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风俗文化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风俗文化范文1
《酉阳杂俎》内容繁多,包括神怪、人事、动物、植物、酒食、寺庙等方面,“弥不毕载,以类相聚”。书中也有关于风俗文化的记录,本文将论述其中的节日风俗与婚礼习俗。
一、节日风俗
(一)上巳节
三月三日,赐侍臣细柳圈,言带之免虿毒。
唐朝时,每年的三月三日为上巳节。上巳节约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主要活动为祓禊。魏晋时期,人们约定俗称地将上巳节的日期定为三月初三,故以后的上巳节又被称为“三月三”。祓禊,犹祓除,指除灾去邪之祭。灾,即灾害、祸患。邪,指致病的因素。祓除的方法有多种,最常见的是水祓,即斋戒沐浴。还有以器具祓,即通过佩戴草木制成的配饰来去除灾邪。书中提到的“细柳圈”,就属于这一类。
细柳圈,是指用柳条编成的圆圈。虿,即毒虫;虿毒指因毒虫引发的疾病。柳树在古人的观念中有驱邪的功用,因此在三月三这一天选择佩戴细柳圈以祓除疫病。唐代时,朝廷对三月三尤为重视。皇帝要在这天宴会群臣,同行祓禊之礼。中宗景龙年间开始赐细柳圈,这在史书中亦有记载:
(景龙)四年春……三月甲寅,幸临渭亭,修禊饮,赐群官柳ㄒ员俣瘛#ā毒商剖椤ぞ砥摺罚
戴柳圈有祓除疾病的作用,因此人们还编好柳圈互赠,表达健康长寿的美好祝愿。
(二)寒食节
寒食日,赐侍臣帖彩球,绣草宣台。
寒食日,即冬至后的第103天,清明节的前一天,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传统节日。寒食节有禁火、冷食、祭祀、游艺等习俗。游艺的活动项目也多种多样,有踏青、插柳、打秋千等。
帖彩球,是指用牛皮或布缝制而成的球,并在外皮上贴彩画或绣图案进行装饰。围绕帖彩球的活动主要有踢球、抛球等。寒食节,人们互相赠送制作精美的彩球,一起玩乐,这在唐代诗文中也有体现:
云间影过秋千女,地上声喧蹴g儿。(曹松《钟陵寒食日与同年裴颜李先辈郑校书郊外闲游》)
彩绳拂花去,轻球度阁来。(韦应物《寒食》)
(三)立春节
立春日,赐侍臣彩花树。
“一年之计在于春”,立春节是重要的传统节日,有迎春、打春、咬春等习俗。彩花树,也叫“宜春花”,是人们用彩绢剪成的工艺品。唐朝人用彩花树来表达迎接春天的喜悦,盼望花朵早早开放。有些应制诗反映了这一习俗,如宋之问《奉和立春日侍宴内出剪彩花应制》:
金阁妆新杏,琼筵弄绮梅。
人间都未识,天上忽先开。
蝶绕香丝住,蜂怜艳粉回。
今年春色早,应为剪刀催。
(四)腊日
腊日,赐北门学士口脂、蜡脂,盛以碧镂牙筒。
腊日是腊祭之日,南北朝时将日期定为腊月初八。腊日除祭神祭祖之外,还有击鼓驱疫、吃腊八粥、互赠礼物等习俗。
口脂,由油脂、矿物蜡和各种香料制成,涂在唇上以防干裂,相当于今天的润唇膏。口脂具有香、润等特点,制作时还可以与朱砂等色素调和,以达到着色的效果。蜡脂,是含有蜂蜡的面脂,具有滋润皮肤的功效,相当于今天的面霜。口脂和蜡脂,在寒冷的冬天可起到保护嘴唇和皮肤的作用。碧镂牙筒,是指碧玉镂雕的管状容器。
唐代有皇帝腊日赐群臣口脂的习俗,盛装口脂的容器也十分精美。这种礼物成为百官群臣向往的恩泽,杜甫有诗云:“口脂面药随恩泽,翠管银罂下九霄。”(《腊日》)
二、婚礼习俗
(一)北朝婚礼
1.夫妻交拜之所:青庐
北朝婚礼,青布幔为屋,在门内外,谓之青庐,于此交拜。
青庐,是用青布架设的帐篷或房屋,在此处举行婚宴或交拜仪式。为图吉利,青庐应设在宅院的东南方向。青庐形似游牧民族的帐篷,设青庐的婚俗源于北方匈奴,早在东汉就已在北方民间流行开来,这在文学作品中也有提及,如《孔雀东南飞》中有“其日牛马嘶,新妇入青庐”。这一习俗一直流传,唐代的“露施帐”,就是北朝青庐的遗风:
又今士大夫家昏礼露施帐,谓之入帐,新妇乘鞍,悉北朝余风也。
露施帐后来被叫做“百子帐”,取多子多福的吉祥寓意:
程泰之《演繁露》云:“唐人婚礼多用百子帐,特贵起名与婚宜。”(袁、袁颐《枫窗小牍・卷下》)
2.催新妇
迎妇,夫家领百余人或十数人,随其奢俭挟车,俱呼“新妇子催出怼保至新妇登车乃止。
夫家在迎娶时持续呼喊“新娘子,快出来”,带来了欢乐的气氛。新娘在屋内听喊叫声,直至满意后才会出来。
……其声不绝,登车乃止,今之催妆是也。
北朝的催新妇到了唐朝演化为“催妆”的习俗,迎亲时要行“催妆礼”。女方家门紧闭,男方要通过吟诗催新娘出来,这种习俗体现出唐代诗歌创作的兴盛。
3.打女婿
婿拜阁日,妇家亲宾妇女毕集,各以杖打婿为戏乐,至有大委顿者。
回门那天,女方家人要一起用木杖打女婿,打累了才停止。现今的兰州回族仍保留这种习俗,但并不“真打”,只是象征性地敲打几下。打女婿的习俗,可以为新婚增添欢乐色彩,还可以提醒新郎要疼爱新娘,珍惜两人的婚姻。
(二)唐代婚俗
1.纳彩
婚礼,纳彩有合欢、嘉木、阿胶、九子蒲、朱苇、双石、绵絮、长命缕、干漆九事,皆有词:胶、漆取其固;绵絮取其调柔;蒲、苇为心,可屈可伸也;嘉禾,分福也;双石,义在两固也。
纳彩是在男方请媒人提亲,女方同意议婚后,男方准备好礼物去女方家里求婚。作为结婚“六礼”的第一项,纳彩一直深受重视。“昏礼下达,纳彩用雁”(《仪礼・士婚礼》),纳彩的礼物通常是雁。雁是一种候鸟,行为顺乎气候变化、阴阳往来,象征夫妻关系和谐。并且,雁是一种痴情的动物,象征夫妻恩爱,白头偕老。而到了唐代,纳彩之礼有了很大的变化,不仅数量种类增多,寓意也更加丰富具体,象征夫妻相互磨合、感情牢固持久。
2.亲迎
《礼》,婚礼必用昏,以其阳往而阴来也。今行礼于晓祭,质明行事。
古代婚礼在黄昏举行。到了唐代,婚礼改为早晨迎亲,这种习俗一直保留到今天。
近代婚礼,当迎妇,以粟三升填臼,席一枚以覆井,三斤以塞窗,箭三只置户上。
唐代以前的婚礼有撒谷的习俗,谷豆象征着丰收,预示婚后生活富足。唐代用粟米填臼,是撒谷习俗的演变。臼是捣米用具,臼空,意为无米可吃,生活贫困。因此,迎新妇之前要把臼用米填M,摒除不祥之意。用席覆井、用麻塞窗,皆是将家里可能“入邪”的地方堵住,防止邪气进入。箭在古代被视为辟邪镇祟的法器,能令众鬼畏惧退缩。把箭插在门上,是为了替新娘去除恶鬼。
女将上车,以蔽膝覆面。
新娘蒙面的习俗由来已久。唐代,新娘选用蔽膝覆面。蔽膝是将丝绸面料裁剪成上窄下宽的方形,上面绣上各种图案,系在腹前腰上的装饰品。因垂到膝盖以下,所以称之为“蔽膝”。新娘用蔽膝蒙面,除了遮掩娇羞的神色外,还有阻挡灰尘的作用。
3.拜礼
又妇入门先拜猪枳及灶。
新娘入门要先拜两位神仙:猪栏神和灶神。猪生得肥头大耳,是福气的象征。猪栏神可保佑人们平安无祸,人们杀猪之前都要先祭拜。灶神,又称灶王爷,掌管全家的祸福。每年的腊月二十三,灶神便上天报告人间功过,因此民间每年都要祭灶神,希冀得到“美言”。新娘拜二位神仙,体现了对婚后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也象征着新娘作为儿媳,要照顾好全家人的生活起居。
