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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顺差范文1
但是中国的人口结构不是正常稳定的状态。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经历了一波婴儿潮，人口增长率维持在20%～30%的水平，但到了70年代，又由于计划生育政策而出现人口出生率下降。到了80年代，60年代出生的“婴儿潮”陆续步入成年，不可避免地带来又一波婴儿潮，人口增长率维持在15%左右的水平。两波婴儿潮，尤其是60年代的婴儿潮，推动了中国人口结构的巨变。在过去二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不断攀升，到2004年，一度达到了72%。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增加，意味着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相对下降。中国少儿抚养比远低于正常水平，整体呈现出显著的青壮年特征。如果坐欧美航班，你可以发现，机上的空乘人员很少有“空姐”，基本都是些“空嫂”、“空婆婆”。但中国的飞机上不仅是大把的“空姐”，而且还都是千挑万选出来的漂亮的“空姐”。各大火车站，人头攒动，好不壮观。上车的时候，把人挤出一身大汗。这些挤车的人，不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就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在这些年龄层次上中国人口之庞大，每一个人都有切身体会。
像我这样的“60后”，哪里敢不储蓄？不仅要储蓄，还要大规模储蓄。我们的孩子，将来少则赡养4个、多则赡养6～10个老人，指望他们给我们养老也很不现实。在未来，年轻劳力光是照顾老人恐怕都不够，劳动力的费用因此也会非常昂贵。这使得现在的青壮年必须压缩眼前消费，大幅储蓄，留待未来。中国社会必然在整体上呈现储蓄大于投资的局面。作为国家整体，储蓄大于投资则表现为贸易顺差。生产100斤土豆，自己只吃50斤土豆，其余50斤要储蓄起来以备将来养老。但是这50斤土豆又必须在市场上实现其销售价值，否则再生产就不能实现循环。这50斤土豆便需要外国人来购买，这就表现为我们的外贸顺差。在这段时期内，中国经济是不可能靠自身维持充分就业下的均衡增长的；没有国际贸易顺差，中国经济不可能实现持续高速增长的。
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经济一直处在这样的时期，而现在，中国经济仍然处在这样的时期。
不可否认，中国的国际贸易顺差有政策扭曲所致的成分，可能成分还不小。例如，由于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国家所有，这就剥夺了老百姓的资产性收入，老百姓的收入不能得到有效增长，势必产生消费压抑。又如，由于国有经济比重高、政府介入具体经济活动深，经济软预算约束严重，投资冲动等原因，也产生消费压抑。因为这两个方面产生的消费压抑，中国会出现高储蓄的倾向。但是另一方面，即使没有政策扭曲的因素，中国仍然会是一个高储蓄的国家。
这是一个享受巨大人口红利、呈显著青壮年特征的国家在进行储蓄。储蓄，是为了应对未来老龄化的到来。中国获得了贸易顺差，这些顺差又被用做国外投资，投资收益可以为我们在老龄化时代支付贸易逆差。当然，有了贸易顺差，不意味着我们就能用好贸易顺差，投资并不总是赚钱的。但谁来使用，如何使用贸易顺差，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能因为我们使用不好贸易顺差，就说贸易顺差不好。我们拥有的是众多的人口，但是人口本身是不能储藏的，今天人口是资产，可以创造收入，五十年过后，同样的人口还是资产吗？还能创造收入吗？人力不能储藏，于是人们趁年轻努力工作，生产产品和劳务，然后出口一部分产品和劳务换得收入储蓄在那里，以备将来养老之用。出口、贸易顺差，这是人们在用一个迂回的办法储藏青春、储藏劳力。这是高级智慧，怎可以指责？一个人储蓄可能不理性，十三亿人怎能都不理性？今天，我们享受人口红利愈大；未来，老龄化问题也会愈严重。那个时候，我们的消费率自然会上升，储蓄率自然会下降，经济的储蓄就会小于投资，贸易收支一定会呈现逆差的。
也不否认，过去中国大量的外贸顺差与西方国家货币超发、赤字财政，高工资、高福利，透支未来是有关系的。今天，整个世界都在结构调整，因此中国的出口再也不可能出现过去那样28%的增长了。中国将不得不调整结构，从更多地依靠出口、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转到依靠出口、投资和消费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特别是依靠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上来。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出口和贸易顺差对于中国经济来说仍然是至关重要的。
笔者并非重商主义的信徒，更不是葛朗台式的守财奴，但却反对简单的平衡国际收支的主张和简单的平衡贸易收支的主张。尤其反对的，是用汇率来平衡中国的国际收支和贸易收支。汇率不是决定一国贸易收支的主要因素。重要的是实际汇率，而不是名义汇率。实际汇率短期可能高估或者低估，但是不可能是长期低估的。那些将一国出口控制在GDP的4%以内的主张，尤其是用汇率将一国出口控制在GDP的4%以内的主张，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平衡国际收支并不是汇率应有的职能，非要把它拿出来作为平衡国际收支的工具，它也是无法胜任的。进一步说，什么是国际收支平衡？是每年平衡，还是十年平衡？又或者是三十年平衡？一个人当然不能永远负债，也不会永远靠借别人的钱生活，但预算的平衡可以不必局限于特定年份，而是可以以一生的长度来考虑。一个国家，国际收支的平衡问题也要在更宽泛的视野里来看待。不是要否定国际经济学中各种要求平衡的恒等式，而是这些恒等式并没有考虑经济现实中作为起点的不平衡。教科书强调国际收支平衡，但教科书不是为人炸式增长，而后又强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中国而写的。中国的人口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从五六亿一跃而增加到十三亿，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不平衡。中国占了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却只占有远低于世界五分之一的资源，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不平衡。起点不平衡，终点怎么可以平衡？那样的平衡本质上岂不反而是不平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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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关于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减少中国的外贸顺差的作用的讨论中，一个似乎是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减少中国的外贸顺差的作用有限。
这个观点的一个重要的论据是，中国绝大部分的外贸顺差是加工贸易带来的，而汇率升值对减少加工贸易顺差无能为力。笔者认为，这一观点颇值得商榷。
