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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强国范文1
但是强生公司的股票价格就不那么乐观了。强生公司很长时间以来都是华尔街的宠儿。良好的业绩使公司得以在《商业周刊》去年评选的50强公司中荣登第四位。5年间，股票价格上升了23.2%，而标准普尔500股票指数下跌了9.5%。最近的股票价格大约52美元，2003年下跌了3.8%。尽管2003年多数医药公司都处境艰难，强生的股价还是落后于竞争对手英国葛兰素史克美占药厂、辉瑞制药有限公司、必治妥公司。
挑战还在前方
投资者已经看见强生的前方还有一段艰难的路要走。2006年之前没有任何支柱性的产品投放市场，加上竞争对手成功地准入利润丰厚的新市场，所以未来的两年对强生而言无利可图。2004年，分析家一致认为，强生的收入只会上升8.5%，2005年只会有不到5%的上升。同样的，2004年的利润也只会有11.7%的增长。强生并不否认未来需要面对艰巨的挑战。首席财务官罗伯特·克罗斯说：“我们已经走出了高于历史平均水平的辉煌时期，未来的两年我们处境艰难。”但是他相信只要大力投资新型药物，让公司的不同业务部门之间进行更好的沟通和更多的合作，继续进行收购，强生还是可以长期保持年收入增长10%、利润增长13%的历史水平。
毫无疑问，强生也已经意识到新的麻烦马上接踵而至。20世纪90年代末期，公司就开始加强药品研制的力度，这是一个重要的举措，因为药品占了公司营业利润的60%。过去的几年里，公司匆匆收购了很多极具前景的公司。但是生产状况混乱、药品研发失败使强生陷入了一种始料未及的艰难处境。
比如，去年新开发的“赛佛”涂药动脉扩张器，好不容易得到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批准。公司原本预计该产品能够在30亿美元的市场上获得70%的占有率。但是情况恰恰相反，该产品只拥有1/3的市场占有率。强生希望通过专利诉讼来挫伤竞争对手的锐气。相反，专家认为竞争对手波士顿科学公司拥有的更先进更完美的技术在今年年底投放市场后能够攫取60%的市场占有率。
同时，治疗糖尿病、流感和多种硬化症的新药临床实验都遭遇失败。治疗贫血症的“普罗克里特”是公司最畅销的药品，强生公司期望这种一年能够赢利40亿美元的药品能够在艰难时期拯救公司，而现在也出现了问题。自从去年秋天医生发现血癌中期病人使用这种产品出现了更高比例的血液凝固症状以后，公司就停止了“普罗克里特”的后期临床实验，潜在损失12亿5千万美元。Amegen公司开发的一种更容易操作的贫血治疗药物“阿拉内斯普”开始赢利。Amegen公司负责肿瘤业务的总经理Jim Daly说：“强生是营销很成功的公司，但是现在举步维艰。”
尽管存在这些困难，位于新泽西州新布伦瑞克的公司总部表现得十分镇定。强生公司全球主席克里斯廷说：“我们会像以往那样应对这些外来的挑战。”
首先就是更大幅度地缩减成本。强生于去年11月开始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效率提升，目标是在未来的两年药品开发上节约10亿美元。在11月17日的员工内部备忘录上，制药集团的两个管理者这样写道：“为了我们的未来，我们必须采取措施确保我们的成本具有很强的竞争力，确保我们有足够的资金去投资最有前景的业务。”强生对自己最大的五个药品公司的职能部门进行了整顿，把采购进行合并，强生还决定让112，000名员工中的1%提前退休。
成本缩减节约下来的钱大部分用于新药品的开发和研制。现在强生把药品投资的50%用于新药的研制，而5年前这个数据仅仅为20%。（其余的用于现有药品的新用途开发）。可以分析遗传数据的先进计算机技术已经发现了几种极具先进的混合物。但是这几种即将研制成功的新药针对的只是少数人群，而且投放市场第一年就需要10亿美元的投入。一种叫做Zarnestra用于治疗白血病的新药还在试验阶段，而且市场相当小。
强生公司还鼓励每个相对独立部门里的员工加强协作，促进产品的开发。目的是想复制“赛佛”涂药动脉扩张器的成功经验：强生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在药品、医疗器械和诊断技术结合在一起的新趋势中获得利润。比如，强生兼并了在药物释放技术领域居世界前列的美国公司Alza公司，计划在Alza公司基础上加强药物缓释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并把药物缓释技术和把治疗精神病的药物“利斯佩达尔”结合在一起。新的混合物能够缓解药物的副作用，从而鼓励病人用药。其他功能交叉的部门正在研制治疗糖尿病和中风的药物。
强生极富前景的医疗设备包括合成脊椎盘和预防中风、扩张颈部动脉的扩张器。如果这个颈动脉扩张器能够像预计的那样在2004年上半年获得批准，这个产品将开创这一类型产品的先河。尽管这个设备不太可能再创造像“赛佛”涂药动脉扩张器那样的销售奇迹，强生公司预计这个产品将会带来年销售额10亿美元的佳绩。当然，竞争者也会紧随其后：竞争者波士顿科学公司也正在研制颈动脉扩张器。
过去，强生单纯地收购新产品，但是现在要找到既合适又管用的并购交易也越来越难。过去的5年里，公司花费240亿美元收购了34家公司，利用公司的营销能力把这些产品变成了公司的摇钱树。但是现在所有的大型药品公司都在寻找并购对象，收购的成本也越来越昂贵，而且随着强生的股价下跌，收购这些公司也具有了极大的风险。最后，没有几家公司拥有足够先进和重要的产品可以从根本扭转强生的局面。
强生说今天公司的增长点来自于现有产品，比如以治疗癫痫病的药品“托普马克斯”为基础，研制出一种可以治疗肥胖症的缓释新药。但是分析家说这些增长并不能弥补畅销产品销售业绩的下滑，只有等新的药品和设备能够创造利润时，这个健康医疗机构才能实现长足的发展。
附栏：
强生的战略
在没有支柱性的药品投放市场的情况下，医疗保健的巨头正在依靠其他的战略来应对剧烈的竞争。
收购
强生在过去的5年里收购了34家公司，而且还要将收购进行下去。风险：随着股票价格的下跌，通过并购实现增长对公司来说难度太大。回报：Centocor等小公司可以生产出畅销药品如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的“雷米凯德”。
