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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砺寒范文1
徐砺寒范文2
查理从杰西的爸爸罗伯先生手里接过长刀，特别兴奋，心想，杰西和罗伯特先生竟然如此夸奖我，以后，再也不能恶作剧了，我得用这把长刀学学武功，做一个真正的好汉。
回到家，查理毫不犹豫地对爸爸说自己的想法：“以后，我再也不会恶作剧了，我要用杰西的爸爸送我的长刀，学习武术。”查理的爸爸听后非常高兴，但还是顿了一下，说：“如果你真的不再搞恶作剧了，我就给你找一个最好的武术教练，让你学一身好功夫。”“你就相信我吧，我一定会成功的。相信我！相信我！”查理拍着胸脯说。爸爸似乎真的相信了他，并费尽心思给查理找了一个美国著名武术教练布朗先生。这位布朗先生的刀法和剑术都很精通，都很高强。查理高兴地拜了师。从此以后，在布朗教练的耐心指导下，查理刻苦训练，提高很快，没多久就成了当地青少年刀剑武艺最厉害的武术运动员。后来，布朗教练推荐查理参加了全美青少年武术大赛，查理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获得了少年组冠军。那天给查理颁奖的正巧是杰西的爸爸罗伯特先生。罗伯特先生一边给查理颁奖，一边高兴地说：“查理你真正是一个好汉！”“谢谢！我会继续努力的。”查理响亮地回答。
查理得奖了！查理拿冠军了！人们相互传诵着，大家都为查理的进步高兴。恶作剧查理真正成为了好汉查理。
金州新区实验小学三年二班 于越
徐砺寒范文3
中央歌剧院院长、艺术总监俞峰对此次成功出访极为感慨,他说:“采用西方主流艺术形式来传播中国文化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歌剧《图兰朵》在这方面起到了非常好的桥梁作用”。
俞峰两次舒心的笑
5月4日《图兰朵》演出的新闻会在阿萨德文化艺术宫举行,中央歌剧院院长俞峰在参加会前先来到演出的舞台上,他要引领中国驻叙利亚大使等人看看从北京运来的布景、道具、服装和灯光。在新闻会上他向记者们高兴地说:“我们这次为了能够在叙利亚演出纯正中国风格的《图兰朵》,花重金(往返8万美元)、提前两个月从中国将舞美、服装海运到叙利亚。在这段时间里我心里一直不安,因为我们的船要经过海盗出没的地方,今天看到我们的舞美我心里非常高兴”。
5月5日下午,正在叙利亚进行访问的中国文化部副部长欧阳坚在李华新大使陪同下来到阿萨德文化艺术宫看望正在紧张彩排的《图兰朵》剧组全体演职员,他对大家不顾旅途劳累和时差影响认真排练表示感谢,鼓励大家努力为这次两国重大的文化交流做出贡献。他拉着俞峰院长的手说:“我就不预祝演出获得成功了,因为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成功!”此刻俞峰院长的脸上正露出舒心的笑容。
古罗马大剧场放歌
徐砺寒范文4
策划／嘉 禾
[话题简介]
据新华社“新国际”微博4月18日报道，韩联社报道称，韩国沉船上有300多名高中生，而带领这些高中生出行的一名学校副校长被救出后上吊自杀。警方称，该副校长52岁，被发现吊死在一棵树上。虽然没有留下遗书，但警方称很明显是出于“内疚”。
警方称，这名姓Kang的副校长上吊的地点选在珍岛的一座山的一棵树上。这座山就在安置失踪者家属的一座体育馆附近。警方称，很明显，这名副校长是因为自己被救起，但仍有200多名学生失踪而感到“内疚”。
据韩国媒体报道，该副校长曾被警方问询，情绪低落，不稳定，负疚感强烈。
虽然我们不赞同这种不明智的做法，但他主动承担，深怀无比的愧疚，与其心怀负罪，不如和心爱的学生一同藏身大海的这种教育良知我们怎么看？辛永林代月梅
韩国沉船上有300多名高中生，仍有200多名学生失踪，后果可想而知。无独有偶，马航MH370客机失联，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搜索行动令人敬佩。不管原因出于什么，但结果都以“悲剧”告终，失去的不仅仅是船舶、客机，更重要的是鲜活的生命。而带领这些高中生出行的一名学校副校长被救出后上吊自杀。这是一则发人深省的消息，引发我们对受教育者生命安全、教育者的教育良知、管理者的身心健康的深思。教育需要教育者的良知，管理更需要管理者的理性。
