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曲六百年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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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六百年范文1

关键词:昆曲;青春版《牡丹亭》;大众消费;文化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3-0146-01

一、如花美眷 似水流年――时代背景下的昆曲牡丹亭

新时期以来旧时昆曲社被改造成进入国家事业编制的昆曲院团,五十年代“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为昆曲创造了良好条件,出现了《十五贯》等一批优秀剧目。但是这样一种体系和编制的规训,难免使昆曲遁入程式化和刻板陈旧的表演中,丧失了娱乐性也就丧失了诸多观众。而青春版《牡丹亭》所要恢复的昆曲生命力,首先在于打动人心的至情至美,同时又精心打造出符合现代观众审美需求的剧情、服装、灯光、舞台效果。淡化了以往对所谓封建礼教的批判和“抗金”的政治情节,而着眼于这段书生小姐的缠绵痴情。让昆曲散发出独有的青春风采。

二、牡丹亭上三生路――昆曲《牡丹亭》现代化和反抗

纵观昆曲六百年的兴衰史,我们发现昆曲在每一个时代的复兴和衰落都与当时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的,并有着其自身的传习规律。

明清时期,昆曲作为富饶江南地区有钱有闲的士大夫阶层艺术享乐,是以“养昆班”的形式得以繁荣和流传的。资本主义萌芽使市民阶层在当地兴起,而这种悠扬婉转精致的艺术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时展的需求和观众的审美倾向,因此昆曲走向了衰落。

到了民国时期,苏州出现的昆曲“坐城班”受到有钱人的热捧。与此相对的是“江湖班”,通常为农村民众的各种活动而演出助兴,昆曲以这种形式再次流向了民间。

青春版《牡丹亭》可以说是古老艺术借由现代化而复兴的一个代表,除了传承和保留了昆曲抽象写意、精致水磨的美学传统,还为其注入了不少现代性元素,以符合现代大众的审美趣味。另一方面,青春版《牡丹亭》在整个运作中使用了现代的传播营销手段,例如通过校园演讲和学术研讨会议演讲研讨首先掀起“校园昆曲热”,再由大众媒体的介入,使昆曲由殿堂走向民间。而整部戏力捧的几位昆曲演员,经由现代包装手段而成为深受观众喜爱的昆曲明星。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昆曲最为繁盛的苏州,将其作为城市文化资本重点扶持,使其成为城市形象宣传的名片之一。此外,有关青春版《牡丹亭》的书籍、音像品、收藏品等文化副产品的衍生,更是昆曲在过去六百年的发展中所未曾料想的。

三、间梅遮柳不胜芳――昆曲《牡丹亭》的文化消费意义

本雅明将艺术看作是生产和消费的辩证过程,他认为艺术的“灵韵”:独一无二,具有历史和位置的不可完全接近性,对其始终怀有无意识的膜拜心情。因此我们看到,不同与以往年代,昆曲《牡丹亭》作为一种文化消费进入了文化生产的循环中。也许在昆曲《牡丹亭》的观众中真正能看懂听懂其中奥义的观众并不在多数,但是人们都争相去观赏它的原因在于,在文化艺术以复制和便捷为特点的年代里,剧场中演员的表演和观众的欣赏所共同创造出的艺术的此时此刻(Hier und Jetzt)是弥足珍贵的,因此,观赏昆曲《牡丹亭》在此种意义上,是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消费。布西亚在《物体系》对消费概念的修正,他指出消费除了单纯的物品型和商品型式的消费,还符号与象征的消费。这种消费需求的满足未必是消费的主要目的,认同感成为消费的理由,消费者发现产品本身所投射出来的文化象征与社会意义,并与自身的需求相联结。而这正好体现了霍尔提出的“文化的循环”表征(representation)认同(recognition)、生产(production)、消费(consumption)、规则(regulation),而这正是青春《牡丹亭》区别于过去昆曲的形式所借助的现代文化循环规则而进入大众视野,成为文化时尚所在。而在这一点上,“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可能与那些打上个性化logo的品牌是相通的。

昆曲是优雅婉转的,但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作为一个文化事件是热闹的。尽管有人批评它的表演“太火”“太洒”少了几分昆曲含蓄蕴藉的风格,也有人质疑其中有过多商品化的痕迹。然而,作为传统文化在当下的传承和发扬成功的范例,其承载的意义和使命是超越艺术层面的。白先勇先生自称是为昆曲传承和发扬的“义工”,纵观整个昆曲的发展史,它的复兴势必是从精英阶层开始的,然而无论是最早的“养昆班”还是近代的“昆曲传习所”。它的发端总是与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相契合。暂不论行家们看门道的衰退兴盛与否,而作为一种古老且曾经濒危的艺术,吸引更多“看热闹”的人,特别是年轻人才是其当今重心所在。更重要的是,青春版昆曲《牡丹亭》作为其他正待重兴的传统艺术文化提供了参考范本和价值。

