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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处范文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评委、同事们：
大家好，我是法规处的XX，我演讲的题目是《和谐税收，从娃娃抓起》。
和谐是什么？和谐，在我们的历史长河中源远流长，“和为贵”、“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天时地利人和”，这是老祖宗的话语，放在今天却依然适用。从宏观上来讲，和谐税收是税收与经济社会的和谐；从微观上来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征与纳的和谐。
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及一星期前，在XX县执法检查的时候，听到一位前辈跟我们说的一件十年前的往事，至今让我震撼不已。那一年，他们到一个粮贩子家收税，刚到他们家里，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姑娘，正在写作业，那孩子突然就把铅笔盒朝他们扔过来，大喊着“你们这些坏蛋、强盗，快走，就是你们把我们家收穷了！”。我们的同事都愣住了，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愤恨，是一种十分纯净的、没有掺杂任何世俗或伪装的愤恨。平时，不管碰到多么难缠的钉子户，他们都可以轻松应对，但是，在那一刻，面对那个小姑娘，面对那双充满愤恨的眼睛，他们不知道应该跟她说些什么，说“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说“依法纳税是公民应尽的义务”？这一切都那么的苍白无力。
“那么后来那粮贩子的税收上来了吗？”我问这位前辈，他静静地说了两个字：“没有”，但话语间却流落出痛彻心底的遗憾，我没有追问那几十元的税为什么没有收到，因为我知道，他在遗憾什么……
大规模的税法宣传月活动已经开展了十几个年头，通过这些年的宣传，我们看到：全社会的对税收的知晓度提高了；全民对依法纳税的认识提高了；各级党政对税收工作的重视程度提高了；各行各业对税收工作的支持度提高了......
是的，如今咱们税收工作的重要性家喻户晓，税收工作的地位提升了，税收工作的作用大了！
但我想我们还应当从平时，从日常，从一举一动做起，做到“润物细无声”。
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否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在西方，连小学生都知道，纳税和死亡是人生不可避免的两件事情。他们的纳税意识根深蒂固。日本的申报纳税制度已经经历了60年，他们长期开展全民普法教育，使公民从小就树立依法纳税的意识。日本税务机构用得最多的宣传口号就是“偷逃税是国民共同的敌人”、“用你的税金建立美好的家园”。在美国，有一项贯彻多年的纳税人教育计划，主要包括三项内容。其中一项就是让学生了解税收，对中小学生开设《美国历史上的税收》、《理解税收》、《税收与你》三门课程。
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和谐税收，从娃娃抓起”，让税收走进课本，走入课堂，并以孩子们为中心，向社会和家庭辐射，在全社会形成“依法诚信纳税”的良好氛围。当然，这仅仅是税法宣传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形式，要想使全民族都有较强的税收法律意识，还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共同来完成。
这几天，我常常一闭眼就会想起前辈口中的那个小姑娘。十年过去了，如今她在哪，上完大学了吗？或是在打工？当年她心中那纯洁的愤怒可曾消散？
我希望有一天可以见到她，然后跟她好好说说我心中的税收，讲一讲我们税收人的故事。
但愿有一天，税收宣传能成为校园一道独特的风景。
但愿有一天，纳税意识能永远根植孩子们的心田。
但愿有一天，我们的公民会骄傲地大声说“我是纳税人”。
法规处范文2
套牌车处罚规定
驾驶套牌车的后果
一是害自己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一旦发现套牌现象，对于套牌车主除了给予经济处罚外，严重者还要予以刑事处罚，最终是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二是害他人
套牌车主因为套用别人的牌照，所以在路上行驶就胆大妄为，闯红灯、轧黄线，几乎没他不敢做的;
三是害社会
由于套牌车主在路上行驶极少以交通法规来约束自己，随之带来的交通事故、法律纠纷势必给社会带来更大的不稳定因素!
套牌车产生的原因
1.境外走私车辆，可能为了逃避关税，或者是拼装车，或者是质量严重不合格的车辆等，这些车都是无法通过合法手段获得牌照的，而且这几类车质量或多或少会有一些瑕疵，使用过程中会严重威胁到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
2.盗抢车、报废车，这类车在交换部门都是有备案的，根本无法获得合法牌照，报废车不是车辆老化就是无法修复的车，这类车上路严重危害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
3.违章行驶、非法改装无法通过年检的车辆。很多人车辆本身有合法的牌照，但是为了逃避违章处罚，套用他人牌照，非法改装的车辆由于无法通过年检，牌照会被吊销。前一类车辆质量本身没有问题，但是这种行为值得唾弃。
新交规对套牌车的处罚规定
根据公安部新规定：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的;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行驶证的;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驾驶证的;使用其他车辆的机动车号牌的;使用其他车辆的机动车行驶证的;使用伪造、变造的校车标牌的等都将记12分。
法规处范文3
一、《XX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第三章中“对违法建筑物、构筑物逾期不拆除的，经市、区人民政府批准，由执法局组织”的规定无法可依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对当事人实施行政处罚必须遵循的法定程序，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权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该法律第三条第二款还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施行”。以上法律明确规定行政机关没有强制执行权。《XX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作为政府令只是规章，其制定的前提是不得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因此其规定的行政执法局当事人的违法建筑无法可依。建议修改为：“……逾期不拆除的，经市、区人民政府批准，由行政执法局依照法定程序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二、《XX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第十五条关于违法行为人承担拆除违法建筑的费用的规定无法可依