娶妇,夫妇并拜或共结镜纽。
夫妇共结镜纽,是夫妻二人共同给铜镜的镜鼻穿上丝带并打上结,取“永结同心”之意。同时,镜子也是辟邪之物,可以用亮光吓退鬼怪,使家人平安。
4.禁忌
腊月娶妇不见姑。
姑,即婆婆,腊月结婚的新娘不能面见婆婆。按照惯例,在结婚后的第二天,新娘就要拜见公婆,正式成为家庭成员。但在唐朝,腊月娶妻被视为不吉,因此新媳妇的身份不能立刻得到承认。
《酉阳杂俎》中对节日风俗与婚礼习俗的记录,虽然是片段式的,但仍可以为北朝及唐代风俗文化的研究提供借鉴,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注释:
(唐)段成式撰;曹中孚校点.《酉阳杂俎》[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
(唐)段成式撰;曹中孚校点.《酉阳杂俎》[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
(唐)段成式撰;曹中孚校点.《酉阳杂俎》[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
同上。
(唐)段成式撰;曹中孚校点.《酉阳杂俎》[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4.
(唐)段成式撰;曹中孚校点.《酉阳杂俎》[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52.
(唐)段成式撰;曹中孚校点.《酉阳杂俎》[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4.
(唐)段成式撰;曹中孚校点.《酉阳杂俎》[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52.
(唐)段成式撰;曹中孚校点.《酉阳杂俎》[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4.
(唐)段成式撰;曹中孚校点.《酉阳杂俎》[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5.
(唐)段成式撰;曹中孚校点.《酉阳杂俎》[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52.
(唐)段成式撰;曹中孚校点.《酉阳杂俎》[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4.
(唐)段成式撰;曹中孚校点.《酉阳杂俎》[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5.
(唐)段成式撰;曹中孚校点.《酉阳杂俎》[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5.
同上。
同上。
参考文献:
[1](唐)段成式撰.曹中孚校点.酉阳杂俎[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8.
[2](唐)王焘撰.高文铸校注.外台秘要方[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11.
[3](南朝梁)宗懔撰,宋金龙校注.荆楚岁时记[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9.
[4]乌丙安.民俗学丛话[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5
[5]王永平.游戏、竞技与娱乐 中古社会生活透视[M].北京:中华书局,2010.1.
风俗文化范文2
中国古代的风俗礼仪文化常识
【元旦】我国传统习俗中最隆重的节日。此节乃一岁之首。古人又称元日、元正、新春、新正等,而今人称春节,是在采用公历纪元后。古代“春节”与“春季”为同义词。春节习俗一方面是庆贺过去的一年,一方面又祈祝新年快乐、五谷丰登、人畜兴旺,多与农事有关。迎龙舞龙为取悦龙神保佑,风调雨顺;舞狮源于镇慑糟蹋庄稼、残害人畜之怪兽的传说。随着社会的发展,接神、敬天等活动已逐渐淘汰,燃鞭炮、贴春联、挂年画、耍龙灯、舞狮子、拜年贺喜等习俗至今仍广为流行。
【元宵】我国民间传统节日。又称正月半、上元节、灯节。元宵习俗有赏花灯、包饺子、闹年鼓、迎厕神、猜灯谜等。宋代始有吃元宵的习俗。元宵即圆子,用糯米粉做成实心的或带馅的圆子,可带汤吃,也可炒吃、蒸吃。宋朱淑真《生查子?元夕》:“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社日】农家祭土地神的日子。汉以前只有春社,汉以后开始有秋社。春社在春分前后,秋社在秋分前后。社日这一天,乡邻们在土地庙集会,准备酒肉祭神,然后宴饮。王家《社日诗》“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上巳】原定于三月上旬的一个巳日,所以叫上巳。曹魏以后,这个节日固定在三月三日。早先,人们到水边去游玩采兰,以驱除邪气。后来,演变成水边宴饮,郊外春游的节日。杜甫有《丽人行》诗:“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
【寒食】我国民间传统节日。节日里严禁烟火,只能吃寒食。在冬至后的一百零五天或一百零六天,在清明前一、二日。相传,春秋时晋公子重耳流亡在外,大臣介子推曾割股啖之。重耳做国君后,大封功臣,独未赏介子推。子推便隐居山中。重耳闻之甚愧,为逼他出山受赏,放火烧山。子推抱木不出而被烧死。重耳遂令每年此日不得生火做饭,追念子推,表示对自己过失的谴责。因寒食与清明时间相近,后人便将寒食的风俗视为清明习俗之一。元镇《连昌宫词》:“初过寒食一百六,店社无烟宫柳绿。”
【清明】我国民间传统节日。按农历算在三月上半月,按阳历算则在每年四月五日或六日。此时天气转暖,风和日丽,“万物至此皆洁齐而清明”,清明节由此得名。其习俗有扫墓、踏青、荡秋千、放风筝、插柳戴花等。历代文人都有以清明为题材入诗的。
【端午】我国民间传统节日。又称端阳、重午、重五。端午原是月初午日的仪式,因“五”与“午”同音,农历五月初五遂成端午节。一般认为,该节与纪念屈原有关。屈原忠而被黜,投水自尽,于是人们以吃粽子、赛龙舟等来悼念他。端午习俗有喝雄黄酒、挂香袋、吃粽子、插花和菖蒲、斗百草、驱“五毒”等。杜甫有《端午日赐衣》:“端午被恩荣。”
