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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管理理论的关注点范文1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大学生价值观教育
进入新世纪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大学使命、高等教育价值、大学生自身情况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许多以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在时代面前逐渐变得失去效力。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主题就是如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难题。与其他专业课相比，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比较大，也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越来越体现出多变性和开放性等特征。新时期，我们必须掌握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贯穿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全过程特点，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及时、切实。只有做到“与时俱进”，才能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大大提高。
一、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供目标方向
坚持以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提供正确的目标性理念，有利于我们坚持正确方向。2014年5月4日，在北大考察时强调“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是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广大青年要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勤学、修德、明辨、笃实，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自己的基本遵循，并身体力行大力将其推广到全社会去，努力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创造自己的精彩人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理想信念教育和基本价值观念教育具有高度重合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思想道德教育在某种意义上又被称为“价值观教育”，教育的主要目的也是通过价值观教育来引导学生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价值观教育具有特殊性，它不仅是向学生灌输和讲解一系列价值规范和价值准则，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价值判断能力以及促进理想人格的健康成长。当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既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又要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既是当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指导理念，又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想价值目标。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教育当代大学生有利于培养科学的人生理想信念，有助于完善他们的道德责任意识，也有助于使学生的价值理念与国家民族理想信念相统一。大学生的价值理想信念教育要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就必须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逐步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在大学生行为中的导向作用，也要不断增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培养当代大学生的道德责任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理念要求，因为大学生的道德责任感培养对于社会利益和公共价值目标的最终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大学生不仅是未来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也是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引领者，他们的一言一行对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建设都具有重要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以为指导的最新理论成果，并体现了科学性与人文性的高度统一，也是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思想武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推广和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舞台，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要以此为契机，充分发挥先进性价值理念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中的引领作用。
二、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立足实践
坚持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能够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更加立足实践教学，能够实现科学原则与人本原则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是抽象的理论和是立足于现实的思想，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必须做到指导性和具体性的统一。不仅要做到理论研究的系统性，更要注重核心价值观的具体性阐发、推广乃至具体应用。目前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还没有真正系统化，有些内容还有待进一步深化论证。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很有必要，这不仅是抵御西方意识形态入侵的需要，也是促进学生全面健康自由发展的需要。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和自由化容易使学生形成价值虚无主义，思想混乱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当前，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时常摇摆，意志力也不坚定，政治信仰迷茫的问题比较突出。因此，必须对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武装领导思想政治教育阵地，这也是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必要手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只有具体化和现实化才能在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产生指导性意义，因此有必要通过社会实践和爱国主义教育等具体手段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转化为自觉的日常行为意识。西方价值观的渗透主要体现在实践教学领域，体现了非强制性特点。价值观教育不仅要提高学生的理性价值判断能力，更要培养他们的道德情感和道德实践能力，使他们真正成为价值观的主体。因此，今后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仅要发挥传统课堂的讲授作用更要注重向实践教学领域渗透，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作用有利于他们在日常实践中形成良好的道德自律性和自觉性。
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供思想保障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能够为推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率提供思想保障，有利于我们坚定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对于统一各种社会价值理念具有重要意义，也使高校师生能够形成比较明确的理性价值目标和坚定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宣传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利于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凝聚力，能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目标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了以人为本思想，能够促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传统观念变革，进而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宗旨放在学生的全面发展上面。共同理想信念有利于凝聚学校、社会、家庭力量全力合作，共同推进学生道德教育的发展。体现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教育不但能促进教育理念的现实变革，也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发展提供了创新精神和科技支撑。社会主义荣辱观对规范学生的日常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化提供了基本道德规范，也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校风、学风。以人为本思想有利于改变以往不对等的师生关系，使对话意识和平等观念在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变革中成为主流观念。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方向引领作用须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内在要素的积极参与和配合，构建一套具有普遍性的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运行机制。目前，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实效性不强主要由思想观念更新速度慢以及教育方式、方法的落后造成的。只有在思想政治教育改革中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才能有效根除道德教育改造中存在的各类阻力并有效解决各类难题，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变革少走弯路。
四、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教书育人相结合的机制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教书育人相结合的机制，应从改变以往的单纯的说教和固定的教学方式，强调对话互动与活动渗透入手。首先，使课堂内容丰富化。“任何课程所采用的教学模式都不应该是主观随意的选择，而应该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受教育对象等要素相契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在性质上归根结底是一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1]（P.96）大学生思想政治课堂教学内容不仅包括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近现代史、法律常识等，还应包括传统道德伦理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家庭美德教育、心理咨询等。不仅要包括知识性教育，还应包括先进事迹宣传与感化教育、诚信理念教育、感恩教育、人际关系能力培养等。其次，在教学方式上要体现灵活性和多元化。在讲授基本原理教学的基础上探索多种教学方式，比如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课堂、讨论式教学、主题报告式教学、提问答疑式教学、分组讨论论辩式教学等等。可以聘请知名专家学者、知名社会人物、先进模范代表等进入课堂做报告甚至与大学生进行有效沟通互动等。第三，更加注重社会实践活动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实现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相互统一。不断探索和拓展社会实践的新模式，使社会实践活动体现趣味性、知识性、能力性、道德性的统一。深刻挖掘社会实践的道德感染力和渗透性，“应挖掘渗透式教育方法的功能性，变‘说教’式教育为‘感化’式教育。”[2]（P.84）因此，开展社会实践活动重点是要培养学生的道德主体意识，并通过情景和实践感染逐步渗透为学生的道德主体结构。“也只有解决了学生思想实际中的问题，学生们才能够接受我们所进行的规范教育和主流价值观念体系教育等社会要求的内容。否则就会使思想政治教育失去针对性、失去本质。就必然会走‘科学式’、‘版块式’、‘拼盘式’的道路，就不会形成自己独立的体系。”[3]（P.57）
总之，以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撑、思想指导，也在价值观念上提出了科学的、以人为本的新理念。在承认社会价值观念多样化的同时，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改革提供了明确而又统一的中国特色主流价值理念和发展目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变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在凝聚力量和统一思想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每一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参考文献：
[1]胡新峰，李威娜.以研究式教学加强大学生对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2，（3）.
