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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成自然范文1
习惯成自然，自然成人生。生活中我们经常说这是我的原则，这是我的作风，实际上这就是你的习惯。西方有位名人是这样说的：“播下行为的种子，你就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习惯的种子，你就会收获一种性格；播下性格的种子，你就会收获一种命运”。由此可见，习惯是一种顽强而巨大的力量，行动取决于习惯，性格又是习惯的总和。从另一个角度说，习惯可以主宰我们的人生，决定我们的命运。
那么什么是习惯呢？习惯是一种恒常而无意识的行为，反复的在某些行为上产生，是心理或个性的一种固定倾向。起初，往往都不起眼，甚至不易被察觉，久而久之就会变得顽固不化。我们都知道习惯就如同一柄双刃剑，有好习惯也有坏习惯。好习惯是开启成功的钥匙，而坏习惯则是成功的绊脚石。学好难，学坏易。这是因为好习惯是依赖于人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形成的；坏习惯则像芦苇和杂草一样能随时随地生长。其实在我们生命中有数不清的习惯，快乐是一种习惯，处事态度是一种习惯，做事风格也是一种习惯……
人生就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完成心目中一个个目标。可以说每个人都有机会成功,可是往往因为太多的坏习惯使我们失败，可以说成功是一种习惯。多一种好习惯就多一份自信，多一份成功的机会。那么如何培养好习惯呢？养成良好习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好习惯需要我们有意识的付出一次又一次的努力和实践。不管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中，我们都要养成积极主动的习惯，倾注你的热情于现实。你会发现你不仅很充实，而且很快乐。
我们每个人都要受习惯的束缚，只有掌握思想，养成正确的习惯，才能掌握自已的命运。你是否已经有了这样一个计划去行动了？写下你想要改善的习惯，明确你的目标，认识到坏习惯对你的影响,好习惯对你的帮助,鼓励自已、肯定自已、积极地自我暗示。非常顺其自然的你会感受到，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已步入了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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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一个阵地：课堂教学
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一般可分为三个步骤：一是通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使学生了解培养良好语文学习习惯的社会意义，进而产生自愿练习的意向。二是通过营造氛围，运用机制，激发学生按规定的方式实施良好的习惯行为，尽可能地不给重复不良行为的机会；三是通过认识、执行、反馈、强化，使学生了解行为的结果和练习的进展情况，不断地在头脑中再现对这一行为的认识，及时并经常给予强化，促使学生长久地坚持下去，逐步培养、形成良好的习惯。学生一旦有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就可以成为学习的主人，就会主动地学习，主动地思考，主动地解决学习中的实际问题，教师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就会相应地得到提高。
教师要充分发挥课堂这一主阵地的作用，通过有意识的引导、点拨、训练、培养，让学生学会认真听教师讲课、听同学们的发言；通过多给学生创设表达的平台和时间，多用赏识的眼光和赞扬的语言去激励他们大胆发言，让学生学会说，提高口头表达能力、思维能力；通过严格要求，反复训练，自己查阅工具书，加强对课文的阅读、理解、复述、背诵、运用，让学生学会自己读，不仅要读通、读懂，还要读熟、读活，学以致用。通过利用教师范写的作用，重视书写指导，用自己良好的行为习惯影响、感染学生，让学生学会书写，做到姿势正确，书写规范，养成良好的书写习惯。
突出一个核心：自主学习
小学阶段是培养各种良好习惯的关键期。按照小学生的年龄特征，可把诸多习惯细化为具体内容，逐学年分布安排，循序渐进。低段可安排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认真写好铅笔字，自主学会倾听，勇于发言，勤于朗读背诵，乐于课外阅读，爱护图书，勤查字典，主动识字；中段可安排认真写钢笔字和铅笔字，自主预习复习，认真完成作业，要学会有选择性地读书，读书要做记号，留心观察事物，坚持写日记；高段可安排读书要做笔记，随时使用工具书，自主修改作文，多渠道学语文，不懂就问，勤于搜集资料，在实践中学会运用知识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智慧性习惯，如提出问题习惯，敢于质疑、发散性思维的习惯等，应在各个学段加以培养。从根本上讲，教师应把自主学习作为新课程理念下培养良好语文学习习惯的核心内容，积极营造适合学生进行自主学习的环境，真正实现“教是为了不教”。
形成一套方法：多方训导
诸多语文学习学习习惯，是语文学科习惯培养的重要内容。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应从点滴做起，示范诱导，多渠道、全方位地加强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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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是发生地震了?顾锦帆脑海里恍过一阵阵的惊慌，但这都无济于事，身边始终一片的黑漆漆和死寂。他想移动身体，但腰杆以下的部分一点感觉都没有了，还好，双手在短暂的麻木之后就能活动了。
顾锦帆试着在狭小的空间里摸索着，很快就摸索到了之前安放在电脑桌上的电话机，但拿起话柄的时候才发现，根本已经没有任何提示音。对，还有手机，顾锦帆在没有任何知觉的裤腿荷包里拿出了手机，手机微弱的亮光，让他大概的看清了身边的情况，身体被横七竖八的水泥和砖块包围着，幸好有一个斜倚的水泥板给了一个狭小的容身空间。
