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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践范文1
考试：
经审查符合条件的考生发给准考证。2016年3月10日-11日报到，3月12日-3月13日考试，3月14日同等学力加试。加试科目包括政治理论(人文社科类：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理工类：自然辩证法)及两门本专业硕士主干课程(具体考试科目与所在学院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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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践范文2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批判
读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那短短的那几页文字，虽然只是导言，作者所试图阐述的“真理”便已经一览无余。在感叹谁如今还能有那样的雄心壮志，去考察整个资产阶级的经济制度;还能有那样的恒心和毅力，去完成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的同时;更是感动于那句话，“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除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即使是面对统治阶级的强权，科学的真理容不得半点犹豫。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在文章开头，作者就一直强调自己的见解是“多年诚实研究的结果”，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利用不列颠博物馆大量的政治经济学资料），结合新的材料而最终形成的。但是，我们还是能在字里行间发现作者的潜在预设，其中最大的预设在于其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即是说，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基础。因此，以下的文字将着重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分析政治经济学批判，论述唯物史观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影响，从而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关系，并循着关系去理解马克思的思想主张。当然，作者在写作中所倡导的由抽象到具体再到抽象的方法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有观点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草创唯物史观的中介，正是在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批判过程中，唯物史观才得以诞生，诚哉斯言。青年的马克思绝不是天生的者，相对意义上更是一个“青年黑格尔派”;但是很快，马克思就完成了由主观唯心到历史唯物的转变。而《莱茵报》对于马克思来说，是其发生思想转变的重要节点。1842-1843年间，作为《莱茵报》编辑的马克思“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伐和地产析分的讨论、莱茵省总督就摩塞尔农民状况与《莱茵报》展开的论战、关于自由贸易和关税保护的辩论”都促使着马克思转变既有的对历史和哲学的兴趣，从而转向经济问题的研究，对欧陆的社会主义思潮进行回应。
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前，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了批判的分析，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将马克思的思想同古典政治经济学区别开来的一个重要规定性在于：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具有历史性的规定，资本关系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社会是一定历史阶段中的社会，“人们藉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而不能将之永恒化、超历史化、并推广到所有社会;一般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只是马克思进入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入口，而要透视古典经济学的内在逻辑，历史性就构成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层视野。
马克思很明确地指出，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将一般意义上的物质生产作为政治经济学的起点，而这恰恰是将资本主义社会当成一种永恒的社会制度的前提，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规定被简单化为生活资料意义上的物质的生产。而马克思讲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生产劳动理解为只是物质意义上的生产劳动，这就抽离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式规定，而这种抽离又合乎其描述的资本主义生产的表象。马克思并不是在人类的本质意义上来论述物与人的颠倒，而是认为其是历史过程中的一种历史事实;而资本主义的“拜物教”意识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这颠倒发生的事实下产生的。这也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劳动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物质财富的生产，也不是消费品意义上的单纯的生产，而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劳动。
总之，马克思认为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去看，无论是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当与生产在一定的阶段相适应的社会状态刚刚产生或者已经衰亡的时候，自然就会出现生产上的紊乱，虽然在程度和影响上会有所不同;这种紊乱必然地会导致分配、交换、消费的紊乱。区别于之前的理论建构，资本主义社会不再被看作是物质生产基础上的超历史的、永恒化的存在;而被放进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被看作这种表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物与物、生产要素与人之间的结合，表现为人的物化和物的人格化。