昆曲六百年范文2

因此,昆曲在当下,固守传奇的剧作体式和传统的表演、内容以及审美,只能慢慢消亡。戏曲,作为一种动态的即时表现性艺术,只有满足观众,才能有出路;反之强迫观众去接受,是不明智的。在文脉断绝,文化多元并处于不断否定中前进状态的今天,传统昆曲给新观众的第一印象,过于厚重而费解,对比流行乐、西洋传统乐,其唱腔又显得复杂而怪异。这首先就将年轻的观众关在了门外,同时也入不了现代社会公民的法眼,说到底,在现代公民的眼中,昆曲和其他剧种一样,已不再具有高雅尊贵的地位,不能再自然平常地融入人们的生活。就像普通现代人不能随手拿来古籍就读,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吃饱喝足,凝神静气才能获取古籍里的信息一样,欣赏昆曲,可能不是一种高雅的乐趣,反而是一种高雅的负担,或者是流畅生活中的一个突兀的凸起。这不单单是昆曲的问题,而是传统与现代交锋、融合过程中的必然形态。

《图雅雷玛》这部新编昆剧,恰好避免了传统昆剧对接现代时的不良方面:场次不多,篇幅不长,内容简单,故事流畅,曲牌新颖,唱腔流畅,表演简单直观,毫无晦涩难懂的感觉(假如以从未看过昆曲的观众视角来说的话,该剧不失为入门的好教材,易于理解、好听好看而不会产生畏难情绪)。整体来看,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大大轻快了昆曲的步伐,类似轻音乐剧的风格着实更容易让一般观众心生好感。利用灯光上下场,避免了传统戏曲首尾拖沓的毛病。

编曲创造性地将各种小调融入昆曲的声腔中,可谓创新,但这种创新也正是昆曲形成与发现过程中的演变,从这一点来说,编曲继承了传统昆曲音乐包容性强的优良传统,创新即是继承,在这里得到了很好地体现。

说到编剧,能将一个民族特色强烈的故事用汉民族的语言词汇、主旨内核、文体格式进行系统改造,并毫无违和感,与其说是图雅雷玛这一故事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相同之处、易于操作,不如说是因为编剧出繁入简的深厚功力才使编写过程显得云淡风轻。

通观世界各民族史诗或传说,叙事清楚、线条简单是其共同特点,这样一种叙事特点正体现出远古先民古朴、简单而厚重的心理特征。在昆剧图雅雷玛中,这种叙事风格和审美心理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不论编剧是有心或者无心,我们总能相信:当创作者沉静下来,心无旁骛,忘却现实的繁杂,回归原始本初的简单时,总能和古老的传说心心相印,下笔有神。明明白白的善恶,清清楚楚的爱恨,火热的正邪交锋,让深处现代文明的我们有了一次回归原始、直面内心的机会。正邪的交锋,何尝不存在我们的内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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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昆曲 传承途径 探讨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31-0064-01

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被誉为“百戏之祖”“百戏之师”,是中国传统戏曲中历史最古老、艺术成就最高的剧种,距今已有六百年的传承历史。昆曲有一套完整的表演体系,至今仍然没有哪个剧种可以超越。昆曲演唱对发声用气、口法、润腔都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很多剧种都是在昆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001年中国昆曲以第一名的佳绩入选联合国首批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一 高校具有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优势

众所周知,民间音乐的传承大多是民间自发性的世代传承,或家族传承,或师徒传承。昆曲也不例外,口传心授是昆曲传统的传承方式,每一个节拍、每一个腔韵都需要老师的一对一教导,这对昆曲的传承、发展是不利的。而代表着先进文化发展的当代高校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上是具有优势的。

第一,高校是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具有强烈的文化意识、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对文化价值的判断力。

第二,学者、学术机构、科研团队都是高校宝贵的学术资源,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较强的科研能力是高校的学术优势。充分、合理地利用这些学术优势可以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工作的研究水平,推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

第三,在校大学生则是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力军,是未来社会发展和建设的核心力量。对他们进行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传统文化教育,培养他们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使中华传统文化后继有人。

二 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的传承途径

1.强化音乐类公选课建设

高校的音乐类公选课是面向非音乐专业学生开设的普及型课程,施教面广。然而,长期以来,无论是任课教师还是学生,对于此类课程的重视程度都是有所欠缺的。虽然有些高校开设了一些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相关的课程,但由于缺乏专职的老师,课程还处于各位老师的自我开发状态,学生的兴趣也不大,理想与现实又存在着差距。

2009年,在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倡议下,启动了“北京大学昆曲传承计划”,并于翌年3月开始举办经典昆曲欣赏公选课。由于自2004年以来,白先勇亲自打造的“青春版《牡丹亭》”曾数度赴北京大学演出,博得师生的一致好评。故经典昆曲欣赏公选课自开办当日起,即呈现出盛况空前的“气象”,被誉为“史上最火爆公选课”。此后,鉴于这门课受欢迎的程度,“北京大学昆曲传承计划”以经典昆曲欣赏公选课为依托,先后推出了作为配套工程的“经典昆曲折子戏演出”“大师表演工作坊”以及“数字昆曲计划”。这几项配套工程的建立,将昆曲的“观摩”“欣赏”“教学”以及“师生与演员和老一辈艺术家之间的互动交流”有效地整合到一起,并借助网络开辟出一条融音频、视频、文字、图片于一体的数字化传播途径,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传承体系,充分展现了传统音乐文化类公选课强劲的发展势头。

