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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旧电影的质感与灵魂
光是看电影的简介就知道这电影势必又要引起新一轮的怀旧潮，跟《致青春》怀旧校园时代的爱情不同，《合伙人》更多的展现了80年代年轻人的梦想与创业故事。打着“企业成长传记片”旗号，结尾贴着柳传志、马云、杨澜、张朝阳、王石等照片的《合伙人》会引起多少成功企业家的共鸣，多少梦想破碎的中年人伤怀，又会引起多少莘莘学子的膜拜？怀旧与励志是此类影片的必杀技。当一个大学还没毕业就感叹青春已逝，90后就感觉到衰老的早暮年代，怀旧似乎成了票房与口碑利器，从《那些年》、《阳光姐妹淘》等现象级影片的诞生我们早已体会到了此类电影的掘金能力，当然把握得不好的话也终究会落下话柄，《致青春》的叙事就饱受影迷的诟病。年代感的塑造是此类影片质感的保证，引起观影共鸣是此类作品的灵魂所在。这两点成功了，电影也就算成功了，至少在票房上定不愁吃穿。
《合伙人》的年代感塑造与情感酝酿都有较佳的处理。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电影里电视的播放画面很好的揭示了电影的大背景，那是一个集体淘金的年代，也是一代成功企业家求学与创业的年代。《合伙人》关于三位主角的友谊起起落落才是电影的内在力量，也是最能挑起观众的共鸣所在。总之陈可辛的《合伙人》在上诉两方面的处理还是能看到诚意。只是有几多人能吃下陈可辛烹制的这略显惨淡的菜肴？
就像电影中取得事业成功的成东青，他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极度保守人物形象。陈可辛的这次尝试也是极度保守奉献的一部平庸之作。
演员的自我修养
演员这职业，外貌固然重要，表演的灵性才是长久之计。谁不为喜剧大师卓别林的滑稽动作而笑？谁不为赫本的气质折服？谁不为刘易斯的三度折桂拍手称赞？人前的风光需要人后的无限努力。克里斯蒂安·贝尔为演《机械师》减掉了63磅的体重，前不久爆出的《美国骗局》他又化身为邋遢的中年胖子。走不出《长恨歌》阴霾的郑秀文也一度抑郁，最近才参与恩师杜琪峰作品复出。演员一旦投入，内心的煎熬可想而知。当听说某某与某某又假戏真做时，瞬间就释然了。演员为角色的挖掘与诠释是观众的直接观影体验，导演的意图以及电影的思想表达都是靠着这一张张脸得以表现。
不敢说《合伙人》里三位好基友的表演精湛，但是相比于他们之前的表演确实有所突破。成东青的保守，王阳的中庸，孟晓骏的激进，最起码这些形象还算生动有趣。只可惜陈可辛选择了“土鳖”的保守性获得了最后的成功，中庸与激进都成了保守的跟班。这也许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回归，但如此设置使电影缺少了力量的释放与展现。这是保守的胜利，却使电影变得味如嚼蜡的平淡。
黄晓明在混迹小荧屏多年后，便一头扎进了电影圈。经过了在《夜宴》《风声》等一系列的配角表演后，最近主演了《匹夫》《血滴子》等多部作品。从他参演的作品来看，确实可以看到他在朝拓宽戏路欲寻求突破的方向努力。此番，他在《合伙人》中扮演“土鳖”成东青算是赢回一些表演肯定，其实他的表演还是一样的“2”，但这次似乎“2”出了演技。那场王阳婚礼的戏极具爆发力，仨好基友意见不合闹翻，友情面临分崩离析，成东青不舍却又不得不坚持自我，内心的煎熬这次独自承受，成东青此时虽贵为公司老总，但他内在的“土鳖”传统形象此时暴露无遗，感染力十足。黄教主这次关于角色的整体把控还是不错，把一个从农村考到大学，扭扭捏捏，被人推着前进，内心保守的形象得以较好的诠释。但是，拥有不俗人气的黄教主要挑起一部电影的大梁，还有多远的路要走呢？努力吧骚年，目前的中国影市给了你无限可能。
邓超饰演“海龟”孟晓骏，自信与激进，他不掩饰自己的理想，为了梦想在所不惜。为了考托福，放弃到医院看望得了肺结核的朋友。为了能光鲜的重新站在侮辱他的美国人面前，力劝成东青将公司在纽约上市。孟晓骏是成东青的偶像，也是他们创办的培训学校的方向，有他在公司就像离岸的船，会不断向前。邓超表演了一位张扬的人物，影片中却缺少了心理描写，着实有些可惜了。