是历史时间序列上、资本逻辑下的某一个特殊阶段;尽管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以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为基础。《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建立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主张之上，与其基于物的生产以及历史性的哲学视野是分不开的。由抽象到具体的逻辑路径使得马克思在表象之上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而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现象的分析使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论述有了更深的阐释。简而言之，《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的中介，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主张的一次学术实践，是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以及汹涌的“社会主义思潮”的一次论证，是马克思对未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次建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81―1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序言（电子版）。
[3]仰海峰：“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4]沈玉梅、张蕴慧：“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草创唯物史观的中介”，《学术探索》，2010年10月。
[5]吴锦华：“政治经济学方法探析―重温〈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当代经济研究》，2010年第06期。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践范文3
关键词：知识整合；历史；教学效率
【中图分类号】G633.51
与以往的历史课程相比，高中历史新课程一个突出特征是课程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原来的通史体例转变为现在的模块专题式体例。高中历史课程标准研制组认为，在初中较为系统学习的基础上，高中以历史专题的方式，把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内容加以整合，体现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性和线索性，这样既可以避免与初中历史学习内容重复，又可以变换认识问题的角度，适当地提高历史学习的难度，并使抽象的理论与丰富的史实结合起来。然而这样的体例淡化了历史学科的时序性和全面性，即两个历史事件发生的前后顺序不明确，同时全面性也比较差，往往会出现一个历史事件被割裂成若干块，或在同一个模块的几个专题中分别叙述它的几个侧面，甚至分在几个模块中来叙述。因此，新教材出现了跨度大，跳跃大、难度高，内容多等特点。如何在规定的课时里，既完成一个模块教学，又实现历史新课程标准目标成为新课程给历史教师带来的严峻挑战之一。教师可以依据课标，依托教材，对历史新课程进行多方位、多层次的整合，对教学内容进行合理的取、舍、增，以克服教学中的困难，弥补新课程的不足。
一、模块内专题之间的知识整合。
模块内专题之间的知识现在人教版教材的再版已进行了整合。例如必修1按照课程标准，本模块的九个专题依次是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列强侵略与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现代中国的政治建设与祖国统一、现代中国的对外关系、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欧美资产阶级的代议制度的确立与发展、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当今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趋势。在第一版编写顺序是先中国史后世界史，但是许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各专题的先后顺序做了调整。后来人教版教材也做了调整，即第一单元编写为“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后，接着第二单元为“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这样编写教材的目的非常明显，那就是将古代的东西方的政治制度放在比较之中，形成“民主”与“专制”的鲜明对照。接下来为第三单元“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和发展”，这种世界先进的政治制度一旦确立，在某种程度上，就给继承了专制传统的东方带来了灾难，中国就是典型代表之一，于是，第四单元为“近代中国反侵略、求民主的潮流”。……对教材进行这样的整合后，优点非常明显：将中国的历史置于世界之中，进行比较性教学，加强教学效果的同时，凸显历史的整体感。更加有利于实现新课程目标。这样既能时刻了解中国在世界的位置，学生感觉或自豪或屈辱或责任；体现历史的磅礴气势，唤醒学生对历史的尊重和认同，激发学生强烈的历史学习兴趣；学生的学习历史视野也会变得更加开阔，理解起来也就容易得多，深刻得多。
二、专题内部课时之间知识整合。
在教学过程中，许多教师明显感到课堂45分钟的时间显得很是紧张，因而为了完成教学内容就忽略或省略了能力的培养、方法的指导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养成。从人教版的教材来看，内容增加了许多。如果严格按照教材的编排顺序，面面俱到的教学已很难在规定的课时里完成一个模块教学。那么教师有必要依据课标，对某些专题内部课时之间的内容进行合并式整合，从形式上看，是两课时的内容合成一课时，但绝非简单的合并和删减。例如：必修1第九单元“当今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趋势”有三课时内容。但我将第二课时“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出现”与第三课时“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加强”，整合成一节课“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出现和加强”。设计成两个子目：两极格局下多极化趋势的出现和两极格局解体后多极化趋势的加强。这样既节省了教学时间，又使同一个概念――多极化趋势在同一节课内完成，使概念十分清晰，不宜混淆（以往分两课时学习时往往有不少学生误以为多极化趋势是在两极格局解体后出现的）。
