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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现代诗范文1
[关键词] 保育思想;儿童;健康
中国古代有着独具特色的儿童保育历史。不仅有哲学、医学等方面对儿童胎教和保育的理论论证，还从方方面面的社会生活中体现了对儿童应给予保护和关爱的慈幼观念。
一、中国古代儿童保育思想
（一）关爱儿童成长的慈幼观念
中国自原始社会就有重视、保护儿童的慈幼观念。中国古代慈幼观念产生并植根于中国古代的社会现实中。由于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农业社会，人力是国家征战、发展经济的重要资源，是最为重要的财富之一，儿童的诞生与成长预示着一国一家人力财富的增长，因此，从古至今，古人都有多子多福的认知，怀有子孙满堂的愿望。儿童在长到一定年龄之后就能成为劳动力为一家出力。受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的影响，儿童肩负着今后延续家族香火的使命，父母将儿童视为自身和家族的延续。当然，慈幼观念也与人类本能中对儿童想要呵护的情感有关。因此，无论从伦理层面还是经济发展考虑，儿童在世人心目中都有着特殊的地位。自原始社会，就有兼养老与教育儿童之用的“庠”作为儿童的看护、受教场所。
古代儿童慈幼观念的具体表现主要有：在哲学思想中，很早就有关于对幼童应怜惜关爱的观点。孟子曾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肯定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应相互亲爱、尊老慈幼的风气。在国家管理中，有专门负责儿童事务的官员和政策。如史料中记载，在齐国国都中设有掌管儿童的官员，“敬老慈幼”还被写入诸侯盟誓中。如《周礼》规定：“（大司徒）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其中，将慈幼作为大司徒工作的第一位。对儿童身体健养的重视还体现在宫廷教育中。如在王宫中设立专门的幼儿教养机构――孺子室。《礼记・内则》中记载，王室出生的幼儿不仅会有专门的教养人员为其服务，还会选择资质优秀的人成为幼儿老师。其中有专门负责教育和保育工作的太师、太保和太傅，也有专门陪伴太子出入的少师、少傅和少保作为辅佐，从人员配备和养育制度上保证贵族儿童的健康。对普通儿童的健康，政府也同样重视。如从立法上禁止父母杀死儿童，禁止教师对学生过度鞭笞。对家庭中子女较多者提供粮食和乳母，并通过免除徭役和赠予钱物等手段奖励生育。历朝历代不仅有慈幼之举，还逐渐出现了专门的慈幼机构。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特有的胎教和儿童保育思想，也体现了古人对儿童的重视。
（二）注重外象内感的胎教理论
早在奴隶社会，胎教就为人所重视。人们认为胎教对儿童的身体、品性、智慧、相貌等都会产生影响。因此，“古人为教，方其子在胞胎之中，已谨其所感”。曾为太子教师的贾谊十分重视胎教作用，“胎教之道，书之玉版，藏之金柜，置之宗庙，以为后世戒”，认为胎教是为了“正本慎始”，从胎儿期就为儿童一生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古代有针对如何进行胎教的众多论述，除了教育方面，也有从医学、哲学角度进行论证的。其中西汉文学家刘向提出的“外象内感”说为古代胎教思想的代表性观点，“外象内感”的观点认为母亲所接触到的外界物象会直接被体内胎儿感应到，因此，“妊子之时，必慎所感，感于善则善，感于恶则恶”。古人对于胎教之法有诸多细节描述，在饮食禁忌、居住环境、身体养护、性情调理，甚至于着装仪态都有论述。如“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非正色目不视，非正声耳不听”等种种对孕妇的规定。医学上，唐代医学家孙思邈以胎儿“禀质未定”的生理发育状态为依据，阐明了进行胎教的可能性，提出了孕妇饮食、行为的禁忌，并特别强调孕妇“调心神”、“和情性”、讲卫生等建议，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随着医学的进一步发展，后世医生也提出不少胎教之法，如孕妇要调精神、慎寒温、禁饮酒等。古代胎教理论中有古人总结多年的生活经验和医学知识积累，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但古代胎教思想也有诸多不合理之处，需要我们从中筛选剔除。
（三）注重惜爱有度的保育态度
“古人为教，不但养其心，而又养其身”，保育作为学前教育的重要内容也为人所重视。唐代文学家元稹提出“未生胎教，既生保教”，主张应重视儿童身体养护，以防止其受到伤害。为了使孩子长成健康的身体，人们对儿童保育的态度并非单单是悉心保护，也有惜爱有度、过爱反害的理智态度。在饮食穿衣方面，人们认为“婴儿之病，伤于饱也”，过饱过暖，都有可能生病，因此民间有“若要小儿安，常带三分饥与寒”的说法，即养育儿童饮食穿衣应适中有节制。《曲礼》记载：“童子不衣裘裳。”元代著名医学家朱震亨告诫为母者对孩子不可富贵娇养。金朝著名医学家张从正认为“小儿初生之时，肠胃绵脆，易饥，易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 并据此将育子之理总结为“薄衣，淡食，少欲，寡怒”，还建议少对儿童用药以增加抵抗力。对幼儿进行母乳喂养，适度添加辅食等儿童喂养方法也受到相当重视，在宫廷教育和家庭教育中都有慎选乳母的相关论述，朱震亨专门论述了乳汁对幼儿的影响，认为乳母身体状况直接影响乳汁质量，进而影响幼儿健康，因此建议乳母应谨慎节制饮食。
（四）重视体育锻炼的儿童保健观
古人还很重视让儿童进行身体锻炼，如通过踢毽子、荡秋千、登高等游戏使幼儿在玩乐的同时身体也得以强健。一些少数民族则重视用军事体育来增强儿童体质。如金元时代，北方少数民族儿童被要求自小练习骑马射箭，对此方面的训练甚至多于读书。除此之外，古人认为使幼儿形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有助于儿童健康。朱熹提出儿童应鸡鸣即起，完成洗漱之后，还应“自冠巾、衣服、鞋袜，皆须收拾、爱护，常令洁净、整齐”，在做好个人卫生的同时，对力所能及的清洁工作也应身体力行。
二、古代儿童保育思想的现代启示
古代保育思想基于古代哲学、医学等知识发展起来，其不娇养儿童，对其惜爱有度，照顾儿童饮食穿衣适中节制，注重儿童身体和谐发展的思想，不仅具有科学的借鉴意义，也对当前家庭和幼儿园的保育和健康教育带来价值选择方面的思考，值得当前家庭和幼儿园进行借鉴。
（一）家庭保育应秉承惜爱有度的养护态度
作为孩子最重要的成长环境，家庭为儿童提供了自出生起维持其生命的一切条件。包括进食、排泄、睡眠等满足其基本生理需求的悉心照顾，也包括在养育过程中的亲子情感交流等。家庭对儿童的养育态度和教养方式决定了孩子是否能够正常地生长发育，能否维持并促进其身心健康。古代保育思想中的“惜爱有度”“过爱反害”的观点也正是现代家庭保育所应秉承的理智态度。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儿童的成长环境大多能够满足最基本的要求，物质条件的缺失已经不是儿童成长面临的主要问题，无节制地为孩子提供过于丰富的物质条件反而成了常见现象。在现代家庭中，对孩子娇生惯养早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小公主”“小皇帝”现象也延续了多年。对孩子的种种溺爱，不仅没有起到父母希望孩子健康成长的初衷，反而容易导致儿童养成不良的健康卫生习惯，最终危害儿童的身心健康。比如，纵容儿童不良的饮食习惯，导致孩子出现挑食、暴饮暴食、乱吃零食而对吃饭不感兴趣，这种习惯可能会使儿童出现营养不良。对孩子身体过于保护，平时衣着饮食太过精致，导致儿童身体没有机会接受和适应外界自然的环境刺激，使其身体适应能力和免疫力下降。