旧药新用
以旧药为基础开发新用途，比如治疗癫痫病的药物“托普马克斯”，现在用于治疗偏头疼。风险：旧药新用依然需要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批准，这不是一件十拿九稳的事情。回报：这些新用途促进了公司销售业绩的上升。
团队合作
员工实现了跨部门的合作，共同开发新药和新系统，包括合作开发治疗中风、糖尿病和精神分裂症的药物。风险：一些狭隘的公司会排斥合作。回报：药品和医疗设备部门之间的合作发明出能够带来上十亿美元收入的动脉扩张器。
技能强国范文2
未来十年，全球资源能源需求增长趋势性放缓、新供给的结构性变化，以及消费增长重心转移将给中国资源能源的获取带来了新的机遇。
在全球资源供给偏紧和环境约束强化的背景下，制定中国资源能源全球化战略，这不仅是中国利用全球资源创造的新优势，也是推动中国由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核心战略之一。
应把资源能源安全作为战略重中之重
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过程中，能源消耗增长率不断提高，导致能源供需缺口不断扩大，使得中国各种能源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已危及中国的经济安全。当前，主要发达国家通过控制资源/能源的开采权、控制资源/能源定价权，以及运输通道等方式依然对全球资源/能源供应产生重大的影响。
石油 目前，中国进口石油最多的三个国家为沙特、安哥拉和伊朗。社科院《世界能源中国展望（2013-2014）》报告认为，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将由目前的9%上升到2015年的11%，2020年接近26%。石油对外依存度将由2011年的55%左右上升到2015年的6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将由目前的19%左右上升到2015年的35%，2020年接近40%。
铁矿石 中国是全球第一大铁矿石进口国，进口总量占全球海运铁矿石比重52%，而且来源高度垄断，仅集中于澳大利亚、巴西和印度几个国家。
天然气 天然气进口80%以上来自澳大利亚，而管道天然气进口至今尚未全面展开。
铜矿石 中国当前铜消费量占全球17%，是全球第一大铜消费国和铜精矿进口国；铝土矿消耗量大，且主要集中于亚太。
铝土矿 中国铝土资源并不匮乏，但由于近年各地大量上马电解铝项目，造成消耗量剧增，已由铝土净出口国变成净进口国。
煤炭 2011年，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煤炭进口国。中国目前的主要煤炭进口国包括南非、美国、加拿大、哥伦比亚，亚太的澳大利亚、印尼、蒙古、越南以及俄罗斯。
综合分析石油、铁矿石、天然气、铜矿石、铝土矿以及煤炭6种战略资源，都是中国经济所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从目前看来，中国资源能源进口依存度仍处于上升状态，除个别例外，绝大多数资源的进口来源局限于少数几个国家，且多为一般贸易进口，资源供应和资源安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阿克琉斯之踵”。
目前来看，我国能源资源安全主要面临三大问题：一是由于国内环境治理制约能源消费增量，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要求能源低碳发展，环境容量已成为制约我国能源安全的重大问题；二是由于国际能源技术和经济竞争加剧，能源技术水平已成为重要的能源安全保障因素和经济竞争力；三是由于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大、增速仍然过快和煤炭占比过高、消费结构不合理，油气对外依存度大，非化石能源近中期占比仍十分有限，我国的能源消费现状不可持续，严重影响能源安全。因此，必须突破资源能源瓶颈，把保障资源能源安全作为中国未来十年战略的重中之重。
中国资源能源增长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未来十年，全球资源能源格局将呈现三大新趋势，即需求增长趋势性放缓、新供给的结构性变化以及消费增长重心转移，这些变化对中国而言将是实施全球资源能源战略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及“再工业
化”周期带来机遇 全球经济增长和结构因素将持续影响全球资源能源需求的变化。一方面，发达国家债台高筑、消费萎缩、人口老龄化，以及总体增长低迷的趋势不会改变，对资源能源的需求量和人均消耗量也将趋势性下降；另一方面，未来十年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正在启动“再工业化”周期，以新能源、环保、高附加值制造业、生产服务性制造业以及能够提高能源效率的高技术产业为代表的低碳经济将成为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推动力，这使得初级矿产资源以及基础大宗商品的需求也会趋于减少。
以美国“能源独立”为代表的全球能源供给冲击 全球能源效率的提高、新能源等替代能源的开发以及环境标准的提升，大大改变了全球资源能源的供给结构。以能源为例，近些年，随着美国“能源独立”战略的有效推进以及“页岩气革命”溢出效应的重大影响，美国出现了一些标志性的变化：美国石油需求从升转降，已经彻底扭转了能源自给率下滑的态势。目前，除美国页岩气产量飙升外，加拿大油砂矿、墨西哥湾和巴西深海的油气资源潜力巨大，但大多数非常规油气资源因技术和经济原因尚未进行商业开发，这是未来十年可以加以利用的巨大机会。