所谓加工贸易，是海关当局为了关税征管的方便而创造出的一个概念。它通常指这样一种贸易活动：中国进口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和机器设备，通过利用充裕和廉价的劳动力，把它们加工成最终产品，再出口到国外市场，即所谓的“两头在外”。
正是反映了中国通过此类贸易对世界市场的巨大影响，中国也常常被称为“全世界的组装加工厂”。与加工贸易相对应的是一般贸易，这通常是指出口产品的大部分是中国本土生产的，而不仅仅是对进口品进行的简单组装加工。
在纯粹的加工贸易中，生产所需（除劳动力）的投入靠进口，产成品全部用于出口。在国际市场（以美元计价）的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对加工贸易的进口品和出口品的国际市场（以美元计价）的价格没有影响。惟一的不利影响是，以美元计算的劳动力成本增加了，从而会侵蚀利润。但是，鉴于加工贸易的特点是，劳动力只占全部投入成本的一小部分，也就意味着人民币升值的对加工贸易的影响会很有限。
当论及人民币升值对减少中国外贸顺差的作用时，人们脑海里出现的往往就是上面所描绘的这幅中国作为“全世界的组装加工厂”的图画。然而，这已经越来越不能准确地反映中国近几年贸易发展的实际状况。尽管海关统计中仍然保留着加工贸易这一类别，中国的加工贸易的内涵在近几年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所谓的加工贸易正在 “一般贸易化”，和一般贸易之间的界限已经趋于模糊。从事加工贸易的出口企业已经越来越多地从中国本土购买（而不是通过进口）各类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和机器设备。
统计数据表明，近几年，虽然加工贸易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大致稳定在50％的水平，但加工贸易进口占总进口的比例却从50％大幅度下降到40％左右。同时，出口的增长速度也罕见地大幅度超过进口的增长速度。
从双边贸易平衡看，一方面，中国对美国和欧洲的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另一方面，中国对亚洲的贸易赤字却在相对减少。这些变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加工贸易项下的进口的增长明显放缓。而此前，很多这些进口正是来自亚洲地区。
自2004年以来，中国外贸顺差的大幅度增加，相当大程度上,正是反映了发生在加工贸易上的这些深刻变化。有一些分析人士把这一变化归咎于隐藏在贸易项下的受人民币升值预期驱使的“热钱”的流入，从而是一个短期现象。但事实正在而且终将证明这一观点是不成立的。
加工贸易的“一般贸易化”,毫无疑问与当前人民币汇率水平有很大关系。从事加工贸易的厂商之所以放弃进口而选择从中国本土采购原材料和机器设备，因为这样做会节约成本，在商业上更划算。加工贸易的投资者虽然做的是直接投资，实质上也是一种跨境的套利投资行为。投资者最初来中国从事加工贸易有关的生产活动，他们看中的是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然而，当他们认识到，在中国，不仅仅是劳动力，其他的生产要素也比别的国家和地区便宜时，他们就会相应地减少进口，而更多地使用中国本土制造的产品。
在国际经济的大环境里，如果在投资者们看来，一个国家各种的生产要素都显得比较便宜时，那么该国的汇率十有八九被低估了。在本质上，加工贸易的“一般贸易化”就是进口替代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如果汇率被低估，就会鼓励进口替代。这种倾向在进口投入含量大的加工贸易中会更明显地表现出来。
如果仍沿用十几年以前的概念而静态地看待加工贸易，就会倾向于低估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减少贸易顺差的作用。加工贸易的投入采购链向国内市场的不断延伸，从而导致加工贸易项下顺差的大量出现，正是人民币汇率被低估的具体反映。反过来，让人民币汇率升值，应该能有效地减少这一部分的外贸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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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针对近些年来我国对外贸易顺差大幅增长的现实，对其走势进行了理论分析，指出了当前我国贸易顺差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的诸多影响。探讨了巨额贸易顺差会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潜在危险，着重提出了该如何应对的措施建议。
关键词：对外贸易;顺差;经济
一、我国外贸长期的原因分析
（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是中国对外贸易持续顺差的重要原因
在1990年代，开始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在工业化国家。中国经济已经形成了基本的开放姿态，很自然地融入全球产业转移。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加之国内丰富的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和日益完善的法律环境，中国逐渐成为国际制造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之一。跳外商投资企业为主体的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成为贸易顺差最大的驱动力。
（二）一些发达国家对向中国技术出口多重限制
进一步扩大中国的贸易顺差。按照自由贸易基于比较优势的原则，中国在海外的主要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原材料进口需求较大。但是一些发达国家，例如国家安全为借口，对国内企业向中国出口高科技设备施加种种限制。协调委员会解散后，控制策略不仅对中国的出口，一些国家不放松，加强，这将增加双边贸易失衡。
二、贸易顺差对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
（一）贸易摩擦增加
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对我国及主要贸易顺差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贸易摩擦迅速增加。中国的贸易顺差已经“三个集中”的特点，但我国产生贸易摩擦的主要来源和正式的贸易顺差“三个集中”。 2005年，我国共有18个国家或地区发起了“双方保护”调查63例，金额21亿美元，包括欧洲联盟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数量的对我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两国（或地区），金额为14.8亿美元，约占总数的70%，而在欧洲和美国严厉的反倾销规则适用。
（二）恶化贸易条件
中国目前的对外贸易战略集中在出口或贸易顺差。当评估地方政府的性能，通常在贸易顺差规模，出口规模的措施。在这样的评价标准，当地政府正致力于做一切可能使企业出口一千，由于我们的出口市场相对集中，正在争夺出口市场，许多企业通过低价活动，通常导致出口价格的下降，而进口价格没有明显的方式。主要是由于货物贸易结构不合理，贸易顺差的主要力量还是纺织、缝纫、皮革制品行业、食品、建筑材料和其他非金属矿产等等，这些基本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劳动技术密集型产业，附加值较低。今天仍然占了超过一半的出口加工贸易出口加工贸易所占比例不高，因此对国家财富的增长的贡献是相当有限的。