上述现象背后的原因，与家长对子女过于爱护的保育态度有关。大多数现代家庭都是独生子女家庭，父母都想把最好的物质条件提供给孩子，却忽视了儿童自身具备的生长能力和环境适应能力，剥夺了其自然成长的机会。中国传统保育观念提倡对孩子应“惜爱有度”，因为“过爱反害”。在儿童日常起居、饮食、衣着照料中，孩子过饱、过暖都是对孩子健康不利的，不可对孩子娇生惯养。家长应尊重孩子的生长能力和生长发育规律，给予儿童自然发展的机会，秉承古人“惜爱有度”的理智教养态度，让儿童自主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提高其身体抵抗能力。对待儿童饮食、穿衣等日常照管不应过分精致，应在保证儿童健康的同时，以儿童健康需要为准。
（二）幼儿园应加强其保育工作的科学性和示范性
保育工作是幼儿园工作的重点之一。幼儿园保育工作的顺利开展不仅需要高效的管理，还应有科学的理念进行指导。中国古代虽没有普及专门的学前机构教育，但却有详细的宫廷儿童保育教养经验，并针对普通民众开设育婴堂等公共儿童保育机构。中国古代宫廷教育中有专门的教育人员和保育人员陪伴儿童左右专门对其进行的教养，古代儿童保育中对儿童身心特点的关注，以及保育、教育工作的制度性和管理经验对现代幼儿园有一定启示。
首先，幼儿园应根据标准配备保教人员。古代宫廷教育中对教养人员配备数量和人员职责有着明确要求，不同人员各司其职做好儿童教育和保育工作，从而保证了保教工作的有序开展。在现实中，幼儿园师幼比例过大，专业人员配备不齐的情况一直是幼儿园管理中的重要问题。2013年，教育部出台了《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暂行）》文件，规范了幼儿园应按照服务类型、保教人员与幼儿的一定比例配备教职工。科学合理的保教人员配备是规范幼儿园办园行为，满足幼儿在园生活、游戏和学习的需要，确保幼儿接受基本的、有质量的学前教育的前提条件。无论是每日晨检、幼儿膳食、班级卫生工作、幼儿体育锻炼还是其他保育工作中，都应由专业人员负责。除此之外，保教工作相关人员还应从知识到理念全面提高自身业务水平，用科学的工作方法保证幼儿园保育工作的质量。
其次，建立科学合理的一日生活制度。无论是古代宫廷教育制度还是一些医学家、教育家的保育思想中，都对儿童的生活制度有一定要求。例如，古人重视儿童的起居要有规律，日常生活注意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提倡通过游戏满足儿童活动需要;提倡通过体育锻炼来强健儿童体魄。幼儿一日生活的合理安排保证了儿童生活、学习、游戏、体育锻炼等活动的有序进行，是科学规范开展保教活动的重要制度保证。幼儿一日生活中的各项活动应根据其活动特点进行合理的时间和顺序安排。
再次，为家庭保育工作做指导。幼儿园拥有能够指导家庭保育工作的高素质人力资源。从营养师、保健医到教师，都能为家庭保育工作提供对策和建议。并且，为家庭保育工作做指导，通过家园合作共同促进儿童健康成长，也是保育工作得以长效实施的策略之一。具体说来，幼儿园可为家长提供包括季节性的儿童衣着、饮食和体育锻炼等方面的家庭保育建议，以保证家庭与幼儿园保育工作的互补性。家园双方还应帮助孩子形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三）政府应加强儿童保育工作的管理
我国自古就有关爱儿童的慈幼观念，对儿童的关爱不仅发生在家庭中，在社会观念和政府管理中也都体现着关爱儿童的价值导向。这其中，就有政府切实实施的各种政策。如通过立法保护儿童生命安全，制定各种福利政策关爱弱势儿童，并兴建专门的儿童福利机构使儿童有安居之所。当前我国的儿童保育工作，同样是民政、卫生、教育等部门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政府应借鉴古代慈幼观念，为儿童身体健康发展切实履行保育工作管理职能。
首先，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毒奶粉”事件的发生拷问了人们的道德底线，盲目追求经济利益而抛弃道德准则造成的食品安全事故让人们开始关注儿童的饮食安全。科学、合理的膳食是保障幼儿健康的重要因素。儿童日常食用的食品大部分是由市场供应。基于保障儿童健康、科学、安全饮食的考虑，整个社会应形成有效的儿童食品安全管理机制，加强从原材料生产到成品加工等各个食品生产流程的食品卫生管理，致力于为儿童提供健康的膳食。这不仅需要政府通过立法、检测和制定食品卫生标准等措施加强职能管理，也需要整个社会提高对食品生产安全的重视程度。
其次，启动儿童体质保健工程。儿童体质关乎民族未来，古代保教思想重视通过游戏与体育锻炼等手段强健儿童体质。在政府倡导的全民保健中，也应高度重视儿童保健工作。这其中，不仅包括合理膳食、医学领域的疾病防治，更重要的是增强儿童身体素质。身体素质的增强离不开合理的体育锻炼。政府应为儿童进行体育锻炼提供场所和设备。不仅应开辟适合儿童游戏和体育活动场所，如公园或公共儿童游戏场等，还应专为儿童增建游戏和体育锻炼设施，使儿童与成人都有适合自己的体育锻炼场所和设备。除此之外，针对当前家长由于某些培训学校的宣传，将孩子送去参加一些不利于其身体发展的培训班的现象，政府还应宣传科学的儿童体育锻炼理念，引导儿童科学地进行体育锻炼。
参考文献
[1]廖其发.中国幼儿教育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
儿童现代诗范文2
一
杨映川的儿童文学写作游走在传统侗乡伦理和现代文化两端，细细揣摩乡土文明对于侗乡孩子身心情感的濡染，塑造出乡土伦理浸润中富有个性的、生机勃勃的少年形象。《少年师傅》中，乡土少年玉樟的成长体现出侗乡乡野的自由任性，又暗含着侗乡传统价值体系的深厚影响。由此在某种程度上，玉樟的成长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富有创造性的人必定是从传统中来的，然而却时常是那种能够打破常规、不走寻常路、颇有个性的人。玉樟的成长和他对传统技艺的认知都经历了一个颇为曲折的过程。文本一开始叙述了玉樟很会玩陀螺，打败丹霞乡无敌手，成了乡里的陀螺王。这些叙述一方面刻画了玉樟的聪明和悟性，另一方面又体现了他少年天性中的淘气、贪玩、好胜和虚荣。这个时候，阿妈的见识让阿爸及时调整了对于玉樟的培养方向，向着真正有利于人品、技艺和生存能力的方向发展。当父子二人在磨刀功夫训练时产生矛盾，阿妈又从玉樟性格特点的角度，让阿爸给孩子自己体悟的时间和空间。由此针对聪明、有灵气、有创造力但是却不愿过多受训诫的玉樟，阿爸调整了对他进行木匠技艺训练的方式，让玉樟有更多的自由，自己体悟、创新和想象，由此玉樟的少年心性和才华得以最大程度地释放。玉樟自己琢磨着练成飞斧凿木眼，把斧头玩得像多出了一只手，他在游戏精神中体验到一种非常纯粹的乐趣。玉樟做木工活儿主要是用心思，善于琢磨事情。同样的木工活，在他眼里就能看出不一样的门道。玉樟小小年纪就能独立造屋，能够打造各类微缩小家具，最后秉承传统侗族工艺，带领乡人重新修建了风雨桥。少年玉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成长为一个出色的木匠。在清新的乡野气息和丰厚的人伦风情中，少年玉樟从懵懂小男孩渐渐成长为一个拥有高超技艺的木匠大师。文本塑造了一个自信、乐观、要强和独立的少年形象，叙述了一个具有强烈地域文化特色的少年传奇。《千山鸟飞》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常见的环保题材，然而这种类型的题材对于侗乡的山林和少年来说，又具备了某种生存和生活方式的本源性。