从情理上来说，这名姓Kang的副校长以极端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可以理解的。面对突如其来的意外事故，“无法”面对来自遇难者家属、社会媒体的质问，“无法”面对来自内心的教育良知的拷问，按照心理学的压力源解释，副校长因道德冲突引发的精神性压力源交汇在一起，在缺乏社会支持系统的心理干预的情况下，负性情绪未能及时宣泄，内心精神极度痛苦，做出自缢身亡的抉择，令人敬佩和痛惜。但是，从学理上来说，酿成悲剧升级是不可理喻的。当学生沉船的“悲剧”发生后，家属谴责、媒体质问是难免的。随着心理咨询治疗事业的发展，世界各国普遍重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可是，在沉船的“悲剧”发生后，心理工作者是否及时对其进行了“心理危机干预”？如果进行了“心理危机干预”，是如何进行干预的？为什么还导致副校长上吊自杀的“悲剧”升级呢？
一、“悲剧”呼唤教育者的良知
痛定思痛，我想到我国的未成年人因校车事故、食品安全、校园暴力、溺水等失去生命的案例屡屡发生的问题。青少年出门乘车、日常用餐、生病吃药，这些都关乎学生的生命安全，而因为人际交往发生的校园暴力也威胁学生的生命安全。屡次发生的青少年失去鲜活生命的“悲剧”呼唤我们的教育良知。
作为教育工作者，开展针对青少年的“生命教育”，帮助青少年提高生命安全意识、学会意外伤害预防方法、掌握安全逃生技能、维护心理健康能力、缓解心理压力途径等刻不容缓。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的中小学课程改革中，专家疾呼要强化学牛的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但是谈及“安全”工作，很多学校为避免安全事故，采取一刀切的办法，不许学生集体外出，有些学校甚至把需要学生参加的户外活动、体育课都一一限制，致使学生综合体质下降，综合实践活动不能开展。这种简单化对待教育的态度，其教育良知是值得反思的。可以说，教育良知是教育工作者的职业道德问题，要成为一名有教育良知的教育工作者，至少应该做到三点：
1．要善于掌控环境的安全风险
常言道：“细节决定成败。”有些“悲剧”的发生源于我们对细节性问题的麻痹大意，有良知的教育工作者要善于掌控学生在课间活动和校外实践时的场地、通道、设备、器材等安全风险。如，学生上下楼梯拥堵、出入实验室、实验药物、全校厅馆集会、室外体育竞赛、集体就餐、乘车超员、野外活动、社会闲散人员在学校周边大量集结等情况下，安全风险就会升级，必须要引起教育工作者的警惕，随时查看学生中的“动静”，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及时排查。
2．要善于洞察学生的言行举止
有些“悲剧”的发生源于我们对苗头性问题的熟视无睹，有良知的教育工作者要善于洞察学生在学习中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学生有喜、怒、哀、乐等情绪表现，如果我们透过学生的情绪表现和异常行为分析原因，特别是苗头性问题，如，上课经常睡觉走神、目光呆滞、作业敷衍、考试作弊、涂脂抹粉、穿着怪异、花销猛增、通宵上网、夜不归宿、独来独往等，其中可能隐藏着学生注意力转移到学习之外，与社会闲杂人员交往频率增加问题，如果及时引导学生，可以避免学生误入歧途，很多问题可以解决在萌芽状态。
3．要善于化解学生的个人积怨
有些“悲剧”的发生源于我们对典型性问题的麻木不仁，有良知的教育工作者要善于化解学生在与亲人、老师、同学交往中产生的疙疙瘩瘩，恩恩怨怨。青少年正处在接受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阶段，在认识事物和看问题时常常出现认识上的偏差，因而易与家长、老师、同学的意向不同。当意向不一致时，彼此之间为了维护自尊，就会与对方的要求采取相反的态度和言行，表现在与家长、老师和同学等斗气、敌对，甚至动用器械性暴力，导致家长、老师、同学受伤或丧命。如果教育工作者能及时发现学生在交往中容易出现倚强凌弱、以大欺小、早恋等典型性问题，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有些悲剧是可以避免的。