或许是撞击损坏的原因，手机也很快就提示电量不足了。顾锦帆很快就又陷入了无尽的黑暗和死寂里……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天的光阴，顾锦帆只知道，自己的肚子早已经熬过了“咕咕”闹腾的阶段，已经是根本连闹腾的能量都没有的了。就在他觉得自己应该就要如此不明不白的离开人世的时候，从身后的一个不知道什么的缝隙，伸缩进来一个长长的机械手臂，上面透着绿莹莹的光亮，仿佛一个电脑操作界面。
顾锦帆听见绿莹莹的电脑界面上正播放着：“您好，我是新型智能救援机械臂Help-007。请问您有什么需要，救援人员正在努力往这个方向挖掘……”
顾锦帆虽然从未看见过这个东西，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但从这个生硬的机械话语中，他大概知道了一二，激动得就要张口。哪知道多日的饥饿和口渴，已经把他的嘴巴折腾得无法言语。
这可怎么办呀?顾锦帆真担心这刚刚降临的生的希望消逝了。他微弱地“啊啊”叫嚷起来。
这个机械臂还真不亏对“智能”的名号，立马就又说开了：“如果您不能言语，请您在电脑屏幕上写下您的要求……”
顾锦帆听到这个立马高兴了，他的手虽然已经很疲软了，但至少还是能用的。没等机械臂声音说完，他就把手伸到了绿莹莹的电脑屏幕上，但他马上发现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又来了。
顾锦帆发现自己已经长期养成了使用电脑进行书写的习惯，而今眼下自己根本不知道如何进行文字的书写了，特别是在现在饥饿难耐的时候，脑子里就更是无法想起半个文字符号的样子……
顾锦帆沮丧无比，他只能眼睁睁的听着机械臂生硬的语言离开：“您没有任何需求，Help-007马上离开!”……
“起来了!起来了!帆儿!竟然又伏在电脑前面睡着了，都四点多了，还是滚到床上去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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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跃辉（1979-），河北保定人，河北金融学院保险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摘 要：我们的先民对于自然界的认识各自有着鲜明的特征――西方热情奔放的开放观和中国含蓄内敛的封闭观。那么，这些鲜明的特征是如何形成的？何以中西之间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本文具体从中西方不同自然观产生的地理、经济、文化背景进行分析。
关键词：封闭观；开放观
一、得天独厚的天然屏障与自然开放的岛屿环境
古往今来，在中华民族这片辽阔的疆土上，黄河、长江犹如两条生命的巨大纽带，维系着整个华夏文明。两岸的肥沃土壤使得这里的先民们得以生息养性、繁衍播种。西南部的青藏高原像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将我们与印度文明相隔离开来。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环抱着东部和东南部，辽阔的太平洋阻隔着炎黄子孙去寻找未知世界。蒙古高原雄居北部，难以穿越茫茫草原。在这种自然封闭的条件下，孕育着中华民族的古老而影响深远的自然观――我们的世界是封闭的。
早期古希腊人生活爱琴海区域的岛屿上，岛屿生活给人们带来的是空间感受是不连贯性和不可穷尽性。在一望无际的海域中，一个个岛屿便是一个个孤绝无依的独立体。人们凭借当时的知识水平，地中海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希腊的地理化境中无阻挡性，造成了东西方文化的接壤。因此，这种岛屿文化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自然的开放性。开放性的环境促使他们能够从外界文化中吸取营养，而不是刻板的遵守一种文化传统。
二、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与竞争开放的商贸经济
秦汉以后，农业经济就打上了封建统治者的烙印，重农抑商的政策使得中国社会滋生出具有明显农业特征的观念和文化。首先是传统农业带有极强的保守性，生产单位分散、规模狭小、生产技术墨守成规，小农经济构成了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国家的经济基础。第二，传统农业的自然经济，限制了人口流动，中央集权制和户籍制度的束缚，致使大多数农民安土重迁。这样，新的阶级很难在中国产生。第三，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主要依靠投入大量劳动力来取得较高的收成，这使得许多未成年人过早地投入农业劳动而失去受教育机会，同时也刺激强化了农民早婚早育多育的观念，造成中国古代人口的阶段性高速增长。
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模式不同，西方社会经济系统自从古希腊罗马时代起就是一种商贸经济结构，尤其是古希腊的城邦经济为西方经济结构的主要模式奠定了基础。
由于希腊本土山峦林立，可耕地少，人稠地贫，对发展农业不利，与中国两河流域完全不同，资源相对缺乏，气候恶劣，人们在自然条件下缺乏生活必需品，遇到天灾很难生存，许多人只能离家另谋出路；同时氏族制度解体形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贵族地主巧取豪夺迫使许多小土地所有者与自耕农纷纷破产，出走他乡；一些富于冒险的城市商人为了发财主动向希腊周围地区寻找新的天地。许多人涌向希腊周围地区，寻求新的利润，足迹遍及地中海、黑海、爱琴海周围一代。在这一过程中，商品货币关系迅速形成，各行业商业化倾向越来越显著。海外市场反过来刺激了希腊内部手工业也商业的活跃。对外贸易的同时，建造海港、船只、确立度量衡制度，铸造金币，这一切为贸易繁荣奠定了基础，希腊成为地中海最重要的对外贸易中心。