【乞巧】我国民间传统节日。又称少女节或七夕。相传,天河东岸的织女嫁给河西的牛郎后,云锦织作稍慢,天帝大怒,将织女逐回,只许两人每年农历七月初七夜晚在鹊鸟搭成的桥上相会。或说:天上的织女嫁给了地上的牛郎,王母娘娘将织女抓回天庭,只许两人一年一度鹊桥相会。每年七月初七晚上,妇女们趁织女与牛郎团圆之际,摆设香案,穿针引线,向她乞求织布绣花的技巧。在葡萄架下,静听牛郎织女的谈话,也是七月七的一大趣事。和凝《宫词》:“阑珊星斗缀朱光,七夕宫嫔乞巧忙。”
风俗文化范文3
关键词:传统风俗文化;沧州;对策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深厚底蕴,是民族发展必不可少的生命力。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汉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不断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形成了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文明。各民族劳动人民在生产过程中因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差异,导致了文化背景的不同,形成了与当地地理环境和自然特征有关的文化,即是地域文化。强调,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沧州的地域性传统文化韵味浓厚,源远流长,从艺术、建筑到历史名人,融汇了丰富的精神内涵和人文素养。
一、沧州市地域性传统风俗文化
1、民间舞蹈――落(读音lao)子文化
原生态民间舞蹈沧州落子起源于河北省沧州一带,是河北省极具代表性的民间舞蹈之一,距今已有一百五十多年历史。沧州落子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是沧州人民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过去农村娱乐活动很少,每到晚上,一些有经验的、年纪稍大的民间艺人就会齐聚在街道上、广场上、村头表演“跑落子”,许多农村的小孩、老人纷纷前来观看,是当时农村一道不可多得的风景线。
2、传统建筑物――以“东光铁佛寺”为例
铁佛寺始建于北宋,是中国汉传佛教建筑之一,距今已有千年历史。铁佛寺在期间遭到破坏,后于1986年修复。如今铁佛寺已经成为了沧州市著名的旅游景点,每年慕名前来瞻仰铁佛的人不计其数。
3、关于沧州历史名人的探究
沧州的历史名人作为沧州地域性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在沧州的历史文化中占据着及其重要的地位。沧州文化名人众多,其中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纪晓岚、张之洞、冯国璋等人,有才华横溢的文学家马致远、荀慧生、高适等人,还有身怀绝技的武术大家如大刀王五、张之江等人。他们是燕赵文化的代表,他们的精神将激励着后代人不断进取。
二、地域性传统风俗文化发展过程
沧州地处渤海湾,水运发达。往来船只很多,各地的文化随着水运传到沧州,呈现百花齐放的态势。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沧州民俗文化博采众长,吸取外来文化的精髓加以改造、转化和利用,形成自己独有的文化风格,在一定形式上保留了部分沧州原生态文化。
1、沧州的民间舞蹈源自沧州人民为休闲娱乐而创立的传统文化形式。随着现代文化的兴起,各种形式的舞蹈逐渐渗透到民众的生活中,富有地域特色的落子舞逐渐被广场舞等形式所取代。多年前,“跑落子”还是农村人民的主要休闲方式之一,而今随着沧州市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外来文化对本地区传统文化的冲击,“落子”已逐渐远离普通百姓的生活,成为只有在庆祝节日才会出现的民间舞蹈。
2、沧州的古代建筑物风格迥异,博取众家之长,形成了e具特色的建筑群。为了更好的保护古代建筑物的完整性,一些知名古建筑远离市区,交通不便,使一些古建筑群被人冷落。而“东光铁佛寺”坐落于普照公园内部,每天前来参观游访的人很多,这也就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文物损坏问题。
3、沧州古代名人众多,但是名人的精神和事迹并未得到很好的传承。名人事迹流传不广泛,在小范围内虽然得到有效宣扬,但无法在大范围传播。同时沧州市缺少名人纪念馆,研究名人事迹的研究员较少,没有系统的编修名人事迹,再加上历史年代久远,一些历史名人的相关事迹和出生年月没有详细记载,造成名人的出生地存在争议,无法具体开展修建历史名人故居的相关工作等。
三、沧州传统文化保护存在的突出问题
1、普通民众保护传统文化意识薄弱。沧州的传统文化一般是在劳动人民中间形成的,多在农村发展成熟。而农村民众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于城乡,因而农村民众对保护传统文化的意义认识程度不够,加之外来文化的冲击与传统文化的不相适应,使传统文化很容易失去以往拥有的群众基础。
2、青少年对沧州民俗传统文化不了解。新时代的青少年从小生活比较富裕,生活中接触到的多是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渐行渐远。
3、地域性传统文化吸引力不够。相对于现代文化,传统文化形式简单、趣味性不高,对人民群众的吸引力显然不如现代文化。
四、发展建议与对策
1、积极倡导、宣传保护沧州传统文化。
加大对沧州传统文化的宣传力度,提高人们保护传统文化的意识,使人们对本地区的文化有一定了解,认同本地区传统文化。加强对青少年保护传统文化的教育,让小孩子们从小懂得保护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2、建立沧州民俗博物馆,修建名人故居,将名人故居打造成旅游景点。对传统建筑物加强保护和维修,同时在有特色的传统建筑物周围建立旅游文化生态链,实现旅游―保护―传承一体化。
3、建立传统民间文化团体,加强民间艺术在群众中的影响力。保护地域性传统文化的过程中,通过组建民间艺术“落子”舞艺术团、“东光吹歌”歌舞团等形式加强对民间文化的保护。
传统文化是一座城市的名片,代表了这座城市的精神面貌。在城市的发展进程中,不仅要重视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也要认识到传承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唯此才能展现一座城市良好的精神风范,让这座城市的人民生活更加幸福。
参考文献:
[1]商隶君,王建珍等.浸润弘扬一脉相承――以沧州历史名人文化精神培养教育大学生初探,[J].沧州师范学院学报,2016,(32).
