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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城范文1
作为国家大型一类零售商业企业，沈阳商业城多年来大力加强诚信建设，深入挖掘诚信内涵，潜心打造诚信服务品牌，实现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的协调发展，为营造健康、有序、诚信的经济秩序及社会环境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取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成果。
确立以“诚信”为核心的“城中求诚”战略服务
商业城二次开业后，面临着企业债务困境和买方市场竞争的双重考验，一方面，火灾给企业留下了沉重的债务包袱；另一方面，外资、民营、私营等资本抢占零售市场份额，大型百货店相互挤压，竞争十分激烈。在这种困难和严峻考验面前，商业城新任总裁、党委书记张殿华带领干部员工，进行了冷静的思考：国企商业不具备其他所有制商业的一些灵活特点，但国企商业在消费者心中有着信誉第一，服务至上的“诚信”优势，这是企业赢得竞争的最大优势。市场经济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便民经济，体现在零售业之间的竞争焦点就是诚信服务的优劣。唯有打造“城中求诚”这块金字招牌，才能在竞争同质化的今天，增强核心竞争力，促进企业的长足发展。
为此，新组建的领导班子精心研究制定了以“诚信”为核心的“品牌经营、优质服务、企业形象、多元开发和规模膨胀”企业发展五大战略，并把优质服务作为企业第一发展战略。经过几年的实践、探索和创新，商业城初步形成和构筑了以诚信为主题，以商品真、服务好为基点，以品牌经营、创新机制、诚信教育为支柱，以诚实经商、诚心待客、诚挚服务和诚信守诺为内涵的诚信建设体系。选择并实施的“城中求诚”服务品牌管理模式，顺应了现代企业以“以人为本”的管理核心的创新管理潮流，同时，也成为商业城走出困境，寻找出路，全面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创造同业竞争差别优势，打造强企名店的必然选择。
严格管理 打造“城中求诚”服务品牌
商业城把“城中求诚”确立为企业的服务品牌。“城中求诚”，就是一切让顾客满意。把“诚”字作为商业城经营的最直接标准，为消费者提供货真价实的商品，把商品质量视为企业的立根之本，通过经销品牌商品，打造“城中求诚”服务品牌。
为了让“城中求诚”的服务品牌得到消费者认可，商业城先后实施了四项措施：
首先，实行进场审验制。凡在商业城经销商品的厂家，必须提供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质检合格证明，特例商品提供专业许可证，手续完备才能领到统一编制的公司、厂家、商品流水码，取得合法“户口”身份后才准许在商业城经营；
其次，实行先行验货制。每年，他们都投资数十万元，请省、市专业质检人员进驻商业城现场办公，对质量敏感度高、易出现投诉的商品实行先行验货，经质检部门验证合格后，才能上柜销售；
第三，实行定期抽检制。他们与省、市产品质量检验部门联合成立了商业城商品质量检验站，并与工商、物价等部门配合，常年开展商品质量、物价、计量大检查。通过暗检、抽检、互检等方式，查找问题，堵塞漏洞，及时整改；
第四，实行质量管理标准制。通过了ISO-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建立了商品质量管理程序和商品质量管理网络，对商品质量实行全方位监控，并完善商品质量跟踪体系。对商品质量不稳定、商品投诉纠纷多的厂家和商品实行末位淘汰，及时清理整顿和撤出商场。
诚挚服务，满足消费者需求，架起“城中求诚”的桥梁
一是创新服务特色，规范服务流程。他们对营业售前、售中、售后八个服务环节进行了规范，并每年推出一个主题服务工程。1996年至2006年十年间，他们相继开展了诚信服务、文明用语、规范服务、知识服务、提醒服务、引导服务、细节服务、顶级服务、超值服务等九大诚信服务工程，逐步形成了具有商业城个性特色的“八化”服务，即：服务礼仪标准化、服务流程规范化、服务品牌系列化、引导消费知识化、便民措施多样化、售后服务全程化、顾客资源信息化、商品退换法规化，提升了“城中求诚”企业品牌的文化含量和服务品位。
二是创新服务方式，开办消费者课堂。他们每年都根据商品的特点及属性，适时举办专题讲座式、展示会式、专家解答式等消费者课堂，聘请专业技术人员向广大消费者讲授商品使用、保养、维修知识和附加功能。开办消费者课堂，不仅提高了广大消费者的理性消费意识，也使顾客感受到商业城真心实意为消费者着想的诚意。
三是创新服务内涵，为消费者提供超值服务。为把商业城建成消费者满意的购物乐园，他们通过了ISO-14001环境体系认证。几年来，投入数千万元对营业场地进行全方位的改造和调整，为消费者创造了一个崇尚自然、追求时尚和尊重人性的良好购物环境。不断延伸服务内涵，设置残障人士无障碍通道，增设了送货、安装、调试、维修和退货“五上门”等118项便民服务项目，设置了免费休闲茶座，开通了“800”免费服务电话，为消费者常年建立意外伤害保险。羊绒制品“三免六改”服务，服装色彩搭配室，生活方式店及家电商品无等候配送上门服务均为国内和省内首创。
四是创新服务营销，培养忠诚顾客群体。他们以提高诚信服务满意度，充分享有顾客资源作为整体营销服务的出发点，学习并引进了国际上较为流行的“一对一”营销服务模式，建立了22万个顾客档案。通过“采集信息、与顾客互动、区分识别顾客、为顾客提供定制化服务”四个步骤，最大限度地满足顾客个性化、定制化、人性化的服务需求，进一步加强了与顾客的亲密关系。
诚信守诺，有诺必践，塑“城中求诚”好形象
公开信誉承诺。1997年，商业城在省内率先做出了“商业城购物无风险，不满意就退换”的信誉承诺，并公开了商品、质量、价格、环境、服务及售后六项服务承诺。二次开业以来，商业城恪守信誉服务承诺，退换商品金额千余万元，企业自身承担损失近百万元。商业城于2003年3月15日，在国内首创“顾客节“，拉近了商家与消费者的距离，做到了省、市、区三级消协组织及主流新闻媒体投诉为零。
消协进驻商业城。2000年，他们把驻区消费者协会请进商业城，在全国商业企业第一个成立了消协组织常驻商场的消费者投诉接待站；2004年，商业城又开通与市消费者协会的视频网站，现场为消费者解疑答惑，处理投诉，开辟了消费者便捷投诉的通道，切实维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建立有效机制。为了商业城能够规范健康有效运作，商业城先后建立了组织领导机制、管理约束机制、全员保障机制、竞争激励机制、教育培训机制等五大机制，从管理上下功夫，从内部挖潜。一系列措施的实施，提高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有诺必践的自觉性，使商业城以更加具有活力的形象展现在广大消费者面前，良好的形象和优质的服务赢得了消费者的信任和支持。
“城中求诚”服务，换来硕果盈枝的金秋
重新开业十年来，商业城面对无数困难和挑战，在日益变化的市场竞争中，靠“城中求诚”的金字招牌，形成了自己的真正优势，同时也赢得了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消费者的支持与信赖。
商业城先后被授予全国文明单位、全国诚信单位、全国百城万店无假货示范店先进单位、全国五一劳动奖、中国商业名牌企业、全国质量效益型先进企业等百余项荣誉称号。“城中求诚”服务品牌被中国商业联合会授予全国商业服务名牌。在沈阳市委宣传部等六家单位开展的公开评议“保真优质服务示范商场”活动中，商业城名列榜首，被誉为“人民的商业城”。