（三）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是用牺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代价来换取贸易顺差。从我国出口的商品结构看，尽管我国近年来出口商品结构有了明显改善，其突出的表现就是机电产品出口在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的大幅度上升。机电产品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2000年仅为42%，而2005年则上升至56%。但是，这些出口机电产品相当部分都是外商投资企业从国外进口中间产品，在中国组装后再出口。从这一进一出中，中国所获得的只是少量的加工组装费，但却消耗了大量的能源、水资源、土地资源，给我国带来了更严重的环境污染。另外，我国出口主要产品中，相当部分是资源密集型产品，这些产品有不少是使用落后设备生产出来的低附加值产品，这些出口产品不仅造成资源的大量消耗和浪费，同时也加剧了环境污染。从总体上看，资源的粗放型使用及环境质量的恶化显然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极为不利。
三、完善贸易顺差对我国经济带来影响的对策
（一）调整贸易结构
合理的进口不仅有助于提高国家福利，帮助，发挥后发优势，也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逐步消除进口损害经济增长，减少就业和传统的外汇储备，将自1994年以来保持多年的外贸盈余目标到对外贸易平衡。从长期趋势看，国家利益的实现依赖于动态平衡的导入和导出。因此，考虑到我们的资源条件、市场规模等因素，产业结构和经济体系，方便的对外贸易战略传统出口面向平衡，逐步放宽进口限制，放宽进口政策，它是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的需求，也将成为政策刺激国内经济的增长来源。
国家应该继续在资金、税收优惠政策、投资环境、批准手续和海关手续，等高新技术企业给予支持和倾斜，促进战略的实施振兴贸易通过科学和技术，提高研究和开发，加快经济结构调整，通过产业政策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提高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比例，实现从贸易大国的贸易国家的转变。
（二）转变贸易增长方式
目前，世界服务贸易与世界货物贸易相比，前者为后者的20%以上，而2004年中国的服务贸易仅是货物贸易的9%。美国货物贸易长期巨额逆差，但服务贸易竞争力强，是世界最大的服务贸易顺差国，1998年服务贸易顺差曾高达976亿美元，近年来虽有所减少，但仍保持在600亿美元以上。所以，我国应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提高其竞争力。
世界经济发展实践表明，服务贸易的主要驱动力之一，现代经济的发展，服务贸易外汇收入的发展，对世界。提高自己的地位在国际经贸往来中，减少资源和能源的消耗，减少污染，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服务出口涉及行业更多的同时，和类型在劳动密集型或劳动力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因此，就业效应。和服务是不容易受到贸易壁垒的条件。
（三）调整人民币汇率
在管理的基础上稳妥改革，实现人民币逐步升值。其关键是要处理好人民币升值与调整结构和转变内需主导型发展模式的关系。从实施步骤上讲，调整结构和发展内需应先行一步，而调整汇率不能一步到位，原则上以不影响国民经济快速增长为前提。
增强企业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抵御风险的能力。首先，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使其更好地应对国际政治、经济、贸易、投资等环境的变化。其次，加强金融培训，使出口企业逐渐适应更灵活的汇率机制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强企业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抵御风险的能力，学会利用汇率工具来控制和对冲外汇风险，建立外向型企业的汇率风险防范机制。最后，建立外向型企业的汇率风险防范机制，加强对金融衍生工具的应用，降低企业在浮动汇率制度下的经营风险。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应该调整当今传统的外贸政策、转变我国传统的外贸战略。本文提出的具体对策建议是：要优化进出口结构，转变外贸增长方式，适时的调整外向型发展模式;发展我国的内需主导型经济;同时调整人民币汇率并合理引导外汇储备的使用;提高劳动成本和环保成本;妥善处理贸易摩擦，改善贸易环境，为企业出口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以便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史瑛.贸易顺差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影响与对策 [J].国际经贸， 20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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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币加入SDR之后，汇率出现了持续的贬值。从短期角度来看，有美元流动性紧缩预期和美元自身走强的因素。而从长期来看，中国的对外金融资产负债结构性失衡问题依然在暴露，跨境资本流动仍在纠正这种不平衡，并反映在价格也就是汇率上。
如果对贬值后的好处视而不见，却放大贬值带来的恐慌情绪，那就是选择性偏见了。从“8・11”汇改以来，中国出现了两个情况，一是资本流出越来越明显，外汇储备已经减少了约8000亿美元；二是贸易条件开始改善，看中国贸易差额三个月的移动平均值在400-600亿美元，是近十年来的最高水平。
中国是大的对外净债权国，在全球流动性环境不稳定的情况下，人民币具有成为全球避险货币的潜力，关键取决于国内金融市场开放及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
全球流动性拐点之争
在最近的一个多月内，相对于印度、泰国、韩国等股市股市，A股已经算坚挺了。
观察这些亚洲国家的货币，近期普遍出现明显的贬值，海通证券统计近两月除了印度卢比保持稳定以外，其他货币例如新加坡元最近两月贬值约4%，韩币贬值约3.5%，泰铢贬值约3%，马币贬值约5%，而离岸人民币贬值约2%。
海通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姜超认为，贬值未必是新兴市场的货币集体出了问题，也可能是美元的问题。最近两个月，美元指数异常强劲，累计升值幅度约4%，可以解释新兴市场出现的情况。
从欧元区来看，德国10年期国债利率已经从8月初最低约-0.2%转正至0.01%，法国10年期国债利率从8月初最低的0.1%升至0.3%。日本10年期国债利率在7月底最低时接近-0.3%，而目前已经回到了0左右。欧洲和日本央行的宽松政策给市场带来的刺激似乎也走到了尽头。
