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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基础范文1
2、针对同类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解题技巧，确定解题思想，不断提升自己的解题准确度和速度。根据历年考生的经验，影响考试成绩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答题时间不够，因此，在平时的学习过程中就应该养成快速答题的好习惯。
3、培养自己的抽象思维和形象思想，以及类推的思维能力，因此这类考试往往考察的是考生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对于专业的考察相对是比较小的，因此要训练自己应对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了解相关的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尤其是对于国家公务员考试，在这方面的考题比重还是相当较大的，同时借助网络、电视了解当前社会的最新动态以及时代的主题，这些都可以在考题中出现。
公共基础范文2
按照我国对职教体系的设计，职业教育包括由中等职业教育、专科层次职业教育、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和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在内的上下贯通的体系。专科层次职业教育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有专家将其划分为1.0版、2.0版和3.0版。所谓1.0版大致是指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到2005年左右，是由探索到大规模发展的阶段，高职教育为中国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作出了贡献，高职院校占据了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2.0版是指以2006年启动国家示范校建设和2010年启动国家骨干校建设为标志，是在目标定位、培养模式、体制创新等方面担负着示范引领和骨干带动作用。3.0版是从2012年以来，国家和地方政府围绕制度建设、体制创新和院校改革等方面进行的综合研究和改革设计。要将现代职教体系建设规划落到实处，需要社会、政府、学校共同发力。从社会的角度需要解决人才观、吸引力和人力资源配置等方面的问题。
从政府方面要在经费投入、体制机制和政策对接方面有所作为。就学校而言，要重心下移，在内涵建设、培养质量和监控体系建设方面下功夫。但从总体而言，对职业教育发展的现状，我们有必要建立如下共识：一是唤起全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应有重视尚需时日；二是构建政行企校的协同力量步履维艰；三是职业院校要在课程建设上主动作为、率先行动；四是职业素质和专业技能是职业教育培养质量的关键指向。当前，职业院校应将改革的激情、发展的动力聚焦在课程建设上，关注构建现代职教体系对课程改革的新要求，要在三个方面加大力度。一是要通过“关注教学、关注课堂、关注学生”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要从前几年申报、评比、制定方案、评估验收等繁杂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回归学校本源、教师本源、学生本源，将学生主体落到实处，使培养质量成为检验一切工作的唯一标尺。二是要明确公共基础课程在人才培养体系中的功能定位。过去对公共基础课往往是关注培养规格的要求、必需够用的原则、为专业课学习打基础等方面。从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角度，公共基础课的功能可概括为培养学生核心能力的主体课程，建立这样的认识，为课程设计与实施确立了方向。三是要有顶层设计和指导性文件。山东省出台的45项政策文件和28项制度绘制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蓝图，在课程体系方面也有指导性文件，比如已完成了30多个专业的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指导方案，正在进行20多个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指导方案研发，与此同时，全省公共基础课程教学指导方案的研发也列入计划。以教学指导方案为依据，开发的教材等相关教学资源，其规范性和适用性将会大大提高。
二、高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实践与反思
高等职业教育十几年来的发展是一个规模扩大与改革创新并行推进的过程。课程理念、课程体系、课程模式是改革的主要内容。大致是按照学习借鉴、专家指导、示范引领、项目带动这样的路径推进。学习借鉴主要是通过引进德国、美国、新加坡、澳大利亚、香港等职业教育先进国家和地区的课程体系，对我国学科式课程进行改造。专家指导：近几年涌现出一批致力于职业教育课程研究的专家队伍，如姜大源、赵志群、戴士弘等国内专家。北京师范大学职成教研究所、中国职教学会课程委员会等研究机构对职教课程改革与建设发挥了开创性作用。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等高职院校有一批在教学一线的骨干教师，在课程实践方面发挥了示范作用。示范引领：主要是通过国家示范校和国家骨干校两期工程，课程改革以建设任务的形式予以落实，形成了一批重点专业的核心课程的系统方案。众多非示范、骨干校也纷纷学习借鉴，在全国形成了课程改革的目标模式和实践范式。项目带动主要是通过精品课程、教师教学比赛、教学资源开发等教学项目，将课程改革的理念和思路落实到具体的课程中，实现了课程的普及和推广。
对本轮课程改革的成果可从四个方面予以概括：一是明确了与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相适应的课程目标：二是形成了以能力为本位的课程理念；三是构建了以典型工作项目为主线的课程体系；四是采用了行动导向的教学模式。课程改革的成果，以精品课程、教学资源库、教学设计案例、特色教材等形式呈现。但在充分肯定课程成果时，也应当对目前存在的问题予以重视，以便在后续工程建设中加以纠正，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盲目模仿、貌合神离。尽管大多数院校都组织了课程改革，但以教材等集中展示改革成果的案例不多。许多学校教师做出的东西，形式上是按照某种理念、采用某种方法，但实际上形神分离。二是重设计、轻实施。有些方案脱离学生实际、学校实际，在设计中头头是道，但由于受条件所限，在实际中不能实施。三是说一套、做一套。这是形式主义在当前教学中的主要表现。往往是在说课或课改汇报时精彩纷呈，而进入课堂，面对学生时又回到原形。四是重教师，轻学生。课改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到教师如何设计、如何实施，而对学生的基础，学生未来的职业方向关注不够，研究不细，造成教与学脱节。通过近几年的课改实践，我们形成了如下共识。课程改革要以科学的方法和理论作指导；国外的经验要与本国本校实际相结合；对专家的理论要重在理解、消化和吸收；改革要在颠覆性和渐进式之间做出选择；包括教材在内的教学资源要为课改提供支持；教师的能力是课程设计与实施的关键；课改的成效要由培养质量做出检验。
三、职业核心能力培养的实施路径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目标，要求学生不仅专业技能要过硬，而且职业素质要优秀，并且用人单位经常把素质放在首位，而职业素质和专业技能是职业院校培养质量的主要评价标准。在这当中，公共基础课和人文素质课是培养核心能力的主要渠道。因此，在关注专业核心课程的同时，需要对公共基础课程和人文课程予以高度重视。通过对各校的调研，结合我院的实际，目前在人文课程建设方面存在如下问题。公共基础课程研究深度和改革力度滞后于专业核心课程；没有统一的课程标准，造成一方面脱离学生学习基础，另一方面脱离专业要求；相关教材虽然院校和出版社积极性比较高，但质量良莠不齐；教学模式不符合核心能力要求。对于职业核心能力研究，相关机构做了大量工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下属的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完成了与人交流、教学应用、信息处理、与人合作、解决问题、自我学习和创新能力7个模块培训标准的制定，并且研发一套能力训练程序，包含目标、任务、准备、行动、评估的五步训练法。在对职业核心能力课程及教材建设进行研究时，应广泛吸收已有的成果，将其纳入人才培养体系。从职业核心能力实施路径的角度，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在能力分解的基础上，课程设置既要考虑社会能力，又要考虑专业能力。二是制定并实施科学的教学标准。三是教学内容的选取与组织要与岗位要求紧密对接。四是按照能力形成规律，全面实施行动导向教学。五是开发与核心能力相匹配的教材及其他教学资源。
四、公共基础课程教学资源建设与配套教材开发的若干思考
公共基础范文3
关键词：公共基础设施；经济；增长；促进
一、 经济增长理论视角下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在经济增长理文献中可以找到大量关于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刺激经济增长的理论支撑。其中大多数的讨论都可以归纳在以下生产函数的框架之内：