三、同一课时教材内容的知识整合。
在教学过程中对同一课时教材内容的知识整合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课标不做要求的，内容比较简单的或不利于教学整体设计的教材内容就少讲，甚至不讲，让学生根据自身情况阅读。如《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加强》中的东欧巨变、《宋明理学》中的三教合一。
2、学生不好理解的，又是课标要求的内容，教师就要增设背景或材料或活动，辅助学生学习，如《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起源》教材内容只有智者学派和苏格拉底的观点罗列，理论性太强，学生理解起来困难。而人文主义的内涵和意义又是课标所要求学生掌握的。为了便于学生的理解，我先根据学生对希腊神话的兴趣设计了《古希腊的神话故事》。学生通过听故事、讲故事了解了古希腊神的特点：即有着人的生活、、人性的优点、人性的缺点。从而使神人性化，由此导出人文主义的概念和西方人文主义的起源。再利用《苏格拉底之死》的油画：苏格拉底把装有毒酒的杯子举到胸口，平静地说：“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将死，你们活下来，是谁的选择好，只有天知道。”说毕，一口喝干了毒酒。在场的人都伤心地哭起来，连狱卒也流下眼泪。毒酒的作用渐渐发挥，苏格拉底感到双腿沉重，就按看守的建议躺了下来，他的神志开始混乱，最后留下的遗言是：克力同，我欠了阿斯克勒庇俄斯一只鸡，记得替我还上这笔债。苏格拉底用这种平静而又悲壮的死亡，诠释了他对道德的理解，从而获得了后世永恒的尊崇。通过这个故事导出苏格拉底关于“知识就是美德”的命题，帮助学生通俗解读古希腊人文主义思想的内涵。
3、教师可以对教材内容讲述次序重新安排，从而更利于对历史事件的理解，也符合中学生的认知规律。例如在一次公开课上，授课教师在讲述《新航路的开辟》时，首先带领学生学习新航路开辟的经过，然后对新航路开辟的背景进行分析。我在听课时感觉到这种整合很有必要，因为新航路开辟的过程学生很感兴趣，而且通过阅读就可掌握，难度不大。了解了过程之后学生带着极大的兴趣和求知欲，教师很自然地过渡到对其背景的探究。这样的整合也符合学生的先易后难、由浅入深的认知规律。更容易达成教学目标，也培养了学生的探究能力。
四、必修模块之间的整合。
历史新课程设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必修模块，然而政治、经济和文化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在教学中，将其生硬地分开是不可能的；倘若每一模块的教学，都涉及其他两个模块，未免又有些重复。故只有在适当的时候进行三个模块的有关知识的整合，既节约了时间，又便于学生全面深刻地理解历史事件。比如我们学习必修I模块中“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和发展”这一专题时，就要学会从必修II模块第二单元“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中熟悉感知其建立的经济背景：新航路的开辟，欧洲殖民者的扩张与掠夺，两次工业革命，这三个历史事件促进了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增强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热情；从必修III模块第二单元“西方人文精神的起源及其发展”和第四单元“近代以来世界的科学发展历程”中熟悉感知其建立的思想文化背景：第5课：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起源，第6课：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第7课：启蒙运动，第四单元：近代科学。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科技革命几个方面，分析资产阶级代议制建立的思想基础与理论武器。
五、必修模块与选修模块之间的整合。
历史选修模块我们选修了“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中外历史人物评说”两大模块，旨在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爱好，拓展学生的历史视野，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各模块之间，既各有侧重，又有密切的联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相互参照，统筹兼顾。历史选修模块是对历史必修模块内容的深化，其内容比必修模块全面和细致，具有更深的理论高度。因而我们学习选修模块时注重与必修模块的整合，一方面可以温故知新，另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记忆这两种模块的教学内容。我们通过认真阅读与研究可以找到很多必修模块与选修模块的对应关系：如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中“梭伦改革”对应必修I第5课“古代希腊民主政治”；“商鞅变法”对应必修II“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等；中外历史人物评说中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捍卫者――康熙”与必修I中“明清君主专制的加强”对应，“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人――马克思”“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者――列宁”与必修I的“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对应等等。教师在教学的时候，就很有必要将其有关内容进行整合。
广大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还有很多有益的知识整合。总之，通过整合可以使历史专题的头绪更集中、主题更突出。不仅更好体现历史发展的时序性，同时也能横向反映人类文明发展的步伐、不同文明的相互交流与碰撞。通过整合可以从宏观和微观更好地把握历史，从而有利于提高历史教学效率。
参考书目：
1、《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
2、《历史课程标准解读（实验稿）》