因为对于山野少年来说，自然、生命和成长是一体的。少年包森林生活在一个殷实和睦的乡村家庭里，有当村支书的有领导魄力的阿爸，贤惠的阿妈，德高望重的老猎手阿公，最为重要的是：在乡村经济发生转型的时候，一家人即使经营商业性质的农家乐旅店，也一直坚持生态保护。他们一家爱山护鸟，坚决不提供鸟肉、鸟汤作为农家乐的菜品，以最朴素和实在的方式保护着自己身边的自然生命。在这样的家庭中，少年包森林从小耳濡目染，对自己生活的乡野有着深厚的感情。少年包森林因为纯粹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热爱，天然地对于外乡人的贪欲、杀戮和功利主义保持着警惕，这些让他成为一个能够倾听鸟鸣、守护鸟类和自然的少年卫士。在阿公的言传身教中，他精通数百种鸟语，能够吹出不同的鸟鸣声；他在山野中学鸟叫声，能够和鸟儿互相聊天儿；他和阿公守护着大风洞后面的天堂滩，在那里欣赏百鸟争鸣的景象，做一个身心融入大自然的倾听者、观赏者和保护者。正是因为这种对于自然和生命的真正尊敬和爱，他对被网杀的鸟儿们饱含同情，对集中虐杀鸟儿的们极其愤怒，才会勇敢地录下那些虐杀鸟类者的罪恶行径……这是一个善良勇敢的乡村少年和饕餮欲望的外乡人之间的较量，也是乡土的淳朴美好与现代商业的贪婪丑恶之间的较量……在少年包森林和舒教授的带动下，乡村社会也渐渐内省到大自然和自然生灵对于乡土生存和生活的重要性，更多的人有了环境保护意识。于是在银兰村的当下和未来，有了更多的环境保护者，也有着更多清脆的鸟鸣声。
二
当下的时代情境在杨映川的儿童小说中也有着细腻传神的刻画。作者还原现实乡土生活中的具体生活情境和场景，对于乡土与现代社会嬗变有着及物的观察和体悟，塑造了不同类型的少年人物。《千山鸟飞》中，包百丽是通过读书走出大山的农家女孩，她聪明好学，成为家族和乡里的骄傲。作为银兰村走出来的大学生，包百丽在城市生活中也如鱼得水。然而，城市生活却让她日渐疏离了乡村生活的质朴与纯粹，沾染了现代功利主义，甚至于和自己的善良本心渐行渐远。她带着富商客户来到银兰村之后，所作所为违背了自己曾经柔软善良的本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也成了杀害鸟类的帮凶。同样，少年余鹏程也是山乡常见的普通少年形象。他不爱学习，算不上好学生。他爱赶时髦，喜欢好东西，希望能够挣到更多的钱……对于这样的乡村少年，文本叙述了他的爱臭美、好算计和随波逐流，但是也恰如其分地描写了他目睹鸟儿被虐杀之后的不安与愧疚。包百丽和余鹏程是乡村社会常见的女孩和男孩形象，他们无论是否走出了乡土，都带着乡土和时代清晰的印痕，他们的所作所为带着异常的真实性，投射到整体性的时代生活情境中，让更多的人能够通过阅读的移情作用，反观自我，从而内省作为个体的人对于自身生存方式和价值取向的选择。《少年师傅》在对传统技艺大师的童年镜像摹写中，作者非常形象地刻画了和玉樟一起成长的乡土社会中平凡的少年男女。他们平凡普通，但却朴实真诚，作为少年主人公的同伴们出现，和玉樟一起建构起属于他们自己的快乐的少年时代。文本中塑造了和玉樟性格互补的杨盛年，他没有玉樟的聪明巧思，甚至有些懦弱胆小，但是却憨厚老实，做事踏实细致，像一个兄长般呵护着玉樟。比如小说详细描写了杨盛年在家里烧鸡的场景，其中诸多细节令人动容。盛年将所有好吃的都给了家人和专门过来等着吃鸡肉的玉樟，而自己只吃了一碗蒸南瓜。在贫穷的年代，对待食物的态度最能反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盛年这种宽厚的品质让少年情谊显示出金子般的特质。文本叙述玉樟终于可以挣钱了，他用自己挣的钱，买了四只鸡，请盛年一起大快朵颐。即便在这种时候，盛年还是劝玉樟要勤俭，将挣来的钱攒起来，不要乱花。盛年在建屋时摔断了腰，腰好了之后，又遭遇失恋……他遭遇了种种重大的人生打击，却很少怨天尤人。在亲人和朋友们103的帮助下，这个善良的少年坚韧地默默忍受，最终都挺了过来。盛年虽然没有玉樟那么耀眼炫目，却以自己的良善和宽厚在乡野的土地上茁壮成长。和玉樟一起长大的女孩龙杜鹃则显示出侗乡少女聪敏、泼辣和率性的一面，她和玉樟之间少不更事的矛盾冲突，带着原汁原味的山野特色。比如为了让玉樟不再喊自己“丝瓜须”，杜鹃在河边压住玉樟的衣服，不让光着身子的玉樟从水里出来的童年趣事。成长过程中，两个人的言辞一直带着火药味。玉樟只要惹得杜鹃生气就很开心的“古怪心理”，而龙杜鹃对于玉樟时时恼火，又时时在意的矛盾心理……文本对于这对小儿女两小无猜的总角之情，有着许多令人忍俊不禁的描写，读来令人解颐。这些看似不经意的叙述和刻画，恰恰从质朴的伦理层面勾勒出乡土少男少女独特的精神情感世界。
三
儿童现代诗范文3
一、关于“中国儿童文学”的具体发生时间的辨析
关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具体发生时期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中国儿童文学是否古已有之”这一争论了。在中国古代是否存在“儿童文学”?存在着什么样的“儿童文学”?针对这些问题，不同的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其中，以蒋风、王泉根、方卫平、张之伟、谭元亨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就已经存在儿童文学了。蒋风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的绪论当中这样写道:“历代儿童常常把丰富多彩的人民口头创作和古代文人文学中的优秀篇章攫为自己的宝贵精神财富，以满足精神上的渴求和需要。这就使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与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学保持着传统的血缘关系。”［1］1蒋风先生所指的优秀文学中，除了《西游记》《水浒传》等文人文学外，他还特别提到民间文学对我国儿童文学的巨大影响:“我国古代的民间童话和民间故事，从来就主要生活在孩子们中间，滋养并丰富了过去时代的儿童精神生活，也是我国儿童文学的一宗极其丰富的遗产。”［1］2王泉根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主潮》《中国儿童文学概论》等论著中也大抵持相似的观点:“由此观察中国儿童文学，中国古代有童谣、童话的存在，自然有儿童文学的存在。”［2］13“如是我们说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资源源远流长，这显然是指千百年来民间流传的口头儿童文学。”［2］14张之伟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稿》中将“五四”以前的儿童文学称为“客观存在的儿童文学”［3］。这种提法与方卫平在《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对古代儿童文学的提法不谋而合。但是，方卫平也指出，中国古代儿童文学具有非自觉性。“除了符合传统教育需要的作品之外，它们基本上都不是专门为儿童所创作的自觉的儿童文学作品。”［4］纵观这几位学者的观点，不难做出如下的概述:他们认为古代文学中的民间文学、中某些适合儿童阅读的作品以及儿童之间传唱的童谣等可以看作是儿童文学，但是古代并没有出现专门为儿童创作的文学，也就是自觉的儿童文学，真正自觉的儿童文学要到“五四”时期才出现。吴其南在《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阐释》一书中使用类似的称法，即将“五四”以前的“儿童文学”称为“非自觉的儿童文学”。他指出:“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冠礼的记载值得关注。而真正将儿童作为一个共同体来想象其特点的是一批美学家，如老子、李贽等。因此，现代社会以前是有童年观念的，古人也意识到了儿童与成人的不同，只不过他们的注意点多在生物学层次上，而现代的学者关注的则是文化层面。而儿童文学的产生与近代以来的新式教育制度密不可分。学校的建立推动了儿童文学读者群的生成。学校创造一个儿童的文化群体，为儿童提供了一个特殊、介于家庭和社会之间的空间，创造了一种儿童自己的、又有别于成人的生活方式，在深层为儿童文学的特殊存在提供了依据。更为重要的是新式教育基本畅通了儿童自身的接受能力这个制约儿童文学建立和走向自觉的瓶颈。”［5］
