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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洪峰范文1
第二，我们要做一家有愿景的基金，这个愿景叫立足本地，放眼全球。大家原来都有很好的职业，为什么要来做这件事？就是因为我们有更高的追求，不是看到有投资机会就想来赚一把。方广资本对我们来说，是未来几十年唯一的事业，我相信有愿景的人能够走得远。
让我们有底气来做投资的第三点，是我们本身都是这个行业里的人，对业务和行业趋势比较熟悉，也有丰富的资源。我知道二次创业很难做，在黑马营的创始人班我也讲过，其实中国人很注重名声，我们出来创业就是斩断了自己的很多后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当然成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一定要靠艰苦奋斗，靠我们共同的创业精神。
做这个基金还有另外一个情结：因为我们都是从实业出来的，特别像华为这种IT制造企业，是做比较“硬”的东西。从内心来讲，我们希望通过投资中国IT行业的优秀公司，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升级，算是还有这么一种产业发展的情结。
我们这个基金只有一个投资方向，就是IT领域的垂直投资，方广资本就专注在这个很窄的领域里，别的像医疗、新能源什么的都不投。我们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专注，原因很简单，就是把我们过去的经验和资源聚焦起来，把自身优势发挥到最大。投自己不懂的东西是没有什么效果的，也帮不了别人，我们基本不会去做广种博收的事情。其实就IT这个领域也够大了，具体包括新材料、新工艺、新装备、解决方案，以及一些IT技术和传统结合的业务等等，这些对我们国家的经济是有重大影响的。中国是制造大国，现在能不能再上一个台阶，向制造强国转变？我觉得下一个华为或者比亚迪这样的优秀公司，一定蕴藏在这个领域里。
关于被司的选择，我们的投资策略有十六个字，叫做“以终为始，按图索骥，价值投资，增值服务”。我觉得中国资本市场要寻求多样化的退出方式，包括IPO的方式，包括企业兼并收购等等。特别是IT制造业现在有大量的创业板上市公司，它们都面临很多问题，有兼并收购的冲动，我们看一个公司就要问它的退出路径是什么。其实我们找到的很多公司不缺钱，它不需要融资，但是我们通过产业链的上下游找到了这些真正优质的公司，他们也很惊讶。
对于投资阶段，我们倾向于早期，基本上都是重仓投一个公司的增长期。其实对于企业来说，价值最大化不外乎两个阶段：一是业务快速成长的时期，二是上市，鲤鱼跳龙门的时候。但是Pre-IPO不是我们的长项，而且现在做Pre-IPO的案子风险很大，可能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至于投资金额，单个案子我们不论投多大都不能超过基金总额的15%，也就是7500万左右。到目前为止我们投过最大的一个是6000万，最小的一个300万。通常我们选择做少数股东，不追求控股，因为投给你钱就是希望能帮到你。我们认为拉车的人要多，这个车才跑得快，要是大家都坐在车上，车就跑不动了。
传统的基金大佬，内部经常会有抢资源的情况，合伙人之间打架，下边人也打架。在分配机制上也有问题，你的贡献和拿到的回报可能是不对等的。比如这个项目不是你做的，但因为你是合伙人就有固定的分配比例，干不干活都拿钱。
我们在内部分配上的创新在于，你的回报既跟岗位责任挂钩，又跟项目挂钩。你昨天进来，今天带来好案子，OK，就有你的回报，跟职级没有关系，我们就看你对这个基金的贡献。华为喜欢讲的是“力出一孔、利出一孔”，一方面是大家的力量要聚焦，另一方面所有的利益捆在一起，多劳多得，不让员工吃亏。
我们做基金的人通常有两部分回报，一部分是管理费，这个通常不多；另一部分是盈利分成。比如我投了你一千万，你赚了一个亿，这钱我们怎么分？通常盈利分成的钱到了基金内部，只有股东才能拿，投资经理进来就是干活的，拿不上这部分钱，他就没有主人翁的感觉。但是在我们这里，每个人都有份，包括行政人员，只要你对项目有贡献。现在我们说VC造反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你做投资到一定程度，贡献很多，回报很少，顶多拿点奖金，没有主人翁感，你当然要走，要造反。当然造反的原因可能很多，但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
作家洪峰范文2
燕守谷：
当代“东蒙客”寻隐记