不仅如此，2000年12月26日，商业城股份公司还在上交所成功上市。截至2006年底，商业城累计实现销售156.2亿元，上缴国家利税6.2亿元，跻身全国零售单体店第15位。
深化诚信建设，做大做强“城中求诚”品牌
商业城范文2
“对北京来说，‘地铁经济’发展以后的影响要比上海大得多。”
“可以说‘环路经济’现在已经不适应北京商业的发展要求了。”
“依靠轨道线路的发展，北京将来整个城市商业发展的速度可能会超过上海。”
“轨道交通会成为城市人生活的一部分，它对城市未来商业发展所起的作用，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现代的城市人有谁不坐地铁？现代的商业城市又有哪个不修地铁？整个2007年就可谓中国城市的地铁年。从北京地铁五号线建成通车，到杭州、南京、沈阳三城的地铁二号线开工，中国大城市的地铁建设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随着轨道交通的迅速发展，中国城市经济的大家庭中又多了一位有“潜力股”之称的新成员――地铁经济。今天，我们就邀请了中商商业研究中心的姚力鸣主任做客本刊，以北京为例，和大家谈谈“地铁经济”对现代城市商业发展的影响。
中国市场：随着地铁五号线的开通，北京地铁建设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您认为“地铁经济”对北京的商业结构会带来哪些影响？
姚力鸣主任：“地铁经济”这个说法在国内外的学界、媒体上都是讨论过的，我个人认为从商业角度来说这个说法应当是成立的，因为地铁的发展对一个城市商业结构的影响很大，这从发达国家几十年上百年的发展经验就可以看出来。轨道线路的发展会改变整个城市的商业结构。首先，轨道交通发展起来以后，促使商业资源向地铁沿线和枢纽站，或者说是城市的交通节点集中，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第一，它会使零售店铺等商业资源，特别是一些优质的商业资源，向一些枢纽站点，或者是比较大的站点集中。
第二个影响是，北京目前的市级大型商业中心主要集中在西单、王府井、前门等市中心，一些区域级的商业中心如西直门、公主坟等也大都分布在老城区。而地铁发展之后，在地铁的一些站点或者是枢纽，会形成一批中小型的商业中心，这样会使整体的商业资源向多中心的趋势发展。因为人是随着轨道线走的，哪里有轨道了，人就会流向哪里。那里的区域人口也就会增加。而地铁是一种公共产品，它开到哪里都是有政府规划的，也就是说有着政府的意图在里面。它开到哪里，就说明将来要重点发展哪里，这样商业资源也就会自然跟进。而跟进之后，人口就会更迅速的增加，这样在一些大型的枢纽站附近就会很快形成新的大型商业中心。尤其在地铁的线路更多、更长之后，就会形成一大批这样的商业中心，从而改变目前北京以几个老的商业中心为主体的商业结构。
再有一个就是，“地铁经济”的发展会扩大城市的商业繁华区。就北京而言，它在历史上和上海、广州的情况有所不同，后两者在历史上都有相当长一段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已经有了一定的商业格局和基础。比如上海的商业发展已经是成片的，一片一片地连起来，一条南京路从东到西那么长，都是繁华的商业区，而北京的情况则不同。北京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很短，真正的发展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的。所以北京原来的商业繁华地区是很小的，而且与上海的成片发展不同，它的商业发展是呈点状的，只有几个主要的商业中心。所以对北京来说，“地铁经济”发展以后的影响要比上海大得多。整个城市商业繁华的商圈增加了，随着地铁的开通，更远的地方也都可能开始繁华起来，整个商业区域扩大了。
中国市场：请问这种影响是否会对北京传统的商业中心形成一种削弱？
姚力鸣主任：应该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因为北京现有的传统商业中心都在中心区，而北京前期的轨道线路也主要分布在中心区，大部分集中在二环路以内。但这批新兴商业中心的形成，对整个北京的商业来说影响就很大了。一个是整个城市就扩大了，再一个是会提高传统商业中心的结构水平，使之升级换代，因为竞争多起来了。
比如说，十年前大家要买点什么大件，或者像样的东西，去的地方无非是西单等几个商业区。而现在我们的很对消费在区域内的商业中心就可以解决了，就不需要跑到那几个传统的商业网点去了。再往后发展的话，可能人们到市中心来就是为了游览、休闲了，而不是以购物为主了。这一趋势现在已经越来越明显了，随着地铁的发展，它会更加的突出。
轨道线发展以后，每一个区域都会形成一个商业中心，这样就会吸引很多商业资源往那边集中，从而使整个城市商业的发展得到一个均衡的分布。我认为，依靠轨道线路的发展，北京将来整个城市商业发展的速度可能会超过上海。
中国市场：请问与北京现有的“环路经济”相比较，“地铁经济”对城市商业的影响有何不同之处？
姚力鸣主任：“地铁经济”比之原来的“环路经济”是有很大优势的。因为环路交通是封闭性的，对路面交通来说实际是很不方便的。从环路这边到那边虽然看上去很近，但你要过去却要绕一大圈，这样就把一个完整的商圈给分割掉了。但轨道交通不同，它的出口辐射四面八方各个方向。比如日本在商业规划中还要点明地铁的“站前店”和“站后店”，这就很值得我们借鉴。环路对汽车来说就好比城墙对人，人要出城必须有城门，汽车要出环路必须走出口，出口太多了就会拥挤，出口太少了不方便而且会堵车。所以环路对城市的公路利用率并不高，城市的公路应当是放射性的。可以说“环路经济”现在已经不适应北京商业的发展要求了。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地铁经济”的发展会使北京的商业结构向立体化发展，这一点与原来“环路经济”的平面商业结构也有很大不同。因为在大的轨道交通枢纽下面，会有大的商业网点，比如东方新天地的下面。可以说扩展地下的商业空间比起盖高楼的效果会更好。
北京以前担心在地铁站口和地下建立商业网点会造成交通堵塞，实际是不会的。北京地铁的地下资源与国外相比其实是利用得很不够的，像日本东京的新宿车站，它的地下商业规模与地上几乎一样。
中国市场：大型百货商店在现代城市的商圈中占据着核心的地位，如果“地铁经济”对北京的商业结构将产生极大影响的话，是否也会对大店产生影响？
姚力鸣主任：我认为会对北京大店的布局结构产生很大影响。首先，北京商业资源的70%大约都集中在三环路以内，而以大型百货店为主的大店就更加集中，因为要形成商业中心的话，必然要以一个或几个大店为核心才行。而随着地铁的发展，在地铁站的枢纽处，甚至是以前比较偏远一些的地方，就会有大量的人流，开发商就会去开发它，也就会形成大店，从而形成商业中心。这样就会使北京大店的发展布局更加趋于合理，在城市各个角落都会有。
那原来我们的郊区也有社区，但为什么没有形成大店呢？因为大店需要非常大的购买力，你人口不集中，它就无法形成效益。而“环路经济”形成不了这样大规模的人流，所以购买力也就不会这么集中，也就无法形成大店存在所需要的大型商圈。虽然有可能形成几个点，但商业的发展必须要有线或者片，如果没有足够的购买力来连成线或者片的话，单个的点很难发展起来。这就是北京长期以来商业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商业发达了，就会吸引人口聚集居住，人口聚集了，商业更加发达，这就是良性循环。