佟大为饰演“愤青”王阳是成东青与孟晓骏之间的调和剂，一个团体多了这样一个人就等于多了和谐，一个团体如果少了一个这样的人很快就会鸟兽散。
当然在演员的道路上少不了导演的指导。好导演都能发掘出演员身上未被开采的闪光点。朴赞郁硬是将两位外形条件不出众的大叔捧成了韩国的演技派代表，也让一众女星登上韩国顶级女性地位。李安慧眼识珠发掘了华语新一代女神汤唯，拯救了希斯·莱杰与杰克·吉伦哈尔。王家卫的电影有一种迷离的气质，演员在他的电影里都有美轮美奂的演出，少了他，梁朝伟、张曼玉、王菲的演艺事业都会少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合伙人》中演员的表演还是得到了一定的认可，着实不容易。我不知道此次三人演技提升有多少来自陈可辛的悉心指点，但是片中的英语发音这次听着顺耳多了。靠导演，靠剧本，但归根到底要靠演员的自我修养。当贝尔阅读资料备演《金陵十三钗》，当苏拉·沙玛苦练海上生存，那些逛酒会，忙代言的偶像明星失去了多少气质？演员并非导演的牵线木偶，演员有思想，演员能给电影不一样的魅力。因为明星只一瞬，而演员随影像永远流传。
陈可辛印记
《合伙人》只能被鉴定为一部平庸的作品，对陈可辛抱有期望的影迷，可能又要再一次失望，至少再也看不到《甜蜜蜜》的情怀了。
陈可辛有一点特别厉害，他的超强适应力。从《如果·爱》开始，他算得上是香港导演北上本土化最成功的导演了，当然这也与他扎根内地的电影事业相关。太强的适应力，也导致个性的丧失，他电影作品的千变万化，摸不到具体联系，从《甜蜜蜜》到《如果·爱》再到《武侠》，他的电影没有固定的套路。如果要找到一个相似点，那就是萦绕心头的文艺气息，和对人物的细腻情感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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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的文化象征意义
马在十二生肖中位居六畜之首，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占据极高的地位，这与它积极进取的文化象征意义密不可分。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马”字进行了生动地描绘：“怒也，武也。象马头、髦尾、四足之形。”高昂的马首、颀长的脖颈、飘逸的马鬃、健壮的四肢、洒脱的马尾、光滑的马皮、高大的身躯，充分展示出一种气势强劲、彪悍雄武的精神和气质。正因如此，马具有了神性，它能上天入水，驰骋纵横。《穆天子传》说周穆王曾驾驭八骏西巡，登昆仑山，见西王母。晋王嘉《拾遗记》对八骏重新命名并且勾勒出“天马”的传神形象：“（穆）王驭八龙之骏：一名绝地，足不践土；二名翻羽，行越飞禽；三名奔霄，夜行万里；四名超影，逐日而行；五名踰辉，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行十影；七名腾雾，乘云而奔；八名挟翼，身有肉翅。”《山海经·北山经》也对天马进行了形象地刻画：“其状如白犬而黑头，见人则飞，其名曰天马。”这或许就是“天马行空”一词的来源吧。
传说中的龙马则是龙头马身的神兽，它身居黄河，驮图出河，献给伏羲，伏羲凭此而演绎八卦。《隋书·经籍志》有《瑞应图》，上说：“龙马者，神马也，河水之精，高八尺五寸，长颈，胳上有翼，旁有垂毛，鸣声九音，有明王则见。”古人也以为“马八尺以上为龙”，此龙马即骏马，如唐李世民《咏饮马》：“骏骨饮长泾，奔流洒络缨。细纹连喷聚，乱荇绕蹄萦。水光鞍上侧，马影溜中横。翻似天池里，腾波龙种生。”此处即将骏马比喻为龙。
所有这些描述都传达出马所具有的一种神采骏逸、昂扬奔腾、威武雄健的精神，因此《周易·说卦》说：“乾为马。”无论是虚拟的天马、龙马还是现实的骏马，它们都象征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发进取的民族精神。在游牧民族的史诗中，骏马以驰骋草原、气势不凡的形象出现，如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等。因此，《周易》以马比附乾卦，使“乾”所蕴含的健壮勇武、强大有力等诸多抽象意义形象化。
