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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杏蓬范文1
宋祁少时家境寒贫，过着数米为炊的日子，无钱买书，只能四处向乡人求借而读。但兄弟两人天资聪颖，在家昼夜刻苦学习，终习得满腹诗书。北宋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27岁的宋祁与29岁的哥哥宋庠一起进京参加科举考试。在殿试时，主考官将宋祁定为“状元”，但垂帘听政的刘太后不同意，她认为做弟弟排在哥哥之前有违礼节，于是将宋庠定为“状元”。结果哥哥宋庠是钦点的状元，弟弟宋祁是考取的实至名归的状元，哥俩便有了“双状元”的美誉，时人称宋庠为“大宋”，宋祁为“小宋”。“二宋”从此名扬汴京。
宋祁入仕后，先后任复州军事推官、国子监直讲、龙图阁学士、史馆修撰、知制诰、三司度支判官、工部尚书、翰林学士承旨等职。无论在哪个岗位上，状元宋祁都展现了自己的满腹才华，工作干得有声有色，成绩更是出类拔萃。
作为状元，具有真才实学的宋祁眼界宽广而犀利，在大宋的政治舞台上，宋祁充分地展现了自己的政治才干。他在主管大宋财政工作时，曾上疏皇帝，提出自己的治国良策。他在全面分析国家财政情况后，提出了著名的消除“三冗”和“三费”的主张。宋祁认为国库亏空的原因在于“三冗三费”，三冗即冗官、冗兵、冗僧，三费是道场斋醮、多建寺观、靡费公用，主张裁减官员，节省经费。这个主张为减轻大宋朝廷的财政负担，维护正常的经济运转做出了贡献。宋祁还上疏《三患论》，直言“人主不断是名乱”，提出“与贤人谋而与不肖者断，重选大臣而轻任之，大事不图而小事急，是谓三患”，对改革朝政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宋祁的《论河北军备》上疏中，还可以看出他对军事的精辟见解。
作为一代才子，和大宋的许多文人墨客一样，宋祁不但热爱生活，还更懂得怎样享受生活。宋祁入仕后，在晏殊的载培下，仕途顺畅，过上了富贵奢华的生活。当时大宋天下太平，在老师晏殊的熏陶下，宋祁也热衷诗酒歌舞，喜欢享受，主张“行乐还须年少”，他经常在府邸大摆筵席，昼夜狂欢。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载：”宋景文好客，会饮于广厦中，外设重幕，内列宝炬，歌舞相继，坐客忘疲，但觉漏长，启幕视之，已是二昼。名曰不晓天。”宋祁的这种灯红酒绿的生活经常遭到哥哥宋庠的批评。当时朝中也有其他官员对此不满，如名臣包拯任御史中丞时，就对宋祁的奢华糜烂生活非常反感，曾经多次弹劾和批评他。包拯正任三司使时，朝廷要提拔宋祁，包拯坚决反对，结果使宋祁的提拔落了空。尽管批评连连，但是宋祁还是不改初衷，照样轻歌曼舞作乐。
工作休息之日，宋祁更喜欢的是呼朋唤友，到郊区游玩。面对美丽的大自然，宋祁往往会诗情大发，留下精彩的篇章。从他的《锦缠道》一词，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人间美景：“燕子呢喃，景色乍长春昼。睹园林、万花如绣。海棠经雨胭脂透。柳展宫眉，翠拂行人首。向郊原踏青，恣歌携手。 醉醺醺、尚寻芳酒。问牧童、遥指孤村道：‘杏花深处，那里人家有’。”这首词紧紧围绕郊游这一主题，既描绘了桃红柳绿、花鸟明丽的春日景色，又声色俱全、淋漓尽致地抒发了郊游宴乐的豪情逸兴，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春日景色的迷恋热爱之情，表达了对郊游宴乐生活的向往赞赏之意，这是宋祁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的真实写照，更是他热爱美好生活情趣的自然流露。
宋祁曾经被仁宗皇帝任命为四川太守。四川本来就是天府之国，历来民间富足，歌舞升平，宋祁的到来，让四川的休闲娱乐活动更进一步。懂生活、会生活的宋祁到任四川，如鱼得水，他不但带头吃喝玩乐，还开设了一些新项目，使川地成为人间乐土。苏轼在他的《次韵刘景文次元寒食同游西湖》一诗的自注中说：“成都太守，自正月二日出游，谓之遨头，至四月十九日浣花乃止。”新年开始，宋祁就带领百姓开始休闲，一玩就是三个半月。那真是盛况空前啊！吃喝玩乐之余，宋祁还遍访民间，通过实地考察，记录四川诸多物产，写出了一本极有历史价值《益部方物略记》，真实地记录了四川的富饶物产和美味餐饮。把工作与休闲完美结合，认真工作，尽情享受，这就是宋祁的生活态度，这样的生活态度倒也让人羡慕。
作为性情中人，宋祁是爱美景更爱美人的风流才子。史载宋祁家中妻妾颇多，他在享受偎红倚翠的同时，倒也为她们时时留心，处处在意。据说他在四川当官的时候，有一天，他带着一群妻妾在锦江的船上喝酒，喝到后半夜，起风了，觉得有些冷，就随口对身边的美女们说：“你们谁给我一件半臂衫啊！”谁知爱宠们各自都奉上一件“半臂”，他看着好几件衣服，无法选择，最后冻得瑟瑟发抖，谁的衣服也没敢要。宁愿自己挨冻，也要妻妾和谐。这种深心体贴，后世一直被当作文人韵事来说，明末清初南山逸史写成了著名戏剧《半臂寒》，谱写的就是这段情事。