Q为实际总产出，K为不包含基础设施的总资本投入，KI为基础设施资本投入，L为劳动力投入。A（.）为标准生产系数。假定基础设施是一种纯公共品由政府通过一种非竞争、非排他的途径提供。KI在F（.）中通过政府购买函数G（.）的形式表示，也可以将其看成是一个额外的变量，这在宏观经济的文献中较为常见（Romp & de Haan，2005）。
然而，已有文献中有学者提出可以在生产函数中单独将基础设施包括在内。首先，并不是所有的基础设施都符合纯公共产品的特性，过去的几十年中越来越多的基础设施通过市场来提供，具有典型的私人产品特性。其次，即便私人部门参与进来，基础设施在运营期间提供服务的单位成本与单位价格并非严格的由市场机制来决定，所以，将KI当成生产函数中的一个变量需要基于一个假设，即企业可以根据其提供基础设施的成本来做出完全理性的决策（Duggal，Saltzman & Klein，1999）。
在此观点下，KI在生产函数中应该通过（G（KI）=I（KI））来体现。I（KI）是一个中间投入变量，KI的增加使得企业生产函数中的其他相关中间投入如交通、通讯等的成本降低。Hulten，Bennathan和Srinavasan（2005）将这称之为基础设施的”市场调节效应“。
此外，在方程（1）生产函数的参数A中包含了两种增长效果：一般正外部效率的提高，表示为θ，可以称之为”直接效应“；通过基础设施投资积累的正外部效率提高，也可以称之为”间接效应“。
1. 直接效应。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不论是将其当成纯公共产品还是一种中间投入的形式，都涉及到生产效率问题。在一个标准的生产函数中，基础设施投入的加大也会提高其他要素的生产率，而这些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否会促进经济的增长要取决于是否达到规模效益。基础设施对于经济增长的互补性直接效应的一个极端例子就是，可以考虑对参与某些偏远地区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提供的私人资本开放例如电力、通讯等一些重要基础设施的进入权限。
但是很显然，基础设施的融资并不是中性的，而是存在对私人资本的挤出效应。特别是如果这些资金是来自于政府税收或者从国内金融市场的借贷。
2. 间接效应。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比直接效应要更为多样化，主要包括：
（1）基础设施的维护与私人资产的使用寿命。这是一个重要但是较少被提及的方面，即维护已有基础设施存量。有学者认为相比新建基础设施来说，现有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对于维护已有基础设施来说是不利的，理由主要有两个方面：Rioja（2003）假定维护已有基础设施的资金来源于税收，而新建基础设施的资金来源于国际贷款。很显然，新建基础设施对于官员来说更加具有“政绩表现”，同时相比加大对已有基础设施的维护上来说也显得更加的“短视”，因为一味的新建而不注重维护会使得已有基础设施的质量水平逐渐下降（Maskin & Tirole，2006，Dewatripont & Seabright，2005）。这种维护水平的缺失将会产生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降低了现有基础设施的使用寿命（Rioja（2003）在外生增长模型的框架内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描述）。另一方面，带来了更高的运营成本，同时也使得私人资本投入的耐用期减少，例如私人卡车在破烂的公路上行驶或者私人机器连接上电压不稳定的线路等，都会减少其使用寿命。
（2）调整成本。这一观点主要由Agenor和Moreno Dodson（2006）归纳得出。对基础设施的改进最少可以在两个方面降低私人资本的调整成本：一是降低物流成本；二是减少私人对于某些替代性机器的投入，例如发电机等。这一假定得到了很多来自于公司层面调查数据的经验支持――如Lee，Anas和Oh（1996）以印度尼西亚和尼日利亚为样本，Alby和Straub（2007）以拉丁美洲为样本，Reinikka和Svensson（2002）以乌干达等国为样本分别做了相关验证。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使其提供的服务更加可靠，这样便减少了企业为预防某些必要出现故障而准备的替代性支出，从而使得企业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投资支出，但是也存在一种这样的可能性，如Reinikka和Svensson（2002）的研究表明，如果投资生产那些替代性设备的企业规模要更大或者利润更为丰厚，那么这种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也可能会导致私人投资的进一步下降。
（3）劳动生产率。这一效应来自于假定信息传播及通讯技术的发展可以使得用于工作交流沟通上的时间减少，这样可促进潜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4）人力资源发展的影响。微观经济学上很多文献都指出更好的基础设施水平可以促进民众健康及教育水平的提高，这在短期可以使得已有的人力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在中长期来看可以促进民众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5）经济的规模与范围。已有文献中有一些相关的论证表明，高水平的交通基础设施可以降低交通成本，实现规模经济，更好的存货管理水平以及不同的经济集群模式（Hulten et al.，2000；Baldwin et al.，2004），此外，还可以促使各类型的机构出现专业化分工，并促进在交通、通讯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创新的投资力度来应对市场变化，而相应的，更有效的信息流入会使得市场竞争加剧从而带来更为有效率的市场出清（Jensen，2007）。
二、 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经典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由生产函数中的两个要素组成：排除了比较优势的资本与劳动力。生产包含两部门：传统部门（一般指农业部门）在固定收益不变的条件下生产可自由交易的产品，现代部门（一般指工业）生产差异化的产品并且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此外，不同地域之间的劳动力与资本的流动程度不同。这类文献还进一步区别了“先天自然”如是否蕴藏丰富的石油、是否靠近海洋或者河流、气候条件等自然条件，在吸引公司选址及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上与“后天自然”的不同。其目的是为了解释“先天禀赋”如何促进区域化的聚集，以及政策干预如对相关公司进行补贴，或者人力资本及基础设施条件的积累等“后天禀赋”如何对区域化的集群产生影响。
经济地理学模型的主要特征在于其认为经济活动的“后天自然”是区域分散和聚集之间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从技术条件上来看，区域聚集的驱动力来自于工业部门的企业内部或者外部的报酬递增。内部的报酬递增可能是由于反向的需求链条所引起，经常称之为“市场准入效果”，或者“国内市场效果”，在此情况下企业为了减少交易成本会将其生产经营活动置于靠近更大规模消费市场的区域，也可能是由于正向的成本链条所引起，在此情况下企业要素投入价格下降从而使得更多的企业聚集于特定的区域内。
交通成本是区域聚集或者分散的决定性因素。在大多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中，这一部分被简化为“冰山”成本，即假定在货物运输的过程中有一部分货物会逐渐“融化”掉。由此可以看出，区域聚集或者分散的驱动力都会随着交易成本的降低而减弱。例如，“市场准入效应”会随着本地与外地市场交易成本差异的缩小而减弱，但是对于公司本身来说，市场竞争的逐渐激烈同时也会使得工资效应逐渐减弱。在大多数模型中，当交通成本很高时，区域分散的驱动力占据主导地位，而一旦交通成本下降，区域聚集的驱动力将会逐渐增强（Baldwin et al.，2003）。
上述讨论的经济活动长期地理格局，但是这些模型用来分析区域政策是存在缺陷的。首先，公司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情况最多只是政策制定者考虑的一个中间环节，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率以及更好的收入分配效果。其次，在这些模型框架下，工业部门的聚集总是处于一个“输赢情境”。显然，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政策经验要求经济增长保持在一定的规模之上。
Martin和Ottaviano（1999）将经济地理学与内生增长理论相结合建立模型来解释一系列政策问题。这些模型均假定企业可以利用技术进步来克服边际收益递减，此外，还遵循一个在实证研究中证明的假设（Rosenthal & Strange，2004），即地理因素对长期经济增长具有深远的影响，且这些外溢效应只存在于本地区。内生性增长代表着一种区域聚集的驱动，而知识的外溢性代表着一种区域分散的驱动。