二、“悲剧”呼唤管理者的理性
不可否认，韩国沉船“悲剧”的发生，作为学校管理者难辞其咎，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在社会高度文明的今天，在一片指责声中反而致使“悲剧”升级，副校长以自杀方式来了却此事，难免缺乏理性。既然“悲剧”发生了，科学理性的处置机制包括政府、社会团体、宣传媒体等在积极做好遇难者的善后工作，安抚遇难者家属的安抚工作的基础上，也应“善待”那些“悲剧”的责任人，毕竟这样的“悲剧”的原因并非主观上故意。那么，如何做一名理性的管理者呢？至少应做到以下四点：
1．完善安全隐患预防监管体系
人不能因为交通事故的高发而拒绝出行、不能因为假药和伪劣医疗器械而等死、不能因为瓦斯爆炸而停止采矿、不能因为食品防腐剂超标而绝食、不能因为饮用水“苯”超标而不喝水。问题的关键是我们需要政府职能部门监管到位，监管人员在各自的岗位上需要恪尽职守、尽职尽责，不要总是出事了就说“某领导第一时间赶到”，试问那些生产、销售环节的质量监管部门，在事发之前干什么去了？当然，更重要的是，提高国民的责任意识，那些关乎人民生命安全健康的科研院所专家、生产车间的一线工人、医疗救护的基层护理人员的一次“小”失误，导致的结果却是一个生命的健康与安全。所以，这个安全隐患预防监管的“理性”管理体系不仅包括要提升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的素质，还需要提高各行各业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执业能力。
2．健全安全事故事后援助体系
如果安全事故发生了，不仅对遇难者家属需要精神抚慰、心理危机干预、发放精神抚慰金，而且也需要“善待”事故责任人。因为这个世界的每一社会个体的“生命”是独立的，“活着”是每个人的基本需要。那些主观故意、玩忽职守造成严重事故的人确实应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也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标志。所以，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有没有一支反应快速、处置合理的社会心理援助队伍，是各级政府职能转移后需要关注的问题。
3．提高管理者的压力应对能力
作为一名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我个人认为“自杀并非是具有良知的标志。”当事人的“自杀”对遇难者家属来说，也许能解一时心头之恨，但是“创伤期”过后，会造成心理的“二次创伤”。同时，当事人的“自杀”对其家属、亲友来说也会造成伤害，也会诱发社会自杀率的上升。所以，提高管理者的压力应对能力、提高叠加压力应对水平也是一名合格管理者的基本心理素质，既然“悲剧”发生，管理者如何科学理性应对是十分重要的，毕竟管理者也有妻儿老小，也要承担家庭健康发展的责任。
徐砺寒范文5
5・12汶川大地震已将湖北和汉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2010年6月25日，湖北率先实现了援建项目的整体移交。在此基础上，双方又达成了长期合作协议，让汉源人民充分享受到了对口支援的丰硕成果。湖北援建回访代表之一、湖北省抗震救灾对口支援办公室主任尤习贵说：“我们不仅要帮他们盖好房子修好路，还要帮他们恢复灾后的生活能力。”
湖北智力技术支援与基础建设几乎同时启动，《湖北省对口支援汉源智力技术支援方案》明确了湖北省委组织部、建设厅等12个单位分别承担智力技术支援任务，并分别提出了提高当地教育教学水平、医疗服务水平、科技推广水平和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目标。由此，湖北在汉源县开始实施“35510”工程，即：实现教育、卫生、农业技术人员培训3个全覆盖，投资5000万元和选派500人次技术人员到汉源，开展涵盖干部培训、教育、卫生、农业技术、科技服务、建筑技术、旅游事业、矿业技术、宣传文化、志愿服务等领域的10大援建项目。