三、儒、道思想文化的保守与希腊精神的积极进取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儒家的“贵和尚中”一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从总体上来看，先秦两汉的儒家的中和理论，是以“中庸”为理论基础，以“礼”为标准，以对统一体的保持、对竞争观念和行为的抑制为特征的。在中国文化中影响久远的中庸之道，虽然也包涵有不偏不倚、允当适度的持中之意，但它力图使对立双方达成的统一、平衡经久不渝，永远不超过“中”的尺度，这就成为一种阻碍事物发展变化的保守理论。中和理论还强调要以“礼”作为标准，所谓“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1]，便强调“礼”对“和”的制约和指导作用。这种以礼为标准的和谐，抽掉了事物相异、相悖以至相争的基础。因此，这是一种贵和需息争，息争以护和的和谐论，是论不过“中”、变不出“礼”的封闭保守式的和谐。发展到后来，便成为典型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的守成式的和谐论。
《周易》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个由八个单卦和由其两相重叠而成的六十四卦组合而成的整体。《周易》六十四卦，以“乾卦”首始，以“未济”终了，形成一个封闭的圆。“宇宙万物都被包含在这个封闭的圆圈里面，隐然给人一种绝对真理的感觉。”[2]《周易》以未济为第六十四卦，是耐人寻味的。未济表明过程处于变化之中，尚未完成。《周易》的这种安排表明了试图用有限反映宇宙无限变化的心态，而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过程和结果也莫不在这个封闭的圆圈里面。所以这就限制了人们探究自然机理的视野，这种封闭体现中的循环变动性观念，遂成为中华民族思维的一个重要传统。
希腊人在探究自然的开始阶段显示出与中国截然不同的特征。由于古希腊是岛屿文化，它对自然现象与自身思维之间的矛盾特别敏感。因此，我们看到古希腊人总是孜孜不倦的追求自然事物的物理属性，而且最终成为希腊文化的特征由于民主、自由、独立的社会氛围，人人养成了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人们希望在独立思考中体现自身价值。这样，追求对自然的理解就在社会中得到不断的放大。
在希腊人那里，求知与寻找智慧的理论成为文化的兴奋点。在古希腊时期，整个自然观就是对外部世界实在的认识，对外部实在的真理理解是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这样，他们对认知与自然实证之间的矛盾具有强烈的敏感依赖性。这种敏感依赖性在社会城邦中得到迅速的扩大，所以，在西方对的科技文化那里，我们看到对自然普遍原理的思索是这种文化的真正肇始。
通过以上几点对于中西方何以会形成两种不同自然观原因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正是由于中西方截然不同的地理环境、根深蒂固的经济传统和文化底蕴的差别，造就了中西方对于外部世界的观点、做法、风格上的封闭与开放。（作者单位：河北金融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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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然审美观；风景园林；城市设计特色；低碳
1. 传统的自然审美观
正如林语堂《吾国吾民》中认为传统中国民族性格之感性的一面体现在：因为深切爱好人生，所以宁愿辞官弃禄，不愿心为形役。人生的最大享受就是放浪形骸于大自然，甚至寄情于自然。即便真山真水难求，也要退而求其次地追求“独步园林，诗酒自适”的生活环境，寄情于模山范水的壶中天地或芥子之境的自家宅园。
为什么传统中国人这么钟情自然风景之美？因为中国传统的儒道哲学有别于西方的思想。儒道哲学是现世哲学，目的是引领人的价值观融入到现实的人生中去，孔子的伟大在于没有把中国人的情感导向“异化了的神学大厦和偶像符号，而将其抒发和满足在日常心理―伦理的社会人生中”。所以传统中国人眼中的美丽风景（风景）其地位与西方人幻想中的天国、天堂或彼岸极乐世界是等同的。
虽然“儒”与 “道”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互补（儒代表理性精神，道代表感性体验）的，但在“尊敬自然”这一点上契合。儒家如《荀子礼论》言：“礼有三本：天地者，生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是把天地自然列为应该顶礼膜拜的第一对象。汉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言：“事物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二为一。”意即天地自然与人应是合二为一的。宋程颢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把儒家的仁爱之心推广到大自然。总之，儒家是提倡尊敬爱护自然的。而道家则在尊敬自然的基础上更把自然风景提升到自然审美对象的高度，庄子认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山林兮，阜壤兮，使吾欣欣然而乐欤”。《庄子天道》言“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意即与自然和谐相处所体验的快乐甚至超越人际和谐的快乐，因这种快乐实际是更高层次的自然审美体验―天乐；“天”即泛指天地自然，自然要素具体地包括天相要素如云、雨、雾、雪、风、月等和地相要素如各种地形、水体、植物等。而这些自然要素日后成了中国风景画、风景诗以及园林的创作表现主体。对比当今国际园林学科Landscape一词，从前缀land-显而易见它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地相问题，而中国传统园林的自然审美特色在于除了要解决好模山范水的地相美问题，还要“借景”天地外如“雪香云蔚”、“月到风来”等景名反映了引借风、云、雪、月诸天相要素。
