响，不应作为实施新协议的重点。
实施新协议是“时间优先”还是“质量优先”？
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全球银行业风险管理和监管资本计量体系的薄弱。尽管我国银行业受到的冲击较小，但在全球银行业监管趋紧的大趋势下，实施新协议面临更严格的监管环境。以香港金管局实施内部评级法的监管要求为例，涉及实施计划、资产分类、内部评级体系开发、风险参数的验证、数据质量和IT系统建设等五大方面超过700条监管标准，申请内部评级法的银行需要提供足够的证明，证实其已经逐条落实了全部的监管标准。由于新协议具有明显的风险导向作用，每一类债务人、每一类业务、每种风险缓释条件下，银行监管资本占用完全不同。按照合规标准实施新协议，不仅关系到银行客户、产品和叙做方式的选择，而且关系到资产组合结构的调整和未来市场竞争格局。任何一家准备实施新协议的银行都应该认真考虑监管要求的具体标准，以及如何以成本最小的方式满足监管要求。
在这个问题上要避免一个误区，并非有风险计量模型就意味着实施了新协议内部评级法。比模型“有和无”更重要的问题是模型“好和坏”的问题，在已经具备合规模型的前提下，更核心的问题在于是否可以围绕风险计量模型，有效建立起准备金计提、限额设定、风险定价、监管资本计算和经济资本管理等现代商业银行的运作体系，而这套体系对于保障银行安全稳健经营意义重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实施新协议不应该沽名钓誉，应该坚持“质量优先”的原则。
实施新协议对我国银行业风险管理战略和体系有多大的冲击？
从香港实施新协议的经验看来，实施新协议更大的影响在于以风险计量模型带动风险管理战略和风险管理体系转型。以合规模型的开发完成和投入正式使用为标志，开始从以依赖经验判断的风险管理模式向依赖风险计量模型的风险管理模式转变。风险计量模型的投入使用第一次真正将债务人内部评级与外部评级公司评级的识别力和稳定性进行了量化比较，在银行内部第一次建立起模型验证的标杆，第一次将银行对债务人内部评级的偏好与监管资本的占用紧密联系起来，迈出了风险管理科学化的重要一步。
以风险计量模型作为驱动力量全面实施新协议的模式将对我国银行业风险管理战略和体系建设造成极大的冲击。信用风险计量模型一定是浓缩了授信经验与客观数据的结果，一定是实现了数据管理和模型优化的结合，风险计量模型的正式使用使不同地域的债务人、不同类型的债项在预期损失和监管资本占用方面实现了全面比较，从最基础的环节改变了风险识别的现状，必然会导致信用风险有效区分的战略。风险计量模型的正式使用也使风险管理体系设置向数据收集、模型维护和优化方向倾斜，向确保模型依赖的数据的及时性、准确性和适用性方向倾斜。由此带动银行风险管理体系朝模型化、专业化、集中化方面迈进。这个过程有多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银行业融入世界版图的步伐。
实施新协议对我国银行业形成持久的风险管理文化有何影响？
国际活跃银行一直笃信“风险不可量化就不可管理”的基本原则，然而过犹不及，过于相信量化模型也是此次金融危机的重要教训之一。不可否认的是，银行风险管理客观上需要建立判断风险的量化指标，否则就会陷入“看不见、摸不着、抓不住”的境地。新协议一直在倡导围绕风险计量模型建立风险管理文化，把风险计量模型的结果作为银行内部识别和确定风险的“通用语言”。
新资本协议范文5
关键词：新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全面风险管理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创新性地提出全面风险管理的银行监管理念，监管范围覆盖银行信用、市场、操作三大风险，对这三种风险的计量，提出八种可供选择的方法。新协议突出资本充足率、银监部门监管、市场信息披露三大监管内容，这三部分也被称为新协议的三大支柱。我国银监会已明确大型商业银行要在2010年底开始实施新资本协议，即使到时经批准可暂缓实施，也不能迟于2013年底。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方面与新协议规定存在较大差距，需要做好应对准备。