XXX区城建监察队伍自1984年成立以来，依法拆除了上百万平方米违章建筑，但从未向违建人收缴过拆除费用。即使在给当事人的自拆通知书上注明其应承担的费用，实际工作中仍无法操作。一是《XX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第二章第十三条规定：“省……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的规章可以在法律、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而要求违法行为人承担拆除违法建筑的费用的规定不在有关法律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因此《XX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没有法律依据；二是《城市规划法》第四十条明确规定：影响城市规划，尚可采取改正措施的，由县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款。因此收缴拆除费用显然是缺乏法律依据的。《XX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在行政执法实践中是很难操作到位的。即使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法院依照什么法律、法规追缴拆除费用呢？
三、《XX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第二条所确定的适用范围不够明确，容易造成执法管理上的“盲区”
《XX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适用于XX城区范围。”XXX区地处城郊结合部，至今仍有很多集体土地，那里的人们仍不同程度的保留着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对农村集体土地上的建设行为，适用的法律依据仍为江苏省《村庄和集镇规划管理条例》。随着乡、镇改为街道办事处以后，原乡、镇依照上述条例享有的行政执法权因改为街道后而丧失。区城建监察大队合并到行政执法局以后，按照规定只能在“城区范围”执法，这就使农村地区成为行政执法管理的“盲区”。近年来，农村违法建设屡禁不止，特别是有不少村民小组和村委会，擅自将集体所有土地出租给外来人员、私营业主建居住房、出租房、营业用房、办公用房和厂房。一些建房人受河西地区征地拆迁获得补偿的影响，纷纷抢建房屋建筑，以求在今后的拆迁中获得高额补偿，并非实际利用所建房屋发展生产。因此，这些房屋大多是未经规划和用地许可、没有正规建筑设计、由无施工资质的土建队伍偷工减料所建的简易房，建设过程中履出工伤事故，工程质量根本没有保障。如果让这些地方成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执法工作的盲区，后果将不堪设想。
建议将《XX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第二条改为“本办法适用于XX市鼓楼区、玄武区、白下区、建邺区、秦淮区、下关区、栖霞区和XXX区范围。”
四、《XX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第十五条关于个人建设的所有建筑物、构筑物的规定不够明确，出现多头执法现象
所谓“个人建设的所有建筑物、构筑物”，其本意应该是指个人私自建设的200平方米以下（含200平方米）的砖混结构、简易的各类建筑物和构筑物，但按照字面含义理解，只要是个人建设的任何建筑物、构筑物，包括由个人出资建设的几千平方米，甚至上万平方米的厂房、办公楼、住宅房、桥梁等各类建筑物、构筑物，无论多大面积和什么结构，都属于行政执法局的执法管理范围。
根据《XX市城市规划条例》的有关规定，区建设局只能审批发放居民和农民200平方米以下、二层以下的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但查处和拆除违法建筑的面积、结构和层次等，《XX市城市规划条例》实施细则等法规和规章也没有明确规定。长期以来，市规划局所属市规划监察大队，与全市各区的城建监察大队，在查处200平方米以上的违法建筑时，经常发生两个部门先后处罚同一个违法建设单位或个人的现象，致使当事人要到市、区两个单位接受调查或处理。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因此，为了避免执法过程中多头执法现象的发生，应当在制定有关法规时，明确执法部门的执法权限。建议将《XX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所称“个人建设的所有建筑物、构筑物”修改为“个人建设的二层以下（含二层）各类建筑物、构筑物。”
关于正确行使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几点建议：
1、修改完善《XX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并提交人大常委会批准，成为行政执法局可以依据的法规。
2、进一步明确行政执法主体。
多年来，市城建监察支队及各区城建监察大队，依据《建筑法》、《招投标法》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无施工许可、无资质、未招投标和未办理建筑安装和装饰装修工程质量监督检验等违法行为，及时责令其整改或给予处罚，有效维护了建筑市场持续健康发展。区城建监察大队合并到行政执法局以后，建设系统将失去专门的行政执法队伍，而《XX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又没有授予行政执法局相应的执法权，如果发生建筑工程质量方面的问题，又无人及时制止，后果不堪设想。既然建设系统不能保留行政执法专业队伍，就应当以法规的形式明确这方面的行政执法主体为行政执法局。
3、合理设置组织机构。
市行政执法局可设立建设规划管理处和市容管理处，并在市行政执法支队内设市建设规划管理行政执法直属大队和市容管理行政执法直属大队，由市城建监察支队和原市容监察支队的人员组建成立。
区行政执法局可以设立建设规划管理科和市容管理科，并在区行政执法大队内设立建筑管理中队、规划管理中队、市政管理中队和园林绿化管理中队、市容管理中队。
4、加强对行政执法人员的教育培训。
在加强思想作风培训的基础上，重点突出实际执法能力的培训，尤其是成立综合执法部门以后，为避免因单位变化和人员调整而造成混乱和疏漏，原城建监察大队和原市容监察大队人员，对行政处罚过程中的办案经验及暴露出的问题，应经常开展交流座谈，相互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确保各项行政执法工作正常、有序、顺利地开展，保持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的连续性。版权所有