在这些模型中，Baldwin等（2003）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基础设施政策的结论：在地理与增长模型中最重要的是空间上的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权衡，整体的快速增长中有可能包含局部的由工业聚集带来的静态损失，所以有可能存在一个全局性的动态增益，而局部的利益并没有明显的受损。然而，这一结论将会取决于区域聚集的程度是否处于最优水平。
三、 公共部门需要市场与政府融合
公共部门的产品特征和技术特征决定了完全由市场来配置资源是低效率的，有必要保持政府对其产品或服务的供给保持直接或者间接的干预。
从主流的新古典理论观点来看，政府与市场分别作用于不同类型的市场。在竞争性市场中，由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在公共市场中，由政府来提供公共产品。这其中包含的观点是，只要市场可以做好的都尽可能由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市场机制无法有效配置或者出现失灵的，则通过政府来实现资源的配置。但是大量的低效率、寻租、分配不公平等问题的出现，表明市场机制可能失灵，政府的干预同样也可能出现失灵而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
因此，可以得出的经验是，政府监管需要同市场机制结合，以尽可能降低管制的代价。在既可以由政府提供也可以由市场提供的领域，就需要政府监管与市场机制之间进行互补与协调。其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手段的结合。任何一种监管手段都会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各个企业的应对行为，这些应对行为同时又会反馈到监管的手段上，这种互相影响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产业的绩效。另一方面是监管手段与规则的结合。围绕公平和效率，以效率为标准，在引入市场机制的条件下，实行必要的政府监管，以保障市场秩序和分配的效率。在公共部门当中，市场的不完全程度更高，需要政府进行相应的政策干预。
新公共理论所倡导的公共产品提供者与生产者相分离的理论是实施PPP的理论基础。对于政府和公共部门而言，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是其基本职责，不存在选择的机会，而采用什么方式，由谁来生产公共产品则存在可选择性。PPP模式只是改变了公共产品的生产方式，却并没有改变公共产品的基本性质。这就为公共部门和私方部门在PPP中的职能定位提供了理论依据。
公共部门在PPP中虽然不再直接生产公共产品，但公共服务的责任仍主要由政府来承担。政府及其公共部门在PPP中至少承担三种职能：（1）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表，须保证公共产品的质量和数量符合标准，一旦公共产品数量和质量不能满足公众需要，或在公共服务活动中出现重大事故，政府必须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2）作为PPP的主要参与主体之一，政府和公共部门还应承担规则制定与执行的职责，包括法规政策和PPP规则程序的制定，违规行为的纠正等；（3）作为公共服务的采购者，公共部门主要承担确定采购标的、选择合格的私人部门、签订与履行合约等职责。要履行好这些职责，要求政府主管部门由传统的“经营者”向“监管者”转变，由传统的“命令―控制”的管理理念向“经济―激励”的服务导向转变。
私人部门作为PPP合约的另一方当事人，需向公共部门提供符合要求的公共产品或服务。在这一过程中，其主要职责包括响应公共部门的采购协议、参与竞标或其他遴选程序、合同签订和履约等。这与一般的竞争性企业无异。然而公私部门合作提供公共服务意味着公共服务供应商是一个承担了社会责任的经营主体，虽然它本质上仍是一个商事主体，盈利依旧是其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但由于私人部门生产的公共产品具有公益属性，这使其具有公共性和企业性两重身份，进而决定了私人部门获得利益不能以损害公共利益为代价。因此与一般的竞争性企业相比，PPP中的私人部门要想获得利益，就必须接受比一般商事活动主体更多的限制，如在产品或服务价格制定方面受到监管，公共产品的利润率要保持在合理范围内，其经营或生产的部分信息应向社会公众公开等。除此之外，为了保证公共产品的供给数量和质量，私人部门还必须按照合约规定，对城市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维护等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总体来看，政府监管与市场机制由原来的平行关系日益转变为相互交叉、相互补充的关系。特别是随着技术的进步，许多原来在纯公共领域不可分的投资逐渐变为可分的、可竞争的投资类型，市场力量在公共部门领域表现出越来越大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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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基础范文4
一、引言
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是城市发展的基础，为城市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基本物质条件和公共服务。由于外部效应的存在，基础设施部门的私人成本(收益)与社会成本(收益)不一致，其私人部门成本不能得到完全的补偿。《2012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与基础设施相关的能源、交通和环保三个行业2011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合计为66945.8亿元，而这三个行业当年增加值合计仅为35119.7亿元。如果仅从经济收入的角度考察，显然城市公共基础设施部门的效益并不理想。然而，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作为公共物品的重要性在于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要远远大于私人部门的经济利益。因此，与经济效益相比，对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社会效益进行考察能够更好地反映其运营成果。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可持续发展观和以人为本发展观的确定，以论证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可行性为目的的社会影响分析得到一些国际机构的认可，并逐渐发展成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社会影响评价(施国庆等，2003)。最初的社会评价关注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社会问题，目的是尽量降低负面影响以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薛晓娟，2005)。但是，随着基础设施项目对社会发展的有利影响不断显现，其社会效益(正面影响)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吴宗法等，2002;ZhangXiaobo等，2004;Uchimura等，1993)，特别是对基础设施减贫效应和就业效应的研究逐渐成为重点领域，如有学者分别检验了印度、中国各地基础设施的减贫效应(Fans，2002;Kwon，2000;高颖等，2006;鞠晴江等，2006)，还有学者检验了基础设施的就业效应(Piyapong，2009;郑振雄，2011)，所使用的方法包括C－D生产函数法、动态面板模型、CGE模型等，所涉及的基础设施领域以交通基础设施为主。近年来，国内的一些学者从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环保乃至土地增值等更加广义的范围对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社会效益进行了分析(杨二杰，2010;郝志平，2004)，并有学者尝试进行定量评价，方法包括模糊综合评价(孙康等，2012)、模糊层次分析法(李庆瑞，2005)、神经网络模型(骆有隆等，2004)和系统动力学方法(王宇宁等，2012;梅鸣等，2005)等。已有对于基础设施社会效益的评价并不系统和全面，研究的领域也存在局限，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领域。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是其公益属性的基础，对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状况进行评价，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其运营成果，为建设和运营策略的选择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本文借鉴已有的研究经验(李忠富，2009)，将DEA方法引入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评价研究中，采用基于二级目标函数的DEA交叉效率模型，以我国35个大中城市为样本，对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状况进行全面评价和分析研究。
