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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食盒范文1
想翔国际有限公司法人董事。媒体培训专家，专注于中英电视交流。
“老式的”讲故事技巧正在重返舞台中央。随着数字世界不断带来的机遇和内容生产者责任的扩大，今后更将如此。
西方业界有句话：假如你的内容不在人们关注的前2%之列，便等于你不存在。
“业内人士”将太多精力花费在节目平台、传送系统、电视频道和先进的制作质量等技术问题上，对内容的专注不够。电视节目无论长短，成本多少，都需要把好故事出色地讲述出来，并酝酿出强烈的情感因素，譬如好玩，震惊，愤怒等。换句话说，“老式的”讲故事技巧正在重返舞台中央。随着数字世界不断带来的机遇和内容生产者责任的扩大，今后更将如此。
每个以节目内容为基本面的公司和电视台，都要评估自己是否有足够受过培训并掌握了讲故事方法的人员。“将故事”是门很难学的技能，而且，基本上它千百年来未曾改变。
讲故事的人常会为人们提供这样几种东西——愉悦和娱乐，以及有用的知识或道德观。而将知识或道德伦理编织到一个好的故事结构里，相当困难。
大多数的英国电视公司不愿花钱培训员工的讲故事能力，而更愿聘用做过报纸或电台记者的人去纪实类电视部门做节目。事实上，只有BBC更愿意直接从大学（通常是顶尖大学）招募电视从业者。不过，BBC和第四频道都有特别的基金和培训方案寻找、培养“会讲故事的人”，第四频道还有专门的时间段展示新纪录片。
近来，新媒体产业不再坐等别人为他们培养制作人。Youtube花了几百万美元为视频创业者们建立制作中心，了解如何才能提高他们的叙事能力和制作质量。2013年1月，洛杉矶一个4000平方米的废旧飞机库正式开放，为Youtube学习中心再添新址（伦敦已有一学习中心，另外一个将建在亚洲）。
今天的视频媒体环境给故事讲述者们带来空前压力。人们期待故事的受众（不仅是听众和观众）能够和“讲故事的人”互动，受众之间实现互动，甚至受众也可以在故事中扮演一个角色。同时，这个故事能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
近日，在媒体用户中展开的一项深入全球的、关于叙事未来的调查显示，互动是关键。只有12%的媒体用户愿意接受完全被动的体验。
未来的故事必须为受众考虑更多。首先，故事要允许人们深入其中，还要加强他们的体验感。显然，具有争议的“事实”是关键。
受众希望影响到故事的发展进程，并与故事涉及的人物产生互动。他们愿意看到这个故事出现在不同平台上。调查显示，年轻人更换内容接收终端（电话到笔记本电脑到电视到平板电脑等）的频次每小时多达27次。人们还希望故事与真实世界在某个层面上能够对接。据调查，人们希望得到激励，并在自己的生活中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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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分寺靠近立川，所以酒吧时有美国大兵不期而至，尽管为数不多。其中有个非常安静的黑人，他大多时候是同一个日本女子相伴前来。那是个苗条的女子，年龄大约26岁。我不矢哺两人究竟是恋人还是朋友，不过看起来也许更像挚友。我对他们记忆犹新，因为即便冷眼旁观，两人的距离感也令人心生好感――既不缠绵亲昵，也不客套见外。他们静静地喝酒，小声而愉快地交谈，听着爵士乐。他不时把我喊去，要我播放比莉・荷莉黛的唱片。嗯，只要是比莉・荷莉黛，啥曲子都行。
我记得只有一次，他听着比莉・荷莉黛的歌哭了。夜已深，几乎没有其他客人。那次他是独自一人，还是与那个女子一道，我已记不清了；播放的是比莉・荷莉黛的哪一首歌，我已印象模糊。总之他坐在吧台角落的座位上，用两只大手捂着脸，肩膀颤动，低声啜泣。我当然尽力不将目光投向那边，在稍远处干着活。比莉，荷莉黛的唱片播完后，他静静地离席，付账，推门而去。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一年多过去，就在我差不多快把那个黑人大兵忘掉的时候，常和他一起来店里的女子忽然现身了。那是个雨夜，当时店里同样很闲，客人寥寥无几。她一个人，穿了件雨衣。至今，我仍然依稀记得当时下着雨，以及她雨衣的气味。
她坐在吧台前，望着我的脸莞尔一笑，道了声“晚上好”。我也回了一声“晚上好”。她要了威士忌，我调好递给她。随后她告诉我，那个黑人大兵不久前回国了。每当他怀念留在故国的亲人，就来我的店里听比莉・荷莉黛的唱片，他很喜欢我的店。她仿佛留恋不已似的，对我说了这些。
“前几天他写信给我，”她对我说，“让我代他来这里听听比莉・荷莉黛。”说完，她嫣然一笑。我从唱片架上挑选了一张比莉・荷莉黛的老唱片，放到转盘上，然后将唱针轻轻地放在声槽上。黑胶唱片真是个好东西，让人觉得在播放它时我们所做的一连串动作，与周遭形态各异的种种营生温柔地联系在一起。有朝一日黑胶唱片竟会落伍于时代，是当时的我连想也没想过的。不过这么说的话，我同样没想过有朝一日自己会成为小说家，一天天老去。
比莉，荷莉黛的唱片播完后，我抬起唱针，将唱片装入封套中，放回架上。她将杯里的威士忌一饮而尽，起身离席，宛如为奔赴外部世界做特别的准备一般，小心翼翼地穿上雨衣。离去时，她说：“承蒙关照，谢谢啦。”我无言地点头，然后说：“也谢谢您。”接下去该说什么才好，当时我想不出来，没有词语涌上舌尖。恐怕我当时该说两句郑重其事的话，说两句能表明心迹的话。可是历来如此，每逢这种场合肯定不会有妙语浮上脑际。这当然遗憾，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许多别离就意味着永别。因为当时未能说出口的话，将永远无处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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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靺鞨 “新靺鞨” 北土 蕃人