教育培训充实汉源教育资源湖北作为科教大省，在灾后重建智力援建汉源的过程中，开展了史上最大规模的“送教上门”活动，对汉源教师队伍进行了分层次培训工作。湖北省教育厅把培训送到汉源教师的家门口，免费提供培训所需教材和学习用具，并为学员每天补助100元。去年暑假，湖北的教育专家团队已对义务教育阶段的1210名部分学科教师和200名县级骨干教师进行了培训，涉及小学语文、数学、中小学美术、初中语文、数学、英语、化学、地理、物理等10个学科。
与襄樊五中结成“一对一、全方位”结对帮扶对子的汉源二中的校长叶涛介绍说：“襄樊五中将派学科带头人、高级教师等专业人才到汉源二中进行讲座、授示范课、培训业务知识等，二中也将以教务处牵头，在教研处等部门选派干部、教师到襄樊五中，进行部门对接学习。后续的工作可以充分发挥湖北省和汉源县教育远程交流平台的作用，通过网络跟踪培训实现。”
医务培训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队伍智力援建工作启动后，汉源县每个乡镇卫生院都有湖北1家县级以上医疗机构进行对口支援。湖北省卫生厅派出150余名医疗卫生专家，对汉源医疗技术、卫生监督、疾病控制等方面进行帮扶。汉源县医务人员每年还可以到湖北省进修培训，去年汉源县就组织了两批医务人员到湖北省4家三级甲等医院进修培训，目前培训已完成。
湖北省第九批对口支援汉源医疗队队长程浩，是2010年4月至6月到汉源参与援建任务的，他与其他队员一起，坐了18个小时的火车，6个小时汽车，翻越了海拔3000多米的泥巴山抵达汉源县医院。在进行了简单的工作交接后，他不顾疲劳开始了援建生活。在汉源县医院，程浩开展了《深静脉血栓的形成与防治》和《围手术期镇痛》两次专题讲座，还在外科及手术室开展了4次科内讲座，在医院大受欢迎。
湖北省医疗系统还为汉源县援建了一套价值280万元的远程会诊设备，建立了28个互动平台。这些设备可以发挥远程医疗视频会商会诊、远程教育平台的作用，对特殊病理进行网络指导，对疑难杂症实行网上就诊。目前，湖北同济、协和等医院的专家、教授已经开始和汉源县、乡两级医疗单位进行面对面视频会商和远程会诊，并开展医学新知识、新技术远程视频培训。这对提升地震灾区卫生防病治病能力、解决边远山区群众看病就医难将起到重大作用。
农技培训提升农业技术含量2009年，湖北省开始农业智力技术支援“1185工程”。这项总投资达1700万元的工程不仅为汉源农民增收提供了有力保障，也为当地的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为支持汉源县马铃薯产业的发展，湖北省农业厅援建办组织了有关技术专家，奔赴汉源展开了深入调研，为当地提供优良脱毒薯种；受湖北省农业厅和湖北省援建办的委托，湖北农技推广总站农技师王成新2009年8月带着湖北马铃薯新品种、新技术来到汉源，他除了手把手地教当地农民栽种、管理，还走村串户为农民讲解有关技术。在湖北的大力支持下，汉源马铃薯良种繁育中心的年产量能达到600多万粒，将当地马铃薯产量提高了近50%，仅此一项，就可为当地农民增收5000万元。
湖北还在九襄、清溪、唐家、小堡、安乐、大树和园艺场建立了7个农业远程教育网络平台（市荣乡因瀑布沟电站搬迁乡镇政府未修建），农民朋友有什么问题，只要到乡镇终端点，就可以通过网络得到华中农业大学专家的指导和帮助。去年4月27日，通过农业远程教育网络平台，汉源130多位农民在九襄镇网络教室听了湖北省农业厅专家讲授的果树栽培技术课。一位农民带来了一棵生病的金花梨幼苗，咨询治疗方法。远在武汉的果树栽培专家鲍江峰查看了幼苗症状后，当场开出了“药方”。通过网络及时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困难和问题，提升了广大县乡农技人员和种植农户的病虫防治技术和生产管理水平。
徐砺寒范文6
[关键词]李翰祥；黄梅调电影；叙事话语