二、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评价方法与指标体系
效益指效果和利益，其本质是反映一种投入产出的对比关系。社会效益是指一项工程对就业、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等社会福利方面所作各种贡献的总称，是从全社会宏观角度来考察效果和利益。因此，本文将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定义为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对就业、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等社会福利所做的各种贡献，反映基础设施部门资源利用、劳动消耗与全社会发展有益成果之间的对比关系。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包括能源动力设施、水资源和供排水设施、道路交通设施、邮电通信设施，生态环境设施和防减灾设施六个子系统(陈仲常等，2010;潘胜强等2007)，其社会效益的发挥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现:(1)收入效应。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为其他社会部门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条件和中间产品，从而促进了整个社会总产出的增加，并直接表现为居民收入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2)就业效应。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主要通过三种途径带动社会就业，一是本部门经营管理活动所需要的直接人员投入，二是通过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创造新增就业，三是作为市场交易的“剂”，为再就业提供便捷条件，从而提高了再就业率。(3)减贫效应。一方面，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涓滴效应提高了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为农业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以及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就业提供了条件，从而提高了城市低收入者及农村贫困家庭的收入水平。(4)潜在效应。除增加就业、提高收入等作用外，城市公共基础设施还通过提升人口素质、发挥品牌效应等方式提高了城市的软实力。本文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对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进行考察，选择的指标力求全面反映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水平及其对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有益成果。综合借鉴前人研究成果中有关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评价和基础设施社会效益分析的指标，结合本文实证方法的适用性及数据的可得性，建立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在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评价指标体系中，投入指标由三部分组成:反映基础设施部门资本投入的指标x1;反映基础设施部门劳动投入的指标x2;反映基础设施部门存量设施投入的指标x3－x8。产出指标的选取综合考虑了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发挥社会效益的不同途径以及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相关标准，包括反映国民收入总体状况的指标y1;反映全社会就业状况的指标y2;反映低收入者收入状况的指标y3;反映人口素质的指标y4。
三、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的动态评价
(一)样本及数据考虑到样本间的可比性，本文选取全国35个大中城市作为评价单元，利用35个城市2008～2012年的面板数据来考察其社会效益状况。相关指标数据取自相应年份《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以及相关城市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二)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的总体分析本文运用对抗型交叉效率模型对中国35个大中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状况进行评价，MATLAB7.11.0软件的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1.评价结果的合理性分析由表2可见，与传统CCR模型相比，利用DEA交叉效率模型所得到的评价结果中不存在多个决策单元同时有效的情况，且各年份效益水平最高的城市效率值也没有达到1，说明其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产出比并非完全有效，社会效益仍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这样的结果更符合各城市的实际情况。2.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状况及变化趋势分析对评价结果进一步分析可知，2008～2012年，中国35个大中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总体状况不佳，各年份效率均值较低，即使均值最高的2008年也仅达到0.385。2008～2012年的5年间，中国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整体状况无明显改善迹象，如果不考虑期间的轻微波动情况，其总体呈现下降趋势。3.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与经济增长的背离2008年，中国政府为应对美国金融危机，实施4万亿刺激计划，这些资金大部分投入基础设施领域。经过5年的运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事实证明大规模刺激政策成效显著。但实证结果显示，5年来公共基础设施最重要的作用———社会效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这表明，大规模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虽然保证了经济增长的速度，但经济增长的质量却没有因此得到提升，或者说经济增长的成果没有体现在社会发展方面。这不仅涉及到公共基础设施部门效益改善问题，而且涉及到整个社会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
(三)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的区域差异分析对中国35个大中城市社会效益状况进行分区域考察，结果显示，2008～2012年，属于中部地区①的8个城市整体效益状况最好;属于西部地区的11个城市整体效益状况最差;属于东部地区的16个城市效益状况介于两者之间。从总体趋势情况来看，2008～2012年，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状况呈现缓慢下降趋势;西部地区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状况则呈现缓慢上升趋势。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原因在于，东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起步较早，已经具备了比较完善的基础设施条件，基础设施社会效益的发挥也比较充分，目前处于边际效益递减阶段，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入对社会发展的贡献较中西部地区为弱;而受区域平衡发展战略的影响，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加大，尤其是中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社会效益十分显著，公共基础设施对社会发展的贡献逐渐达到最佳效果;西部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经济基础等原因，尽管近年来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在不断加大，但基础设施水平仍然明显落后于国内其他地区，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尚未显现，也正因为如此，西部地区处于边际效益递增阶段，公共基础设施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将越来越明显。由图2～5可见，收入效应和就业效应遵从从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递减的趋势，说明收入效应和就业效应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西部地区的减贫效应明显优于中东部地区，说明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对于西部地区减少贫困的作用十分显著;中部地区潜在效应显著优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且与社会效益的结果一致，说明潜在效应对于社会效益的贡献度相对较大，这一结果与当前社会发展更注重软实力的实际情况相吻合。