在“儿童文学是古已有之”这一阵营中，谭元亨的观点显得与众不同。他在《中国儿童文学———天赋身份的背离》一书中将孙悟空、哪吒等神话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归为“儿童形象”。并且认为，“《西游记》在很大成分上，是给儿童们写的，而且，可以被视作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个雏形”［6］。以朱自强为代表的另一方则认为中国儿童文学并非古已有之，而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甚至连“中国儿童文学”这个名词都不存在。这一观点最先在他的《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一书中提出:“从有人类的那天起便有儿童，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儿童却并不能作为‘儿童’而存在。儿童作为儿童被发现，是西方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才完成的划时代创举。没有现代社会对‘人’的发现，就不会有‘儿童’的发现，而没有‘儿童’的发现作为前提，为儿童的儿童文学是不可能产生的。”［7］3而关于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之间的关系，朱自强则表示:“民间文学要成为儿童文学，一定要经过现代转化。”［7］4在《“儿童文学”的知识考古———论中国儿童文学不是“古已有之”》一文中，朱自强运用福柯的知识考古方法和布尔迪厄的“文学场”的概念，对“儿童文学”这一观念进行知识考古。［8］因此，他认为不能采取对细部进行孤证的做法，认为古代那些零星的作品不足以促成“儿童文学”这一重大的事件的发生。“建构的本质论”是朱自强针对儿童文学界出现的“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倾向所提出的。在朱自强看来，杜传坤是建构主义的代表。杜传坤在《现代性中的“儿童话语”———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源谈起》一文中表示:“现代儿童文学起源的‘元研究’的意义并不在于具体是哪一个时期，而是为什么是这个时期。儿童文学的真实起源来自于成人对儿童的想象。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就是儿童被‘他者化’的过程。”［9］在这里，杜传坤显然受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认为儿童是通过“颠倒”而被发现的风景。不可否认，儿童文学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成人为隐含的儿童读者所构建的一个“乌托邦世界”(尤其在狭义的儿童文学中)，是成人想象出来供他们阅读或欣赏或受益的东西。但我们应该同时注意到，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文本所提供的理想化世界并非是被动的接受。相反，他们正在积极抵抗这些理想化的过程。路易丝·乔伊在2019年出版的专著Literature'sChildren:TheCriticalChildandtheArtofIdealization(笔者译:《文学的儿童:批判的读者与理想化艺术》)中，分析了“儿童读者从事的实际的批评活动的本质，强调儿童对文本起何种作用”［10］。通过细读一系列“黄金时代”为儿童创作的儿童小说，证明了儿童批评是如何在这些文本中抵抗理想化的过程。也许，这本书提供的全新视角，可以在某些程度上纠正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偏颇，从而使我们更加理性地看待“儿童文学的发生”这一问题。
而关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源，大多数的学者都持“五四说”的观点。但也有少数学者持“晚清说”的观点。张建青论文《晚清儿童文学翻译与中国儿童文学之诞生》运用译介学的方法，从晚清的儿童文学翻译入手，对不同译文以及茅盾、叶圣陶、孙毓修的童话作比较分析，从而得出“中国的儿童文学逐渐诞生于晚清，标志性的作品是1908年出现的《无猫国》，它标志着中国儿童文学的诞生”［11］。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孙建江，他在《清末民初: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源》一文中对清末民初儿童文学活动史料的梳理和整理，发现“清末民初时儿童文学活动的创作思想日趋成熟、儿童文学创作实践丰富多彩、儿童文学活动的积极影响不断显现，因此清末民初的儿童文学活动，是具有民族性、现代性根本特征的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真正起源，清末民初也正是我国儿童文学真正呱呱坠地的诞生期”［12］。
二、对这一时期具体文学实绩进行研究
对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期史料的整理从未停止过。1982年胡从经编纂的《晚清儿童钩沉》是中国大陆较早关于晚清时期儿童文学史实的著作。随后，蒋风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王泉根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主潮》、张之伟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稿》等一系列现代儿童文学史着眼于“五四”到前的儿童文学史实的梳理。对于这一时期儿童文学也以正面评价为主，肯定了“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的对传统文化的反拨，把“五四”时期作为儿童文学史上的重要节点。但这些著作对史料的平面梳理，大多是从儿童文学观、域外翻译的儿童文学和原创文学三个角度来论述，缺少对史料更深入探究。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逐渐从各个角度审视晚清至“五四”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试图探究这一时期儿童文学与历史、社会和民族国家等之间复杂的关系。谈凤霞教授在论文《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期的审美困境》中，从“审美”的角度，对1903－1927年间的儿童文字进行评价。在肯定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的成就的基础上，同时指出了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的审美困境:偏重教化、偏重“玄美”和矫枉过正。作者选取的切口很小，但是辐射的面却非常广。通过研究发生时期儿童文学的审美性，我们可以关照到整个现代甚至当代儿童文学的审美面貌。［13］张梅的《从晚清到五四儿童期刊上的图像叙事》另辟溪径，从“图像”这个在儿童文学中习以为常但却又最容易为人忽视的文体入手，考察图像由叙事的点缀到直接参与叙事的演变，从而折射出儿童文学发生期的复杂性。图像在晚清时期给儿童带来视觉上的冲击，在民国初年成为启蒙的利器，并出现了完全以图像为主导的《儿童教育画》，到了“五四”时期，“图画故事”作为一种新文体正式出现。图像对叶圣陶等最早一批的儿童文学作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是现代儿童文学诞生重要的推动力量。［14］