科学管理理论的关注点范文2
关键词：战略管理;发展;趋势
战略管理理论研究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层层深化的过程,存在奠基、鼎盛、反思、重振等几个清晰的、已经得到普遍认可的研究阶段,这些阶段共同构成了战略管理理论丰富多彩的研究领域(姚小涛,2003)。20世纪90年代以后,不少通过多元化经营形成的大产业开始出现问题,多元化的热潮也开始消退。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企业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大,产业边界日益模糊,产业结构的稳定性日益下降,企业的竞争优势越来越难以持续。在急剧变化的环境中,企业如何赢得长久的竞争优势,许多战略管理学家在思考,从而促使了战略管理理论的新发展。
一、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研究现状
当今社会,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日益明显。战略管理研究转向于重视在动荡环境中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以及企业中人的因素、文化因素、知识因素以及研究方法的方向性和有效性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企业战略管理理论,大多建立在对抗竞争的基础上,都比较侧重于讨论竞争和竞争优势。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新的环境下,企业逐渐认识到,竞争是为了生存和健康发展,必须超越这种以竞争对手为中心的战略逻辑。在此背景下,通过创新和创造来超越竞争(SurPPetition,德-博诺,1996)开始成为企业战略管理研究的一个新焦点。围绕这个新焦点,出现了一些新理论。
1.顾客价值中心理论。菲利普·科特勒(1999)把顾客价值(CV)称为顾客让渡价值(CustomerDemisableValue)。彼得·杜拉克在40年前就观察到,公司的首要任务就是“创造顾客”。博诺(E.de-Bono,1996)认为传统的竞争战略逻辑是一场零和博弈(Sum-zero),这样的竞争“是一个危险的概念”。以顾客价值为中心的战略逻辑扩展和超越了传统战略理论的内容,这时的顾客价值就成了企业间的竞争规则,制定规则者比遵守规则者知道的信息和拥有的相关资源要多得多,战略逻辑起点决定了胜负。企业可从培育产业先见、转移战略的核心(顾客)、超越资产和能力进行战略决策、为顾客打破惯例等方面围绕顾客价值重组自己的战略逻辑框架(石军伟,2002)。
但这种顾客导向的战略理论主要适用于已结构化的产业市场之中,要准确、全面了解顾客需求并非易事,顾客导向战略实质上是一种追赶、防御策略,所以要想取得未来产业的领先地位,企业就必须超越顾客导向,而非仅把目光聚焦于顾客需求,变被动、追随为主动、创造(孙晓岭,2004)。
2.商业生态系统理论。美国学者穆尔(JamesF.Moore)1996年出版的《竞争的衰亡》标志着战略理论的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突破。作者以生物学中的生态系统这一独特视角来描述当今市场中的企业活动,但又不同于将生物学的原理运用于商业研究的狭隘观念,后者认为,在市场经济中,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似乎仅仅表现为最合适的公司或产品才能生存,经济运行的过程就是驱逐弱者。
穆尔提出的“商业生态系统”这一全新的概念,打破了传统的以行业划分为前提的战略理论的限制,力求“共同进化”。穆尔站在企业生态系统均衡演化的层面上,把商业活动分为开拓、扩展、领导和更新四个阶段。商业生态系统在作者理论中的组成部分是非常丰富的,他建议高层经理人员经常从顾客、市场、产品、过程、组织、风险承担者、政府与社会等七个方面来考虑商业生态系统和自身所处的位置;系统内的公司通过竞争可以将毫不相关的贡献者联系起来,创造一种崭新的商业模式。在这种全新的模式下,作者认为制定战略应着眼于创造新的微观经济和财富,即以发展新的循环以代替狭隘的以行业为基础的战略设计(汪涛,万健坚,2002)。
3.应用组织生态学、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研究企业战略的理论。当生物进化论的观点与思路被引入到组织演进与进化的研究中时,组织生态学(OrganizationalEconogy)便产生了,其代表人物是Hannan和Freeman,主要研究组织进化过程、组织种群的变化与环境选择的结果。Nelson和Winter主要是从经济学研究的范畴对组织的演进进行分析。随着近年来理论界对组织成长的特别关注,在战略管理领域应用组织生态学展开研究将成为一个日益成长的方向。
与社会学相交融的研究思路带动了社会网络(SocialNetwork)分析方法的兴起。这派研究认为组织镶嵌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企业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社会网络关系,企业的内部结构也可以认为是一种社会关系网络,企业集团以及其他一些被现代企业理论认为是市场与企业之间的组织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网络形式。社会关系(SocialRelationship)是网络分析的的基本概念,目前有两种研究思路,分别是以Coleman为代表的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理论和以Burt为代表的社会空洞(staucturalhole)理论。社会资本可以被看作是企业的社会关系数,而结构空洞则代表了网络内社会关系密集与稀疏地带之间的需要开发的区域。简单说,社会资本理论认为企业发展需要不断地拓展与积累其社会资本,而结构空洞理论则认为企业发展倚赖于对其所处网络中的社会关系空白地带的开发(姚小涛,2003)。
二、西方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发展趋势
从西方战略管理理论的发展历程来看,企业战略理论的演变遵循着如下的规律:从战略理论的关注点来看,存在如此的发展轨迹,即关注企业内部(强调战略是一个计划、分析的过程)———关注企业外部(强调产业结构的分析)———关注企业内部(强调核心能力的构建、维护与产业环境的分析相结合)———关注企业外部(强调企业间的合作,创建优势互补的企业有机群体);从竞争的性质来看,竞争的程度遵循着由弱到强,直至对抗,然后到合作乃至共生的发展脉络;从竞争的持续性来看,从追求有形(产品)、外在、短期的竞争优势逐渐朝着对无形(未来)、内在、持久的竞争优势的追求;从战略管理的范式来看,战略管理的均衡与可预测范式开始被非均衡与不确定性所取代。
由此,我们可以大致把握在企业面临新的经营环境的条件下,战略管理理论将会呈现如下特点和发展趋势:
1.制定企业战略的竞争空间在扩展。企业必须从全球的角度、从跨行业的角度、从无边界的范围内来考虑配置自身的资源,以获得最佳的管理整合效果。
2.企业战略具有高度的弹性。战略弹性是基于企业自身的知识系统对不断变化的不确定情况的应变能力,员工的知识结构及其组合的方式和机制是战略弹性的核心部分。因其具有难以模仿性,战略弹性一旦建立,就确立了企业的战略优势。
3.不过多考虑战略目标是否与企业所拥有的资源相匹配。企业不能简单地平均分配资源,而是要创造性地通过各种途径来整合资源,通过与知识的组合来克服资源的限制,从而为顾客多创造价值。
4.由企业或企业联盟组成的商业生态系统成为参与竞争的主要形式。未来的竞争是不同商业群落之间的竞争。对于一个单独的企业个体来讲,竞争更体现在加入或营造有影响力的、能为自己带来实际价值的企业生态系统,在竞争与合作的和谐环境中,寻求一个更为有利的地位。