2.重视校内音乐社团建设

校内艺术社团在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实践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白先勇先生认为,台湾社会文化生活中浓郁的昆曲氛围与高校昆曲社有着直接关系。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台湾地区的昆曲观众日益呈现老龄化趋势。90年代初,台湾大学昆曲社组织人员赴江苏、无锡、上海等地观摩昆曲演出,回台湾后制订了“昆曲传习计划”,不仅自办昆曲传习班,而且频频邀请大陆知名昆曲演员赴台湾高校演出。这些教学及演出活动,使得台湾在校大学生普遍喜爱上了昆曲艺术,在毕业后仍然保持欣赏昆曲的习惯。而且在高校“昆曲传习计划”的带动下,如台北昆剧团、幽兰乐坊、兰庭昆剧团、台北昆曲研习社等昆曲艺术团体也相继成立,进一步带动了昆曲艺术的普及。

3.走出去,请进来

在数字化时代,随着数码录音、摄像设备的普及以及网络技术的发展,高校可利用社会实践活动这一教学环节,带领学生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田野工作”。通过笔记、录音、拍摄等手段进行采风活动,不仅让学生了解了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的原理与规程,而且培养学生树立起重视田野调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识,培养学生从文化角度来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好习惯。学生在日后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整理乃至教学工作时,就会自觉地从文化生态及文化精神的高度,来系统性地处理相关的工作流程。

三 结论与展望

近年来中国两岸高校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方面积累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与途径,同时也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然而,在成绩背后,我们应更多地看到不足。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校的传承、保护方面呈现“冷热不均”的状态:昆曲、古琴等世界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较“热”而众多地方性音乐遗产的教育偏“冷”;一些名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较“热”,而众多普通、地方高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偏“冷”;经济发达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较“热”,而其他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偏“冷”。面对这种局面,我们要在借鉴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出更多的方法和途径,来持久、有序地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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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回莺转,乱煞光年遍,人立小庭院……”魏春荣一腔婉转,悠扬细腻的唱词响遍整个会堂。10月13日、14日晚7点30,北昆版《牡丹亭》在山东会堂准时上演,容纳近两千五百人的山东会堂落座了接近九成。

开场前本刊记者在会堂门口采访了几位入场观众,“《牡丹亭》名头大,国粹总是好东西。”这场戏的观众年龄和层次跨度极大,从专业的戏迷,各大艺术院校、团体的专家教授,到城市白领、年轻情侣甚至幼童皆有分布。

开演五分钟,山东会堂内依旧略有嘈杂。山东会堂的设置基本上是参照会场设计,分两层,舞台约一米左右高,坐席为会议桌的形式,独立椅座前面设置一排长桌。

“有些会议气氛。”身旁的观众告诉本刊记者。入场之后的秩序也没能完全保证。前两排的“专家席”有些空位,开场十分钟依然不少后排观众前往换坐,有年幼的孩子在台前跑来跑去寻找家长。

“剧场的氛围,环境,对剧目演出效果相当重要。”关于剧场对演出的作用,记者致电采访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相关专家。话剧导演田沁鑫也发表过类似的观点,“剧场即道场,剧场是有磁场的。灯光、舞台、道具都能辅助大家进入剧情。”

显然,剧场这块“土壤”一直是济南的短板。2013年8月9日,杨丽萍最后一部舞台剧《孔雀》在济南站的演出其实就面临过剧场的“尴尬”。据《孔雀》运作团队负责人介绍,《孔雀》舞台要求复杂、严格,光演员凌空飞翔、舞台搭建等使用的吊杆就多达六十多个。杨丽萍运作团队在济南考察了一个月,大大小小的剧场都看过了,济南的剧场大多舞台比较小,或者层高不合适,难以实现乐池的设计。

《牡丹亭》是中国经典国粹艺术中的一曲重要剧目,中国古典美学中讲究写意,意境是其重要的一部分。为在现代剧场中充分体现这种古韵,不少专家煞费思量。2010年,由谭盾、黄豆豆联手在朱家角课植园打造的园林实景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

据报道,此次演出北昆光是道具,就用了8个集装箱,用两辆运输车装《牡丹亭》。演出过程中,北昆抛弃了传统戏剧中,只一道幕、一桌两椅的简单布景形式,增添了杜丽娘的闺房、后花园等场景。

然而这一切放诸山东会堂的舞台上依旧引起了对照,“没有青春版《牡丹亭》精致。干冰、灯光等设置,有些笨拙,干冰烟雾太冲。山东会堂的幕帘经常可以看到后面的人影,花架等道具近看都有些粗糙,舞台距离观众太近,也略小了些。观众坐席间隔也小,不小心就会互相触碰。”观众告诉本刊记者。

“时牡丹”与“白牡丹”的“戏里戏外”:一个剧目,各种战争

其实,戏未上演,另一场“戏”早就拉开。

关于两者的比较、哪个版本更保留昆曲意境、两者艺术水准的高下等话题,在演出前已于报刊媒体事先张扬。

市场方面是第一“仗”。2013年青春《牡丹亭》的演出恰逢十艺节,可谓一票难求。北昆版的《牡丹亭》在售票阶段采取了不少宣传策略。本次演出的票价分别为80元、120元、180元、280元、480元、680元、880元7种价位。由于《牡丹亭》演出时间正值13日、14日,主办方还特意推出了1314元“一生一世”套票。