在一生的艺术生涯中，李翰祥展现了全面的创作才华，其作品样式多姿多彩，战争片《扬子江风云》、风月片《金瓶双艳》、宫闱片《倾国倾城》、鬼怪片《倩女幽魂》、乡土片《冬暖》等。作为港台黄梅调电影类型的开创者，李翰祥执导的黄梅调电影作品包括：《貂蝉》(1958)、《江山美人》(1959)、《杨贵妃》(1962)、《梁山伯与祝英台》(1963)、《七仙女》(1963)、《王昭君》(1964)、《西施》(1965)、《状元及第》(1974)、《富贵花开》(1974)、《金玉良缘红楼梦》(1977)。除上述影片之外，李翰祥与其他导演合作的黄梅调影片还包括：《凤还巢》(与高立，1963)、《杨乃武与小白菜》(与何梦华，1963)、《玉堂春》(与胡金铨，1964)三部影片。
在李翰祥执导的黄梅调电影中，体现出趋于一致的作者风格，其中，《梁山伯与祝英台》无疑是其最具代表性的巅峰之作。《梁山伯与祝英台》由香港邵氏兄弟公司1963年摄制，李隽青撰词，周蓝萍音乐作曲，贺兰山、戴嘉泰摄影，乐蒂、凌波、任洁、李昆主演。无论是当年该片连续放映186天的影业奇迹、变台北为“狂人城”的空前盛景，还是在第二届台湾金马奖上所获的六项大奖，都足以证明其艺术成就和研究价值。下面以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李翰祥黄梅调电影的叙事话语作简要分析。
一、中国梦想与东方传奇
李翰祥的黄梅调电影，从题材上来看，几乎无一例外地取材自中国民间传说或传统戏曲原本。《貂蝉》取材自“四大美人”中关于貂蝉的传说；《江山美人》由京剧传统剧目《游龙戏凤》和《骊珠梦》改编建构；《梁山伯与祝英台》和《金玉良缘红楼梦》以经典的中国式爱情悲剧为故事蓝本，通过电影化的艺术加工悉心呈现。概括来说，李翰祥黄梅调电影的叙事核心，体现着浓厚的中国梦想与东方传奇色彩。
这里所提出的中国梦想指的是香港人眼中、心中对中国古典文化所寄托的深切情愫和真挚怀想；东方传奇则是体现在电影叙事构筑之上的东方雅韵和传奇味道。细品其中原因，笔者认为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黄梅调电影自前古典时期以《貂蝉》和《江山美人》两部影片探索、确定了其自身创作格律之曰起，便明确了其戏曲改编的创作立场。虽然港台黄梅调电影与桑弧策划、石挥导演，严凤英、王少舫主演的黄梅戏曲电影《天仙配》相比，存在着大量语境之异，较之舞台戏曲更是相去甚远，然而从李翰祥的个人创作基点出发，依然决定保留传统戏曲中的故事原坯，或者从中国古典文学中汲取养分，作为构成这一“新类型电影”的叙事内核与创作素材，显然是与该电影类型本身所体现的艺术特点分不开的。
其次，李翰祥选择的故事蓝本都是在亿万国民口口相传过程中成熟起来的，在此之上进行作者化的艺术改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受制于当时的邵氏公司在整体电影生产中对于电影编剧这一重要环节的不重视态度。据李翰祥回忆，“我们的制片人，他可以花30万请明星，可以花10、20万搭一个布景，但是他们不肯花10万、20万找人写个好的剧本”。“一直以来，邵氏公司内的编剧地位都不高，多是一个简单的故事梗概，拍摄过程中或是无剧本、或是导演自己写、再或是找行文快的编剧改写(倪匡曾为邵氏编剧161部，速度之快可想而知，比较草率)。也说明了邵氏公司更希望展示‘奇观’丽，让观众感到新鲜刺激，相形之下故事本身便不是那么重要了。”由此看来，选择与影片类型相适宜的民间传说和戏曲原本，对于为黄梅调电影的艺术探索与改良创新都提供了更加坚实稳固的孕育土壤和更加广袤自由的拓展空间。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远离中国内地的浮城香港，作为电影观众的香港人民，无论是在曾经动荡的岁月，还是在日趋安定繁华的变更之途，都怀有根深蒂固的家国梦想。香港邵氏电影公司一贯秉守的“商业美学”和“无害娱乐”的经营理念就在这样一个特别的年代里，与观众的心理期待和观影需求心照不宣地达成了“产销默契”，在某种价值层面上来讲，李翰祥所钟情的“古装”与邵氏公司所关注的“歌唱”在恰当的时代背景之下自然美妙地结合起来，以其作品(产品)在赢得票房和奖项的同时，帮助影院中虔诚的香港观众在银幕之上一遍遍地虚拟圆满着心中的中国梦与香港情。
二、歌唱段落的情节推演
