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基督教诗歌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基督教诗歌范文1
关键词：海子 基督教文化
海子，一个想要成为“太阳”的人，一个被冠以“文化诗人”、“生命诗人”、“史诗诗人”等多种称号的诗人，用他的死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力，逼使人们去重新审视诗歌和生命，成为了那个缺乏精神和价值尺度的时代的神话之一。他曾为自己立下誓言：这一世纪和下一世纪的交替，在中国必有一次伟大的诗歌行动和一首伟大的诗篇。海子仿佛是受神的指引而来，来完成他伟大的事情——创作“伟大的诗歌”。
一.与基督相遇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坛上掀起了一阵“文化热”的狂潮，学者们在感慨文化“沦落”的同时，也在积极努力地寻找出路。他们试图找出中国文化根本机制落后于一些西方国家的原因以及中西在文化形态方面到底有何根本性的不同。在这种思考和追问中，学者们自然而然地注意到了基督教文化。他们逐渐发现，这种在西方文化中占重要地位的宗教文化，也许在“人民精神的鸦片”之外，还存在着别样的价值内涵。于是有学者开始从文化视角出发，研究基督教文化于中国文化历史、社会现实以及人们的思考方式、审美情趣、精神领域的意义。在这次的狂潮中，出现了一批文化诗学的建构者，有杨炼、于坚、舒婷、海子、骆一禾、西川等，他们认为，中国文化根本机制在精神领域存在的空白只能通过颠覆中国美学传统和大量借鉴、吸收西方文化来填补，海子就是他们之中突出的一位。他曾经发表过激进的言论：“我恨东方诗人的文人气质，他们苍白孱弱，自以为是……比如说，陶渊明和梭罗同时归隐山水，但陶重趣味，梭罗却要对自己生命和存在本身表示极大的珍惜与关注。这就是我的诗歌理想，应抛弃文人趣味，直接关注生命存在本身。这是中国诗歌的自新之路。”[1]他不满当时文坛，对时代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进行了犀利、深刻地揭示：“动物般的恐惧充塞着我们的诗歌……/没有丝毫的宽恕和温情”（《秋》）。
海德格尔说:“哪里有危难，哪里便出现拯救”。海子正是当代诗坛的拯救者之一。海子身上有着高度的文化使命感，他对文化有着执着的追求，他一直倾心于古典文化、人类文明，极力寻求文化之根，渴望有一种强烈的文化引导。他说：“我写长诗总是迫不得已。出于某种巨大的元素对我的召唤，也是因为我有太多的话要说，这些元素和伟大的材料的东西总会涨破我的诗歌外壳。”[2]这种“巨大的元素”就是文化因子，他急切地寻找各种文化的“粮食”，建构成他所认为的真正的“伟大的诗歌”。
他说：“伟大的诗歌,不是感性的诗歌,也不是抒情的诗歌,不是原始材料的片段流动,而是主体人类在某一瞬间突入自身的宏伟——是主体人类在原始力量中的一次性诗歌行动。”由此可见,海子的史诗写作是为了弘扬人类的主体精神,而途径就是文化回归原始主义。但是在当时文坛上，提出文化回归原始主义是不合时宜、格格不入的。海子像《太阳·殺》里的老巴比伦国王一样寂寞孤独、郁郁寡欢，不被人理解。他像个人类苦难的救护神，试图利用基督教文化精神，建构他的文化价值理念。“基督教并不是一种教条，一种思想，它是一股生命的新生之力，凡它所到之处，往往会很自然地发生强大的力量，与一个人或团体恶习相抗争，在社会中产生净化的力量”。[3]海子深切地体会到基督教精神的救赎和净化力量，将其融入到了自己诗歌创作的血肉中。
二.海子创作与基督教文化
海子在北大时，受西川影响，开始接触《圣经》，后来相继阅读过《耶稣传》、《耶稣在印度》等书。他的诗歌和生命带有明显的神性光辉，很多评论家都注意到了这一点。“海子是圣徒般的诗人，他捐躯的意志具有‘不顾’的性质，以致当我们返观他的诗作时，竟产生了一种准神学意义”。[4]“海子的大诗似起于对‘人’或‘我自己’的失望或绝望，这一绝望使海子对人性的自我拯救表示坚决的怀疑而在人性的边缘于神性照面。”[5]他在离世时还随身携带着四本书：《新旧约全书》、《瓦尔登湖》、《孤筏重洋》、《康拉德小说选》。骆一禾曾指出海子的长诗《太阳》“全书的结构设计是吸收了希伯来《圣经》经验的，但全程次序又完全不同”[6]。海子能够如此熟练地化用《圣经》的结构，可见海子对于基督教文化的理解非管中窥豹。
海子的诗作里出现了大量如基督、十字架、木匠、太阳、火、天国、永恒、博爱、麦子、王等带有基督教文化色彩的意象。麦子是海子诗歌的核心意象，学者们对此也众说纷纭。在基督教文化中，麦子包含着神秘的死亡和重生。《约翰福音》12章：“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海子受到启发，但在海子诗中，他赋予麦子以原始生命力的意义，对它的歌颂，实际上就是对生命的歌颂：“麦浪——/天堂的桌子/摆在田野上/一块麦地。在海子诗作中，还存在着一个特殊的意象——盐，《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中，耶稣教训门徒：“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你们是世上的光”，盐在这里象征着自我奉献的救赎精神，要“照亮”世人、成全世人，是社会的引路人。海子化用这种精神，对于当时“飞遍了天空，找不到一块落脚之地”文坛状况，他有着深刻的反思:“我们缺少成斗的盐、盛放盐的金斗或头颅、角、鹰。”可以说，海子在创作中，结合了自己的创作需求对基督教文化中许多标志性的意象展开了自己丰富的想象，给我们呈现出一片带有基督教文化色彩的精神领域。
《圣经》的意境也随处可见。《阿尔的太阳——给我的瘦哥哥:凡·高》:“邀请一切火中取栗的人/不要再画基督的橄榄园/要画就画橄榄收获/画的以团火/代替天上的老爷子/洗净生命”；《夏天的太阳》:“当年基督人世/也在这阳光下长大”；《给母亲》:“我歌唱云朵/我知道自己终究会幸福/和一切圣洁的人/相聚在天堂”；《麦地》:“天堂的桌子/摆在田野上/一块麦地”；《让我把脚丫搁在黄昏中一位木匠的工具箱上》:“在我钉成一支十字木头的时刻/在我自己故乡的门前”，“就让我歇脚在马厩之中/如果不是因为时辰不好”，“我被木匠锯子锯开，做成木匠儿子/的摇篮。十字架”等等。海子的这些诗歌为我们营造了一个神圣的诗歌殿堂，在这些意境中，我们的确感受到了“所罗门的诗歌/一卷卷/滚下山腰/如同泉水/打在我脊背上”。（《葡萄园之西的话语》）
海子基督式的救赎情怀使他身上带有无法抗拒的文化使命感，主要体现在他的史诗创作上。他放弃了自己擅长的抒情诗创作，埋头于他所生疏的史诗创作，只因为他觉得史诗可以传达社会、国家所需要的文化理念，弘扬民族所需要的文化价值。他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的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他的史诗中带有基督教文化色彩的代表作是“太阳七部书”中的《土地》。它与《圣经》有着很大的关联性。《土地》探讨了生与死、欲望与理性的关系，张扬了原始的生命力，语言上模仿《圣经》，结构上吸取了《圣经》的创作经验。作者满含泪水的双眼忧伤地看着这片他所钟情的土地，痛惜大地的被遗弃，试图通过救赎和皈依来获得灵魂的安定。海子靠想象虚拟了一个原始、圣洁、充满神性光辉的乡村大地，来寻求生命和精神的栖息地。海子渴望“一盏真理的灯”，直接批判了现代人“我们已丧失了土地/替代土地的是一种短暂而抽搐的欲望”。
有哲人曾经说过“或者升得更高，或者彻底堕落；或者成就自己，或者毁掉自己”，海子无疑属于前者，他用他一个人的孤独来睥睨沧桑。他的诗歌创作对于中国诗歌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海子自己在《太阳·殺》里说：“你知道我的诞辰、我的一生、我的死亡，但不知道我的命。你知道我的爱情，但不知道我的女人。你知道我歌颂的自我和景色，但不知道我的天空和太阳以及太阳中的事物。”我们往往只看到事物表面的东西，而忽略它更深层次的意义。对于海子及其诗歌与基督教文化的研究还将继续。
注释：
[1][2]海子：《诗学：一份提纲》，《海子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
[3]林治平：《基督教在中国之传播及其贡献》，刘小枫主编：《“道”与“言”——华夏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相遇》，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27页。
[4]陈超：《海子》，《不死的海子》，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页。
[5]余虹：《神·语·诗：读海子及其他》，《不死的海子》，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版。
基督教诗歌范文2
关键词:灵性文学;基督信仰;圣经;文学创作
手捧这套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和中国电影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小说家兼诗人施玮主编的“灵性文学丛书”,[1]
非常高兴。终于在中国见到了有中国作家自己撰写的,正式出版发行的,切入当今生活的又与基督教文化有着某些关联的文学作品。这套丛书主要选编了海内外一百多位当代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包括散文卷《此岸与彼岸》、诗歌卷《琴与炉》、小说卷《新城路100号》(上、下)、长篇小说《放逐伊甸》(中国电影出版社)共五册。
心想何不干脆就用“基督教文学丛书”,为何却要绕着弯子起名“灵性文学丛书” 呢?掩卷三思,终于还是明白了施玮先生之所以这样做的独特见解和良苦用心。我在举双手赞成的同时,甚至也萌生了一点个人的领悟和感受。适逢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点与“灵性文学丛书”主编施玮合作,于2008年10月11日(星期六)在上海师范大学举办“汉语灵性文学”学术研讨会,金秋十月,佳美良机,旧朋新友,学术畅谈,我也来凑凑热闹,把自己的这点看法谈出来,岂不快哉!