宋祁不但才华横溢，人也英俊潇洒，如玉树临风引人瞩目。他的词在当时的朝野上下被人广为传唱，更有许多怀春少女对他日思夜想。相传，在一次御宴上，宋祁英俊潇洒的仪容，使一个为其敬酒的宫女颇为动心。只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一眼，让宫女再也无法忘掉他的容颜，眷念之心久久难以忘怀。一天，宋祁在京城街上闲逛，有宫车疾驰而来，宋祁急忙回避并肃立一旁。车过时，宋祁忽然听见车中有一宫女娇声道：“啊！是小宋！”这一声深情的呼唤让宋祁情不能已，寝食不安，辗转反侧之际，著名的《鹧鸪天》一词便脱口而出：“画毂雕鞍狭路逢，一声肠断绣帘中。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金作屋，玉为笼，车如流水马游龙。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很快，《鹧鸪天》连同创作故事便在京城传了起来，连仁宗也听说了。仁宗十分欣赏宋祁的才学，他单独召见宋祁，向他询问这件事。宋祁惊惶不安，在地上一再叩头谢罪。仁宗看着宋祁害怕的样子，忍不住放声大笑道：“蓬山不远”。说完，仁宗召来那位宫女，将她赐给了宋祁。从此，宋祁因词抱得美人归的故事便弥久流传。
后人经常用史学家的称号来肯定宋祁的贡献，宋祁因其主编的《新唐书》也无愧于这个称号。《新唐书》一百多万字，为欧阳修与宋祁合修而成，主修是宋祁，编撰时间前后长达十余年，其中列传150卷尽出自宋祁一人之手。这么工程浩大的一本书，写起来相当繁琐枯燥，不过，宋祁自有办法。他让人点起两根巨大的红蜡烛，美妻娇妾磨墨的磨墨，铺纸的铺纸，宋祁将澄心堂纸草展开，静静地书写唐朝某人的传记……而且，当时宋祁一点都不低调，还特意敞开院门，让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老百姓来围观。老百姓都把这当成当地一景，纷纷招呼：“宋尚书又在修唐史啦！”明亮巨烛之下，珠环翠绕，衣香鬓影，宋祁气定神闲挥毫泼墨，路人艳羡不已，感叹这宋祁过的真是神仙般的日子啊！
宋祁一生文学成就很高，时人评价他“博学能文，天资蕴籍”，就是大宋文豪欧阳修也十分欣赏宋祁的文采。但是，宋祁曾自为墓志铭及《治戒》，自称“学不及名家，文章仅及中人”，他把功名看得淡如过眼烟云。
宋祁一生曾创作了大量宋词，但绝大部分词作都遗失殆尽，目前仅有7首词流传下来，但是他仍然无愧为大宋著名词人。尽管其词多抒写个人生活情怀，未摆脱晚唐五代艳丽旧习，但构思新颖，语言流丽，开阖自如，用字独特，描写生动，一些佳句流传甚广。尤其是他的名作《玉楼春》，“红杏枝头春意闹”一句更是令人过目不忘。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说这句词“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宋祁也因此而名扬词坛，被誉为“红杏尚书”。《玉楼春》一词千百年来更是倍受文人推崇和称赞：
欧阳杏蓬范文2
采莲题材最早见于汉乐府《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此首民歌最早见于《宋书・乐志》，后郭茂倩《乐府诗集》收入。《乐府解题》释为“《江南》古辞，盖美芳晨丽景。嬉游得时。”[1]20世纪下半叶的传统文学教材都把它解释为描写水乡泽国劳动场面的民歌。少有人注意，在民俗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20世纪上半叶就有很多学者从民俗学、人类学角度解释民间文学。闻一多先生做了不少这方面的研究，对这首民歌他就从民俗学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莲’谐‘怜’声，这也是隐语的一种，这里是用鱼喻男，莲喻女，说鱼与莲戏，实等于说男与女戏”。[2]至今，我们也能从民间版画、年画、剪纸题材中发现民间的一套隐喻系统，鱼与莲、鸟与花等等。
《江南》的情歌性质不言而喻。采莲的民歌从文献记载看在汉代没有蔚然成风，可能与政治文化中心所处地域有关，莲在北方还不够占主流地位。至南北朝，政治文化中心在南方水乡，采莲民歌多起来，甚至进入宫廷。今见一首民间创作描写了采莲女――《西洲曲》，最早著录于徐陵所编《玉台新咏》[3]。以下全文：
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单衫杏子红，双鬓鸦雏色。西洲在何处？两桨桥头渡。日暮伯劳飞，风吹乌臼树。树下即门前，门中露翠钿。开门郎不至，出门采红莲。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见，尽日栏杆头。栏杆十二曲，垂手明如玉。卷帘天自高，海水摇空绿。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4]
民歌流畅婉转，充满民间情调，采莲女与莲花互衬互喻，既写了明丽绚烂的水乡景色，又写了活泼美丽的水乡女子;既写了采莲的诗意劳动场景，又写了楚楚可怜（莲）的少女的内心（莲心）。
自从梁武帝萧衍亲自制作《采莲曲》、《采菱曲》等《江南上云乐》十二曲，采莲歌、采莲舞就进入宫廷，并后又两个皇帝参与，梁元帝作《采莲曲》，梁简文帝作《采莲赋》，采莲文学的创作在文人中流行开来。至唐，采莲诗歌创作也不绝如缕。检索《全唐诗》，除去重复，以《采莲》、《采莲曲》、《莲女》之类为题的诗歌共有33篇，而“采莲”一词在《全唐诗》中出现88次，“采芙蓉”出现9次。唐太宗就曾写过一首《采芙蓉》，描写宫廷采莲之戏，从“雕航”、“建章”[5]就可知不是描写民间景象：
结伴戏方塘，携手上雕航。船移分细浪，风散动浮香。游莺无定曲，惊凫有乱行。莲稀钏声断，水广棹歌长。栖乌还密树，泛流归建章。
宋代采莲曲、采莲歌舞盛行。仅举一则材料，以一斑窥之：
河东伪相赵文度归向朝廷，便授华州节度使。时同州节度使宋相公移镇州，道由华下，赵张筵命宋。宋以赵自河东来，气焰凌之，带随使乐官一百人。入赵府署庭所，使排立于东厢。将举盏，赵之乐官立于西庑，时东厢先品数声，赵谓曰：“于此调吹《采莲》送盏。”皆吹，不得，却令西庑吹之，送盏毕。东厢之乐由是失次，宋亦觉其挫锐。洎中筵起移于便厅，再坐，宋自吹笙，送趟一盏。赵遂索笛，复送一盏，声调清越，众所惊叹。其笛之窍，宋之随使乐工手指按之不满。洎席阕，宋回驿，赵又于山亭张夜宴，召之不至，宋于是宵q。晋公曰：“庶事不可轻易，宋焉知河东僭伪小国之有人矣？”[6]