法规处范文4
一些社会学著作提到村规民约中规定的或者村民自治组织施加的处罚，但对于处罚的实际运作尚缺少专门的实证研究。[2]本文试图通过对一个村庄25年来村民自治中处罚的实施情况的描述和分析，为相关研究提供一点素材。文章最后将从事实和规范两个角度，对村规民约所体现和应有的村庄治权进行简单讨论。
一调查对象和调查方法
被调查的村庄明堂是我家乡，位于浙江东部山区的天台县街头镇，地处两山夹峙的九遮溪谷。离集镇14公里，离县城42公里，有机械路与集镇相通。成年男性均姓“何”，自宋代始迁至此，世代合族居住。至2002年底，全村人口224人，60户。村民普遍务耕，主要出息为竹、树、柴，80年代中期后外出打工经商渐成风气。抛去几个长年在外经商、家财百万计的个体户，2002年村民人均收入约为2000元。
在行政建制上，明堂自然村在1970年代末至1984年为明堂生产队；1984－2002年，与4公里外山上的雪上村（仅10余户人家）组成明堂行政村；2002年后，又与邻近的两个自然村，组成九遮行政村。1990年代后，当地逐渐以“九遮山风景旅游区”闻名全县，邻近数村以亚父庙建设为中心，以当地老人协会为骨干，合力修路，共同治安，联系密切。1999年，明堂村与邻近6个村庄共同组织了“九遮山景区治安管理委员会”。[4]
本文所称的村规民约，指当地村民在不同时期组织的具有自我管理职能的权威机构――主要为村“两委”及近年成立的“九遮山景区治安管理委员会”――制定的各种规约。集体财产的管理和分配、农村宅基地的安排方案等其他内容，因与本文无关，不予讨论。本文使用的“处罚”一词，具有特定含义，包括了在当地村民看来具有制裁性质的各种措施。以现代法律概念论，处罚是一种惩戒，不同于作为补偿的赔偿。但许多情况下，自治组织责令村民赔偿，在村民们看来，也是一种处罚。对于两者在规范意义上的区分，将在后面讨论。
之所以选择近25年为考察范围，一方面是由于更早时期的事迹已经湮没难寻；另一方面，在这四分之一世纪中，明堂村与许多村庄一样，已经经历了从到分田单干乃至今天外出打工、经商成风的巨大变化。
本文所述的具体事例主要来源于我父亲何元清、一位农村老干部的叙述，部分来源于本人亲身见闻，文中具体引用的村规民约都有文字记录。尽管何元清曾参与几乎所有处罚的制定和实施，并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由于主要倚赖他一个人的回忆，难免有些片面和遗漏，甚至细节上的出入。自然，他更侧重他自己的经历。但是，他叙述的基本事实可以相信是可靠的。
“解剖麻雀”的方法尽管可以提供相对细致的情况，但对于万千复杂的中国农村而言，其全面性显然有欠缺。我猜想，在以下情况下，可能会呈现与明堂村很不相同的图景：一是村庄内人口众多而又构成复杂，势立分化乃至对立的；二是集体经济发达并为村民依赖的；三是城市近郊，村民利益独立，关系松散的等等。在上述情况下，需要另行调查研究。
二处罚依据及其制定
自治组织的处罚一般以事先制定并公布的村规民约（有时称“禁令”）为依据。通常，不会以没有事先公布的规约作为处罚的依据，哪怕被处罚行为是国家法律明确禁止的。但在个别情况下，对违反公认的道德准则、具有公共危害性的行为（如盗窃集体林木），即使没有村规民约规定，由村民自治组织给予处罚也并非不可思议。[5]
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规民约应当由村民大会制定。但该村历次制定的村规民约（包括禁令）从未提交村民大会讨论通过，习惯做法是由“村干部”制定。通常由村主要干部提出动议，并事先拟好草稿，与会人员可能对草稿提一些补充、修改意见，讨论中一般争论不大。在当地，村干部的范围一般指村委会成员和村党支部成员，即“村两委”。有几次，还请下列人员（全部或部分）参加：党员、治保主任、调解主任、民兵连长、妇女主任、团支部书记、人大代表、老人协会会长、村民代表等（这些人也属于广义上的“村干部”，有时戏称“小干部”）。这时，可以算是“两委扩大会议”了。从实际看，只要具有足够权威，“村两委”讨论决定就可以，邀不邀请其他人完全在于“村两委”的自愿。自1984－2002年，明堂行政村村委会、党支部由明堂和雪上两个自然村共同选举产生。但在内部事务管理上，明堂自然村几乎完全独立，尽管有时借用村委会、党支部名义。
除了本村干部独立制定的禁令，近年还出现了几个相邻村庄联合制定的“联防公约”。1999年5月30日制定的7村“联防公约”，在序言中声明“经七村两委及各村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但事实上并没有各村村民代表会议开会讨论。我看到的只是加盖7村村民委员会公章的打印件。“九遮山景区治安管理委员会”于1999年成立后，在维护治安和实施处罚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2000年5月20日，九遮山景区治安管理委员会发出“通告”：“近日天气久晴干燥、河水干涸，本治安管理委员会重申：坚决执行上级有关指示和七村联合公约，对在景区内烧山、捕鱼的予以严厉打击，决不轻贷。望景区人民共同配合，及时举报。”通告盖有九遮山景区治安管理委员会公章，在管委会前还署上街头派出所，但没有盖章。
制定村规民约的另一个推动力来自政府。在搞所谓“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新农村建设”等运动中，在抓计划生育工作中，乡镇政府或者县政府有关部门总是自上而下地要求制定和完善村规民约。有时，乡镇政府和有关部门还提供村规民约的范本供各村参考。例如，《明堂村计划生育处罚办法》就是根据镇政府的要求制定的。又如，天台县公安局在1994年印发该村的《治保会工作制度与规范》的小册子里，就有村规民约的范本，并注明“供参考，请结合实际情况修订”。值得注意的是，该范本中含有处罚的内容：“违者视其情节轻重、态度好坏，给予批评教育，或者经济处罚，直至移送上级有关部门依法处理。”1999年的7村“联防公约”，就是在派出所的直接参与下制定的。该联防公约序言也声明“在公安机关的支持下”制定。至于2000年九遮山景区治安管理委员会禁止烧山、捕鱼的通告，更是依仗了“上级指示”[6]和当地派出所的权威。
村规民约讨论通过后，用口头或书面方式公布。1990年代前，最常用的形式是在放电影、开社员大会（或村民会议）等场合口头宣布。我小时候，还见生产队长在村庄各个道地边走边喊某项禁令（如“样山禁止斫柴啦”），偶尔还停下来向某个没听清楚的社员解释一下。有件事特别能说明禁令公布方式的非正规：有一次，禁令制定后，待放电影时宣布，但到放电影那天，因村长（村委会主任）有事外出，禁令由村长老婆、一位泼悍的妇女代为宣布。尽管有人讥笑“其他村干部哪里去了？”，但没有人质疑禁令的有效性。近年来，电影不放了、村民会议也很少开了，村规民约更多靠书面方面公布。简单的，在村口挂一块木板，歪歪斜斜地写上“禁止挖笋，违者罚款”。那个“联防公约”、“通告”都是用大号字打印后张贴的；《明堂村违反计划生育处罚办法》是用油漆写在墙上，以郑重其事。最郑重的，可能数“联防公约”禁止捕鱼的规定，它被刻在石碑上，石碑树立在九遮景区入口处路边。[7]
当三年一届的村委会（1977－1984年期间为队委会）改选后，新上任的村委会（队委会）成员常常发动对原有禁令进行修改，或重新制定一个。这使得25年来，村规民约被多次制定、修改或重申。现在已说不清楚到底制定过几个村规民约。虽然村规民约从不明言其有效期限，但很难想象，新一届村委会会援引以前村委会的禁令实施处罚（除非连续两届村委会核心成员不变）。
三禁令的内容（应予处罚的情形、对象和形式）