3、张梁《如何提高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有效整合能力》、中学教学参考・文综版2009年第2期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践范文4
[关键词]回应型政府 回应 合作共治 治理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7-0066-05
回应(response)，即回答、答应或响应，是所有社会形态及其政府运作模式下，政府管理公共事务、解决公共问题、谋求政府与社会间稳定、和谐关系的基本方式。无论何种政府，作为公民的政府、社会的政府，都应程度不同地回应社会。当代社会，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对政府治理模式、治理过程、治理效果提出了新要求。着眼于改善政府治理，提高政府的回应性与回应效能，有必要研究和把握回应型政府的理论基础、内涵和特征。
一、理论基础
“回应型”一词最早出现于当代西方法学理论中。对回应型政府问题的研究，发端于20世纪后期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公共治理理论的创始人之一、美国学者罗西瑙(J.N.Rosenau)在其代表作《没有政府的治理》和《21世纪的治理》等著述中，把治理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的管理机制，它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他强调，与统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无须依靠国家强制力来实现，其主体也未必是政府。之后，有关治理的论述不一而足，大多论述了相似的思想。虽然治理理论还不很成熟，其基本概念也还比较模糊，但它十分清晰地赋予了治理(govemanee)与统治(government)的不同涵义。如果说传统政府理论认为政府是社会管理的主体，自上而下的统治是政府管理社会的主要方式的话，那么，公共治理理论的主要发展则是强调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在治理过程中，政府与社会、政府机构与非政府组织、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间具有合作的可能性及其双向互动、相互影响的必要性。治理更多地是一个社会作用日益明显、社会力量自下而上影响政府，不再像过去那样单向度地依靠自上而下的政府安排，而主要通过政府与社会间的合作、协商，共同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这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政府权力运行向度，凸显了社会在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总之，从根本上说，公共治理理论，其实就是研究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政府如何与社会合作，共同治理或共同解决公共问题，以达到治理的良好状态，即“善治”。善治，是公共治理的目标。 “回应性越大，善治的程度也就越高”。回应，是善治的基本要素。没有对政府回应性问题的研究，就难以研究善治问题；研究回应型政府建设问题，才能从理论上阐明，如何在不断提高并确保政府回应社会的自觉性、稳定性、有效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实现政府的善治。因此，回应型政府问题，理应成为公共治理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同样，公共治理理论也为回应型政府问题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是回应型政府的重要理论基础。
与此同时，新公共管理运动以来，尤其是近10多年来，在有关政府回应社会的问题上，无论是新公共管理理论，还是新公共服务理论，虽然具体观点不尽一致，但就通过改革，建设全方位服务或回应社会的责任政府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如美国学者奥斯本等人提出新公共管理理论时概括的政府再造的十个方面，其中一条就是，要建设“顾客驱使的政府(customer-driven govemment)――满足顾客而不是官僚制度的需要”。虽然其中的企业化政府改革原则有其局限并受到了批评，但其“顾客驱使的政府”的理念，蕴含了对政府正确、及时回应社会的要求。。引新公共服务理论则更进一步：相对于政府而言，“公民不只是顾客，他们是‘所有者或主人”’，政府显然更须无条件地回应公民或社会。新公共服务理论倡导以结果、以竞争为导向，使政府的每一项资源投入、人员活动、公共服务的提供等，都能真正符合社会需要，使社会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得到“无缝隙”服务，形成真正体现以民为本、“服务，而不是掌舵”的“无缝隙政府”，建立起政府与社会间信任、合作共治的关系，以确保政府的回应性。在这里，新公共服务理论把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政府服务范畴，由“顾客”扩展到了“公民”，更强调政府回应社会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总之，比之于传统的政府理论，无论是新公共管理理论，还是新公共服务理论，与公共治理理论都有一个重要共识：政府不应是权力的惟一所有者，而应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创造机会或条件，将公民个体利益，整合成社会公共利益，并完整地加以回应。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同样是研究回应型政府问题的理论指导。
还应强调，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本质上也要求，政府必须具有对于社会的回应性，政府应不断提高其回应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的制度属性，在更高的层面上要求建设以人为本、以社会为本，能够全方位回应社会的责任政府，在尽可能满足社会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需求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利益、政府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无疑，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回应型政府问题研究的重要指导思想。
二、基本内涵
迄今为止，在中国学术界，尚无对回应型政府内涵的权威界定，专门的研究文献较少。尽管有学者提出了“回应型政府”的概念，甚至还进行了公共治理视角下政府回应问题的分析，但还存在明显不足。首先，已经提出的“回应型政府”的概念不系统、不明确，过于笼统；其次，近年来，包括从政府公共决策过程中公民参与的角度，对回应型政府问题所进行的研究，尚未从体制建构的角度来阐述体现对政府自觉、稳定、有效、可持续回应社会要求的回应型政府的内涵，有着明显的视角局限。认真梳理中外学者对政府回应和政府回应性等概念的研究成果，对准确把握回应型政府的内涵是必要的。