为何美日欧的货币政策同时出现收紧的变化？姜超认为，从美国来说，是央行挽救信誉的问题。如果美联储喊了一年要加息，但是一年下来一次息都不加，那么对美联储的信誉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损害，市场将对美联储的言论无所适从。由于11月的议息会议恰逢美国大选，因而市场目前笃定了11月不会加息，但是12月肯定会加息。
而对于欧洲央行来说，退出QE、适当提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以增加银行的盈利能力，就成为德国政府的理性选择，因而在德国央行主导下的欧央行存在逐步退出QE的动力。
但更大的问题是QE本身作用已到强弩之末。
“货币政策是次贷危机以来持续被运用、不断被创新、从未被超越的刺激工具，但随着政策空间受限与负面效应逐步显现，反对或反思声音开始逐步上升。综合来看，我们可能已经处在一个全球流动性的拐点上。”国泰君安首席宏观分析师熊义明说。
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存在结构性错配
除了短期内对于美元流动性变化的预期之外，我们或许更应当关注中国自身对外金融资产的长期结构问题，这对人民币汇率有更深刻的影响。与国际收支反映流量不同，对外金融资产负债的统计反映了存量变化。中国是利用外资大国也是资本输出大国，此外，中国还是仅次于日本和德国的世界第三大净债权国。
舆论在观察人民币外汇市场风险一直盯着外汇储备总量、人民币汇率等因素，关于人民币贬值和资本外流引起外汇储备减少的担忧始终存在。CF40高级研究员管涛则对《证券市场周刊》记者指出，目前中国对外负债风险有限，外汇储备的减少并没有影响中国对外支付的能力。换言之，国际收支的总量问题风险可控。
在对外支付方面，截止2016年二季度末，中国本外币短期外债偿付能力为3.7倍，比2015年一季度末为3.2倍还有所上升，进口支付能力为24.0个月，也好于2014年底为23.5个月，远高于相关指标的国际警戒标准。
此外，中国的对外负债也风险可控。“中国对外负债以外来直接投资为主，短债偿付能力较强，货币错配风险降低。”管涛对本刊记者称。
但管涛同时指出，中国当前面临的另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存在结构性错配，二是金融开放程度依然偏低。
“结构性错配总的来说又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管涛说，“第一是资产在政府而负债在民间的部门失衡，第二是低收益资产和高收益负债的成本收益失衡。”
政府部门的外汇资产体现为储备资产，其规模要远高于中国的国际投资净头寸，因此，有相当规模的非储备性质的净头寸体现为民间净负债。这种错配在2014年末达到历史高峰，储备资产接近4万亿美元，而民间净负债超过了2万亿美元。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人民币出现贬值预期之后，市场往往会很紧张；一个相反的例子是，日本民间部门是对外净债权，因此当出现日元升值时，时常会很紧张。不过在2015年汇改之后，随着民间部门外债偿还，这一错配已经有所收敛。
2009年以来，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资产占比逐年上升，从不到30%增至2015年的45%。同时，非直投性质的金融负债占比也逐年上升，从约32%上升至2014年的46%，但2015年降至38%左右。“中国对外净债权但投资收益长期为负，利用外资成本高但对外投资收益低，外汇资源使用效率不高。”管涛说。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对外净头寸始终维持在1.5万亿美元至2万亿美元之间，但投资收益却一直为负，大体上是每年200至800亿美元的亏损。管涛统计的另外一组数据显示，从2004至2011年，中国对外投资收益率为3.4%，虽然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但是差距基本上不到一个百分点；然而外来投资收益率上，中国高达6.6%，明显高于其他经济体能给外资提供的回报率。
经过这几年全球量化宽松，发达经济体给外资提供的回报率越来越低，而中国依然能够维持较高的投资回报率。
管涛以“（对外金融资产+对外金融负债）/GDP”作为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金融对外开放程度，2015年末，中国该比例为103%，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如英国（1070%），德国（472%），日本（312%），美国（299%），也低于巴西（412%）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即使是韩国这样的经济体也达到（156%）。这从侧面也说明，一个国家的金融对外开放程度不一定和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更反映了市场环境和政策取向。
扩大人民币对外举债，抑制无风险套利活动
加入SDR令人民币的国际使用打开了一扇大门，市场期待这一标志性事件之后人民币国际使用能取得长足进步。“特别是用人民币举债。”管涛说。
关于人民币贬值，更多的关注在于对提升出口的作用，但在管涛看来，除了结算功能之外，融资功能还间接改善了中国国际收支统计中的对外负债。根据管涛的估算，2015年6月至2016年6月，按期间平均汇率折算，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的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减少了1861亿美元，但如果按期末时点汇率折算则减少2437亿美元，估值效应占到约24%。
“美元贬值是美国享受到美元作为国际货币转嫁债务负担好处的方式。中国虽然不刻意追求这一效果，但是从2015年以来，由于市场环境的变化，中国客观上开始享受这种‘暗物质’带来的好处。”管涛说。
中国对外净资产不低但民间资本输出较少。确立了民间的对外投资主体地位，才能实现国际收支的自主性平衡。“贸易顺差、资本流出是中国合意的国际收支平衡结构，扩大民间资本输出渠道是大势所趋。”管涛说。
他进一步称，民间资本流出并不一定意味着本币必然会贬值，市场需要纠正这一印象。“就如同美国是贸易逆差和资本流入，但是美元的升贬值不能用这两个因素简单解释。”
然而，民间对外资产配置还有较大空间，但是短期速度过快也不好，特别是无风险套利活动如果过于活跃，会给本币带来压力。中国的外汇储备资产/M2已经从2009年的28%降至2016年8月份的14%，尤其是2015年以来下降了约7个百分点。2015年三季度至2016年二季度，中国外汇储备余额减少4887亿美元，其中交易引起的外汇储备资产减少4394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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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贸易顺差的发展态势及其影响
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认为，保持适度的贸易顺差对于促进国内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在有利于防止大规模资金流出对本币币值稳定的威胁有利于保证外债还本付息和支付外资分红、股本收益，确保经常项目收支平衡；有利于增强出口部门吸纳就业能力；有利于获得外汇资源，提高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推动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国内产业升级，等等。