事无穷而令有限，禁令只能针对常发的危害行为作简单的规定。从各种禁令的规定和实际处罚的情形看，给予处罚的主要有盗窃、赌博、斗殴、诽谤等治安问题。禁令也涉及违反计划生育、违章建房这两类乡镇工作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如《明堂村违反计划生育处罚办法》，对非法多胎生育规定了最高3000元的罚款。从实际执行看，处罚得最多的是盗窃，共20多起；赌博、斗殴、诽谤等都只有个别例子；至于违反计划生育和违章建房，村民自治组织实际从未处罚。被处罚的盗窃行为绝大部分是盗窃村民集体财产，盗窃个人财产（包括村民自留山、责任山上的竹笋树菜），发生的少，被处罚更罕见。盗窃集体财产又以盗窃集体所有的竹笋树柴为主。这与该村地处山区，竹笋树柴是当地主要财产和收入来源有关。90年代初一条禁令规定：“偷毛竹一株，罚20元，竹归原主；已卖，加20元。”
随着当地日益成为一个旅游景点，村民环保意识增强，近年开始出现了禁止捕鱼、烧山等保护自然环境有关的内容。1999年5月30日，7村制定“联防公约”，是我看到内容最为全面的一个禁令。全文照录如下：
“为加强社会治安，维护景区秩序，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保护景区的生态环境不受破坏，在公安机关的支持下，经七村两委及各村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特制定本公约：
1、不论何人在景区寻衅滋事不听劝阻者，造成后果的除赔偿损失外，扭送公安机关处理。
2、进入景区应增强防火意识，严格野外用火，如用火不当，乱丢烟蒂、火柴头、放爆竹等引起山林火灾，根据情节轻重，责令赔偿损失，情节严重的送交公安机关或其它有关部门处理。
3、景区林木严格保护，如在景区内砍伐林木每株口径（在1.5米处）在10公分处以50－100元赔偿，口径在10公分以上处以100－500元赔偿。
4、不准在景区内损坏建筑物、财物、花草，违者视情节轻重处理。
5、景区内溪坑（自溪地桥至雪上村）不许毒鱼，违者处以环境污染赔偿500－1000元，对电鱼、网鱼及其他捕鱼（钓鱼除外）没收渔具，情节严重的处经济赔偿。
6、严禁赌博，不听劝阻者报公安机关处理。
7、七村联防可以协助各村对重大民事纠纷、山林纠纷共同协商处理，如处理不了按有关规定移交上级有关部门处理。
8、本公约经何村、溪地、遮山口、道蓬岩、桐桥、东江、明堂等七村联合制定，敬请广大村民及外来游客共同遵守执行为盼。“[8]
村规民约针对的处罚对象既有本村村民，也有邻村村民，甚至外乡镇的人。7村“联防公约”的内容，明确显示了这一点。邻镇一位医院院长的儿子，就曾因违禁捕鱼被罚款。相反，本村村民在外地“犯法”，本村并不过问。这一点体现了村规民约效力的“属地主义原则”。1980年的一起事例显示“属地主义原则”得到普遍尊重。邻近的祥和公社白泥坦生产队社员夏××盗伐明堂生产队林木，明堂队干部赴祥和公社，请求公社及白泥坦队干部协助处理。白泥坦队干部偏袒夏××，主张按该队规定处罚（该队处罚较低），但公社干部表示：“事情出在那边（指明堂），就按那边规定办。”事情按此获得解决。
运用最多的形式是罚款。罚放电影也曾是常用的处罚方式，即请公社（乡）电影队到村放电影，由被罚的人负担电影费。偶尔，被处罚的人还被责令在电影场上当众表示悔过。有一次处罚形式比较特别：有一处集体林木被成片盗伐，社员怀疑是生产队长暗中允诺别人砍伐以中饱私囊，该队长矢口否认，于是众人决定，买菜杀猪办酒席，全队每户派一人吃一顿，以后查明是谁干的就由谁负担酒席费用。结果是那位队长自食其果。总之，处罚的形式并不完全固定。但是25年来，没有发生过游街、拘禁一类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9]
四处罚的实施
形式上，处罚通常由村“两委”研究决定，其他干部也可能被召集参与决定；九遮山景区治安管理委员会现在也成了一个处罚主体。乡镇政府官员（公社干部）对依照村规民约所作的处罚持支持态度。遇有村干部难以对付的情形，还可能下村亲自参与，或者把违反禁令的人传唤到乡镇政府做工作。1988年，明堂村发生多个村民偷伐集体所有的“样山”柴事件，乡干部驻村数天，参与调查处理，最后以“村两委”名义决定收缴盗伐的柴并罚款。在处罚涉及附近乡、村的村民时，如果证据确凿、处罚合乎情理，该乡、村干部也能提供协助。前述对白泥坦生产队夏××的处罚便是一例。有时，村民群众的舆论也是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前述对那们生产队长的处罚方式，几乎是在一片起哄中决定的。
整个处罚决定的作出过程，形式上似乎是村民自治组织单方的举动，但有时更象是双方交涉的结果。偶尔也有弄得面红耳赤，喉大声粗，甚至手脚相向，但总得来说，是平和的、讲理的。1988年邻村一位“小青年”偷伐明堂村两株树。开头他矢口否认。当明堂村干部拿出他家的斧头，与他一起上山核对树桩上留下的砍痕后，他还抵赖，只承认偷了一株。何元清恼怒之下，煽了他一耳刮，厉声质问：“到底几株？”这位“小青年”才全部认债。最后，他自动送回了偷伐的树木，并按要求交了几百元现金作为罚款。另一个例子是，几个当地人在村边溪坑上夜里用鱼网捕鱼，被参与“联防公约”的道蓬岩村十几个“小后生”抓住，第二天在亚父庙“讲事”（这个词就很有讨价还价的味道），管委会几位主要干部参与。一名偷鱼者亲自开着摩托车把何元清（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接到亚父庙。最后的处理结果是，鱼网没收，罚款60元，但没有加收村干部的误工费。九遮山景区治安管理委员会收到的罚款（数目都不大），通常交给设在亚父庙里的当地老人协会。
处罚的实施具有很大灵活性。村干部除了要维护禁令的严肃性和自身权威，维护公共秩序，较多地考虑村民群众的舆论，照顾各方当事人的实际情况。村规民约对罚款数额有规定的，一般照章办事；没有规定的，临事而定。前述镇医院院长的儿子用电瓶捕鱼，罚了20元。这个数额虽有人情因素，倒也不算“法外开恩”。但即使有规定的，也可能临事而变，不拘规定。例如，1995年两位村民偷伐集体山上的柴，被卖掉的柴梗整整一拖拉机，念其及时坦白，又考虑到他们家境贫困，只罚了100元-这个数字还抵不上柴梗的价值。尽管这与法律规定的处罚标准相差甚远[10]，但在村干部看来，已经对他作过处罚了，已足够儆戒效尤，村民们也没有太多意见。另一方面，对盗伐林木之类行为，犯者本人拒不承认，罚款额中则可能还要加上村干部为此调查、处理的误工费。
处罚决定作出后，基本能够得到执行。对于本村村民，罚款大多是从年终分发的集体收入分成或者本人应得的其它款项中扣除。对于外村村民，则要求交纳现金。25年来，没有发生过强行扣押、变卖被处罚人财产以抵缴罚款的事。当然，碰到棘手事情，还得由政府机关出面。当地一所小学窗玻璃被砸，管委会认定是该村的何××所为，要求赔偿，何××拒不承认，还顶撞、辱骂管委会人员。有意思的是，当被惹怒的管委会人员何元清要扭送他去派出所时，他立刻说：“不用抓，我自己去。”他果然跟着去了。在派出所，他被关了两天，赔了100元。
五村民自治组织的处罚何以存在？
尽管我们可以从国家法律的角度，对村民自治组织处罚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但是，目前农村比较普遍存在的这一现象，仍有现实的合理性和可能性。6年前，当我着手调查并撰写本文初稿时，我曾断言并猜测：“村民自治组织中的处罚，在维护明堂村社会秩序方面仍有一定作用，但其实施频率、合理性和有效性正在下降。是否会有一天，被处罚的村民因不服处罚而提讼，对处罚的合法性进行挑战？抑或在那一天之前，村民自治组织的处罚悄悄地消失？”但是，直到今天，我仍没有看出这种迹象。