关于政府回应和回应性问题的研究，散见于中外学者有关政府改革和公共行政理论的研究中。这些研究，为科学界定回应型政府的内涵打下了基础。尤其是中国学者俞可平在介绍、研究治理和善治理论的过程中，在强调政府的回应性作为善治的基本要素的同时，阐明了公共管理人员和管理机构必须对公民的要求作出及时、负责的反应，不得无故拖延或没有下文，在必要时还应定期、主动地向公民征询意见、解释政策和回答问题，促进了回应型政府内涵的明晰化。回应，“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责任性的延伸”。回应型政府，首先是责任型政府，表现为政府的一种责任性(accountabmty)，强调政府公务员及管理机构由于其承担的职务，必须履行一定的职能和义务。没有或不适当地履行其应当履行的职能和义务，就是失职，或者说缺乏责任性，也就无所谓回应型政府。
可见，回应型政府的内涵要素至少应包括：回应型政府的价值理念；回应型政府的基本责任；回应
型政府体制或机制的特点；回应型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等等。可以认为，所谓回应型政府，就是以公共治理为理念，以解决公共问题、社会问题为责任，具有自觉、稳定、可持续的回应性和回应机制，以及有效回应社会所需的回应力，政府与社会平等合作的治理模式。显然，与作为过程的“政府回应”和作为特征的“政府回应性”不同， “回应型政府”实质上是一种治理模式――政府用怎样的运行模式来行使其对于公共事务或社会事务的治理职能，是确保政府回应性稳定有效、政府回应力可持续提高的体制性安排，是对传统政府管制体制下政府对社会集权式管理的革命。
应该指出，政府回应是政府对于社会的回答、答应或响应，更多地是反映政府对于社会诉求的倾向性态度；政府服务，更多地是指政府为满足社会诉求而采取的措施或行动。回应型政府是有别于服务型政府的概念。前者是政府与社会平等合作、共同治理的模式；后者是政府作为单一主体前提下的政府对于社会的管理模式。当然，这种区别毫不影响两者之间紧密的、难以分割的联系，它们在价值归属上是一致的，都着眼于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与质量的提升。回应型政府治理理念的确立，可以为建设服务型政府提供更好的价值导向、目标体系和基本条件；回应型政府治理模式和运行机制的建立，可以使政府更好地实现其服务性职能，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基础。准确把握回应型政府的科学内涵，对于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是有益的。
三、基本特征
研究回应型政府的基本特征，实际上是在回应型政府的理论基础之上，对其内涵的进一步解读。回应型政府要体现公共治理的理念，具有稳定、自觉、可持续发展的回应性和回应机制，以及回应社会所需的回应能力，并有效履行解决公共问题、社会问题的职责，就应体现以民为本、服务导向、合作共治、及时反应、依法治理的特征或属性。
(一)以民为本
政府回应的本质，就是回应公众利益，处理公共事务，解决公共问题，这也是回应型政府的主要要求之一。“(P64)在传统政治学者看来，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关系，主要通过选举投票和多数决定的民主原则来实现。但在实践中，由于长期形成的官僚体系对于社会的支配地位，在很大程度上，社会和公众不得不依赖这样的政府官僚体系。所以，官僚体系对社会需求反应的时效与质量，直接决定了在政府回应社会的过程中，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优劣。这一关系的优劣，是政府体现其回应性、回应能力、回应的稳定性或可持续性的晴雨表。显然，以民为本的政府，才能建立起优良的政府与社会间的关系。罗伯特・B・登哈特指出，公共行政的核心问题是，“一方面，政府机构要求在进行服务时要保持最高的效率：另一方面，公共组织是为公共利益而运作，必须反映服务对象的需求及期望”。事实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迪马克(M，Dimock)等公共行政学者就建议， “顾客满意标准在政府运作中的运用应当与企业中的运用一样广泛开展”。这实际上可视为政府须“以民为本”的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初步表达。然而，对这一观点的广泛认同和支持是在20世纪80年代，一批新公共管理理论学者强调，“受顾客驱使的政府”应满足顾客的需要，而不是官僚政治的需要。这是对传统政府体制缺乏回应性的批评，也是对回应型政府须以民为本的又一重要提示。
新公共服务理论在批评和发展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政府应服务于公民而不只是顾客的观点。登哈特夫妇在《改革政府》中关于政府应该“掌舵而不是划桨”的建议后指出，当我们急于掌舵时，也许我们正在淡忘谁拥有这条船。登哈特夫妇转述了金和斯蒂弗斯(King and Stivers)《政府属于我们》中的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政府是属于其公民的，应将公民置于首位，政府强调的重点不应放在为政府这艘航船掌舵或是划桨上，而应放在建立明显具有完整性和回应性的公共机构上。这就十分清晰地阐明：既然政府本来就是属于公民的，就必须无条件地回应社会诉求，就理应成为以民为本的回应型政府，向公民提供满意的公共产品。总之，以民为本是回应型政府最基本的价值观和动力源泉，从而也是回应型政府的首要特征。
(二)服务导向
以民为本的逻辑结果，是对回应型政府须以服务为导向的要求。持续至今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实质上是从官僚制向后官僚制的转型运动，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模式，体现的就是一种公共服务精神。新公共服务理论在对将政府服务对象看成顾客提出批评的同时，十分强调的就是服务。对此，登哈特夫妇在转述格伦・科普的观点时进行了详尽的论述，认为为顾客服务的驱动力是利润动机：只有顾客得到了满足，他们才会以指定的价格去购买这种产品或服务；为公民服务的驱动力是责任约束：鉴于政府所提供的公民所需的产品或服务的购买，因其常常是通过税收付费而不具有自愿性，所以“这就给政府造成了一种特殊的责任，即它不仅要使其直接的顾客满意，并以一种高效率的方式运作，而且还要提供其公民所需要的服务”；为作为主人的公民服务的驱动力则是利害关系：对政府而言，“顾客正在等着见我们”有别于“主人正在等着见我们”。在第一种情况下，政府可能会按照他们出现的顺序，以尽可能礼貌的、最有效率的方式，来对每一个人的需求或偏好作出回应，在结束这笔交易时，也就结束了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政府所服务的是主人，每一个主人都对政府的所作所为有利害关系。政府不仅要关注、服务每一个人的自身利益，而且必须服务于更大的公共利益，并为公共利益的实现与社会进行持续的对话。