道，主宰着人格中感性的一面，体现为身在魏阙而心系江湖，享受风景之美达到自适的浪漫情趣，如兰亭士子孙绰《游天台山赋》卷十一 “游览既周，体静心闲”的境界。“……这种爱悠闲的性情是由于酷爱人生而产生的，并受了历代浪漫文学潜流的激荡，最后又由一种人生哲学――大体上可称它为道家哲学――承认为合理近情的态度”。 这种闲适性情不仅仅是士夫文人有的，平民百姓也有。只是“闲”有品味的雅俗之分。士夫文人可以在修竹奇石间品茗吟诗，浅斟慢饮；而平民百姓可以在桑林阡陌间东侃西聊，嗑嗑瓜子。一种性情一旦上升为民族性格，就必定有着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而遗存到现代人的心理结构。问题是，现代人对逍遥自然的消闲追求怎样在快节奏的后工业社会及混凝土的灰色城市里实现呢？ “城市公共园林兴起的时候，这些自然风致园的造园艺术能够适应。而中国的城市小园则是典型的封建时代的产物。……它们无一不精，……但突出一个私字，只供主人的自然审美享受。……传统的中国城市私家小园的一些惯用处置，反倒成了局部的点缀”。这种评论意味着传统园林精雅小巧的精英化方式并不适应现代甚至未来城市设计的大众化趋势。大众化意味着风景园林建设将成为城市设计中基础设施建设的必须内容。
2. 当代城市设计学的兴起及意义
2.1 城市设计的社会学背景
首先，尽管世界人口数量不断增长，但人口结构上儿童的比率在降低，老人的比率在增加，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世界普遍现象。尤其中国城市，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速度很快，比如2030年的首都，平均每3个居民中就有一个60岁以上。一些健康的老人在退休之后再颐养10年、20年乃至30年都是很寻常的事。他们有充分的自由时间，是城市里的“闲”人。
其次，家庭模式发生了变化。城市家庭的平均规模变小，在中国每户降到了3-4人；在西方国家每户小于3人，例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上个世纪80年代“每户已降到了2.2人”。此消彼长，家庭规模变小而在家庭之外方便地参加社会活动的要求和对良好户外活动空间的需求就相应的提高。
最后，工作的情况也在发生变化。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影响工作的效率。所以“技术的发展通常意味着减少工作负担和工作时间”。这样，许多人就有了更多的闲暇。
总之，城市社会有闲的人将越来越多。那么怎样消闲？
大兴私家园林肯定行不通，因为城市用地将越来越紧张；长期异地旅游也行不通，因为一年中大部分有闲时间还是消磨在自己居住的城市里。所以相应的，对所居城市消闲环境质与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城市设计，由20世纪中叶芬兰建筑师伊利尔沙里宁倡导，是以城市建筑外部公共空间环境为对象，以提高城市整体环境质量为目标，介于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之间的思维方式及设计原则。城市设计，某种程度上说，是对整体城市规划的强制理性，和对个体建筑设计的扭捏作态的双重调和反应。所以城市设计较之城市规划更注重感性体验原则，较之建筑设计更注重整体效应原则。
2.2 城市特色及意义
美国建筑理论家哈里斯坚信建筑有诠释的任务，即诠释我们这个时代什么是可取的生活方式。比如哥特建筑，诠释了中世纪那个时代，人们以共同的基督教信仰为中心，修道院和城堡的厚重围墙把大自然排斥在外以防野兽侵扰人的栖居环境，这是可取的生活方式；柯布西耶的新建筑，诠释了现代工业化那个时代，屋顶花园、底层架空、大面积的带形窗最大化地将大自然引入居住建筑，共享阳光、绿色、健康是可取的生活方式。所以从建筑设计角度理解，城市特色是城市的文化特性表现。不同时代不同样式的建筑体现了一个城市的文脉特色，即地域特色，如巴黎圣母院、卢浮宫、凯旋门、埃菲尔铁塔、德方斯巨门等不同时代的建筑地标完整地体现了巴黎这座城市的文化特色。
那么从城市设计角度理解，城市特色是城市的形象特性表现。如西湖，湖心两堤三岛，北面孤山，南面南屏山，东临钱塘江的地理格局，是杭州这座城市的城市特色。什么是特色？使人容易印象深的叫特色。一个城市应当有一个城市的特色，照片拍出一看就知道是哪一个城市，这就成功了。城市特色，是由城市的历史建筑（文化特色）和城市的风景园林资源（形象特色）共同体现。比如一提黄鹤楼，就知是武汉这个城市的标志；但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大都失望而归，感叹只看看照片中的古楼就够了，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地方可“游”。这不由让人思考城市特色的意义。
城市的建筑特色，是需要看的；城市的风景园林特色，不仅仅是需要看的，因为看过了不等于体验了，更需要的是游历、感受、品味。拿杭州的西湖和肇庆的星湖比较，西湖只有一个孤山，星湖有七个孤山；杭州两面环山，肇庆四面环山。做肇庆的城市设计，如果把星湖变得与西湖一样，那何必来肇庆？还不如去杭州。城市设计要靠山靠水，爱惜自己真山真水的好资源，合理的开发与保护，做出了风景特色，才会吸引游客。要让游客觉得有趣，有趣到什么程度呢？光看风景照片或网页不够，非亲历一番，后游不思归，令游客唤起游兴，不匆匆而来匆匆而去，这就成功了。
《菩萨蛮黄鹤楼》“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说明武汉的风景特色有龟山、蛇山夹道长江的自然地貌，纪念品有武昌鱼。还有鱼米之乡特色―丰富的湖泊资源，植物资源有武大的樱花。但是，电影《人在途》的放映让人们知道长江的颜色与黄河没什么两样了；体量不宜的现代建筑早已压坏龟山的真形；东湖蓝藻频仍，南湖鱼尸密布是每年夏季必然的新闻看点；游客暂停江城，樱花不够看，大学无奈收取门票。风景资源的破坏、污染与短缺，令人痛心疾首。关于城市的性质，以旅游为主、以工业为主亦或以农业为主，这个大前提，武汉早在50年代就明确以工业为主。工业化虽有益当时的社会发展，但往往以破坏自然，污染环境，牺牲子孙后代自然资源财富为代价。工业城市在完成了工业化使命之后城市的后续发展该何去何从？
3. 结语：继承“东方自然哲学”为长久之策结合学习“西方生态技术”为当务之急
3.1长久之策
以日本为例看工业城市的转型。从二战到上个世纪70年代，是日本的重建时期，日本快速地转型为工业社会。那种社会变革造成了对传统价值观（包括自然审美观）的彻底否定。对大多数那个时代的日本年轻人来说，对园林和自然的热爱只是老年人的古怪爱好，裸的拜金主义占据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唯独禅宗的精神不复存在。那时，日本的工业城市也许是地球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但是，今天，日本也许是地球上风景最美丽的国家（即使遭受最严重的地震），成为合理利用土地和水资源的世界榜样，西蒙兹先生认为这种变化是因为日本重新找回并发扬了传统的禅宗精神。拿日本的重建历史引以为鉴，中国的年轻人目前最需要的可能是回归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并发扬光大。