如果北京将来的轨道线很发达的话，现在环路沿线的一部分商业区可能就会衰退，这种现象在发达国家城市发展中并不少见。因为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人口密度小，住的舒服只是其次的，更多的人希望住在商业设施发达的地区，甚至如果你在上海找工作的话，你的居住地交通是否方便，都是雇主选择你与否的考虑条件之一，北京将来也会考虑这个问题。
中国市场：2007年以来，全国众多大城市的地铁建设纷纷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请问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西方发达国家“地铁经济”的发展历史是否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商业城范文3
[关键词]汉代；江南；城市；商业
城市既是政治统治的中心，也是商业活动的重要场所。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城市与商业问题，对于了解当时的政治统治、经济结构、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笔者拟就汉代江南城市的建置、商业活动、商品经济发展的限度及其制约因素等相关问题作些初步探讨。
一 江南地域范围与城市建置若干特点
“江南”一词，在秦汉史籍中屡见记载。但“江南”者何?其空间范围有多大?古人对此解说殊异，各有所云。
考诸《史记》、《汉书》，有时往往将“江南”指为某一特定而具体的地域。据《史记·秦本纪》：“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越王勾践世家》：“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货殖列传》：“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各家在对《史记》作注时，解释也各有歧义，如裴駰《集解》引徐广曰：“江南者，丹阳也，秦置为鄣郡，武帝改名丹阳。”而张守节《正义》则认为：江南者，“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长沙二郡，南楚之地耳”。①又《汉书·地理志》称：南郡“夷道县”，“莽曰江南”。这里，或将“巫郡”与“江南”、“江南”与“泗上”并列，或以“江南”与“衡山、九江”、“豫章”、“长沙”等并列，甚至将“江南”或释为“丹阳”，或释为“豫章、长沙”，或谓之曰“夷道县”。于此诸多事例说明，江南的地域范围，有时确乎仅指相对具体而特定之地域，乃至等同某一郡县，似无可疑。
但文献中，有时又将“江南”泛指为长江流域以南的广大地区，它往往是“大江之南，五湖之间”②的统称。如《史记·黥布列传》：“黥布军败走，渡淮，数止战，不利，与百余人走江南。”《货殖列传》：“江南卑湿，丈夫早天。”同书又云：“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枬、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以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司马迁根据地理条件、物产分布等，把当时全国划分为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以北四大经济区，其中的“江南”，包括了长江以南的许多郡国，当很显然。③
古人地理观念尚欠精审，加之文献记载的着眼点有别，所以有关“江南”的地域范围也就说法不一，各有所指。我们这里所说的“江南”，泛指岭南以北，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它包括会稽、吴郡(东汉)、丹阳、豫章、南郡、江夏、长沙、桂阳、零陵、武陵等郡，也就是汉代荆、扬二州的大部分地区。
中国古代城市起源很早，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城虽大，无过三百丈，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④至战国时期，由于兼并战争，列国出于政治、军事上的需要，在险要之地及交通要冲皆普遍设城。正所谓：“御外之道，莫若设险；制胜之方，莫若因形。重门纛折，设险也；高屋建瓴，因形也。”⑤城市的数量和规模得到迅速发展。《战国策·赵策》云：“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想望也”。就其地理分布范围来看，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及淮河上游地区，江南地区则寥若晨星，仅有吴城、郢都等几座较大的城市。
秦灭六国，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在地方推行郡县统治，江南地区已出现了会稽、闽中、南郡、长沙、黔中、九江等六个郡级行政区，可考的县治大约有38个左右。到西汉高祖六年：“令天下县邑城”，师古注曰：“县之与邑，皆令筑城”。⑥且“以其(秦)郡太大，稍复开置，又立诸侯国。”⑦加强地方行政建置，使西汉城市建设得到飞速发展。在江南，先后增设了豫章、丹阳、江夏、武陵、零陵、桂阳等六个郡级行政区，加上秦原有的南郡、长沙和会稽等三个郡级行政区，共有九个郡国，县治140个。东汉时期，由于南方人口增多，土地垦辟，又在会稽北部分置吴郡，县城进一步增加至144座。⑧
秦汉时期，江南地区郡县级城市体系业已基本形成。由于江南的经济水平、人口因素、地理条件以及交通状况与黄淮流域不同，它的城市发展也与之有着不同的特点。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如下几个方面。
1、江南城市分布较为稀疏。为说明问题，我们把荆、扬二州长江以南地区的城市分布密度列表如下：
从表中数据，我们可以看出，西汉扬州之会稽、丹阳、豫章三郡，总面积445887平方公里，占当时全国总面积的11．31％，县级城市61座，城市平均密度为7310平方公里一城；荆州之江夏、桂阳、武陵、零陵、南郡、长沙等六个郡国，面积426607平方公里，占当时全国总面积的10．82％，县级城市79座，平均密度为5400平方公里一城。按《汉书·地理志》记载：元始二年(公元2年)，凡郡国103，县邑1314，道32，侯国241，合计县级城市1587座。而荆扬二州之江南城市，西汉140座，占全国城市的9％左右，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同期的淮河流域及黄河中下游流域的情况又如何呢?为了便于比较，我们以州部为单位，列置各州部城市分布密度表如下：
综合上表各项数据，江淮问之豫州、徐州总面积160236平方公里，占当时全国总面积的4．05％，有县级城市240座，平均668平方公里一座；黄河中下游的司隶部、兖州、青州、冀州，总面积为352649平方公里，占当时全国总面积的8．98％，有县级城市496座，平均为711平方公里一座，平均密度远远高于长江以南的荆、扬二州。
城市分布密度，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中国古代城市在政治上统治着农村，经济上却依赖农村。从政治统治的角度而言，要做到朝令夕至，一个县治的有效管理幅度最好保持在方圆数百里之内；在财政上主要依赖农业税的条件下，维持一个县级政权至少要控制几千户纳税农民。这样，在方圆数百里的地域内，至少要有数千户居民方可划为一县，建立一个县级城市。在地域与居民两个条件中，居民数对设县立治的意义无疑更为重要。如东汉光武帝刘秀，在践祚之初，面对户口耗减，不得不“省郡国十，县邑道侯国四百余所”⑨便是例证。在中原，由于地狭人众，县的辖境一般只有数百平方公里，县级城市分布密度很高。而江南“地广人稀”，县的辖境自然较大，城市分布密度也就很低，一般在数千平方公里，甚至上万平方公里设一县。