杜甫在《与李白同寻范十隐居》中曰：“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东蒙客，是隐士的代名词。东蒙，就是蒙山。
2010年，燕守谷奔蒙山而来。
出生于蒙山之阳平邑县铜石镇的燕守谷，少小离家，带着毛笔和刻刀，在艺术的殿堂徜徉数十年。终于，他惦念起故乡的山水来，欲寻找一处修身养性之所，既适合创作又宜于生活，以闲适平和的心态坐对溪山，使自我精神得以养护和托慰。
冥冥中的天意，还未进山便得一惊喜，相遇元代东山书院遗址。东山书院始建于元初，名士康恭创办。清嘉庆以后，书院残破，仅剩石碑与清风明月相伴。燕守谷修养性灵的个人之举，和复建书院的使命融为一体――异地重建，让东山书院随他一起真正进入东山（即蒙山）深处。
最终，他将书院新址锁定在了有鬼谷子仙风遗存的鬼谷子村――这个仅有二三十户人家的小村落，是传说中鬼谷子的隐居地。依山傍水，隐没于一道山谷之中，房舍依山崖而建，每行一步便是一幅精美的画卷。一条小溪穿村而过，亦穿书院而过，带着清冽的山水，流逝于远方。
然而，虽是省级传统村落，但之前因交通不便，村民大都搬至山下居住，很多老房子空闲下来，濒临破败。燕守谷说：“鬼谷子村不仅是一个地理的名称，更是我们传统家园的象征。”让村庄从自然和传统中走出来，继续承担作为村庄的价值，开辟一个乡村建设新的模式，也成为燕守谷以及东山书院的使命。
2011年，书院重建工作正式开始。燕守谷利用废置的旧民居改建工作室、陶坊和茶室，为村民创造工作机会，增加收入，甚至希望能做到让进城打工的人们回到古村落继续日常生活。
事证明，这种努力很有效，鬼谷子村因东山书院重建和融入而恢复生机。“为和环境景色相和，又能与村落风格融为一体，延续村落民居的元素，故请本地匠人修建，采取民间传统做法，依照当地的建筑风格，外观多以石墙坡面草顶。”
书院并非独立的院落，而是呈开放式，杂糅于村舍和山水之间。走出村民自家的庭院，便是书院，两者建筑风格力求统一。久未出山的山民，在自家门口便能耳濡目染传统与艺术的光辉。而他们自己，也成为艺术的一部分。
村民的生活方式得到恢复的同时，也进行了一些现代化的改进，比如厕所系统，还有对于牲畜的管理，人畜分离，最大限度改善生活环境。他们开始重视保护老房子、古树，流落山间的石碾、石磨等物件，以艺术品的身份重回村庄。
2014年6月，二期工程完成，建有蒙山美术馆一处、艺术家工作室十六套，另设有食堂、茶室、手工陶坊等。重建后的东山书院，设置的课程和活动兼顾修行、学问、艺术、生活等方面。书院茶室、手工陶坊、山林之地的运用，构成了一处可修心养性的禅意空间。
2015年秋天，本刊记者曾来到东山书院。深山中的鬼谷子村，逐渐迸发出艺术的光芒。原本在外地打工的村民田成武，回到鬼谷子村，开了一家民宿馆，建筑设计和书院、村舍统一。慕名而来的游客夜宿深山，远离喧嚣，仿佛回到童年。
燕守谷的理念正一步步在这个小村庄得到体现：“恢复一些传统文化的推广，讲坛、茶客等生活美学，对民众也是一种服务。”用书院的“老坛”装当代艺术的“新酒”，成为他的创新所在。
王澍与洪峰：
进村、逃离，塑造心中的理想谷
近几年，王澍因两件事而被关注，一是2012年成为“建筑界的诺贝尔奖”普利兹克奖首位中国籍得主，2016年成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另一件是他的乡村建设。
2012年，王澍看到浙江富阳大溪村准备拆除一片老屋，跑过去阻止。“要是不拆，留着做什么用？”村支书王荣华的反问激发了他的灵感。早在2002年，王澍就和妻子陆文宇决定对浙江的乡村做初步调研。2010年，两人在中国美院的学生们也加入了调研的队伍。
十多年对浙江乡村的观察和理解，让王澍这位出生于新疆的西北汉子有惊喜，亦有遗憾：“浙江的古村落里，有一大批代表很高建筑水平的江南民居，但城市的建造风气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乡村，大家向往高楼洋房，这些民居也难逃被拆的命运。”
那时，富阳正力邀王澍为当地的博物馆、美术馆、档案馆“三馆”项目做规划，从不轻易对外接项目的王澍一口答应下来，但他的条件是要在洞桥镇文村、大溪村一带，做乡村民居的整体规划。
他完全了文村原来的设计，也了建新房拆旧房的计划。王澍首先要做的，就是说服村民们忘了别墅，找回古村的感觉，“文村新村，不能和老村脱离，新村最理想的形态，就是像在老村上自然生长出来的一样。”
王澍在文村设计建造的14幢民居，不仅在造型上夺人眼球，同时还享有独一无二的建房政策。他认为，这就是试点的意义所在，“从政策和规划上突破一个小口子，说不定能渐渐带动整个乡村风貌的改变。”