能源资源消费重心转移带来全球经济秩序重塑机遇 随着全球经济增长重心“由西向东”转移，全球资源能源消费重心也随之转移。根据英国BP公司的 《Energy Outlook2030》预测，未来二十年发展中国家将以更加迅猛的势头加速发展，2030年发展中国家人口、GDP总量和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占全球的份额将分别达到87%、60%和70%，中国或成第一能源需求国。而根据最新的《世界能源中国展望》报告，未来中国、印度和东南亚构成的亚太月牙形地带的石油需求占世界25%，不仅是世界最大的石油需求中心，而且成为对世界石油市场和地缘政治具有重大影响的“需求中东”。预计2014年后，世界新增能源需求在中国、印度、东南亚、中东、拉美和非洲等地进一步聚集。届时，全球人口增长总量的95%、GDP增量的70%、能源消费总量的93%将来自于发展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能源资源需求的增长将带来可观的贸易规模，这会大大提高新兴大国的能源议价能力，也会成为其重构全球能源与贸易秩序的重要因素和“筹码”。
中国须以前瞻性战略思维应对全球挑战
在多重因素影响下，世界能源资源格局正在发生新的重大变化。中国是世界能源资源版图变化的利益攸关者，世界能源资源格局的变化对中国能源和资源安全将产生全面而深远影响，中国须以前瞻性战略思维谋划应对举措。
当务之急是建立中国资源能源战略储备制度 西方发达国家很早就把稀缺资源纳入国家战略，特别是上世纪发生的三次石油危机有利地推动了各国竞相建立战略资源储备制度。目前，美国、日本、德国、瑞士等发达国家已制定了较为完备的矿产战略储备制度。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国家，战略资源储备还处于起步阶段。尽管中国制定了石油储备计划，但其他重要资源储备尚未引起重视，形势十分紧迫。应尽快制定中国战略资源储备规划，以保障在未来全球激烈的竞争中取得主动，避免受制于人。建议从经济承受能力考虑，首先应做好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国内紧缺矿产的储备，如石油、铜、铁、铝、钾盐等，储备形式采取矿产品储备和资源储备相结合；同时加强优势矿产的资源储备，防止因竞相出口导致国际市场供过于求、优势价格下跌的局面。
中国资源能源战略要“走出去”还要“拿回来” 面对日益突出的能源供需矛盾和国际能源格局变化，未来中国应充分利用全球能源资源，这是中国能源安全必须坚持的长期战略，不但要“走出去”，也要“拿回来”，也就是要通过能源资源勘探开发、贸易和科技合作，以及运输管道建设、能力建设，建设完善的资源能源贸易基础设施，真正把资源“拿回来”，增强对国际大宗资源能源市场的影响力和定价权。
将经略海洋作为中国全球资源能源战略的重点 应确立海洋资源开发战略，实现国家地缘战略定位由“陆上大国”向“陆海大国”的转变。中国是海洋大国，大陆海岸线达1.8万公里，面积较大的海岛有7000多个，海洋资源极为丰富。目前，中国石油资源量为1070多亿吨，其中海洋石油资源量为246亿吨，占总量的22.9%；天然气资源量为54.54万亿立方米，其中海洋为15.79万亿立方米，占29.0%。因此，未来可以考虑以“海陆立国，开海固权，营疆造域，择优出击”作为新的海洋开发原则，全方位推进海洋资源的开发，从根本上改变海洋疆土疏于管理，海洋资源开发缓慢的被动局面。
把深化资源能源外交作为中国全球战略的核心 中国应该深化和加速资源外交，使资源外交成为国家实现全球资源战略的重要手段之一。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各种资源的需求不断加大，美、日、欧等国担心中国崛起，正以政治、经济、法律、贸易保护、军事等各种手段阻碍中国突破能源资源瓶颈，获取石油、铁、铜等战略短缺资源。中国如何与资源供应国强化经贸联系，建新型供给体制，充分发挥能源国际合作机制的作用意义重大。比如，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并通过油气勘探开发、油气通道、工业园区、服务区等重大合作项目，进一步提升能源资源国际合作水平。
技能强国范文3
设立针对集成电路产业的国家级投资基金，是贯彻《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适应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大、风险高的产业特征、破解集成电路产业融资瓶颈、创新产业投资体制机制的积极探索。以此为标志，国内芯片行业的投资大幕已经开启。
此前，我们多次出台扶持政策：2000年，国务院出台《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旧“18号文”）；2008年，《集成电路产业“十一五”专项规划》重点建设京津沪等地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园；2011年，有着“新18号文”之称的《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出台……
14年间，多项产业扶持政策出台，至今效果不彰，中国80%的芯片需求依赖进口。依据海关统计，2013年中国芯片进口额达2313.4亿美元，同比增长20.4%，首次超过原油成为我国第一大进口商品。
为什么？因为中国芯片产业的关键症结在于资金投入严重不足。
芯片产业被业界喻为“吞金兽”产业，建设一条12英寸晶圆生产线的投入，一般在15亿-30亿美元之间。但工信部数据显示，从2008年到2013年，我国集成电路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仅400亿美元，平摊下来每年投资不足70亿美元，而英特尔仅在2013年的投入就高达130亿美元。
没有钱，任何宽松的环境和政策都是“无源之水”，造成中国芯片产业大而不强。我国有约520家芯片企业，但在2012年，中国前十大芯片设计企业销售额总计226.4亿元人民币，而高通一家的营收就达到830亿元人民币。