在古代中国东北地区对外关系史上，渤海国与古代日本的政治交涉和经济、文化交流，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是不争的事实。相形之下，此前或大体同时期的其它一些部族集团，如靺鞨与日本之间的往来与交涉的情况，都隐而不彰，非但如此，有些实际上并非关乎渤海的史事，也因此被系于渤海。本文试对日本史料中的涉及“靺鞨”的记载摘出，并试对其性质作以讨论。
《续日本纪》（卷八）元正天皇养老四年（720年）正月丙子条载：
遣渡岛津轻津司从七位上诸君鞍男等六人于靺鞨国。观其风俗。
该条史料记述的是奈良朝廷派遣渡岛的津轻地方的长官带领六名下属前往靺鞨国，考察风土民情。这是日本史籍中关于“靺鞨国”的最早记录。这条记事，作为古代日本北方开发史上的著名事件，近年，随着北方史研究的升温更被频频提起；不过，关于史料本身，还有许多不明之处。例如“渡岛津轻津司”，其所在位置至今没有能够确认，但其范围大体当不出日本海西岸偏北一带。靺鞨人海上航行到日本列岛在8世纪以前就已开始，并且已知，其时，倭王权和靺鞨部族，已经通过阿倍比罗夫与所谓“肃慎”人的沉默贸易，发生了间接的关系[1]。按照中国史籍中“肃慎”与“靺鞨”两个古代部族间的承继关系，以及它们在日本正史中音训上的相似（アシハセ，相对应的汉字是“阿志婆世”），“靺鞨国”往往被视做北海道北部、东部，即所谓鄂霍次克文化圈一带[2]。
这一条史料还容易导致另一种解释，即渤海国的别称。因为此时，渤海建国已经20多年，并且这一时期的渤海，在唐朝常常因其部族名而被称做靺鞨，所以，这里的“靺鞨”似乎也不能排除是渤海的别称的可能性。果如此，则日本奈良朝廷派出使节的对象国似乎也可以指渤海[3]。当然，由于当时渤海对大多数靺鞨部尚未达成统一，所以此处的“靺鞨国”似乎还可能泛指渤海以及渤海领之外的其他靺鞨部[4]。
《日本书纪》没有使用“靺鞨”，而是以“肃慎”统称大陆北方部族。《续日本纪》没有沿用“肃慎”旧称，而恢复了靺鞨的本来名称。这其中，除去含有史籍编纂者接收到的来自大陆的新信息外，从“靺鞨”到“肃慎”，可能也不是简单的替换，其所指代的地域也可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派往“靺鞨国”的诸君鞍南，其位阶是从七位上，这是非常低级的位阶。与此相对，728年，渤海第一次遣日本使团完成使命归国之际，日本政府派出从六位下引田朝臣虫麻吕为送渤海客使；740年，派出以从五位下大伴宿祢犬养为遣渤海使；758年，授予归国遣渤海大使小野朝臣田守从五位上，副使高桥朝臣老麻吕从五位下。此后日本派往渤海的使节团大使的官阶也均在六位以上[5]。据此可以推断，此次出访的目的地不大可能是渤海。
727年（日本神龟四年），渤海首次向日本派出使节团之际，日本的朝廷对渤海的记录是“渤海郡王使首领高齐德等八人，来著出羽国”，“渤海郡者，旧高丽国也”[6]。前者，即“渤海郡王使”，当是渤海使节对出羽的地方官的自我介绍。需要指出的是，渤海在与日本二百多年的交往中，从未以“靺鞨国”自号过。后者“旧高丽国”当是史官对渤海前史的追溯，其根据很可能是渤海使节递交给日本天皇的国书内容[7]。如果720年诸君鞍男等为考察“风俗”而专程前去的“靺鞨国”就是渤海，那就不至于约70年后，《类聚国史》[8]才披露渤海建国初期的光景：“渤海国者，高丽之故地也。天命开别天皇七年（668年），高丽王高氏，为唐朝所灭。后以天之真宗丰祖父天皇二（698年）年，大祚荣始建渤海国。和铜六年（713年），受唐册立其国。延袤两千里，无州县馆驿，处处有村里，皆靺鞨部落。……。”如果“靺鞨国”就是渤海国，以上的情景，应是诸君鞍男受命观察风俗时就应当看到、并已为日本奈良朝廷所了解的。从这一处细节也可以看出，诸君鞍男等人所到之处很可能并不是渤海国。
在日本东北部宫城县，有著名的日本三古碑之一的多贺城碑[9]。多贺城建于神龟元年（724年），为按察使兼镇守将军大野东人所建，碑立于天平宝字六年（762年）。碑文刻记了多贺城的位置：“去京一千五百里；去虾夷国界一百廿里；去常陆国界四百十二里；去下野国界二百七十四里；去靺鞨国界三千里。”仅仅从里数上看，“靺鞨国”不可能在北海道，以多贺城为中心展开3千里半径，则恰好可以到达大陆和库页岛地区。
《令集解》公式令“远方殊俗”条载：“凡远方殊俗人，来入朝者，所在官司，各造图画，画其容状衣服，具序名号处所”[10]。以下是为“具序名号处所”所作的注释：
穴云，名号，谓其国号也。假靺鞨也。处，谓海中、山中之类。
“穴记”成书于延历十七年（798年）以前，正值渤海对日本遣使最频繁时期，并且与日本第二部正史《续日本纪》几乎同时编纂完成。因此，广受注目。关于本条记事中的“靺鞨”是否指渤海，日本学界仍然持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石井正敏认为，“穴记”为“远方殊俗人”作的注解是“非常参蕃人也”，即指不经常来朝贡的蕃邦之人。而当时，渤海已经数度遣使到日本，尽管渤海的遣使是不定期的，但已不属于“非常参蕃人”之列。因此不赞成“靺鞨”即渤海说。石井氏还推测，此处的“靺鞨”很可能指的就是后文将讨论的两度去日本的“铁利靺鞨”[11]。我同意石井先生对“靺鞨”即渤海国见解的批判，不过“靺鞨”未必一定是指铁利人。至少，我们在《续日本纪》中看到，“铁利”之后，并不见跟缀“靺鞨”字样，看不到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作为后世的研究者，我们当然知道铁利是靺鞨之一部，但问题是，铁利人也未必以“靺鞨”自称。“穴记”所见的“靺鞨”，很可能来自另外的渠道。事实上，到8世纪结束前，在日本，已经有了“靺鞨（国）”的概念，如多贺城碑以及《类聚国史》中对靺鞨部落的描述。
根据以上讨论，可知，720年诸君鞍男等人所到之“靺鞨国”，是指东北欧亚大陆地区靠近日本海的靺鞨部（如拂涅、虞娄、越喜等部）、或库页岛附近早与日本有过交流的靺鞨部族的居住地区。虽然，诸君鞍男等对上述地区考察的结果与日本朝廷的对策，由于史书没有留下任何记载而无从了解，但是，这样一次小规模的航海行动，仍然说明日本的统治阶层对靺鞨部族的关注，并与靺鞨人世界发生了直接接触。
在日本的雅乐中，据称由朝鲜半岛传入的，包括“新靺鞨”、“大靺鞨”等曲名在内的“高丽乐”以及据称由渤海传入的“渤海乐”都在其中。奈良时代，“高丽乐”和“渤海乐”均被称为右方之舞[12]。9世纪以后，嵯峨天皇朝，对雅乐进行了整顿、改革，将渤海乐与三韩乐统称为“高丽乐”[13]。