近日，一条“作家洪峰变身年入千万的淘宝店主”的新闻蔓延网络。之前关于他的新闻有两个，一个2006年，在沈阳街头乞讨，引发舆论关注作家生存问题；一个是2012年除夕，在隐居的云南省会泽县马武村被村支书殴打。当时，好友余华来看他，发出“桃花源也有村支书”的感慨。
而今，他依然住在马武这个小村，成为珞妮山庄庄主。去年，洪峰卖土特产农产品为主的淘宝店至少实现了六七千万的销售额。妻子蒋艳成了远近闻名的“神医”，各路人马前来看病，洪锋的淘宝店也是主要用来售卖药材。
作家洪峰范文3
关键词：鲁迅 小说 当代文学 影响
中职学生爱看文学作品，而对于鲁迅的作品，大多数学生不能理解其深刻的思想内涵。中职教师应该巧妙地加以引导，向学生介绍鲁迅小说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从而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鲁迅及其作品。
一、贴近底层群众
从现代小说的开篇之作《狂人日记》到《孔乙己》《药》《故乡》《长明灯》《伤逝》《离婚》等，在鲁迅的现代小说中，无论是农民、妇女还是知识分子，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被压迫、被损害的人物。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是一个“迫害狂”患者。小说塑造的狂人形象，其象征意义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封建社会的叛逆者，是一个清醒的启蒙主义者的形象。这篇小说的构思与艺术手法，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小说中象征主义和意识流手法的典型。它的象征暗示的陈述，狂人梦幻的思绪、浮想，颠三倒四混乱不堪的语言，精神的忧虑，既是“迫害狂”患者的真实的一面，又体现了作者于混乱的整体秩序中的精心细致的筹划。
我国当代文学，特别是新时期的文学作品，也受到了影响，特点之一就是作品的主人公从英雄变为了普通人。
随着改革开放，中国文学冲破了各种与束缚，由政治型转向社会型。作家获得了独立地位，文学创作获得了自由，由于多视角多层次地观察社会，发现了无限丰富多彩的生活元素所构成的动态变化的生活潮流，所以，使文学的表现扩大了。相继出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大墙文学、改革文学、伦理文学等，一个个新的文学浪潮滚滚而来。这些作品中的人物不再是高大无缺陷的神了，而是冲破阶级斗争框架的普通小人物了。这些人物真正反映出了人们之间的现实关系，揭示了人物的复杂性格，写出了人物的命运。新时期小说的人物趋于性格因素的多重结构，十分复杂和丰富，可以说回归了鲁迅小说的视角。
二、正确对待文学遗产的继承
鲁迅在《拿来主义》一文中明确地指出，继承中外文学遗产的正确态度和方法，也就是要以沉着勇敢、有辨别、不自私的态度，先占有，再挑选，也就是“弃去蹄毛，留其精粹”。而鲁迅本人就是继承中外文学遗产的典范。
择取中国遗产中的精粹，融进外国遗产的新机，将使我们的文学创作更加丰富多彩。我国当代文学中较有成就的作家，多直接或间接地受益于鲁迅的创作思想。例如王蒙就是一例，他前期的创作主要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到来，他开始向西方学习。但他本着鲁迅“拿来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并没有像欧阳子、王文兴那样生吞活剥，而是吸取了现代派文学中多角度打破时空界限的叙述方法和意识流的表现技巧，使作品方法虽新但不失民族特色。他的《春之声》《蝴蝶》等小说是融中西文化于一炉的代表作品。新时期涌现出来的一些青年先锋小说作家，如洪峰、马原等，他们多吸取西方后现代派的表现技巧，使自己的创作更前卫些，但也未失去民族本色。因为他们以本民族立场、思想观点，写本民族的生活，必然要反映本民族的风俗。他们大胆继承外国文学遗产，用创作丰富了我们当代文学园地。这些都是与鲁迅的思想影响分不开的。
三、坚持对人性进行探索
当代作家中，在表现小人物命运的创作中，如鲁迅那样不媚俗，不虚夸，坚持对人性进行真诚探索的人也确实不少。