风俗文化范文4
“河湟”这一地理名词最早出现在汉代史籍中,指的是青海和甘肃两省交界地带的黄河和其支流湟水。“河湟谷地,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土地肥沃,水源丰富,物产较多,适宜牧业,也适宜农业。”[1]它有“大河湟”和“小河湟”之分。“大河湟”指的是甘肃中部西南面和青海东南部,在地形上是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黄河和湟水流经此地,它包括“甘肃的临夏(河州)回族自治州,青海黄河流域的贵德、尖扎、循化、化隆。湟水流域有湟源、大通、湟中、西宁、互助、平安 、乐都、民和。”[2] “小河湟”指甘肃之外的青海部分的河湟地区, 特别指的是河湟地区的农业区。本文的“青海河湟”指的是“小河湟”。今天的本文由收集整理青海河湟地区是汉族、藏族、蒙古族、回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土族等族群重要的集聚地,尤其是青海汉族的重要栖息地。《丹噶尔厅志·卷六》中记载:“汉族,邑人相传,皆自南京移民实边到此,拨地居住。然详加考究,半系山、陕、川、湖,或本省东南各府,因工商到丹,立室家,传子孙,遂成土著。自宁属邻境移居者最多,亦有蒙蕃子弟,资性聪颖,入塾读书,粗明理义,遂化为汉族者。”[3]虽然,河湟汉族来源复杂,但因生活在相对封闭的文化圈里,又与该地区其他少数民族朝夕相处,而形成了河湟汉族独特的民风民俗。河湟汉族除传统汉族的文化因素外还有地缘影响,此观念对河湟世居他族发生了文化涵化。
一、文化圈理论与河湟求子
人类学学科中传播论学派早就提出了文化圈的理论,认为文化圈在各地区形成、发展并可能向其他地区移动,同时,在不同地带还可能有与其相关联的文化成分形成文化圈的广阔地理分布表现。文化圈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文化涵化,虽然一方面必须有较大的族群或民族的固定不变的基本文化作为根基,它具有持久性的地理空间;但另一方面,文化圈还“拥有独立整体的文化丛,它的移动是全部的文化范畴的移动,从而在比较中发现两个地区所有文化上的历史关联。另外,民族之间文化的影响力也可能是个别文化成分的流入,也可能是一个文化圈的个别文化成分被冲散”。[4]“青海省有汉、藏、蒙、回、土、撒拉、哈萨克等7个民族文化圈(包括4个跨省民族文化圈),分属于农业、牧业两大传统产业文化圈中,同时还分别交叉在伊斯兰教文化、藏传佛教和汉族道教文化的三个信仰文化圈中。”[5]河湟汉族自从汉代开始,不断入迁进入该地区,在与其他民族的融合中文化层不断叠加,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圈发展形成,文化涵化也不断发生。在这个特定的地理空间中,汉民族文化在移动中形成了与整个中国汉族“同中有异”的民俗文化,并在该地区对其他世居民族文化涵化中具有强烈的导向性,河湟汉族的民俗事象也纷繁复杂。
数千年来,中国人尤其汉族一直认同男孩是延续家族血脉的重要连接点。河湟汉族作为入迁的汉族,保留了汉族最基本的观念,在这个地区,求子观念也一直影响人们的现实生活,转而影响河湟其他民族。以土族为例,土族已经由先前的游牧民族转变成农耕民族,20世纪初期土族人虽然在媳妇生育第一个孩子时一般都隆重宴客表示庆贺,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土族家庭中已经只有生了男孩才设筵的情况。这说明,重男轻女的汉族宗法观念在当时的土族社会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土族在河湟世居中与他族通婚,从通婚对象上看,河湟地区以汉土家庭最多;尤其与汉族结亲土族子女的族属及风俗习惯上跟随父亲,不过近年来许多人为了享受升学、计生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而在族属上多随其母,而风俗随父亲。[6]河湟土族人通常在婚礼和祭祖仪式中祈求男丁的诞生,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河湟其他世居主体民族中。
近几十年来响应国家的政策,河湟汉族虽然不超生,但从观念上并没有完全转变男孩子在家族血脉传承中的重要性。主要是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后,青年男女一经确定婚姻关系,男女双方家长尤其双方的母亲为新婚夫妇进行求子活动,河湟农村求子(尤其第一胎求生男孩)的风俗与以往比较,有些脑山地区反而有兴盛的势头。说:“地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域不过是血缘的投影。”[7]求子风俗中隐含着河湟汉族在血脉延续方面的许多观念,在河湟地区不论是在古代还是在今天,都有许多人靠血缘观念来决定自己的现实行为。尤其在偏远一些农村,至今许多家族还规定没有子嗣的人(子嗣只指男孩)死后不准埋葬在祖坟,也不允许在田社等大型的祭祖活动中承担主持等。这些观念体现在行为中就是种种求子风俗的流行。河湟求子风俗作为一种民间信仰已渗透、表现在河湟汉族的日常生活中了,并由于地缘的关系,具体的民俗活动又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河湟汉族的求子风俗表现在人生礼仪、节庆民俗活动等方面,成为河湟汉族民俗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的事象。湟中县位于青海省河湟地区中部,是青海汉族世代生息繁衍的主要居住地区,本文以湟中县为个案研究河湟汉族求子风俗。
二、河湟汉族人生仪礼中的祈嗣考略