5.制定战略的主体趋于多元化。信息传播方式的网络化决定了每一个个体在整个网络系统中都是信息传播的一个节点,高层主管不再居于信息传播的中心,普通员工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参与企业的战略制定,他们具有既是决策参与者又是决策执行者双重身份的特征。
6.战略的制定从基于产品或服务的竞争,演变为在此基础上的标准与规则的竞争。企业会有意识地制造变革、与行业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对手或企业联盟共同合作,创造和制定指导行业的技术标准或者是竞争规则。以此来获取高额利润,确定优势地位。
7.战略理论研究的视角趋于多元化。由于战略管理中的复杂性,使得人们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去研究战略管理理论。但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寻找一种普遍适用的战略管理理论几乎是不可能的,系统思考是应对复杂性和变化的最有效的手段(Iackson,2002)。
三、国内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我国是从20世纪80年代引入战略管理的。国内目前在战略管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从理论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企业多元化、以资源为基础的理论、核心竞争力理论、知识理论、高度重视环境因素、战略柔性、基于人本导向的企业发展战略理论、以复杂性科学为基础的系统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商业生态系统理论、社会关系网络系统理论、和谐管理理论等开始受到高度的重视。
朱江(1999)、尹义省(1998)等人对我国企业的多元化问题进行了较为具体的实证研究;(2002)、陈劲、许庆瑞(1999)、刘冀生(2002)等人对于目前企业战略发展所强调的归核化(Refocusing)问题展开了一定研究,例如将核心能力具体化,设计了相应的测量指标,并进行了较为规范的实证分析,虽然这种研究指标以及样品的选取还有待于进一步精确,但已开辟了国内相关领域一个新的研究方法;由于数据易获取、资料较齐全,上市公司目前已成为国内战略管理实证研究的重要对象;徐二明、许可(2002)、王开明、万君康(2001)、陈劲(1999)等研究了以资源为基础的理论;顾乃康(1997)等对战略理论中的知识理论进行了研究;边燕杰、丘海雄(2002)、姚小涛、席酉民(2003)等人从社会网络这一新视角对社会网络与企业发展、企业绩效关系进行了研究;沈艺峰(2003)、贾生华(2003)、王凌云(2003)等人研究了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战略成功的影响;简汗权、李恒(1998)、单汨源(2000)、徐飞、徐立敏(2003)等对战略联盟理论进行了研究;史占中(2001)、董川远(2003)、王光庆(2003)等对虚拟企业战略进行了研究;黄江圳,谭力文(2002)等对企业动态能力进行了研究;席酉民1989年提出了复杂多变环境下的和谐管理理论,在其后的十余年的研究与实践中,他及其带领的研究群体形成了和谐管理的基本思想和理论,该理论下的战略分析框架即和谐机制的要义是:“和则”用于在不确定环境下的人的不确定性的削减,“谐则”用于确定性环境下物化要素的优化;赵国杰、于海洋、冯石岗(2000～2002)等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基于人本导向的企业发展战略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发展战略是由企业的整体进步和企业中人的全面发展体系构成;姜振寰、刘艳梅(2002)、徐全军(2003)、刘洪(2003)、蓝海林(2001)、宋学锋(2000)等以复杂性科学为基础,从系统论角度研究企业战略管理。
总体上看,目前国内在理论上基本朝着跟踪国际研究前沿问题、与国际研究接轨的方向发展,在研究方法上已开始注重一定的规范性,从理论推导、命题建立、方法选择、数据分析以及命题验证等方面都形成了较为规范的技术路线。
战略管理是一个应用性较强的领域,其主流理论基本上发端于西方尤其是美国,而中国企业所处的环境与背景还有其一定的特殊性,因此使得问题的选择与研究结果的解释方面不完全类同于西方。不存在所谓的普适通用理论,因此在战略实践中必须注意理论的适用性问题(钟映弘、杨建梅,2003)。展望国内战略管理研究未来的趋势,应是在借鉴国际上规范的研究方法基础上,突出战略管理的环境依赖与问题导向性,在测量变量尤其是控制变量选择上应充分考虑到中国特定的社会、经济与文化背景,即战略研究在中国环境背景(ChineseContext)下如何较好地实现本土化。可以强调背景与问题的中国特色,但不能强调研究方法的中国特色。
在重视战略理论在实践中的适用性问题的同时,还要突出强调战略主体在理论运用和发展过程中的主动性与创造性(民,刘鸿渭,2003)。只有这样,才可以使研究更加有效地聚焦于国内具体的企业战略问题,并最终获得较理想的研究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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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管理理论的关注点范文3
从沟通管理到传播管理
传播问题在管理学中通常称为“沟通”（两者使用同一英文单词“communication”，汉语的翻译以及实际所指确实存在差异），而沟通问题也似乎一直是管理学关注的话题之一，只不过所持的立场和角色的定位不同而已。回顾组织理论对于沟通问题的认识历程，结合传播学关于组织传播问题的当代思考，我们越发清晰而强烈地感受到，功能主义色彩下的沟通管理思想在应对危机传播方面存在诸多缺陷。
在科学管理理论形成的初期，管理学家们对沟通理论的关注点在于提高工作效率，沟通以上下沟通和行政沟通为基本特征。一般认为，梅奥是最先认真思考沟通管理价值的管理学家。他主持的霍桑试验，提出了非正式组织的概念，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沟通——包括上下沟通和人际之间的沟通——的重要性。
被誉为“现代管理理论之父”的美国管理学家切斯特·巴纳德认为，组织的存在及其活动是以信息沟通为条件的，组织内部信息沟通是实现组织目标的基础。
明茨伯格认为，“管理工作有10种作用，而沟通和人际关系占3成”。
莫尔、刘易斯、沙因等指出，企业可以通过公共关系与外界公众进行双向的沟通，也可以通过企业人员与外界的接触把企业的价值体系推广到外界去，从而实现企业文化的各项功能。
电子通信/传播技术的应用改变了传统社会的信息结构和传播环境，管理学家们开始在更为深刻的层面上认识沟通的作用。
西蒙发现了传播结构的变化对管理决策的影响，主张在组织中成立一个特别的“信息联系服务中心”，以收集、传递和贮存各种情报。
德鲁克注意到现代组织与信息传播之间的密切关系，指出“知识管理”对于现代组织的意义重大。
圣吉沿着这一轨迹又向前迈进，指出企业组织持续发展的精神基础是持续学习。
数字传播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出现，让管理学家们意识到知识网络化和组织虚拟化生存的新特点。