其中，关于“新靺鞨”、“大靺鞨”等曲目是否属“渤海乐”[14]，长期以来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在日本史料中出现的“靺鞨”是指（渤海以外的）靺鞨部族，还是指渤海。近年，日本的雅乐及渤海史研究者多将“新靺鞨”、“大靺鞨”等系于渤海[15]。
根据12世纪成书的《舞乐要录》记载，延长六年（928年）的“相扑节”上演出了若干种乐舞，有“新鸟苏、绫切、皇仁、渤海乐、纳苏利、狛犬”等[16]。此后，“渤海乐”不复见于史籍。对此，有研究者指出可能是“新靺鞨”取代了“渤海乐”[17]，也可能“新靺鞨”就是指渤海乐[18]。必须注意的是，“渤海乐”，并非某一具体的舞乐曲名，而是9世纪乐制改革以前由渤海传入日本的乐曲的总称。我们看到，在《舞乐要录》中，“绫切”是与“渤海乐”并列在一处的，而“绫切”，又称“大靺鞨”[19]、“高丽女”、“爱嗜女” [20]。可见，以曲名的兴替嬗变来解释“新靺鞨”与“渤海乐”之间关系是困难的。“新靺鞨”、“大靺鞨”等乐舞并不是渤海国的乐舞，而应当是渤海建国前靺鞨部族的乐舞。有资料证明，靺鞨部族是喜欢起舞状志的：隋朝初年，靺鞨遣使朝贡，高祖设宴款待。席间，“使者与其徒皆起舞，其曲折多战斗之容”[21]。
以下要讨论“新靺鞨”到底是怎样一部乐舞。可资参考的史料主要有三条。
一为10世纪前期，由源顺编纂的《倭名类聚抄·高丽乐》（卷四、曲调部、第四十九项目下）[22]：
新靺鞨 [靺鞨二音末曷，蕃人出北土，见唐韵タリト申タリ。サレバ高麗ヨリ渡タル内ニハアラザルカ]
这句话的意思是，“新靺鞨”依《唐韵》发音末曷，乃北土蕃人所作，不可能是由高丽传入的。“新靺鞨”的注记，由两部分内容构成。
第一部分，是“靺鞨”二字的发音，依《唐韵》，作“末曷”。另据《乐家录·乐曲训法》（卷二八），“新靺鞨”训读为“志牟真加”。新，读作“志牟”(shimu)；靺鞨，读作“真加”（maka）。《教训抄》也将“末（靺）鞨”注音为“マカ”。按现代日语的音读原则，这里的“靺鞨”与中国史籍中的“靺鞨”即“末曷”是极为近似的。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日本书纪》中出现的“肃慎”，在日文中训读为“阿志婆世”（ashihase）；既然在日本“肃慎”与“靺鞨”属于同一部族集团，则《续日本纪》养老四年条中的“靺鞨国”，与多贺城碑中的“靺鞨国”亦应同样训读为“ashihase”[23]。如果上述结论成立，则这种情况表明，在古代日本，对“靺鞨”这一概念的引入，可能存在过不同的渠道。
第二部分涉及到了“靺鞨”的属性与来源。靺鞨人出自北方；“新靺鞨”不是从高（句）丽传来的。
“蕃人出北土”这一表述方式，并不是日本人的原创，而是来自中国的古典。南朝顾野王所著《玉篇》卷下，革部第四二三，有“靺”字与“鞨”字。两字相续。靺字下注云：“亡达切。靺鞨蕃人出北土”；鞨字下注曰：“胡葛切，靺鞨”。顾野王是6世纪时的著名学者，兼通史地及文字学。《玉篇》成书于梁大同九年（543年）。革部中有“靺鞨”，注为北方的蕃人。从时间上看，《玉篇》中“靺鞨”出现的时间早于作为通说的563年（《北齐书》河清二年）。但《玉篇》从唐代至宋代，几经重修，已非顾氏之旧。而且，书中间杂“肃慎”、“勿吉”和“靺鞨”等字样，作者对它们之间的谱系却未作任何解释。顾野王既是地理学家，又著有《舆地志》[24]，不会不知道靺鞨与前二者的关系，因此，靺鞨应为后人加进去的[25]。故而《玉篇》不能作为“靺鞨”初出的确证史料。“靺鞨，蕃人出北土”一句，很可能系唐人“重修”时所为[26]，又在汉籍大量流入日本的唐代，随《玉篇》辗转到了日本，被用来注解乐舞“新靺鞨”的发音。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室生寺本《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就记有“玉篇卅一卷（以下分字注）陈左将军顾野王撰”、“玉篇抄十三卷”[27]。同一目录中，还可见“唐韻正義五卷”[28]。因此，《倭名类聚抄》将靺鞨二字训为“末曷”，所依据的“唐韵”很可能就是这部《唐韻正義》。
在古代日本，“新靺鞨”被归入高丽乐，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倭名类聚抄》又说“新靺鞨”不是由高（句）丽传入日本的。尽管我们目前还不清楚“新靺鞨”与高丽乐有着怎样的内在关系，但是“新靺鞨”在表演时，乐舞起首由高丽笛独奏“高丽小乱声”然后，由众多乐器合奏“高丽乱声”[29]。可知“新靺鞨”与高丽乐或者说高丽乐舞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毋庸置疑。
按靺鞨部族活动于朝鲜半岛三国鼎立时代的末期和统一新罗时代，如果其舞蹈日后经由高（句）丽传至日本，或许能在三国时代或新罗时代的史料中寻得蛛丝马迹。然而，作为传世的朝鲜半岛最古的史书，《三国史记·杂志》[30]乐志部分对三国古代音乐史的记载实在是非常匮乏，而且其所依据的源史料也不是《三国史记》以前的朝鲜古史，而是中国正史的音乐志和东夷列传[31]：朝鲜半岛三国时代音乐志的源史料来自《隋书》、《北史》、《旧唐书》和《新唐书》[32]，并且没有添加进任何三国自己独有的资料。而在上述正史等的有关记载中，完全看不到任何涉及到“新靺鞨”的史料。
还有一种见解，认为“新靺鞨”可能是日本制造，在11世纪白河院天皇在位期间，由藤原朝臣俊纲所作[33]。
从上述情况看，或许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即“新靺鞨”舞蹈来自北方大陆靺鞨人居住的地区，传入日本后被再创作为乐舞，又以地域关系被划入高丽乐，配曲时也主要利用高丽乐中的表演要素和道具。因此，出现了“高丽乱声”等独奏或合奏曲目。
另一条在1233年成书的、现存最早的综合性乐书《教训抄》中[34]：
新末鞨
别装束舞
小曲
此曲或书云，靺鞨芋田人名也。出北土靺鞨国名也。或曰件舞出彼国。
较之于《和名类聚抄》，《教训抄》提供了有关“新靺鞨”的相对详细的信息：指出了“新靺鞨”的作者是北土靺鞨国的一个叫靺鞨芋田的人[35]；舞蹈是在靺鞨国编成的[36]。《教训抄》作者狛近真主张“新靺鞨”出自北土靺鞨国。值得注意的是，对“新靺鞨”，狛近真也重在强调其首先是舞蹈而非乐曲。