诸葛忆兵在《采莲杂考――兼谈“采莲”类题材唐宋诗词的阅读理解》一文中说“唐宋诗词中的‘采莲’描写，大多数都是骚人墨客在欣赏妙龄少女歌舞时的创作。唐宋时期‘采莲’舞曲的表演者大都是歌妓。唐宋诗词借用‘采莲’类题材所要表达的大都是男女情爱。”[7]似乎清新的民间采莲女已经从文人笔下近于消逝了。笔者认为宋词中采莲女的身份并不局限于歌妓，创作场合和描写场景也不局限于歌舞场地，以下对宋代含采莲女形象的词作进行解读概括。
（一）宋词中的采莲女身份
宋词中的采莲女主要有三种身份：民女（仕女）、歌妓和家姬。
1.民女、仕女
身份是民女、仕女的采莲女有时形象并不鲜明，只是作为词人眼中风俗画的点缀。使画面更清新，增添几分妩媚。如刘辰翁《金缕曲》写了端午节激烈紧张的的竞渡场面“还看吴儿胥涛上，高出浪花几许。绝倒是、东南旗鼓”之后，接着写采莲女对竞渡之事并不感兴趣，而是聊问其他端午节俗：“风雨蛟龙争何事，问彩丝、香粽犹存否。溪女伴，采莲语。”程垓《满庭芳・时在临安晚秋登临》是一首怀乡之作，作为“蜀客”的词人眼看江南美景也不能畅怀，对故乡的思念反而更深了，见词的上片：“南月惊乌，西风破雁，又是秋满平湖。采莲人尽，寒色战菰蒲。旧信江南好景，一万里、轻觅莼鲈。谁知道，吴侬未识，蜀客已情孤。”
其他词作中采莲女的形象就是摇曳多姿的了。有描写晚归相思之女的，如丁羲叟《渔家傲》晚归的采莲女唱着相思之歌：
十里寒塘初过雨。采莲舟上谁家女。秋水接云迷远树。天光暮。船头忘了回来路。
却系兰舟深处住。歌声惊散鸳鸯侣。波上清风花上雾。无计去。月明肠断双栖去。
丘《鹧鸪天・采莲曲》描写美丽的采莲女唱着岸上行人不懂的相思曲儿，贪折荷花晚归：
两两维舟近柳堤。菱歌迤逦过前溪。曲中自诉衷肠事，岸上行人那得知。
金齿屐，翠云篦。女萝为带蕙为衣。惜花贪折归时晚，急桨相呼入翠微。
吴潜《小重山》中的采莲女也是心事重重：“渔灯三数点，乍明时。西风一阵白苹湄。凝伫久，心事有谁知。”陈允平《青玉案・采莲女》中采莲女借莲花大胆表露心曲：“花心多怨，妾心多恨，胜似莲心苦。”欧阳修《蝶恋花》借双关之义，写了采莲女的惆怅：“莲断丝牵，特地成惆怅。归棹莫随花荡漾。江头有个人想望。”欧阳修另一首《渔家傲》“花却有情人薄幸。心耿耿，因花又染相思病”描写采莲女相思之苦，苦而有怨。晏殊《渔家傲》下片“欲摘嫩条嫌绿刺，闲敲画扇偷金蕊，半夜月明珠露坠。多少意，红腮点点相思泪”中的采莲女似乎是仕女身份，相思泪流在在半夜无人之际，含蓄雅致。
有描写美丽活泼、快乐闲散的游女的。王之道《菩萨蛮・采莲女》中的采莲女似乎是市井女子，在湖水上悠闲地玩耍，湖水映衬着快乐的她，好像湖水也变得更清澈多情了。词如下：
藕丝衫剪轻红窄。衫轻不碍琼肤白。缦鬓小横波。花楼东是家。
上湖闲荡桨。粉艳芙蓉榜。湖水亦多情。照妆天底清。
林正大《括清平乐》中的采莲女轻快活泼，笑语、新妆、飘舞的衣袖就已勾勒出来了：“若耶溪女，笑隔荷花语。日照新妆明楚楚，香袖风u轻举。”卢祖V《谒金门》中的采莲女唱歌、剥莲蓬，非常快乐：“女伴棹歌声乐，采得双莲迎笑剥，柳阴多处泊。”
有描写采莲女娇羞之态的。如欧阳修《渔家傲》写采莲女被莲茎刺划伤了脸庞，却要掩饰：“羞人问，归来剩把胭脂衬。”欧阳修采莲词较多，另一首《渔家傲》写采莲女与心上人在溪上偶遇，娇羞回避之态：
一夜越溪秋水满。荷花开过溪南岸。贪采嫩香星眼慢。疏回眄。郎船不觉来自畔。
罢采金英收玉腕。回身急打船头转。荷叶又浓波又浅。无方便。教人只得抬娇面。
采莲女想回避却被水面浓浓生长的荷叶挡住了去路，只好抬起脸面对情郎。娇羞之美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女子的审美取向。
但也有另一面截然相反的形象，即狂放大胆的女子形象。这是中国文化的另一面，特别是在民间，在一定范围内性文化是比较开放的。如欧阳修《渔家傲》写男女的偷偷幽会：
近日门前溪水涨。郎船几度偷相访。船小难开红斗帐。无计向。合欢影里空惆怅。
愿妾身为红菡萏。年年生在秋江上。重愿郎为花底浪。无隔障。随风逐雨长来往。
2.歌妓
正如前文所引诸葛忆兵所说，唐宋诗词中对采莲的描写其实是对歌儿跳采莲舞场面的描写，并非真正的采莲景象。
史浩详细记录了《采莲舞》的整个过程：“清奏当筵，治世之音安以乐。霞舒绛彩，玉照铅华。玲珑环佩之声，绰约神仙之伍。朝回金阙，宴集瑶池。将陈倚棹之歌，式侑回风之舞。宜邀胜伴，用合仙音。女伴相将，采莲入队。”洪适《渔家傲引》序“伏以黄童白叟，皆是烟波之钓徒;青笠绿蓑，不识衣冠之盛事。长浮家而醉月，更辍棹以吟风。乐哉生涯，翻在乐府。相烦女伴，渔父分行”说明了他描写的是采莲舞，虽然内容极有现场感。词如下：
六月长江无暑气。怒涛漱壑侵沙觜。ss轻舟随浪起。何不畏。从来惯作风波计。
别溆藕花舒锦绮。采莲三五谁家子。问我买鱼相调戏。飘芰制。笑声咭咭花香里。
这些跳采莲舞的歌妓在词人笔下也有多种形象。如描写她们的欢乐、美艳的，有蔡伸《浣溪沙》，描写了采莲弯弯的小脚、水盈盈的眼睛、浅浅的笑靥、舞姿：
玉趾弯弯一折弓。秋波剪碧滟双瞳。浅颦轻笑意无穷。
夜静拥炉熏督耨。月明飞棹采芙蓉。别来欢事少人同。
张继先《忆桃源》“白云堆里采芙蓉，枝枝香艳浓”比喻了的美艳。李弥逊《柳梢青・赵端礼生日》“采莲新按，舞腰无力”勾勒除了的妖娆之态。杨泽民《蓦山溪》以苏小喻采莲女的美丽：“当年苏小，家住苕溪尾。一棹采莲归、悄羞得、鸳鸯飞避。”周紫芝《西江月・和孙子绍拒霜词》“酒肌红软玉肌香，不与梨花同样”描写采莲无比香艳。总之，小脚软腰体现了士大夫特别是宋代士大夫的女性审美标准。
有词作写了采莲的闲愁。如陈允平《糖多令・秋暮有感》：
休去采芙蓉。秋江烟水空。带斜阳、一片征鸿。欲顿闲愁无顿处，都著在两眉峰。