不难看出，尽管管理学家们对于信息传播越来越重视，但管理学视野下的沟通管理（communication management）观念在理解组织传播现象方面存在很多误区，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只把传播行为视为组织管理过程的一个环节，一种手段，忽略了传播在整个组织中相对的独立性、系统性、专门性和基础性。或许我们更应该用“传播管理”来称谓“communication management”这个概念。语词形式变化虽小，但各自的思路和框架相差甚大。随着传播学的诞生，“传播”这一极为普通平常的社会现象的独特性逐步受到学界重视，“传播”之于社会作用的基础性地位也越来越得到认同。
从片段化的传播管理到“全传播链”管理
“全传播链”的理念构想是郭庆光教授率先提出的。郭庆光教授对现代企业的全产业链管理模式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企业组织的整个全产业链模式是由信息和传播链接起来的，没有这样全方位传播模式的支撑，全产业链的商业模式很难得到实现。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全产业链”背后的“全方位传播链”构想。应该说，这是一个具有很大突破性和创新性的见解，对于我们今天真正以传播学立场看待组织的传播问题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
“全传播链”管理思想，首先将组织机构的传播活动理解为一个由众多相互影响的“链条”结合而成的统一整体，主张将组织机构的整个信息传播活动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注重各环节之间的相互作用。从深层意义上说，“全传播链”管理思想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假设之上：传播行为虽然通常与其他种种现象混合纠缠在一起，但传播活动有着自身的独特本性，遵循着自身的独特规律。
从大的范围来看，组织（包括各类机构）的传播活动大致分为两部分：对外传播和内部传播。前者面向企业组织的外部世界，通常通过大众媒介来实现，称为大众传播；后者面向企业内部员工，通常通过企业内部的信息渠道实现，称为组织传播。
传统的组织传播管理通常将这两部分分割，内部信息传递工作有着自己的一套规则和办法。外部的公共信息传播又往往被分成不同的单元，人为地将组织的传播活动分割为内外两部分，很少也很难将两者相互打通，因此是一种片段化的传播管理。各部门之间尽管也会进行会商，但多数情况下还是单打独斗，不能实质性地统一协调运作。
这种片段化的传播管理模式至少存在三大隐患：一是容易浪费资源，二是效率降低，三是增添危机隐患。各个部门为了自己的业绩（或利益）行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协调一致难免增加难度，而这种不一致本身就是危机滋生的温床。现实中，部门之间相互推诿扯皮的现象非常普遍。而不同部门对外传播的不同声音，也是导致误解、差错的主要原因。
“全传播链”管理理念对这些缺陷都有针对性的考虑。我们分别从它的几个关键词来做个解析。
全：“全传播链”思想强调了一个“全”字，克服了旧的传播管理思维中过分侧重于某一两个环节，而忽视整体的缺点。这个“全”字可以这样理解：横向上，从头到尾，由里到外；纵向上，从战略到战术到战役的各个层面。
传播：这是一个视角定位问题。“全传播链”思想突出了传播学本位而非管理学本位的视角定位。这样做的优点是，可以更多地从传播规律出发考虑传播问题，改变单纯管理学视角中对传播规律重视不够的弊端——而这正是传统管理学对沟通问题理解得不够透彻的主要原因。
链：强调了组织传播的系统性，将组织的传播活动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不是可以随意割裂的孤立片段。“链”的概念重视构成组织传播活动整体的各个传播环节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只有站在整体思维的角度才能有效地串联起这一个个看似分散孤立的传播片段，使之成为具有内在紧密联系的传播链条。
从危机传播应急到“全传播链”风险管理
“全传播链”思想应用到危机传播管理，其最大的意义在于发展出一套全面系统的“风险传播管理”思路。既考虑到组织外部的危机传播应对，又考虑到组织内部的信心维持；既考虑到危机出现后的应急处置，又考虑到危机出现之前的风险防范；既考虑到危机发生的显明点位，又考虑到相互影响的潜在环节。这对于传统的危机传播管理理论，是一个重要的完善。
过去的危机传播管理理论有两大特点：一是偏重于对外部的危机公关，二是偏重于危机传播的应急处置。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主流的概念界定上得到印证。
比如，美国休斯敦大学教授希斯（Robert L.Heath） 认为，“危机传播即是以道德的方式控制危机的高度不确定性，努力赢得外界受众的信心”。②作为较早开展危机传播研究的学者，希斯的这一观点影响很大。另一位美国学者班克思（Kathleen Fearn-Banks），将危机传播定义为“在危机事件发生之前、之中以及之后，介于组织和其公众之间的传播”。③这两个观点的侧重点都在组织之外。
国内研究者也有相似观点。史安斌认为，“危机传播是指危机发生前后及其发生过程中，在政府部门、媒体、公众之间所进行的信息交流过程”。④方雪琴说得更详细，“所谓危机传播，是指针对社会的危机现象和事件，如何利用大众传媒及其他手段，对社会加以有效控制的信息传播活动。其目的在于，政府或其他社会组织按照传播规律，利用大众传媒与公众进行有效交流和沟通，对危机处理过程进行干预和影响，使其向好的方向转化的过程”。⑤
很显然，这些观点都把焦点对准了危机传播过程中最为显著的环节。一个没有言明的假设前提是：组织内部以及组织内外部之间的传播影响不存在或无需考虑，似乎处理好外部的舆论影响就意味着完全化解了危机。这些理论认识也在危机传播管理实践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传统的危机传播管理方式多比较重视危机公关和媒体应对，其目的都在于想方设法影响或控制外部的利益相关者和公众的舆论情绪。
然而，这种思路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外科手术式的管理方式尽管可能（只是“可能”，不是“一定”）部分地、外显地（不可能完全地，起码隐含着危机的根源和产生新危机的可能性）解决一次危机，但对将来的危机毫无防备，对危机发生的机制毫无了解。因而也谈不上提高组织自身的免疫力和防护力。
“全传播链”风险管理信奉危机管理的共同信念：见于未萌，止于未发。最佳的危机管理不是强有力的危机应急处置，而是使危机不发生。因此，提出了传播风险防范重于危机传播应急的观念，强调将重心前移的策略，将控制风险的主动权抓在自己手中。而危机爆发后的紧急应对都只能是被动的，可控性极低。
“全传播链”风险管理，首先将组织内外传播两个看似不相干的部门打通，构建一个无缺陷的传播风险防范完整网络。其次，强调从危机信息监测到预警、应急和恢复的动态过程去解读危机传播发生、发展和处理的机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全传播链”风险管理强调了媒介融合情形下危机“混合”的特点，对媒介化危机和危机的媒介化给予足够重视。这样的管理系统才可以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全面防范。
注释：
①郭庆光：《“全产业链”背后的“全方位传播链”》，《大众日报》，2011年11月23日
②Heath，R.L.（1999）.Management of corporate communication： from interpersonal contacts to external affairs. Hillsdale，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ion.
③Fearn-Banks，K.（2007）. Crisis communication：a casebook approach.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ion inc.