考古资料证明，四五千年以前的龙山文化时期，野生的马已被驯养。它们一方面不失其勇武豪迈之气，另一方面又增添了通晓人性之情，自此以后，马成为与人类生死相依的亲密伙伴。
性情温驯的马善解人意，甘为人类负重驾辕、效力沙场，成为古代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如春秋时期齐桓公之贤臣管仲利用“老马识途”的特点走出困境，后人以此比喻经验丰富的人熟悉情况，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战国中期赵武灵王进行军队改革，提倡“胡服骑射”，以一人一骑为单位，较之战车作战，灵活自如，为军队快速取胜铺平道路。
马任劳任怨、赤胆忠诚之举常常受到人们的褒扬。古代文献中不乏记载着人和马之间建立深厚情意的感人故事。《三国志》中有赤兔马，它原是吕布坐骑，毛色赤红，神骏威武，时人咏叹：“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免。”后被曹操所得，赠与关羽，从此赤兔马伴随关羽南征北战，战功显赫。关羽被害后，赤兔马也郁悒而死。刘备的坐骑的卢也是一匹善解人意、挽救主人的宝马良驹，《三国演义》中描写了一个惊心动魄的“马跃檀溪”的故事。这种爱马情结在古乐府诗《爱妾换马》及梁简文帝萧纲、唐代张祜等人的作品中皆有所体现，这些“人不愿舍马、马不忍离人”的故事在古代比比皆是。
在少数民族文化中，也流传着许多人与马之间感人至深的故事。如蒙古族马头琴的传说和满族民间故事《花莫利》，后者说的是一匹名为花莫利的骏马为人们建立战功的动人事迹。
对马的祭祀与崇拜
祭祀马神是古代社会对马崇拜信仰的一种表达方式，马神信仰可上溯到先民的动物崇拜，最早有文字记载的马神崇拜出现在周代。《周礼·夏官·校人》已有祭祀马神的记载：“校人掌王马之政……春祭马祖，执驹；夏祭先牧，颁马攻特；秋祭马社，臧仆；冬祭马步，献马，讲驭夫。”马祖，据说是马的祖神，这与生殖崇拜有关，与天上的星宿天驷星或房星相应；先牧，传说是养马的创始人，被后人奉为司牧神；马社，发明以马驾车的人；马步是给马降灾的马神。如此名目繁多的祭祀与马有关的人或神，反映了农业社会时期马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至今从各地现存的地名中也不难找到祭祀马神的遗迹，如旧时北京城有马王庙、马神庙和马祖庙等。
自古以来，各代官府大都设有祭祀马神的制度，特别是明代皇帝朱元璋大力发扬前朝祭祀马祖、马神等古制。据《明史》记载：“司马、马祖、先牧、神庙以春秋仲月中旬，择日南京太仆寺官祭。”而且明代马政规定组织马户专门替官府养马，被称为“编民养马”。正因为统治者推行祭祀马神的古礼，所以祭祀马神在民间也是蔚然成风。
民间认为马神又称水草马明王，俗称马王爷，是司马之神。传说马王爷原型为西汉大臣金日磾。他是匈奴休屠王太子，身高八尺二寸，相貌威严，武帝时随浑邪王降汉，担任马监，后升为侍中驸马都尉。民间据官名及容貌特征，将他描绘成三目四臂、恐怖狰狞的马神，因此俗语用“不知马王爷几只眼”来讽刺他人不知深浅。北京广渠门内的马神庙即供奉这种画像，农家于每年农历六月二十三日祭祀。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岁时》引《新燕语》说：“南中于岁之六月二十三日恒祭炎帝，而都城内外骡车夫，皆醵钱以祭马王。” 骡车夫常年从事的工作是赶骡车或马车，运客送货，所以也希望得到马神的佑护，企盼生意兴隆。从现存的碑刻材料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旧时北京城朝阳门内东四牌楼的马市、驴市的“众善弟子”都在朝阳门外的东岳庙举行祭祀马神的活动，而西四牌楼西马市内的“众善弟子”则在西四大街的真武庙内定期祭祀马神。之所以祭祀马神，皆因“凡都城里外畜马之家，悉赖其庇”。
与马相关的民俗与传说