一、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内容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继承了1988年巴塞尔协议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思路，提出衡量资本充足率的新思路和方法，即实行以最低资本要求、央行监管、信息披露(即市场纪律)三大支柱为特点的新的监管框架，强调三大支柱紧密相连，缺一不可。低水平或局部性地实施某一个或两个支柱均不能有效确保银行经营的稳健性和安全性，三者必须同时使用才能真正体现新协议的核心所在。风险的资本覆盖范围也从单一的信用风险，拓展到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从风险管理的角度看，新协议突出以内部评级法为核心，以信用风险管理为重点，涵盖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管理，并通过外部监管和信息披露来加强对银行监管，提升银行风险管理水平及自我约束的新理念。
二、国内银行业监管机构对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在我国实施的安排
我国作为国际清算银行的成员国，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是我国银行业融入国际金融大环境、吸引外资银行投资及合作、在境外设立海外分行、避免国际金融歧视、提升监管能力及国际形象的必然选择。由于我国各商业银行均不同程度存在资产质量差、资本充足率低、风险管理薄弱、核心竞争力不强等问题，还没建立起完备的风险防范体系，总体风险管理水平与世界银行业先进水平相差很远。因此，还无法融入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体系中。从我国银行业监管机构角度看，银监会推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后，国内银行业开始逐步确立刚性的资本约束机制。银监会在采取过渡性资本监管方案的同时，鼓励商业银行积极改进风险管理，采取风险敏感性高的资本计量方法，要求大型商业银行应从2010年底开始实施新资本协议，即使到时经批准可暂缓实施，也不能迟于2013年底。在此背景下，国内商业银行如何在资本约束下稳健经营，实现持续盈利目标，达到股东、监管机构、客户和公众的基本要求，是我国商业银行在新的条件下面临的新挑战。目前，银监会已成立新资本协议工作组，同时也明确了第一支柱的风险计量方法，即用初级内部评级法计量信用风险，用内部模型法计量市场风险，用标准法计量操作风险。
三、国内商业银行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对策
对我国银行业来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已成为国内商业银行加速引进世界先进风险管理制度的催化剂。国内商业银行应以开放的心态来迎接新的监管协议，应在以下几方面做好实施准备。
(一)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满足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提出的最低资本要求
资本充足率是用来衡量银行资本与资产风险预防程度是否充足的重要指标。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程度一直不高，2001年，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为5.76％、1.44％、8.30％、6.88％。经过实施国家注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等措施后，国内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有所提升。按银监会网站提供的数据：截至2007年末，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标的银行已有161家，比年初增加61家；达标银行资产占商业银行总资产的79％。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除农行刚刚股改完成并在近三年未提供资本充足率数据外，工、中、建行资本充足率水平均高于8％的监管要求，并呈逐年增加、逐步充足的趋势。