由于资金实力薄弱，国内芯片企业很难靠自有资金去升级和扩展生产线。并且，随着芯片业景气值在前几年步入低谷，风险投资也对这个产业敬而远之。因此，对于投资大、风险高的产业，需要一支国字号的产业基金来作为定海神针，以破解发展瓶颈。
我们认为，投资基金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大型企业、金融机构以及社会资金，充分利用其杠杆作用起到投资带动融资的效应，以千亿规模，成倍地撬动地方、银行和社会资本，最终汇集成万亿的庞大资金池，为中国芯片产业插上腾飞的翅膀。
从入股基金的公司业务布局来看，从资本到产业链的关键企业，再到终端设备采购商，均参与其中。籍由它们引领，芯片产业链条中的制造、设计、封装测试、设备和材料等环节，都可能从投资基金中受惠，中国芯片业“散乱小”的现状将迎来做大做强的并购整合潮。
需要指出的是，建立自我掌控的芯片产业，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对国家信息安全的考虑，事实上，更具战略意义的考量是，芯片产业是助力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的推进器。
在扑面而来的“中国智造”时代，无论是打造物联网，还是全新的智慧城市，以及智能汽车、4G应用、绿色能源等产业，无处不在的芯片需求将创造出一个巨大的内需市场。预计到2015年市场规模将达1.2万亿元。显然，这样一个关乎国家长远发展战略的核心产业，我们不能受制于人。
还需要提及的是，国家近期还在为发展自主芯片产业创造积极条件。
技能强国范文4
光环技能：蜗牛攻击+100；
蜗牛防御+100；
蜗牛追击+100；
蜗牛防御+100(觉醒)。
镶嵌技能：置于华夏博物馆，赋予效果-博物馆评分+300；
置于华夏博物馆，赋予效果-购买专家手札时，勋章消耗降低300；
置于华夏博物馆，赋予效果-华夏探索，15%概率获得双倍蓝色卡片。
技能强国范文5
当前我国经济宏观调控面临着市场化、信息化、虚拟化、全球化、资源紧约束、经济目标多元化等多重挑战，国民经济调控能力建设已成为重大急迫课题。建设和谐经济与社会秩序，需要进一步明确宏观调控的目的性，强化对经济信息的准确掌控能力，增进中央调控的权威性，发育政策实施的中间组织，把握调控政策的主动性。
关键词：宏观调控能力建设政策
从国际经验来看，后发国家要在既有国际竞争秩序中取得优势，就必须在引入市场机制的同时充分发挥政府对国民经济的规划组织和领导力。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就构成了我国国家整体竞争力的重要方面。对我国而言，宏观调控能力就是紧紧围绕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根本目标，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各种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国际合作措施，保证国民经济总量和结构均衡，保持国民经济与社会又好又快稳健运行的综合掌控能力。
今后15-20年，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在此期间，以科学发展观基础的宏观调控能力，是我党执政兴国能力的核心表现形式之一，而且，通过宏观调控能力建设，有助于根除体制转轨阶段经济领域的腐败现象，增强人民群众对国家建设与发展信心。因此，研究宏观调控能力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宏观调控能力建设面临着历史性的新挑战
20__年以来的本轮宏观调控，已经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果，同时我国的经济总量与结构正在发生着历史性的根本变化，与改革开放以来前几轮的宏观调控相比，当前的宏观调控能力建设面临着一系列历史阶段性的新挑战：
其一是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挑战。众所周知，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长期目标。当前，我国经济市场化的水平越来越高，市场机制正日益发挥着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但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并成熟运转，同时传统管制经济的机制在逐步推出，在此背景下，同时出现了诸多“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现象，宏观调控时常面临两难选择。
其二我国经济与社会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的挑战。现代信息技术开始广泛应用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对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模式正产生深刻的长远影响，经济信息数量随之剧增，但其中不乏一些严重失真的信息，这些失真信息传播开来很可能会冲击市场经济秩序，甚至衍生出无法控制的消极经济“蝴蝶”效应。全面、准确、快速国民经济运行信息的收集处理能力，在宏观调控能力建设中具有更重要的地位。
其三是我国经济的虚拟化的挑战。纵观当达国家的经济结构，以股票交易、债券市场、期货交易、外汇交易等为主要内容的虚拟经济及房地产半虚拟经济已经占有很大的比例。与20__年GDP相比，我国股票市值占GDP达到57，但是以市场实际可交易的流通市值看，这一比值仅仅为14。专家估计，当前美国的虚拟经济规模是中国的20倍以上，日本的虚拟经济规模也比中国大18倍，这说明中国虚拟经济发展仍有很大空，。但虚拟经济运行具有其独特规律。毋须置疑，我国政府在调控实体经济方面积累了大量的有益经验做法，但在调控宏观虚拟经济方面总体来看仍然处于探索学习阶段。