《吕氏春秋》言：“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故万物皆被其泽，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意即“大自然伟大，她生育万物却不把万物看成自己的儿子，她长养万物却不据为己有。所以万物都受她的恩泽，得到利益，却不知道这些好处从哪儿来。这是上帝最大的恩德。”这和西方《圣经》的自然观正好相反，圣经中的上帝创造大自然、万物和人，人是上帝的儿子，以上帝的形象“”上帝控制自然界，为己所用。东方拥有世界上最早的“尊敬自然”的哲学思想，麦克哈格在《设计结合自然》中对此东西方文化差异已有深刻的认识。
年轻人回归传统自然审美观的唯一途径是受教育。不仅通过大学课程传播这些原典传统哲学，还要在中小学教育中普及这些尊敬自然的思想，甚至从幼儿园阶段就要开始培养爱护自然环境的好习惯。教育是百年之计，因此为长久之策，教育工作者任重道远。
3.2 当务之急
去糟取精地继承传统文化仅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要搭上国际低碳环保运动的即时列车，搭不上则意味着落后，落后了再赶上更不容易。因为一旦城市的自然环境被破坏，再想恢复、保护或重建这些环境是必须花费巨额货币的。那么生态破坏带来的一切经济损失统称“生态代价”⑦，以美国沃辛顿河谷区城市设计为例，经生态科学数学模型预测破坏该地自然环境无控制开发比有规则的发展将多损失至少700万美元。
所以，对于生态环境已遭破坏的工业城市，“亡羊补牢”总比“继续破坏”好。因为城市是人类聚居的现代文明产物，不得不考虑可持续发展。据联合国研究表明2008年世界人口的一半都在城市。2009年国际环境与发展学会的城市经济学家麦格拉纳汉认为“生活在人口密度高的城市比生活在广袤的乡村，对自然的伤害要小得多”，因为城市所占土地面积只占地球总陆地面积的3%，而人集中于城市，更有利于整合资源、提高能源利用率、减少人均碳足迹。世界多数发达国家大城市人的平均碳排放水平低于整个国家的均值，而中国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等调查数据却是相反的。所以学习国外大城市的生态转型的经验是当务之急，如新加坡的城市在见缝插“绿”和在收纳雨水并再生利用方面的技术经验；德国大多城市为推广屋顶花园而通过立法强制实施雨水管理税方面的政治经验等等。
总之，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工业老城向生态新城转型，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唯一方向。未来城市设计或改造的特色，除了体现于已保留的自然风景资源，更重要的是体现于一个城市最大限度园林化和低碳化的内容、方法、技术及其相应的法律政策。
注释：
李泽厚，《美的历程》，第82页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第145页
陈志华，《外国造园艺术》，第229页
向德平，《城市社会学》，第78页
[丹麦]杨盖尔，《交往与空间》，第53页
[美]卡斯滕哈里斯，《建筑的伦理功能》，第237页
⑦ 周志翔，《景观生态学基础》，第263页
主要参考文献：
[1] 陈从周著，春苔集[C]，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
[2]( 美)I.L麦克哈格著，芮经纬译，设计结合自然[M]，北京：中国建工出版社，1992
[3] 余柏椿著，城市设计感性原则与方法[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
习惯成自然范文6
关键词：中西方；自然观；身体观；传统身体训练
中图分类号：G80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7)04-0552-03
On the Differenc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hysical Training from the Angle of
the Formation of Scientific Natural Value
LV Shaojun, ZHU Yuming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With the methods of documentary review, analogism, induction, deduction and logical analysis,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hysical training is taken as research objects． With the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nature value and physical value, the differences of physical training theories respectively based on eastern Yuanqi theory and western nuclear theory are researched, in order to objectively evaluate Chinese traditional theoretical system of physical training and establish two kinds of theoretical mode of physical training, which are Chinese traditional mode of physical training―the Union of Nature and People and western mode of physical training―the Opposition between Nature and People． Therefore,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hysical