从以上数据看，国内大部分银行资本充足水平已达到国际监管标准，但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计算，仅考虑信用风险因素，按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规定，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附属资本)／(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市场风险资本要求x12.5+操作风险资本要求x12.5)。这一要求考虑了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对银行的影响，将这两项纳入资本充足率计算公式的分母中，提高了资本的风险敏感度。按此公式计算，我国商业银行现行计算并披露的资本充足率将大大下降。为此，国内商业银行需采取以下措施提高资本充足水平：
1、加大不良贷款清收、盘活力度，减少风险资产总额。近年来，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不断下降，银行业的不良贷款余额已从2003年底的2.1万亿元降至2007年底的1.27万亿元，不良贷款率从2003年底的17.9％降至2007年底的6.17％。各家银行的拨备覆盖率也有很大提高，2007年末，14家上市银行中，除深圳发展银行外，13家银行拨备率都超过银监会80％的下限规定，超过100％的有12家。在加大对存量不良贷款清收、盘活的同时，国有商业银行还必须进行深层次改革，加强对信贷行为的监管，加强内部管理和内部控制，加强风险管理，从根本上改变形成不良贷款的机制，防止不良贷款前清后增现象发生，切实减少风险资产数额，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真实资本充足水平。
2、拓宽业务范围，丰富盈利渠道，实现有效积累，提高核心资本份额。国有商业银行在立足加强传统信贷业务经营同时，要努力拓展新业务，大力发展银行卡、代收代付、代客理财等中间业务，拓宽盈利渠道。国外商业银行60％以上的收入依靠中间业务收入实现，利差收入仅占30％左右，并呈萎缩趋势。可以说，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能否充分拓展业务，从经营单一的金融产品转向经营众多金融产品，对提高其盈利水平起重要作用。
3、发行长期次级债，增加附属资本。发行长期次级债券，可以丰富债券市场，拓宽商业银行投资渠道，也是商业银行增加附属资本的有效途径。目前，国家有关部门正在研究“作为附属资本的长期金融债券发行办法”，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也都表示将通过发行次级长期债券补充资本金。可见，次级长期金融债券的发行可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提高资本充足率的目的。
(二)搭建与新协议相适应的全面风险管理组织框架
商业银行尤其是法人治理结构已相对健全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应建立以风险管理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是对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和高管层负责的独立的风险决策机构，该机构垂直延伸至二级分行)为核心的风险管理部门协调组织。要划分风险管理部门与相关部门的职责边界，并要保持风险管理的权力与相对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体现在：部门架构设计独立，宜采用垂直管理的组织架构，保证风险承担与风险监控的分离；风险报告产生及呈报机制独立；风险经理独立，其薪酬和晋升激励应与业务部门的风险承担脱钩；建立风险部门与业务部门良性的协作互动关系，并逐步建立责任体系和考核机制。
(三)培育健康的风险管理文化
风险防范意识要体现在员工日常行为的自觉性方面。全员深刻领会董事会决策层的风险政策偏好、风险容忍度，真正认识“银行经营风险的企业属性”。树立“风险管理本身寓于发展内涵”的发展观，确立以“资本对风险的约束为基础，业务增长与风险控制相适应，风险成本与风险收入相匹配”的风险管理基本原则。通过新理念的引入、制度的强化、机制的引导及环境的优化，统一银行全体员工的思想与步调，保证风险管理机制的建立并发挥作用。通过培育先进的风险管理文化，进而培养高素质的风险管理队伍。
(四)引进和改良先进的风险计量技术，培养风险管理人才
引入国内外先进的风险管理方法，并结合银行实际予以改进。研发信用、市场、操作风险专业管理工具，提高各类风险的专业化管理水平。建立风险管理监测报告系统，扩大模型工具的适用范围。结合国内商业银行实际，现阶段需进行风险管理技术的基础建设。先建立信息收集和处理系统，收集大量和连续的客户信息、市场信息和银行内部操作信息。对客户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进行识别和预警，合理确定风险防范措施；建立数量模型，运用定量分析工具，进行国别、地区、产业风险分析，通过信贷审查等方式，直接控制业务风险。