同时也应当看到，当前我国的贸易顺差越来越高，使进出口贸易逐渐出现“失衡”倾向，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和我国经济运行的难点。国际上通常以顺、逆差占贸易总额的比重来表示“贸易不平衡度”，只要该比重控制在10％以内，即意味着一国贸易基本平衡。依据该标准，2006年我国贸易顺差占当年贸易总额的比重已达10.1％，开始触及贸易不平衡的边缘。更为严峻的是，我国贸易顺差自2005年以来一直保持着快速增长的势头，2005年达到1020亿美元的历史高位，2D06年跃升至1775亿美元，而2007年仅1至4月份已达633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了87.9‰如果按这一幅度增长下去，预计2007年全年贸易顺差将达2000亿美元之巨。
巨额贸易顺差及其快速增长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现实问题和潜在风险一是贸易顺差过于集中于美欧，导致贸易摩擦频发。2006年我国出口产品遭遇了83起贸易摩擦案件，主要为美欧发起。为了应对贸易逆差，除了采取反倾销、保障和特保调查等措施以外，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已开始在隐蔽性更强的反补贴领域开辟第二战场。二是不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巨额贸易顺差意味着国民储蓄大于投资，也意味着大量经济资源为他国所用。国内消费、投资相对不足，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本国居民的福利，不利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三是促使货币流动性过剩，加大了货币政策调控难度。巨额贸易顺差推动了经常项目顺差过快增长，导致央行外汇占款增加，加剧国内货币流动性过剩和资产市场泡沫增长。四是加大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由于对美贸易顺差快速增长，美国政治利益集团将目标锁定于人民币汇率问题，对我国的货币自横加干涉，并开始直接采取保护性的贸易措施。
可见，巨额贸易顺差及其快速增长已远不只是加剧美欧与我国的贸易摩擦那么简单，而是真正对我国自身经济发展构成了威胁。因此，我们必须站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维护国家经济健康发展的高度来认识和应对贸易顺差问题。
巨额贸易顺差及其快速增长的成因分析
产品国际竞争力、国内需求、国际环境、产业状况、外贸结构等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第一，产品国际竞争力的不断提升拓宽了出口市场。近年来，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这是造成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固然有生产技术进步和产品质量提高方面的原因，但更主要的还是依赖低廉的出口价格。这种低廉的出口价格是由于部分牺牲劳动者和社会利益，或让渡政府利益而造成的。首先，劳动力价格较低。据统计，2004年我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为0.75美元／小时，而同期美国和日本则达到21.97和21.54美元／小时，分别相当于我国的29倍和28.7倍。近两年我国劳动力价格虽有一定提升，但仍然十分有限。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一方面降低了产品成本，推动了出口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国内的消费需求。其次，社会承担了环境成本。庞大的制造业带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带来了环境污染。企业在获取利益的同时，却将本应承担的环境污染治理成本转嫁给了社会。例如，仅2005年广东省在环保方面就投入资金534.8亿元，占当年该省GDP的2.5％。再次，诸多隐性出口优惠。长期以来，许多地方政府以各种政策优惠作为促进出口和吸引外资的重要手段，包括税收优惠、土地优先供给、出口补贴、出口奖励、认证补贴、展洽会摊位费补贴、出口产品研发贷款贴息、出口信用保险补贴等等。这些优惠政策大大刺激了企业的出口欲望。
第二，国内需求长期相对不足增加了出口压力。与国民经济连续多年的较高增速相比，我国居民消费市场却一直趋于平淡，缺乏充分活力和持续热点。劳动者特别是广大农民工的收入偏低，居高不下的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费用，广大农民及城市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缺失等都制约着居民消费欲望，造就着结构性的内需不足，从而不仅抑制了进口增长，也迫使企业不得不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海外市场，这是造成顺差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
第三，成功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促进了出口增长。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国经济开始加速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入世不仅使我国的商业和法律规则与WT0规则更快接轨，而且使世界对我国未来的经济体制、经济政策和经济增长有了明确的预期，进一步提升了向我国投资和进行产业转移的信心。这种信心与我国招商引资的鼓励政策相契合，大大加快了全球制造业向我国转移的步伐，逐渐巩固了我国作为部分重要工业品全球制造中心的地位。这种“世界工厂”角色的确立和巩固，一方面替代了部分进口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市场有限，也增强了企业的出口诉求。
第四，特殊的外贸结构带来了高额顺差。我国外贸结构比较特殊，加工贸易占据了外贸总额的半壁江山。加工贸易作为一种增值的贸易形式，必然带来大量的贸易顺差。以2006年为例，当年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超过8000亿美元，占对外贸易的48.6％，带来顺差1889亿美元，成为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
此外，美欧对我国的技术封锁、国内产品对进口的替代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我国贸易顺差居高不下和快速增长。
调整贸易顺差应坚持四个原则
鉴于贸易顺差过高且增长过快对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实质威胁，进行调整已是势在必行。但调整贸易顺差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贸易顺差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甚至是一个国际关系问题。这个命题与现实中国的很多深层次的疑难问题纠结在一起，实际操作远比理论推演更为复杂而困难。
调整贸易顺差首先要正确认识贸
易顺差。如上所述，我国贸易顺差过高且增长过快主要是由产品国际竞争力强、国内需求相对不足、积极利用外资政策、国际产业转移和特殊的外贸结构等长期性、结构性因素决定的。因此，贸易顺差将在较高的水平上长期存在，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我们既要高度重视贸易顺差问题带来的外部失衡和内部影响，也要正确认识到贸易顺差的客观必然性。目前看，寄希望短期内将贸易顺差一步调整到位恐怕还不大现实。