当然只打算来凑凑热闹,随意发言估计还是不行,诚如会议主办者所言,此次会议是此方面研究领域学者的一次聚会,将汇集在基督教文化与文学研究方面的朋友,将对于“灵性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既然如此,就当慎重。言下之意,就是把赞成的这点原因,借着发言讲出来,与大家分享,共同探讨。
一、文学与基督信仰
基督宗教与文学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话题。一段时期以来国内各家出版社纷纷出版基督宗教与文学的专着,甚至基督教与中国文学也越来越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注意。最近的出版界接二连三地抛出有关的专着,如:上海师大扬剑龙教授的《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2] 暨南大学王列耀教授的《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3] 西南师大王本朝教授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4] 济南大学刘丽霞教授的《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5] 等,正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特殊的学术现象。
一般来说,基督宗教有社会功能、神学思想和文化艺术三个层面上的特征。基督教会自身的建设和发展及其在社会的传播和影响,到了现当代社会可能不能完全应付社会所要求的整合,但其神学思想和文化艺术却仍然有其活力,且越来越彰显其在思想和文化影响上的重要性。诚如杨慧林先生所论:“在有关‘价值’的各种人文学思考中,神学的视角越来越显示出无可替代的意义;因为在世俗的领域里追索价值,我们最终只能发现一切‘价值’都充满了相对性。通过后现代主义批评对于‘宏观叙述’的结构,基督教神学实际上得到了更大的空间。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空间显示了人文学与神学的深层同构。”[6]
这世界需要文学,因为文学可用想象为我们提供一个方式来认识世界,也为我们和世界提供了一个有力又有效的对话渠道。而基督信仰更需要文学,因为基督信仰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 “话语” 的传递上的,而文学的本质便是把语言、文字推到极致,像用杠杆推动一个沉重的观念,举重若轻。文学中的故事更有其魅力,可直指人心渴望,同时又能呈现世界本相。想一想,圣经各卷作者不约而同地采用文学手法来书写,岂是巧合?这其中必有上帝的心意。所以在信仰中,文学应和神学、护教学相辅相成。我们需要大声疾呼,也需要轻声细语,我们需要促销,也需要渗透。没有文学的信仰,就像断翅的鸽子,飞不高也飞不远,更遑论深入人心。[7]
那么如何认识基督教与文学的关系呢?假如只说基督教文学是用文字作见证,那就是一种误解。当然,能写出好的见证也可以是文学,但真正的基督教文学却不仅是用文字写成见证而已。而一部上乘的极具灵性的文学创作,很可能整部作品中不见一个基督教的惯用术语或专有名词,却仍然可以成功地传达基督信仰的精神。而相反地如果作者对基督信仰没有较深的了解,整篇作品中尽管采用了许多基督教的名词与圣经章节,仍然不能算是基督教的文学作品。就拿两个日本现代作家来说吧,比如三浦绫子,从基督信仰的角度看,她只是一个普通的信徒,但却对基督信仰有深刻的认识。她从创作小说《冰点》[8] 开始了她的写作生涯,后来的作品越来越多,在日本基督教文学界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技巧上她坚持以间接的方式传达基督信仰的信息。她对以文学传福音有她自己独到的看法。她说如果今天施洗约翰忽然出现在东京的街头,大声疾呼:“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人们一定会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因为东京没有基督教的文化背景。施洗约翰能为耶稣预备道路,而她认为她只能为施洗约翰预备道路。这就是三浦绫子对文学创作与基督信仰的关系的看法。而她实际上也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因为许多日本青年正是在读了三浦绫子的小说后而悔改归向了基督。就连翻译她小说的翻译家朱佩兰女士的受洗归主,也是因长期研读三浦绫子的作品而受到影响的。至于日本另一位作家远藤周作,他作品中所蕴藏的基督教信息和神学思想,可能更为深湛。他的代表作《沉默》[9] 是一部相当有深度的基督教文学作品,不仅在日本有极大的反响,早已拍成电影,即使放到世界基督教文学中来看,也有其卓越的地位(早已译成十几国文字)。远藤周作对圣经和基督宗教神学有相当深入的研究,才能写出《沉默》那样的巨作。在这方面我们中国基督教文学作家们,可能需要作更多的努力,不单是在写作题材或创作技巧上,而且还要对基督宗教,特别是圣经,有精深的了解与认知,换言之,即对基督信仰的内涵要痛下功夫。[10]
所以说把定点放在作品与基督信仰的关系上来认识和把握这种文学就显得尤其重要。
圣经说“太初有道,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藉着他造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上帝独生子的荣光。” [11] 西方的与基督信仰关系密切的作家和诗人,频频提到,文学在信仰中,深具“道成肉身” 的力量。怎么说呢?文字书写本来就是以有限描述无限,以具体呈现抽象,以象征来指向神圣。当作者用具体的意象、人物和故事来包裹、呈现属灵真理时,就是一种“道成肉身” 的方式。就像上帝藉着拿撒勒耶稣的肉身,来彰显望不见、也摸不着的自己一样。[12]
而基督教文学家施玮更进一步地扩展了这一认知。她说:“道不仅具有太初原有并永恒存在的客观性,也具有让人可以亲身看、听、触摸,而产生的主观体验性;道不仅具有创造性,同时也具有同在性;万有藉道而造、从他而出、在他里面,他又道成肉身,住在万有中间,与被造之人同住;道具有真理的光照性和审判性,同时又具有救赎的丰满完全性与恩典性;道具有自我存在的荣光,同时又具有自我表明的启示性。”[13] 她鉴此而进一步认为中国基督教文学是基督信仰在中国文学和文化语境中的一种“道成肉身” ;是藉着表述人亲身对这道的主观体验而见证这“道” (基督信仰);是以上帝赐于人的创造性来表述这道与人同住,见证道在人里面,人在道里面;是在真道的光中重新解读自己、他人、社会、世界,并传递出这种以道(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新的世界观、人生观,描述出一种新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在这道启示性的光照下,认识人的犯罪与上帝的救恩,形成一种对罪的弃绝和痛悔,同时藉着对上帝救恩的信心与盼望而创造出充满喜乐和心灵安息的文学。[14]