其四是资源、生态状况和环境日益恶化的挑战。当前，我国现有的自然资源已大多难以完全由国内供应，相当一部分重要自然资源有赖于国际贸易，同时因改革深化各级政府直接调拨资源的能力受限增多，而且，随着人口总量的持续增加和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水资源供给和生态环境保持、恢复和改善面临着空前大的压力。宏观经济调控措施面临着尖锐的长期与短期、局部与整体利益矛盾压力。
其五是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已高达70以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和产业分工中的重要一环。可以预见，我国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仍将继续扩展，相关的国际经济规范和其它国家的经济波动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也必然对我国的宏观调控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同时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对这些国家和地区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互动效应带来了我国宏观调控措施的制定、出台时机、过程监督、效果评估等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我国的宏观调控势必要和相应的政治外交、国际协调结合起来。
其六是和谐社会目标多元化的挑战。和谐社会是我国中长期战略目标，它囊括了社会、经济、政治、地区、自然生态等多层面的和谐内涵，其目标是多元性的，这就使我国宏观调控已经远远地超过经济总量调控的范围，肩负着调整各项失衡的重任，要求宏观调控在重点关注经济层面目标的同时，还必须顾及它层面的要求。
二、强化宏观调控能力建设的战略选择
1．进一步明确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强化其根本的目的性
“权为民所有，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是我党新时期执政兴国的总体要求，一切宏观调控能力建设和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都必须以此为立足点，宏观调控能力建设必须时刻以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切身利益为归宿，尤其是要避免使宏观调控变成某些少数特殊经济利益集团的工具，损害社会弱势大众的基本利益。
2．进一步加强对基础经济信息的及时统计分析能力，准确地把握经济运行的真实情况，增加宏观调控的精确性。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和市场化水平的提升，现有的国民经济统计体系已难以独自承担国民经济和社会统计工作，一些重要统计信息不够准确、完整，个别指标与实际情况相比甚至出现严重偏差，必须进一步加快国民经济与社会统计体系改革，整合工商、税务、海关、金融、行业主管、
司法等部门经济类信息，引进有关国际组织、机构投资者、信用评级机构等第三方信息补充、完善。要广泛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增加必要的财力投入，持续加强人员培训、培养工作，全面提升基础经济信息的及时收集、整理分析能力，鼓励各种行业经济组织积极从事行业国内外信息搜集、整理工作，鼓励社会公益性的调查研究工作。3．积极研究和整合政府有关部门职能，进一步增强宏观调控的权威性。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化，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日趋紧密互动，宏观控制政策的研究、制定、落实需要政府越来越多的部门配合，在此过程中难免出现政出多门，不利于向市场和产业界发出统一的调控信号，造成某些地区或某些产业领域执行困惑，为此，有必要研究和整合政府有关部门职能，尤其是金融等虚拟经济管理部门职能，建议由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统一宏观调控政策，各有关部门贯彻实施，社会中介组织、媒体、公众监督反馈，增强宏观调控的权威性。
4．进一步加强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总结出适用科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的逻辑模型，增强宏观调控的可预见性。
政府现有的宏观经济参谋管理部门，对已往的宏观调控的成功实施做出了众所周知的重大贡献，这些部门与宏观调控决策部门保持高效沟通，对国家宏观政策理解全面准确，尤其是在研究国有经济方面占有很多优势资源。但随着非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影响力的逐步提升，也急需一批官办的或官民合办的或者自愿合作的民间专业研究机构成长壮大，它们既可以反映非公有经济的真实情况和/，！/补充现有宏观经济参谋管理部门工作，也可以为宏观决策部门提供新的政策视角。另外，还必须加强虚拟经济成长与发展研究。只有建立在集思广益基础上的宏观决策模型，才能增强各项宏观调控政策的前瞻性，也才能增强产业界对宏观调控的可预期性，尽量消除过多的市场波动引起的经济秩序混乱状况和社会经济资源浪费情况。
5．进一步推行上下互动、区域合作、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国民经济与社会规划编制机制，尽快制定出覆盖所有国土的功能综合规划，促经济资源在地区间的合理配置，形成全国统一市场，增强宏观调控的规范引导性。