传说龙马是一种龙头马身的动物，中国许多名胜古迹都与白龙马有关，如新疆火焰山山顶上有一石柱，巍然矗立，形似木桩，故被当地人称为“拴马桩”。据说当年唐僧西天取经路过此处时，曾把白龙马拴在石柱上，因而得名。在拴马桩的近旁有一个巨石，相传是唐僧上马时用的踏脚石。如果开车从木头沟进入火焰山腹地的西洲天圣园，就能看见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群塑，其中有唐僧牵着白龙马的造型。
有关马的笔记小说也有不少，内容也颇为丰富。如晋代干宝《搜神记》卷十四之《女化蚕》篇，便记载了一则与马有关的传说。古时有一女子，父亲远征，家中仅留她一个人和一匹马。有一天，她因思念父亲，就和这匹马戏言：“你若能为我迎得父亲归来，我就嫁给你。”马闻听此言后便脱缰而去，一直跑到女子的父亲处。其父看到马很惊喜，便骑马回到家中，从此，对马“厚加刍养”。但马不肯食，见其女出入，动辄“喜怒奋击”。这女子就将其中的缘由告诉了父亲，父亲则“伏弩射杀之，暴皮于庭”。一日，这女子对着马皮说：“你是畜生，怎么想娶人为妻呢？招来屠杀剥皮之祸，又何苦呢？”话未说完，马皮就将此女卷走。过了数天，人们在大树枝间发现，该女化成蚕，马皮则变为大茧，“取而养之，其收数倍”，人们遂将此树命名为“桑”，谐音“丧”字。后来，人们称这个被马皮裹起的女子为“马头娘”，成为养蚕人所信仰供奉的“蚕神”，人们祭祀“蚕神”，希冀养蚕丰收。
汉族节日中有马日节，时间为正月初六。马日节兴起于汉朝之前，盛行于南北朝和唐宋时期，明清时期渐衰。马日节是在战国秦汉时代所流行的星占和各种占卜术影响下产生的。《史记·天官书》曾载有据正月初一至初八的风向雨晴预测年景的方法。关于马日节的记载，首见于汉代东方朔的《占书》：“凡岁后八日，一日鸡，二日犬，三日豕，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马，七日人，八日谷。其日晴，则所主之物育；阴则灾。”这是古人根据正月初一到初八的阴晴来判断一年丰歉以及8种包括人在内的事物的吉凶状况的说明。在马日，民间认为如果天气晴朗，当年的养马业就会兴旺；如果天气阴晦，当年的养马业则衰落。至今河北、湖北、湖南、浙江等地还流传着马日遗俗，即为了使马生长繁衍顺利，在当日要精心喂养马匹，忌打骂、杀戮马匹。
游牧民族对马的重视体现在传统节日马奶节和赛马节，每年农历八月末都会举行节日的庆祝活动。节日当天，牧民们身着盛装，骑着马、携带马奶酒来到规定地点，开始杀牛宰羊，准备奶食和炸果子，然后点燃牛粪火，炖煮手扒肉。至太阳普照大地时，赛马开始，参赛马选定为两岁马驹，以象征生产和生活兴旺发达。赛马结束后，人们分别入席，尽情地饮酒吃肉，在马头琴的伴奏下，人们欢歌笑语，吟咏节日颂歌，好一派喜气景象。当夜色阑珊时，人们才依依不舍地散去。
佤族过春节时要喂马吃糯米饭，并观察马在马厩中的姿态以占吉凶。俗以为马站立和头朝东方是幸运年，是吉祥的兆示；马卧睡和眼向西边是灾难，是不吉利的兆头，主人不再敢喂养，要将马杀死或卖掉。
上古时期，骑马抢婚之事屡见不鲜。如《周易》中的屯卦、贲卦和睽卦皆为抢婚的实例，生动形象地描述了一个完整的抢婚场面。《贲》：“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屯》：“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又“乘马班如，泣血涟如”。前两例表现抢婚者乘白马前来抢亲，接近女方家时，缓缓而行，以伺时机。后例表现抢亲成功后，被抢女子痛苦万分，可见掠夺婚与战场上俘获敌人十分相似。这种特殊的娶亲过程如今作为一种民间风俗保留在某些少数民族的婚礼中，如蒙古族、纳西族、傣族、藏族等。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记录了蒙古族骑马抢婚的过程：“蒙俗新婚到女家，迤新妇置之马上奔回，谓之抢亲。女家多备之，故作争夺追赶。某君诗云：新郎一马着鞭先，舅氏昂然奋老拳。劫得美人归去后，笙歌花烛盛开筵。”
青海地区的汉族有饮“回马酒”的仪式，其具体过程是：在男方家举行婚礼时，女方宾客要骑马离开男家前行一程，然后青壮年调转方向，返回男家门口，男方家人则递上酒壶，让其痛饮后策马离去。如此要反复一二次，只听马蹄声中夹杂着欢声笑语，洋溢着喜庆热闹的气氛。