可喜的是这种“道成肉身” 的文学创作(即与基督信仰有关的文学)正在中华大地悄悄崛起。当代中国以北村、施玮、莫非、鲁西西、刘光耀、齐宏伟等一大批中青年作家正在我们身边一一涌现。他们大多数都有基督信仰。他们在圣经的光照下,以上帝的启示性真理作视角,以文学创作的各种形式为表达,解读和阐释自己、他人、和社会。他们有的擅长吟诗,有的喜欢写小说,撰散文,题材不一,形式多样。比如施玮,她擅以诗的形式抒写灵性之光和肉身之道,着意把深刻的灵性凝铸为优美的意境,在人间情爱中映射那属天的真爱。[15] 她同时又撰写小说,如在《放逐伊甸》里刻画了像李亚、赵溟、戴航等为代表的栩栩如生的知识分子人物形象。他们透过死亡窥见了生命的意义;穿过罪恶认清了自我的本相;冲破怨恨懂得了爱情的真谛。张鹤先生曾评价说:“《放逐伊甸》的确为当代中国信仰小说创作提供了一种讲述的可能性。”[16] 再看早已名扬四海的小说家兼诗人北村,他早年曾被誉为中国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后以“神性写作”又成为中国小说界的一个独特现象。像小说《施洗的河》、《老木的琴》、《玛卓的爱情》等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而读了他的诗,我们一定也会像施玮那样产生共同的认知:“他的诗歌却让我在一片晨曦中,看见一只突然腾空飞起的鸽子。温润、雪白,是他灵魂的歌吟。歌唱着天国和爱情。透过这些简朴、内敛、温暖而充满哲思的诗句,我被带入他心灵的深处,被一份爱的炽热灼痛。”[17] 还有像莫非、区曼玲、鹤子、陈卫珍等的短篇小说;像鲁西西、刘光耀、齐宏伟、姜庆乙、匙河、王怡等的诗篇,像宁子、小莹、范学德等的散文,无不浸透着生命、爱情、和智慧。他们有的讲述朴素,却发射出活泼生命的力量;有的表达犀利,却蕴涵着真爱的温存;有的言说浪漫,却散发出智慧的馨香。
二、灵性文学的名称
基督教诗歌范文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不仅仅可以陶冶情操，而且可以丰富知识、增长见识，修炼自我。作为一名教师只有不断学习、不断阅读才可转变思想观念、思维模式，进行教育创新；只有不断阅读才能引领学生在知识的海洋中翱翔。阅读可以带来思考，阅读可以让我们的思维不再僵化，阅读可以让我诗意一样的生活。
二、读书目标：
1、通过阅读学习，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教师职业观，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塑造良好的教师形象，通过阅读使自己业务精良，进一步提升教师的理念，开阔教师的视野，积累教学经验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
2、通过阅读学习，丰富自身个人文涵养，强化自身修养，使自己的精神世界变得更为丰富多彩。
三、主要措施：
1、个人自学为主，充分利用课余时间阅读有关书目，养成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勤于做读书笔记，写好心得体会。每天确保一小时的读书时间，让读书成为自己的自觉行动，学习成为自己的一种需要。
2、读书活动与课堂教学相结合。边学习教育理论，转变教育观念，及时认真地进行教学反思，真正做到“读”有所悟，“悟”有所用，“用”有所得。
3、充分利用网络，进行网上阅读，了解、把握教育教学的信息和动态。抓住培训、听课、等机会，努力向专家、名师、优秀教师学习，使自己的教学方式、方法有更大的发展和成功。
四、读书安排：
1、经典阅读：《爱的教育》、《给教师的100条新建议》、《陶行知教育名篇》
基督教诗歌范文4
苏霍姆林斯《给教师的建议》告诉我们每个老师：那些特别的孩子正是通过犯各种各样的错误来学习正确的。我们永远都不要绝望，是因为只要我们充满期待，他们或许很有希望。照亮学校的将永远不是升学率或者其他名和利的东西，而是圣洁瑰丽的师道精神，是一种对孩子的不染一丝尘埃的博大的爱。从这句话中我深深地感受到用爱心去开启学生心灵的窗户，走进学生的心灵世界，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的重要性。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呢，从书里我总结了以下几点：
一、培养学生的自信心，使其迸发希望之火。
自信对一个人一生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在智力、体力还是在做事的能力上，自信心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青少年时期，一个人如果缺乏自信心，就会缺乏探索事物的主动性、积极性，其能力就会受到限制，就会觉得生活暗淡无光。
二、赏识学生的优点，尊重他们，激励他们全面发展。
作为教师要尊重每一个学生，尊重他们的人格，尊重他们的自尊心，尤其是后进生更是如此，他们希望用脆弱的自尊来保护自己。我们要发自内心地尊重他们，不要伤害后进生。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自尊心是一种非常脆弱的东西，对待它要极为小心，要小心得像对待玫瑰花上颤动欲坠的露珠。教育成功的秘密在于尊重学生，只有尊重学生的人格，顾及学生的自尊心，学生才能信任老师。
三、教师要付出爱心，感化学生受伤心灵。
对于那些学习差、纪律松懈、思想落后的学生教师没有歧视他们，而给予更多的爱。使他们时刻感到集体的温暖，老师的关怀，消除失落感，使他们充满信心、满怀激情，奋发向上，而不是讽刺挖苦，使其萎靡不振。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用无私的爱心温暖冰冻的心灵，会让他们实现自身的价值。
《爱的教育》一书中描写了一群充满活力，积极要求上进，如阳光般灿烂的少年，他们有的家庭贫困，有的身有残疾，当然也有一些是沐浴在幸福中的。他们从出身到性格都有迥异之处，但他们身上却都有着一种共同的东西：对自己的祖国意大利的深深的爱，对亲友的真挚之情。这里面不能忽视的是每个月老师读给那群少年听的精神讲话，这一个个小故事，不仅使书中的人物受到熏陶，同样让我这个读者也被其中所体现出的强烈的情感所震撼。而面对我们的教育，爱应该是教育中的养分，是教育中的阳光雨露，没有了爱，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是空虚的，是不能成长的。
课堂是什么？是教师一统天下的讲堂？是教师施展聪明才智的舞台？是知识搬运的中转站？苏联著名教育家赞科夫的《和教师的谈话》让我从书中找到了答案：课堂应该是连接课内与课外、校内与校外的桥梁，是学生享受学习乐趣、接受情感熏陶的场所；也是师生生命相遇、心灵相约的聚集地；更是师生共同生活的舞台。这样的舞台需要师生共同完美地演绎。两者互相影响，相辅相成。
基督教诗歌范文5
关键词：约翰·弥尔顿；《基督教教义》；“精神”；“圣灵”；“内在精神”
中图分类号：I1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1?0030?06
弥尔顿集诗人、雄辩家、革命家、思想家、神学家等多重角色为一身。他的英雄诗歌三部曲《失乐园》《复乐园》和《斗士参孙》（虽为诗剧，但也具有史诗特征）为他赢得“世界上最伟大的史诗诗人之一”的伟名；其短诗涉及到英语诗歌的几乎所有体裁：抒情诗、歌剧、田园诗、悼亡诗、十四行诗，等等；其有关政治、教育、婚姻、出版等方面的散文论辩因雄辩和深刻的革命思想而成为英国人文、社会学科里重要的历史文献。与他在这些领域里的贡献相比，弥尔顿的神学成就位列其后，修斯（Merritt Y. Hughes）也因此称弥尔顿为“业余神学家”。[1]但尽管如此，弥尔顿的两卷本、共五十个章节的神学著作《基督教教义》（以下简称《教义》），①尤其是其中激进的神学观点和贯穿他创作始终的宗教思想，充分标示出其神学家和神学思想改革家的地位。