鲁迅不仅对大陆现当代作家有着深刻的影响，对台湾现当代作家也有一定的影响。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就是在鲁迅思想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他在小学六年级时，在一本不知从哪里得到的破旧的书中，读到了《阿Q正传》，这部小说集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说：“随着年岁的增长，这本破旧的小说集，终于成了我最亲切、最深刻的教师。我于是也知道了中国的贫困、愚昧、落后，而这中国就是我的，我于是也知道：应该全心去爱这样的中国――苦难的母亲，而当每一个中国的儿女都能起而为中国的自由和新生献上自己，中国就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和光明的前途――感谢少年时代的那本小说，使我成为一个充满信心的、理解的，并不激越的爱国者。”
作家洪峰范文4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有着团结的力量。还记得98年的洪水吗？那年我们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那时，我还小，但却很清楚地记得一个镜头：堤坝被洪水冲垮了，为了让新的防洪堤更快地修好，穿上救生衣，手拉着手，站在浑浊的洪峰中，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洪水。那时，是我们军民一心，力挽狂澜，才换回战胜洪水的胜利，谱出这恢宏壮丽的历史篇章。去年，非典病魔忽然来袭，那时，正是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才战胜了病魔。那时，抗击在非典一线的白衣天使成了我们最坚强的脊梁骨，支撑着我们的健康，支撑着我们的希望。而最普通的人民，有哪一个不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来抗击病魔的呢？我们不能上前线去救治病人，我们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来打赢这场仗：在心中祝福病人和医务人员平平安安；用最实际的行动来保护自己，减少医务人员的负担；为白衣天使写感谢信……没有华丽的词藻、跌宕的情节，只有真实的情感、平实的语言、无私的奉献。就是这些人这些事，永远值得我们骄傲。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世界四大文明古国，我们占着一席之地;中国的四大发明，造福了世界；中国精美的陶瓷、丝绸，征服了世界；中华传统的美德，从最平凡的小事起，感动了世界；中国的风筝，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的飞行器；中国的各个朝代各个时期所创的文学作品，有不少为世界所称道，纽约时报甚至将中国的老子列为古今中外世界十大作家之首独，可见其影响深远。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因为中国人自强不息，勇攀高峰。说道自强不息，我先想起的就是我的外婆。我外婆小时候家里穷的只能吃番薯，加上家中人多地少，外婆不到二十岁便进广州打工。进了广州，她便几乎干便了三百六十行：做过裁缝，；卖过冰淇淋（那时的冰淇淋都是手工做的）；做过学校的校工；在茶楼做过小点心；……我一直觉得，外婆是茫茫众生中的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但是她的朴实和她的自强不息，是许多中国人的典型，虽然外婆不是什么大人物，但是我很爱外婆，很尊敬外婆。再看看杨利伟、杨振宁、李政道、华罗庚、钟南山、张海迪、桑兰，这些耳熟能详的人物，不都是自强不息，勇攀各个方面的高峰，生命的高峰的中国人的代表吗？他们不仅仅只是我们扳扳手指头就能说出来的名字，他们还是我们的代表，我们的榜样，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人，亦是我们中国人值得骄傲的精神。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们是中国人，难道不值得我们骄傲吗？
作家洪峰范文5
因为中国人拥有着多娇的山河。那巍峨高耸的珠穆朗玛屹立在中国；滔滔的长江黄河奔流在中国；碧绿的内蒙草原如翡翠镶嵌在中国；朴实的黄土高原扎根在中国；那宏伟的长城如巨龙腾飞在中国。我们有着秀丽的桂林山水，让我们泛舟游览；有着广阔的内蒙草原，让我们尽情驰骋；有着晶莹的雪白北国，让我们欣赏银装的大地；有着河道纵横的江南水乡，让我们感受水的温情。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有着团结的力量。还记得98年的洪水吗？