心事寄题红。画桥流水东。断肠人、无奈秋浓。回首层楼归去懒，早新月、挂梧桐。
采莲女与情人相隔，闲愁无处散发，只有危楼高倚。晏几道《玉楼春》写采莲因为意中人不在身边，变得慵懒闲愁：“采莲时候慵歌舞，永日闲从花里度。暗随苹末晓风来，直待柳梢斜月去。”
有些词作写了采莲女的相思。如周密《绿盖舞风轻・白莲赋》：
玉立照新妆，翠盖亭亭，凌波步秋绮。真色生香，明}摇淡月，舞袖斜倚。耿耿芳心，奈千继、情丝萦系。恨开迟、不嫁东风，颦怨娇蕊。
花底谩卜幽期，素手采珠房，粉艳初退。雨湿铅腮，碧云深、暗聚软绡清泪。访藕寻莲，楚江远、相思谁寄。棹歌回，衣露满身花气。
3.家姬
有的采莲女是词人或者达官贵人家中的歌姬。达官贵人家里一般都有池塘，供家人游玩，有时词人把家姬在水中采莲当作美景来欣赏。当然也有家姬跳采莲舞的。仇远《金缕曲》上片“仙骨清无暑。爱兰桡、撑入鸳波，锦云深处。休唱采莲双桨曲，老却鸥朋鹭侣。算只有、青山如故。旧雨初晴新水涨，画桥低、杳霭迷苍渚。头戴笠，日亭午”写了在湖面游玩的景象，虽云“休唱”，但可见平日采莲曲表演的频繁。陈人杰《沁园春・赋月潭主人荷花障》“猊背生烟，蜡心吐月，赢得吴娃歌采莲。陈公子，似日休钟爱，兴满吟边”写了月潭主人府上采莲图景。周密《木兰花慢・曲院风荷》“涉江，采芳旧恨，怕红衣、夜冷落横塘。折得荷花忘却，棹歌唱入斜阳”写的也是家姬采莲景象。
（二）宋词中描写的采莲场景
宋词中描写的采莲场景主要有两种，水面和歌舞场地。
1.水面上
水面上的采莲场景分为民间和自家两种，反映了民间的劳动民俗和达官贵人（文人）的游戏民俗。
描写采莲劳动民俗的略举几例。如丘《鹧鸪天・采莲曲》中采莲女劳动到很晚：“惜花贪折归时晚，急桨相呼入翠微。”吴潜《小重山》中描写采莲劳动图景：“溪上秋来晚更宜。夕阳西下处，碧云堆，谁家舟子采莲归。”柳永《河传・二之二、仙吕调》写了采莲女的辛苦劳动：“采多渐觉轻船满，呼归伴，急桨烟村远。隐隐棹歌，渐被蒹葭遮断，曲终人不见。”
采莲作为游戏民俗在汉代宫廷中就已出现，是水嬉的方式之一：
昭帝始元元年，穿淋池，广干步。中植分枝荷，一茎四叶，状如骈盖，日照则叶低荫根茎，若葵之卫足，名日“低光荷”。实如玄珠，可以饰佩。花叶难萎，芬馥之气，彻十余里。食之令人口气常香，益脉理病。宫人贵之，每游宴出入，必皆含嚼。或剪以为衣，或折以蔽日，以为戏弄。《楚辞》所谓“折芰荷以为衣”，意在斯也。亦有倒生菱，茎如乱丝，一花千，根浮水上，实r泥中，名“紫菱”，食之不老。帝时命水嬉，游宴永日。……使宫人歌曰：“秋素景兮泛洪波，挥纤手兮折芰荷，凉风凄凄扬棹歌，云光开曙月低河，万岁为乐岂云多！”[8]
刘航在研究汉唐乐府的民俗因素时发现，“在与乐府诗关系密切的游戏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水嬉。水嬉，又称水戏”，“它既包括泛舟、垂钓、船上射猎、采莲、采菱等轻松愉悦的水上游戏，又包括以竞渡为代表的紧张激烈的水上竞技和各种惊险刺激的水中杂技”。[9]其实不仅是在乐府中，在文人诗词中，也处处体现他们悦于水嬉，有的甚至也以观看侍女等人水嬉为乐。
白居易《看采莲》“小桃闲上小莲船，半采红莲半白莲。不似江南恶风浪，芙蓉池在卧床前。”写的是在自己府上闲观侍女上船采莲的景象。
宋代女词人李清照词《如梦令》就写了自己水嬉的经历：“常记溪亭日暮，沈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男性词人周密《采绿吟》词序记载了自己和友人水嬉采荷叶的事情：“甲子夏，霞翁会吟社诸友逃暑于西湖之环碧。琴尊笔研，短葛巾，放舟于荷深柳密间。舞影歌尘，远谢耳目。酒酣，采莲叶，探题赋词。余得塞垣春，翁为翻谱数字，短箫按之，音极谐婉，因易今名云。”
洪适《好事近》词句“主人特地出红妆，不要云心月。三径虽然冷淡，有采莲舟楫”透露出主人家里经常有采莲的游戏活动，从采莲舟就可以看出。
晏几道《虞美人》回忆了与佳人采莲的情景，游玩得非常酣畅，从“醉后满身花影、倩人扶”句即可看出。全词如下：
疏梅月下歌金缕，忆共文君语。更谁情浅似春风。一夜满枝新绿、替残红。
苹香已有莲开信，两桨佳期近。采莲时节定来无。醉后满身花影、倩人扶。
朱敦儒《鹧鸪天》亦是以回忆的口吻叙述采莲情景。上片“画舫”一词就告诉我们，这是与歌妓一起游玩的场面。“前回共采芙蓉处，风自凄凄月自明”说明采莲游戏的温馨快乐场面已一去不复返了。
2.宴饮场合、歌舞场地
采莲作为舞蹈模拟动作，而不是真正的采莲，自然发生在宴饮场合、歌舞场地了。
曹冠《霜天晓角・一片，最后者饮》词题即已经说明，采莲女是侑酒的歌女，她手捻着荷花，是用来进行酒令赏罚的：
浦溆凝烟，谁家女采莲。手捻荷花微笑，传雅令、侑清欢。
擘叶劝金船，香风袭绮筵。最后殷勤一瓣，分付与、酒中仙。
黄庭坚《清平乐・饮宴》词题也标明是宴饮场合。好酒伴着歌妓的采莲歌声，词人醉中作乐：“冰堂酒好，只恨银杯小。新作金荷工献巧，图要连台拗倒。采莲一曲清歌，争檀催卷金荷。醉里香飘睡鸭，更惊罗袜凌波。”李弥逊《柳梢青・赵端礼生日》也描述了发生在生日宴饮场合的采莲，堪称梦幻胜景：“寿烟笼席，采莲新按，舞腰无力。占尽风光，人间天上，今夕何夕。”
（三）宋词采莲女的恋情叙事模式
1.水与岸，看与被看
采莲女在水中采莲，无意中却成为岸上人眼中的风景，甚至成为岸上男子魂牵梦绕的对象。如林正大《括清平乐》：
若耶溪女。笑隔荷花语。日照新妆明楚楚，香袖风u轻举。
谁家白面游郎。两三遥映垂杨。醉踏落花归去，踌躇空断柔肠。
再如秦观《调笑令・采莲》“扁舟日暮笑声远，对此令人肠断”亦是写此类情形。欧阳修《蝶恋花》写的是采莲女采莲时内心的不平静：“芳心只共丝争乱”，想着自己的情郎，而对岸却有人想着她“隐隐歌声归棹远，离愁引著江南岸”。欧阳修另一首《蝶恋花》似乎也是，采莲女“莲断丝牵，特地成惆怅”，岸上人“归棹莫随花荡漾，江头有个人想望”。是两地互相思念，还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三角模式，词的蕴意多重复杂。