儿童文学与国家民族之间的复杂关系一直伴随着中国儿童文学的各个阶段，尤其在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阶段。吴翔宇的论文《想象中国:五四儿童文学的局限与张力》从“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入手，发现了“五四”儿童文学无法回避成人———儿童的张力关系。在“五四”时期的许多儿童文学作品中，都无法回避地出现成人的声音。在成人和儿童的身上同样都存在着自然性和社会性两种属性。“在儿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无论是过分强调政治之于儿童文学的训谕和教化功能，还是将儿童文学超脱于政治之外，都是对两者之间深度关联的片面理解。”［15］
从儿童文学内部探讨儿童与民族国家的命题是另外一个趋势。在“五四”时期，周作人和鲁迅在儿童文学方面的贡献不可小觑。对周作人的研究，学者大多集中在他的“儿童本位”理论以及他将民俗学、人类学与儿童文学交叉在一起的跨学科方法上。而对鲁迅的研究，则更多集中在他对爱罗先珂童话的翻译上面。谈凤霞教授的论文《鲁迅与爱罗先珂的童话》一文中阐述了鲁迅选择译介爱罗先珂童话的标准在于“有益有味”，“有益”指的是有益于儿童健康成长，并从长远来看能有利于改良社会人生;“有味”指的是活泼、积极的生活情趣和隽永的艺术魅力，能吸引小读者。论文的着眼点仍在启蒙与斗争的主题之中。［16］美国学者安德鲁·琼斯的《发展的童话:鲁迅、爱罗先珂和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一文则揭示了鲁迅对于启蒙这一命题十分暧昧的看法。鲁迅和爱罗先珂一样持续关注着进化论及其带来的发展渴求，但也时刻怀疑这种发展的希望只是幻想。安德鲁认为《狭的笼》是一个后殖民的寓言:本土知识分子的发展主体为启蒙价值的“普世性”所篡代。［17］106－132谢晓虹的论文《五四的童话观念和读者对象———以鲁迅的童话译介为例》以鲁迅的童话译介为例从读者对象的角度介入来重审“五四”时期的童话。她提出了很有趣的问题:童话在“五四”时期是否真的如通常所说的是“专为儿童用的文学”?作者的答案是:“五四”时期当童话被视为“专为儿童所用的文学”时，一个崭新的读者群———拥有“赤子之心”或“童心”的成人也被构建出来。具体到鲁迅1926—1927年所翻译的《小约翰》，进一步阐述了鲁迅所看重的童话作品中的“社会批判力”不是源自童心的“无邪”，而是必须拥有“成人”与“儿童”的双重视点。因此，鲁迅所翻译的童话，是献给他们的———那些徘徊在“成人”与“儿童”世界之间，拥有双重视点的痛苦的觉醒者。［17］133－153加拿大学者佩里·诺德曼在《隐藏的成人:定义的儿童文学》中曾说:“我推定叙述者(指儿童文学文本的叙述者)是一个成年人，这些文本往往提供两种不同的视角，一种是儿童式的，一种是成人式的。”［18］其实在鲁迅翻译的童话也存在着这种双重视点，因此才会邀请同样具有“双重视点”的读者进入文本。在余话中，谢晓虹希望借此丰富现时对“五四儿童”、国族想象等课题之探讨。李玮的论文《在东西之间发明儿童———论民族政治与鲁迅的儿童观》一文打破了前者启蒙语境下的研究范式，在殖民的语境下探讨了鲁迅的儿童观。她提出也许并非是鲁迅“发现”了作为“人”的存在的儿童，而是鲁迅通过“发明”儿童来实现他特定的文化目的。“儿童”是鲁迅实现民族解放的一个工具。在谢晓红“双重论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其翻译的作品并不存在于成人与儿童之间，而是存在于殖民语境下鲁迅所建构的东/西、新/旧的中国秩序之间。在东西结构中，在新旧转换之间，“儿童”被赋予分裂传统文化秩序的特质———“童心”或“童话”。“童心”或“童话”沟通另一个“成人世界”。［19］
还有相当一部分学者研究的重点是某一份刊物、某一个作家或是某一部分特定人群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期产生的影响。宋莉华的论文《从晚清到“五四”:传教士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萌蘖》指出传教士在晚清时期的儿童文学活动。在翻译福音小说方面，传教士将其改编为儿童读物，前期的目的在于传播宗教教义，后期则被赋予了更多的启蒙色彩;在寓言方面，传教士将寓言进行改编，使其更加适合儿童阅读，寓言正式成为了儿童文学的一种文体;在童话方面，传教士用白话文译介了大量经典的作品，代表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未来的发生方向。［20］美国学者洪长泰《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1918—1937》一书专门为儿童文学单列一章，重点论述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民间文学的采集，作者尤其肯定这个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把纯儿歌从传统的、道德教化的成人正统文学中分离出来，把它归入一个专门的民间文学体裁，并肯定它在民间文学教育方面不可估量的作用，具有开拓性的作用。［21］陈恩黎的论文《颠覆还是绵延———再论〈小孩月报〉与中国儿童文化的现代启蒙之路》，通过对《小孩月报》的再考察，发现了《小孩月报》所开启的“启蒙之路”并没有完成一种对传统中国文化形成挑战、颠覆和互补的横向文化移植，而是变异为在现代化名义下继续绵延的纵向繁殖，进一步加大了传统中国对童年的不信任以及意欲多方规范、塑造与利用的文化惯性。［22］李艳利的论文《〈蒙学报〉与晚清儿童文学的觉醒》以《蒙学报》为中心考察了其下设栏目在中国儿童文学自觉的路上所起到的作用。［23］胡丽娜的论文《〈妇女杂志〉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与之结构类似。通过对《妇女杂志》下设栏目《儿童领地》和《玩具俱乐部》发表文章的整理，作者发现《妇女杂志》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尤其是其阶段的重大贡献。它在“儿童的发现”、儿童文学的创作、译介和本土儿童文学理论的构建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24］