(四)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的个体差异分析从具体城市来看，5个一线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状况均不理想，2008～2012年历年排名均靠后，除了广州和深圳的排名相对较好且表现出缓慢上升态势外，北京、天津、上海3个直辖市历年排名几乎都在30名以外且呈现出不断下滑的趋势。另一个直辖市重庆的排名情况也不乐观，在考察的5个年份中，有3个年份排在末位，但最后两年的排名有提升趋势。表现较好的城市大多为二线城市，其中，郑州市表现最好，在考察的5个年份中有3个年份排名第一;福州、济南、南昌3城市历年排名均较理想;另外，合肥、西安两个城市在考察期间表现出强劲的上升趋势。三线城市中，呼和浩特表现最好，历年排名较靠前;乌鲁木齐在考察的5个年份中排名几乎全部在30名以后。总体来看，各城市间的差异有逐渐拉大的趋势，2008年，表现最好的郑州市与表现最差的重庆市之间效率值的差距为0.368，到2012年，表现最好的长沙市与表现最差的乌鲁木齐市之间效率值的差距扩大到0.3795。上述情况表明，在一些城市中，存在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状况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协调的现象。结合数据进一步分析发现，这3个直辖市的人口规模均达到或接近千万级水平，说明一些大型城市由于承载了过多的发展压力，大规模基础设施投入对于庞大的社会需求而言仍然表现为相对不足。
四、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的聚类分析
社会效益评价问题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为效益低下的决策单元提供改进的目标和方案，考虑到被评价单元在公共基础设施投入规模上可能存在的差异，本文借鉴以往研究中采用的聚类分析方法(郭磊，2011;胡倞，2013)，根据投入指标对被评价单元进行分类，将具有相似投入规模的决策单元归为一类，每一类中以效率值最高的决策单元作为其他决策单元调整投入结构的标杆。以2012年为例，中国35个大中城市按公共基础设施投入规模进行聚类的评价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见，投入规模相似的各组中不同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状况存在显著差异，这为标杆城市的选择以及其他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的改善提供了可能。传统分析认为，导致决策单元无效的原因可归结为投入规模与投入结构的扭曲，那么对于投入规模相似的各决策单元来说，导致其效率差异的最可能原因就必然是投入结构的不合理。因此，对于相对低效的城市来说，调节公共基础设施投入结构应能改善其社会效益状况。根据上表，广州、南京、济南和长沙可以被选择为各组的标杆城市，作为同组中其他城市调整基础设施投入结构、在短期内改善其社会效益状况的标准。对投入指标的分析表明，中国35个大中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投入规模存在较大差异，且大致遵循从一线城市到三线城市递减的规律，表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对公共基础设施投入规模具有一定正向影响。但是，聚类评价结果显示，与投入规模较低的城市相比，公共基础设施投入规模较高的城市社会效益状况未表现出明显优势。例如，投入规模相对较高的上海、北京、天津、重庆等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状况明显低于投入规模相对较小的长沙、郑州、福州、石家庄等城市。这种状况表明，一些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状况与投入规模存在不协调现象。分析原因，本文认为，除投入结构不合理外，与快速增长的城市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比，公共基础设施供给相对不足是导致其社会效益低下的主要原因。对于一些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而言，其社会经济发展压力过大，导致公共基础设施承载能力相对不足。同时，基础设施的相对稳定性、规划的系统性和建设的长周期性也客观限制了其发展速度，无法随投入规模的提高而及时调整。对于这些城市，只有采取功能疏导性的政策措施才能有效缓解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低下的状况。
五、对策建议
通过实证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状况仍有待提高，统筹兼顾区域、城乡基础设施发展是改善其社会效益的根本途径。
(一)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实证研究表明，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具有更好的社会效益，且处于边际效益递增阶段，因此，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投入力度能够带来更高的社会效益。特别是对于贫困状况严重的西部地区，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更有助于贫困人口的就业和增收，不仅能够间接提高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且也有助于该区域的社会稳定。另外，经济发展水平东高西低的区域不平衡格局在我国已经持续了若干年，随着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等概念的提出，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保障，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是推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和战略起点。
(二)推进小城镇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导致部分中国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低下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基础设施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功能性矛盾，越是发达的城市社会经济活动强度越大，即使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已经达到了客观条件(土地、能源等)允许的上限，也无法完全满足频繁的社会经济活动的需求，从而使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表现为一种相对不足，无法实现支持社会快速发展的目的。这种情况下，功能疏导性的措施应该被用来改善大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低下状况。一种有效的做法是通过加大对城市周边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使其分担城市的部分承载功能。与城市中心相比，小城镇虽然基础设施条件落后，但也因此拥有更高的边际收益。加大对小城镇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是公共基础设施投入政策调整的必然趋势，同时也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要求。
公共基础范文5
关键词：高职；公共基础课；改革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5）11-008-01