2.舟与舟，同舟
采莲女与情郎在水面上相会，具有江南水乡独有的风味。欧阳修《渔家傲》中的无意邂逅“贪采嫩香星眼慢，疏回眄，郎船不觉来自畔”，自然会变成有意的相会：“无方便，教人只得抬娇面”，后面的情形可想而知。欧阳修另一首《渔家傲》似乎写的是一种私情，男女主人公偷偷相会于船上：“近日门前溪水涨。郎船几度偷相访。船小难开红斗帐。无计向。合欢影里空惆怅。”
3.回忆，风情
词人们感叹人生的苍老和世事的变幻，回忆往昔与歌妓共同采莲为乐或者欣赏歌妓曼妙的采莲舞姿的情形，欢乐与落寞形成强烈的对比，使词弥漫着浓重的伤感氛围。如叶阊《摸鱼儿》由云朝暮雨的幽趣转变成“黯无绪”，人生如梦的感觉油然而生，词如下：
倚薰风、画阑亭午。采莲柔舻如语。红裙溅水鸳鸯湿，几度云朝雨暮。游冶处。最好是、小桥芳树寻幽趣。绣帘低护。任凉入霜纨，月侵冰簟，长夏等闲度。
都如梦，怅望游仙旧侣。遗踪今在何许。愁予渺渺潇湘浦。槛竹空敲朱户。黯无绪。念多情文园，会草长门赋。酒酣自舞。笑满袖缁尘，数茎霜鬓，羞杀照溪鹭。
朱敦儒《苏武慢》“几处兰舟，采莲游女，归去隔花相恼。奈长安不见，刘郎已老，暗伤怀抱”也表达了这样一种伤感情绪，但个人的伤感是因为国家的残破，“除奉天威，扫平狂虏，整顿乾坤都了。共赤松携手，重骑明月，再游蓬岛”，是作者希望打败敌人，收复失地后再过上逍遥欢乐的生活。另一首《鹧鸪天》写了离别的想念和伤感：“西风挹泪分携后，十夜长亭九梦君”，“前回共采芙蓉处，风自凄凄月自明”。
刘辰翁《临江仙・辛巳端午和陈简斋韵》表达了南宋词人对昔日歌舞欢乐生活的怀念亦是对歌妓的怀念：“海上颓云潮不返，侧身空堕辽东。人间天上几时同。宫衣元不遇，无语醉醒中。”晏几道《采桑子》也是回忆笔法：“黄花绿酒分携后，泪湿吟笺。旧事年年。时节南湖又采莲。”
注 释
[1]（宋）郭茂倩编撰：《乐府诗集》卷26《相和歌辞一》，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84页。
[2]闻一多：《神话与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71页。
[3]见（陈）徐陵编，（清）吴兆宜注，（清）程琰删补，穆克宏点校：《玉台新咏笺注》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78页。
[4]（宋）郭茂倩编撰：《乐府诗集》卷72《杂曲歌辞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027页。
[5]建章，即建章宫。汉代长安宫殿名，见于《三辅黄图・汉宫》：“武帝太初元年，柏梁殿灾。粤巫勇之曰：粤俗，有火灾即痛笃鹞荩以厌胜之。帝於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宫在未央宫西，长安城外。”南朝宋时以京城建康北邸为建章宫，见于《宋书・前废帝纪》：“甲申，以北邸为建章宫，南第为长杨宫。”后泛指宫阙，如唐王昌龄《青楼曲》：楼头小妇鸣筝坐，遥见飞尘入建章。
[6]（宋）潘汝士撰，杨倩描、徐立群点校：《丁晋公谈录》（外三种），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6页。
[7]诸葛忆兵：《“采莲”杂考――兼谈“采莲”类题材唐宋诗词的阅读理解》，《文学遗产》，2003年第5期，第62页。
欧阳杏蓬范文3
关键词：乌兰城；乌兰县；北城滩；隋唐墓志
中图分类号：G256.1；K87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7）02-0118-07
Abstract： Since the 1970s， five epitaphs from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have been unearthed from the ancient Beichengtan tombs at Beicheng Village， Shuanglong Township， Jingyuan County， Gansu Province. They all contain records about Wulan City or Wulan County， thus providing valuable material for studying the organizational systems of medieval Wulan city. By summarizing the five epitaphs and transcribing the texts as accurately as possibl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volution of the organizational systems and geographic positions of Wulan city and Wulan County， and discusses relevant issues regarding the transmigration of the Fan family from Dunhuang to Wulan， hoping to promote research on the north route of the Silk Road and the regional history of Jingyuan.