第三条在成书于17世纪末的《乐家录·本邦乐》（卷三一）条中[37]：
新靺鞨者靺鞨国之曲也。舞者自彼国来于中华，为礼拜舞踏之体云云。
在这则史料中，编撰者肯定了“新靺鞨”为靺鞨国之曲，舞蹈也出自靺鞨国，该国使者来到日本，在朝廷的礼仪场所表演乐舞[38]。
根据以上，想作出以下推论：“新靺鞨”是靺鞨部族传统的舞蹈，后来靺鞨人通过某种渠道（从其具体表演时借助许多高丽形式，推知可能是通过朝鲜半岛）将其带到日本；可能最初并没有这个明确的名字，后来在配曲时为了区别诸如“大靺鞨”等乐舞曲名，而被赋予“新靺鞨”之名。
“大宝令”以后，日本在律令制国家建设中，形成了一套双重的自我认知体制：一方面，日本不甘心进入以大唐为中心的册封体制中，对唐朝以邻国相称，追求对等外交的理想；但同时，日本的统治阶层又模仿大唐，设定了一套日本版的“华夷秩序”。即日本以“中华”自居，一厢情愿地将与其保持国交关系或往来的古代国家、部族，如高句丽、新罗、渤海、以及靺鞨部族等视为夷狄、蕃邦[39]。作为这一秩序的可视性表现，在一年中的重大节日或外交场合，都要上演这些夷狄、蕃邦的乐舞。事实上，除去前文提到的唐乐、渤海乐以及高丽乐外，还有从西域、印度传来的天竺乐、林邑乐等[40]。而上述种种来自所谓蕃土的音乐，绝大多数也都可以在中国正史四夷乐（四方之乐）中找到源头。如《新唐书·礼乐志》（卷二二）载：“周、隋与北齐、陈接壤，故歌舞杂有四方之乐。至唐，东夷乐有高丽、百济，北狄有鲜卑、吐谷浑、部落稽，南蛮有扶南、天竺、南诏、骠国，西戎有高昌、龟兹、疏勒、康国，安国，凡十四国之乐，而八国之伎，列于十部。”在上述十四国之乐中，没有见到与“靺鞨”有关的音乐。但是如同前文已提到的，靺鞨舞并不是没有在中原王朝的宴飨仪式上出现过。只不过，在中原王朝的乐舞系统中，比起以上“十四国之乐”，靺鞨舞可能实在微不足道，故未被收录进去。
上述三条史料，都没有将“靺鞨”与渤海国扯在一起，可见，不管是因为日本人（统治阶层）固有的认知，还是由于时代的久远使得渤海国与日本密切交往的历史早已被淡忘，总之，在时人的眼中，“靺鞨”不就等于渤海国。而“蕃人出北土”、“舞者自彼国来于中华”等文句则表明，在渤海国之外，确实有靺鞨人来到日本，甚至可能也曾出现在朝廷的宴飨仪式上。
乐舞，不过是为日本朝廷的“华夷秩序”服务的工具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靺鞨”是高（句）丽制造还是日本制造，都已经显得不重要了，关键是“靺鞨”在这里被赋予的是地理上的意义以及在日本统治秩序中的位置：在“北土”，有日本的一个蕃邦。这才是最重要的。
注释： [1]《日本书纪》齐明四年六年（660年）条载：“三月，遣阿倍臣，（阙名）率船师二百艘，伐肃慎国。阿倍臣，以陆奥虾夷，令乘己船，到大河侧。于是，渡岛虾夷一千余，屯聚海畔，向河而营。营中二人，进而急叫曰，肃慎船师多来，将杀我等之故，愿欲济河而仕官矣。阿倍臣遣船唤至两个虾夷，问贼隐所与其船数。两个虾夷便指隐所曰，船廿余艘。即遣使唤。而不肯来。阿倍臣，乃积綵帛、兵、铁等于海畔，而令贪嗜。肃慎，乃陈船师，系羽于木，举而为旗。齐棹近来，停于浅处。从一船里，出二老翁，廻行，熟视所积綵帛等物。便换着单衫，各提布一端，盛船还去。俄而老翁更来，脱置换衫，并置提布，乘船而退。阿倍臣遣数船使唤。不肯来，复于弊赂辨岛。食顷乞和。遂不肯听。（弊赂辨，渡岛之别也）据己栅战。于时，能登臣马身龙，为敌被杀。犹战未倦之间，贼破杀己妻子”。关于“肃慎”的所在地区及其属性，日本学界早有讨论，但仍认识不一；一种看法认为属通古斯，即肃慎——靺鞨说[1]，一种看法主张属北海道地区的鄂霍茨克文化人。从结论上说，我推测，此处的“肃慎”属于大陆北方靺鞨系统的人群集团的可能性更大。齐明年间发生的上述事件反映的是靺鞨人与日本列岛贸易交流的开始阶段的情况。
[2]熊田亮介《蝦夷と蝦狄——古代の北方问题についての觉书》，高桥富雄编《东北古代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馆，1986年，页159-221；蓑岛荣纪《阿倍比罗夫の北征と东北アシア世界》，佐伯有清先生古稀记念会编《日本古代の传承と东アシア》，吉川弘文馆，1995年，页483-537等。
[3]鸟山喜一《渤海史上の诸问题》，风见书房，1968年，页232-234；酒寄雅志《八世纪における日本の外交と东アシアの情势》，载《国史学》，103，1977年，后收入酒寄雅志著《渤海と古代の日本》，校仓书房，2001年，页197-234；新野直吉《古代交易史上の日本海岸北部》，载《日本海地域史研究》二，1981年，页1-28；孙玉良《渤海史料全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徐德源等《大钦茂王时期的渤日交往史事新探》，载《日本研究》1993年4期，页63-69等。
[4]平川南《多贺城碑》，须藤隆等编集《新版古代の日本 九 东北·北海道》，角川书店，1992年，页231-232。
[5]以上均参考《续日本纪》卷一、卷一三、卷二一等有关记事。
[6]参考《续日本纪》（卷一），圣武天皇神龟四年九月、十二月记事。
[7]《续日本纪》（卷一）天武天皇神龟五年（728年）春正月甲寅条：“武艺忝当列国，滥总诸蕃。复高丽之旧居，有扶余之遗俗”。对此一段国书的分析，参考拙文《从唐、日本及新罗典籍中的有关称谓看三国对渤海的认识》《欧亚学刊》，第三辑，2002年，页197。
[8]日本《国史大系》本，吉川弘文馆，1982年版。
[9]多贺城碑位于今宫城县仙台市靠近仙台湾附近。
[10]《令集解·公式令·集解》（卷三一），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版，吉川弘文馆。
[11]石井正敏《“续日本紀”养老四年条の“靺鞨国”——“靺鞨国”=渤海说の检讨》，载《アジア遊学》3，特集东アジアの遣唐使，勉诚出版，1999年，页80-82。
[12]押田良久《雅乐の种类》，载《雅乐の招待》，共同通讯社，1984年，页162。当时，日本将外来舞乐分为左方之舞和右方之舞，其中，唐乐、林邑乐、天竺乐等统在左方之舞；高丽乐和渤海乐等则系在右方之舞中。
[13]关于日本乐制改革的时期，目前学界意见不一，主张在嵯峨、仁明朝的说法比较有影响。参考增本喜久方《雅乐传统音乐への新しいアプローチー》，音乐之友社，1982年，页197。