确实，这25年来，明堂村变化很大。原先集体经济的存在，不但加强了村民对社区的依赖，而且使处罚的执行更加方便。80年代初，因地“”，以后又落实了自留山、责任山。集体经济组织基本瓦解，集体经济不再是村民收入主要来源，目前已近乎于零。[11]相应地，约在80年代中期以后，村民纷纷外出做工、经商，并有增无减。[12]对相当部分家庭来说，外出做工、经商的收入，成为家庭主要经济来源。这样，村民对集体的依赖性和集体对村民的控制大为减弱。对于一个长年在外谋生或者说只要愿意就可以长年在外谋生的村民，都更容易与村庄自治组织的处罚决定“作对”。在此情况下，对于拒不接受处罚的人，村民自治组织可能运用的手段非常有限，往往不得不由政府依法制裁。与此同时，几年内，当地村庄架设了电话线路，扩建了到集镇的公路，每天有几辆私人运营的小客车往返集镇，交通、通讯大为方便。可以设想，一旦发生治安案件，警察可以在半小时内赶到。但是，政府管理能力在技术上的加强并没有导致村民自治组织处罚的消失。近几年，九遮山景区治安管理委员会这个跨越村庄的自治组织，使一度减少的处罚重新在当地重新活跃起来。“联防公约”宣布后，管委会处罚了不下5起捕鱼事件。
原因可能在于，村民自治组织的处罚确实有助于维持当地的社会秩序。该村离集镇（镇政府、派出所、法庭所在地）有14公里之遥，距离导致政府管理力量在该村趋于相对薄弱，对治安案件、民间纠纷的调处有“远水不解近火”之感。而且，镇政府、法庭、派出所人员、精力有限，管辖事务繁多，对于一般盗窃、赌博、斗殴等案件往往无暇顾及。村民自治组织起到了填补政府管理力量不足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延伸了政府职能，减轻了政府负担。政府官员对村民自治组织的处罚持肯定和支持态度，有意识地把村民自治组织的调解、处罚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第一道防线”。针对当地的自治管理，镇领导、两任派出所所长都曾多次表示赞赏：“我们省心多了，平常去都不用去。”
村民自治组织的处罚之所在能够实施，政府的肯定和支持始终是一个重要因素。如前所述，政府在村规民约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都显示了支持、鼓励的态度。这使得村规民约获得官方（注意，不等于法律）的认可，增加了权威性。九遮景区治安管理委员会设立后，街头派出所为支持其工作，还在当地的宗教活动中心亚父庙设立了“警务工作站”，还一度每月初一派人值班。县公安局领导曾莅临挂牌，当地电视台也予以报道。“街头派出所警务工作站”和“九遮景区治安管理委员会”两块牌子赫然并立，昭示着管委会的权威。政府的支持还表现在，当一个违法行为业经村民自治组织作过处罚，对政府而言纠纷已经解决，政府就不再处罚。这使得村民自治的处罚获得准官方的效力。如果一个违法村民拒不接受村自治组织的处罚，那么他可能受到政府依照法律作出的更为严厉的处罚。权衡利害，违法的村民自然更愿意受村里处罚了事。
依据村规民约的处罚能够被执行，还取决于村民群众乃至被处罚人本人对村庄公共权威的认同。明堂村在传统上是一个宗族，族长对于违犯族规的行为具有一定惩罚权（例如不许参加祭祀）。对非官府处罚的认同，也许积淀在村民的集体意识当中。随着宗族自治转换成村民自治，族长的惩罚权转换成村民自治组织的处罚权，也许在村民看来是一件自然的事。除了传统的强大惯性，现实的生活状态也减少了处罚实施中的对抗因素。在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世代生活于此的熟人社会（即使常年外出打工，也割不断与村庄的联系），周围的舆论、自己的“面子”非常要紧。违犯大家认同的禁令，如果拒绝接受处罚，无疑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尤其是，盗窃等不光彩的行为被发现后，被处罚人很少抵制（相对地，对于斗欧等民事纠纷当事人不肯轻易认错，不太怕受罚）。25年来，没有一个村民因对处罚不服而向政府申诉，或者到法院告状。何元清说，他多次“做恶人”，罚了人家，但除了个别，并没有积下仇怨，反而有个被处罚的人事后还表示钦佩。
村民自治组织的处罚能够得以实施，还取决于村主要干部的决心和技巧。当违反禁令或者其它应当处罚的事发生以后，是否给予处罚，村主要干部的权威和意志往往起决定作用。前述对两位参与赌博的村干部（一位副村长，一位党支部书记）的处罚，就是在村主要干部极力主持下作出的。如果村庄缺乏“强人”，或者主要干部不够强有力，就可能罚不了，甚至干脆听之任之，村规民约因此成为具文。这一点也导致村规民约缺乏连续性，完全可能人换政息。另一方面，村干部对处罚尺度和火候的掌握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明堂村历次处罚规定，从情形和幅度上，都在当地民众能够接受的范围，不象有些地方规定的那样极端，如“猪、羊在地里吃青，打死不赔偿”，“偷摘他人龙眼、荔枝一粒，罚款100元”，“违反计划生育，3年不给落户口、不给分田地”。即使根据“上级”布置，郑重其事写在墙上的“超生子女罚款3000元”云云，村干部们实际并不当回事。在具体实施处罚时，也是该硬则硬，该轻就轻，见好就收，免得自己也下不来台；实在处理不了就送交派出所，或者让当事人上法院解决。
国家法律的默认、当地政府的支持、社区“强人”的活跃，共同支持起明堂和邻近村庄村民自治的事业。在可预计的将来，村民自治组织实施处罚，还将在这些山村演出。
与之同时，实施处罚的情形和形式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某些处罚从数量上趋于减少。前面曾指出，盗窃竹树曾是导致处罚的最主要违禁情形。随着社会开放，谋生手段多样化，村民经济收入提高，盗窃案件大幅度下降，处罚相应减少。统计明堂村25年来发生的总共20余起处罚，大部分是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进入90年代中期后，除了对违禁捕鱼的处罚，已多年没有发生。其次，有些处罚，象责令违犯禁令的人在电影场上当众表示悔过的处罚方式，在今天已不可思议。
六村规民约与村庄治权
下面分别讨论村规民约所体现的村庄治权，以及它在法律上的限度。
村规民约所体现的国家法律与村庄秩序的关系，是政治、社会学者一个关注的话题。张静教授曾从国家法与习惯法、国家政权建设与村庄管制秩序关系的视角，讨论了村规民约与村庄治权。她把各地乡规民约的实践理解为，“两个性质上非常相似的管制规范，竞争各自的管辖地位和范围，力图加强自己治权”。她认为，就常规事项而言，国家法律没有改变以习惯法为依据的地方管制秩序。[13]