Keywords： Wulan City； Wulan County； Beichengtan； Sui and Tang epitaphs
在甘肃省靖远县西北部的双龙乡仁和村和北城村互交区间黄河大拐弯处的北城滩，有汉唐时代的古墓群，其中“唐墓群位于黄河南岸第二台地上，与汉墓群毗邻，南面是北城滩唐代古城遗址。墓葬为穹窿式砖墓，多数早期被盗，内部淤积泥土严重”[1]。时平整田地，开发建设，这里出土了一些砖|墓志。本文所考释的五方隋唐墓志中，有两方是完整的，今藏于靖远县博物馆，但属块砖，所存文字不多；另两方原石不知去向，当年做文物调查时曾经抄录了部分文字，见于《定西文物概况》一书中；还有一方原志未得获睹，但有张胜成先生之手抄本，后笔者经过辗转寻访，终于得见墓志照片。这五方出土于北城滩的隋唐墓志，提到了乌兰城、乌兰县及本地居民，对于考定乌兰建制及其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故将之汇总起来一并进行考释。
一 五方隋唐乌兰墓志
（一）《隋大业六年（610）会宁郡鸣沙县乌兰城墓志》
该墓志已佚。据《定西文物概况》记载，在北城滩唐代古城遗址，“又一墓出土砖质墨书墓志一块，上书‘大业六年（六一年）及会宁郡，鸣沙县乌兰城’等句，这些文物已被破坏无存”{1}。
（二）《唐显庆五年（660）十月廿九日会州乌兰县人许夫妇墓砖》
该墓砖现藏于靖远县博物馆（图1），编号为“LS0221、其他15”，长37cm，宽17.5cm，厚6cm，有纵列5行阳刻文字，砖色略黑，个别文字难以辨识。据靖远县博物馆前任馆长王权介绍说，它是1982年文物调查期间从北城村老乡家中征集来的。其志文如下：
1 会州乌兰县人 许 ，永
2 徽五年（654）七月廿八日亡；妻
3 入咴，显庆五年（660）正月十八日
4 亡，其年十月廿九日合葬，砖
5 为铭在墓额为。
（三）《唐乌兰县京兆府醴泉县丰泉墓砖》
该墓砖现藏于靖远县博物馆（图2），编号为“LS0504、其他25”，长33.5cm，宽16.6cm，厚5.4cm。有纵列4行阴刻文字，砖色灰白，字迹易辨。据王权介绍，该墓砖是他于1982年和已故靖远县文化局长苏等几位同志在调查时从北城滩老乡家中征集来的。其志文如下：
1 乌兰
2 县京兆
3 府醴泉
4 县丰泉
其中第2行残裂，破裂部分的上部延及第1、3行，墓砖后部留有空白。
（四）《大唐故左骁卫翊府翊兵部常选锔（君）墓志铭并序》
该墓志已佚。据《定西文物概况》记载：“一九七四年，当地群众平田整地时，曾挖出大量绳纹砖（体积为3.5×1.7×5.5厘米），模制画像砖（体积为3.4×1.8×5.3厘米），图案为青龙、骑马武士、驼夫、执矛武士、女侍等，据调查砌于棺床周围（见图十六）。有30多件木俑。其中一墓出土石刻方形墓志铭一块，墓志铭顶盖饰缠枝卷草纹。铭文为‘大唐故左骁卫翊府、翊兵部常选汜府（君）墓志铭并序。’一少部分文字剥落不清。序中有‘以天宝七载（公元七四八年）仲春旬于乌兰县之私第，春秋六十有七’等句。现存文化馆。据调查，墓中出土一批彩绘木俑、马、骆驼等，造型精美，保存完整。”{1}
（五）《大唐故左骁卫翊府翊卫武部常选锔君墓志铭并序》
该墓志现状不明。2004年初，张胜成先生（生于1934年、家在仁和村5社吊柳沟右侧村道傍）给笔者之一的张启荣出示了墓志的手抄本，希望能帮其识文断句、标注译释。据他讲，上世纪70年代初，“”风潮催生了北城滩水利电力滴灌工程，遂毁挖坟墓，开垦土地，安置移民。当时，由靖远县革命委员会组织双龙公社革委会牵头开发北城滩，他是滴灌工程、土地开发、农田渠道村落规划的唯一设计师，全程参与北城滩的开发建设。他在北城滩曹家亲睹该墓志，为青砂岩石材质地，完整无损，并且抄录了墓志全文，在手抄本最后题有“公元1975年3月张胜成抄于北城滩曹家”。
经过笔者数年来的曲折寻访，2010年8月终于获得了墓志拓本的图版照。提供者再三叮嘱要为其保守秘密，故此略去其名讳，谨表谢意！
从墓拓图版看，志盖呈方刻J形，用大篆纵、横阴刻“大唐故/锷界/之铭志”九字（图3）；志文亦略呈正方形，凡22列，416字（图4），其文如下：
1 大唐故左骁卫翊府翊卫武部常选锔君墓志铭并序 卧疾孙履升撰
2 夫材任栋梁，木秀风折。匪遇伐柯之士，焉观九重之颜。
3 痛矣将终，喟然而息。则有食禄，用诈于邦。锦衣在朝，而
4 也。是以荣辱有节，贵贱昌时。允兹在兹，影逐声响。
5 公讳山琮，肇有周族。立望西土，敦煌赫然。枝叶东迁，遂
6 为会部人也。曾祖寿，皇郓州司马。吕才就职，忝古从官。
7 罢摇扇之荣，乃滋延齿之v。祖慎，上柱国。杖剑出阃，奋
8 勇德于军前，而获大勋，不替昭阳之美。惟 公乘资岳
9 立，动若云回。植性西河，墨变三江之藻。然则扬名后世，
10 贻厥子孙。虽骨肉殒于黄泉，轩冕用光乎史册。呜呼！以
11 开元十年孟冬旬二日，终于乌兰县之私第，春秋c八，
12 先夫人卅四载也。侯氏，名与德全，礼亦俱备。载七十八，以
13 天十四载六月廿三日终，以丙申岁五月七日迁葬于
14 墼子平原之礼也。于是乎前瞻桂首，坠蛾影而潺；后
15 抗洪波，列山川而地轴。嗣子知宪，昭武校尉、左武卫武
16 威郡武安府折冲、赐紫金鱼袋、上柱国。仲子知，昭武
17 校尉、右骁卫广陵郡方山府折冲、赐紫金鱼袋、上柱国。
18 季子知茂，先妣廿一载之逝也。噫！二子偷生，号叫天地。