那年我们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那时，我还小，但却很清楚地记得一个镜头：堤坝被洪水冲垮了，为了让新的防洪堤更快地修好，穿上救生衣，手拉着手，站在浑浊的洪峰中，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洪水。那时，是我们军民一心，力挽狂澜，才换回战胜洪水的胜利，谱出这恢宏壮丽的历史篇章。去年，非典病魔忽然来袭，那时，正是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才战胜了病魔。那时，抗击在非典一线的白衣天使成了我们最坚强的脊梁骨，支撑着我们的健康，支撑着我们的希望。而最普通的人民，有哪一个不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来抗击病魔的呢？我们不能上前线去救治病人，我们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来打赢这场仗：在心中祝福病人和医务人员平平安安；用最实际的行动来保护自己，减少医务人员的负担；为白衣天使写感谢信……没有华丽的词藻、跌宕的情节，只有真实的情感、平实的语言、无私的奉献。就是这些人这些事，永远值得我们骄傲。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世界四大文明古国，我们占着一席之地；中国的四大发明，造福了世界；中国精美的陶瓷、丝绸，征服了世界；中华传统的美德，从最平凡的小事起，感动了世界；中国的风筝，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的飞行器；中国的各个朝代各个时期所创的文学作品，有不少为世界所称道，纽约时报甚至将中国的老子列为古今中外世界十大作家之首独，可见其影响深远。
作家洪峰范文6
相对传统文学来说，先锋派文学的主题之所以会有这样巨大的转折，是因为当时整个文化背景出现了某种微妙的变化：一方面，八十年代后期，商业文化的发展使原有的启蒙主义文化环境不再那么纯净，个人生存问题已开始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对人生社会主题的探讨已逐渐处于疲惫的状态，而对“个性的高扬”的热情也慢慢衰退，文坛的沉寂迫使作家进行新的探索与尝试；第三，由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焦虑”情结所决定的一种“唯新论”逻辑正在促使当代中国的文化哲学思潮出现整体的转换，也就是说原有的宏大社会文化主题和启蒙主义价值体系正受到个体存在、“解构”、“生活政治”等观念的怀疑、诘问和挑战。因此一批勇敢的先锋作家在此种复杂情境下开始对传统文学与文学观念进行反驳与解构，而且进行了新的探索，他们除了开始文学语言、文字、形式与结构等创新外，还在文学主题上进行了新的尝试，这也就是我们说的个人存在与自我主题。
袁可嘉在分析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思想特征时指出：“现代派在思想方面的特征是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危机意识、变革意识，特别是它在四种基本关系上所表现出来的全面的扭曲和严重的异化：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包括大自然、人性和物质世界）和人与自我四种关系上的尖锐矛盾和畸形脱节，以及由之而产生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悲观绝望的情绪和虚无主义的思想”（袁可嘉《略论西方现代文学》）。因此，存在与死亡、悲观与虚无、孤独与迷惘也就成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基本主题。如海明威表现的是“迷惘的一代”、波特莱尔的《恶之花》发出的是面对现实之恶而无可奈何的悲剧的哀鸣；艾略特的《荒原》展现的是世界末日中人全面异化的可怕景象……深受西方现代派文学思潮影响的先锋派文学就必然受这种主题倾向的影响。而他们的作品又结合中国本土的实况，着重表现了现代人特别是现代都市人的生存困境以及他们在理想失落、精神沉沦、前途迷惘中的哀怨与悲伤、困顿与苦恼，展现了他们病态人生中滋生的病态情绪。