总之，无论是新公共管理理论下“顾客驱使的政府”对公民顾客身份的界定，还是新公共服务理论下“公民导向的政府”或“主人的政府”对公民主人身份的认可，都从不同角度表明，政府必须像企业对于顾客、仆人对于主人，以服务为导向，全面回应“顾客”或“主人”的需要。这说明，对政府以服务为导向的要求，有着广泛的理论基础。以服务为导向的政府，才能体现以民为本的要求，更为负责、有效地协调各类社会利益主体的关系，解决各类公共问题和社会问题，实现公共利益，才能成为回应型政府。
(三)合作共治
公共治理理论深刻揭示了政府与社会间的合作对善治的重要性。俞可平在总结善治问题时强调，“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善治表示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有效的管理”就是“两者的合作过程”。一方面，政府须积极扶植和支持社会组织的自主管理，努力为社会力量的发育创造条件，促进社会治理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各类社会组织要积极与政府配合，及时向政府反映社会成员的意见、要求，及时提出合理建议，在与政府合作过程中，积极帮助政府，使政府的回应性和回应力得到稳定、有效、持续的强化和提高。善治离不开政府与社会间的合作共治。
新公共服务理论在扬弃新公共管理理论、特别是其中的企业家政府理论的基础上，揭示了当代社会所要求的政府与社会间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也强调了政府与社会间合作的重要性。它强调，“诸如公
正、公平、回应性、尊重、授权和承诺这样的理想，不是否定而常常是超过了那种把效率作为政府工作惟一标准的价值观”，政府对社会的回应方式应进行彻底变革。传统的政府是通过说“是的，我们能够提供那种服务”，或者说“不，我们不能提供那种服务”，来回应社会、公众的种种需求。而新公共服务理论则要求，经过选举产生的官员和公共管理者，应该不只通过说“是”或者“否”来回应公民的需求，而应该说诸如“我们先来一起想想该怎么办，然后再来付诸实施”。在具有积极公民权的社会里，公务员不仅将日益扮演一种调解、中介、申说、裁判的角色，而且将以促进、当经纪人、协商以及解决冲突的技巧，取代管理控制的方法。
公众、社会作为公共事务管理的平等主体，在融入政府治理过程中，实现合作共治，一方面，可以在克服政府垄断对公共事务的管理的基础上，形成政府与社会间“回应一参与”的良性互动，从根本上防止政府误读、甚至挪占公共利益，提高和确保政府回应社会的自觉性、稳定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另一方面，可以以公共治理主体、而不是被动接受者的身份，于事前、事中、事后参与公共利益的实现过程，推动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在实现善治的过程中挖掘政府回应的最大潜能；同时，可以更好地集中民智。改善公共决策，提高政府回应能力。总之，政府与社会间的合作共治，有利于促进以民为本、服务导向的政府回应机制的建立，是形成回应型政府体制的重要基础，是回应型政府的核心要求和主要的运行特征。
当然，强调政府与社会间的合作共治，强调政府对社会主体力量的尊重和发挥，不能忽视或否定政府不可替代的作用。不能将西方学术界对“没有政府的治理”模式的探讨，㈣与现实“有政府的治理”实践等价齐观。一方面，罗西瑙等人的“没有政府的治理”的设想，主要是就国际政治而言的，他本人却是无政府主义的坚决反对者；另一方面，真正意义上的“没有政府的治理”，是所论证的国家消亡后的理想状态，还是一个遥远的未来。即使是在国家消亡的理想状态下，社会也仍然需要“非国家机构的政府”的治理。可以认为，回应型政府职能实现的过程，是伴随国家权力向社会逐渐回归的过程，一方面。离不开政府和社会两个合作主体作用的发挥；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政府对公共治理秩序的持续、有效供给，政府仍然是回应型政府治理模式的主导方面。
(四)及时反应
顾名思义，回应型政府要求政府对于社会诉求，不能不(回)应，也不可久拖不(回)应，而必须及时、有效地予以回应，否则，就是失职，就不能称之为回应型政府。政府及时反应社会诉求，强调的是政府对于社会的回应必须快速，否则，就难以及时；必须有效，否则就“不到位”。“快速”，是指在回应社会的有效期内，政府要以尽可能短的时间，对社会提出的、需要政府予以解决的问题，给予积极响应，并在与社会积极合作的基础上解决问题。“有效”，是指政府回应社会的方向有效――政府帮助社会解决问题的基本方向符合公共利益的实现方向；内容有效――政府具体解决问题的内容符合而不偏离社会基本或主要的价值或需求；时间有效――政府在解决问题所要求的时段内解决准确反应社会诉求的问题。当然，就时间的有效性而言，不是说解决问题的速度一定是越快越好，而应该是“正当其时”。总之，快速、有效地回应社会需求。是对回应型政府的基本要求。及时反应是回应型政府主要特征之
(五)依法治理
回应型政府要求建立一个与威权和绝对统治相对的政府，即负责、有限的政府，而法治则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佳手段。 “法治”(rule of law)是19世纪末英国宪法学家戴雪在其代表作《英宪精义》中提出的，现已成为普遍原则：政府和公民或社会在法律上负有相同的义务和责任，尤其是政府不能享有不必要的特权，政府和公民或社会都必须守法。所谓依法治理，指政府与社会间的合作共治必须依法进行，否则，政府对于社会的回应，就难以有体制和机制的保证。首先，政府必须守法，即政府参与治理的过程只有依法进行，才能使以民为本、服务导向的基本理念、与社会合作的治理方式、对社会需求予以及时反应的基本要求，具有法制保障和刚性约束。其次，公民或社会必须守法，即公民或社会参与治理的过程必须依法进行，才能确保其在有序参与的基础上，向政府表达正当、合理的利益诉求，使得政府能够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予以及时反应。总之，“法治是善治的基本要求，没有健全的法制，没有对法律的充分尊重，没有建立在法律之上的社会秩序，就没有善治”。依法治理是治理和善治的基本要求，也是使政府回应制度化、体制化的基本保证，因而是回应型政府的又一重要特征。
总之，以民为本、服务导向、合作共治、及时反应、依法治理，既是回应型政府的内在属性和基本特征，又是形成和保证政府的回应性，回应的体制、制度，回应的目标、速度，回应的数量、质量等方面不可缺少的因素。把握这些特征，对于更好地理解回应型政府的理论脉络、基本内涵，厘清建设回应型政府的基本思路，其启示一定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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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传军，管理主义的终结――服务型政府兴起的历史与逻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践范文5