更重要的是，我们出台任何经济政策，不仅要着眼于解决现实的、直接的问题，更需要认清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并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加以研究和解决。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促进经济增长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之间的矛盾，以及占人口相当比例的低收入群体需求不足和扩大内需之间的矛盾。因此，调整贸易顺差就不能仅仅只关注平衡国际收支这个直接目标，还要有效兼顾经济增长、充分就业、提高居民收入等长远目标和任务。
首先，促进经济增长仍是我国现阶段主要目标。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GDP连续六年保持了10％左右的高增长，经济总量不断扩大，世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但是应当看到，我国目前仍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人均GDP水平依然较低，经济实力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我们要在2020年左右建设较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必须坚持不懈地发展经济。长期以来，外贸经济在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06年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已高达65‰与此同时，国内需求则长期相对不足，拉动并重振内需任重而道远。因此，调整贸易顺差，必须充分考虑对外贸领域乃至经济整体运行的冲击，防止因调整力度过大、涉及面过广可能导致的生产消退，从而影响经济持续增长。
其次，提高居民收入是我国当前的主要任务之一。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之一就是低收入群体需求不足和扩大内需之间的矛盾。二战后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期不到20年，但其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工资增幅每年超过美国70‰工资水平只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便赶上了美国，很快进入了富裕国家的行列。相形之下，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保持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而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却长期低于人均GDP增速，农民和城镇低收入群体的生活状况并不乐观。因此，切实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增强其消费能力、扩大国内需求已成为我国当前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调整贸易顺差必须对此予以兼顾。
再次，实现充分就业是政府的主要关注点之一。“充分就业”既是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之一，也是我国当前面临的重大问题，不仅涉及“人口红利”的充分运用，更关乎社会稳定与和谐。当前我国城镇人口的登记失业率已超过4‰再加上近一亿农村隐性失业人口，我国的就业形势依然严峻，促进就业仍是政府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之一。长期以来，外贸企业在解决劳动力就业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2005年仅东莞市的外贸企业就解决了近500万外来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因此，调整贸易顺差，必须考虑外贸领域的促进就业作用，不能对外贸企业的吸纳就业能力产生过大影响。
政策调控需要对症下药，切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造成政策效用的互相抵消，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因此，调整贸易顺差必须协调处理各个目标和任务之间的关系，在各个目标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有限资源的充分利用，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福利，推动经济健康平稳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综上考虑，我们认为，调整贸易顺差应当坚持以下四个原则：
一是系统原则。调整贸易顺差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幻想采取简单方式在短期内“毕其攻于一役”，也不能依靠一个部门单打独斗，必须全面照应、系统应对。要综合考虑主要目标与次要目标，统筹兼顾短期效应、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有效整合各个部门、各种力量，综合运用长期战略和及时战术进行综合治理。
二是平衡原则。调整贸易顺差涉及复杂的利益关系，必须坚持平衡协调的理念。应充分考虑我国和外国、整体与局部、眼前与长远等多种利益，顾及外贸结构优化、环境污染治理等多领域发展，实现调整贸易顺差与其他目标的共赢。特别是在我国当前经济尚不发达、居民收入相对较低、促进就业压力仍然较大的形势下，尤其要注意协调处理好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与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提高劳动者收入之间的关系。
三是区分原则。调整贸易顺差涉及众多行业和企业，必须秉持区别对待的态度，不能“一刀切”。要结合优化产业结构和转变外贸增长方式，采取“有保有压”的策略对于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行业或企业，要继续鼓励其出口；对于资源密集、污染严重、附加值低的行业或企业，要合理限制甚至禁止其出口。
四是稳定原则。调整贸易顺差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考虑到社会、企业的承受能力，有计划、有步骤、渐进地推行调整措施，避免大范围、急风暴雨式的政策调整，确保平稳过渡。出台的调整措施要保持相对稳定性，避免朝令夕改。
调整贸易顺差的对策建议
调整贸易顺差实际上面临着短期和长期任务首先，要迅速采取有效的及时性应对举措，在短期内有效遏制或延缓贸易顺差快速增长的趋势更为重要的是，以调整贸易顺差为契机，实施长期治理战略，解决造成贸易顺差问题的深层次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排除贸易顺差对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威胁。为此，综合考虑系统治理、平衡协调、区分对待、平稳过渡的原则，我们认为下列措施应属适当。
在及时性战术层面，主要从合理限制出口、积极扩大进口两方面入手：