④史安斌：《危机传播与新闻》，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
科学管理理论的关注点范文4
关键词:理性系统 自然系统 开放系统 生态系统 价值观
本文通过对组织理论的脉络梳理来考察组织中的价值面，为组织管理提供理论和实践意义。
理性的古典组织理论
理性的古典组织理论认为组织是意图寻求具体目标并且结构形式化程度较高的社会结构集合体，它具有两个方面的结构特征:组织是有意图地实现相对具体目标的集合体;组织是形式化程度较高的集合体。在理性古典组织理论中，组织结构是为了有效实现目标而专门设计的。从根本上说，组织模型是机械模型，这个模型把组织作为可操作部件的结构，每个部件都可以单独改变，以提高整体的效能。理性古典组织理论的思想主要来源于泰勒的科学管理，以及法约尔和韦伯的行政管理理论与科层制理论。泰勒提倡通过改变传统的经验管理来达到科学管理，其理论核心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它的重点放在计划、标准化和在作业层改进员工的努力方向，以便用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通过最大限度地提高每个员工的生产效率，使劳资双方都能获得最大收益。行政管理理论提出了“自上而下”的理性化方案，主要阐述正式组织结构与一般管理过程的关系，其关注点是管理的行为和功能，以期通过协作与专门化寻求建立一个单一而有效的部门原则。韦伯则致力于对科层制结构特征的简要描述，以期能提高组织的效率。比较而言，泰勒主要是从微观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个体参与者的工作和决定予以考察，把结构特征作为影响行为的环境因素;而法约尔和韦伯则更多地是从结构角度出发，他们力图把组织形式的特征概念化并予以分析。
总之，该理论采纳了封闭系统战略:组织中的所有成分都是为特定目的而存在的，且都会对组织整体起到积极的甚至是最佳的作用;所有资源都是恰当有用的，且这些资源的配置都满足于组织计划;组织的所有行动都是合理的，组织的结果也是可预测的。由于理性系统强调的是结构特征而不是参与者的特征，因此，理性系统视野的价值观是“没有人的组织”。
自然的新古典组织理论
该理论认为组织是一个集合体，其参与者寻求多种相同或者不同的利益。但是，它也认识到组织远不只是达成既定目标的工具，从其本质上说，组织是力图在特定环境中适应并生存下来的社会团体，因此，不应把组织看做主要是达成特定目标的手段，而应把它本身看成是目的。它强调个体参与者从来都不只是被雇佣的劳动力，他们投入的是他们的智慧和情感:他们加入组织时带着个人的观念、抱负和计划，他们带来了不同的价值观、兴趣和能力。通过相互作用，所有这些因素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非正式结构，Roethlisberger和Dickson(1939)称之为“感情的逻辑”。与些同时，该理论遵循了功能分析，系统如果要生存，就必须满足一定的功能需求，而且所有研究都试图发现满足这些需求的机制。为此，该理论强调行为的结构，关注做了什么，责任和动机就成了更为突出的变量，这为理解组织行动提供了比正式结构更丰富和精确的指导。它的思想主要来源于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和巴纳德的协作体系和Likert的结构分析。人际关系理论主要研究员工在组织中的行为及其产生行为的原因，以便调节企业中的人际关系，提高生产率。而巴纳德的社会协作体系把组织作为有目标的沟通合作体系，将所有参与者整合到一起以使组织目的被成员接受的非物质性的、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的以及道德的行为基础。Likert通过对领导类型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第四系统组织。
总之，该理论认为参与者只有部分行为是与组织有关的，而只有这些与任务相关的行为才能作为问题来讨论;自然新古典组织理论则将与组织相关的行为界定扩展到个体活动和态度的方面。如果说理性古典组织理论采用的是结构机械模型，那么，自然新古典组织理论采用的就是有机模型。理性组织是设计出来的，而自然组织是演进出来的;前者是有意识地设计，后者顺其自然地发展;理性组织以精打细算为特征，而自然组织则以发自自然为特征。因此，自然系统视野的价值观是“没有组织的人”。
开放系统的现代组织理论
该理论认为组织是与参与者之间不断变化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活动体系，该体系根植于其运作的环境之中，既依赖于与环境之间的交换，同时又由环境建构。它强调个体要素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及其相互之间的松散性。个体要素被看成是半自主行为的主体，它与其他要素之间的联系是松散的，个体和子群体之间的联合时而形成，时而解体，协作与控制变成了主要问题。同时，系统边界也似乎是无形的，行动者的任务和针对组织或环境的行动也似乎是武断的，并依据系统运作而变化。开放系统并不只是使组织结构特征的一致性变得松散，而是将其注意力从结构转向了过程，强调的都是组织行动而不是组织，过程不仅被看成是组织的内部运作，而且是作为系统的组织自身运作。开放系统的现代组织理论的思想主要来源于西蒙的决策行为理论以及系统理论和权变理论。决策行为理论考察组织的结构特征对个体决策者的影响，并由此提出了基于有限理性的满意原则的“管理人”。该理论认为决策贯穿于管理的整个过程中。系统理论认为组织是由各种子系统构成的完整系统且与环境系统发生相互作用和影响。系统理论关注系统中的战略性部分及其相互依赖性，系统中把各部分联系在一起并相互协调的主要过程及其所追求的目标。而权变理论所要研究的是组织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各分系统内与各分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确定关系模式即各变量的形态。权变观点的最终目的在于提出最适合于具体情况的组织设计。
总之，该理论认为组织是一个动态系统，组织与其环境的相互依赖关系在开放系统的现代组织理论中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开放系统的现代组织理论强调组织与其周围及渗透到组织的要素之间的联系的交互纽带，环境被看成是物质的、能量的、信息的终极资源，并成为系统延续的关键。作为组织与其环境相互依赖关系的开放系统，组织不仅要服务于人，建立和维护内部的运行机制，组织还必须建立基于价值的社会共同目标以服务于社会，维持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行，满足社会的需要。因此，开放系统视野的价值观是“没有社会的组织”。
生态系统的当代组织理论
该理论认为组织是致力于研究人类行为、组织结构与其环境互动性的社会体系，主张行为个体、组织只有在与环境、背景的关系中才能得以生存、定义、描述和认识。生态系统的当代组织理论把组织看成是一个关系的、生成的、演进的实体或一个视野中的实体，即现代社会的运行是在“组织实体”之间进行的，而不是在“生产者”之间进行的。现代社会是由各类组织机构组成的，组织机构是由全体成员共同构成的，而不是由各种生产资源要素构成的，组织就是社会中的一个社区，所谓“组织是社会的一个器官”。生态系统当代组织理论的思想主要来源于尼尔森和温特的演化理论以及组织生态学理论。演化理论主要是从组织内部的知识生产、传播和利用以及个体与组织的交互学习过程来解释组织异质性、持续竞争优势和多样化等问题。演化理论集中关注组织惯例、惯例的变体、环境选择以及成功惯例的累积性保留并认为惯例是有规律的、可预测的企业行为模式。而汉南和弗里曼的组织生态学致力于探讨组织种群的创造、成长及消亡的过程及其与环境转变的关系，该理论重点解释为什么会存在多种类型的组织，同时探讨了相同组织内的不同组织形式如何在长期的竞争环境压力下作出反应。