一是关于和谐社会理论提出的历史必然性问题。国内外都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提出建设和谐社会，是因社会不和谐问题太多，不得不解决。这有一定道理，但只是一种消极的理解，不免有些片面。我认为，应当从积极的方面全面理解之。事物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是由其必要性、可能性和现实性共同决定的。六中全会告诉我们，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由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人民的呼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和党的性质所决定的，也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而成为可能，还因我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制度安排等条件而可以将人民群众追求和谐社会的理想变为现实。
二是关于和谐社会建设理论的含义问题。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理论提出后，人们对它的内涵、外延以及与其他理论的关系不太清楚，六中全会文件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我理解，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理论继承、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新形态、新境界，涵盖经济政治文化、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整体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科学理论。狭义的和谐社会建设理论主要是相对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理论而言的社会建设理论，重点是要发展社会事业，从根本上改善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福利事业，如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家庭收入、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大众文化、公民道德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力，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从六中全会所确定的今后15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来看，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理论应当作广义的理解，但对其中所蕴涵的目前重点要落实的发展社会事业的思想，可作狭义的理解。
三是关于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问题。在和谐社会研究中，国内外都有一种观点，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事业很好，社会发展很和谐，甚至比社会主义还好。我认为，在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北欧国家，社会福利事业搞得比较好，社会比较和谐，甚至可以说这些国家有不少社会主义因素，但这些都是自发发展起来的，是一百多年来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斗争以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迫使资本家不断让步而一步步建立起来的，不能归功于资本主义制度。直到今天，西方的工人罢工或新社会运动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根本动力。还应看到，西方许多国家的社会福利事业是在长期的经济积累包括对外殖民掠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我们党和政府能够自觉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不断推进社会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我们的人民能够靠自己的辛勤劳动以及对外和平交往来积累财富并逐步建立自己的社会福利体系。尽管这个过程还很长，但我们相信这个理想在不远的将来一定能够实现。在这里我们同样应当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不要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
四是和谐社会建设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的关系问题。关于这个问题，近年来国内外理论界看法不完全一致，但六中全会文件讲清楚了，即二者是辨证统一的关系。它们之间有一定的区别，科学发展观强调的是发展的哲学理念，和谐社会建设理论强调的是发展的目标和状态。它们又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科学发展观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指导思想的重要内容，是统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理论又是科学发展观的展开形式，有着更加丰富的内容。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
五是和谐社会建设和小康社会建设的关系问题。和谐社会建设与小康社会建设也是辨证的关系。二者之间有一定的区别，即小康社会建设主要是想解决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问题，使人民群众逐步摆脱贫穷，尽快富裕起来，强调的是社会发展的经济指标；和谐社会建设主要是逐步化解社会矛盾，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加和谐，保证社会的健康稳定有序发展，强调的是社会发展的人文指标。二者之间又密不可分，小康社会建设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和谐社会建设是小康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和全面展开。和谐社会建设并不是要替代小康社会建设，更非另起炉灶，而是要使小康社会建设更上一层楼，使之更加全面，使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践范文6
关键词：以人为本；政治思想工作；创新机制；政工人员