在明堂村民自治组织的处罚中，我们确实看到村民自治组织所享有的村庄治权。说它是一种权力，主要体现在自治组织的处罚由村庄干部主导，而不是村庄干部与被处罚人平等商谈的结果。当一起事件发生，村庄干部不但是当事人，还是仲裁者，身肩二职。虽然实施的处罚以被处罚的村民和外村人接受告终，但不是每一个人对处罚都心服口服，而可能多少慑于村干部的权威。这种村庄治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一方面，它相对独立于村民。在明堂村的经验中，虽然所制定的村规民约基本上体现村民愿望，但其制定程序上并非由村民会议讨论。村干部实施处罚，尽管他们不可能不考虑社情民意，但主要出于其主动性。另一方面，村庄治权也相对独立于国家法律和地方政府。村民自治组织的处罚权，本来不是来源于国家法律的授予，似乎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制定和修改没有多少关系。村干部对政府推销的不符合当地需要的文本，仍然可以虚以委蛇；而对符合自己胃口的法律、法规，乃至不清楚具体内容的“上级指示”，则实行“拿来主义”。是否移交给政府处理，村干部决定也有很大的自。政府对村庄干部已经解决的案件，通常予以默认，也不再施加处罚。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夸大了村庄治权相对于国家政权的独立性，以及村庄管制秩序对国家法律秩序的抵制。虽然村民自治组织的处罚在明堂村源远流长，但没有形成清晰、牢固的习惯法，更没有村民自治组织专属、政府不能干预的权力领地。虽然政府提出的一些口号或推销的村规民约文本并没有被村民自治组织不折不扣地实施，但政府有时提出一些口号，并非执意要求村民自治组织去落实，很大意义上只是做宣传，甚至做样子。虽然政府会默认村民自治中某些不完全符合他意愿的行为，但政府并没有失去对全局的掌控。我们可以设想，那些违背政府意志的处罚很难实施，更无法长期存在。相反，正是一定程度的村民自治符合国家治理需要，政府才对村规民约的制定和执行予以支持。通过把村民自治组织的处罚有效地纳入其治理体系，政府省心却有力地维持着当地的秩序。至少在本文的视野内，我们没有看到国家政权建设与村庄管制秩序的明显冲突。相反，国家政权已经成功地伸入到明堂这个偏僻的山村，村民自治组织的处罚很大程度上成为国家治理的延伸。
虽然我们可以从历史传统、观念等多个角度解释村庄治权的存在，我更愿意强调它对基层政府、村庄干部乃至一般村民的现实好处。从根本上讲，一定范围的村庄治权对各方来说是互惠的。村民自治组织的处罚，在当地起到了凝聚社区团结和加强社区安定的作用，不但帮助了政府管理，甚至还能够为政府官员“贴金”。同时，地方精英们在积极参与当地治安管理、调处民间纠纷的过程中，获得了更高的威望和成就感，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也变得更密切。与其他村庄相比，明堂以及九遮山诸村获得政府更多关注和支持。当明堂村准备推倒大部分房屋，重新规划时[14]，政府打破一村一年一张“屋基表”（建房申请表）的惯例，通过村干部给所有建房户统一办理了“屋基表”。
这种互惠有时也意味着资源的交换。政府不但对当地村干部移交的案件会更加重视，还可能节制自己的权力，把它保留给村民自治组织去处理。在几次乡镇干部主持的会议上，何元清批评了当地派出所把一些消磨时光的“小玩玩”也当赌博，罚款、没收甚至抓人[15]，并提出：“如果你们信得过我，让（治安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以后就不要上我们这里来了”。派出所果然就没有再来，虽然在别的地方还照样“抓赌”。另一方面，村干部也对大力支持他们的政府官员更加殷勤、更顺从，不但努力做政府的好帮手，在各种场合还替政府人员说好话。当县公安局来考评当地派出所的工作，何元清由衷地赞扬了那位所长。互惠和交换，决定了村庄治权和国家政权的限度。
最后回到我的老本行，从规范的层面讨论村庄治权，即村规民约在法律上具有什么效力？或者说，国家法律对村庄治权应该尊重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妨从这样一个角度设想：如果村民拒不接受村民自治组织的处罚，村委会向法院，法院是否应当依据村规民约作出处罚判决？或者，村民接受了自治组织的处罚后又反悔，向法院，法院是否应当维持？村民接受了自治组织的处罚后，政府是否可以再依据国家法律处罚，或者村民受到政府依据国家法律的处罚后，村民自治组织是否还可以再作处罚？这个难题在明堂村还没有凸现，但在其它一些地方已确确实实地出现。[16]国家法律和村规民约有可能在此遭遇正面冲突，而我们将不得不从国家法律的角度审视村规民约。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讨论决定的事项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但何谓抵触法律、何谓侵犯权利，并不都是明确的。我们也许都会同意，根据村规民约将一个虐待公婆的妇女抓起来游村（记得电影《被告山杠爷》？），是侵犯“人身权利”；剥夺一个村民的选举和被选举资格，是侵犯“民利”；无端收回承包田乃至剥夺一个村民的村民资格，是侵犯“合法财产权利”；因此都不行。但是否对盗窃、赌博罚款100元就必定侵犯其合法财产权利，责令一个人在村民会议上当众检讨就必定侵犯人身权利，也一概不行呢？该法条文是否能容许另一种解释呢？
有人根据《行政处罚法》的14条关于“（除法律、法规和规章之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处罚”的规定，认为村规民约一律不得设定处罚。从实践后果看，这种观点无疑将对村庄治权构成严重限制。它的立论依据也是不足的。从《行政处罚法》立法精神上，该法要解决行政机关滥施处罚的问题，而不涉及村民自治组织的处罚。赞成村民自治处罚的人可以争辩，后者根本就不算“行政处罚”，因此不属该法调整范围。何况，象本文中说的处罚，实际上很多只是赔偿。恐怕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讨论到此，我们也许应当对在村民观念中――以及在本文前面的叙述中――被搅和在一起的赔偿与处罚，作一下区分。如果在实质上（而不拘泥于文字）构成赔偿，具体适用仍应遵循赔偿法律制度。尽管村规民约设定的赔偿事项和赔偿标准可能构成当事人双方协商的基准；但在诉讼过程中，村规民约仅具有参考意义，法院不能直接根据村规民约判决。如果双方当事人自愿接受，应视为已经达成协议，当事人原则上不能反悔；有赔偿义务的村民不履行协议，权利人（这与前面所述的村民自治组织可能有区别）可以向法院，请求其履行。但当事人如果能够证明其接受赔偿决定，是受胁迫、欺诈、重大误解，或者该决定显失公平，法院可以撤销或酌情变更。[17]赔偿作为一项民事责任，它也不影响国家有关部门依据法律作出的行政处罚，乃至刑事追诉。
对于前述赔偿法律制度，法律学者可能没有争议。麻烦在于那些真正的处罚，甚至赔偿与处罚在法律上的区分。下面我将尝试对村民自治组织处罚（区别于赔偿）的有效性提出几点意见。
我赞同，村规民约设定的处罚，原则上没有法律约束力，更不能据此对村民实施强制执行。当事人拒不接受处罚，法院不能根据村民自治组织的做出处罚判决，哪怕这个村规民约是村民依法定程序制定的。当事人同意接受处罚决定后又反悔的，拒绝履行，村民自治组织也不能要求法院判决其履行该处罚决定。但如果被处罚人自愿接受处罚并履行后，又反悔的，法院对被处罚人一般也不予支持。作为例外，如果当事人能够证明该处罚存在胁迫、欺诈等可撤销的理由，可以撤销。如果村民自治组织的处罚显失公平，或者在接受村民自治组织的处罚后，又受到行政或者刑事处罚，法院可以判决酌情变更村民自治组织的处罚（例如退回部分罚款）。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没有对上述观点展开论证。我可以总结一下基本思路：我否定村规民约作为处罚依据的效力，但又试图在各方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为村民自治组织的处罚保留一定空间，容许其继续存在。同时，通过法院的裁量权，保证其结果不违背基本公平准则。
上文多次提到法院。在一定范围内，它也适用于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显然把村规民约的监督职能交给乡镇政府。[18]但我要强调的正是，应当让法院扮演村庄治理纠纷的仲裁者角色，而不是单纯寄希望与村庄治理有多种瓜葛的地方政府。