[14]《歌舞品目·异域乐名》（卷一），1822年，据“续史籍集览”九册本，近藤出版部，1930年。大槻如电《舞乐图说》，1905年，東京六合馆藏版，1927年，页90；“新订增补故实丛书”本，吉川弘文馆，1930年，页55。
[15]例如荻美津夫《古代艺能を通してみた日本と渤海の交流》，载《环日本海论丛》，第八号，1995年，页242-243。酒寄雅志《雅乐‘新靺鞨’にみる古代日本と东北アジア》，武田幸男编《朝鲜社会の史的展开と东アジア》，山川出版社，1997年，后收入《渤海と古代の日本》，校仓书房，2001年等。
[16]《群书类丛·舞乐要录》上，（卷五三一），东京，续群书类丛完成会，1983年，第十九辑，页152-178。
[17]石井正敏《“续日本纪”养老四年条“靺鞨国》，见《アジア遊学》三，勉诚出版，1999年，页91。
[18]酒寄雅志《雅乐‘新靺鞨’にみる古代日本と东北アジア》，《渤海と古代の日本》，校仓书房，2001，页321。在这里，酒寄先生将“渤海乐”看作一部具体的乐舞了。
[19]《教训抄》五，《续群书类丛》（卷五二九），东京续群书完成会，1983年，第十九辑上。
[20]小野亮哉监修《雅乐事典》，音乐之友社，1989年，页36。
[21]《隋书·靺鞨传》（卷八一）。
[22]《倭名类聚抄》，源顺撰，元和三年古活字版，二十卷本。
[23]儿岛恭子《エミシ、エゾ、蝦夷、毛人の意味》，见《律令制と古代社会》，东京堂出版，1984年，页320-321。
[24]今有王谟辑本，收入《汉唐地理书钞》，中华书局影印本，1961年。
[25]周齐《靺鞨丛说》，载《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1963年第3期，页386-387。
[26]因为《倭名类聚抄》成书于10世纪前半期，有关史籍的传入只能早于这个时期。当为唐人“重修”版的《玉篇》。
[27]宮内厅书陵部所藏室生寺本《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东京，名著刊行会，1996年，页21。
[28]同《日本国见在书目录》，页25。除《唐韵正义》外，音韵学方面的著述还有“新撰音训四卷”、“韵林二卷”、“四声韵音一卷”、“韵诠十卷”、“切韵五卷”、“韵集五卷”等，页24-25。
[29]酒寄雅志《雅乐「新靺鞨にみる古代日本と东北アジア》，《渤海と古代の日本》，校仓书房，2001年，页321。
[30]《三国史记》（卷三二），韩国汉籍民俗丛书6，台北，1971年。
[31]依据《北史》（九四）高句丽传、《隋书》的音乐志和东夷传、《旧唐书》的音乐志和东夷传、《新唐书》的礼乐志和
夷传。参考宋芳松《对“三国史记”乐志的音乐学的研究》，载韩国国乐学会《韩国音乐研究》，第十一辑，汉城，1981年，页117-161。
[32]乐志叙述以新罗为中心展开，显然，这是由《三国史记》奉新罗为正统所致。
[33]小野亮哉监修《雅乐事典》，音乐之友社，1989年，页173。
[34]《教训抄》（卷五二九），教训抄五，续群书类丛完成会，1983年，页264-265。
[35]“靺鞨”用作人名的例子，在日本现存古籍中有踪迹可寻。如“根连靺鞨”（《正仓院文书》卷二，第410页）、“山背连靺鞨”（《正仓院文书》卷二，第134页）、“若汤连坐靺鞨”（《正仓院文书》卷一一，第225、358、451页）、“舍人江野靺鞨”（《正仓院文书》卷一三，第154页。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人名中的“靺鞨”均为名，而非姓。
[36]《教训抄》原文标点如上。但与文中内容观照，总觉得有些欠妥，若断为“此曲或书云靺鞨芋田人名也。出北土靺鞨国名也。或曰件舞出彼国”似更通顺。
[37]《日本古典全集》，日本古典全集刊行会，1935年。
[38]“舞者”，当即指来访的使节团成员。参考前引《隋书·靺鞨传》（卷八一）。隋朝初年，靺鞨遣使朝贡。高祖设宴款待。“使者与其徒皆起舞，其曲折多战斗之容”。
古代食盒范文4
我国是物候知识出现得非常早、知识积累得非常丰富的国家，而且很早就出现物候历，用来指导生产和生活。物候现象被称为“大自然的语言”，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它仍旧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
一、 物候知识的积累
我们的祖先生息在中华辽阔的土地上。他们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逐渐发现日月星辰的升落隐现，自然界的寒来暑往，猎物的出没和植物的荣枯等自然现象，与自身的生存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有意识地观察和认识这些自然现象，使成为中华先民感兴趣的问题。在这个观察和认识的过程中，也就逐渐萌发出物候知识的嫩芽。当然，最初的这些物候知识是与天文、气象等知识掺杂在一起的。
自然界有三个重要的时间周期――年、月、日。太阳的出入造成的明暗交替的规律，给中华先民的极深的感受，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最早认识了“日”的周期。月亮的圆缺变化，是又一个十分明显和意义重大的天象。在长期观察和掌握了十进制计数法以后，人们认识到了“月”的周期。而对“年”的认识，则要比认识“日”、“月”困难得多。但是，这个周期对人们的生产生活的意义更加重大，因为寒暑、雨旱，以及渔猎、采集乃至农业生产活动无一不与它有关。先民们对这一周期的认识，是与对物候现象的长期现象观察紧密相候的。人们正是从草木枯荣、动物迁徙、河冻河开等等的周期现象中，逐步探索到一年的长度。由此，人们便开始按照物候现象来安排生产生活，进入到所谓“花木管时令，鸟鸣知农时”的“物候授时”时代。
人们对物候知识掌握的情况，在先秦古籍中有不少记载。《尚书・尧典》记载了鸟兽毛皮在一年四季中的变化。如仲春，鸟兽孽生；仲夏，鸟兽肢毛变稀；仲秋毛皮逐渐丰盛；仲冬，鸟兽长出细毛来御寒。《诗经・豳风・七月》，是《诗经》中较长的一首诗，用八章写了“农夫”一家一年的劳动。诗中记载了许多物候现象。如第二章“春扫载阳，有鸣仓庚（黄鹂）”；第3章，“七月鸣（伯劳鸟）”；第4章“四月秀@（药材远志）”，“五月鸣蜩（蝉）”，第5章“五月斯螽（一种像蝗虫的昆虫）动股，六月莎鸡（纺织娘）振羽”接下来用四句来写蟋蟀：“七月在野，八月在宇（檐下），九月在户（门内），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第6章“六月食郁（郁李，一种野果）及（野葡萄）”，“七月烹葵（葵菜）及菽（豆类）”“八月剥枣，十月获稻”。可以说，《七月》就是一首最早的有关物候学的诗歌。