一.路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开展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求我们坚持以人为本，把企业员工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积极开展员工思想动态分析，要注意抓住员工思想上的疑点，做好解疑释惑工作;抓住员工思想上的难点，做好集思广益思想工作;抓住员工关注的热点，做好矛盾化解工作。在解决问题时，做到引导、开导及疏导相结合，落实解决员工关心的实际问题，维护员工的利益。另外做思想工作要注意，要用品格正人。要求别人做到的事情自己先做到，这样的思想政治工作才具有说服力，才具有真正的魅力。员工才会支持你。其次就是用法理服人。再就是用道德育人和用实践带人。完美的道德是行为的准则，才能把工作做好，只有深入实际，才能解决问题。
二、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2.1首先，要从企业职工的实际工作环境从发。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主体是职工群众，所以企业在做思想政治工作同时，必须要从企业的职工群众出发，了解职工的心声。坚持以群众的基本生活状况为切人点，在日常的生产和生活中发现职工的思想问题，并做出具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2.2 许多工程师职工们长期在野外的艰苦环境下工作，加上信息又比较闭塞，思想上就容易产生问题。因此要做好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就要从职工实际工作中的困难出发，把解决职工工作困难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来抓；只有把解决职工实际工作困难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出发点，才能让职工感受到党和国家对他们的关怀，也才能让他们诚恳地接受党的教育和领导，为我国的路桥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2.4同时，要从企业职工的实际生活出发。由于施工人员常年在外施工，没有足够的时问来照顾家庭，因此，政工人员要尽力解决职工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坚持既讲道理又办实事的原则，解决好职工在住房补贴、医疗费用等方面的问题。这样才能保征职工们在工作中能全力以赴，没有思想负担，更不会因为家庭问题而产生思想抵触心理，保证思想政治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应加大科学含量
要做好公路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在管理中提高科学含量。包括社会科学，也包括自然科学。它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经济工作和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但它又是一门发展中的科学，它必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在创新的基础上发展。我们要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解决人们的信念问题，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解决人们的信心问题，用党建理论解决人们对党的信任问题，还要用其他学科，如政治学、伦理学、人才学、管理员学等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原理解决人们的信仰问题。要做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坚持站在科学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去分析现状，并处理好问题。
四、建立建全的思想政治工作机制
4.1 我们要从思想上重视国有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目前，存在一些企业忽视思想政治工作，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可有可无，对企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现象，因此，必须端正态度，正视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和影响，把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当成企业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要重视政治工作人员队伍的建设与培养。
4.2 必须不断完善思想政治工作的运作机制，保证企业的思政治工作始终具有生机和活力。一是要建立领导机制。按照“提高素质，优化结构，相对稳定”的要求，成立了专管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班子，建设一支政治觉悟高，作风正派、业务精、懂管理的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政治工作队伍。二是建立责任一机制。实行工作要到个人，责任到个人的政治工作责任制，针对企业施工人员施工面大，流动性强等特点，安排具体的政工人员具体负责相关地段和人，确保每个施工地段和环节都有政工人员的身影，保证所负责的政治工作真正落实到位。成为企业员工的精神支柱。
4.3 就是要形成以党委书记专职政工人员为骨干，以项目经理等行政人员为主体的政工局面，通过落实“一岗两责制”，建立全方位的政治工作体系。
4.4 就是建立考核机制。把思想政治工作纳入到干部政绩考核中，把思政治工作考核与各类评选结合起来。
4.5 建立保障机制。在国有路桥企业各部门和战线成立党委，保证思想政治工作在组织机构上得到保证，同时企业从行政上拨款，保证思想政治工作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得到有效的保障。
五.、对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要创新
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提高安全管理、经营管理、优质服务、经济效益等工作的思想基础和组织保证，只有有效的渗透进企业各项工作的管理之中才能显现其强大的能动性。其一，利用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做载体，做好常规渗透。企业全体职工战斗在各自的生产、工作岗位上，他们的思想觉悟、劳动态度如何，关系到施工过程能否正常进行。其二，利用企业管理作载体，做好“节点”渗透。必须在企业全面管理活动中，将思想政治工作有效地渗透其中。其三，利用文化载体，做好特色渗透。企业文化是职工的生活支柱，企业文化的建设，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最具个性和特色的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