一方面，合理限制出口数量。一是加快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缩小退税商品范围，调低、取消部分商品出口退税。我国是一个资源、土地、能源短缺，环境比较脆弱的国家，应该逐渐取消对资源密集、土地密集、能源密集和高污染产品的出口退税，从而促进我国资源配置的改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近两年，我国已多次对出口退税政策进行调整，但现行政策仍有较大调整空间。二是调整出口关税征收范围和幅度。扩充高能耗、高污染和资源性(“两高一资”)产品出口关税征收范围目录；对部分出口势头依然强劲的低附加值产品调高出口关税税率。三是调整加工贸易政策。逐步扩大加工贸易禁止类和限制类产品目录，限制资源能源消耗多、带动就业少、综合效益差的企业开展加工贸易业务；限制来料加工方式，对于来料加工企业采取先征后退或者台账保证金实转的管理方式。
另一方面，积极扩大进口规模。一是畅通进口渠道。进一步改进政府管理，充分利用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政府信息网站等渠道，搭建顺畅的进口平台，为我国进口商扩
大进口、提高进口质量提供便利和优质服务。二是确定和实施优先进口战略。加强高新技术引进，促进技术进步，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积极组织国内短缺的重要能源与资源类大宗商品的进口采购，增加石油、金属矿石、天然橡胶等重要战略物资的储备；扩大重要技术装备特别是国内急需的关键设备及其零部件的进口。三是加大进口扶持力度。充分运用财税、贸易、产业等经济政策，加大进口扶持力度：在当前工业品平均税率8.9％的基础上，进一步调低工业品进口关税，对战略性、资源性产品进口实施较低的暂定关税并向零关税过漉科学调整对进口环节的贸易管铋放宽资源性产品进口市场准入，充分释放民营经济在进口方面的活力；优化信贷结构，改进金融服务，简化大宗进口付汇手续，规范进口补贴。四是优化进口地区结构。积极促使美欧放宽对我国的技术封锁，重点增加自美欧的先进技术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减少贸易摩擦；同时加强与非洲、俄罗斯等资源丰富的贸易伙伴的经贸来往，推动进口来源地多元化。五是适度放宽保税内销限制。适当调低保税货物内销缓税利息率，减轻内销税费负担，简化内销审批手续，给予信誉良好、内销量大的部分企业“先销后征”优惠，提高企业内销积极性。
在长期性战略层面，应集中解决出口产品价格回归和扩大国内需求两个重大问题：
贸易顺差范文6
大部分国内学者和分析人士都同意人民币应当在小幅度、可控范围内升值。普遍的观点是，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国际收支顺差越来越大以及外汇储备大幅增加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是一个必然趋势。人民币长期盯住美元以及币值低估，使得我国贸易条件恶化，资源配置失当，贸易摩擦加剧，不利于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提高效益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外汇储备和因结汇造成的基础货币投放的不断增加，严重削弱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最终会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不利于宏观经济的均衡和稳定。
一、从理论分析角度看人民币升值的宏观意义与代价
（一）认识人民币平衡价格，实现内外经济的均衡
分析人士指出，人民币的确有所低估，但没有人能够精确地说出被低估的幅度，因为各种经济模型研究可以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而人民币渐进式的升值进程将有助于政府和市场及早发现人民币真正的“平衡”价格，从而更好发挥价格机制在资源配制中的基础作用。
（二）缓解贸易平衡压力，减轻宏观经济可能的风险
人民币升值虽然不能解决中美贸易巨大的差额问题，但是有利于压低国内低效益产品的过量出口，释放升值预期，放缓外汇储备增长速度，减轻宏观经济潜在的通货膨胀、流动性过剩和因外部动荡而引起的美元资产缩水风险。
（三）可与扩大内需相互配合，促进增长方式转变
出口导向型增长导致资源向出口和制造企业倾斜，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需。人民币升值将发生转变此种增长方式的信号，如果与降低私人储蓄、增加公共服务供给等措施配合起来，将有助于有效扩张内需，促进国内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增长方式的转变。
（四）推动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外汇市场的发展
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中国积极培育和发展外汇市场，丰富交易产品，发展了远期、掉期等避险工具，放宽对居民用汇限制，建立和完善合格境内外机构投资者制度，稳步推进着资本项目的开放。
人民币升值也可能付出以下一些代价：
1．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影响国民经济增长和就业。有人预测，在升值5%、汇率的出口弹性和外资弹性分别为0.8和1的情况下，出口增长将下滑4%，外商投资增速下滑5%，影响GDP增量345亿人民币，影响就业人数190.6万人。
2．如果升值幅度过大，因外需骤减，进口剧增而造成输入型的通货紧缩。
3．短期内破坏汇率稳定预期，造成金融形势更加不稳。
4．加大地区之间以及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不平等。假如全球农产品市场美元价格不变，那么人民币升值将会压低中国国内农产品价格，从而降低农民实际收入。此外，劳动力的迁移将导致工业部门中非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收入差距扩大。
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来源
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主要来自于全球经济的失衡。目前全球经济失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由于美元发行不受约束，全球流动性大大增强，致使真实经济与虚拟经济加大背离；二是美国的持续高消费与低储蓄率，造成其财政和国际收支帐户双巨额赤字；三是中国高储蓄、高投资、出口导向和消费不足导致生产能力急剧扩张和国际收支巨额盈余；四是全球贸易形成了美欧地区以美国为主的净进口和亚洲地区以中国为主的净出口持续扩大的格局。这几方面的结构性矛盾正在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风险，因此需要逐步调整。而美元的贬值和人民币的升值都是调整的应有要求。
从统计数据上看，自2003年以来，中国的国际收支出现了罕见的三顺差态势。不仅是贸易经常项和外商来华直接投资发生了大规模顺差，就连长期来一直为负的错误与遗漏项也发生了大规模的顺差。从三顺差的国际收支表出发，经济学家们很容易得出了人民币汇率必须升值的政策结论。但是，这样的政策结论其实是很不科学的，因为中国的国际收支顺差事实上是不太可能通过人民币升值来加以消除的。
（一）中国的贸易顺差源于缺乏内需