每逢一定节气的日子观测和记录物候，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春秋时期，已经有每逢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节气记载物候和天气的传统了。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十二纪》按春夏秋冬四季的孟、仲、季，也就是按十二个月记载天象、物候和其他政事。如“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槁，国乃有恐”意思就是说，初春的时候如果出现了夏天那样的天气，风雨不按时来，草木会早干枯，国家就惶恐不安了。这样的认识是有意义的。
对物候的观察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便逐渐趋向系统，形成后世流行的七十二候。七十二候最早见于汉代《逸周书・时训解》。它以五天为一候，一年约三百六十天，共七十二候，二十四节气。体现了古人把物候研究引向系统化、定量化的意图。
古代物候观测的第一手资料，现在保留下来的已经不多。目前所能看到的时间最早、而且又有一定内容的实测记录，是南宋吕祖谦所写的《庚子・辛丑日记》。吕祖谦，著名哲学家、文学家，浙江金华人。他在逝世前两年，居家患病期间每天都记日记，内容包括他所留心观察到的物候。日记从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正月初一日到七月二十八日，记有腊梅、樱桃、杏、桃、紫荆、李、海棠、犁、蔷薇、蜀葵、萱草、莲、芙蓉、菊等二十多种植物开花和第一次听到春禽、秋虫鸣叫的时间。这份物候资料非常宝贵，是世界最早的凭实际观测获得的记录。
北宋科学家沈括对于物候与高度、纬度、植物品种、栽培技术的关系都进行了研究，并在所著的《梦溪笔谈》中记下了他的科学见解。他说，由于“地势高下之不同”，在平原地区“三月花者”到了山区则“四月花”。他十分欣赏白居易的名词：“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说这指出了物候的“常理”。又说南岭地方的草“凌冬不雕”，而汾河流域的树木“望球先陨”，这是因为“地气之不同”。他分析水稻“有七月熟者，有八九月熟者，有十月熟者”的原因是水稻本身的“物性之不同也”。更重要的是，他解释了栽培作物的物候除受自然因素制约外，人的因素也就是栽培技术也起很大作用。他说由于“人力之不同”，“岂可一切拘以定月哉”这是有积极意义的见解，指出提高栽培技术可以使作物早熟增产。
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同时代的地理学家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都记载了非常丰富的物候材料。
清初地理学家刘献迁注意观察各地物候，批评了当时的历书中所记载的七十二候是抄袭古代的“月令”，早已因时间地点的不同而不适用了。他在《广阳杂记》中说，各地的七十二候“各各不同”，“如岭南之梅十月已开，湖南桃李十二月已烂漫”，因此他建议在“南北诸方”都要详记物候，并且要把这种记录“传之后世”。这样“天地相应之变迁，可以求其微矣”。意思是说，这样便可以探求大自然的规律了。刘献迁的宝贵意见，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不可能做到的。
二、 物候历
根据物候变化来推测时间、季节，安排生产和生活，这种历法就是物候历。物候历是中华先民最早使用的历法，最初是以世代口口相传的形式存在着。最早用文字记载物候的资料，目前还难以认定。但殷商甲骨文中，已有四方风与四时祭祀关系的记载，反映了殷商人对分至四节及对应物候现象的认识。
我国是世界上编制和应用成文的物候历最早的国家。这从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记载物候的著作《夏小正》可以得到证实。
《夏小正》相传是夏代的历书。其中记载有人们观察天象和物候决定农时季节的知识。虽然《夏小正》的成书年代，学术界说法不完全相同，但从文字和内容来看，它至迟在春秋时期已经成书，而且包含有更早时代的资料。
《夏小正》全书不到四百字，文辞古朴简练。虽然用字不多，但内容相当丰富。它按一年十二个月分别记载物候、天象和农事。其中最突出的部分是物候，说明我国古代以农立国，十分注意收集物候资料，并且按月记载下来，作为适时安排农业生产的依据。《夏小正》是我国早期为便利农业生产而记下的物候历，是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
《夏小正》所记物候的具体内容，可以正月为例表述如下：
正月：启蛰；雁北乡；雉震响； 鱼陟负冰；囿有见韭；田鼠出；獭献鱼；鹰则为鸠；柳；梅杏s桃则华；缇缟；鸡桴粥。
时有俊风；寒日涤冻涂。
鞠则见；初昏参中；斗柄县在下。
农纬厥来；农率均田；采芸。
正月是一年中的第一个月，《夏小正》中的正月相当于现在的二月。这时春回大地，按书中所记：
第一段记物候：冬眠的虫苏醒了；大雁向北方飞去；野鸡振翅鸣叫，“椤钡囊馑际敲叫；水温上升，鱼从水下向上游动，水面还有薄冰；园子里的韭菜又长出来了；田鼠出穴活动；水獭捕鱼，鱼多的吃不了，竟弃置在水边；鹰变为鸠（鹰和鸠都是候鸟，来去有一定的时期，这时，鹰去鸠来，当时的人们误以为鹰变成鸠了）；柳树生出花序；梅、杏和山桃都开花了；缟（一种莎草）已经结实（缇是橘红色，莎草已经生出花序，缟的花序和实相似，当时的人们误以为结实）；鸡又开始产卵，桴粥即孵育。
第二段记气象：时而和风春来，虽然还有寒意，却能清融冻土。
第三段记天象：天空又看到鞠星了；黄昏的时候，参宿在南；北斗七星的斗柄向下。
第四段记农事活动：修整耕具，整理疆界，规定一个奴隶要为奴隶主耕多少田；采摘芸菜（供祭祀用）。