按照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和我国银监部门提出的计量方法，在信用风险计量方面，构建商业银行内部评级体系。目前，工行、建行都已参照新协议的技术标准，积极推进内部评级体系的建设。通过引进国外银行的先进评级理念，借助专业评级公司的技术力量，建立和完善内部评级基础数据库，构建符合国情的内部风险评级模型。整合与内部评级相匹配的新的信贷流程和组织架构，培育专业化的风险评级队伍，逐步建成我国商业银行的内部评级体系。在市场风险计量方面，要比较国际流行的VAR值计算方法，选择适合本行的VAR值计量模型，并通过银监部门认可。在操作风险计量方面，要在引入员工行为计分卡的基础上，按照新协议的要求，合理划分并正确对应八条产品线，对不同产品线的资本要求系数，可根据各银行的具体情况适当调整，汇总计算出操作风险需计提的资本准备，并逐步向高级方法过渡。风险计量模型是世界银行业的高度商业机密，是体现银行风险管理能力的核心所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银行间的交流和相互使用。即便能引入到国内，也可能会出现水土不服。这要求国内商业银行必须组建一支高水平、专业化的风险人才队伍，研究开发适合本单位实际情况的模型框架和参数体系。
新资本协议范文6
关键词：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内部评级法；违约概率
2004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颁布的《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以下简称“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是当今国际银行界最具影响力的风险监管指导文件。该协议继承了1988年巴塞尔协议以资本安全为核心的监管思想，但是却大大提高了对资本要求的敏感度。实现这一目的的主要手段是推进内部评级(IRB)法在银行的实施，即使用银行内部系统的风险度量作为资本计算的输入参数。因此，了解、把握IRB法的框架、难点以及探讨其在我国国内商业银行的实施是迫切需要深入研究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巴塞尔新资本协议IRB法的框架
(一)IRB法的框架思想
IRB法是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重大创新，它并非仅是一种先进的风险计量方法，而是确定信用风险最低资本要求，确保银行资本充足的一整套标准和体系。它的主要思想是在资产组合层面处理信用风险，其中包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假定，即假定单项资产的边际监管资本要求仅仅取决于资产本身的风险特征，而不必考虑资产之间的相关性。因此，IRB法要求商业银行按照相关定义将其账户分为具有不同潜在风险特征的五大资产类别：公司、、银行、零售以及股权，每一大类又可细分为更多的子类。而只要将各类资产的边际监管资本要求简单相加就可以得出信用风险的整体监管资本要求。
各类资产的监管资本要求都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量：风险要素；风险权重函数，即风险要素转换成风险加权资产及资本要求的方法；银行对某类资产实施IRB法必须满足的最低标准。对于后两方面，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都有明确的规定，而对于前一方面，商业银行必须使用IRB法度量。根据对风险要素的度量范围不同，IRB法分为初级法和高级法两种。
通过对风险要素的度量不仅可以计算出风险加权资产(RWA)和风险监管资本(RC)，而且还可以计算出预期损失(EL)和非预期损失(UL)等相关指标。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倡导的风险管理思想就是商业银行通过提取坏账准备来抵御预期损失，而通过经济资本(EC)来抵御非预期损失。因此，这两个指标可以作为信贷授权、额度授信、贷款定价、资产组合分析、准备金计提、经济资本分配等各项工作的基本依据。由此可见，对风险要素的度量是IRB法的核心内容。
(二)IRB法的风险要素