14日晚,本刊记者提早前往山东会堂门口调查,会堂门口出没着几个“黄牛”。其中680元的戏票最低可两百元左右,120元价位的票价则在开场前低至30元左右。记者询问了两位正待入场的青年观众,“一般都会在剧场附近找一下便宜票,各种剧目基本上都设有80元到100元左右的低价票,但这些票数量少,很难购买到,并且座次不好。”

对老戏迷来说,最多的“战争”还是停留在艺术之争上。

《牡丹亭》到底是个什么基调的故事,每个制作者都有不同的理解。白先勇的文学基调是忧伤,“姹紫嫣红开遍,付与断井颓垣”、“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是他的一种情愫。他在采访中这么描述《牡丹亭》的情:“ 虽然《牡丹亭》中有一个‘终成眷属’的圆满结局,但最打动我们的仍然是‘求之不得’的忧伤与绝望。”在他眼中,《牡丹亭》如同《永远的尹雪艳》,美是永恒的,却也有故国沧桑,北昆版则另有见解。

“在其他版本《牡丹亭》中,杜丽娘的魂魄要来到阴曹地府接受审判,但在北昆版本中,审判她的不是鬼,而是石榴判官,还有蜂蝶莺燕、花神来帮她还魂,这一版的故事是梦幻而美好的。”北昆版《牡丹亭》女主演魏春荣说。

北昆般的《牡丹亭》不同于白先勇的文人审美,更像鲁迅笔下中国传统故事“必须得皆大欢喜”,生旦净末丑喧腾热闹。“更加人性”是主创们的描述,整场演出带着热闹与烟火。

“北昆版让我看得轻松,愉快,皆大欢喜,忍不住有嗑瓜子的冲动。倒是和山东会堂的略显嘈杂契合了,有种戏园子的感觉,尤其最后杜丽娘对着柳梦梅行礼,‘谢谢我的爷’那段,这是传统文化的审美。”一起前往的同事这么评价。

与山东会场的热闹相反,2013年10月,青春版《牡丹亭》在济南演出精华版,分《惊梦》、《写真》、《离魂》、《冥判》、《拾画》、《幽媾》、《回生》七折。当时容纳1800人的省会大剧院歌剧厅极为肃穆,不见喧闹。观众大多称,“白先勇的词需要看仔细,细琢磨。”

“总体感觉,青春版总有些忧伤,比如《拾画》那一节,在近二十分钟的演出中,俞玖林把柳梦梅与画中人杜丽娘隔空相望的疑惑、惊喜等复杂的情绪展现得极为复杂细腻。北昆版则更多剧情,少了虚和实的哲学思考。”有观众向记者提出观点:“戏曲是写意的艺术,象征、虚假不可少,实的东西要在演员表演和喜剧情景中实现,北昆版太实了点。”

昆曲600年:

高雅艺术的精英化生存?

昆曲历史在中国已有六百年历史,该怎么传承、怎么生存?“一个民族一定要有精英文化。”这是白先勇接受媒体采访表达的观点。

2007年8月,著名戏剧导演林兆华和昆曲表演大师汪世瑜的厅堂版《牡丹亭》在北京东城的“皇家粮仓”演出,杨振宁带着望远镜和夫人前往,进场却发现根本不需要望远镜。

当时的演出序曲是“牡丹宴”。制作方将北京东四十条南新仓的十七号仓,重新装修成两层楼的餐厅,演出前是自助式“牡丹宴”的菜品。吃完饭,看戏人便可移步前往十八号仓。剧场内没有搭戏台,一片红毯从东墙平铺到仓房近乎正中,就是演戏的区域。随即是五排坐席,西端靠墙,是个木制的亭子。 加上红毯两侧各两排坐席,共有散座63个:头排6座,是票价1980元的;余下是980元的位置18个、780元位置34个、680元的两个、580元的 三个。另有3个8人包厢,每包厢票价12000元。

当年5月初这套票价公布出来的时候,立刻成了大众议论的焦点――谁会花这么多钱看戏呢?粮仓门口的巨幅海报上写了:“京城商务精英新古典主义的消费典范。”林兆华的想法是“昆曲精英小众化生存,让昆曲精神复归,使传统精神文明和当代物质文明会聚。”

这一举动却引起不少疑问,这就是昆曲艺术的精英化吗?目前各种版本的《牡丹亭》皆推出高价系列,对此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撰文反问:“我认为好的戏剧的文化意义在于它是通过扩大和优化人的生活空间,丰富和诗化人的生活内容来表现人类的精神追求。戏剧这个舞台是既小又大。讲它小,是因为它的物理空间。我讲它的大,是因为戏剧在表现某种精神追求的时候,它反映的意义空间、精神空间是非常大的,它大大超越了我们生活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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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小剧场

老实说,在2002年之时,将小剧场三个字冠之于昆剧《伤逝》前,最初动机也确不过是想以此为挡箭牌,希望借此规避昆曲排演现代题材可能会带来的诸多争议。但我们也曾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当时我在给剧团的演出策划书中写道:

“近年来,小剧场戏剧十分流行。在客观上,《伤逝》符合了这一潮流。但选择小剧场,最主要还是从剧目本身的表现形式与操作方式出发。

首先,选择小剧场,是为追求一种精致、时尚、简约、深邃的演剧风格。这样的一种风格是与昆剧的精神与气质所相符合的,也与鲁迅作品本身所传达的意境相符。而同时,小剧场艺术所追求的象征化、情绪化的演剧观念,以及多种舞台与非舞台手段的综合运用,将会更加丰富昆剧的演剧理念。同时,小剧场独特的观演关系,也与剧作本身的叙事手法相得益彰。

其次,小剧场昆剧的另一种意义在于小成本制作,当前戏曲界盛行大投入大制作,然而很多剧目的投资回收却与之相去甚远。因此,我们希望通过尝试小剧场这样一种低投入高灵活的演出方式,最大可能地减少浪费提高效益,从而探索出昆剧演出盈利的可能道路,这对于今后昆剧的生存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上述文字对于小剧场的表述其实有着过于笼统而泛泛之嫌,今天来看,尽管《伤逝》本身是一部自带“实验”属性的作品,当时对于小剧场的理解还是较为粗浅的。

十年后,《四声猿・翠乡梦》(以下简称《翠乡梦》)的创作则是对于小剧场的实验属性,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那就是“实验”的根本目的,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而从《伤逝》到《翠乡梦》,我所想探寻的一个问题始终是:什么是昆曲最根本的特性?这便是我想讨论的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是关系,还是元素

昆剧现代戏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运用昆剧的表演形式与程式。但换一个角度想,这恰恰是一次真正认识昆剧表演形式与程式的最好机会。这恰好迫使我们不得不放弃一些非常琐碎具象的东西,让我们必须由个体到整体、由具体到抽象地去认识昆剧的许多程式。因为我们不能照搬,只能化用。而要化用,就必须真正把握住它们的精髓。要把握它们的精髓,我们就必须一件件刨根问底地去追究:什么是程式?为什么要用曲牌体?为什么要有锣鼓?它们在表演中起了什么作用?这样的一种表演形式,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优势何在?昆剧的本体是什么?什么变了,昆剧就不是昆剧了?

无论昆剧将来走何种道路,搞清这些问题是最最根本的。昆剧的价值不应该只存在于它六百年的历史,那是文物的价值,与艺术无关;它的价值恰恰在于它是一个高度成熟的艺术形式,而这样的一种形式并非是一些因素:如曲牌体、锣鼓、唱腔、表演程式等机械的组合,而是经由这些因素之间的组合关系而构成的一个体系。

《伤逝》与《翠乡梦》,就是一道题的正反例证。《翠乡梦》是古典题材,从表面上来看似乎“中规中矩”,但拆开来看,每个元素都并非是“传统”的模样。比如仍然没有水袖,而用佛珠来代替其在表演上的作用。从《伤逝》的围巾到《翠乡梦》的佛珠,其实我们就是问一个问题:水袖的功能。作为演员手部的延长,水袖很好地为昆曲表演提供了舞蹈的可能,但有没有水袖并不是昆曲艺术的本质。

所以,从《伤逝》到《翠乡梦》,我想实验的是关系,文本与表演的关系,舞美与表演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今天我理解的程度上,便是戏曲的综合性,昆曲又是戏曲综合性的完美典范。以往,我们可能常常将综合性理解为表演上的特点,即歌、舞、演三者的高度融合。而在《翠乡梦》里,尤其是想将这一综合性延伸到更多的剧场元素。因此我们实验的重点在于,让舞台上所出现的一切,昆曲表演以外的元素,音乐、服装、舞台、灯光、道具相互关联,“长”在一起,不可分割。

这样的一种实验构想其实是从戏曲传统中而来的。戏曲从来都是有舞美,只是戏曲的舞美在几百年的沿革之下,创造出了高度凝练的形式。戏曲的“一桌二椅”在某种意义上,便是一种极为经典的舞台设计。近代戏曲舞美几经变革,终觉无法超越“一桌二椅”的原因,窃以为便是由于它已与戏曲表演“长”在了一起,成为整个戏曲舞台呈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也是我们的舞台设计谭华在面对昆曲时,会跟我感叹:昆曲的形式是极为圆满浑然,很难简单去添加什么。

因此《翠乡梦》中水的应用,便是对戏曲综合性实验的一次尝试。虽然水景的运用本身具有很高的审美性,但审美并非是决定采用“水”的重要原因。我们想借此建立一种关系,即通过水把舞美与音乐、表演、文体联结起来。如红莲玉通,以手撩水,水波通过灯光投射到帘幕上的涟漪,暗示着玉通内心的波动。又如在上下半场的两段乐队纯音乐演奏,在文本上特意留出了空间,让音乐与舞美去完成叙事,乐队与水景的即时互动便不仅仅只是一个好看的嘘头,成为整个戏完整精确表达不可替代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尽管水与音乐的实时共振互动,还可进一步发展,但这种关系的成功建立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方向。戏曲置身于当代剧场,舞美、灯光、音乐这些元素必然会越来越重要,如何将这些元素融合入,这也是中国戏曲在当代剧场中,我个人以为戏剧人应该去思考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创作方式的探索