祈嗣风俗在河湟汉族中表现在婚丧嫁娶的重大人生仪礼中,在婚嫁中尤为突出,主要有婚嫁仪式前的求子风俗、婚姻仪式中的求子仪式两种。婚嫁仪式正式举行前的求子风俗一般在女方家较盛行,目前湟中县大部分脑山地区都有嫁女前的求子风俗。这主要是男女青年订婚以后,在男方家迎娶之前,女方的母亲完成为女儿的祈嗣。女方的母亲希望自己女儿结婚后第一胎就能够生个男孩来提升女儿在婆家的位置,因此许多女方的母亲临近嫁女时有许多为女儿求子的风俗。在湟中县的南部农村,女方的母亲一般要物色亲戚、本家中两胎都是生了男孩的妇女,做一根新的裤带并带一些礼品去找物色好的妇女,提出用新的裤带换取对方的旧的裤带,如果对方不答应,就得另外再找,如果答应了,就把换来的裤带放好,在女儿出嫁时给她带上,希望那位妇女的生子运气能够带给自己的女儿,为女婿家第一胎就能够诞下延续香火的男孩。而在湟中县北部和西部地区,女方的母亲也是提前物色亲戚、本家中两胎都是生了男孩子的妇女,物色好以后带一些礼品去她家,借一件该妇女的外套,也是要旧的,借到的衣服要放好,在衣服的口袋里装上瓜子、枣子、核桃等,在女儿出嫁时要穿在身上叫做路衣,女儿结婚时要和女婿分吃衣兜里象征生子的食物,婚后回门时又要把衣服带回来,娘家母亲在衣兜里装个红包再送还。而在湟中县整个地区,女方的母亲还要给女儿做两床新被子作为嫁妆,在被面的选择上也能体现为女儿祈嗣的风俗,一般不像传统中国汉族普遍选择的鸳鸯合欢被面,而是选择象征生育男孩的根茎植物纹饰,例如选择桃子花纹、石榴纹、藕生莲子纹等。
在婚礼仪式中,湟中县汉族主要的祈嗣仪礼首先是选择婚礼中的送亲爷爷奶奶和接亲奶奶等重要配角,所说的奶奶不一定是老年妇女,中年也可以,但必须要达
到以下条件:第一,属相不能与新婚夫妇相克;第二,送亲和接亲的最好都是只生了男孩子的;第三是只结过一次婚并有丈夫的女人。这完全不同于新派青年男女选择的未婚青年男女作伴娘伴郎。其次,在婚礼中还有一个重要角色,叫做压马娃。主要是旧时青海地区汉族受少数民族婚俗影响娶亲时新娘子坐马,新郎官一般不去迎亲,所以和新娘子同乘一匹马的是一个小孩子,这个娃娃亦必须是男孩,参加整个婚礼。这个男孩一般是女方的亲属,娶亲时就陪着新娘子,新娘进家门后,男孩子的使命还没结束,在下一个环节他和男方家亲属男孩子参加攘床仪式。新娘接进门之前,婆家在新婚的床铺上四角塞了许多象征早生贵子的瓜子、枣子、核桃等,在新娘进门后举行完抢床仪式后,参加婚礼的人把压马娃和男方家亲属的男孩子进屋到床上要又滚又跳,口中要随旁边的人说一些“早生贵子”之类的吉祥语,攘床仪礼显然也是祈子表现。
青海河湟汉族在寿衣寿材的制作中也有一些祈嗣的规范。因为河湟地区汉族基本都实行土葬,所以家里的亲人年纪大了并且嫡亲老长辈都不在世了,儿子们就要在有闰月的年份为父母准备寿衣和寿棺。寿衣和寿棺的准备也体现了祈子心理。寿衣的材料可以是棉的也可以是麻的,但不能用缎子的,缎子谐音“断”,认为是断子绝孙,因为担心晚一辈的人生不出男孩,所以在寿衣的制作上也就有了许多要求,不但衣服不能用锻料,被褥也不能用缎子,在寿鞋和枕的纹饰上也有延续血脉的祈嗣象征。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逐渐富裕了,但偏远地区观念并不先进。目前在湟中县农村村民在寿棺的制作上,不但延续了前辈人祈子的象征,而且家境好的人家竟然给一个长辈准备三口棺材。一口是内棺,外围和顶为柏木、底为柳木的,一口是全部都是柳木制的外棺,这两口棺必须彩绘。还有一口是不用彩绘,也是柳木制的,但不用早早准备,是在人死后家人找木匠做,叫做椁,在埋葬的时候先下葬棺后盖椁。这些内棺底为柳木、外棺和椁全部为柳木,谐音“留”,象征留子留孙。
三、河湟汉族节庆民俗活动中的求子考略
人生仪礼之外河湟汉族的民俗活动中有许多求子风俗,最常见的形式是两种:一是村庙求子;二是在春节社火表演中向“胖婆娘”求子。在湟中县农村,对刚刚结婚准备产子或者已结婚第一胎生下女孩的,男方的母亲在重要的节庆时就去村庙供奉的主神那里,做上馒头带上酒,磕头祷告,拿上神手里或衣服上的红布条、香包等祈子的象征,拿回家后放在儿子媳妇的房间,等生下孩子后,拿上拿回来的东西并扯上红布、做上馒头等抱着新生儿去还愿。在湟中县村庙里供的神大部分是九天玄女即女娲娘娘,众所周之,女娲在汉族中广泛被信仰是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她是传说中造人的始祖。在春节社火表演中一般是向胖婆娘求子。胖婆娘头上戴绿手帕,身着红衣服,屁股上垫一个枕头,肚子上垫一个枕头,看起来又大又胖又丑。因为怀里抱着“儿子”,所以妇女在社火队伍经过时,挤到胖婆娘那里,给胖婆娘的“儿子”给压岁钱,如果是自己或为子女祈子的,胖婆娘就会心领神会,赠送给妇女小孩子身上的衣物,也是产子后,带上东西到村庙去还愿。河湟社火主要在庙里装身子,那个“儿子”除了演社火时随胖婆娘出来逛街,平时供在庙里。当然,如果不是祈子的,给“儿子”压岁钱后,胖婆娘也就离开了。
湟中县丹麻乡有一种独特的求子仪式,结合了村庙求子和社火求子两种形式。其实汉族在民间都有普遍信仰关羽的风俗,现在全国各地关羽庙也比较多,大多称为“关帝庙”。关帝庙又称“帝君庙”或“武庙”,是三国蜀汉大将关羽死后,人们为其修建的神祠。元代以前多称武庙、关公庙,明清之后多称关帝庙。最早的关帝庙建于何时,今天已难以考证,但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关帝庙作为关公信仰的活动中心和舞台,是伴随着关公信仰的产生而出现的。关公信仰“形成于南北朝至唐代,发展于宋之时期,盛行于明代,至清代而达到顶峰。”[8]可是和各地崇尚关帝忠诚、信义、智仁、勇武等多元崇信心理相比不同的是丹麻乡崇拜关羽有一项是祈嗣。在湟中县丹麻乡丹麻村村庙中供奉的关羽怀中抱着刘备之子“刘禅”。每年到正月十四傍晚的时候,丹麻村演社火的人到村庙里装身子,到晚上晚饭过后,在一家打碾场上表演社火,社火表演快结束时,演员们把胖婆娘围到中间,胖婆娘就要生下“刘禅”,此时周围有求子的人家,找来许多亲属帮忙抢刚生下来的“刘禅”,抢到的人揣到怀里急速跑回家,半路有可能再次遭抢,但抱回家后就不能再抢了。抢到的人家把“刘禅”放在祈求生子的夫妇怀中,抱一个小时左右后又要放在柜上,点灯、上香、磕头。第二天胖婆娘来找孩子,进来后说“祝早生贵子”的祝福语,之后“孩子”的姨娘姨夫(就是这家期盼生子的夫妇)给压岁钱,胖婆娘赠送“刘禅”身穿的小孩子的衣物(一般是裤子或鞋子)回礼,胖婆娘抱着“刘禅”直到这一天社火结束后“刘禅”才回到关羽的怀中。第二年,抢到孩子的人家生了小孩后,要抱上新生儿拿上衣物并新做一套衣物及一些礼品到关帝庙还愿。据当地老人说,其实他们几代人都不怎么认字,刘禅是什么人他们也不清楚,更不知道什么赵云长坂坡救刘阿斗的故事。但知道刘阿斗是皇上的儿子,所以抢“刘禅”的寓意根本不是对关羽精神的信仰,而是祈祷所生的孩子能够沾染到皇家“贵气”。