2、就江南内部而言，其城市发展也极不平衡。江南北部沿长江及太湖、鄱阳湖、洞庭湖流域的城市密度又比江南南部要高一些。如会稽南部，面积158568平方公里，有县城13座，平均密度为11326平方公里一座；而会稽北部，面积68835平方公里，有县城13座，平均密度为5295平方公里一座，其密度高出会稽南部一倍以上。同样，在豫章郡的18座城市中，有110处于鄱阳湖之滨，其密度远远高出豫章之南部。城市发展不平衡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江南地区，地貌构造多以丘陵为主，在当时生产条件下，开发极为不易。而地处长江沿岸的江汉平原、鄱阳湖、太湖冲积平原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开发，经济发展相对较快，人口也相对较多，所以城市发展较快，密度相对要高。而江南南部，原多为越族所居。《汉书·朱买臣传》称：“越，非有城郭里邑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开发程度不高，城市密度也就很低。
3、江南城市规模普遍较小。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江南城市除吴城等极少数城市有一定的规模外，大多数城市面积在一平方公里以下。如丹阳郡之春谷县城面积只有0．12平方公里，石城县城面积为0．39平方公里，芜湖县城面积为0．12平方公里；⑩豫章郡之枭阳县城，面积接近1平方公里，⑾昌邑古城面积为0．24平方公里；⑿福建崇安县城村汉城，平面近似长方形，南北长约860米，东西宽约550米，面积约0．48平方公里，据初步推测，城村汉城是汉灭闽越之后的冶县县治“冶城”。⒀
城市规模的大小，与人口密度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人口分布来看，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公元2年四万户以上的县有长安、成都、茂陵、鄢陵、宛、阳翟、彭城等。而广大的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据东汉应劭《汉官仪》称：“荆扬之江南七郡，唯有临湘、南昌、吴三县令”。⒁按秦汉制度，万户以上的县设令，万户以下的县设长，荆扬之江南七郡仅临湘、南昌、吴三县超过万户，可见江南之县户口稀少，所以城市规模相对较小。
综上所述，江南城市分布稀疏、呈区域内不平衡发展，城市规模普遍较小，这些都是由江南经济发展及人口、地理环境等因素决定的。就整个南方而言，从秦38座城市到西汉140座，东汉144座，增长了近3倍，其发展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这也和秦汉时期江南社会经济发展基本相适应。
转贴于 二 以城市为中心的商业活动
毋庸讳言，两汉时期的江南城市主要是作为行政统治中心和军事镇压基地，有着强烈的政治功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经济功能也在逐渐增强，这突出表现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商业活动日趋频繁。
(一)区域性商业都会出现
城市是商业活动集中的场所，因而也是商业发达的重要标志。在两汉时期，地理要冲城市业已成为区域性商业都会，如吴城和江陵。
吴城(今江苏苏州市)，又名姑苏城，是春秋吴王阖闾根据伍子胥的建议所修建。作为当时的都城，其城区规模较大，周围23．5公里，开水陆门各8个，城中又有小城，周围6公里。至秦统一后，为会稽郡治，汉代因之，东汉为吴郡郡治，长期为吴越经济区的中心城市。由于地处肥沃的太湖流域，交通便捷，物产丰富。《史记·货殖列传》载：“夫吴，自阖闾、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所谓“东有海盐之饶”，主要是指其煮盐业的发达；“章山之铜”，说明铜的冶炼和铸造业先进。吴王刘濞时“然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国用饶足”。⒂“三江五湖之利”说明其渔业资源十分丰富，同时交通便捷。《越绝书·吴地传》载：“吴故水道，出平门，上郭池，入渎，出漅湖，上历地，过梅亭，入扬湖，出渔浦，入大江，奏广陵。”可知其有渠道北通长江，南通过江南河沟通钱塘江。《史记·河渠书》也云：“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陆路，可北循陆道直抵无锡历山，西循九曲路达于太湖。由于便捷的交通，吴越之地的盐、铜、越布等产品通过这些商路输出。
江陵(今湖北沙市附近)，楚国故郢都。自楚建都于郢后，经过几百年的开发，农业、手工业都有相当的基础。特别是商业更为发达。桓谭《新论》说：“楚之郢都，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弊。”⒃《战国策·楚策》记：“苏秦之楚三日乃得见乎王……曰：楚国之食贵于玉，薪贵于桂。”这里，楚国当指郢都，说明郢人口众多，所以尽管当地是出稻米之区，食、薪仍然昂贵。而行人车辆拥挤，正是人口密集、市场繁荣、贸易发达的具体表现。后来郢都虽被白起所焚坏，而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江陵仍然是全国重要都市之一，所谓：“江陵亦一都会也。”《史记·货殖列传》亦云：“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说明江陵腹地资源丰富。据司马相如《子虚赋》载：“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弗郁，隆崇律蟀，岑崟参差，日月蔽虧；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罷池陂陁，下属江河，其北则有阴林巨树。楩柟豫章，桂椒木兰、蘖离朱杨，榩梨梬栗，橘柚芬芳”；“西通巫巴”，证明其交通便利，溯江而上，和巴蜀经济区保持联系；同时北上陈、宛(今河南南阳市)和中原可以往来；东通江、淮，和吴越经济区交往。江南所产梓、梗柟、姜、桂、金、锡等物品通过江陵行销各地。而各地物产，亦通过江陵，散销江南腹地。
(二)商业形态多样
汉代江南商业就其性质而论有官营和私营；从形态上讲，又分贩运贸易和店铺零售等几种形式。
1、官营商业
官营商业是指由政府直接控制商品买卖的一种商业形式，它是以官营手工业生产为基础的。汉代官手工业已在江南部分郡县有所出现，如下表：
从官营手工业生产范围来看，主要包括煮盐冶铁，生产铜器、铁器、木器、漆器等生产、生活用品。这些官营手工业产品，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供皇室和贵族们享受的奢侈品，如金银铜器等；其二是与人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如食盐、铁农具、舟车、日用漆器和铜器等；其三是一些特色产品，如木器、橘柚等。此三者除前者之外，其他产品大多投放市场，进人流通领域，形成官营商品。