training comes into being while western physical training goes to the road of reductionism． There is an integrative theoretical system and practicing way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physical training, so we must use integrative, balancing, associational and dynamic ideas to observe the process of physical training,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new mode of physical training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Chinese and western; nature value; physical value; traditional physical training
本文所提出的中国传统身体训练理论，可以说是完全有别于西方现代身体训练理论的一套独立的训练体系。它是指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医学理论为指导，以提高人体基本能力为目的，建立起的一种整体、平衡、联系和动态的身体训练理论模式。它是我国劳动人民在与自然的长期斗争中不断积累的身体实践的经验结晶，是我们中华民族灿烂的人体文化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千百年来，其独特的身体训练理论和方法，不仅对于提高人体的基本运动能力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也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传统的身体训练理论作为中国传统人体文化的一部分，也必然带有深深的历史烙印。因此，我们也必须对其糟粕的东西进行剔除，必须对它的理论体系进行彻底的改革，才能赋予传统身体训练以时代的特征，才能不断丰富现代运动训练的内容，才能适应现代体育运动竞赛发展的需要。
1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文从中西方自然观和身体观的比较入手，以中国传统身体训练的理论体系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资料研究法、类比推论、归纳与演绎，以及逻辑分析法等科研方法，从而客观评价中国传统身体训练理论与方法的合理性，并为系统整理中国传统身体训练理论奠定基础。我们认为这一课题的研究不仅对于弘扬民族优秀的身体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丰富现代身体训练理论也有着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2分析
2.1中西方自然观的比较
所谓自然观是关于自然界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总看法、总观点。由于地域和文化的不同中西方对待自然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从而产生了不同的自然观。
通观东西方的理论思想史，我们很自然地定位在古希腊文明和中国文明这两种思想体系上。第一种理论系统是建立在古希腊文明基础上的逻辑公理体系，它是古希腊人创造的哲学理论系统，同时也奠定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第二种理论系统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阴阳五行观理论为基础的，它是中国人创造的特有的人学理论体系。而这两种思想体系都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这两种思想体系的指导下，中西方认识自然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也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即是从对自然的起源、成因的探索开始的。因此，他们最初提出的问题大都是涉及自然实体、本体方面的问题。其认识对象的历程是从自然到社会，最后走向人自身。这种思维方式奠定了西方“实验+逻辑+推理”的科学技术发展模式；而中国古代最早的思想家却是直接从对人的观察开始的，因此，它的认识对象的总的历程却是从人到社会，最后走向自然，它所建立的是一种“经验+知觉+实践检验”的思维方式。因此，在这一理论思想的指导下，西方建立的是以“原子论”为基础的自然观，而在东方则建立的是以“元气论”为基础的自然观。正像何裕民先生所说：“这些差异，使得西方文化表现出偏重于结构还原、个别分析和宏观机械运动形式的研究等传统倾向；而东方文化表现为偏重于功能研究、整体综合和自然感应现象的思辨性探讨等特长。”［2］
关于中西方自然观的这种差异，张岱年先生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西洋哲学中之原子论，谓一切气皆有微小固体而成；中国哲学中元气论，则谓一些固体皆是气之凝结。亦可谓适成一种对照。”［3］何祚庥院士也在其“唯物主义的元气学说”一文中从物质的性质入手探讨了原子论和元气论的不同，他认为：“原子论所反映的主要是物质的不连续的性质，而元气论所反映的是物质的连续的性质，进而探讨了连续和不连续形态间的相互转化。”［4］正是由于中西方原始自然观的差异，才确立了科学发展的两种思维方式，即建立在“原子论”基础上的“还原论”思维方式和建立在“元气论”基础上的“整体论”思维方式，“西方的科学思想是还原论，方法是公理化方法；东方的科学思想是整体论，方法是实用化方法。无论是思想，还是方法，两者互有优劣，具有极强的互补性。”［5］这一点从中西方医学理论体系就可见一斑，而这些理论又恰恰奠定了中西方身体训练的理论基础。
西医学以元素论和原子论为基础，认为整体性是组合的、可分的。一方面，把人理解为由元素或原子组合而成的，没有把人看作是自然宇宙分化的产物，也不认为人与环境存在母子关系；另一方面，按组合观点理解人的整体，认为人体是可分解的。因此，解剖、分解、还原成为其必然的研究途径，从而为近代西医学分解还原研究奠定了基础。