湖北、四川一带流行“回马车”的婚姻风俗。在湖北，传说新娘出嫁时，本家历代亡灵都会跟随前往，且途中亦可能撞着各种煞神附身，会给男家带来不利。故迎亲日，男家预先请方士一人，于门外设香案祭告天地和车马神，并杀鸡以驱鬼。祭毕，抓米撒在新妇彩轿上，表示打掉煞神。新郎也同时向花轿四周行礼，礼毕方可入内。在四川，彩轿到男家后，新娘不下轿，此时男家将一桌子置于大门右侧，拜祝祭酒，边作揖边向彩轿撒米，口中念“日吉时良，天地开张，新人已到，车马还乡”等语句，以驱除不祥。
在陕西澄城地区，“送金马”婚俗十分流行。当亲事确定后，经济富裕的男方需送女方一匹小金（银）马；如果家庭拮据，可以用一匹黄布马代替，寓示着马到成功。
丧葬习俗也离不开马。中国许多民族都保留着为死者送纸钱、纸马的风俗。纸钱、纸马象征着真钱、真马，这种风俗源于古人的灵魂观念。先民从原始社会的旧石器时代开始，就受灵魂观念的影响，认为人死后仍像生前一样在地下生活，所以就产生了埋葬死人的制度，实行土葬，陪葬品因人的地位尊卑而不同，人殉和代替人殉的俑令后人惊叹。这些都反映了古人事死如生的意识。在花样繁多的陪葬物中，马也是难逃厄运的，因为它也是死者不可或缺的享受工具，马殉现象早已得到考古证实。秦始皇陵兵马俑实际上是以马俑代替了真马，间接地再现了真马陪葬的史实。在民间祭奠活动中，人们以烧纸马的形式表达了希望死者像生前一样骑乘马匹、享受生活的企盼。
元代宫廷丧葬有“金灵马”的风俗，沿蒙古遗风。凡帝后去世，用香樟木为棺，以貂皮袄、皮帽、靴、袜装棺，以金瓶盏碗置入棺中，然后在表面油漆。送往坟地时，任何人不得在其家族前言及故主，恐惊其亡灵。出殡时，以蒙古女一人作前导，穿新衣，骑马；另牵一匹马，以黄金饰鞍，笼以纳失，此即金灵马。
我国中原地区服饰的变化和发展也与马密不可分。自战国中期赵武灵王提倡“胡服骑射”以来，汉民族开始模仿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以上衣下裤的穿着形式代替了传统的上衣下裳之制，随后又出现了马甲、马褂、马靴等多种服饰名称。
和马相关的娱乐活动
赛马产生很早，《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便记载了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孙膑帮助齐国宗室田忌赢取赛马胜利的史实。赛马也是北方游牧民族传统的娱乐和竞技活动。如蒙古族在祭祀敖包和举行那达慕大会时都要进行赛马，他们将赛马与射箭、摔跤统称为“男子汉三艺”；哈萨克族在节日里也有“马上摔跤”“骑马拔河”等娱乐活动；藏族在新年和七月有跑马捡哈达、跑马射箭等比赛。跑马射箭实际上源于原始社会游牧时代的田猎活动，随着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活方式取代了漂泊不定的游牧生活，田猎射箭便作为一种专属于古代贵族的娱乐活动，清代时还成为了皇帝马上治国的一项政治活动。
与赛马一样古老的娱乐形式是马戏，汉代时便已出现。马戏表演者要在马背上表演各种技艺，这项活动发展到唐宋时非常盛行。此时以马术和驯马表演为主，据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的马戏内容极为丰富：有数人骑马追射红绣球，所谓拖绣球；还有射柳、“立马”“跳马”“拖马”“献鞍”“飞仙膊马”“赶马”“豹子马”等活动形式。参与者众多，甚至连女童都不甘落后，表演着各种高难度动作。
马球也是一项普及性的娱乐活动。它起源于地区，唐代时由于交通吐蕃，文化经济得以沟通，因此马球随之传入，并在皇帝的大力提倡下盛极一时。1971年陕西乾县出土了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其中有一幅《马球图》壁画，上画骑手20余名，左手紧握缰绳，右手持有球仗，未见球门。此图为再现唐代马球场面的较早资料。历经宋元明清四朝，马球逐渐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