官营商业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得以实现。其一是盐铁专卖。在江南主要是通过分布于上述的盐、铁官实行统供调拨，控制经营。其二是均输平准。均输平准实行于桑弘羊受任为大司农的元封元年(公元前70年)，这是汉武帝接受桑弘羊建议的一项商业国营措施。《盐铁论·本议篇》云：“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物贡输，往来烦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故郡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开委府于京师，以笼货物，贱即买，贵则卖，是以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贸利，故曰平准。……故平准、均输所以平万物而便百姓。”可见，均输、平准把贡物商品化；同时，利用国家雄厚的财力，控制商品流通和物价，部分地取代商人贩运贸易的职能，使利润归于国家。正如《汉书·食货志》所云：“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为赋，而相灌输”。
当然，官营商业虽然控制了国计民生的商品销售，但并不能完全控制全国的商品买卖，这也为其他商业形态存在提供了条件。
2、贩运贸易
贩运贸易，亦称贩运商业。在秦汉简牍、文献中，有“行贾”、“中舨”、“商贩”、“贾贩”、“市贩”、“贩贾”及“私贩卖”等用语。它是商人将生产物从有余的地方运到缺乏的地方，利用物品的地区差价，通过长途贩运，贱买贵卖的不等价交易而牟取利润的一种商业行为。
江南地区贩运贸易起源甚早。春秋时期，越国大夫范蠡，“。乘扁舟浮于江湖”，从事贩运贸易，“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⒄战国时楚国鄂君长途贩运，舟车路线达十几个城，范围遍及三楚地区⒅。可见贩运面之广，路途之远。
至汉代，在统一局面下，江南贩运贸易进一步发展。参与贩运的不仅有富商大贾，而且也有小股资金的合伙经营。江陵凤凰山汉简就有“中舨共侍约”，其文如下：⒆
(年)三月辛卯中舨：(舨)长张伯、石兄、秦仲、陈伯等十人相与为贩，约人贩钱二百，约二。会钱备，不备勿与同舨，即贩直行共侍(持)。非前谒。病，不行者罚日卅，毋人者庸(佣)贾，器物不具，物责十钱。共事以器物，毁伤之及亡，贩共负之，非其器物擅取之，罚百钱。贩吏令会不会：(会)日罚五十，会而计不具者罚比不会，为贩吏，枲(集)器物及人。贩吏秦仲。
从这份契约可以看出：民间合伙经营的资金很少，人均仅200钱。但其规定却比较细密，对因病不能参预买卖者，对器物不备或器物损坏者以及不参加聚会或虽去聚会，但财物账目不清者均要处罚；而且设有贩长、贩吏具体管理，制度比较严格。这足以证明，当时江陵一带民间商贩合伙经营形式比较普遍，发育得比较成熟。
3、店铺零售
贩运贸易主要是调节地区间商品流通，要使商品直接进入消费者手中，还多依赖店铺零售。这在秦汉文献中称为“坐列贩卖”。如《汉书·食货志》云：“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师古注曰：“列者，若今(唐时)市中卖物行也”。在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出土木牍中，有专门记载从事零售而得收入的帐单。据有人考证：“(丁)组简所记人数至少有四、五十人，从张母称呼看，似非雇佣关系，应是合股经营商贩，由贩长统一安排，分派到市中‘坐列贩卖’”。⒇
(三)区域商品交流频繁
汉代中央集权的大统一局面，为商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活动条件。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汉书·伍被传》云：“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又《盐铁论·力耕篇》载：“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江南，作为中央集权统治下的区域，亦介入其中。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荆、衡阳经济区与中原内腹地区商业交流。司马迁在论及荆、衡阳经济区与中原的关系时云：“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受江、汉、淮，宛亦一都会也”。把它们看成是俗同互惠的经济圈。从商品流通渠道看，江南之商品主要通过江陵，北上宛，再上洛阳而行销中原各地；中原之物则通过宛、江陵再散销江南。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有一简就记载：“上官乙人圣二户贩马郃少一日。”[21]这是江陵贩马之记事，马产于中原，其购销渠道主要是通过较北的宛而输入的。湖北之云梦睡虎地12座秦墓中出土了相当多烙有“咸”、“咸亭”、“咸里”、“咸亭上”、“咸上”等戮记的漆器，湖北江陵和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亦出土了不少烙有成都工官所造漆器，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漆器制品，有相当部分烙有“成市”、“成市草”、“成市饱”、“成市素”、“市府”、“市府饱”、“市府草”等戮记。江陵凤凰山8号墓出土的漆器制品印有“北市”等戮记。据有人考证：“‘成市’和‘南乡’、‘北市’戮记的性质既明，便能判断马王堆一号汉墓和凤凰山8号墓出土的漆器，基本上都是成都市府制造的”。[22]其输入路线，据有人考证：“江陵等南方楚地通过南北交往问最大的商业城市宛市与长安沟通，成都官府所出漆器便通过这种渠道进入楚地”。[23]另据王符《潜夫论·浮侈篇》记载：京师贵戚死后制作棺椁“必欲江南檽梓、豫章梗楠”；贵戚豪门甚至“其徒御仆妾皆服文组彩牒……犀象珠玉、虎魄瑇瑁”。江南之木材、犀象珠玉、虎魄瑇瑁行销京师洛阳，其北上路线估计是从江陵经陈至宛而行销洛阳。
2、吴越经济区与淮河流域商业交往。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云：“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基本上把吴楚经济区与淮河流域划为一体。当时东楚的重要商业都会吴城“有三江五湖之利”，水路“入大江、奏广陵”和江北淮河流域联系起来。“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南楚之地，通过江北之重要的商业市场寿春、合肥与淮河流域保持联系。“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输会也。”江南之铁器，多是通过这种渠道输入。例如江西修水出土汉代的制农具铲和臿，就有“淮一”的字铭，证明是从临淮郡输入的；[24]今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中出土一件陪葬农具登记单——“东阳田器志”中记载的铁臿、鉏(锄)，也是从临淮郡输入的。[25]福建崇安城村的汉城遗址中也曾出土铁器71件，农具18，其中铁犁一件，它的形制与北方的铁犁完全相同，估计也是通过淮河流域的郡县输入。