总之，该理论认为组织并不是为了自己而存在的，组织的目标是对个人和社会做某种贡献。组织是一个以满足社会需求为目的，将人们联合起来的社会结构系统。组织不能只关心利润，不能把经济绩效理解为利润，利润是组织也不能把组织目的定义为利润最大化，把组织的性质或概念，理解为“生产者”或“经营者”，而应该理解为社会经济和人文活动的组织者，理解为社会组织的管理者，使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人格生态得到和谐发展以期人类本性得以真正体现。因此，生态系统视野的价值观是“社会的组织”。
述评及其启示
理性古典组织理论和自然新古典组织理论的错误在于坚持了对组织认识的这种两分法。从理性的古典组织理论来看，由于过于关注组织的规范结构，理性系统的分析家实际上忽略了组织的行为结构。在坚持劳动分工是组织基础的同时，理性的古典组织理论却从个人的经验和有限的观察出发，旨在寻找组织设计的先验假设。此外，理性系统中的理性概念是有局限性的。在组织的最上层，指导整个决策制定的价值前提是处于体系之外的。自然的新古典组织理论放弃了理性的主张而代之于感情的逻辑，但是，在对非正式组织理论的重点研究中，自然的新古典组织理论却放弃了对非常重要的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关系的认识。借用权变理念的术语来说，自然的新古典组织理论只是极端地关注了有机型的组织。
开放系统的现代组织理论由于坚持了开放系统的这一正确主张，从而标志着严格意义上的管理学组织理论的形成。但是，开放系统既没有按照统一的研究纲领来进行，也没有据以运作的分析单位及其关键维度。正是这些缺陷，使得开放系统的现代组织理论根本无法提出对组织结构和行为的统一观点，而始终处于组织研究两分法的艰难境地。此外，西蒙的决策理论虽然始终致力于微观分析，但是，作为分析单位的决策前提却从未被人予以操作化，以便使之得到广泛而一般的应用。由于关注了决策前提，西蒙主义对组织结构的研究是薄弱的。而系统理论把组织的目标和价值分系统作为组织系统的子系统加以研究并认为组织的很多价值观来源于较为广泛的社会文化环境，通过该系统从外界社会文化环境中取得信息并确定组织的价值观，以便组织履行社会大系统所确定的目标和职能。但是，组织系统理论没有更为深入剖析组织的价值观也没有予以操作化。
生态系统的当代组织理论使用变异—选择—保留的基本环境机制作为解释工具。但是，演化理论和组织生态学理论过多地与生态学系统进行类比，导致它没有涉及人的决策和动机，致使价值观问题也被忽略了，而且整个过程都被视作不可避免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对组织理论的研究中围绕着组织管理系统的价值观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使得组织管理面临基点不稳的问题，即组织的价值观问题未能得到彻底解决。面对这些事实，当代组织理论研究者们深思的是一个具有“二律背反”意味的问题:强调个人的自主性与强调组织的制约性一般是互斥的，但为什么成功的企业组织能有一种综合协调的机制扬个人自主性、个人的发展之长而避其短，使企业组织趋向良性运转呢?当代组织理论研究者们的回答是:建立一种以幸福为中心的价值观系统，而这种具有终极性的价值观系统正是组织管理系统的核心所在，它的存在对个人行动和组织的行为产生的韧性约束，推动了组织成功地迈向卓越，使人的本性得以真正体现。
参考文献:
科学管理理论的关注点范文5
关键词：绩效奖金；分配模式；设计原则
一、建立绩效奖金分配模式的必要性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化，医院已经成为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在很大程度上都与企业具有同样的生存环境，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同时也接受着现代管理模式的影响。在管理理论中，绩效管理是很重要的一个管理方式，是一种以员工为核心、通过对员工行为进行综合考核来达到激励员工的一种管理手段。在绩效管理中，绩效奖金分配制度又是最主要的一个部分，是指在绩效考核结果的指导下通过奖金的分配来起到影响员工行为的目的。作为以人力技术为主要经营资本的医院，要达到提升竞争力、提高经济效益的目标，就应充分重视员工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各种方法来调动员工的工作热情，绩效奖金就是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因此，设计合理的绩效奖金分配模式，具有充分的必要性。
二、绩效奖金分配模式的设计原则
绩效奖金的目的是通过奖金的分配方式来正确评价员工的工作表现，因此，在设计如何分配时应坚持一定的原则，来保证其发挥真正的激励作用。
（一）客观公正
医院在设计绩效奖金分配模式时，应保证每一个员工都能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根据员工所在岗位和职务、级别，结合其实际的工作表现、个人能力、工作态度等，对其进行最客观的考核，并根据考核结果进行最合理的奖金分配。在设计分配模式时，一方面，要对所有员工一视同仁，对同岗位、同级别的员工应采用同一套评价标准；另一方面，要根据所承担责任的不同赋予不同的权重，保证考核的公正性。
（二）程序规范
绩效奖金的分配应履行规范的程序，首先就是建立一套规范的评价指标，明确各指标所代表的涵义以及考核的能力类型，如果条件允许应使指标量化，最终形成一个完整、全面、可操作的指标体系；其次，在绩效奖金分配时应做到公开透明，让所有员工都能清楚地了解到奖金分配的依据、标准和具体过程。
（三）综合评价
绩效奖金的激励作用是通过奖金的分配来评价员工的工作表现，而员工的工作表现不应该只是某一方面，而应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来进行考量。因此，在分配绩效奖金时，不仅要从工作量或者工作业绩的角度来考虑，还应考虑员工的工作态度、未来的发展潜力、是否具备管理素质、人际协调能力等等。
（四）反馈及时
绩效奖金分配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奖金的形式来激励员工，是一个信息双向流动的过程，员工的工作表现信息流向绩效考核部门，而绩效考核结果也通过奖金的形式反馈给员工，从而使员工明确今后需要继续发扬哪些优点，以及需要改进哪些不足。因此，绩效奖金分配模式应能够及时对员工工作表现进行反馈，使员工及时调整自己行为，提高工作效率。
三、医院绩效奖金分配模式的具体实施
医院应将绩效奖金分配形成一项制度，通过制度来规范其实施，具体来说有：
（一）成立考核小组
医院应成立绩效考核小组，负责绩效考核标准的制定、绩效奖金分配方案的制定、绩效考核的具体实施、考核结果反馈信息的收集等。绩效考核小组由医院总负责人牵头，由各个科室负责人组成，并包括医院的人事部门相关人员和财务部门相关人员。绩效考核小组不仅能够起到提高考核效率的作用，还可以起到协调不同部门之间沟通的作用。
（二）制定标准
绩效奖金分配依据是绩效考核结果，绩效考核质量的高低又取决于考核标准的质量高低，但作为医院这样特殊的单位，绩效考核标准不应只限于工作量，还应包括服务质量、工作风险、医德等。绩效考核标准的制定原则就是在提升医院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但是，如果单纯以工作量作为考核标准，就会使得医生将关注点较多地放在如何创收上，大大增加了医院的声誉风险，从长远来看是不利于医院发展的。因此，在制定考核标准时，应弱化工作量、收支结余所占的权重，增加服务质量、患者满意度等方面的权重。
（三）实施考核
在进行考核时，依据考核标准，结合被考核人所在科室负责人及同事的评价，对其进行综合计分；同时，对不同科室也根据其结余状况、医疗事故数量、患者投诉数量等方面的情况，进行综合计分。将科室得分明细及个人得分明细进行公示，并及时、妥善处理员工提出的异议。
（四）进行分配