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对高职教育的重视程度加大。高职院校是以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为根本任务。高职公共基础课作为专业知识学习的基础，在高职人才培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目前高职公共基础课面临着学生不重视以及课时减少的问题。如何明确公共基础课的定位、如何充分发挥公共基础课的作用？如何提高公共基础课教学水平，提升教学实效？都是当前公共基础课所面临的问题。因此，公共基础课教师必须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树立公共基础课为专业课服务的理念，在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考核方式、培养学生学习能力等方面加快高职公共基础课教学改革，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在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明确定位，改革高职公共基础课课程体系
当今社会，人才的竞争，不仅是专业和技能的竞争，更是综合素质的竞争。公共基础课是学习和掌握其他专业技能的基础。本着“注重教学，服务专业”的原则，改革公共基础课课程体系，使公共基础课与职业技能培养有机结合。
高职英语课程改革构建一个“基础英语+行业英语+口语”的高职英语课程体系，高职英语教学更加注重学生英语应用能力的提高，更加注重为专业服务和学生职业能力可持续发展服务；“两课”深化教学改革， 采用“课堂教学+专题讲座+社会实践调查”的模式，注重师生互动，学生参与，真正达到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目的；就业指导课、礼仪课采用理论与实践现结合的教学模式，注重就业、礼仪课程的实践性，根据不同的专业特点，开展与就业、职场相关的技能训练，让学生在模拟训练中掌握就业、礼仪的相关知识，提高竞争能力。
二、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培养学生对公共基础课的学习兴趣
在教学中，公共基础课教师要不断激发学生学习动机，使学生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交替发生作用，教师要采取多种形式如明确学习目标、创设问题情境、组织相关游戏等方式来呈现知识，因势利导，促使学生兴趣迁移等方法来激发学生的内部动机，同时利用学习效果和及时反馈、正面评价、鼓励等来激励学生的外部动机。
学习兴趣是学生有选择地愉快地力求接近或探究某些事物而进行学习的心理倾向。教师在教学中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内外活动，培养参与意识和学习兴趣，让学生体验到成功的喜悦，从而爱上该门学科。
三、改革公共基础课教学模式
确立以学生主体的课堂教学模式，尽量使用参与式、讨论式、情境再现等灵活多样的授课形式，采用项目教学法、任务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法教学，使公共基础课教学融知识性、实用性和趣味性为一体，调动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热情。在教学中，给学生创设一种宽松、愉快的学习氛围，充分调动学生的潜意识参与课堂教学活动，使学生的学习效果大幅度提升。学生体验到成功的喜悦后，进一步强化学生的愉悦感，并将这种愉悦感转化为显意识，这种潜意识、显意识的转化就造成了学生学习动机、学习效果的良性循环，进而提高学习效率。
四、传授学习策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根据“授人以渔”的教学理念，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结合教材，传授各种学习策略和技巧，引导学生运用科学有效的学习策略，完成自主学习任务，培养自主学习能力。使学生由知识技能的被动接受者，向知识技能的主动探求者转变。教师要给学生提高自主学习的时间与空间，让学生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班额较大、课时有限的情况下，采用学习小组活动形式，学生之间相互协作、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提高学习效率，培养学习兴趣，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五、采用多媒体、网络教学，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
将多媒体、网络教学应用到公共基础课教学中，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师生之间建立QQ群和微信平台，加强网上学习交流，及时解决学习、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因材施教，鼓励学生积极思考，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促进学生的个性和能力的全面发展。鼓励学生大胆质疑，克服学习中的困难，勇于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
六、评价体系改革
评价体系直接影响教师的教学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所以，我们积极推进高职公共基础课程评价体系的改革，由原来的终结性评价改为注重学习过程和考核学生应用能力的多元评价体系。通过出勤情况、课前预习、参与教学活动、完成作业情况、课外活动表现、小组合作学习等方面，综合考核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理解和掌握程度，不断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和实际运用能力。实践教学方面，采用设计、制作与课程相关的作品、撰写调研报告、组织模拟大赛、口语大赛等第二课堂活动的形式，着重考核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和水平。针对不同课程，采取不同形式的评价方法，如采用百分制、等级制或评语制。平时成绩可以采用多次考评，采信最好成绩的灵活办法，给学生留有进步的机会。考试科目的成绩比例，采取平时占60%、期末占40%的比例。实践证明，公共基础课采用多元评价考核体系，调动了学生参与教学的积极性，增强了学习兴趣，提高了学习效果。
七、组建优秀教学团队 提高科研意识和能力
要想提高公共基础课教学质量，必须建立一支教学理念新、动手能力强、思想活跃、爱岗敬业的教学团队。教学团队既是一个相互协作的平台，也为成员共同提高提供了契机。团队活动主要采用集体备课、听评课的方式，每单元由一位老师主讲，其他老师点评，并提出改进方案。反复修改，最后形成最佳方案。教师之间坦诚交流、取长补短、共享信息，共同提高。同时，通过多渠道培训，不断提高教师的理论基础知识和业务能力，巩固和提高教师的理论和业务水平、科研能力，不断加强和提高教师应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育技术技能的能力。
教师的角色不再是课堂的主宰者、是非的评判者，而应成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合作者和参与者。同时，还应该是一个研究者和学习者。在现代社会中，教师要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树立研究意识与态度，以研究者的姿态审视和反思自己的教育实践，在教学中研究，在研究中教学，不断提升个体的内在专业水平。教师要从传统经验型“教书匠”成长为富于创造力和反思能力的专家型教师，要扎根于自身的教育教学实际，用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去反思和解决出现的问题，不断归纳、总结，形成自己的教育教学经验和理论，实现科研与教学的良性互动。坚持以科研促进教学，以科研带动教学，教学反过来促进科研的理念。
参考文献：
公共基础范文6
“公共性”的由来及演变过程
根据《辞海》的解释，“公”的中文含义为“公共；共同”，与“私”相对。《礼记·礼运》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即为此意。《汉语大辞典》中，“公共”意为“公有的，公用的，公众的，共同的”。因此，自古以来，“公共”的中文语义强调多数人共同或公用。也有人认为“公众”一词有两个起源：一是起源于古希腊词汇(pubesormaturity)，强调个人能超出自身利益去理解并考虑他人的利益。同时意味着具备公共精神和意识是一个人成熟并且可以参加公共事务的标志。二是源于古希腊词汇(Koinon)，英语词汇“共同”(common)就起源于该词，意为人与人之间在工作、交往中相互照顾和关心的一种状态。在古希腊社会里，公共是一种所有成年男子都可以参加的政治共同体，其主要职责是建立一些永久的标准和规则，目的是为了获取最大之善。因此，从起源上看，“公共”更多地意指社会层面的非个体性，在古希腊政治社会里与早期民主相关联。这也应证了，随着时展，当代的“公共”概念已发生很大改变，公共成为政府和政治的同义词的观点。