为了更高效地引导各类经济资源在地区间合理配置，促进区域分工合作，应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做法，即在制定全国范围内的国土功能规划，避免大量的重复建设和资金浪费，将国家宏观调控最高决策部门由目前的单个产业政策制定甚至单个项目审批的中微观管理中解脱出来，增强宏观调控的宏观指导性。
6．进一步强化具有社会公益性政策传导工具组织发育成长和职能拓展，增强调控的主动性、可逆行和执行力。
市场机制优势的充分发挥有赖于大量的社会中介组织，如信用评估机构、行业协会、学会、产业合作联合体等行业组织，这些中介机构的建立、成长和运作，一方面有利于形成理性有序市场竞争的氛围，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各项宏观调控政策研究、制订和执行，将这些中介组织视同宏观调控的传导工具，无疑可以强化宏观调控的主动性、间接性和可逆性，同时也提高宏观调控的执行力。当前此类组织成长急需破除过多的官办性质，在加强监督的同时尽量恢复其应有的民间公益性和自组织性。
7．进一步加强全球和地区经济合作，增强宏观调控的主动性。
中国经济已成为全球性和地区性经济的重要部分，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也有赖于在全球及地区经济的合作与分工。积极参与全球性和地区性各种经济合作组织事务，不但有利于国际经济规范的中国化，而且也十分有利于中国经济活动的国际化、地区化。主动参与合作，既可以减少外部国家宏观调控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也可以减轻我国宏观调控对有关国家经济的不利影响，保证相对和谐的国际经济秩序，为我国经济又好又快持续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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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强国范文6
“互联网+”将中国经济转型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想象的大门被推开。
新经济到底是什么，新经济新在哪里，工业方面、信息产业方面、人工智能方面、金融方面将发生什么变革？顶层设计是什么？
3月27日，《中国经济周刊》 旗下的中国经济研究院举办的2015年“新经济圆桌会议”第一期在京召开。中国经济研究院院长白津夫、工信部政策法规司巡视员李国斌、科技部火炬中心副主任杨跃承、贵州省贵阳市副市长徐昊、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杨建华、中国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胥和平、中国电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所长鲁春从，奇虎360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石晓红、北京交通大学冯华教授等专家、学者、企业界人士参加了圆桌会议。
中国经济研究院院长白津夫在“以新经济引领新常态”的主题发言中说，新经济是最具成长力、最具价值增长力的经济;新经济能够弥合地区差距，实现协同发展;新经济可以形成持久的增长潜力，带动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树立新经济意识，以新经济引领新常态，是在经济新常态下实现新发展的关键所在。我国正处在全面提质增效升级的关键时期，技术创新在一些领域正在从模仿跟随者向并行引领者转换，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某些领域先行突破是完全有条件的，如果抓住新经济发展的有利时机，就可能真正把中国发展推向新高度。
中国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胥和平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关注新常态、新动力、新经济，而这次圆桌会议的形式也是创新的，符合我国新经济涌现式、自发式、全社会齐动员的特点。“圆桌会议”是个平台，不分主次、不分先后，畅所欲言。
这个话题显然让在场的嘉宾都兴奋了起来，话匣子一打开，到场的经济界和信息产业界的“大腕”们，将各领域近期不同的研究成果在会上进行了分享，相同的是提到“新经济”大家都持非常期待的态度。嘉宾普遍认为经过从去年到今年的整个业界的讨论，加上两会前后多项政策的和信息的释放，新经济的轮廓已经越来越清晰。
原定3个小时的会程，延长了整整一个小时，到下午一点多才结束。大家主要从路线蓝图、大工业变革、信息技术的基础建设、大众创业创新这四个新经济起步时期最关键的方面进行了讨论，有规划、有初步成果、也有深度思考。
中国经济研究院院长白津夫：
什么是新经济？新经济不简单等同于互联网经济
在国际工程科技大会讲话中指出，“世界进入经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发展时期”，要“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促进科技成果加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新经济不简单等同于互联网经济。所谓新经济主要是指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新产业、新服务和新业态。这其中有三种情况需要关注，第一是信息物理融合系统，与此相对应的是机电一体化。智能手机是最典型的。第二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直接产业化，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直接产业化，由此而形成的大数据产业、工业互联网、互联网金融、互联网教育等等;第三是“基于信息技术的服务”和其他服务互联网的系统，由此发展而形成的新服务和新业态，电子商务、移动医疗服务、云医院、互联网安全产业、智能安防系统。