绩效奖金的分配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由医院向科室进行分配，依据为科室得分状况；第二步是由各个科室进行内部分配，依据为员工得分状况。内部分配要注意避免科室成员之间进行恶性竞争，尽量不影响科室内部成员间的团结配合，这就要求分配时务必要坚持客观公正和公开透明。
（五）收集反馈
在绩效奖金分配结束后，应关注各个科室以及员工个人的反馈意见，并及时进行收集、汇总和分析，保证将员工奖金的不当分配及时纠正，降低员工不良情绪的产生概率。
结束语
医疗体制改革一直是我国社会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对绩效奖金分配模式的探索也一直是各个医院非常重视的一个方面，但是，医院作为特殊的公共服务提供单位和市场主体，其绩效奖金分配并不如普通企业绩效奖金分配一般简单，其中涉及到医院的社会效益、医疗风险等等众多复杂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细致、全面地分析，才能将医院的绩效奖金分配的激励功能充分发挥出来。因此，作为医院，应结合实际发展需要及社会期待，设计出一套适合自身发展的绩效奖金分配模式。（作者单位：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参考文献
[1]陈洁.医院内部分配制度改革的探讨[J].临床和实验医学杂志，2006，（4）
[2]瞿星.以工作量为基础的医院绩效奖金计算及分配制度初探[J].现代预防医学，2008（3）
科学管理理论的关注点范文6
关键词：价值增值；私营企业；劳资冲突；系统构建
中图分类号：F7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1）09-0046-04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但同时也涌现出大量的社会矛盾，于是和谐社会便成为当今最重要的话题之一。虽然总体上我国劳动关系基本和谐稳定，但如果处理不好劳资矛盾，也会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因为在大量的社会矛盾中，基于劳动关系而产生的劳资矛盾已逐渐成为主体[1]。经过进一步统计研究，目前全国劳动争议仍以利益争议为主，非公有企业是争议的多发领域。私营企业的影响力越来越强，波及范围越来越广。2010年无疑是中国劳动关系史上一个标志性的年份，富士康的连跳事件、佛山南海本田的集体停工事件等给全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常凯（2006）指出在市场化改革中劳资冲突已逐渐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的主要因素，因而预防和处理劳资冲突是目前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的一项急迫的政治任务[2]。虽然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使我国的劳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劳资关系更加复杂，劳资冲突趋向于表面化和常态化，但是劳资冲突的协调机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框架和职能基本上只是传统体制的延续[3]。因此，必须开展私营企业劳资冲突管理机制的创新研究，以给我国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提供环境和政策支持，促进和谐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价值增值理念下劳资冲突管理的内涵
如何把人力资源管理和劳动关系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当前人力资源管理与劳动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也是企业所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4]。在西方劳资关系演变和发展的过程中，国外学者进行劳资关系研究的时候大致形成了两个学派，即IR（产业关系学派）和HR（人力资源学派）[5]，前者认为产业阶级矛盾是劳资冲突的根本缘由而且是不可调和的，而后者认为劳资冲突是因为管理不当引起的，可以通过改善企业管理对劳资关系进行管理。而在进行劳资冲突管理的对策研究时，也大致以三个视角为主，即视角、多元论视角和一元论视角，视角研究者主张从根本上消灭资产阶级和消除剥削，多元论视角研究者承认劳资冲突双方各有各的利益存在，需要通过集体谈判、三方协商和制度干预来保障，一元论视角研究者则认为劳资双方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可以通过企业管理改善来解决问题（如图1所示）。
根据国外劳资关系的历史发展和国外学者对劳资关系的研究进展，以及我国学者对私营企业劳资冲突现状的分析和问题的研究，发现大多数学者是跟随HR（人力资源学派）研究方向的，意味着选取的视角也就是多元论和一元论，同时一元论也是未来研究的主要趋势，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移向一元论视角并承认其发挥的实践效用价值，这可能也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关。于是本文在HR（人力资源学派）的一元论视角下，认同劳资双方根本利益一致并承认劳资冲突管理能够通过企业管理来进行完善和创新，开展价值增值理念下的劳资冲突管理系统构建研究也就成为了可能。
本研究所指价值增值是指资方和劳方承认双方根本利益一致，树立通过合作能促使共同收益增长的信心，积极营造协作互助和收益共享的经营管理氛围，最终保证双方可持续健康成长的一种理念。收益既包括短期的、经济性的和有形的利益，也包括长期的、非经济性的和无形的利益。而价值增值理念下的劳资冲突管理则是指劳资双方共同协作、共享收益，防止彼此之间因为某种原因而发生不一致互动行为，进而维护和谐稳定的劳资关系。
二、价值增值理念下劳资冲突管理的原则
（一）关注双方冲突成本，注重共同价值增值
以双方合作带来共同价值增值的思维代替零和博弈的传统怪圈思维，变成冲突引起成本内耗为合作创造利润突破，如图2所示。科学管理之父泰勒曾经成功地将员工的关注点从利润分配转向利润创造上，非常值得现代企业管理家借鉴。因为员工工资的高低和人力资本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市场经济规律决定的，所以仅仅从道德和法制上去管理很难在短时期内取得显著的效果或是最终达到效果的瓶颈。那么，企业管理就应该充分利用市场经济原理，转换传统管理思维（如价值思维模式A），认为劳资双方的共同价值是永无止境的，那么双方通过合作均可获得更多的收益（如价值思维模式B）。
（二）以长期利益代替眼前利益
劳方和资方必须以长期利益为主，不能仅仅关注眼前的利益。战略眼光长远地放在未来，可以促使自身更加健康成长，并能保证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相反，如果仅仅盯住眼前利益不放，往往不利于现实困难的克服，有时候甚至是以牺牲未来代价为前提的，可谓“丢了西瓜，捡了芝麻”。
（三）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相结合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重，代替以物质为单纯利益的追求理念。劳资双方必须建立物质和精神相结合的科学激励体系，包括被动激励与主动激励。这也离不开马斯洛等管理学家早期开创的需求理论的指引，这也反映出人的需求是多层次的，只有满足多层次的个人需求才是丰富的和健全的；另外，依据劳动经济学的替代效应，个人需求物质和精神是平衡的点，彼此存在客观的边际替代效应，企业必须考虑分配有限的利润于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才能做到“物超所值”。