从上述求子风俗类别的粗略划分,我们可以看出,河湟汉族纷繁的祈嗣事象源起于不同的信仰,并表现在不同的生活层面上,但又围绕祈子这个共同的功利核心结成了一个庞杂的文化系统。这一系统将男尊女卑的思想、民间信仰、迷信心理因素等相互勾连,其中每一神秘特征的支系都可派生相应的祈嗣风俗。诚如杜尔凯姆( e. durkheim) 所言:“世上的一切事物全都在信仰中分成两类,即现实的和理想的。人们把万事万物分成这样的两大类或两个对立的群体。它们一般是用两个相互有别的术语来标志的,而这两个术语大多可以转译为‘世俗’和‘神圣’——信仰、神话、教义和传奇,或是表象或是表象的体系,它们表达了神圣事物的本质,表现了它们所具有的美德和力量,表现出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以及同世俗事物的联系。”[9]任何民间信仰都在现实与理想的不同层面和支系间纵横联络,相互渗透,其强大的沾合力来自传统的人伦观,其赖以建立的基础是封闭的农业经
济,促其膨胀的动因是中国传统宗族制的发展。
四、河湟汉族祈嗣的特点分析
青海河湟汉族祈嗣风俗从形式和内容来看,多是对中国传统祈嗣风俗和民间信仰的遗存与继续。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从祈嗣的地域空间来看,离城市越远的村庄,祈子的风俗越多。在湟中县一些偏远脑山地区,民众的祈子风俗仪礼或活动频繁于交通便利的川水地区。这种状况与现代文化、文明的传播空间正好相吻合。河湟脑山地区在相对封闭的地域空间里,社会成员流动性不大,在湟中县常有一姓基本是一村的情况,杂姓较少,这些村庄当中以父系血缘为纽带,宗族观念强,形成了坚固的观念,代代受影响,人人受影响,这样的村庄社区舆论力量非常强大,能不能生、能否生男孩等生育问题成了特定社会结构中对农民个人成就评价的一个重要方面。正是因为人们有了继嗣需求和面子需求便出现了对生育男孩的追求。他们较多地保留了中国传统的祈子风俗,甚至有少数的家庭如果新媳妇连生两胎女孩的,婆婆鼓动儿子离婚再娶,或者悄悄遗弃女婴逼迫媳妇再生。而在一些川水地区,由于交通方便,接近城镇,经济较富足,民众近些年不断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杂姓人家居于一村,家长也较为开通,求子的观念有所转变。以湟中县县城周边村庄为例,现在出现有少数青年无论生男孩女孩,都只要一个孩子。
第二,从参与祈嗣的成员来看,参与求子风俗的妇女多于男子。青海河湟地区虽然地势较为低平,是青海的农业区,但青海汉族的生活还是相对封闭,到现在为止一姓一村的村庄比例高,这样的村落中男尊女卑的思想比较严重,参与祈嗣的多是成年的妇女,如果是嫁女儿,则为女儿祈嗣,希望女儿生个男孩在女婿家能够母以子贵。如果娶媳妇,则为儿子祈嗣,希望儿子在本家当中获得一定地位。她们很注重祈嗣的每一个环节,在婚丧嫁娶中无一不表现出功利性追求。祈子风俗农村妇女多于男子的另一个原因是她们不常外出,生活在相对狭小的空间里,对子女倾注的感情是第一位的。
第三,从祈嗣的内容来看,都是对偏重生男孩的功利追求。河湟汉族的祈嗣风俗都是围绕着人口生产这一个强大的功利核心而展开的。学者侯杰和范丽珠认为中国传统民间信仰都有很强的实用意识和功利色彩。他们认为:“民间诸神几乎都有各自不同的功用,随时随地满足人们的世俗要求和实用心理。人们对神灵的祈盼很实际,为了达到有求必应的目的,会千方百计地讨好它们”。[10]在对待生产“子”和“女”的行为和态度上,体现出河湟汉族功利性追求。在“家本位”的河湟村落社会里,注重子嗣和家族谱系,如生不出男孩,被认为是一件不孝和可耻的事情,在村子里面发生争吵时,如果被对方辱骂为“断后”,那是再风光的人也颜面扫地。所以,河湟汉族一般要在产子之前就进行一系列的祈嗣风俗,而这种功利性的人口生产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思想。
第四,从祈嗣的方式来看,多来自原始巫术中的接触律。河湟汉族祈子的方式虽然多种多样,但其内核用人类学家的观点解释就是接触律的逻辑思维,弗雷泽这样来解释接触律的巫术:“交感巫术中称为‘染巫术’的另一个分支则是以这样的的一种信念为前提的,即一度接触过的是必将永远保持某种联系;在这样的交感关系中,无论其中一方发生了什么变故,都必将使另一方产生相似的结果,因而,跟顺势巫术一样,触染巫术的逻辑基础也是错误的联想。”[11]弗雷泽还举了实例:在白令海峡的爱斯基摩人中,想要生子的妇女求助于巫师,巫师自己或者要求该妇女的丈夫做一个木偶婴儿,然后对这个木偶施以神秘的礼仪,并让该妇女睡觉时把木偶放在枕头下。在西非的安诺地区,求子的妇女把一个婴儿状的系在后背。所以,河湟汉族人生仪礼中的祈嗣和民俗活动中的求子风俗是一种错误的联想:认为接触了生过男孩子的妇女系过的腰带或是穿过的衣服、或者是让小男孩攘过的床、抢了胖婆娘生下的“刘禅”怀揣一个小时,就能产生相似的结果——诞下男婴。
第五,从祈嗣的性质来看,许多祈嗣行为和心理是民间信仰中的迷信行为。民间信仰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社会基础,乌丙安认为“民间信仰是在民间广泛而普遍存在的日常信仰事象”。[12]确切的说民间信仰是“民间流行的对某种精神观念、某种有形物体信奉敬仰的心理和行为。包括民间普遍的俗信以至一般的迷信。它不像宗教信仰有明确的传人、严格的教义、严密的组织等,也不像宗教信仰更多地强调自我修行,它的思想基础主要是万物有灵论”。 [13]
据此确定中国人的求子风俗是纷繁复杂的民间信仰内容之一。但是在对迷信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国许多专家学者认为许多民间信仰是伪科学的迷信行为,有学者认为:迷信是从许多原始活动中残留下来的意识和手段,它不仅是对事物因果的歪曲荒诞的认识,而且也是反科学的歪曲并破坏社会生活的行为。[14]河湟汉族的祈嗣风俗形式多样,企盼生出男孩是现实目标。但这一心理是一种刻意的追求,主动而焦躁,其事象与人情事理、健康的生育观念相违背,这一精神观念的极端化反而体现出悖理违俗的性质。祈嗣风俗重功利,重结果,希望通过一定的言行和仪式,实现生子的愿望。如果能生,企盼一定先生男孩,不能生育退而求其次,有着较为明确的功利追求。
五、结论
在河湟汉民族现存的民间文化中,明显地可以看到横向空间并存的文化圈差异。在这些差异中,我们可以找到纵向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文化相关的差异。全面准确地应用文化圈理论和方法可以深入分析我们身边被忽视的民俗文化事项,准确定位河湟求子习俗的文化性质,在青海东部农业区未来的文化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风俗文化范文5
【关键词】地方乡贤 民风 道德 【中图分类号】G120 【文献标识码】A