近年来，研究者逐渐关注到了儿童报刊图像的作用。除了上文提到的张梅的《从晚清到五四儿童期刊上的图像叙事》一文，陈平原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中的‘儿童的发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名为《转型期中国的“儿童相”———以〈启蒙画报〉为中心》，以1902—1904年间存在北京《启蒙画报》为中心，探讨转型时期的“儿童相”。“以图像为中心，兼及相关文字，对比‘妇女相’和‘儿童相’，解读《小英雄歌》等歌谣的精神意蕴，探究教科书中的插图，进而关注‘游戏’怎样成为儿童教育的重要内涵、‘知识’可否变得有趣、采用版刻而非石印对于《启蒙画报》的利弊得失。”［17］73－90梅家玲的论文《晚清童蒙教育中的文化传译、知识结构与表述方式———以〈蒙学报〉与〈启蒙画报〉为中心》，从蒙学报刊与新式小学教育的引进讲起，进而讲到两份报刊中的知识结构，包括文学、历史、算术和地理等多门学科，最后谈到了新知识的表述方式并探究晚清报刊童蒙教育的开拓与局限。［17］35－72可以看出，这两篇论文中真正涉及文学史方面的并不多，更多是在美术史、报刊史、教育史以及思想史的背景下思考晚清时期“何谓儿童，如何启蒙”。
在晚清至“五四”时期有许多人物都对中国儿童文学的诞生做出了贡献。王蕾的《安徒生童话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按照专题研究的方式说明了安徒生童话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观念生成、儿童文学理论的构建、儿童文学的创作实践等方面对中国的影响。［25］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新时期以来关于中国儿童文学发生期的研究主要立足于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话语资源，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语境下梳理儿童文学发生期的文学实绩，考察这一时期儿童文学与现实社会、文化、历史的复杂关系。
中国儿童文学到底起源于何时?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儿童文学?这些问题至今仍是学界的热门话题。针对以上这些议题，笔者认为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一步完善研究: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儿童?什么是儿童文学?儿童存在于自然和社会两个维度上。存在于自然维度上的儿童，从古至今都是存在的，他指的是人类在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时期;而在社会维度上的儿童，不同的历史时期则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即使在同一个时代，不同阶级和社会背景的人看待儿童的方式也是不同的。在古代，官方的正统思想是压抑儿童天性的，那些所谓的蒙学读物是不能够算作儿童文学的，但是在民间，有许多故事和歌谣仍然是受到儿童喜爱的。所以，关于“儿童文学是否古已有之”的争论点在于双方对于“儿童文学”的定义有所不同。持“古代说”观点的学者是从儿童接受的角度来定义儿童文学的。他们认为，古代文学中的某些作品为儿童所喜爱，那么就可以算作是儿童文学。而朱自强认为，“儿童文学”应当是一种观念，只有得到成人认可，尤其是官方认可的儿童文学才是真正的儿童文学。但“儿童文学”究竟应当如何定义，学界至今也没有准确的定论。在看待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作品诞生的条件，包括社会、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作为研究者，更应该考察儿童文学作品在每一个具体历史环境中如何为读者所接受或排斥，怎样在潜移默化中影响读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又是怎样反过来塑造文本的。
其次，在儿童文学发生期的史料研究方面，呈现出从平面化的史料整理转变为多角度挖掘史料背后隐含的复杂内涵，从而纠正了人们之前的许多误解，但在史料的深度挖掘方面仍需要进一步探究。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者对待史料要有着自己的价值立场，才能发现历史框架中的“血肉”。如果只是将史料的研究变成单纯的考据，那也就失去了研究的价值。
儿童现代诗范文4
关键词：儿童文献 历史文献 开放获取 中国古代
我国古代拥有灿烂的历史和文化，其中不乏类型众多的儿童历史文献资源。随着全世界互联网开放获取运动的蓬勃发展，我国古代儿童历史文献资源中一些原本仅用于古代文献收藏的，同时也是难以获得的珍贵历史文献得以重见天日，可以为我们今天的儿童教育、儿童研究、儿童学习、儿童生活和儿童娱乐提供重要的历史参考文献资料。因此，了解和研究开放获取环境中的我国古代儿童历史文献资源，并且免费全文地获取这些饱经历史沧桑的珍贵儿童历史文献资源，在今天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一、古代儿童图书资源
（一）清代儿童图书资源
《孺子歌图》是清代光绪26年（公元1900年）由北京汇文书院的美国人艾萨克・何德兰收集并撰辑的中国童谣图书。该书1900年出版于纽约，由美国纽约藜威勒公司印发。全书157页，图文并茂，采用中英文对照，配有众多有关中国儿童及中国儿童家庭的珍贵摄影照片，封面上有32个中国儿童在玩耍嬉戏。我国最早的照片出现在1844年，到了1856年，中国宫廷及地方官员照相已经成为上层社会的时尚。因此，1900年出版的《孺子歌图》中的这些照片，是照相技术已经普及到民间的证明。该书的开放获取电子版图书采用了国际通用的PDF格式，源自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图书馆的文献收藏。
（二）明代儿童图书资源
《幼学琼林》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启蒙读物图书，编著者为明代末期的西昌人程登吉（字允升）。该书本名原为《幼学须知》，清代人邹圣脉作了增补，改名为《幼学琼林》，也叫《幼学故事琼林》。该书共4卷，收录的内容相当广泛，共分为28类。其中社会科学类有政治类的武职、科第，司法宗教类的讼狱、释道、鬼神，经济类的贫富，亲朋好友类的夫妇、兄弟、祖孙、父子、叔侄、外戚、师生、朋友、宾主，风俗类的婚姻、老幼、寿诞；自然科学类有天文、地舆、时序、技艺、身体、饮食、衣饰、人事器用、珍宝、疾病死丧制作、鸟兽、花木。该书属于读《增广》会说话，读《幼学》走天下之称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宋代儿童绘画资源
（一）《冬日戏婴图》
该图为北宋末年汴梁人苏汉臣所作。该作品现藏于台北的故宫博物院。画中一只毛绒绒可爱的小花猫，正让一对小姐弟玩得不亦乐乎，小花猫则欢快地跳跃奔跑于其间。庭院里的梅花和山茶正开得五彩缤纷，小姐姐手里拿着漂亮的彩旗，弟弟则拿着用红线绑着的孔雀羽毛，他们似乎正在比赛看谁的东西更能吸引小花猫的注意。如此一来，可让小花猫伤透了脑筋，一时竟不知该选谁的才好。纵观全画的铺陈，无论是山石皴法，儿童口、眼与手，皆表现的活灵活现，无一不入神似。该画生动地表现了儿童生活的情形，手法很细腻，形象写实，色彩明快。
（二）《秋庭戏婴图》
该图也是北宋末年汴梁人苏汉臣所作。该作品为画轴，绢本，设色。纵向长197.5厘米，横向宽108.7厘米，现藏于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在本幅画湖石花丛下的庭院中，两个孩子――身穿白衣、腰系红带的小姐姐和身穿红衫的小弟弟，正围站在一个空心圆凳旁，聚精会神地在玩着推枣磨的游戏。小男孩正在用手拨弄着枣磨，小姐姐则在一旁悉心地照顾着，唯恐弟弟不小心把枣磨弄翻了。在两个玩耍孩子的周围，那些簇拥盛开着的芙蓉花与雏菊，则点明了画作所表现的秋天节令。全画的描写非常细腻和写实，体现了小姐弟俩亲密无间的美好感情。