《伤逝》与《翠乡梦》的创作方式都带有集体创作的倾向,集体创作的方式之所以是我们较为关注的实验方向,也在于戏曲创作的特点。传统戏曲自有其已沿续几百年的创作方式,而当戏曲进入到当代剧场之后,引进了话剧的创作方式。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两种创作方式其实仍处于不断发展与磨合的过程之中。于是便有了导演中心、演员中心、编剧中心的诸多争论。

《伤逝》由于客观原因,系剧组自由组合,且创作过程更松散自由,其实际创作过程中所有剧组成员都在排练场上出谋划策,这使得《伤逝》最后的舞台呈现,各部门的元素既各有较大空间的发挥,也有共生共长的可能。

在《翠乡梦》的创作之始,在寻找创作伙伴的时候,便商定了以集体创作为准则的探索模式,就是想通过实际的创作来进一步认识当代戏曲创作中导演、编剧、演员、舞台设计如何分工与合作。这部戏我作为戏曲编剧,第一次挂了戏剧构作的名衔。这是源于在创作过程之中,我确实地因实际原因超出了传统编剧所应该管豁的范围,而做了一些传统意义上的“导演”工作。但《翠乡梦》的导演工作是由集体完成的,比如舞美设计谭华也承担了很重要的部分。因此借用戏剧构作这样一个外来词,来确认职权的范围,以探讨在戏剧创作模式中的更多可能。这样的一个新的戏剧分工,是否能成为戏曲创作模式的一部分,还是需要更多实践来验证的。无论如何,随着当代戏曲创作的发展,对于传统的戏曲分工必然应该有不断的重新认识。

第四个问题,当代还是传统

我们时下常说当代性。记得当我拿着剧本邀请导演来参与《翠乡梦》的创作时,他曾问过我,这个戏的当代性在哪?当时我的回答是:我们本身是生活在当代的人,如果我们是认真地生活,且认真而诚恳表达我们自身的感受与思考,那么无论我们是用什么形式去表达,我们都是具有当代性的。换而言之,“当代性”本身并不是一个创作者需要刻意去思考的问题,而应该是一种自然表达的结果。

传统还是当代的问题,对昆曲这样的古老剧种而言是一个持续争议的问题。最后仍然引用十三年前写给《伤逝》的话:

“在昆剧成为世界遗产的今天,提出排演现代题材的昆剧。也许是冒天下之大不违,有些不合时宜。然而能够左右艺术的应该是客观艺术规律,而非是所谓的‘时宜’或‘潮流’。正因为我们目前所处的大环境是‘保留昆剧原貌’,甚而至于让昆剧成为‘博物馆艺术’,所以这样的一个题材选择,便丝毫不可能带有任何的追逐潮流、哗众取宠的意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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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昆曲;南京;城市文化形象

基金项目:本文系作者在河海大学工作期间所主持的2009年度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江苏形象传播力研究”(编号:09TQC009)以及2013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区域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与文化传播力研究——以江苏省为例”(编号:2013SJB860005)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F29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8月12日

昆曲,发源于江苏苏州昆山,明朝前期即传入其时的国都南京,历经六百年至今不衰,南京始终是国内昆曲传播最兴盛、昆曲演出最频繁的城市之一。2001年昆曲入选首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这一古老艺术在冷落多年后渐有回暖之势,而与昆曲最亲密的城市,除了发源地苏州,莫过于南京。昆曲与南京有着亲密的联系,但现有研究以及城市形象传播的相关战略,并未充分重视昆曲对南京城市形象传播的意义。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南京的文化传统、昆曲与南京的亲缘关系,探讨昆曲的传播与南京城市文化形象的相互影响,以及运用昆曲提升南京城市文化形象的相关路径。

一、南京的文化传统与城市形象历史沿革

(一)南京城市文化性格的形成及其影响。南京地处长江南岸,东晋时便有大量北方移民涌入,诸多历史、地理因素,使得南京文化具有兼容并包的特点。南京史上为六朝故都,故唐宋以来诗词中关于南京的作品多为怀古伤情之作,南京的城市标记总与怀古、伤感不可分。

明朝初立,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而在成为陪都失去政治中心的地位后,其文化影响力反而愈显突出:一方面远离京师政治漩涡,文化环境相对宽松;另一方面南京设有南监与贡院,成为文士聚集之地。明清时期重要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几乎都与南京有不解之缘。

随着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在江浙的萌芽,李贽的童心说、公安派的性灵说、汤显祖的尊情论,都显示出重情、的人性至上倾向,这一思潮在戏曲小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这样一种情绪,最易通过昆曲渲染。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加之南京自身东南重镇的地位,昆曲在南京长盛不衰,南京一直都是昆曲创作、演出、传播的中心之一。

(二)当今南京城市形象定位。相比于南京辉煌灿烂的历史,今日的南京未免有些黯然失色。“六朝古都”、“十朝都会”、“博爱之都”等称号置于当今社会环境下常显得大而不实。南京作为江苏省的省会,政治地位既不能与曾为国都的历史相比,也不能同国内一线城市等相比;南京的经济实力在国内同等级城市中虽一直位居前列,但在省内已被苏州、无锡赶超;南京一向引以为自豪的文化传统也有些底气不足。南京是古都、是人文荟萃之地,然而能成为南京城市文化代表的符号却寥寥无几。换言之,南京有文化,然而指向性、针对性却十分模糊。