建设优良的地方民风、营造和谐的社会文化,是近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阶段性任务。民风建设直接关系到社会风气、环境发展的优劣,目前已成为推进人文资源开发、社会文明进步的关键突破口。由于具有突出的文化熏染与精神诱导作用,利用地方历代乡贤资源进行风气改良,乃至产业化开发,成为当下多地都在尝试的运作模式。通过积极利用地方历代乡贤资源,传播淳厚、和善的处事原则,培育勤勉、诚朴的生活态度,营造重才、尚能的社会环境,无疑能够引导民众形成重德尚能的良好风尚,有力推动社会文明的持续进步。我们需要优化对于乡贤资源的利用模式,充分引导民众确立重德尚能、崇文向善的价值观念,营造和谐、信义的人文环境,从而为地方优良民风的建设注入持续动力。
地方历代乡贤资源对地方优良民风的建设大有裨益
传播淳厚、和善的处事原则,营造知礼、尚德的价值取向。崇尚淳朴、厚重、平和、良善的价值观念,强调安稳、和睦的家园意识,是乡贤文化根植地方文化母体的重要体现,也是具有人本意味、人性关怀的认知取向。早在乡贤文化初步形成的两汉之际,就有名士、重臣定期回归乡里,为民众讲解德行之义、阐释礼法蕴涵、倡导和稳处事之道,以引导其形成良好的社会价值观。而到了当代,生存环境的改变、重利观念的泛滥,地方民众明礼知耻、敬德崇和的价值观念被逐渐腐蚀,继而导致冷漠、享乐、投机等不良风气慢慢传染开来,严重破坏了原本纯朴、清和的社会风气。通过正确利用历代乡贤文化,集中展示其在个人道德、修养品行上的自我砥砺,充分传播淳厚、和善的处事原则,将优秀传统文化与道德修养重塑进行充分结合,则能够促使地方民众确立知礼、尚德的价值取向。
宣示勤勉、诚朴的生活态度,培育和谐、互助的社会风气。勤奋、自勉、诚信、朴实的思想观念曾长期是乡土文化的核心意涵,同时也是贤德人士必备的基本品性。历代乡贤作为地方社会之中的翘楚而广受敬重,不仅仅是因为其在学识、功名、事业上有突出成绩,更是因其具备了多数常人缺乏的睿智、高尚而又谦逊的精神特质,能够合理、公平地对是非曲直进行评判,劝诫民众摈弃慵懒、贪婪之念,坚持诚信、求真之理,从而确保乡村民风良俗的重建与存续。面对当前国内各地民风渐趋浮华躁动的现状,积极利用历代乡贤资源,向民众宣讲前贤所具备的优秀道德品质与功勋业绩,细致宣示地方传统文化之中的勤勉、诚朴的生活态度,教导其主动体认勤奋、诚信、朴实等品性的重要性,并逐步扩展为彼此感染、人人争学的良性态势。
注入强劲精神助力,推动社会文明的持续进步。秉持推己及人、无私奉献的可贵精神,充分发挥个人对于故乡发展的助推作用,是乡贤文化在社会层面最为集中的体现。始终坚持造福乡里、惠及众人的为人态度,既是乡贤群体个人价值的体现,也是促进地方社会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尤其是在推动文化教育普及、规导乡土世风等方面,历代乡贤也都曾大力捐资兴学、培养后进、标榜德行,在很大程度上担当了改良风俗习惯、协调社会秩序、完善人文环境的角色。
开发乡贤文化资源存在功利性倾向
开发模式局限于单一的观光旅游,难以有效激发地方民众的文化自信感、乡土自豪感。毋庸置疑,书斋、村塾、宗祠等建筑群落构成了乡贤文化的物质载体,对外展示以上文化载体也是最能直观体现乡贤这一独特人文资源价值的方式。但由于经验的不足和短期谋利心态的驱动,不少地方主管部门都采取了通过开展乡土人文观光、宣传地方民俗游玩之类的开发模式,仅仅将乡贤文化作为其中的一个观览环节,并未围绕其进行特色化的项目打造。而对于地方民众来说,开发乡贤文化资源无非是增加本地经济收入的一种手段,至于其所包含的乡土思想、传承精神等,则显得虚无缥缈,甚至可有可无。这就难以有效激发地方民众的文化自信感和乡土自豪感。
宣讲机制的谋利气息和说教意味,降低了地方民众的参与积极性、自我激励感。不可否认,在意识到乡贤文化对于当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风气改良等诸多方面的助推作用之后,不少地方主管部门也都尝试通过制度化的宣传、讲解方式,来寻求当地民众素养的提升、风气的改良。而受制于经济优先、政绩至上等思维,大部分地方主管部门都将宣讲机制视作民众参与旅游产业经营、增强民众服务意识与能力的手段,并未真正建立系统化的乡贤文化讲授和学习制度。其鼓吹参与乡贤文化资源开发能够迅速致富,且可以扩展社交圈乃至跻身社会上流阶层,带有强烈的谋利意味与说教嫌疑,有时反而令当地民众生厌,不愿主动响应与参与相关活动,这自然也降低了地方民众的参与积极性和自我激励感。
商业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存在较大失衡,制约了地方民众的群体奋斗感、家园归属感。无需讳言,以人文旅游为代表的文化产业,是目前颇具开发潜力与经济效益的朝阳产业。乡贤文化作为具备独特性的文化资源,经过科学的经营,也能够有效驱动地方经济的高效发展。然而,由于未能正确把握商业利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转化,一味将商业化运营当作优先考虑项,缺少规范的、长期的文化教育与交流,则导致地方民众沉浸在能够轻松、长期获利的幻想之中。而在遭遇较长时间的效益低迷之后,不少民众则产生了懒惰、抱怨甚至抵触等消极情绪,对乡贤文化也不再尊重与推崇。这无疑严重削弱了地方民众的群体奋斗感与家园归属感。
变革乡贤文化在文化产业中的表现形式,增强当地民众的文化自信
建立长效性的统筹机制,引导民众正确认识乡贤文化的价值。应当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统筹、引导职能,通过邀请民俗文化<摇⑽幕产业经营者以及地方民众代表等共同磋商,围绕科学开发、利用本地历代乡贤文化资源的议题,着重突出借助优秀传统文化净化民风的社会作用,将传承地方独特文化、打造特色人文旅游产业进行合理兼顾,稳步推进乡贤文化在基层地区的宣传、学习以及交流,从而引导民众通过正确认识乡贤文化来确立敬重德行、崇尚文化的价值观念。
加快乡贤文化资源的立体化开发,增强当地民众的文化自信。要正确定位经济利益获取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因地制宜地推进本地乡贤文化资源的开放式、多元化以及持续性的开发与利用。除了要主动引入、学习国内外先进的文化产业发展理念与运营制度之外,也需进一步变革乡贤文化在文化产业之中的体现方式,促使地方民众能够充分感知到这一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增强对当地文化的自信,激发其自身的自豪感、参与感以及奉献意识,扩展为彼此交流、相互学习、主动传播的良性态势,逐步形成“明礼节,尚和善”的社会氛围。