中医学以元气论为基本，强调整体的分化性及由此决定的不可分解性。一方面，人与客观环境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人是自然之气演化的产物，从而提出了天人相应、五运六气、外邪六等理论。另一方面，人体自身是整体的、不可分解的，人体内部的结构与功能是由混沌未分的整体分化而成的，人的整体性具有原发的、先天的性质，中医学从这种整体性来理解人的生理、病理，并由此提出了藏象、经络等理论。
因此，严格地讲这两种思维方式既奠定了中西方的科学观，也确立了中西方身体训练的价值取向，因为体育运动作为一种行为方式，可以说几乎和人类本身一样古老。所以，它的发展也必然打上了人类古老自然观的烙印，从而使得中西方的身体训练理论在原始起点上就走向了两条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2.2中西方身体观的比较
然而，建立在中西方自然观指导下的“身体观”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也决定了中西方对待身体训练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法也有很大的不同。
建立在原子论基础上的身体观是沿着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展开的，它认为：整体由部分构成，应当而且可以把整体分解为部分来认识生命的整体性，也可以从它的组成部分的性能来完全解释清楚。因此，也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西方建立起了以解剖学为基础的“身体观”，并由此奠定了西方的医学基础。西方医学认为，人体是由许多器官和系统共同组成的完整的统一体，任何一个器官都不能脱离整体而生存。人体各个系统能够密切配合、协调活动，是由于神经和体液的调节作用，特别是神经的调节作用来完成的。这就是西方“还原论”思想指导下的“身体观”。
而中国文化视野下对待身体的认识认为，人是统一的有机整体，它是一个复杂的、有意识的、开放的巨系统。从而形成了与西方医学的细胞组织概念相对应的“精、气、神”的概念，它构成了中国传统身体观的基本物质基础。这种“身体观”是以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理论作为重要的理论依据，从而将人体划分为脏腑、经络、气血津液三大部分。它们在人体中各具不同生理功能，相互之间密切联系。其中脏腑是人体生命活动的中心，而气血津液是由脏腑活动生成的，是人体进行生理活动的物质基础，通过经络输布到全身，供给肌体维持生命的需要，疾病来自失衡或滞塞，这就是中国传统医学对“身体”的基本认识。
很显然，中西方各自所形成的身体观，即 “精气神学说”和“细胞学说”，在中西方的医学发展史上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奠定了现代生命科学的基石。两者之间并没有优劣之分，各自能够相承延续至今，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早期中西方传统文化影响下的自然观和方法论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正是由于中西方身体观的不同才奠定了中西方身体训练理论的差异。如：西方身体训练理论所建立的是把人体结构、物质基础、功能形态作为对象。运用实验研究、还原分析、定量求证的方法，建立起的形式逻辑、公理体系、极向定位的身体训练体系。而东方的身体训练理论则是以自然过程、运动方式、相互作用为对象；运用取象比类、推广演绎、自然综合的方法，领悟通达的时空运变、阴阳关系、稳态调控的合一中和之道。［6］因此，在我们看来，基于不同文化背景，源于不同方法的中西方身体观，更应该揉和两者的优势基因，更好地为现代体育运动服务。
2.3中西方身体训练理论的价值取向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了中西方“元气论”和“原子论”自然观的形成与发展，也体现在“一元论”和“二元论”的思想上，西方的自然哲学理性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二元论”思想，将主客体一分为二。而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是“一元论”思想，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针对“身体”这样一个训练主体，中西方建立了两种身体训练的理论模式，即：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身体训练理论模式和西方的“天人对立”的身体训练理论模式。从而在方法论上使得中国传统身体训练有了整体观的价值取向，而西方身体训练则走向了还原论的发展轨道上。
从现代西方的身体训练理论的发展历程来看，它明显地打上了原子论自然观的烙印，使得训练的理论在对待人体的认识也是采用了“还原论”的思维方式来看待的。因此，更加注重结构还原分析的研究倾向，认为人体是由各种系统、组织、器官，以及细胞等不同的层次结构所组成的，这些理论奠定了现代运动解剖和运动生理学的基础。可以说运动解剖学和运动生理学的产生在现代身体训练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为现代身体训练提供了客观的依据和标准，使得身体训练更加准确，更加合理，更加有效。同时也体现在训练手段上，它强调的是从局部出发针对结构，采取单方面拮抗性的训练手段，以提高人体的相应部位运动能力。如：运动中肌肉的收缩形式有四种，即：向心收缩、等长收缩、离心收缩以及等动收缩。因此，根据这四种肌肉收缩形式，在现代身体的肌肉力量训练中，就产生了等张训练、等长训练、离心训练和等动训练四种相应的训练方式。这种训练方式针对性很强，训练的效果也是十分明显的。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方法论的局限性和机械性，这是“原子论”自然观演绎下身体训练的弊端。而建立在中国“元气论”自然观指导下的身体训练，则是把身体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看待的。