3、江南与岭南商业联系。江南和岭南毗连，经济上有相互依存的关系。早在南越时，就与长沙国有着密切的商业贸易活动。当时开发南越所需的先进工具铁器及牛、马、羊等，大多是通过长沙国输入的。吕后时“有司请禁关市铁器”，南越王赵佗以为是长沙王从中作梗，因此发兵攻打长沙国，便是例证。至武帝灭南越，设郡县，统一于中央集权之下，岭南与江南贸易往来就更为频繁。《汉书·地理志》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其交易通道主要是秦朝修筑的大庾岭道和灵渠等。在海上，则是通过会稽的东冶上下往来。《后汉书·郑弘传》云：“交阯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讯海而至。”在东汉，为了更好适应日渐频繁的商业往来，当时毗邻岭南的桂阳郡太守卫宏在含涯、浈阳、曲江三县“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26]章帝时“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27]桓帝时，桂阳太守周憬又开辟水路，繁盛商业：“桂阳有泷水，人患其险，太守下邳周憬，字君光，颓山凿石以通之”；[28]“郡又与南海接比，商旅所臻，自瀑亭至乎曲江壹由此水……府君乃命良吏……顺导其经脉，由是小溪乃平直，大道允通利，抱布贸丝交易而至。”[29]这些道路的开辟，进一步加强了江南与岭南的联系。同时。岭南又是中国与东南海上各国的前哨，外国商品传到岭南以后，又能从江南传入中原内腹地区。从史书记载来看，岭南与江南及中原之交易，最迫切需要的是开发岭南所需的“金铁器马牛羊”等；而岭南输出的主要是土特产，如白壁、珠玑、玳瑁、犀牛角、翠鸟、珊瑚树、荔枝、岭南佳果等。
值得一提的是，江南还存在一定的海外贸易。据《三国志·吴志·孙权传》载：东冶海外有亶、夷二洲，秦时方士徐福入海求仙所率童男女数千人，即留居在那里，“世相承有数万家，其志土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冶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直州者”。证明江南同东南海上贸易的存在。另据《汉书·张骞传》记载：张骞出使西域，曾在大夏国看到巴蜀物产邛杖、蜀布，而当地人说系由商人从身毒国(印度)贩运而来；东汉时为与掸国、天竺、大秦等进行铜铁、毛织物、象牙、犀角、珠金等贸易，而辟置永昌郡。“近年来，‘南方丝绸之路’的考察和研究，均把两汉看作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30]
转贴于 三 商品经济发展的局限性及制约因素
如上所述，江南虽然存在较为频繁的商业活动。但同中原及关中地区相比，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还是较低的。这主要表现在：
其一，江南自给自足性经济成分仍然很高。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云：“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从城乡市场的联系来看，为广大人民普遍需要的大宗商品，主要是非家庭所能制作的盐铁两项。小农与市场的联系只是一种不得已的行为，并没有形成自觉的商品意识，故“千金之家”还是少数。
其二，为商品交换而生产的手工业作坊较少。当时全国设在各地的工官有8处，而在江南没有一处；设铁官49处，而江南仅有耒阳1处，占2％；设盐官37处，而江南仅有巫、海盐等2处，占5％。我国考古工作者迄今为止已在全国各地发掘汉代冶铁遗址30余处，有的规模十分宏大，面积达十余万平方米，却没有在江南发现一处。同样，民间手工作坊亦相对较少，致使江南作为商品交换的多为方物特产。
其三，商业市场相对较少，且规模较小。据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当时全国著名的商业都会二十个，其大部分分布在中原地区，江南仅有江陵和吴二处，占10％左右。而且规模亦较小，象长安九市，临淄“市租千金”的商业市场，江南没有。江陵、吴城和成都仅是区域性的小市场。
由此可见，当时商业的发达，北方确实远远超过南方。经济重心在北方，商业中心亦在北方。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诸因素制约着江南商业的发展。
其一，自然资源丰富，人们不需要通过努力就可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使人们缺乏开拓精神。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总结为：“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也无千金之家”。
其二，地广人稀，农村剩余劳动力相对较少。江南地域面积占当时全国总面积的22，13％左右，而人口在西汉平帝元始二年时仅有3，444，947口，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5．97％左右，人口密度平均为3．95人／平方公里；到东汉，虽然有大量人口南迁，但至顺帝时也仅有7，307，675口，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15．26％左右，人口密度平均为8．38人／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低，开发程度不高，很难分离出富余人员去从事商业买卖。
其三，远离政治中心，开发程度不高。两汉时期，黄河中下游既是政治统治的中心地带，同时也是国家重要的赋税来源之地。汉王朝极为重视这一地区的开发。国家的农业、手工业投资亦多有偏重，使得其整体经济环境良好，市场机制活跃，为农副业及手工业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而广大的江南地区，由于远离政治中心，且在国家赋税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较小，政府尚无暇顾及这一的开发，使得这一地区的农业、手工业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商品化程度自然不会很高。
其四，城市分布稀疏，且规模较小。传统社会，作为商品交换的农业、手工业产品，其消费对象主体并不在农村，而是城市中非农业生产的人口。所以，商品经济发达与否，与其城市分布密度及城市中的消费人口的多寡休戚相关。江南地区，由于城市分布稀疏到数千平方公里甚至上万平方公里才有一座，这就大大地限制了农村与城市以及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商业交流，也增加了运往市场的商品成本。再加上江南城市规模普遍较小，消费人口相对较少，扩大不了商品的需求量，商品经济很难繁荣。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①《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②《史记》卷60《三王世家》。
③王子今：《秦汉气候变迁与江南经济文化的进步》，载《秦汉史论丛》第六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④《战国策·赵策》。
⑤《玉海》卷174。
⑥《汉书》卷1《高帝纪》。
⑦《汉书》卷28《地理志》。
⑧详见《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以及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⑨《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