在现代社会中,昆曲作为“遗产级”的古老艺术,面临着与南京同样尴尬的地位,虽有世界遗产的名号,却终究是一种“遗老”式的艺术,恰与南京的“故都”印记不谋而合。事实上,南京在对内塑造自身形象、对外进行宣传时都没有摈弃昆曲,但并没有将其提到主流位置上来。因此,“南京”与“昆曲”这一组合尚未形成固定宣传模式,尚存在较为广阔的开拓空间。

二、昆曲在南京的传播历史回溯

昆曲自明代以来开始在南京流行。其在南京的传播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以南京文人为主的传奇剧本创作。昆曲自明初开始兴盛,至明朝中后期,出现了“曲海词山,于今为烈”的繁盛局面。因南京在明清时的特殊地位,大量文人士子汇集在此,使得当时的南京成为戏曲创作中心之一。本土作家有徐霖、陈铎、黄方胤等人,汤显祖、孔尚任、吴伟业等非南京籍人氏的创作也与南京有着密切联系,当时的南京形成了一个以昆曲创作、批评为主要内容、参与者水平普遍较高的文人圈。

汤显祖在南京期间修改润色了早年所作的《紫箫记》,成为其创作的第一部完整的传奇“玉茗堂四梦”的第一“梦”。吴伟业的《秣陵春》将剧中背景置于同是定都南京的南唐,正是借此抒发明朝覆亡的亡国之恨。《桃花扇》则更为直接,直写“明朝末年南京近事”。与《桃花扇》并称清代传奇双璧的另一传奇巨作《长生殿》亦与南京有缘。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也屡次写到昆曲。

(二)以秦淮歌妓和士大夫家班为主的昆曲表演群体。昆曲在南京的流传过程中,秦淮歌妓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主导社会流行趋势中占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推之于昆曲的流行亦然,其中尤以南京秦淮群为著。

昆曲演出的另一重要力量是士大夫蓄养的家班。晚明时社会风气崇尚豪奢,昆曲作为当时的流行风尚,士大夫追捧的方式除了创作剧本,往往还蓄有家班。家班由于士大夫的私有性质,演出往往并非出于盈利,而是作为 “同僚之间的应酬,朋友之间的应和,好风明月时低吟浅唱,珍馐美馔间把酒言欢”。尽管只是一种自娱自乐性质的活动,对昆曲的传播却起到了很强的推动作用。

(三)近代以来南京的昆曲活动。近代以来,南京曾再次短暂的成为全国政治中心,其文化影响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兴盛。南京先后兴办了中央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个文化圈。著名曲学家吴梅先生曾在中央大学、东南大学任教,将昆曲引入近代大学课堂。与此同时,吴梅先生还创办了“紫霞曲社”,交流昆曲,成为有名的昆曲业余组织。

建国后,由于历史原因,昆曲在国内消沉了数十年。1978年江苏省昆剧院率先恢复正常演出。尽管在当时影响甚微,然而对昆曲爱好者而言却是值得振奋的大事。可见,无论社会历史条件如何艰难,昆曲始终在南京顽强地生存了下来,保留着“火种”。

三、昆曲与南京城市文化形象传播现状研究

(一)江苏昆剧院的传播优势分析。当前,国内共有七个昆曲院(团),分布在北京、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永嘉、郴州,除了位于北京的北方昆曲剧院属于“北昆”系统,其余位于南方的六家院团中,永嘉、郴州都远离传统意义上的江南文化圈,因此继承了南昆风格的仅有位于上海、南京、苏州、杭州的四家院团。

位于南京的江苏昆剧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苏州经济能力虽强,但城市规模不大,昆曲对外地观众的影响却有限;上海各类演出层出不穷,昆曲仅仅是众多演出类型中的一种,上海观众选择的余地大,钟情于昆曲的概率小;杭州是越剧最兴盛的城市,来自苏州的昆曲在杭州并不是很有观众缘。而位于南京的江苏省昆剧院几近解决了上述问题。

南京与苏州相距不远,又是省会,最重要的是南京拥有比苏州庞大得多的观众群;昆曲并非生于南京,然而南京自身也并没有土生土长、足以与昆曲抗衡的戏剧;作为二线城市,南京的各类演出信息更是不能和上海相比。在此条件下,加之昆曲在南京流传的渊源传统,今日的南京当仁不让的成为昆曲传播的一大中心。

(二)昆曲在南京的传播现状研究

1、传播方式:定点定时演出频繁。位于南京的江苏省昆剧院是全国水平最好的昆剧院团之一,更是唯一定点定时演出的剧团。不到150个座位的兰苑剧场是名副其实的小剧场,票价更是远低于大剧院的演出,学生半价。因此,兰苑剧场培养了南京一批铁杆戏迷,其中大部分是各大高校的学生、留学生;另一方面兰苑剧场也成为全国其他地方昆曲迷的向往之地。江苏省昆剧院兰苑剧场的火暴,使昆曲渐渐成为南京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