与其他类型电影的叙事方式不同，黄梅调电影所遵循的已不再是常规意义的电影创作结构法，同时也并非传统戏曲艺术所讲求的分场结构法，而是将戏曲表现形式与电影特性相结合，从而产生出一种适应黄梅调电影这一独特类型的叙事结构――以主唱段分割的唱段式结构。
此前有学者谈到，“结构就是‘叙述’故事的总体框架，银幕结构也就是邵氏黄梅调电影在叙事上的基本态度。它可以分两个方面来讲：第一是将传统戏曲的分场结构衍化为以主唱段分割的唱段式结构，从而从基本的结构形态上完成‘以戏就影’的构造；第二是将耳崮芟甑南非故事，尽可能地‘塞’进银幕中而非舞台中，从而使故事的‘传奇’成为银幕般的‘奇’而非舞台式的‘奇’”。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全片可分为九个叙事段落。诚然，这九个叙事段落的划分原则，即是本文所论证的“以主唱段分割的唱段式结构”。为使论证过程更加简单明了，不妨在此将全片九个段落所涉及的主唱段分列一览，详见表1。
从上表中不难看出，《梁山伯与祝英台》全片的九大场次中贯穿着九大主唱段：“十味药”唱段的诙谐幽默、“梁祝结义”的含蓄委婉、“男女之辩”的敏捷才思、“沿途对诗”的巧妙暗示、“玄机破解”的恍然彻悟、“英台抗婚”的坚贞不屈、“梁祝悲别”的凄怆无奈、“英台悲愤”的郁恨进发、“英台哭坟”的感天动地……无不体现了唱段式结构在黄梅调电影中的明显作用和独特魅力。
三、女性角色叙事定位
女性角色叙事定位，即指在影片叙述中以女性角色的情感、经历等为叙事主要线索，推演情节发展。从李翰祥开黄梅调电影类型之先河的暖身作品《貂蝉》开始，女性角色便成为此类型影片的叙事主导话语。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邵氏公司，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从创作班底到整体影片运营战略，情不自禁地产生了对上海电影传统集体无意识地模仿。在邵氏国语片中，处处可见上海的痕迹，都市片处处呈现着上海式的繁荣，黄梅调影片中的唱段音乐也源自上海的 国语时代曲。
因此，根据上海电影的传统，女性为主角的电影成为邵氏国语片的首选题材。“这些影片皆塑造了完美的传统女性，演绎了传奇女性的故事。这些女性传奇故事成为国语片建构‘中国化’的一条线索，海外华人观众能够取得强烈的中华文化认同，而传统女性坚忍、贞洁、自我牺牲、清纯的美丽形象都体现丁东方女性的美感。”
细数由李翰祥亲自执导的黄梅调电影作品，从《貂蝉》中的貂蝉、《江山美人》中的李凤姐、《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祝英台、《金玉良缘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到类型界定尚存争议的《杨贵妃》、《王昭君》、《倩女幽魂》，直至李翰祥在台湾另立国联所摄制的《七仙女》、《状元及第》、《西施》，再到他在华明公司所摄制的《富贵花开》，以女性角色为叙事主导话语的定位及导演李翰祥的古典情思和美人情结可见一斑。
虽然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从民间传说、戏曲演义到电影呈现，所叙述和表达的均为梁、祝二人之间的动人爱情，表面看来，两性角色应是大体相当、不分伯仲的(虽然片中梁山伯的男性角色也由女性演员凌波反串扮演)，然而细品该片不难发现，女性角色祝英台依然是影片实质意义上的叙事主角。换句话说，祝英台的选择与命运是串联起整部影片叙事章节的主线。从第一场“英台求学”开始，便奠定了影片以祝英台的女性角色为主导话语的基调，详见表2。
以情“节”分析法梳理影片的脉络之后，不难发现全片以祝英台的情感、情绪贯穿始终，在具体段落表现上，除“回十八”和“山伯临终”段落以梁山伯为叙事主线，其他段落均以祝英台的行动和命运改变作为推演故事情节的主要叙事动力。女性角色叙事定位的作用在于：以女性的细感染人，以女性的柔情打动人。这里值得提出的是，即使在上面所提到的这两个叙述段落中，祝英台虽然形不在场却并未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