⑩张南等：《安徽汉代城市的分布与建设》，《学术界》1991年第6期。
⑾《枭阳城址初步考察》，《考古》1983年第7期。
⑿《江西新建县昌邑古城调查记》，《考古》1960年第7期。
⒀《崇安城村汉城探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11期。
⒁《续汉书》卷25《百官志》注引。
⒂《汉书》卷35《荆燕吴传》。
⒃《北堂书抄》卷29引。
⒄《史记》卷61《货殖列传》。
⒅黄盛璋：《关于鄂君启节地理考证与交通路线的复原问题》，载《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3—285页。
⒆黄盛璋：《江陵凤凰山汉墓简牍与历史地理研究》，载《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8页。
⒇黄盛璋：《江陵凤凰山汉墓简牍与历史地理研究》，载《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9页。
[21]见黄盛璋：《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70页。
[22]黄盛璋：《关于鄂君启节地理考证与交通路线的复原问题》，载《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4页。
[23]《关于凤凰山168号汉墓座谈纪要》，载《文物》1975年第9期。
[24]《江西修水出土战国青铜车器和汉代铁器》，载《考古》1965年第6期。
[25]蒋廷瑜：《广西汉代农业考古概述》，载《农业考古》1981年第2期。
[26]《后汉书》卷76，《循史传》。
[27]《后汉书》卷23，《郑弘传》。
[28]洪适：《释棣》，卷23。
商业城范文4
湖的对岸便是汉长安城遗址。湖边紧凑的树木如一道时光的横墙，将湖与遗址、现实与历史给隔开了。虽然，远远地我看不到遗址上的任何东西，却能强烈地感受到那废墟下的沉重，那是一种文化的厚重。
一曲雄劲豪迈的鼓乐打破了我的思绪。只见湖面上如孔雀开屏，缓缓升起一排150米长的水幕。那水幕如一位在湖面上秀舞的汉朝女子，随乐而起。婀娜的身影、妩媚的舞姿，伴随着强劲的音乐和华丽的灯光，色彩斑斓地展示着大汉帝国的怏怏国风和威武英勇，吸引了众多游人驻足。那冲天而起的近百米水柱与湖尽头一手紧握宝剑、一手摇指前方挥手进军的汉武帝雕像遥相呼应。
顺着汉武帝挥出的手，我在水车广场登上一艘古朴典雅的游船。岸边两架四五米高的水车，随着流水咿咿呀呀，仿佛在述说着一个悠远的故事。夜色的温馨柔软了一天的燥热，湖岸上的灯如一朵朵盛开的花儿，将两岸点缀得扑朔迷离。船在调头，湖岸渐远，喧嚣也渐远。深邃悠远的湖水如广漠的夜空，满是神秘。湖面最宽处也不到百米，最窄处仅有三四十米，看不见尽头的湖，让人总有种行进在河上的感觉。其实，这湖原本就是一条河，是由齐人水工徐伯主持并动员数万兵卒历时三年开挖的关中第一条漕运明渠。它西起汉长安城西南的昆明池，沿途纳浐、灞诸水，依山傍渭，直通黄河，全长100多公里，为长安城运送粮草发挥了重要作用。烽火硝烟、朝代更替改变了一切，这条渠却依然存留了下来。岁月的风尘让它曾沦落为西安市区最大的排水沟，渠也被斩断了，成了几座臭水潭，却名叫团结水库。水的缺失不仅使城市干涸失色，更让人对这座城市的发展充满疑虑。
如今，经过5年的艰辛治理，昔日臭名远扬的污水潭终于实现了华丽转身。虽然它仍肩负着城区的泄洪排污重任，但污水穿管下行，清水沿河上行。因为紧邻36平方公里的汉长安城遗址，再加上1031亩园林景观，于是，人们给这850亩清澈水面起了一个新名字——汉城湖。
静谧的湖面，被游船扯开一条行进的水道，一丝丝清凉随着飞溅的水花跃进了船舱。湖岸上的一切都变得影影绰绰，那一盏盏灯不仅照亮了湖岸，更将万般柔情撒满了湖面。湖岸边的亭台、楼阁、长廊都在水里放下了一天疲倦的身影，实与虚、景与幻、明与亮都在这湖面上显现着，让人有种不知天上人间的感觉。没有月的天空，只有湖岸上的万盏灯火将湖面装扮得流光溢彩，船就在这流光溢彩中挪着步。深情的夜将湖岸上的一切物什都掩藏了起来，看不见人影，却隐约传来湖边的脚步声和亭子里的话语声。那低低的细语与静静的湖面交织，便有了几分神秘。
沿着曲折的水面一路而上，汉文化犹如一条优美的曲线，蜿蜒贯穿在湖两侧70多个景点之中。秦岭山水微缩实景缓缓而来，华山、翠华山、沣峪口、涝峪口、楼观台、九龙潭等著名景点依着怪石、携着瀑布、拉着苍松跳跃而出。其背后就是200米长的天汉雄风浮雕，文景之治、张骞出使、班超安边、昭君出塞、苏武牧羊、漠北之战等一系列耳熟能详的典故，述说着那个朝代曾经的辉煌。夜色将两岸更多的景点都深藏了起来，我们在湖上只能看到一个个突兀的身影。于是，桥便成了湖上最大的看点。那一座座被灯光装饰得华丽脱俗的桥与曲径通幽相携，尽显北方水镇的秀美优雅。
商业城范文5
轮到张忠诚敬酒，客套话说过之后，他走到一个酒桌前，举起酒杯说：
“今天是顺发连锁店的开业日子，我最感谢的是我的同行，也就是这一桌的兄弟们。
虽然他们是我的竞争对手，但是是他们改变了我的意识，改变了我的行为，是他们帮助张忠诚成就了顺发的现在和未来。
同样，也是这些兄弟们的共同努力，才建成了我们的这条盛隆小商业街，在盛隆小商业街这个我们的创业乐园里，我们共同努力，共同发展。
所以，我建议，我们大家共同举杯，敬我的同行们一杯，敬创业者们一杯！”
事情是这样的：
2000年，从市柴油机厂下岗的推销员张忠诚一不等二不靠，与妻子一起自谋职业。
他凭借自己多年的销售经验，跟亲友们借了5万多元钱，在市区相对繁华的盛隆街上开了一个规模不大的小卖部。
因为张忠诚夫妻勤劳朴实的作风和薄利多销的诚信经营，并随着形势的发展，他在一年以后，将小卖部改型为超市，为了图个吉利，张忠诚将给自己的超市起了个名字叫“顺发”。
到2003年，张忠诚确实是又顺又发，他的顺发超市成为盛隆街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顾客盈门，财源广进，自己也是忙的不亦乐乎。
正在张忠诚洋洋得意的时候，他却碰到了一件烦心事，斜对面一户人家叮叮当当搞起了装修――据知情人讲，他们也准备开超市，而且明摆着面积是自己的两倍大。
张忠诚焦急了：
本来这条街就自己一家百货超市，通过这几年的努力，基本形成了一枝独秀的局面。而这个时候眼看着自己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要受到侵犯，如果被这个半路上杀出来的“程咬金”分去一杯羹，张忠诚心里可是一万个不愿意，一万个不舒服。
怎么办？
张忠诚苦苦思谋对策。而作为“小暴发户”的张忠诚的狭隘心态开始蠢蠢欲动：一山容不得二虎，为了保住自己辛苦开创出来的“江山”，不择手段！
于是，他向对手扬言，不无挑衅的意识，要不惜一切代价，让他的超市开不起来。
张忠诚甚至在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还与妻子商量用什么方法能够阻止事态的发展。但琢磨来琢磨去，张忠诚也没有一个最稳妥的方法，不是不道德，就是不合法，不管怎么讲人家也是正常经营，自己总也找不出能够“摆平”人家的良方妙计。
再说了，张忠诚终究是一个遵纪守法、本本分分的生意人，让他想出损招来对付别人，也实在难为他。
苦思冥想，到最后，张忠诚一个一个地把自己的方法给否决了：无可奈何，听天由命吧！
但张忠诚没有坐以待毙，而是更加勤奋地做，把店面收拾得更加整整有条，货品进的更全，质量要求更高，服务更加到位。
斜对面的真心超市开业了，张灯结彩，着实热热闹闹了几天。