哈贝马斯考察了另外一种公共性起源。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公共性或公共领域不是指行使公共权力的公共部门，而是指一种建立在社会公／私二元对立基础之上的独特概念，它诞生于成熟的资产阶级私人领域基础上，并具有独特批判功能。关于公共性的演变，哈贝马斯认为，自古希腊以来，社会有明确的公私划分，公代表国家，私代表家庭和市民社会。例如在古希腊、罗马，公私分明，所谓的公共领域是公众发表意见或进行交往的场所，那时虽有公共交往但不足以形成真正的公共领域。在中世纪，公私不分，公吞没私，不允许私的存在，公共性等同于“所有权”。直到近代（17、18世纪）以来，在私人领域之中诞生了公共领域，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性（注：［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受到国外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启发，国内也有学者从社会领域分化的角度分析公共性的产生。他们认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国家与市民社会，政治生活与经济活动具有对应的相关性。整个近代社会发展史的客观进程，都在于使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日益分化，这样一来，整个社会就成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整合体。在社会分化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过程中，国家的职能也开始了分化的历程，除出现了国家职能的多样化趋势，其中统治职能与管理职能是最为基本的两大职能。由于国家统治职能是在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的关系中实现的，所以，虽然它表现出一定的现代公共性的内容，但本质上是与公共性相悖的。而在管理职能中，公共性则是其最为根本的特性，甚至可以断言：归咎于管理职能的是一个纯粹的公共性的领域。因此，社会领域的分化引发国家职能的分解，从而导致公共性的彰显。
在论及公共性在近代的演变时，国内外学者都倾向于用“公共性丧失”一词。一种观点认为，在近代功利哲学和市场经济的趋利倾向共同催生下，古希腊公共性的含义进一步丧失，现时情况是，“通过集体的方式寻求更大的善已被个人的计算、功利以及成本和利益所替代。政府的目的在实践中已是私有的福利(privatewell-being)。我们凭借官僚、技术和科学的手段来决定福利、幸福和功用。这里没有公共的原初含义，有的只是原子个人的集合体；这里没有公共利益，有的只是许多私人利益的聚合体。”虽然美国公共行政对于如何实现公共性有过几种理论，包括以利益集团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多元主义视角）；以理性选择人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公共选择视角）；以代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立法的视角）；以消费者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提供服务的视角）；以公民权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公民权视角）等，但这些理论都不能真正代表公共。真正的公共理论架构应是以宪法为基础，公共概念必须建立在公民权、仁慈和爱之上，此外还需要听证系统和程序的保持及发展，及对集体公共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关怀，等等。
哈贝马斯也认为，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变化，出现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哈贝马斯理论中的公共性一词，可以译成公共性，也可以译为公共领域，二者没有实质差异。但倾向于用公共性指称政治层面，而用公共领域指称社会层面。——笔者注），由此导致公共性丧失。“两种相关的辩证趋势表明公共性已经瓦解：它越来越深入社会领域，同时也失去了其政治功能，也就是说，失去了让公开事实接受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监督的政治功能。”在这里，哈贝马斯把公共性的丧失归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相互渗透（注：［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在我看来，关于“公共性”本源及演变，其实离不开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背景，这一背景包括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因素。首先，最早意义上产生的“公共性”代表一种朴素的全民性，如古希腊民主制。其次，在古代社会，由于没有明确的公／私领域划分，在政治领域，代表国家权力的“公”吞没了“私”，在经济领域，表现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全面控制，因而公共性等同于国家权力。再次，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直到近代，“公”与“私”才截然分离，各有自己的独有领域，与此同时，经济领域盛行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理论，在政治领域采取国家放任主义，公共行政在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影响下，热衷于对纯粹管理技术和效率的追求，从而形成对公共行政的公共精神和公共价值的冲击，于是就有新公共行政学强调公平与参与及同期的政策分析理论中的民主因素等。最后，现代社会“公”与“私”出现相互融合的趋势，经济领域表现为国家干预与自由经济并存，而在政治领域，以第三部门为核心的公民社会成长壮大，社群主义盛行，引发大规模的公民参与和公共行政改革浪潮，“公共性”问题再一次被重视起来，此时，突出“公共性”不仅是公共部门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公民社会外力推动的结果。
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内涵
在对国内外关于“公共性”起源和演变问题的相关论述做一番考察之后，我们仍然不得不面临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什么是“公共性”？什么是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在没有给出自己明确的答案之前，我们发现，对公共性问题的阐述可以有很多角度，不同学科也有不同的认可。仅从公共行政与哲学等角度对“公共性”的内涵进行阐述的观点，就可以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
1.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的“公共性”。该理论认为，“公共性”是用于描述现代政府活动基本性质和行为归宿的一个重要分析工具。在一般情况下，是指政府作为人民权力的授予者和委托权力的执行者，应按照社会的共同利益和人民的意志，从保证公民利益的基本点出发，制定与执行公共政策。具体表现为：从基本理念上讲，“公共性”指政府组织应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由此，衡量政府活动是否达到公共性的基本标准是，公共政策及其执行是否坚持和维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否在舆论中充分体现和表达了公民的意志，政策与执行的出发点是否超越了政府的自利倾向，而考虑更为普遍的社群利益和社会长远利益等。在道德层面上，“公共性”应是每一个政府公职人员的职业态度、观念和信仰。它要求公职人员以此信念竭诚为民服务，明确政府组织与公职人员的行为必须在道德上、伦理上满足公共性的基本要求，并在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防止部门和个人偏私的利益驱动。在政治过程层面上，“公共性”意味着在涉及公共物品提供等集体行动上，存在着有效的决策参与通道和决策选择机制。在这里，“公共性”的获取及其保证，具体化为政府政策利益导向的选择过程，它包含政府的政策制定与执行是否具有开发性，以使公民能够充分了解有关政策的信息，并能够与政策制定者进行磋商；公民的利益能否通过民主的程序得到表达与整合；公民依靠怎样一组规则来决定政治决策的选择，决定政府公共物品或服务的提供等。在政府的财政活动中，评价“公共性”价值是否满足的核心要素，应是政府提供各种类型的公共物品行为和与此相关的政府收支行为的基本取向和政策目标，以及相关的财政制度和规则的安排（注：孙柏瑛：《公共性：政府财政活动的价值基础》，《中国行政管理》2001年第1期。）。
2.作为一种公共精神的“公共性”。这种观点认为，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内涵可以归结为公共精神。现代公共行政的公共精神应包括四个方面：民主的精神，即人民的意愿是政府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法的精神，它意味着政府的一切活动应受到预先确定并加以宣布的规则制约；公正的精神，即承认社会公民应具有平等的权利并不受公共权力所侵害；公共服务的精神，即政府的公共服务应尽可能公平分配，政府的施政过程应平等、公正和透明。这四种公共精神在公共行政活动中的实现方式应是：逐步实现政府与公民平等化；行政权力既受到保护又受到制约；行政活动既有效率又有责任；公共行政是由民众驱动的、积极的、合作主义的、参与的过程，等等（注：张成福：《论公共行政的“公共精神”》，《中国行政管理》1995年第5期。）。
3.作为一种最新理念的“公共性”。把“公共性”看成是公共管理的最新理念：它揭示了管理目的的公益性，强调了为公众服务的出发点；它明确了管理的范围是那些公共事务，揭示了管理所依据的权力为公民所授予，因而其行使必须接受公民的监督，以公民认定的是非为是非，不能违背公民的意志；它体现着行政过程中的责任，要求行政行为必须对其后果无条件承担责任；它强调了行政过程中必须有公民参与，强调注意听取公民的意见，这就要求行政过程中的公开性与透明性；它强调公共行政的结果必须取得公民的认可，这就要求有向公民报告的制度，工作一定周期后，政府应按程序向公民报告，以接受公民审查并予以通过，等等（注：刘熙瑞：《理念·职能·方式——我国地方行政机构改革面临的三个转变》，《人民论坛》2000年第7期。）。