（四）以相对公平代替绝对公平逐步改善
当然，思维模式的转换，合作互利的理念提出，并不能立竿见影地改善社会和企业管理难题。任何管理系统和机制的应用必须考虑到特殊背景和历史背景，最好是以点带面，并以相对公平代替绝对公平促进劳资关系逐步改善的原则来进行管理。因为合作能够带来共同价值增值，那么价值增值部分如何公平地在劳资双方分配又会成为新的问题，甚至会成为劳资冲突新的引爆点。为了保障价值增值管理系统的可持续运作，改变过去不和谐的利益分配局面，资方必须保障劳方的利润分配比例不断上升。
三、价值增值型劳资冲突管理系统的构建
（一）价值增值型劳资冲突管理系统的框架建立
价值增值型劳资冲突管理系统的构建必须以劳资双方合作为基础，通过资方和劳方共同投入，企业主动建立“可雇佣性”HRM系统和人力资本收益模型，而员工积极参与价值增值型工会的建立，然后促使共同价值增值，最后依据资方和劳方的投入分享增值带来的收益。系统框架如图3所示。
（二）企业建立“可雇佣性”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经济发展快速时期，企业外部人力资源市场日益活跃起来，外部人力资源市场带来的新雇佣关系模式破坏了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心理契约，意味着传统的互惠关系被打破。而雇佣关系的稳定是企业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因此“可雇佣性”[6]成为新的互惠关系形成的关键。“可雇佣性”是指企业通过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创新建立促使员工综合素质提高，进一步增强其在外部人力资源市场的流动适应能力，或者可以理解为提升员工职业素质，提高员工被雇佣的可能性，增强员工的职业选择能力（如图4）。
企业在外部人力资源市场招聘新员工时，由于双方信息不对称，会招进部分信息非完全型求职者，即企业了解求职者产生误差、求职者了解企业误差或双方相互了解产生误差等，这部分求职者进入企业后，会产生彼此不满意的问题。对已有员工不满意企业来说，员工离职一般不会产生冲突；而对于企业不满意员工来说，企业在不得不辞退不满意员工的前提下，多数会因为劳动者弱势群体受到法律保护和劳动者自身对企业有各种依赖感而遭到员工的反对意见，多数会发生劳资冲突。其核心本质是不满意员工多数是职业素质低下的群体，如何在保证企业合理分流的情况下，满足不满意员工自身的合法利益，企业必须通过教育培训开发、公平雇佣政策、职业开发计划和失业保障机制等措施提高这部分员工的综合职业素质，使得其在更大范围内的外部人力资源市场保持一定的竞争力，而不是就业能力因封闭而衰退。在保证其拥有较高的“可雇佣性”的前提下，离职不再是难点问题，这部分员工可以经过说服自愿性离职或是企业进行和谐型辞退，这对劳资双方来说不仅仅避免了冲突成本，还可能带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企业建立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模型
陈微波（2010）基于人力资本产权制度的不完善角度分析了我国目前的劳资关系现状，他认为劳资冲突产生的根源为：人力资本产权私有制度未被确立；人力资本的出资和价值评估制度不完善；人力资本流动机制不健全。提出完善人力资本产权制度是解决我国企业劳资冲突的有效路径[7]。
人力资本理论最先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创立的，他认为劳动者所具有的知识、技能等是人力资本，接受教育与学习技能等是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一样，在补偿实际的消耗后享有企业剩余索取权，以体现投资回报的公平性和合理性。然而大多学者研究时将人力资本概念仅仅界定为知识员工或付出脑力劳动工作者所具有的知识和技能，而对普通员工或付出体力劳动工作者所具有的知识和技能没有给出肯定。笔者认为这样的定义还不够完善，只有将所有人力资源具有的知识和技能界定为人力资本方可实现社会整体的进步和符合时代的发展要求（如图5）。
为了促使价值增值目标的实现，企业必须对员工进行人力资本战略性投资，继而将员工具有的知识和技能当做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一起进行生产投资，而不是当成简单的生产要素和条件进行生产管理，并且在承认价值增值的源动力来自于人力资本的基础上，依据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质量比例进行利润分享。因为人力资本“质”的衡量具有一定的科学难度，所以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水平要求较高，必须建立人力产权制度和配备专业人力资源会计人员进行人力资本专项管理。
（四）员工参与构建价值增值型工会
国内外学者向来认为中国的工会模式是畸形的，目前工会要获取实至名归的地位相当困难，也并不能科学地反映工会的本质功能。许晓军（2011）认为面对劳动力市场化过程中的社会转型及利益主体多元化，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会行为模式，是在法律制度框架下表达、维护和实现劳动者权益，以合作博弈方式达成劳资之间的利益平衡[8]。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工会要想在当下劳资管理领域取得长足性进步，必须和资方走合作路线，带领员工积极参与构建价值增值型工会，提升自我价值，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如图6）。
其实工会参与企业管理，迈出与资方合作步伐已有相当的历史，但是管理策略比较零碎，不够系统。一方面，一些先进的管理理念和合作方式也未能深入人心，工会的管理地位和职能不能得到充分的肯定和承认，因此执行起来没有战略方向，久而久之也就显得表面化和形式化；另一方面，企业的激励机制特别是利润共享机制没有实施保障，使得工会与企业的合作管理没有持续的动力刺激和引导。因此，为了保障劳方和资方共同的长远利益，维护工会的合法权威并建立独立的地位，工会必须主动创新管理模式，以合作的方式系统地开展价值增值活动，创造价值增值，给劳资双方争取利润共享的空间。
四、总结
基于价值增值理念创新私营企业劳资冲突管理，转变传统的劳资对立思维，真正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原理，认清劳资关系未来发展的主流趋势，以合作的方式创造共同价值的增值，突破利润瓶颈，实现成果共享，对于劳资双方乃至社会的和谐发展都是一种进步。然而创新的理念和管理必须以经典的理论为基础，包括战略管理理论、利润分享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以及人力资源会计理论等，因此，必须领会经典理论的精髓，并将其支撑的管理理念深入人心，开发科学的激励机制才能保证管理系统的实效性并体现其长远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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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Building Research on Labor Conflict Management of the Private Enterprises
Huang Guangliang, Xu Ho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221008,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