《教义》是弥尔顿毕生研读《圣经》的产物。但在这部神学著作完成之后，英国的局势愈加紧张和暗淡，该著所交付的出版商屡屡遭到警告；后来，著作在几易人手之后不但没能发表，而且最终随着作者的辞世而消失。据记载，该著的手稿由威廉森（Sir Joseph Williamson）谨慎地收藏了起来。1823年，莱蒙（Robert Lemon）在“国家文件办公室”的一个旧壁柜里发现了著作的原稿。1825年，萨姆纳（Bishop Charles Sumner）将它译成英文，并和拉丁原文一起发表。但一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尤其在休厄尔（Arthur Sewell）出版他的专著《弥尔顿的研究》（A Study of Milton’s Christian Doctrine）之后，《教义》才开始引起国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但由于《教义》的内容晦涩，其中来自《圣经》的引语繁杂，又很分散，观点似乎相关却不直接相联，因此，《教义》本身没能如作者的其他作品那样受到研究者的青睐。有限的研究大多围绕《教义》中宗教思想的出处及作者权的问题。后者尤其引发学者持久的研究兴趣，主教伯吉斯（Thomas Burgess）于1829年首次提出质疑，之后，亨特（William B. Hunter）和利布（Michael Lieb）也曾怀疑著作权是否属于弥尔顿。但更多的学者从作者的神学著作与诗作之间词语的重复、风格的一致、思想观念的契合等多方面进行科学的论证和考究，如休厄尔（Arthur Swell）、凯利（Maurice Kelley）、肖克罗斯（John Shawcross）、莱瓦尔斯基（Barbara K. Lewalski）、希尔（Christopher Hill）、安斯沃思（David Ainsworth）等。最终，国外学界一致将《教义》视为弥尔顿的经典作品之一。在中国，弥尔顿在英国革命史和文学史上的声望并不为人陌生，但《教义》却鲜为人知。
收稿日期：2012?10?15；修回日期：2013?01?07
作者简介：吴玲英（1967 ?），女，湖南慈利人，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弥尔顿与西方史诗传统.
一
弥尔顿在《教义》里系统地阐释了他的神学思想，而他的神学思想又在很大程度上艺术地呈现在他的英雄诗歌三部曲中。换言之，弥尔顿的《教义》和三部曲是“两种截然不同方式下的同一套基本的语料”，[2]所以，了解弥尔顿的神学思想是正确诠释他的创作，尤其是其英雄诗歌三部曲的基础。然而，弥尔顿的神学思想比较复杂，难以把握，它既根源于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主流基督教神学，又深受欧洲宗教改革运动、英国清教革命和弥尔顿个人经历的影响，由此形成了许多独特的观点，至今在学界仍存争议。弥尔顿自己也承认，《教义》中的“很多观点与基督教的传统思想相悖”。（WJM， XIV，14）
就“三位一体”而言，基督教正统教义认为，上帝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不同的位格，但他们不是三个而是一个上帝，在本质上是一体的，这便是正统教义里的“三位一体”。“三位一体”是基督教神学的核心，圣·杰罗姆（St. Jerome）称之为“三位一体之神秘”。其中“圣灵”的神秘主要在于，由于《圣经》没有阐明“圣灵”是否和“圣子”一样是被产生或被创造的，也没有提供任何信息明确论述“圣灵”的本质、它的起源以及存在的形式，因此，“在宗教改革之前，神学界一直忽视或避而不谈‘圣灵’”，[3]即使是宣扬“神启和救恩论”的圣·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也只字不提“圣灵”。
在16世纪和17世纪席卷几乎整个欧洲的宗教改革中，尤其是从17世纪初开始，以加尔文思想（Calvinism）为主导的英国神学观念慢慢失去对人们的控制，并逐渐让位于阿明尼乌主义（Arminianism），教会体制的权威和中心地位被打破，《圣经》不再是少数人阅读和解释的特权。同时，此时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的人文主义思想鼓励大家独立思考、自行阅读和自由诠释《圣经》，个体的精神得到尊重。人们开始关注“圣灵”，并相信它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弥尔顿的时代提倡“我认为、我感觉”的个人经验，于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曾抱怨的“‘圣灵’的自由”在17世纪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分体现。而弥尔顿“反三位一体”宗教观中关于“圣灵”的神学诠释正是“自由”和“个性化”的典型代表。
“圣灵”的本质和“圣子”的身份一样是弥尔顿毕生研究和探讨的主题。但弥尔顿在他的神学著作和诗歌作品中都始终坚持，“精神”（the Spirit）②一词比“圣灵”（the Holy Spirit）更为准确。因此，把握“精神”是理解弥尔顿思想的关键，而“精神”几乎贯穿弥尔顿的所有主要作品，尤其是贯穿弥尔顿的神学著作《教义》和英雄诗歌三部曲《失乐园》《复乐园》及《斗士参孙》的主线。根据《弥尔顿集哥伦比亚索引》，[4]“精神”是弥尔顿作品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就词语所占的页面篇幅而言，弥尔顿作品中排在前几位的关键词分别为“上帝”（Vol. 1759? 800） 、“教堂”（280?94）、“耶稣”（255?68）、“天堂”（863?73）、“精神”（1851?59）、“自由”（1138?47）、“罪孽”（1798?1806）和“信仰”（638?45）③。就术语本身的复杂性和包容性而言，“精神”远远超过其他关键 词。而就弥尔顿对术语的解释来说，“精神”的含义最为丰富。
二
肖克罗斯（John Shawcross）曾指出，“‘精神’是《教义》的焦点”。[5]的确，读者只要浏览一下《教义》各章节的标题便可以看出，贯穿《教义》始终的主题是“精神”，或更准确地讲，是“精神”在堕落之人的再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弥尔顿在《教义》第一卷本的前十章里探讨了基督教教义、上帝的本质、预定论、“圣子”“圣灵”等基督教关键术语，之后，从第十一章到第三十三章转向两大类更实际的内容。首先是原罪，包括“人类始祖的堕落和犯罪”及犯罪的结果（如“罪罚”和“肉体的死亡”），然后是《教义》第一卷本的焦点，即人的精神再生。弥尔顿认为，人之所以能够再生，源于耶稣的救赎，因为救赎通过使堕落之人虔诚地忏悔和重获信仰而对人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使人从精神上复苏。这一神学思路便是史诗《失乐园》的宗教思想基础。接着，弥尔顿在第二十一至第三十三章里详细地阐释了精神再生的模式，从“因信称义”到“圣灵”进驻到人的内心，尤其揭示出对自我内在力量的认知。可以说，《复乐园》就是这一过程的艺术呈现。在《教义》的第二卷本里，弥尔顿更集中地论述再生之人应有的美德，包括对上帝、邻居、他人，甚至对自己的责任和美德，这是《斗士参孙》的神学阐释。整体来分析《教义》各章节的标题内容，我们就可以看出，弥尔顿神学思想的中心和发展脉络就是“精神”。
对“精神”这一神学术语阐述得最明确和最详细的是《教义》第一卷本的第六章“圣灵”（The Holy Spirit）。弥尔顿在本章的开头将“圣灵”定义为“圣父与圣子之灵”（the Spirit of the Father and the Son），并指出，“关于它（‘圣灵’）的本质，它以什么形式存在，它来自哪里，《圣经》始终保持缄默”（WJM， XIV， 357）。弥尔顿进一步论述，既然教父们都一致对“圣灵”保持沉默，所以有必要将这一问题敞开，供众人研讨。而他本人则从《圣经》中选用大量的引语来阐释《圣经》里的“圣灵”。