从中国最终需求的结构看，不仅投资占GDP的比重长期偏高，而且投资的增长率还处于一种持续上升的状态，2000年中国投资支出占GDP比重约为36%左右，到了2004年，该比重则高达44%以上。与此相反，国内居民的最终消费则持续下降，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已经从2000年的61.1%下降至2004年的53%左右。如果将中国的数据与国际平均水平作一个比较，那么中国内需不足的问题就会变得更加一目了然。从资本形成率上看，自2000年以来世界平均水平不仅显著低于中国而且持续下降，已经从2000年的22.5%下降到20%以下。再从最终消费率看，世界平均水平从2000年的77.2%持续上升至2004年的80%左右。中国投资增长率高意味着产出规模大，中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的比例不断下降则意味着不断增加的产出不能被国内消费所吸收，于是过剩的供给就只能通过出口来加以出清，中国的贸易顺差也就呈现节节攀升的趋势。
（二） 中国资本项目下的国际收支顺差主要是由大量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所造成的
中国为什么回有如此巨大规模的外资流入呢？从中国商业银行不断增加的农民存款余额来看，中国其实并不缺少资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需要通过大规模引进外资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这只能说明中国缺乏好的企业和企业家，因为没有好的企业和企业家，所以尽管中国的储蓄率很高，却不能有效地转化为生产性的资本来推动经济增长。由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不仅是一笔资本，而且还是一种技术和一种新型而又有效的管理，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带来企业家精神，从而可以有效地解决中国经济转型时期企业家要素与企业家精神短缺的问题。当中国需要通过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时候，外商也愿意进入中国市场进行大规模的投资，这是因为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高速增长的经济可以为他们提供难得的获利机会。如果把上文中所提到的中国缺乏内需的约束条件考虑在内，那么大规模的外商直接投资又会因为中国缺乏内需而选择加工贸易的模式而导致贸易顺差的进一步扩大。由此可见，由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国而导致的资本项下的国际收支顺差与经常项下的国际收支顺差具有相互促进的特征。
（三）开始于2003年的错误与遗漏项下的顺差可以说是以上两个项目长期顺差的必然结果
当然，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促成因素则是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不断增加的经常项和资本项目下的国际收支顺差必定会给人民币带来巨大的升值压力，当这样的看法一旦变成市场共识，那么就会有国际游资通过各种非正规渠道进入中国来投机套利，于是就会发生中国国际收支帐户上错误与遗漏项下与日俱增的顺差。特别是当中国有关当局决定改变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并打算放弃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时，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预期便会在短期内陡增，从而吸引了更多的套利投机资本的流入，而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加强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这就是金融学家们通常所说的“自我加强”式的升值。
三、现实中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贸易顺差的作用
从理论上讲，人民币升值应当可以产生以下一些经济效应：促进贸易平衡；促成产业结构升级；控制通货膨胀；给央行以更大的政策调整空间。但是，由于中国经济既处于转型中，同时又处在起飞时期，所以在成熟市场经济中必然会发生的以上经济效应事实上都没有发生。
按照一般的规律，一国的本币升值必然会引起本国居民支出结构的转换而更多地购买进口商品。与此同时，国外的消费者则会因为其基本币的相对贬值而减少对货币升值国家的商品的购买。这样，在货币升值的J型曲线的作用下，货币升值国家的贸易顺差就会逐步消失。但是，这样的汇率升值效应依赖于两个必要条件：1.货币升值国家的居民有足够的购买力，以致只要本币升值就会去增加对进口商品的购买；2.货币相对贬值国家的居民必须可以找到价格相对低廉的替代商品，以致当货币升值国家的出口商品价格上涨时可以转向本国厂商或者从第三国市场进口。然而，以上两个条件在人民币汇率升值时却都无法得到满足，这是因为：第一，中国是个缺乏内需的国家，汇率的变化对居民的购买行为不会发生什么重大影响；第二，中国在进行汇率调整的时候恰逢宏观调控，由于投资受到控制，所以连投入品的进口也未随人民币汇率的升值而出现增长现象；第三，中国的出口产品在很多国家中已经产生了巨大的替代效应，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使得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已经处于世界最低水平，因此，人民币的小幅升值根本不可能改变中国商品进口国家消费者的购买行为。结果，自去年9月人民币升值以来，中国经常项目下的贸易顺差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按照原来的运行轨迹趋于增加了。所以，当人们说人民币升值可以促进贸易平衡时，很可能是按照教科书的逻辑而推导出来的一种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的政策效应。
按照正常的政策传导机制，人民币升值，出口企业竞争力下降，企业为了维持生存和继续发展，就必须进行产品或者技术创新，以便冲消由于名义汇率升值而带来的成本上升。假如这样的传递机制是存在的，那么，人民币升值对于加快企业技术升级与产业结构的调整是有促进作用的。但是，由于中国存在大量的失业和过剩劳动，以上所描述的那种传递机制并不存在。因为当实施人民币汇率升值政策时，企业完全可以通过降低名义工资或实际工资来维持其既定产品和技术结构下的出口竞争力，以致企业所面对的实际汇率不仅没有升值，反而发生了贬值。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在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后，出口企业的技术和产业结构未变，出口商品总量则未降反升，但出口企业员工的名义工资或者实际工资却有可能下降，而这倒过来又会加剧中国内需不足的问题，使得企业不得不追加出口的数量或者规模。至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去年9月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以后，中国的出口与贸易顺差反而都不同程度地增加的原因了。
结论是，只要中国还存在大量的失业与过剩劳动，那么采取名义汇率升值的做法不仅不能减少贸易顺差，反而会使劳动者的利益普遍受损，从而是有损国民福利的。
[参考文献]
[1]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10）．
[2]中国对外贸易促进，2006（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