当然，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1.新经济不是去实体化、去制造业化，相反，要通过工业智能化实现产业革命。2.新经济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从技术基础、动力结构、组织模式和运营方式都有本质上的不同，如果说，以往产业技术是人体力的延伸和替代，那么新经济则是人的智力的延伸或替代。
看经济体量，我国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但看经济质量，我们还相差甚远。我国品牌竞争力不足，制造业出口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达11%，但品牌占有率不足3%，自主品牌出口不足10%。世界500强品牌中，美国有239家，我国仅有25家。我国要在国际化竞争中赢得优势，必须加快从中国制造、中国创造向中国质量转变。
用创新思维引领新常态，就要对传统思维说“不”，继续解放思想，着力创新思维。
北京交通大学服务经济与新兴产业研究所所长冯华：
新经济来了，但我们的经济学理论严重滞后
我们要用新经济思维和新经济的组织方式和制度，来重塑新的经济体系。但目前来看，这是严重滞后的。
新经济下，知识、信息等成为新的生产要素，时间、空间成为新的资源，成为资源配置的核心对象，而时空转换效率成为竞争力的新来源，这些问题都是传统经济所忽视的，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今天是高校与会的代表，因此我感觉经济学现在是严重滞后了，对新技术革命催生的新的产业现象和成长规律缺乏深入研究，我称为潮涌现象，一个大潮起来再落下去，水落石出，会看到新的产业兴起。
未来由于互联网技术革命和新能源技术革命，新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出现了，这种分布式生产和个性化消费对接的时候，我们原来的制造业大国，大规模的生产组织方式，可能面临着颠覆性的影响。
这种分布式生产是建立在互联网技术和分布式能源技术上的，它已经到来。如果说要对新经济做一个判断的话，我们是刚刚处于新经济的萌芽和初期，大规模的产业变革可能马上就要到来。我们应该为此做好理论准备。
工信部政策法规司巡视员李国斌：
布局“中国制造2025”，重点领域技术创新路线图
国务院召开的常务会议专题讨论了如何顺应“互联网+”的趋势，加快推进实施“中国制造2025”这一基本问题。互联网使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不断催生成为可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成为可能。工业信息化部作为工业通信和互联网的行为主管部门，责无旁贷。
中国必须要在制造领域进行大突破。建设制造强国，是应对新一轮工业革命和西方国家再工业化的一个战略决策。
我国目前还应该看到，我们具备建设制造强国的基础和条件，我国制造业已经形成门类齐全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我们具备了赶超强国的市场环境和各种资源条件。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智能制造装备、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以及高技术传播、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设备，还有农业机械装备，这十大重点领域要制定滚动性的绿色制造目录，并重点领域技术创新路线图，引领和聚集社会资源，推动优势和战略产业的发展。实施好“中国制造2025”，要坚持创新驱动，坚持质量为先，坚持绿色发展，坚持融合发展，坚持人才为本。
工信部电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所长鲁春从：
信息经济应用占GDP比重已达19.3%
互联网为什么能够渗透到各行各业，为什么不谈“电信网+”，是因为互联网有基本优势，规模优势、扁平优势、便捷优势、积聚优势和普惠优势。
“互联网+”可以看作是信息经济应用部分的核心内容。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初步测算结果表明，2014年我国信息经济总量突破16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超过26%。其中，信息经济生产部分规模为4.2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1.6%，占同期GDP的比重为6.8%;信息经济应用部分规模为11.9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4.8%，占同期GDP的比重高达19.3%。
当前，我国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关键历史时刻，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需要有更为强大且持续的支撑力量。信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正在成为经济质量提升和增强产业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我们需要根据信息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结合我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新环境和新要求，凝聚政府、企业和社会共识及力量，确定战略思路和重点任务，积极构建信息经济生态系统，大力推进信息技术研发与应用，积极推进信息资源开放与共享，努力完善体制机制和制度环境。