2、受众群体:以年轻大学生为主。南京高校的数量居全国前列,众多文化水平较高的年轻大学生成为昆曲传播的重要力量与主要对象。江苏省昆剧院是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昆曲教育基地。同时,江苏省昆剧院作为江苏省演艺集团的下属机构,在“高雅艺术进校园”系列活动中,多次到多所高校进行公益演出,并进行昆曲知识讲座。

3、媒体环境: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并重。南京拥有《扬子晚报》、《现代快报》、《金陵晚报》等众多报刊及江苏广电等知名媒体,但凡有重要的昆曲演出,大多能见诸报道。网络也成为昆曲传播的重要途径,江苏省昆剧院率先在其官方网站“环球昆曲”进行每周六晚演出的现场网络直播,使得众多不能到南京现场观看的观众得以通过网络免费观看演出。在微博流行的今天,江苏省昆剧院众多演员都开通了微博,拉近了昆曲与普通市民的距离。

(三)昆曲与南京城市文化形象的内在联系。城市的发展必须保持自身的特色与个性。良好的城市形象除了先进的设施、优美的环境、健全的功能外,更多的应是城市的独特个性、内外兼具的文化特质与魅力。昆曲深深根植于江南文人文化当中,饱受着文人文化的滋养。南京作为江南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之一,其精神气质与昆曲有着天然的亲近与契合。在重提传统文化的社会大趋势下,南京欲打造城市文化形象,昆曲无疑是最合适的标志性内容。无论从历史相关性、精神契合度还是发展可行性而言,昆曲都必将有利于打造南京独特的城市文化形象。

如今,昆曲在南京的戏曲界中俨然已有一枝独秀之势。同其他城市相比,昆曲在南京已渐渐走出“小众”,除了前述诸多因素,最重要的一方面即是南京的“文化”这一载体。昆曲所具有的文化内涵、美学品位,使其成为传统文化的绝佳代表,南京的文化底蕴、文化氛围、文化层次与昆曲的传播相得益彰。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江苏省展区内,反复播放着江苏省昆剧院青年演员表演的《牡丹亭》片断。在世博会这一国内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场合,昆曲承担的无疑是南京乃至江苏文化传播的角色。

2011年4月10日,江苏省昆剧院启动“高铁昆曲”项目。江苏省昆剧院柯军说:“所谓‘高铁昆曲’,就是除了目前每周六晚的固定演出外,每周日下午又增加一场,以方便长三角地区的昆曲迷上午坐高铁来南京,看完戏晚上还能坐高铁回家,在南京享受昆曲大餐。”“高铁昆曲”的首场演出《牡丹亭》出票后24小时内一抢而空,充分显示出南京昆曲的巨大影响力。

四、运用昆曲提升南京城市文化形象的路径探索

每座城市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特气质,南京自六朝以来逐渐形成了尊情、感伤的文化传统;又因南京汇通南北、曾为国都的独特地理、历史因素,形成了兼容性、交融性的城市性格。这使得昆曲这一江南土生土长的作物最终在南京得以枝繁叶茂,大放异彩。无论从历史相关性、精神契合度还是发展可行性而言,昆曲都是南京打造城市文化形象最合适的主题。对于昆曲与南京结合进行城市文化形象传播,尝试提出以下相应路径:

(一)在城市形象宣传片中增添昆曲元素,提升城市精神内涵。现有的南京城市形象宣传片突出点多在于南京传统景点、现代建筑景观等,对于精神文化方面表现不足。对于南京这样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而言,不能不算是一种欠缺。南京的文化底蕴为人公认,然而这种文化底蕴具体是什么,需要明确表现在城市形象宣传中。无论是画面美还是音乐美,昆曲无疑是适宜表现的。国内城市形象宣传片除了苏州用到昆曲,南京也完全有理由使用昆曲作为城市形象宣传的一部分。

(二)依托旅游业进行宣传,在扩大昆曲传播范围的同时提升城市品位。南京作为传统的旅游城市,为人熟知的景点仅有中山陵、总统府、夫子庙等地,吸引力并不足以胜过苏州、扬州等地,因此“观看昆曲演出”完全可以成为旅游宣传的内容之一。南京现有演出的兰苑、熙南里都位于古建筑内,古色古香的环境,世界遗产的昆曲,必可以受到追求高品位旅游过程的游客的青睐。而在当今旅游市场渐少新意的条件下,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应该越来越成为旅游活动中的重要内容及特色。国内有能力、有条件提供昆曲表演的旅游城市寥寥无几,南京应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打造属于南京的独有的旅游特色,进而提升城市文化形象。

(三)抓住重大事件传播昆曲,实现昆曲与南京城市形象的互动传播。南京可以借助青奥会之机对昆曲进行宣传。2014年青奥会即将在南京举办,历来借助大型体育赛事推介本土文化的做法并不少见,由于独特的优势与功能往往获得成功。2012年3月的两会上,江苏省昆剧院院长柯军提出,要发挥南京青奥会开闭幕式在传统文化传承中的载体价值,并大胆提出“让昆曲和青奥会‘混搭’”,“承接北京奥运会的巨大影响,进一步深度包装昆曲,借助于南京青奥会向全国推广,以昆剧作为文化推广切入点之一,让传统文化充分渗透、感染年轻人。”

主要参考文献:

[1](明)沈宠绥.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五)[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