较早表现出这种倾向的是残雪。在她的许多作品中，人生存在的焦虑、恐惧，人与人之间的猜忌、窥视、居心叵测的算计，人与环境的倍感压抑，人的弱小、变态、苦闷等等，都曾给人留下惊心动魄的印象。在《山上的小屋》这篇作品中，残雪描写了一个没有个人自由、没有心灵隐私权的、周围环绕着恐怖的狼嗥的家庭，“我”在恐惧和焦虑中渴望能有一座可供独居的“山上的小屋”，因为母亲和家人“总是趁我不在时把我的抽屉翻得乱七八糟”，父亲和母亲还总是盯着“我”、窥伺“我”；而“我”也总搅得他们不能安宁。在这样一个像地狱一样拥挤、黑暗、阴森、压抑的环境中，最后“我”爬上了小山，却“满眼都是白石子的火焰，没有山葡萄，也没有小屋”。在《苍老的浮云》中，虚汝华也处于与丈夫、婆婆、邻人相互猜忌、敌对、窥伺的环境中，同时也处于自我压迫、自我虐待、自我虚妄的紧张与恐怖中，人与人之间不能互相理解、相互宽容、坦诚相待，个体生存总处于内外莫名而又虚妄的挤迫当中。在这里，拥挤、冷酷和充满猜忌的“家庭”、“邻里”都是现实的存在空间与存在状况。残雪就是通过表现人们在这些现实的存在空间的存在状况，特别是他们心灵的焦虑、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表现了人类从物质世界到精神世界的荒原与荒谬意识，象征性地揭示了现代人乃至全人类在精神上的沉沦与没落，表达了萨特式的“他人即地狱”、“人是孤独的”这样一个主题。而她作品中人与人之间相互猜疑、侵犯、较量等心态和表征，也正是人际关系的那种貌合神离与尔虞我诈本质的象征化呈现。
“人生的本质是永恒的荒诞，是永远无法摆脱的苦难深渊”，存在主义作家卡夫卡的这句话可谓是对现代人存在本质的典范性表述。先锋派作家敏锐地捕捉到现代人在充满异化和压迫力量的世界面前的无能为力与痛苦窘迫的心态。在创作中他们大胆地否决了传统现实主义作家对人的社会价值的肯定与推崇，嘲讽了朦胧诗人们的自我肯定与个性高扬，弃绝了“寻根”作家们的拯救与批判情结，同时也放弃了人对精神意义的“深度追寻”，而是以超然冷漠的心态对荒诞的人生世界作静静的观察、叙说、玩味、调侃，或者连这些都不顾及，仅把文字当作个人叙事的智力游戏。于是有“深度模式”的拆除，有“意义”的消失，有“平面化”，有反讽，有黑色幽默，有随意拼贴等，而作家们进行这些形式的实验，目的也就是“放逐人”，并表现人自我的失落。马原、洪峰、残雪、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叶兆言等先锋作家都着力在作品中表现了人在异化环境中的自我失落和人存在的荒诞本质。
如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罂粟之家》、《妻妾成群》、《米》等作品讲述的就是一个个充满罪恶与灾祸的、人的存在遭到严重侵害的故事，阴谋、暴力、鲜血、死亡、变异、怪诞充盈其间，人作为生存个体生命已在环境的挤迫中迷失。余华的作品则表现了存在的恍惚、偶然、荒诞和可疑。他的《四月三日事件》叙述一个男孩发现包括亲生父母和自己所钟爱的女同学在内的所有人都仇视他，并对他进行监视和迫害，这使他无比忧虑，由忧虑产生幻觉，由幻觉又成事实；《一九八六年》叙述一个曾业余研究中国刑罚史的小学教师，在“”中被抄家、关押，逃出监狱后发疯流浪二十年，最终在幻觉中用破刀、锯条等对自己施行劓、宫、凌迟等酷刑；《现实的一种》叙说的是一个家庭里，兄弟的“核心家庭”为消灭对方子嗣而进行的相互残杀。王朔的《玩的就是心跳》、《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顽主》、《过把瘾就死》等作品则是以调侃与嘲讽的笔调表现了现代都市人的迷惘与盲目（读他的作品很容易使人想起二十年代浪迹巴黎街头的“迷惘一代”，也容易使人想起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垮掉的一代”或“嬉皮土运动”）。残雪作品中的人物都在梦魇、恐惧、神秘的氛围（既是一种现实氛围，也是一种心理氛围）中游荡和进行自我分裂、自我啮食。马原、格非、孙甘露的作品则从各个角度把现实――人的生存环境的飘浮性、不可捉摸性扫描了一番。现实即人的生存环境，就是这样的恐惧与荒诞，个体存在的现实是这样的艰难与充满血腥、恐怖，人生充满的是绝望与无奈，先锋派作家他们就是借语言、形式与人物等材料表现了他们的存在主题：生存如囚居，存在不过是虚无的过程，死亡才是生存的本质。
先锋派作家作品存在主题中对人生存在本质荒诞的认识、对死亡景象的专注以及对于生存本身的悲剧性表现和荒诞性、非理性、偶然性、宿命性的体验等是对传统文学与道德的断然颠覆与反叛，为我们的文学增加了新的特质。另外，先锋文学作品中将自我和周围世界的最滑稽、丑恶、畸形、变态加以放大、扩展，推向荒诞和极端，将人性的阴暗面揭示出来，以及先锋文学的非依赖性（不承认权威）、非经验性（不承认普遍性）、非历史性（否定传统）、冒险气质（厌恶稳定）、求异精神（恐惧平衡）等倾向或特性既是传统文学的断然反叛，又拓展了文学的功能与表现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