19 恩及须弥之势，泣血流沙，日照阎浮，何期窀穸之苦。其
20 铭曰：壹丘青松，三川白雪。朔风飕，泉声幽咽。出入
21 无路，踪迹兮永绝。万代之后，惟 我君兮泣血。
22 天宝十五载（756）五月七日庚申志铭
2014年7月5日，“开拓与守护：丝绸之路上的白银学术研究会”在白银市召开，笔者提交该墓志之录文及初步考证一文{1}，并向与会代表展示了相关的墓拓图版，引起了高启安、沙武田、冯培红及其他学者的关注，认为有裨益于乌兰县沿革及靖远地方史的研究，希望能刊布这五方隋唐墓志并进行考释。
二 墓志所涉相关问题考
这五方墓志蕴含了隋乌兰城、唐乌兰县的丰富信息，特别是对于乌兰县地理位置的确定，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下面对墓志涉及的几个问题略作考证。
（一）隋乌兰城、唐乌兰县的建制演变
史载，乌兰县始设于北周武帝时，当时关、县并置{2}。到了隋代，乌兰县则遭到撤废，因为在《隋书・地理志》中已不见该县之建制，这一点为《隋大业六年（610）会宁郡鸣沙县乌兰城墓志》中的“大业六年及会宁郡鸣沙县乌兰城”所证实。此时乌兰县已不设置，仅名乌兰城，隶属于会宁郡鸣沙县。《隋书》卷29《地理志上》鸣沙县下注“有关官”{3}，当即乌兰关的官吏，可证乌兰关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关卡在隋代依然存在。
唐初又恢复设置乌兰县。《新唐书》卷37《地理志一》会州乌兰县下注云：“上。武德九年（626）置。”[2]《通典》卷174《州郡典四》亦载乌兰县于“武德末置”[3]。由此可知，626年唐朝从鸣沙县中析置乌兰县，重新恢复了它的原有建制。从上节所举靖远县北城滩出土的《唐显庆五年（660）十月二十九日会州乌兰县人许夫妇墓砖》、《唐乌兰县京兆府醴泉县丰泉墓砖》（开元年间{1}）、《大唐故左骁卫翊府翊兵部常选锔君墓志铭并序》[卒年为天宝七载（748）][1]12、《大唐故左骁卫翊府翊卫武部常选锷界墓志铭并序》[夫人侯氏葬于天宝十五载（756）]，可知直到天宝末年乌兰县一直存在。由于地处丝路要冲，北防突厥、回鹘，位置极为重要，故被唐朝定为上县。
（二）唐乌兰县治在今靖远县北城滩古城
据《元和郡县图志》卷4“会州”条记载，北周始置乌兰县、乌兰关，“东南至州一百四十里”[4]，是知乌兰县、关在会州治所的西北140里。关于会州治的所在地，严耕望、刘满都考定在今白银市平川区水泉乡陡城地区[5，6]，从这里往西北140里，当在双龙乡北城滩，此地位于黄河大拐弯处，南、西、北三面临河，呈半岛状，是个重要的军事据点。北周及唐朝在此设关立县，显然是有必要的。
《元和郡h图志》卷4、《旧唐书》卷38均记载乌兰县在会宁关东南4里{2}，可知在乌兰县、关的附近还设有会宁关。在如此临近的地方设置两个关，尤其是会宁关在唐代中期被列为13个中关之一，唐制规定“余关有驿道及四面关无驿道者为中关”[7]，可见乌兰关、会宁关一带是唐都长安西通河西、西域的重要驿道{3}。这更加说明，此处是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冲，地理位置极为重要。
问题是，乌兰县、乌兰关与会宁关究竟在北城滩及其附近的哪个具置，是在黄河哪岸？历来众说纷纭。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62云“乌兰城，在卫南百十里”[8]。此说将乌兰县、关的位置定在靖远卫以南110里，在方位上不合，自不足取，毋庸多辩{4}。
严耕望提出了会宁关、乌兰关夹河而置的观点，认为乌兰县、关在黄河西岸，位于今甘肃省景泰县境内的黄河大拐弯处：
由会州略沿黄河东岸西北行一百八十里至会宁关，为开元十三中关之一。渡河而西至乌兰关，为乌兰县治……乌兰关、乌兰县即在一地，或相去极近……盖会宁县、乌兰县以黄河为界，此处黄河虽曲折，流向不定，然大方向则自南向北流，河东属会宁县，河西属乌兰县……是则会宁、乌兰两关相距四里，夹河并置，中为津渡也……乌兰关县与会宁关之地望已辨明如上。度其今地当在景泰县地区，黄河大湾曲处。乌兰县关盖在景泰县治东不远，会宁关则在河之东岸也[5]413-415。
会宁、乌兰两关以黄河为界，夹河并置，中为津渡，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严氏并未进行任何考证，属于臆测之词。但这一观点为刘满、边强等人所赞同[6，9]。前者为此进行了详细论证，他通过先考证出会宁关的位置，再来确定乌兰关，得出的观点是：
会宁关在今靖远县双龙乡仁和村的北城村的北城滩古城遗址上；乌兰县和乌兰关在北城滩古城遗址西南的黄河对岸，即今景泰县五佛乡沿寺东南的黄河转弯处。[6]
然而，刘氏所说的四条证据尚不能够证实唐代会宁关就设在今北城滩{5}，尤其是证据三，即其揭出靖远县北城滩唐墓出土的《锔君墓志铭并序》，墓主于唐天宝七载（748）卒于乌兰县家中。锔君是乌兰县人，死后葬在北城滩，则乌兰县位于北城滩才合乎情理。刘氏说，墓主是北城滩会宁县人，死后却要移葬到黄河对岸的乌兰县，于理似有不通。而且，除了这方墓志之外，本文所考另外四方墓志也都出土于北城滩，都提到了乌兰城和乌兰县，更可证实乌兰县是设在黄河东岸、今靖远县的北城滩，而非严耕望、刘满所说的黄河西岸、今景泰县境内。孙长龙也推断会宁关在北城滩古城，并引《锔君墓志铭并序》说“现墓志所在地为北城滩，则乌兰县离北城滩不远”，但却认为“乌兰关应在北城滩以西黄河红山峡附近”[10]，大概是受到了严耕望两关夹河并置观点的影响。