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也认为：“中医把身体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各部分相互联系的系统的概念，显然比古典的笛卡尔模式更加接近现代系统方法。”［7］因此，中国的身体训练理论，是把人体结构看成是一种活的、动态的“气化结构”。像中医中的“藏象、经络、三焦、命门”等概念也都是功能性的“气化结构”，它所强调的是通过“气”的运动变化所产生的各种生理性的变化，来体现生命活动的功能性特点。因此，在这种“元气论”自然观的引导下，遵循了整体论的思维方式来探讨身体训练这样一个整体现象，它的根本观点强调人体不仅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而且也将人与自然看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方式。在训练中它更多的是从整体着眼针对功能，采取多方面综合的训练手段，提高人体的基本能力的。如：中国传统身体训练理论的经典之作少林《易筋经》的“膜论”中就明确指出：
夫人之一身，内而五脏六腑，外而四肢百骸；内而精气兴神，外而筋骨兴肉，共成一身也。如脏腑之外，筋骨主之；筋骨之外，肌肉主之；肌肉之内，血脉主之。周身上下，动摇活泼者，此又主之于气也。是故修炼之功，全在培养血气者，为大要也。即如天之生物，亦各随阴阳之所至，而百物生焉，况于人生乎？又况于修炼乎？且夫精气神为无形之物也，筋骨肉乃有形之身也。此法必先炼有形者，无形之佐；培无形者，为有形之辅，是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若专培无形而弃有形则不可，专炼有形而弃无形更不可。所以有形之身，必得无形之气相倚而不相违，乃成不坏之体。设相违而不相倚，则有形者亦化而无形矣。是故炼筋必须炼膜，炼膜必须炼气。
从这段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传统身体训练对待身体这样一个训练的主体所采取的指导思想和方法手段，充分体现了整体的、平衡的、动态的、联系的训练思想。
综上所述，由于中西方自然观的差异，决定了中西方身体训练从指导思想到方法手段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古希腊人的身体锻炼注重体力、体能、体质，强调力量和速度，系出于军事肉搏与体育竞技目的，表现为角力、射箭、掷标枪铁饼、拳击等运动。古中国更重内在的修炼，这还不必涉及到精神涵养、品性澡雪，单就身体性方面来说，强调的是体气的流通顺畅，体内各部分的和谐通泰，及身体与自然的气息沟通，关注的是柔韧性、持久力、耐力、灵活性、灵敏度。希腊文化侧重于身体的‘力’与‘美’，中国文化更强调‘气’与‘和’。”［8］但是，我们认为两者绝不是“不可调和”，而是存在着极大的共融性。只要我们能够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来看待两者的自然观，以及他们所指导下的身体训练理论，必将会扬长避短，不断地完善各自的身体训练体系，不断地丰富现代运动训练理论和方法，为体育科学的发展指明一条中西方结合的光明之路。这也正印证了普里高津的著名预言：“西方科学和中国文化对整体性、协和性理解得很好的结合，将导致新的自然哲学和自然观。”［9］
3结论
1) 中西方传统的自然观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西方传统自然观是建立在“原子论”为基础上的，形成了以“还原论”为主导的思维方式；而中国传统的自然观则是建立在“元气论”为基础上的，形成了以“整体论”为主导的思维方式。
2) 在中西方自然观的基础上，中西方形成了各自的身体观，即 “精气神学说”和“细胞学说”，在中西方的医学发展史上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奠定了现代生命科学的基石。两者之间并没有优劣之分，各自能够相承延续至今，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早期中西方传统文化影响下自然观和方法论发展的必然结果。
3) 中西方针对“身体”这样一个训练主体，建立了两种身体训练的理论模式，即：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身体训练理论模式和西方的“天人对立”的身体训练理论模式。从而在方法论上也使得中国传统身体训练有了整体观的价值取向，而西方身体训练则走向了还原论的发展轨道上。
4) 中国传统身体训练有其自身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法，进一步加强这一领域里的科学研究和规范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必须要采用整体的观点、平衡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和动态的观点来认识身体训练的全过程，从而建立起一套独具中国特色的身体训练新模式。
参考文献：
［1］ 疏野.向东方［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3:1.
［2］ 何裕民.中西医学的自然观差异及其汇通趋势［J］.医学与哲学,1987(6):18.
［3］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局，1958:64.
［4］ 何祚庥.唯物主义的元气学说［J］.中国科学,1995(5).
［5］ 朱时清,姜岩著.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M］.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2:67.
［6］ 根据傅景华“中华医道的原理及其应用”一文部分观点，结合中西方身体训练的实践经验归纳和总结.
［7］ 弗里乔夫•卡普拉.转折点［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306.
［8］ 周与沉,著.身体：思想与修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435.
［9］ 普里高津.从存在到演化［J］.自然杂志,1980(1):14.第30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