细化乡贤文化的社会推广手段,提升民众的道德认知。可以灵活利用微博、微信、网络社区等在当前民众之中广泛使用与流行的新型媒介,以地方历代乡贤文化的概念解读、人文阐释以及案例学习为核心,设立相应的学习广播日、文化活动周、交流互动月等,让地方民众能够在活跃的氛围之中,去深切体会和感悟乡贤文化的思想感染与精神诱导等效用,并以此去自省、纠错,完善自身的道德操守和人格修养,继而营造和谐、诚信、仁义的人文环境。
(作者为辽东学院思政部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主任、副教授)
【注:本文系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网宣专项)“当前社会撕裂的文化调剂与整合”(项目编号:wx20160202)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风俗文化范文6
【关键词】人文关怀;环境;宿豫文化公园;自然生长;整体式设计
中国建筑正以独特的“中国模式”高歌猛进,业界一片浮躁,各种大小建筑事务所纷纷涌现。然而,当大家关注于年终产值的时候,有几个人还会想着我们建造的这个钢筋混凝土的城市是否带给了人们更多的关怀和温暖,是否提供了一个精神可以寄托的存在,还是只是制造了无情的机器。
2008年中国建筑传媒奖开创,这是中国首个侧重建筑的社会评价、实现公民参与、体现公民视角,以“建筑的社会意义和人文关怀”作为评奖标准的建筑奖。我们相信只有把建筑放在城市的历史脉络里,基于社会、环境、人文的综合考量下的建筑才是真正在历史长河里具有存在价值的建筑。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责任,我们设计了宿迁市宿豫文化公园建筑群。
2008年12月,我们接到宿豫文化公园的投标邀请书,甲方的要求很明确,工业建筑发展到了一定的时候需要文化建筑,并且以文化公园的形式出现,任务书很简单,列出了所需要的建筑功能:含一座1200座以上的剧院、文化馆、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即项羽纪念馆、科技馆、城市展览馆、会展中心、商业、方志馆、文学艺术家俱乐部、超市、咖啡、影院等,对于具体的建筑栋数、形式都无特别要求。场地平整、方正,一个不可多得的好项目机会。
基地位置位于宿豫新区外环东侧,总用地面积176820m2。基地的南面、西面分别有泰山河及牡丹江河流过。区域由西至东,是城市到郊区的过渡,地势平坦,环境宜人。
在经过仔细的资料收集和实地考察后,我们做出了建筑与环境的整体式设计方案,并最终获得了甲方的认可和支持。目前已完成了大剧院与文化馆的土建工程。
一、规划设计理念:
宿迁市作为江苏省北部发展中城市,具有历史悠久的运河文化,自古便有"北望齐鲁、南接江淮居两水中道、扼二京咽喉"之称。乾隆皇帝六下江南五次驻跸,赞叹宿迁为“第一江山春好处”。同时,它作为西楚霸王项羽的故乡,具有浓厚的人文氛围。然而,宿迁市却缺乏自然山体景观,以及标志性、象征性建筑。动用如此大的场地来兴建文化公园表达了政府的雄心,绝对的纪念性是甲方赋予这组建筑的特殊建筑意向,而文化影响则是这组建筑的历史使命。
我们将在尊重现有建筑、人文历史的基础上,使新建的宿豫文化公园提升宿迁市的整体形象,并成为宿迁人民“真正需要的建筑”。基于这个目的就要做到以下两点:对城市已有建筑物的充分理解;对基地特性、人文环境的充分认识
因此在本项目的规划和建筑设计中,我们将采用整体规整而局部灵活的布局方式,旨在延续城市原有的运河肌理,为该区域的建筑肌理注入新的元素,建立该区域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从而提升整个城市的建筑品位,创造出自然、人智的和谐。
二、总体设计思路:
通过对城市肌理的仔细分析,我们发现,宿迁市区的自然景观较少,虽有运河穿越城市,却没有自然山体。这样的环境,无法烘托出当地的人文氛围,也无法体现当地历史底蕴。
基于这些因素,我们提出了以下几点构思:
1、运河的延续
运河是文化交流的渠道,考虑到基地周边有运河支流通过,因此我们将水元素引入基地,以延续城市中运河的肌理,并通过设计将其规整化、几何化、抽象化,与绿化结合在一起,形成自然景观,以与实体建筑形成有机的图底关系。
2、院落
江苏省素来以园林文化见长,“园”是中国古代的院落形式,自然和谐。设计中我们采用两个有机变换的建筑平面反握围合出一个宽大的“院落”,并充分发挥引入的景观水系,在中心湖面布置临水的露天中心舞台。院落围合使建筑间既相互联系又保持一定独立性。
3、山体
架空平台和折线型屋顶相结合,产生了高低错落的轮廓线,使得整个建筑群体犹如一座连绵起伏的“山体”。 “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霸王项羽是宿迁的儿子。我们将建筑群塑造成“山体”的意象,以喻霸王的盖世气概,从而突显出宿迁城市的历史文化背景,同时也弥补了宿迁无山的缺憾。
三、设计分析:
总图布置
考虑到城市现状和基地周围的环境,我们将剧院和文化馆布置于基地西侧,使其更接近牡丹江河,便于创造良好的景观环境,也更好的保证了人流便捷疏散。其他功能则布置在基地东北侧的L形“山体”里,而将辅助用房、管理用房设计为小体量,根据使用需要灵活散布于用地内,仿佛散落于水中的溪石。整个建筑的人文景观,处于周围水域的特定环境之中,成为自然山水、城市景观的有机组成部分,相得益彰。
在这里我们没有为了夸大标志性建筑的宏伟而建造庞大的体量,也没有过分追求功能来做琐碎的建筑单体设计,我们选择了一种合理的自然形态的生长模拟,“山石”的张力也突显了剧院建筑的特殊性。它从局部开始经营,用每一个局部关联出整体的趣味性。不管你移步转角还是登临台阶,都是步移景换,每一个转弯都带来新的景致。异形“山石”的力量与韧性表征了当地人民的信念,它的气势与跌宕为当地弥补了自然山石的缺憾。
夜景透视
我们将这组建筑定义为:聚集、交流、对所有人开放。大踏步、大平台、大斜坡、倾斜屋面,一系列人们可以登临的室外公共空间的设计,创造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建筑之间交流的空间与时间。在行走中,建筑消失了,只有天空、河流与山石。我们不是要造房子,我们是要“造风景”,是属于自然的风景,也是属于人文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