经监管当局批准有资格采用IRB法的银行度量的风险要素主要有：
1．违约概率(PD)，即未来一段时间内借款人发生违约的可能性。对于公司和银行暴露，PD是借款人一年期违约概率和0.03％中的较大值。对于暴露，PD就是借款人内部评级一年期的违约概率。各个信用等级PD的确定必须是通过对历史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得到。无论是初级法还是高级法，商业银行都需要自行估计PD。
2．违约损失率(LGD)，即违约损失占违约敞口(EAD)的百分比。此处的损失是经济损失而非会计损失，包括折扣因素、融资成本以及在确定损失过程汇总发生的直接或间接成本。LGD与关键的交易特征有关，如是否有抵押品及其从属(subordination)关系的影响。初级法下，公司、银行和的无抵押高级债权以及全部次级债权的LGD分别为45％和75％；有抵押债权资产的LGD服从较复杂的监管公式，以合理反映抵押等风险缓释技术对LGD的降低作用。高级法下，银行自行确定每一违约敞口对应的LGD。
3．违约敞口(EAD)，即债务人违约所导致的可能承受风险的信贷业务的金额。EAD按扣除专项准备金后的净值计算。对于表外项目(不包括外汇、利率、股票以及与商品相关的衍生产品)，EAD按照已承诺但未提取数量乘以信用风险转化系数(CCF)来计算，而度量CCF有两种方法：初级法和高级法。初级法下，证券回购的CCF为100％，短期自偿性信用证为20％，而对于承诺(不论期限)、票据发行便利、循环认购工具为75％。高级法下，银行可以使用内部模型估计不同产品的CCF。
4．有效期限(M)，即某一违约敞口的剩余经济到期日。采用初级法的银行，除了回购类型交易有效期限是6个月外，公司敞口的有效期限是2.5年；而在高级法及有明确期限标准的初级法中，银行必须为每项EAD提供一个有效期限度量值。对于有确定现金流安排的工具，有效期限计算公式为：
其中，CFt代表合约上借款人在t时间段内可支付的现金流。而对于其他无法确定现金流安排的工具则采用一些更加保守的方法。
(三)IRB法的信用风险衡量步骤
与传统的信用风险衡量方法一样，IRB法也是从客户和债项两方面来度量信用风险的，其思路可以参见图，而具体步骤包括：
第一步，筛选关键指标。这是IRB建模的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基本方法是：根据众多备选指标(一般在100个以上)与事后违约频率的非线性方程计算其敏感系数，主要采取决策树技术、多元概率回归技术和因素递减技术，在此基础上结合专家意见确定关键指标。
第二步，计算初步的PD。模型对包括净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经营性现金流比率等在内的若干财务指标，根据规模、行业和区域进行系统分类，并作过滤性检验，然后导入主模型做概率回归、逻辑分析和对数分析等三种基本分析，最后经整合得到初步的PD。
第三步，调整PD。模型引入管理水平、技术实力、市场表现和法律环境等定性指标，权重根据层次分析法和数据包网络技术加以确定，将专家定性分析结论转化为定量指标值，据此对初步的PD进行调整。
第四步，确认客户风险评级。按照映射关系，将调整后的PD值转化为风险评级结果，提交风险管理委员会审定。通常，风险管理委员会对小客户采取批量审核，而对重大客户要逐一审定，并设立对模型评级的否定机制。风险评级结果一经审定，便成为业务决策的重要依据，进人并影响整个风险管理流程。
第五步，计算LGD。主要考虑资产担保方式、期限结构和产品种类等因素。然后，通过计算每笔资产的预期损失率(PD×LGD)，按照预期损失率的分布区间，可以确定债项评级结果。
第六步，计算预期损失和非预期损失。前者是指事前估计到的或期望的违约损失，而后者则指由于波动而无法事前估计的损失，两者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其中，R为相关性系数，b为期限调整因子，K为资本要求系数，N(x)表示标准正态随机变量的累积分布函数，G(x)表示标准正态随机变量累积分布函数的反函数。最后，将各类资产的风险加权资产加总可得整体的风险加权资产，然后再乘以8％就可以得到整体的风险监管资本。
二、实施IRB法的难点
IRB法的核心内容是对风险要素的度量，而实施难点在于开发和选择有效的风险要素度量技术，其
中主要是对PD和LGD的度量。
(一)PD的度量
国外对PD的度量研究开始较早，成果颇丰，主要包括以下两类：