以上只是全书的一部分，但也可以说明，远在三千年前，我国的物候观测内容已经很丰富了。而且，记载中物候与农事并列，反映了我国物候知识的发展，从开始起，就和农业生产的需要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十二纪》基本沿袭了《夏小正》的体例，而且记载物候的部分也主要来自《夏小正》。汉代出现的《礼记・月令》和《淮南子・时则训》也都是因为有物候内容而著称的，不过它们和《吕氏春秋》所记载的物候几乎完全相同。
汉代《逸周书・时训解》是按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候来记述的，这是我国物候历的一个很大的改进。到了公元五世纪的北魏，这种有七十二候的物候历被载入国家的历法之中，以后历代大都如此。
物候历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农事历，正因为物候在农业生产上能比较确切地起指示作用，所以我国农民千百年来一直喜欢用物候来掌握农时。这从我国古代农书中可以得到证明。农书中讲到耕地、播种等的适宜时间，一般都以自然界的物候为准。例如，西汉著名的农书《汜胜之书》，记载陕西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时说，对“轻土弱土”（轻松的土地）要在“杏始华荣”（杏花开始繁盛）的时候耕一遍，看到“杏花落”的时候再耕一遍；记豆类的播种时间说，大豆在“三月榆荚时”（榆树结翅果的时候）有雨可在高地上种，小豆则应该在“椹黑时”（桑椹熟到发黑的时候）有雨中下。北魏贾思勰写的《齐民要术》讲种谷（粟），首先要掌握“天时”才能“用力少而成功多”，如果违反自然规律就“劳而无获”了。因此，他十分重视农时，常把作物播种的时期分为上、中、下三期。如种谷，在“杨生种者为上时”，“清明节桃始花为中时”，但不能晚于“枣叶生桑花落”的时候，那是“下时”。其他古农书中，如东汉崔的《四民月令》、元代的《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和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等，都有关于物候的记述。
值得一提的是，元代王祯的《农书》中，独创性的绘制了一张《授时指掌治法之图》，把一年四季、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与星躔、季节、物候、农业生产程序，灵活而紧凑地联成一体。他把“农家月令”的要点全部集中在一张图中，明确、方便、非常实用。他的首创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叹赏的绝妙构思。
古代食盒范文5
鉴于古代汉语课考核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考核方式的改革应遵循这样的思路:1．考核方式由单一考核方式转变为多维复合考核方式。古代汉语的考核方式应呈现多样化方式，如口头作业、电子版作业、分组讨论、社会用字规范调查、古籍经典内容情景演绎等，这些方式各有优缺点，应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组合运用，注重学生学习态度、自主学习能力、知识运用能力的综合评价，只有这样，才能对学生的综合素质做出科学合理的评判。2．考核内容由注重理论知识转变为侧重能力。古代汉语课有两个主要学习目标:一是要求学生掌握语言学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二是培养学生灵活运用所学语言学理论知识解释语言现象，分析处理语言问题的能力。就这两个要求而言，前者是必备的基础，而后者才是学习古代汉语的关键。因此，对于古代汉语这门课程的学习，不应仅仅停留在语言理论知识的简单记忆上，而应加强语言应用能力的培养。所以，在相应的考核方式上应该由理论知识型命题向实际能力培养型命题转变。3．评价主体由教师单一评价转变为师生多元评价。随着高校各门课程教学改革的逐步深入，教学方式已经从传统的单纯课堂讲授发展为教师引导、师生共同参与。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也从单一的课堂拓展为图书馆、网络、社会。如仍用传统的教师为评价主体的单一方式，不能满足学生多元化获取信息的需求。为此，应将学生也纳入到考核评价体系中来，形成学生自评、学生互评、网络作业学生跟帖等方式相结合的多元化评价主体，使评价更加科学、全面、公平、民主。4．评价方式由注重终结性评价转变为注重过程性评价。以学期末考试的卷面成绩为学生学习古代汉语课的终极性评价，不能全面体现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过程，而注重日常知识的逐步积累与运用的平时作业、小组合作、讨论发言、课程论文、现场答辩、撰写语言调查分析报告等过程性评价方式往往被忽视。要使学生真正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体系，必须减少只看重结果的终极性评价，而应加大过程性评价的体现力度。
二、古代汉语课程改革实践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中文系古代汉语课程的考核方式，经过六年的探索与实践，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1．自始至终以学生为主体，参与整个教学过程。多年来的教学改革均强调以学生为主体，但是一言堂的理论型授课方式很难将这一理念落到实处。为此，我们尝试让学生参与整个教学活动，如学生参与古代汉语精品课程网站建设、选择作业布置方式、评点作业、设计编辑课程作业论文集、搜集整理实践性教学成果等，使整个教学过程都有学生参与，力争做到以学生为教学过程中的主角，学生在实际参与过程中学到的不仅是知识点本身，更融合了团队协作能力、创新能力和发现问题、独立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2．从学生熟知的今天仍在使用的语言现象入手。