另外，读者可能觉察到，如果接受上文的观点，村规民约的制定程序和处罚决定的作出程序[19]，并不重要，甚至可有可无。这一结论也超出我的预想，但有其道理，因为我把处罚的合法性建立在自愿和合意的基础上，我主张的是处罚行为的有效性，而不是村规民约本身的有效性。同时，也要申明，这一结论只适用于本文分析的处罚。我们讨论的是村民自治组织作为公共秩序维护者的管理权，而没有涉及它作为财产所有权人的管理和分配。对于村民委员会分配、处理集体财产等行为，必须依照法定程序进行。
上述观点，在本文调查的明堂村，基本上圆通无碍。它不但与前面叙述的情况大致吻合，也得到何元清的认同。交谈中，何元清坚持认为村民自治组织应当有权处罚，但他满足于政府实际上的支持，而不要求那种法律上的约束力。就全国来说，我有条件承认村民自治组织处罚的观点，还不一定能够被一些地方和一些学者接受。批评可能来自左右两个方面。一种意见是，应当在一定限度内承认村规民约设定处罚的法律效力，另一种意见则彻底否定处罚。除了强调村民自治处罚的现实需要外，前一种意见的理由是，村规民约本身可以被视为一个契约，违背村规民约就是违背契约。对此我可以提出一个反对意见。在现有的村民自治框架内，它的成员资格是封闭的，它的进入和退出基本上不是个人选择的结果。因此它不同于一般的社团。依多数人意见制定的村规民约不能代表所有成员的同意，更不能代表本村村民以外人的同意。这就很难说达成了契约。后一种意见或许更有道理。作为国家法，它毕竟是一元的、刚性的，但它只是一条最后的底线、一个备而不用的武器。村规民约的有效性，以及据之作出的处罚的有效性，来自于它在实践中能够被各方认同。即使国家法律不承认村规民约设定处罚的有效性，被处罚的村民仍然可能接受处罚，依据村规民约的处罚仍然可能在各地实践。而我所试图构设的国家法的界限，产生的问题可能多于解决的问题。
也许我的主张是一个蹩脚的方案，但它面对的无疑是一个真实的问题。
注释：
1、1987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第16条：“村规民约由村民会议讨论制定，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备案，由村民委员会监督、执行。村规民约不得与宪法、法律和法规相抵触。”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0条：“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并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备案。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讨论决定的事项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
2、现有的研究可参见，民政部基层政权司（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有关法规、文件及规章制度选编》，社会出版社1995年；张厚安、徐勇、项继权等《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的调查与比较》，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关于被调查各村的实践；张静《乡规民约体现的村庄治权》，《北大法律评论》第2卷第1辑，后收入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87－131页。
3、该庙距明堂村1.5公里，历史久远，香火不断。庙中供奉的亚父，相传为楚汉相争时期项羽亚父范增的化身。
4、该管委会由当地派出所发文成立。派出所给九遮山景区各村下发的通知称，“九遮山景区治安管理委员会是由七村自愿组成的村民组织，在街头派出所指导下开展各项工作。”管委会由主任（由街头派出所一位民警担任）、常务副主任（由当地村民何元清担任）、副主任7名（每村一名，原则上由各村村委会主任担任），委员18人组成，下设调解、治安、勤务三个组，每组有一名组长，成员若干。管委会设在当地宗教活动中心亚父庙。
5、1993年的一个例子很特别：村干部们制定了禁赌令，准备在村里放电影时宣布。就在放映电影的当天晚上，电影开场前，两位参与制定禁赌令的村干部伙同他人赌博。发现后，村“两委”决定按禁赌令对这两位干部实施处罚；两人提出异议说，禁赌令当时尚未宣布，不能“作算”。但村“两委”多数人以“（禁赌令）虽然还没有宣布，赌博总是不对的，而且，（禁赌令）你们晓得的”为理由，坚持作了处罚。这个例子是何元清1997年说的。6年后，当我再次问起这起事，他已经记不清楚了。
6、2年后，当我问到“上级指示”的具体内容，何元清说县旅游管理委员会的人曾跟他们讲过省里有个“16字方针”，但具体内容他已经不记得了，尽管他对自己当年亲手拟写的禁令内容还记得一字不拉。这让我感觉，所谓“上级指示”，不过是拉大旗作虎皮。
7、石碑上刻：“根据省景管16字方针，九遮山溪坑南至雪上北至溪地桥头，禁止以任何方式捕鱼（钓鱼除外），违者罚款。九遮山景区管理委员会”。
8、值得注意的是，联防公约通篇使用“赔偿”而不是“罚款”的字眼。何元清解释说，我曾跟他谈起，村民自治组织不能罚款，只能要求赔偿。由于受“读法律的儿子”影响，在讨论制定联防公约时，他提出不写“罚款”只写“赔偿”，得到大家一致同意。但在其它场合，“罚款”与“赔偿”仍然没有严格区分。
9、在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我曾见过对一个外地流窜进村的小偷动用“私刑”：众人把抓获的小偷拖到集体屋，用麻袋套在他头上，肆意拳打脚踢，连个别妇女也凑上去打一顿。当然，这种方法对附近村庄的熟人是不会用的。
10、依照当时的《刑法》第151条，结合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应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
11、1996年，除村干部，一般村民从集体领到的款项只有10元（两次会议的误工费）。
12、1996年，长年外出做工、经商的村民达57人，占了全村人口1/4；其中43人到外省、市，并且几乎全是青壮年。以后几年中，这个数字有增无减，以致我春节回家遇到“小青年”，开口第一句话常常是“今年出去了吗？”
13、参见前引张静《乡规民约体现的村庄治权》。
14、由于明堂村地（屋基）少人多，屋基难以落实，有50多年几乎没有新盖什么房子。多数村民要求盖房。1996年重新规划后，不到两年时间，全部旧房拆除，盖起新房。
15、《浙江省禁止赌博条例》（1991年）把赌博定义为“以营利为目的、以财物作注计输赢”的行为。实践中，有的公安机关不论下注多少都算赌博。何元清给我讲了发生在本村的几个极端例子：有2角钱一局的赌注也算赌博，人还被抓走；在一个结婚喜宴上，有客人旁观他人打麻将，身上的300元钱被当作赌资没收。他说，在明堂村，这几年没有真正算得上赌博的。
16、在一起案件中，河南省淅川县法院判决，某村委会主持、全体组干部参加制订的村规民约中，“猪、羊在地里吃青，打死不赔偿”的规定，与我国民法规定相悖，不予采用。参见《朱伯珍诉险峰村村民委员会以执行村规民约为理由打死其饲养的猪赔偿案》，火焰山法律网/lawv2/5/190-7.html.另一村委会制定的村规民约规定：“凡偷摘他人龙眼、荔枝一粒，罚款100元。”解答咨询的律师确信，这样的规定是违法的。参见《这样的村规民约合法吗？》，《茂名晚报》2001年9月1日，/mmrb20010902/wb2.htm.