（三）《浴婴图》
该图是宋代佚名画家作品的一幅扇面浴婴图，为团扇，绢本，设色。该作品纵向长35.8厘米，横向宽35.9厘米。此图展示了古人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场景――为婴儿洗澡。画面上有3名妇女和4名儿童，其中一名儿童正坐在浴盆中洗浴，母亲在给他洗头。另一名儿童在用双手扶着浴盆等待洗浴的同时，正在看另一名儿童脱衣。第4名儿童此时则正抱着母亲在撒娇。整个画面设色淡雅明快，气氛温馨和谐，表现出了妇女的温情慈祥和婴儿的天真无邪，无不充满了浓郁的母子亲情和现实意义。此作品现在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收藏，其图像资源可提供开放获取。
（四）《缠枝花卉童子纹绫》
该图反映的是1973年在湖南衡阳何家皂山北宋墓出土的北宋时期金黄色缠枝花卉童子纹绫，长43厘米，宽40厘米，存在于服装残片上，质地为绫类丝织品。残片花纹为莲蓬、牡丹等，其间有攀枝童子，并以缠枝相连。孩童在缠枝牡丹和莲花中嬉戏玩耍，拙态可掬、生动形象。整个作品的图案布局协调、线条流畅。从出土墓葬的规格判断，墓主人应是宋代的一般士人。墓中出土了大小衣物及服饰残片200余件，
质地以绫罗居多。该作品现在湖南省博物馆收藏，其图像资源可提供开放获取。
（五）《村童闹学图》
这是后人临摹宋代人画作作品的一系列绘画作品，有多幅主题内容类似的不同画作。如教室内有4个孩童和14个孩童的《村童闹学图》，也有教室内外共有8个孩童和16个孩童的《村童闹学图》。画作的主题都是描绘一群在村校读书的孩童，在炎炎夏日中，他们耐不住静静地坐着听课，乘老师打瞌睡之际，便四处嬉戏、捣蛋、玩杂耍、装鬼脸、给老师画像、玩蒙眼游戏、戏弄老师、孩童追打等，把书室弄得翻天覆地。
（六）《古代画家的儿童画选集》
由于我国古代儿童题材的绘画作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儿童人物形象生动活泼自然，所以，雅俗共赏的儿童绘画和形式多变的儿童绘画图案，互为补充、互相衬托，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我国古代儿童题材绘画体系。该古代画家儿童画选集，共收录了宋代的儿童题材绘画作品38幅，其中部分绘画作品的图像资源可以提供开放获取。
三、唐代儿童绘画资源
在湖南长沙唐代铜官窑遗址出土的褐绿彩童子持莲纹青釉执壶上，出现了以儿童形象在陶瓷上装饰的绘画作品。在该壶的八角形流下，绘画有一名男婴。在他的身体上系着一件红色的肚兜。他肩扛荷花莲杖，手挽飘带，彩带在臂间飘舞。该作品因为男婴的两眼望向前方，下巴微微扬起，既具有“太子”的一股傲气，又不乏孩童那一副天真烂漫的神气。由于很像托塔天王之子哪吒，故又名莲花太子图。在陶瓷装饰中以表现儿童嬉戏和玩耍的画面又称婴戏纹，自唐代出现以来发展迅速，直到明清时代，并且多数用于瓶、罐、盘、碗等器物上的装饰。
四、三国时代儿童绘画资源
三国时期瓯窑百戏谷仓罐上的婴戏图，是出现在1985年于浙江温州瑞安塘下场桥龙翔寺三国墓出土的瓯窑一尊百戏谷仓罐上的婴孩堆塑造型，这是目前国内发现的青瓷上最早的儿童婴戏传世作品。此罐通高30厘米，口径13.2厘米，腹径17厘米，底径16.5厘米。该罐采用平唇、扁型的鼓口，直筒型的罐腹，以及平底的造型。罐体施以黄绿色的玻璃釉料，釉面开有细碎的冰裂纹。在罐口的四周，对称分布有4只敞开口的小罐。在该罐的肩部和腹部，堆塑有33尊正在玩杂耍和舞乐的人像。这些堆塑的小人被4只小罐分隔成了4组。其中有3组是表演的场面，分别表演有杂技类的倒立和叠罗汉，体育类的玩球和拳击，乐器类的吹笙、操琴和弹琵琶，以及舞蹈表演。
参考文献：
[1]刘丽斌，杜玉荣.文化价值观影响下的中国古代文献收藏活动[J].兰台世界，2009，（15）：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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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照“增强综合生产能力”的新要求，推动农业发展由主要依靠分散经营向集约化、规模化方向转变
近年来，随着农村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一家一户分散经营模式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小生产”与“大流通”的紧密衔接，就必须按照十提出的“培育新型经营主体”的新要求，推动我市农业生产走组织化、规模化和集约化发展之路。一是推动土地流转，实现“小户”变“大户”。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有力抓手。要充分发挥经营主体的龙头作用，积极推动土地向种粮大户、合作社和现代农业公司集中，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的经营方式，走商品化、专业化、社会化的发展道路。为了充分发挥合作社的示范引领作用，近期我们将出台《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若干意见》，完善农业合作组织各种服务功能，推动土地流转，让农民“抱团”闯市场。二是推动农业科技园区建设，实现“小块”变“大块”。农业园区具有设施先进、技术领先、规模适度、高效开放的特点，代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是提高经济效益和农民收入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市农业重点打造的精品工程。我们要在继续完善现有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的基础上，围绕粮食、蔬菜、果品等优势农产品生产，再建设一批各具特色的现代农业科技园区和示范基地，集中打造示范带21条，示范区37个，示范园53个，努力把这些园区打造成展示我市农业发展成果、探索现代经营模式、示范带动作用突出的现代农业先行区。三是推动大型农机合作社发展，实现“小机”变“大机”。农业机械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根本所在，是先进生产力集中体现。我们要在完善提高已建的106个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基础上，抓住国家和省加大农机投入的有利契机，再争取新建一批现代农机大型专业合作社，力争全市综合机械化程度达到86.5%，提升1.5个百分点。
二、按照“改善需求结构”的新要求，推动农业发展由主要依靠数量增长向总量平衡、结构优化转变