弥尔顿认为，《圣经》里的“圣灵”这一能指符号可以解读为九种不同的所指，具体包括：第一，“圣父”（God the Father ）；第二，“上帝的恩典、威力和美德，尤其是滋养万物生长的神圣气息和影响”；第三，“天使”；第四，“上帝差遣而来并承诺将以色列人带到应许之地迦南的耶稣”；第五，“赋予先知以灵感的上帝之音”；第六，“上帝启迪和引导其臣民的真理之光”；第七，“‘圣灵’本身或其象征，尤其是上帝之灵降下时的鸽子的形象”。值得特别提及的是，弥尔顿在具体解释“圣灵”的最后两种所指之前，刻意用“更加独特的是”（WJM，XIV，363）加以强调。可见，“圣灵”的第八种和第九种所指是弥尔顿尤其关注的两点，即“照耀在耶稣身上的光辉”和“上帝给予个体的精神礼物或给予行为本身”（359?63）。关于前者，弥尔顿引用《以赛亚书》中有关“弥赛亚和平国度”的一段诗文，即“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那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有谋略和能力的‘灵’、有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11. 2）。至于后者，弥尔顿所选用的都是对上帝持有坚定信仰的例子，如摩西和大卫。④总之，弥尔顿对《圣经》中的“圣灵”的解读比基督教正统教义中的含义要广。他在《教义》中还写道，《圣经》里的“圣灵”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解读”（WJM， IX， 359），所指广泛、功能繁多，它“既用于上帝和天使，也适用于人的心智”（359），即人的灵感或人的正确理解和理智。因此，弥尔顿坚持认为，“精神”一词要比“圣灵”更加准确，而且，他对“精神”的神学诠释主要是为了突显它在信仰者身上产生的效果。
有学者指出，弥尔顿在《教义》里对“圣灵”和“精神”这两个词语的运用异常灵活，以致于两者间词义的区别“非常模糊”。[6]实质上，从弥尔顿对“精神”的神学诠释来看，“精神”由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包含“圣灵”在内，被称为“神圣的精灵”（the divine spirits），源自外在，最终进驻到信仰者的内心；而另一部分则是“神圣的精灵”刻写在人内心时所产生的影响，换言之，是人“内化”这些外来力量的产物，弥尔顿称之为“人的精神”（the human Spirit）或“内在精神”（the Spirit within）。因此，弥尔顿尽量避免使用“圣灵”一词，即使在第六章专门论述“圣灵”时也很少用“圣灵”这一广为人知的基督教术语。而当他要特别提到“圣灵”时，用的是“上帝之灵”（the Spirit of God）或“神圣之灵”（the Holy Ghost）。此外，弥尔顿强调，“即使在向‘圣灵’进行祈求时，那并不是在向某一特定的人‘祈福’，而是向上帝祈求得到精神礼物或灵感”（395）。
笔者在论述弥尔顿的“圣子”时曾指出过，在“圣子”耶稣兼具人性与神性的双重身份中，人性是基础和根本，而神性实质上就是成功地抵御住所有诱惑后的人性，即人性的至高境界。同样，弥尔顿的“圣灵”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基督教正统教义所宣扬的神性。弥尔顿在《教义》里写道，“谈到神性，（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将‘圣子’之名和本质放在‘圣灵’之上”（XIV， 403）。也就是说，就神性而言，“圣灵”要低于“圣子”。
在基督教正统教义看来，弥尔顿的神学思想很“极端”，甚至“异端”。[7]弥尔顿身处的17世纪是历史发展的“特定时空”，是“英国的转折点”，[8]是文艺复兴到理性时代的过渡时期，其显著特点是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基督教思想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三股主要思潮交汇在一起。受其影响，弥尔顿的神学观点与基督教的正统教义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异。就“三位一体”而论，根据基督教正统教义，“三位一体”中“圣父、圣子、圣灵”虽然本质上为一体，但三个位格是平等的，具有永恒的神性。而弥尔顿的“反三位一体”宗教观却认为，“圣子”与“圣灵”都不与圣父同性同质，而是处于从属地位，没有独立性，也不具备永恒的神性。关于“三位一体”中的“圣子”，弥尔顿曾在《教义》的第五章中指出过，“‘三位一体’作为基督教中最大的神秘，《圣经》本身并没有提及它”（WJM， XIV， 263），《圣经》里既无法找到确切而不容置疑的教义来支撑“三位一体”，也没有只言片语能证明耶 稣·基督永恒的神性。而关于“圣灵”，弥尔顿在第六章里阐明，“《圣经》里没有任何一条教义明显陈述‘圣灵’的神性”（379）。《圣经》里的“圣灵”虽然主要指圣父的威力和美德，但很多时候，圣父的威力和美德是通过人之子耶稣来体现，而且，在更多的时候，“‘圣灵’的具体所指为某种神圣的冲动、光、声音、话语，或来自耶稣或通过其它渠道”（383）。在这种情况下，“圣灵”既不可能有“上帝之名”赋予它的神性，其本身也不可能如“圣子”一样有“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神迹”“神圣的荣誉”等隐含的神性（381? 392）。但“圣灵”的作用在于能在洗礼时施于信仰者以恩惠。弥尔顿这样分析“三位一体”中的三个位格“我们将永恒的获救归于‘圣父’，将救赎归于‘圣 子’，将成圣归于‘圣灵’”（393），因为“圣父”的威力是本身内在固有的，“圣子”和“圣灵”的威力来自“圣父”。弥尔顿在比较了“圣子”和“圣灵”之后强调，前者有着一定的权威，因为他可藉“圣父”之名而行事，而“圣灵”是奉“圣父”和“圣子”之名赋予教堂和信徒以恩典和祝福。此外，当人们祈祷时，“圣灵”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位格，而是作为一种精神礼物被人呼求，而神圣的礼物具体来自于谁、通过什么渠道或以何种形式，《圣经》没有明晰，弥尔顿的《教义》也没有明确。
弥尔顿在《教义》里最后一次提到“圣灵”是在第一卷本的第二十七章“关于福音和基督自由”中。 弥尔顿后来修改本章时添加了一段文字，其中写道，“福音就是‘圣灵’写在信仰者内心的信条”（XVI， 113）。他还从《圣经》中挑选出大量的例子以论证“圣灵”的作用就是“将神圣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116），如，《使徒行传》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能力”（1：8）；“神赋予顺从之人以‘圣灵’”（5：32）；“忏悔吧，你们就将得到‘圣灵’的礼物”。《哥林多前书》也写道，“我们讲说这些事，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事讲给属灵的人”（2：13）。弥尔顿的论述进一步从根本上限制了“圣灵”的神圣功能，降低了它的神性。更深刻的是，弥尔顿在比较了《旧约》里的《耶利米书》和《新约》里的《使徒传记》后总结道，“由于并不是所有真正的信仰者都 具有先知天赋，所以对他们来说，‘圣灵’的替代就是预言、梦境和异象”（117）。此后，“圣灵”这一术语便从弥尔顿的作品中消失，无论是在《教义》后面的篇章里还是在诗歌作品中，弥尔顿都代之以“精神”（the Spirit） 或“神圣的灵感”（divine inspiration）。而弥尔顿在《教义》第一卷本的第二十八章、第二十九章、第三十章里分别讨论“再生”“忏悔”和“挽救 信仰”之后，继而在《教义》的整个第二卷本里集中探讨再生之人的美德和责任，即基督式英雄⑤的“内在精神”。
三
《教义》的初稿完成于1660年英国复辟前后，之后，著作又经过了“重新检测”和修改的过程，因此，《教义》实质上是弥尔顿一生研读和分析《圣经》的结果。可以说，弥尔顿对“精神”的神学诠释跨越了他的一生，或者说，《教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和记载了弥尔顿本人的精神发展过程”。[9]期间，“精神”一词的内涵历经了实质性的演变，从早期的“圣灵”等外在权威到后来的“内在精神”等人自身的力量。