1．基于会计数据的PD度量研究。Beaver(1966)和Altman(1968)最早利用会计数据进行单变量与多变量线性区别分析来进行PD度量，Ahman等(1977)还以此发展出了著名的z―Score模型。但是线性区别模型将各个样本区分成违约与不违约有些勉强，而其样本符合多元正态分布的假设又过于严格，因此，以样本发生违约的概率为研究对象的线性概率模型被发展起来。不过这一模型有两个特点明显不符合现实：一是条件概率并不一定处于0-1之间；二是条件概率与财务指标之间的关系是线性的。随后发展的累计概率分布模型很好地克服了这两点，如Logit模型和Probit模型(Martin，1977；Ohlson，1980)。上述统计分析模型都是建立在若干假设之上，而实际资料是否符合假设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近年来，已经有不少学者致力于寻找毋需依赖变量分布以及其它假设的工具，由此发展出了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几种方法，如神经网络(Tam，1991)、决策树以及遗传算法等。
2．基于市场数据的PD度量研究。基于会计数据的PD度量方法缺乏有力的理论基础，容易产生预测的不稳定(zavgren，1983)，而且这种预测往往具有很强的滞后性。因此，人们开始转向基于能够更快速地捕捉借款人状况变化的市场价格的PD研究。1993年，KMV公司利用布莱克一斯科尔斯一莫顿模型(BSM Model)提出了著名的CreditMonitor模型，经过Longstaff和Schwarz(1995)、Zhou(1997)等的进一步发展，现已成为当今世界最著名的信用风险度量模型之一。而对于不能获得股票价格数据的非上市公司，KMV公司则使用非上市公司模型(PFM)。实践中还有一些其它的高级度量方法，比如与Cred-itMonitor模型齐名的CreditRisk’、CreditMetrics以及CreditPorffolio View模型等。
(二)LGD的度量
LGD的度量研究明显滞后于PD的度量研究，因而LGD的度量方法要少得多。目前，银行业普遍应用的方法是历史数据平均值法。它是根据回收率历史数据进行加权平均算出某一类或组合资产的LGD历史平均值，加权的方式有三种：货币加权、违约加权以及时间加权。这种方法因简单易行受到欢迎。然而，它却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即贷款和债券的回收率的概率分布一般呈现出双峰分布特征，因而使用平均数作为预测值可能产生误导。
鉴于历史数据平均值法的局限性，人们开始寻求其他方法来更加准确地度量LGD。目前主要有以下三种：(1)历史数据回归分析法。这种方法实质就是根据违约资产的LGD历史数据和理论因子模型应用统计回归分析和模拟方法建立起LGD度量模型，比如著名的穆迪KMV公司的LossCalc模型。(2)市场数据隐含分析法。这种方法主要是从市场上尚未出现违约的正常债券或贷款的信用升水幅度中隐含的风险信息分析得出。这种方法需要复杂的资产定价模型和充足的数据，因而目前该方法主要应用于债券及信用衍生产品的定价，而在银行贷款风险度量中应用较少。(3)清收数据贴现法。主要通过预测违约后的不良资产在清收过程的现金流，计算出其贴现值而得出LGD。这种方法不需要市场交易数据，比较适宜于度量银行贷款的LGD。
三、国内商业银行IRB法的实施建议
鉴于实施IRB法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国内已经有不少银行开始着手实施前的准备工作。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规定，实施IRB法必须要满足包括评级体系设计运作、公司治理和监督、IRB使用、风险量化、内部估计值验证以及信息披露等在内的12个方面的最低要求。显然，国内商业银行要真正实施IRB法尚需要一段艰巨而漫长的历程，因此，我们主张分三阶段逐步推进。
第一阶段，数据清理与IRB模型的开发。主要工作包括：(1)强化对IRB数据的积累。一方面，对存量数据进行清洗、补录与整合，提高其质量；另一方面，强化对新增数据的管理，比如制定严格的数据收集、录入规则，及时对问题数据进行清理等。此外，还要扩大对数据积累的范围，比如LGD数据，以及各种表外融资便利的风险特征，包括跟单信用证、备用信用证、承兑、履约保函、投标保函、回购协议以及贷款出售等信用衍生产品等。(2)开发适合银行业务结构的IRB模型。目前IRB模型有很多，并不是国外最先进的模型就一定最好。比如，KMV CreditMonitor模型并不适合资本市场相对落后的我国，而神经网络模型就曾在亚洲一些银行遭受严重失败。国内商业银行可以首先开发出基于会计数据的PD统计模型，比如Logit或Probit模型，然后再开发出基于历史数据回归分析法的LGD模型，最后开发计算非预期损失的高级内部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