1982年，鲜肖威发表《唐乌兰县何在？――兼论敦煌以东丝绸之路》一文，指出靖远县城西北约70多公里、黄河弯曲部的北城滩有唐代古城，建在红色砂岩的山头上，认为“此山即北周、隋、唐之乌兰山，渡口即乌兰津，建桥即乌兰桥，守桥之月城即乌兰关，因关设县即为乌兰县也”[11]。这与五方隋唐墓志所记乌兰城、乌兰县是相符合的。
在武则天执政的天授二年（691），乌兰县的治所发生了移动。《元和郡县图志》卷4云：“旧城内沙石不堪久居，天授二年，移于东北七里平川置。”《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亦曰：“天授二年，移于关东北七里。”乌兰关的位置没有发生变化，显然是因为关城地居冲要，不可随便移动；而乌兰县是行政中心，为官民辐辏之地，适合于建在平川地区。原乌兰县治位于北城滩，面临黄河，流水冲蚀，沙石不堪久居，遂向东北迁移7里到了比较开阔的平川，地点仍在黄河东岸的今靖远县境内，而不会在黄河西岸的今景泰县境内。
北城滩唐代古城矗立于黄河北岸的石崖上，面积为195m×175m，略呈正方形，墙体夯土板筑，城墙下宽5.8m，残高3.3m，夯土层厚10cm。古城有凸形瓮城遗址残存，城墙夯土层夹杂小砂石层，夯土层厚3―4cm。城之五角均建有墩台。北墙、东墙有三个马面，西墙有两个马面。城门朝南，面对黄河，表明了它的临河设关的关城性质。
据1983年参与开发建设的北城滩大队领导唐连孝（时任北城滩大队文书）、张永儒（时任北城滩大队党支部书记）及挖墙垦地的老乡回忆，古城未毁时，城内街道、居所、巷界规划轮廓清晰可辨。如今，仁义（义和村、仁和村）、北城村五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们一提起北城滩古城，都会说起当年和他们一样大的十多岁同伴经常到古城里挖找麻钱、木马、瓷器等趣事，其中麻钱以“开元通宝”居多，瓷器多为碎片，木器绝大多数已腐朽残破。
北城滩唐代古城遗址周围的墓群出土了大量带有各种图案的绳纹砖、画像砖及木俑。1976年10月，省、地、县普查队试掘唐墓四座，出土了胡人木俑[1]12。据王权介绍，与《唐乌兰县京兆府醴泉县丰泉墓砖》一同征集到的，还有骆驼画像砖、勇士画像砖。经笔者比对，当即《定西文物概况》所提到的驼夫、执矛武士等画像砖，今皆藏于靖远县博物馆，分别编号“LS0224、其他18”，“LS0509、其他30”。这些胡人俑、驼夫砖反映了唐代乌兰县、P是丝绸之路北线的交通要冲，而执矛武士画像砖则是体现了其为北防回鹘、南御吐蕃的重要据点。因此，在此地设关立县是极为必要的。
（三）敦煌锸隙徙乌兰
上述五方墓志中有两方的墓主人都是乌兰县的锸希时代在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身份皆为左骁卫翊府翊卫兵部（武部）常选{1}。
《大唐故左骁卫翊府翊卫武部常选锔君（山琮）墓志铭并序》云“公讳山琮，肇有周族。立望西土，敦煌赫然。枝叶东迁，遂为会部人也”，可知锷界的祖先是出自敦煌，后来东迁到了会州乌兰县。锸献院捍以来就是敦煌的大姓，《元和姓纂》卷9“铩碧趿杏卸鼗汀⒓帽倍望[12]；《广韵》卷2“凡第二十九”云：“铮国名，又姓，出敦煌、济北二望。皇甫谧云：本姓凡氏，遭秦乱，避地锼，因改焉。汉有锸ぶ，撰书言种植之事。子辑，为敦煌太守，子孙因家焉。”[13]敦煌文书S.1889《敦煌锸霞掖并序》云：“成帝御史中丞镄郏直道见惮（弹），河平元年（前28）自济北卢县徙居敦煌。代代相生，遂为望族。”{2}到西晋时，镏宰魑“敦煌五龙”之一，已经是名扬海内的高门大姓[14]。
439年，北魏太武帝亲率大军攻克北凉都城姑臧，将三万余家凉州民众迁往魏都平城及其他地区，其中锸弦苍诒磺ㄖ列。《魏书》卷52《胡叟传》载其为安定临泾人，曾仕于北凉，在姑臧城破之前就已东投北魏，官拜虎威将军，赐爵始复男，“家于密云，蓬室草筵，惟以酒自适”。传文记载，“时敦煌锴保家善酿酒，每节，送一壶与叟”，被著作郎许赤虎、裴定宗等称为君子，可知敦煌锴币脖欢迁至平城。传文又提到“叟元妻敦煌宋氏”[15]，可见作为陇右大族的安定胡叟与敦煌大族的关系颇为密切。
到了唐代，一些敦煌锸弦蛭做官等向东迁徙。会州乌兰县是个重要的据点。锷界的曾祖父锸傥郓州司马，祖父锷魑上柱国，奇怪的是墓志没有提到其父亲。锷界于开元十年（722）冬“K于乌兰县之私第”。另一位墓主锔君“以天宝七载（748）仲春旬于乌兰县之私第”。由此可见，在唐玄宗时代，一些锸弦丫离开故土敦煌，定居在会州乌兰县。吐鲁番阿斯塔那509号墓出土的《唐开元廿一年（733）唐益谦、薛光、康大之请给过所案卷》记载唐益谦携其婶薛十五娘等一干人畜，从安西四镇前往福州，“路由玉门、金城、大震、乌兰、僮（潼）关、蒲 津 等关”[16]，其中乌兰关是丝路北线上的重要关口。敦煌锸隙来，或许也是沿着丝绸之路北线东至乌兰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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