对村规民约效力的讨论，参见张文中《试论乡规民约的性质与效力》，《甘肃政法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彭正鹏、吕立九《村规民约不能悖法》，《中国民政》1994第9期；汪俊英《农村基层“准法律”-“村规民约”》，《法学杂志》1998年第4期；祝隽超《村规民约不得违背法律》，《中国民政》1998年第8期；刘彤《河南村规民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17、相关法律可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2）29号。尽管该司法解释只适用于“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协议，但其精神仍适用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协议。
法规处范文5
交通违法行为相应的处罚规定是怎样的
交通违法的处理：(被交警抓到)
1、闯红灯，记6分，罚100元。
2、酒驾，5年内不得再考取驾照。
3、不系安全带，记3分，罚100元。
4、副驾不系安全带，记1分，罚50元。
5、行驶途中拨打手机，记3分，罚100元。
6、行驶途中抽烟，记1分，罚100元。
7、有意遮挡号牌，记12分，顶额处罚。
8、超速驾驶，记6分。
从2012年7月起，7种摄录违法(非现场处罚)罚款+记分：(是摄录罚款)
1、闯红灯，罚款200元。
2、不按导向车道行驶，罚款200元。
3、违反禁止标线行驶，罚款100元。
4、超速行车，罚款200元。
5、机动车走非机动车车道，罚款100元。
6、逆行，罚款200元。
7、违停车，罚款200 元。
下述非现场处罚交通违法记6分：
1、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上。
2、高速公路行车道停车。
3、机动车在高速公路或城市快速路遇交通拥堵占用应急车道行驶。
下述非现场处罚交通违法记3分：
1、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
2、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未达50%。
3、高速公路上驾驶机动车低于规定最低时速。
4、禁止驶入高速公路机动车进入高速公路。
5、违反禁令标志和禁止标线指示。
6、不按规定超车和让行、逆行。
下述非现场处罚交通违法记1分：
1、行经交口不按规定行车或停车。
2、遇前车停车排队或缓行时借道超车或占用对面车道穿插等候车。
怎么避免交通违章
一、怎么避免交通违章
1、了解《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不要飙车，合理使用灯光，不按规定用车灯会被罚款扣分
2、熟练掌握驾驶车辆，眼睛可以看到的范围更大，不至于手忙脚乱的分散注意力，可以清醒的看到交警和探头。
3、尽量不要超速，也可以使用例如导航仪类的安全行车系统做测速提示。
4、经常看看地图，熟悉路线，减少出现绕弯的概率。
5、养成上网查看违章记录的习惯，以免年底车检不过。
二、交通违章实名制
按照《道路交通法》等法规的规定，在一个记分周期内，违章记分一旦达到12分上限，驾照将被扣留，驾驶员必须重新接受为期15天的交通法规培训，考试合格后才能再次拥有驾驶资格。
由于同一辆车，驾驶员可以是不同的人，此前，不少司机抓住了这个空子，采用“借车本消分”的做法，借用有驾照、并不开车上路的驾驶员的驾照，清除交通违章记分。个别人甚至以此为业，从事“清除交通违章记分”生意，手中掌握大量没开车上路的驾驶员的车本，再次“分配”12分违章记分。
为应对“多个车本消分”现状，北京市交管局已采用“实名制处理交通违章”制度，即驾驶员前往交通执法站，处理探头等监控设备拍下的违章记录时，必须出示本人驾照和牡丹卡，如果同时出示了他人驾照和牡丹卡，那么被出示人必须同时在场，否则将被交警“驳回”，不予办理。
据市交管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要求车本、牡丹卡本人到场，其实早已有要求，但当执法站业务过于繁忙、等候处理交通违章的驾驶员过多时，交警会适度放松该规定。今后，交警处理交通违法前，将仔细核对驾照、本人信息，一旦发现不符，则“拒绝办理”。
交通违法行为相应的处罚规定相关文章：
1.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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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罚条例
法规处范文6
一、违法建设行为的查处主体
下列违法建设行为由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查处：根据《条例》第六十二条的规定。
一）但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的,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二）擅自改变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附件、附图的内容进行建设的
三）擅自改变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核发的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及附件、附图的内容进行建设的
四）擅自改变临时建设工程规划批准文件的内容进行建设的
五）经批准建设的临时建（构）筑物逾期未拆除的
因实施城乡规划需拆除而未拆除的六）临时建设工程使用期限未满。
由镇人民政府负责查处。擅自改变镇人民政府核发的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及附件、附图进行建设的违法建设行为。
二、违法建筑的查处主体
修建违法建筑的按下列规定组织查处：根据《条例》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一）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绿地、公路、河道和水工程管理范围等专门管理区域内修建的由有关法律法规确定的该区域的主管部门组织查处；
二）非法占用土地修建的由土地主管部门组织查处；
三）城市、镇规划区内其他不属于上述第项规定违反城乡规划修建的由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组织查处；
四）村规划区内其他不属于上述第项规定违反城乡规划修建的由镇人民政府组织查处。
以上行政机关应当建立执法信息共享机制。
三、工作要求
各职能部门必须各司其职、狠抓落实，违法建设的查处是一项关乎民生和社会公平公正的系统工程。必须创新体制机制、改进方式方法，加强部门与镇街（特设机构）镇街与镇街、镇街与特设机构的联动和协作，探索查处城乡规划违法反应快捷、措施有力、行之有效的途径，切实保障城乡建设的有序组织和维护城乡规划法律法规的严肃性。
一）强化责任、首问负责
强化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实施《规划法》条例》各级、各部门和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各镇街、各部门必须牢固树立并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狠抓落实。涉及多个部门对同一违法建设均有权查处的由首先受理或发现的单位负责牵头查处；根据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政府可临时指定查处城乡违法事项的单位。
二）守土有责、属地牵头
对违法建设，镇街（特设机构）要严密监控本辖区城乡建设行为。要尽快组织查处。对各类违法建设，要按照“属地牵头”原则，采取措施、加强力量、狠抓监管，及时发现、制止，把大量的违法建设行为和违法建筑消灭在萌芽状态；制止无效未果，应及时提请具有执法主体资格的相关部门予以查处。
三）条块结合、通力协作
要条块结合、通力协作，城乡规划按照划区域和界限管理的原则。营造遏制和查处违法建设的高压态势。对城市、镇规划区范围内城乡规划违法的查处，相关部门应积极协调配合，通过责令自行拆除和司法强制、行政强制等措施予以执法；城市、镇规划区范围以外城乡规划违法的查处，相关部门应积极配合、通力协作，全力提供应有的政策法规和人员力量等支持，凝聚城乡规划监察执法的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