推进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区域结构调整是提升农产品质量效益和竞争能力的基本途径。面对制约我市现代农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我们要以敢于担当的勇气和前所未有的动作，做好农业结构调整这篇大文章，努力实现农业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促进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一是“旱改水”，丰富“米袋子”。我市地处北纬45度，寒地黑土的资源生态优势适宜高产优质水稻生产，且江河密集，过境水丰富，能够有效满足水稻持续发展。同时，发展水稻不仅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也是我市参与全省农业经济区域分工的基础产业。近年来，通过实施“提水扩稻工程”，我市水稻种植面积逐年提高，以五常、方正、通河为代表的哈尔滨大米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市场拓展潜力很大。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紧紧抓住国家、省大力扶持发展粳稻生产的契机，把发展优质水稻作为调整种植业结构的重点，每年新增水田80万亩，打造1个（五常）200万亩、5个（通河、木兰、依兰、延寿、方正）100万亩水田大县，两年后力争达到千万亩以上规模，项目区内农民每年人均增收4200元左右。二是“粮改菜”，建好“菜园子”。以发展棚室种植为重点，将市区周边粮田有序改种菜田，是平抑菜价、保证供给、惠及百姓的长效之举。在各级政府的努力和支持下，五常红旗乡、双城市公正乡、道里太平镇立业村等一大批设施蔬菜基地相继建成，结束了我市冬季不能生产蔬菜的历史，不但满足了市场供应，还实现了“北菜南运”，蔬菜基地区菜农收入大幅度提高。近期，我们将根据国家和省实施新一轮菜篮子工程的指导意见，大手笔谋划2013年蔬菜产业发展计划，形成蔬菜生产设施化、基地规模化、经营产业化、监管制度化新格局，在全省率先实现绿色蔬菜生产基地、储藏基地、加工基地、北菜南运基地“四型基地”的转型跨越。
三、按照“创新驱动”的新要求，推动农业发展由主要依靠物质投入向依靠科技进步转变
在农业面临日益严峻的资源约束条件下，科技是实现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因为无论是提高农业的产量、质量和效益，还是增强农业的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都依赖于农业科技的进步和创新。目前我市农业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还只有55%左右，而农业发达国家已达到80%左右，且农业人才严重流失，走科教兴农之路是不二的选择。一是大力加强农业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引导重点龙头企业加强农产品深加工技术研究，延长农业生产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围绕发展“高产、优质、高效” 的农业发展方向，应集中突破一批节能、节水、节地、节肥、节药和循环利用的关键技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切实把农业科技的重点放在良种培育上，运用生物技术加大种植业、园艺等优良品种的培育和推广，努力推进良种产业化。重点支持本地科研单位和企业发展适宜我市种植的玉米水稻等优良品种，形成核心竞争力，扩大市场占有率。二是促进农业技术的推广与普及。主要抓好优良品种、节水灌溉、配方施肥、病虫害综合防治、作物栽培与管理等的推广。2013年，重点推广玉米坐滤水种、玉米通透密植栽培、水稻全程机械化、生物灾害综合防治、测土配方施肥等十大重点技术，建立新型多元化农技推广体系，启动实施农业科技示范“千户工程”，提高辐射带动能力。推广应用高产、优质品种，良种覆盖率达到99%。大规模开展粮食高产创建活动，集成推广良种良法，通过提高单产水平来克服耕地资源限制。三是加强对农民的培训。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现代农业，必须着力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使其实现从经验型向知识型、从单干型向组织型、从身份型向职业型、从被动型向主动型转变。现在农村文盲人数虽然减少，但真正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并不多。因此，加快培育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新型农民显得尤为迫切。
四、按照“优化产业结构”的新要求，推动农业发展由主要依靠高产优质向精深加工和利益联结转变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核心要义是向农业的广度和深度进军，用工业化的理念发展农业，促进农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促进农民就业增收。一要优布局。事实充分证明，农业发展的动力在产业，潜力在产业，希望也在产业。针对我市农业资源趋同性特点和粮食生产功能区规划布局，合理调整结构，加快建立生态循环农业产业体系。积极引导企业提升加工规模和档次，提高农产品原料利用率和科技含量。按照市委、市政府提出的“重点发展产业，培育三大特色养殖加工板块，打造十大产业基地，”的总体布局，区、县（市）也要在总体规划的指导下，立足自身资源，研究制定自己的产业规划，上下对接，有序发展。二要抓龙头。龙头企业壮则带动能力强。要通过强管理、扩规模、上水平，做大做强我市水稻、生猪等8大主导产业，进一步叫响宾县肉牛、双城乳品、五常大米等名优品牌。采取招商引资大上一批、改造扩建壮大一批、整合资源发展一批的方式，扶持壮大以双城雀巢、尚志蒙牛、巴彦金锣、方正绿宝石米业等为代表的龙头企业群体，努力争取政策和资金，重点扶持销售收入超亿元以上的龙头企业。市级龙头企业增加到130家，销售收入增长8%以上。基地面积达到2024万亩，参与农户增加到100万户。三要建基地。坚持全市一盘棋，打破行政区划和城乡分割，采取政策扶持、以奖代补、利益返还、税收分成等形式，鼓励围绕龙头企业规模化发展原料基地，切实解决龙头企业吃不饱和农副产品销路不畅等问题。引导加工、流通、储运设施建设向产业基地聚集。四要重双赢。强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引导和鼓励龙头企业通过风险基金、订单生产、保护价收购和返还加工利润等多种方式，加强契约联结、服务联结和资产联结，建立完善“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基地+农户”的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真正让广大农民在产业化经营更多地分享增值利润、得到实惠。
五、按照“建立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新要求，推动农业发展由主要依靠封闭运行向工农联手、城乡互动转变
目前，我国工业化进程虽然已进入中期阶段，但农业的基础地位没有变。一方面，农业自身发展受资源、资本、技术、劳动力等因素的制约，对工业的反哺的依赖明显增强；另一方面，城市和工业发展迅速，具备了反哺农业的条件和实力，但由于涉及利益分配调整，农业农村经济社会滞后于城市的问题仍没有改变。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新变化，要求我们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今后一个时期改革发展的重要方向，坚持一手抓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一手抓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着力做好工农联手、城乡互动的文章，探索大城市、大工业如何带动大农村、大农业发展的新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