早在40年代，弥尔顿开始将他的神学观点系统化，以便他的学生能不时地将他口述的神学思想写下来。弥尔顿也在《教义》的前言里提到，他年少时就系统而仔细地阅读了《旧约》和《新约》，并在埃姆斯（William Ames）等神学改革思想家的引导下尝试将似乎不相关的经文连成一些神学纲要，方便日后从事宗教工作。这是弥尔顿编著《教义》的第一个阶段。这时，弥尔顿的宗教思想主要来自外界权威，如《圣经》文本和释经者。但弥尔顿不满足于外在的力量，如摘选别人的话语，因为他相信，即使是当时“最有能力的，也没有谁，没有某个特定教会、教会会议或教会组织（如教堂）能绝对地将他们的诠释作为律法和绝对的信仰强加给别人”（IV， 267）。50年代后期，弥尔顿将纲要编成神学著作，冠名《基督教教义》。虽然这时期他的《失乐园》等创作因克伦威尔将军的死和查尔斯二世的复辟而搁浅，但他从未停止撰写《教义》，并于1660年左右完成神学著作的初稿，正如学者所描 述的，“尽管他的人生连续经历几个灾难，这套神学思想在英国复辟之后终于写完”。[10]这是弥尔顿编著《教义》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他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和理解从《圣经》中选择经文例证，并有序地编写出自己的条文，他认为，“最安全、最值得推荐的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研究，为自己编写出最有独创性的宗教条文”（XIV， 7）。但后来，弥尔顿发现有必要重读《圣经》，并在《圣经》的指引下“重新检测和重新成形”（IV， 8）他的神学教义。这个过程是《教义》编著的第三个阶段，也是他人生最暗淡的时期。此时，《教义》《失乐园》《复乐园》和《斗士参孙》等作品是他最大的慰藉和唯一的精神支柱，所以，他能“在极大的宁静中生活着，直到1674年逝世”。[11]这期间，弥尔顿不断修改和补充《教义》，希望能如他在著作前言里所写的那样，“随时准备尽可能广泛地发行我这最珍爱的、最好的拥有品（指《教义》）”（9）。当然，《教义》由于包含诸多激进甚至异端神学观点，所以不可能在那个“邪恶的时代”发表。但在艺术的伪装下，承载相同宗教思想的诗歌作品有幸在他的有生之年 面世。
弥尔顿编著《教义》的这三个阶段表明，《教义》是弥尔顿在以《圣经》为范本的基础上拼贴和汇编的基督教中重要的信条和教义，更是他对文字经文进行的个性化的阐释，充分体现了他自由的思想和独特的，为那些寻找个人信仰自由和追寻“内在精神”的人提供理论的支撑和方向的指引。弥尔顿坚决反对一个观点，即，上帝之道及其意义和目的早已固定在《圣经》里，而且只为少数人所掌握。在弥尔顿看来，经文和教义会随着时间的流失玷污于怀有私心的人之手，上帝的话语（真理）也会遭人篡改，其中不乏公认的伟大神学家和学者。弥尔顿曾在《教义》第一章的开头谦虚地说，“本书并没有提出任何新颖的 信条。唯一的目的就是通过收集散落于《圣经》各处的教义，方便读者记忆，并通过用具体的标题将观点系统化，方便人们参考”（XIV， 21）。但实质上，弥尔顿对经文的见解极富个性，他认为，“我们在福音的引导下拥有两个层面的经文，一个是外在的，即书写下来的文字，另一个是内在的，即‘圣灵’刻写在每个信仰者内心的”（XVI， 273），而“后者，远为独特”（274），并能赋予信仰者以“精神”，而“精神”提供给人们的往往是“比文字经文更可靠的指引”（274）。
弥尔顿从小就有一种强烈的自我优越感和超然感，视自己为“上帝所挑选和培育的天才、祖国的先知、最后被击败的巨人”。[12]就宗教方面而言，弥尔顿辛辣地抨击当时的职业教会，不受人欢迎。但外人的非议反而更坚定了他的精神独立，因此他的思想不受任何既定教义的影响和约束。弥尔顿坚信，每个基督徒都有找到个人信仰的责任和自由。弥尔顿始终坚持，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独立自由的良知，能自行解读《圣经》。他在《教义》里倡导，“每个人都有自由，可以根据自己的信仰进行思考并写出属于自己的教条。因为没有自由，就没有宗教，也没有福音”（XIV， 13）。他认为，任何禁锢个体灵魂自由的教堂都应予以抵制。当然，弥尔顿的旨意并不在于要废除教堂，而是建议信徒们交流各自内心的信仰，更好地理解上帝的话语和基督教教义，并教导彼此如何成为更好的基督徒。当双方的观点发生冲突时，应自由辩论，相互检测，以“达到自身的统一”（XVI， 274）。而不是靠教堂或凭借基督教社会等外在的威力。同样，他自己的观点和论点的建构也是通过收集和对照《圣经》中的相关引语。但弥尔顿指出，自己与他人建构教义的过程有所不同，他说，“过去大多数致力于此事的人，习惯于尽量将自己几乎所有的观点都一览无遗地陈述在纸上……而我的页面上却多是来自《圣经》各处的选段，只有尽可能少的空间留给自己的文字和思想” （XIV， 11）。也就是说，弥尔顿神学思想的发展以《圣经》为坚实的基础。弥尔顿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个人主观思想的臆想和误解。但更重要的是，弥尔顿在与《圣经》教条的对话中将外在的神圣权威内化为个人的信条，并使个人的信条成为自己唯一的信仰，所以，弥尔顿总结道，“‘内在精神’要比《圣经》更能给人以引导，这才是人们应该遵循的”（XVI， 275）。也就是说，每个人，如同他自己一样，必须怀有坚定而强大的“内在精神”，并将它奉为言行的向导。总而言之，弥尔顿对“精神”的神学诠释就是从外在的权威到人自身的“内在精神”。
四
值得提及的是，弥尔顿在《教义》里阐述，“精神”具有救赎人的十二种神圣功能，具体包括：在人的内心产生作用，使之听从神的呼召（XV，355?57），引导堕落之人获得再生（367?69），警示人们坚守信仰（393?95），给信仰之人以希望（407?23），帮助人们把握属灵之事、精神之物（XVI，1?3），确保人的救赎（3?10），为他们诠释福音（10?17），将福音刻写在信仰者的内心（15?19），证实“称义”（51?53），指点人们从善（XV，II 5?7），指引他们（83?85），最终获得基督自由。如同“精神”的含义一样，这些神职也都呈现出“从外到内”的过程。也就是说，神的呼召能否最终救赎人、使之获得基督自由，这取决于信仰者本人能否将外在的力量“内化”为“内在精神”。
然而，弥尔顿没有在《教义》里明确给出“精神”在指“人的心智”时的神学阐释，即“内在精神”的神学内涵。但在诗歌三部曲中，弥尔顿艺术性地将外在层面的力量内化为基督式英雄的“内在精神”，并揭示出其内涵。首先，弥尔顿在《失乐园》的第十二卷借天使米迦勒之口明确指出，“‘内在精神’刻在人心上的”（PL Ⅻ.524）是“信仰、美德、忍耐、节制，/加上爱” （583?4），并指点马上要被驱逐出伊甸园的堕落亚当不要绝望，因为有“内在精神”就“在内心/有一个远为快乐的乐园”（586）。接着，在《复乐园》里，弥尔顿从哲理层面阐明，信仰是“内在精神”的核心，因为被置于无人目睹的荒野里的耶稣正是凭借内心坚定的信仰，抵御住撒旦针对不同需求层面而设计的十个诱惑，为人类复得亚当失去的乐园，证实了自己能被视为“如何在诱惑面前保持‘屹立’的基督式精神英雄”之原型。最后在《斗士参孙》中，堕落的参孙虽神力全无，被禁锢在敌人的囚牢，双眼被挖、双脚被铐，但他通过坚持忍耐和重拾信仰而再生为基督式英雄和精神斗士；弥尔顿通过诗剧展示，凭借信仰和基于信仰的忍耐等“内在精神”，微弱的生命也能从绝境中激发力量，重现辉煌。
由此，弥尔顿在三部曲中将《教义》里的神学理论演化为英雄追寻“内在精神”的生动旅程。通过诗歌形式，弥尔顿展示，各种外在的神圣的力量进入信仰者的内心之后，信仰、忍耐、谦卑等基督美德成为人的“内在精神”，最终成为人之再生的关键，并使堕落之人“升华”为基督式英雄。也就是说，弥尔顿通过三部曲揭示，“内在精神”实质上就是“精神”在基督教史诗英雄身上的美德体现，也是真正的英雄获胜的唯一“武器”。
注释：