而在这几天里，张忠诚虽然很痛苦，心里很不是个滋味，但是他盘点了顺发超市的销量后，却发现并没有发生他想象中的“可怕的后果”，不但销量没有降，而且略有上升！张忠诚纳闷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经过细致的观察和分析，张忠诚发现，原来盛隆街上只有自己一个超市，店面又小，很多人忽略了，根本没发现。
而真心超市开业，又是文艺演出，又是抽奖互动，吸引了不少的顾客；但是人太多，所以很多人只图看热闹，对于进去光顾一下子却是望而却步。
另一方面，真心超市的闪亮登场，也为张忠诚的顺发超市创造了机会，有的人不经意回头一看：噢，原来这里还有一个超市；有的干脆就直接走进来，张忠诚的经营作风就起到作用了，服务好，质量好，价格公道，于是自然而然地随手买点什么。
这样子一来，张忠诚的老客户走失地很少，而同时又增加了一些新客户，真心的开业，反而对顺发也成了一件大好事！
这不得不让张忠诚深深地思索了，有了新的竞争对手，看人家的销量也非常好，而自己因为竞争对手的参与也得到了好处，这真是两全其美。
张忠诚联想到了以前读过的营销类书里的一个故事，一个人得到了优良的玉米种，但他的玉米种却不愿意送给别人，因为他害怕别人的收成比他好。
而到秋收后他却不无遗憾地发现，自己的玉米并不比别人的长的好，原因是他的玉米在授粉的过程中，接受了来自非优良玉米种的花粉，优良品种也变得普通了。
聪明的张忠诚悟到了一个道理：不能光有自己，不是广告语说的吗――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对自己也许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成长机会。张忠诚在笔记本上写下一句话：虚心地向竞争对手学习，在竞争中发展，在合作中发展。
第二天早晨，真心超市就迎来了特殊的客户――对门顺发超市的老板张忠诚，不是来找事的，而是来“真心”讨教的。
两位老板在办公室里一谈就是一个上午，然后一起肩并肩出去吃了午饭，然后两个超市的员工都看到了自己的老板和对门的老板都成了醉汉，一副亲密无间的姿态。员工们就不理解了，甚至是一种费解。本来是竞争对手，按理应该你死我活，现在却怎么出现了这种局面？真叫老板们搞晕了！
但不管员工们如何猜疑，两位老板的交往却越来越密切，而同时两个超市的经营状况也越来越好。原来顺发和真心成了攻守联盟，这样，比如供应商的供价降下来了，折扣提高了；比如价格体系统一了，操作规范了等等，总之应该是打得头破血流的竞争对手，现在却好象是相融共赢的合作伙伴。
但这种竞争还是不可避免的，顺发和真心私下里谁都没有闲着，都在尽全力取悦顾客，他们攒足了劲在拼形象，拼服务质量。
今天顺发推出了送货上门，明天真心就宣布电话预约送货；
今天真心实行文明用语，明天顺发就推行笑容服务；
今天顺发挂起了能够招揽顾客的意见箱，明天真心就广泛散发出记载客户意见的反馈卡；
今天真心调整货架方便顾客，明天顺发就邀请顾客帮忙设计排面……真是竞争得不亦乐乎，几乎用尽了浑身解数，竞争的服务质量越来越好，信誉越来越好，知名度也越来越高，顾客们不经意间就会谈起顺发，谈起真心。
这种不花钱的口碑的作用，让两位老板常常趴在背后悄悄乐。外人还真弄不懂里面的名堂。
随着知名度的一再提高，不可避免的又有人意欲在盛隆街上开超市，两位老板不约而同：好啊，规模大了才有影响力啊，大家共同发展嘛！
于是，凡有新超市开业，张忠诚和真心老板必然到场祝贺。
世界创业实验室(elab.省略)消息：
到2006年年底，一条长约3000米的盛隆街上就发展到了六家超市。
不过难免有的老板怀疑这种合作的可能性，但最后事实证明，这六家超市都是繁荣异常，顾客们甚至跑远一点，都愿意到盛隆街来购物，来享受这里的优质服务。
盛隆街的繁荣，产生了一个心酸的影响，原先的老国有企业如百货大楼、商厦等，基本都在惨淡经营，并连续倒闭了几家，员工们都纷纷跑到盛隆街上寻求未来的路。
商业城范文6
尽管信用卡网上支付已经成为网购交易的主要支付手段，发卡方――银行们却不满足于看着淘宝、京东、当当等各类购物网站专美于前，纷纷在信用卡网上商城这块“自留地”上加大投入力度。
8月23日，中国建设银行信用卡商城正式上线，为迎合当下网购时尚，特别打出“产品购买人数越多越便宜”的团购牌，在四大行中首开团购专区，并承诺7000余款优质商品零利息零手续费分期付款。周大福、飞利浦、平安产险、银泰百货、凯撒旅游等企业成为首批合作签约商户。
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都“相中”了网购这位“如意郎君”，如工行、农行、中行、交行、招行、浦发、民生、中信等银行均已推出信用卡网上商城。并且，股份制银行的“团购”活动一马当先，如招行的“聚便宜”、民生的“爽乐购”、中信的“够便宜”。
在大力推广网上银行渠道之后，商业银行又打起了网上开店的算盘。交通银行近日与阿里巴巴在上海签署了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业内首创银行网络旗舰店营运模式。
在操作上，银行网上商城也与其他购物网站无异，简单方便。以招行为例，从招行信用卡频道点击进入“非常e购”可以看到，有笔记本/电脑、家用电器、珠宝手表、家居生活、时尚美妆、手机通讯等几大类。消费者选中商品后，系统便会将该商品放进购物车，然后即可点击进入付款页面，按页面提示输入信用卡相关信息即可实现交易。
除此之外，部分银行的网上商城甚至还卖奢侈品，如民生银行的网上商城就设有“名品街”，里面有Prada、Gucci、Fendi等国际大牌，招行“非常e购”的时尚美妆产品栏目下也设有奢侈品一栏，提供超过两百件国际大牌的产品。
一些银行将信用卡、个人消费信贷等银行基本业务与电子商务相结合，寻求新的增长点，不失为传统行业与新经济、新技术相结合的有益尝试。这意味着银行信用卡网站可能正在向电子商务网站转型，而转型的最大卖点是信用卡分期付款。
对比了几家银行网站的几款商品发现：银行网店价格有贵也有便宜，相差不算太大，5000元左右的商品，价格上下在百元左右。不过，比起其他网店来，银行网店最大的卖点是可以分期付款。
为了争夺信用卡分期消费的市场，部分银行已对分期付款打起了价格战，有的银行手续费率竟比同期贷款利率还低。仅以分12期分期付款为例，某国有商业银行的分期付款手续费率为4%，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6.56%。
如果是分期付款零手续费，市民就更划算啦。以某股份制银行为例，在一些通讯运营商买智能手机等，分12期、24期付款均可享受零手续费率，比如买一部价值5000元的智能手机，信用卡分12期付款不用付手续费，而贷款一年购买则要付出328元利息。
分期付款手续费率比贷款利率低，有些情况还是零利率。银行的做法到底是为了什么？业内人士表示，银行这么做至少可以获得两大好处。一是可直接盈利。银行可以通过此方式提升信用卡持卡人的活跃度，避免休眠额度过多，还能带来可盈利，分期付款业务的快速扩张带来了银行卡手续费的大幅增长。以建行为例，今年上半年建行银行卡手续费收入78.29亿元，其中信用卡收入增速达101.78%，且主要是分期交易业务快速增长。二是可以多次放贷。以分期付款购车为例，普通汽车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付款都是客户向银行贷款，但对银行来讲，信用卡对银行资金平均占用时间更短，由于消费者必须按月准时还贷，能稍缓解今年信贷规模相对紧张的不足。在今年信贷资金吃紧的情况下，信用卡分期付款对银行来说帮助更大。
部分消费者认为在银行开设的网上商城消费，肯定值得信赖。需要提醒的是，它虽然类似京东、当当等电子商务平台，但不同的是，这类银行网上商城一般不是银行自己经营，而是银行外包给从社会上招商来的特约商户，银行只是提供了电子商务平台和支付结算平台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