贵阳市副市长徐昊：
贵阳要打造全球首个免费Wi-Fi城市
数据是指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支撑条件下，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所有的活动及其相互关系的数字化描述。大数据会成为新经济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而引领整个新常态。
“互联网+”时代，为贵州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所以，新常态就是新机遇。我们现在正处于由互联网时代进入大数据时代的门槛上。
大数据框架下的政府治理模式的变化，是现代政府的治理，强调多元化主体，强调民主性，强调平等参与性和强调互动性，这个是我们对于新的时期政府治理的特征的一个理解。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首要的问题就是要打破信息壁垒，连接数据孤岛，让政府的各个部门之间，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共享，实施高效的联动。政府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
贵阳打造六、七、八、九四个系列大数据，就是要实现项目化、产业化。数据城市的一个基础，我们称之为大数据的基础平台。用全域免费公共WiFi系统，这样一种免费模式打造全球第一个免费WiFi城市。同时，成立大数据交易所，开展大数据的众投工程。把数据资源放在“众投工场”的平台上进行开放，用资源去寻找资本，用资本来发掘资源，我们称为“众投工场”。从机制上来破除数据壁垒的问题。
我觉得大数据时代下的政府治理，顶层设计时不我待。运用大数据来加强政府治理能力建设这个事情，已经是势不可挡的必然。还有，数据的结构化问题和数据的安全问题，都是我们面临的共性问题。
奇虎360公司副总裁石晓虹：
互联网+时代，更需要有国际水准的网络安全产业
随着“互联网+”的深入推进，网络安全问题的危害领域将不再仅仅局限于信息泄露、账户资金失窃，而是直接影响到公民的生命安全、产业安全等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对互联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威胁也将造成更大、更深远的影响。
要加快推进本土互联网安全产业发展，推进网络安全核心设施的国产化，特别是企业级安全产品的国产化和第三方防护与监督力量。首先要提高终端安全防护能力，第一防火墙等网关一定会被穿透，终端看似在网关的保护之下，但实际上已经被推到了攻防最前线。第二，终端是最敏感的探测器，然而在企业网中70%的终端防护产品都是外国产品。第三，几乎所有网络攻击都始于终端。从伊朗“震网”病毒，以及目前发现的其他网络攻击武器，都是针对终端的软件。要打造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网络安全产业集群，形成互联网经济领域一个新的、更强劲的增长点。
未来，手机将会成为黑客的攻击目标，一旦被黑客控制，不仅关系到手机使用者的个人信息，也会涉及到银行支付甚至一些智能硬件的安全。
从2014年以来，360开始逐步渗透至硬件领域，全面着手打造覆盖硬件设备、操作系统的底层安全生态系统。
科技部火炬中心副主任杨跃承：
“双创”本身就是新业态产生路径
今年年初，总理到深圳柴火空间去，引爆了众创空间。全国互联网用户6.4亿户，现在我们真正是处于一个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创业大爆发的时代、创新大繁荣的时代（双创），打造创业型的经济，构建一个服务型的政府，是深化改革非常重要的一个尝试。
新经济发展有很多新业态。但是新业态产生的路径是什么？我觉得双创本身就是一种路径。例如最近美国、英国上百所大学进中国，跟中国的园区搞合作，说明我们的市场有控制力。我们的资本也是有控制力的。小米带给我们的产业创新，是典型的互联网+。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催生新业态，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
新的业态也催生了新的组织形式，现在的双创呈现的是一种涌现性和生成性的特征。
原来我们是比较关注精英的。这一回合的政策措施调整后，公共政策更加强调普惠制，这是个很重要的理念转变，这是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所以，我们要加快推进包括众筹在内的支持创业者的政策，扩大众创群体的规模，发展众创的公共服务。
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杨建华：
中关村的创投案例和创投金额均占全国1/3以上
新经济的发展，需要一系列更高更新的资源和条件的支撑。新经济的发展，需要“政产学研用金介”几大要素构成的协同创新体系的整体推进。
科技创新源于科技，成于金融。中关村经过20多年的实践，在创业、创新领域取得了非常令人满意的成绩和经验。比如，在全国披露的创投案例和创投金额中，中关村均占了全国的1/3以上，去年都超过了40%;活跃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的家数目前统计是超过1000家，总量超过2000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