① 文中所选弥尔顿诗文皆出自18卷的哥伦比亚版《弥尔顿集》（The Works of John Milton）。因卷轶浩繁，援引复杂，故文内《弥尔顿集》缩写为WJM；《教义》为《基督教教义》的简称，收录在WJM中的第14?17卷；PL指《失乐园》，PR指《复乐园》，其后数字为行码。所引诗文参考了朱维之和金发燊的译本，其余皆为笔者自译。为免繁琐而影响阅读，以下只视需要出注。
② 本文中的“精神”（the Spirit）不是人们习惯用来指“意识形态”的普通名词，而是弥尔顿在《教义》中使用的神学专用术语，用以替代基督教正统教义“三位一体”里的“圣灵”。但弥尔顿坚持认为，“精神”一词要比“圣灵”（the Holy Spirit）更为准确。
③ 由于本研究不涉及弥尔顿的政治论辩，所以统计没有包括其政治关键词。
④ 摩西和大卫都是《圣经》里对上帝绝对虔诚的典型人物，他们对上帝的坚定信仰和顺从使之成为上帝的“选民”。摩西在西奈山上接受上帝的旨意而写下“摩西十戒”，并以此为律法来规范以色列民族，带领他们最终到达应许之地。大卫被上帝称为“得天父之心的人”，并被赋予神力，因此，大卫无论攻打到哪里，都能大败敌人，后来上帝指派他为以色列王；此外，大卫诗艺高超，《圣经·诗篇》150首中一半以上是他牧羊时的即兴之作。
⑤ “基督式英雄”是弥尔顿基督教史诗英雄范式。弥尔顿在《教义》里分析了“基督式英雄”之原型耶稣·基督，并在史诗里艺术地刻画了这类英雄；对“基督式英雄”而言，信仰、忍耐、谦卑等“内在精神”是他们获胜的“武器”。“基督式英雄”亦
称为“精神斗士”或“信仰英雄”，相对于古希腊罗马史诗英雄，即“战争英雄”或“体格巨人”。弥尔顿的三部曲自始至终呈现了这两种英雄的对立与对抗。
参考文献：
Merritt Y. Hughes. John milton： complete poems and major prose [M].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57： vii.
Maurice Kelley. This great argument [M].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41： 195.
Geoffrey F. Nuttall. The holy spirit in puritan faith and experience [M].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92： 3.
Frank Patterson. An index to the columbia edition of works of john milton [M]. New York： Columbia UP， 1940.
John T. Shawcross. The development of milton’s thought [M]. Pittsburgh： Duquesne UP， 2008： 85.
Arthur Sewell. A study of milton’s christian doctrine [M]. London： Oxford UP， 1939： 3.
Taylor W. Milton’s poetry： Its development in time [M]. Pitssburgh： Duquesne UP， 1979： 150.
Christopher Hill. England’s turning point： Essays on the 17th century [M]. London： Bookmarks， 1998： 1.
Arthur Sewell. A study of milton’s christian doctrine [M]. London： Oxford UP， 1939： 79.
Helen Darbishire. The early lives of milton [M].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65： 23.
Arthur Sewell. A study of milton’s christian doctrine [M]. London： Oxford UP， 1939： 65.
Rose Macaulay. Milton [M].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2： i.
Milton’s Theology on “the Spirit”：
Also on “the Holy Spirit” in Christian Doctrine
WU Lingying， WU Xiaoy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基督教诗歌范文6
一、聚焦阅读能力要素
国际阅读评估测试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国际阅读素养进展研究，英语简称为PIRLS，另一种是美国国家教育进展评价，英语简称NAEP。这两种评估对象都是9岁的小学四年级学生。还有一种是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英语简称PISA，评估对象是15岁的初中三年级学生。这三种阅读评价体系，虽对阅读能力测试内容的具体指称与表述不尽相同，但测试要素却大体相同，基本可归为四项：提取信息、直接推论、解释文本、反思与评价（包括形式和内容）。这三种评价体系的测试材料，大致可划分为两类――“为文学体验或娱乐而阅读”的文学型文本和“为获取和使用信息而阅读”的信息型文本。2006年，香港和台湾地区参加了PIRLS测试，分别排在第2位和第22位。2009年和2012年，上海作为试点参加了PISA测试，位居第一。2015年，在最新一轮PISA测试中，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组成的中国部分地区联合体，位居第十，据说阅读能力才刚刚达到平均线。数据可反映出的问题比较多，本文只谈由此触发的对阅读教学和测试的检视与反思。
第一，教学理念要更新。
什么是阅读能力呢？综合这三种阅读评价的有关表述，可以理解为：是学生为了实现个人发展目标，增长知识、发挥潜能以及参与社会活动，而理解、运用和反思书面文本的能力。阅读能力是语文中最重要的能力，也是学习其他学科的基础，可以说是一切学习能力的核心。从学科核心素养来看，阅读能力（阅读素养）应是核心素养最关键、最必备的基础素养，也是一个人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关键能力之一。
国际阅读评估测试的要素和框架体系，给我们两点启示。一是阅读能力是由科学的、可检测的要素构成的，它有系统、明确的评价框架。鉴于此，我们的阅读能力要改变依赖命题者的经验和个人对测试材料的理解的无序状况，要依据四项阅读能力要素，明晰确定测试内容、合理选择测试材料，想方设法考出这些能力。二是阅读教学要为培养和促进阅读能力而教。要通过教材内容以及各种阅读材料的阅读活动来培养这些能力。阅读教学与阅读测试正好是一个完整的“回合”，阅读教学要培养能力，阅读测试要检测能力是否落实达成。
第二，教学目标要调整。
2008年，台湾小语会长赵镜中先生曾对台湾和大陆的阅读教学做过深刻的反思。他认为我们的阅读教学存在着偏差，一直都在教课文，而不是教阅读。两者的教学目标明显不同。教课文主要目的是获得字词句段篇的语文知识，培养听说读写的语文能力，为应付考试而学。教阅读的目标是要满足个人发展的需要，形成阅读的品位和策略，主动建构意义，解决生活的问题，培养独立阅读、批判思考的能力。
在2014年和2016年举行的全国小学青年教师语文教学两届大赛课中，有一些课的教学目标与国际阅读测试理念和水准比较契合。比如，2016年赛课中福建刘冰老师执教的五年级《“凤辣子”初见林黛玉》，其教学目标如下。
1. 比较熟练地根据标题或小说的特点概括故事内容。
2. 初步了解作者通过正面描写（如置于典型事件中的外貌、行为举止和语言）和侧面烘托（如黛玉纳罕、贾母戏笑）来塑造人物形象的表现手法，尝试运用对比、提问等策略，体会王熙凤语言的“言外之意”所表现的性格特点。