因古代汉语所反应的内容与今天的现实生活有距离，有些语言理论或语言现象，学生很难理解。如在讲授使动用法时，学生比较茫然，但是日常口语中经常使用的“打扫卫生”就属于使动用法，用现代汉语的解释，即:打扫，使之卫生。这里的卫生便是形容词的使动用法，学生很快就理解了，并能举一反三，分析今天仍然使用的语言中哪些还存有古代汉语语法现象的遗留。名词作状语也是学生较难理解的知识点，但是今天的成语中有大量的成语都属于名词作状语，如:蚕食鲸吞、星罗棋布、雷厉风行、狼吞虎咽、作鸟兽散等，学生通过分析日常生活用语中留存的古代汉语现象，加深了对古代汉语知识的理解，同时也深化了学生运用语言理论解释分析语言现象的能力。3．学生全员参与的多维作业评价方式。传统的作业布置和讲评方式，学生仅把书本上的解释照搬到作业本上，有时候完全没有理解题目的内容，谈不上真正地掌握知识点。今天的学生大多对于网络信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根据这一点，我们因势利导，布置可以锻炼学生综合能力的电子版作业，传到网上，学生互评作业，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如在讲授《段于鄢》时，学生对于姜氏、庄公等人物形象有不同的理解，就此布置了一项课外作业，要求学生根据自己对文章的理解，改编成诗歌、剧本、散文、小说等不同的文学样式，上传到中文系教学网络平台，学生之间相互跟帖，评判同学的作业，教师再根据每位同学的作业质量和同学的评价给出最终的作业成绩。这样既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又提供了学生之间相互学习交流的机会。4．注重能力培养的考试方式灵活多样。日常的教学活动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为主，课程结束的考核方式也应与之相吻合。如根据所学知识拟定一份试卷，要求题型多样、题量适度、难度适中等。为学生以后从事中学语文教育培养命题能力奠定基础;情景演绎也是学生较为喜欢的考试方式，如选取出自《战国策》的成语，学生分成若干组，每组选择一个成语，先找到在《战国策》中出现该成语的原文，再解释其中出现的词义引申、词类活用、句式等语法现象，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情景演绎，并录像存档。实践证明，这种考核方式不仅激发了学生阅读古籍的兴趣、锻炼了学生分析语言现象的能力、培养了团队合作精神，更培养了学生丰富的想象力和创新能力。
三、结语
古代食盒范文6
【关键词】 锁骨骨折;克氏针;锁骨固定带
【中图分类号】R68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5-0515(2010)006-035-02
锁骨骨折好发于青少年,骨折多发生于锁骨中段,多为斜形或横形骨折。因受胸锁乳突肌牵拉及上肢的重力作用的影响,多有移位。因保守治疗复位困难且不易固定,易移位,致骨折畸形愈合,影响外观[1],故多主张手术切开复位内固定。我院自2006年5月-2009年8月采用锁骨固定带配合切开复位克氏针内固定手术治疗21例,取得了较好的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患者21例,均选自锁骨中段或中外1/3骨折,其中男15例,女6例。年龄12-45岁,平均28岁。左侧9例,右侧12例。其中粉碎性骨折5例,余为横形或短斜形骨折, 1例为陈旧性骨折。
1.2 手术方法
术前1-2小时内使用抗生素,选择臂丛麻醉。患者取仰卧位,稍垫高患肩部,头偏健侧,常规消毒手术野,铺无菌巾单,以骨折处为中心,平行于Langer线,沿锁骨上缘作一长约3-5CM的弧形皮肤切口,依次切开皮肤,筋膜直至骨膜,并行骨膜下剥离,显露骨折端,用骨刮匙清洁骨折断端后,用一直径为1.5-2.5MM的克氏针,钻入内侧骨折段内髓腔,直到其由胸锁关节附近穿出锁骨及皮肤少许,然后将手摇钻夹住皮外的部分倒转将针拉出,直到克氏针退到骨折处为止,直视下整复骨折后,若为粉碎性骨折,可用粗丝线或钢丝先整复。将克氏针钻入外侧骨折段髓腔,至有明显阻力感时为止,用事先准备好的克氏针对比后,见克氏针进入内侧骨折段髓腔约5CM,将过长的针在皮外剪断并折弯,尾端埋于胸骨端皮下。冲洗切口,缝合关闭切口,年轻女性用可吸收线行皮内缝合,手术时间0.5-1.5个小时,术后使用抗生素3-7天。
1.3 术后处理
术后常规用锁骨外固定带2-3周,并保持固定带的松紧度。鼓励患者早期进行患肢手指的屈伸及腕肘关节的功能锻炼,但应限制患肩耸肩、上举及后伸动作。
2 结果
21例患者随访4-8个月,平均6个月,并均拆除内固定物。仅1例畸形愈合,系陈旧性骨折,因过早负重所致,但亦仅诉术区有不适感,并不影响日常生活,余20例均愈合佳,肩关节外观无畸形,活动自如。
3 讨论
锁骨骨折是常见骨折之一,占全身骨折6%左右,其治疗方法多[2]。传统的手法复位,横形“8”字绷带固定固定时间长,不牢靠,需反复闭合复位,绷带松紧不适往往造成胸腋皮肤损伤,增加病人痛苦,并最终导致复位不良,甚至畸形愈合,引起外观上的不满意。而切开复位钢板内固定术,有固定牢靠之优点,但皮肤切口太长,内固定物费用高,而且二次手术又将取同样长度的皮肤切口,并在临床实践中发现有较高的再骨折率[3]之缺点。锁骨外固定带配合克氏针的手术治疗,却使二者的优势互补,直视下小切口整复骨折克氏针内固定,对锁骨骨膜及周围组织损伤少,手术操作简单,时间短,保证了骨折断面的对位及对线要求,由于肩锁关节及胸锁关节均为微动关节,其负荷不太,固定要求不高,故配合锁骨固定带外固定数周及恰当的限制患肩剧烈运动,往往可以取得满意的治疗效果。总之,对于临床上常见的单纯锁骨中段斜形或横形骨折,采用此法有内固定物费用低廉,二次手术简单优点,对于基层医院不适为一种理想选择。
参考文献
1.赵钟岳,李世民,娄思权,等.关节外科学。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67-68.
2.胥少汀,葛宝丰,徐印坎.实用骨科学.第2版.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4,405-4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