3. 训练学生基于文本材料推导观点的能力，享受文学审美体验，激发阅读《红楼梦》的兴趣。
这样的教学目标，依据文体特征，有序训练四个层次阅读能力（提取、整合、推论、评价），致力于阅读方法和阅读策略的训练，在理解评价文本内容与形式的学习过程中，注重激发阅读兴趣，享受文学审美体验，自主构建意义。这样的阅读教学，体现了先进的教学理念――从重知识技能的教习转向重方法策略的能力培养，从字词句段篇的机械训练转化为有层次的阅读能力训练。就是赵镜中先生推崇的“由教课文转向教阅读”――由教教材转向用教材教，由精细的字词句段篇学习转向阅读策略学习。
二、教习阅读方法和策略
阅读能力的发展，是学生运用阅读方法，形成阅读策略，理解文章的过程。有效的阅读教学要从内容理解分析中走出来，用好例文，在得意得言的基础上，讲究得法得能。我们认为，小学生应灵活运用朗读、默读、浏览等阅读方法，学习这些阅读策略：预测、联想、联系、图像化、推论、找出重点、概括、提问、批注、监控等，在实践运用中形成阅读能力。
1. 文学型文本范例的教学方法、策略。
《“凤辣子”初见林黛玉》是小说，作为文学型文本范例，我们借助刘冰老师的教学片段，观察其教习了哪些阅读方法与阅读策略。
首先，运用“找出重点”，从课题中感知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刘老师引导学生从课题的重点信息中，读出人物关系：“凤辣子和林黛玉”，读出文体特征――写人叙事的主要事件“在贾府初相见”。“找出重点”：应根据不同的文本、不同的文体特征，文章的重点可以是题目、主旨句、关键词等。
其次，综合运用“提问”“推论”“联系”“联想”和“图像化”的阅读策略，揣摩人物性格。刘老师先让学生带着问题“王熙凤给你留下什么印象？”来浏览跳读，捕捉描写人物外貌的语句，引导学生凭借已有的背景知识，先对人物作出个人判断：“奢侈”“富贵”“貌美如花”。接着追问：“这种描写有什么好处？”让学生尝试推测作者的观点态度：“突出人物，说明她很有钱”“服饰不同，突出她和其他人不同”。然后再追问：“‘粉面含春威不露’这句还有一些隐含的信息，你从中读出什么？”引导联系文本线索找出其“有威严”的依据――个个皆敛声屏气。这里综合运用“提问”“推论”和“联系”的阅读策略，有效帮助学生透过字面意思，填补作者没有明确叙述的内容，推测作者及文本人物隐含的信息（情绪、心态、态度、写作意图等），有效地自主建构意义，实现多元理解。接着，刘老师还运用“想”和“图像化”的策略，通过配乐朗读这段外貌描写，引发学生通过联想、想象，在脑海中浮现人物图像，形象感受王熙凤的气场和风姿――喜庆场面，华丽登场，美貌超群。
第三，运用“批注”“对比”的阅读策略，品味王熙凤的言与神，感受作者表现手法的高明。刘老师通过默读、朗读的阅读方法的交错运用，运用“批注”“对比”“提问”的阅读策略，引领学生透过人物语言读懂王熙凤话语背后的巧妙心机――表面赞美黛玉，实质讨好贾母，同时讨好嫡亲众姐妹。
刘老师的教学充分体现以阅读方法和阅读策略为重点的课文教学特色：教会学生恰当地运用阅读策略，通过原有知识和文章信息相互作用，有效地领会文本意蕴，鉴赏评价，建构意义。
2. 信息型文本的教学方法、策略。
根据国际阅读测试的信息型文本，我们再以清华附小王玲湘老师执教《关注，就是改变》为例，看看信息型文本如何进行阅读策略的教学。
王玲湘老师围绕北京的“雾霾”现象，选取了社会新闻（视频）、数学统计图表、图文并茂的信息图例等多个非连续性文本，用群文阅读的教学形式，通过多文本的组合阅读，教会学生如何在非连续性文本中提取信息、整合信息、推理信息的阅读策略。
首先，通过“北京市实时空气质量图表”和“北京地区PM2？郾5污染物的构成和相关治理措施”两个图例，教会学生用方法提取信息：一看表头、二看标题、三抓关键、四抓联系，建立数据与隐藏信息间的联系。
接着，通过多个文本比对阅读，引导学生运用联系比较、推测的策略，在运用提取信息与整合信息方法的基础上，根据提出的问题，在文本中寻找相关信息进行逻辑推理，并以此为支撑去进行阐释。我们看到学生的阅读思考由浅入深，渐入佳境。有的从“北京地区PM2？郾5污染物的构成和相关治理措施”和“2005～2010北京轿车年销量条形图”中读出北京雾霾和汽车销售量成正比，说明汽车尾气是产生雾霾的罪魁祸首；有的从“2005～2010北京轿车年销量条形图”和“9月1日至12月6日北京雾霾日数历年变化（1961―2011年）”折线图的最高数值走向中发现汽车尾气不是雾霾的唯一污染源。于是，王老师顺势引导学生一起来讨论“1979年为什么雾霾指标这么高？”学生联系生活和阅读经验作出了有理有据的推测：“可能当时用煤很多”“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工厂生产的废气多”“可能拆房建房多”。
从提取开始，相关联系，再整合推论，这样的阅读策略学习与思维发展进程，符合学生对于一个事物或者信息的认识过程的基本规律。
教习阅读方法与阅读策略，让阅读能力既能借助文本，又能跳脱出文本，从感性走向理性，从具体走向抽象，逐渐形成认知图式，通过有效的迁移运用，促进阅读能力的提升。赵镜中老师说：“或许我们没法教会学生的阅读能力，但这些策略的学习与练习，将有助于学生发展自己的阅读能力。”
三、回归生活，提升思维力
阅读要回归生活，服务于生活，要善于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这是国际阅读评估一个很重要的导向。我们的阅读测评和阅读教学亟需补缺的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信息型文本。我们需更多像王玲湘老师这样联通真生活的课程开发、文本补充。尤其是非连续性文本在目前的语文教材还没有相对应的成型的教学内容，很需要我们的教师有意关注，适时补充。王老师的这份关注，正是我们Z文教学最迫切需要填补的教学空缺。关注与课程内容相关的现实生活，关注社会敏感问题，让学生建立为生活而学的学习观，培养解决问题的综合学习力。王老师的这份关注，正是教育教学追求的终极目标，让教育与学生的生活发生关系，与学生的生命发生关系。让学生掌握必要的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从小埋下责任担当的种子，成为有责任担当的未来公民，这是时代和社会赋予我们的教育使命。
要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除了要调整教学目标，教习阅读方法和阅读策略，还要重视思维能力的培养，要鼓励独立思考，多元视角，质疑探究；更要转变学习方式，从教师主导变为学生自主建构，重视体验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回看刘冰老师的《“凤辣子”初见林黛玉》，学生在课堂上有自主思考的空间，有主体参与的机会，有语文实践的机会。吴忠豪教授曾言：“语文课的追求不在于结论，而在于获得结论的方法与途径，重在结论获得过程中学生思维质量和表达质量的提升。”再看王玲湘老师的《关注，就是改变》，王老师采用“观点交锋”的辩论形式，引出网络热议问题：“北京人要河北关闭所有重污染企业，大家怎么看？”王老师先提供了三项相关的非连续性文本，要求学生利用它们做论据证明观点；再呈现四个文本，让学生重新思考钢铁厂“关”与“不关”的问题；最后引导学生关注自己身边的生活。从中我们清晰地看到学生的思考轨迹和思维进步，同时也看到王老师高远的教学目标：这节课最想教给学生的不是找一个标准的答案，而是渗透看待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学会辩证地思考，多方位多角度地看待问题。培养问题意识，培养独立思考判断能力，这是“互联网+”时代教育的根本，也是语文改革的重点――体现学生的语文素质的不仅是语言的理解与想象，更要有思考的欲望和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