4.作为一种价值基础的“公共性”。该理论认为，由于行政体系的价值基础是其公共性，因而政府的制度安排所要重建的价值观念就在于明确公共行政的公共性。也就是说，政府把自我表达存在的公共性作为至高无上的原则，政府的组织机构、行为方式、运行机制、政策规范等，都无条件地体现出其公共性。政府组织是掌握公共权力的实体，但这个实体却没有自己的独立的利益要求和政治愿望，也不是任何一个社会集体的利益要求和政治愿望的代表，它所体现出来的是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和政治要求。政府价值公共性最直接的表现是政府的规范体系和行政行为系统的公正性，而且这种公正性是一种制度公正，是包含在行政行为机制之中的，有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体系提供的，是一种制度安排（注：张康之：《行政改革中的制度安排》，《公共行政》2000年第4期。）。
5.作为一种公平与正义的“公共性”。针对传统公共行政过分追求理性与效率的倾向，新公共行政主张：(1)社会公平。强调所有公民平等的政治和社会机会。它同样代表着对所有公民而不是对公共机构负责，以及对公共部门经决策和实施项目负责。(2)代表性。尽管大众并没有影响代表决策的直接权力，但相信代表性肯定是新公共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是唯一的激励因素，需要考虑其他价值观的积极参与。(3)响应性。主张政府需要更多地响应公众的需求。(4)参与。新公共行政提供在公共事务中广泛程度的公民与公务员参与。(5)社会责任感。公共管理者被视作以公众的利益而不是他们的自我利益去创造高效率同时又是平等的服务（注：参见［美］张梦中等《寻求社会公平与民主价值》，《公共行政》2001年第3期。）。
6.作为一种理性与法的“公共性”。这里指哈贝马斯重点探讨的资产阶级公共性的本质。他认为，“公共性应当贯彻一种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立法”，从而“公共性成为国家机构本身的组织原则”。他进一步提出，在资产阶级哲学那里（霍布斯、卢梭、洛克和康德），公共性等同于理性，甚至是良知，依靠公共舆论表达出来。而在法哲学那里，公共性需要法律和道德元素支撑，所以“康德所说的公共性是唯一能够保障政治与道德同一性的原则。公共性既是法律秩序原则，又是启蒙方法”。而“默格尔根据18世纪的范型把公共性的功能界定为统治的合理化”。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哈贝马斯指出了公共性作为市民社会独立领域的批判力量和促进资产阶级统治合法化的献身精神（注：［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综合起来，有关“公共性”内涵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首先，在伦理价值层面上，“公共性”必须体现公共部门活动的公正与正义。其次，在公共权力的运用上，“公共性”要体现人民和政府行为的合法性。第三，在公共部门运作过程中，“公共性”体现为公开与参与。第四，在利益取向上，“公共性”表明公共利益是公共部门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必须克服私人或部门利益的缺陷。第五，在理念表达上，“公共性”是一种理性与道德，它支持公民社会及其公共舆论的监督作用（哈贝马斯）。总之，倾向于把“公共性”作为公共部门管理活动的最终价值观，在此之下，才有公正、公平、公开、平等、自由、民主、正义和责任等一系列价值体系。
尽管在公共性问题上，不同时期、不同角度的理解存在差异，但对于公共管理，基于它是一种为实现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公共部门管理活动，我们把这种管理活动的公共性内涵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公共管理主体的公共性。国家、政府和社会公共组织共同构成公共管理的主体（这里的国家、政府与社会都是从狭义的意义上说的）。作为公共管理主体，这些组织具有不同于其他私域组织的根本特征，主要表现在组织的代表性、行为的公务性、宗旨的公益性、权力的法定性等方面。二是公共管理价值观的公共性。与一般意义上的管理把如何经济地和富有效率地实现管理目标不同，公共管理的价值观更主要体现在平等、正义、公平、民主、伦理以及责任心等方面。私人管理建立在个人本位主义和自利性本质之上，把追求个人效率或利益最大化作为目标取向。与其迥然不同的是，公共管理注重在民主政治理念上去实现公众的高度参与、社会公平以及承担为公众谋求福利的责任。三是公共管理手段的公共性。权力是政治社会的基石，是理解一切政治现象的基础。就如霍布斯所言，“契约，没有刀剑，就是一纸空文”。恩格斯也认为，国家本质上是同人民大众相分离的公共权力。公共管理是管理主体运用公共权利实现管理目标的社会活动，因此，公共权力是公共管理活动的后盾和基础，公共力的公共性充分体现了公共管理手段的公共性。四是公共管理对象及目标的公共性。公共管理的客体或对象是公共事务，即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无疑它们均具有鲜明的公共性。公共管理主体对公共事务的管理首先从公共问题入手，公共问题是公共管理的逻辑起点。同时，由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或宗旨是实现社会公众的公共利益，因此，公共事务、公共问题和公共利益的公共性正是公共管理公共性的题中应有之意。
公共管理的公共性与社会性的异同
“公共性”作为公共管理的一种基础性内涵，与公共管理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治理活动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这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它涉及到我们对于公共管理研究的基本价值取向，即它是实证的过程还是规范的研究，或是两者兼而有之。
我们认为，就总体而言，作为公共管理的本质内涵，公共性与社会性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在阶级与国家产生之前的原始社会时期，公共性与社会性在最广泛意义上是一致的或领域是重合的；随着阶级与国家的产生，国家成为公共性的代表，公共性逐渐从社会领域中凸显并独立出来；而在阶级与国家消亡之后，公共性与社会性又再次融为一体。因此，本文所讨论的公共性，是指处于从阶级与国家产生到消亡这一历史时期的特定概念。另外，从上述公共性的自然发展过程可以得出，社会性是公共性的存在基础，公共性则是社会性的特殊体现；社会性具有量的规定性，公共性则有质的规定性。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公共性将不断扩张与壮大，最后发展成为社会性。
1.公共性与社会性的区别
首先，从概念的定义上看，社会是具有多重性含义的。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社会有两层意思，一是指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二是泛指由于共同物质条件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我们平常所说的社会，既可以指最广义的“人类社会”，也可以指狭义的社会性事务，如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教育、文化、卫生等事务。因此，理论上对社会这个概念作界定并不简单，从不同的角度都可以定义社会。认为，物质实践创造了社会，社会本质上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注：孙晓莉：《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政治科学常用的社会概念，最初在思想家眼里是与国家等同的，例如卢梭就把国家、社会共同体和社会契约混用起来。直到19世纪以后，大多数资产阶级理论家才开始把社会当作与国家对立的社会领域，即市民社会或公共社会。摩尔根较早指出，“我们可以在这里提出一个前提：即一切政治形态都可归纳为两种基本方式，此处使用方式(plan)一词系就其科学意义而言。这两种方式的基础有根本的区别。按时间顺序说，先出现的第一种方式以人身、以纯人身关系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社会。这种组织的基本单位是氏族；第二种方式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国家。这种组织的基础或基本单位是用界碑划定范围的乡或区及其所辖之财产，政治社会即由此而产生。”（注：（美）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6页。）把社会性看成是人的本质属性，并认为社会的产生先于国家，因而国家代表的公共性与社会性不能如早期思想家所认为的那样可以等同或浑然一体。
其次，在公共管理实践中，公共与社会各有所指。平常说的“小政府、大社会”模式，是我们区分政府所代表的“公共性”与社会性的实际体现，表明在政府与社会二元对立的情况下，政府代表的公共性与社会所代表的社会性相互关系的状况。一般而言，公共性表示一种权力或权威，而社会性则代表公开性、参与性和非国有化等意思。
2.公共性与社会性的联系
其主要表现在于：公共性来源于社会性，在一定条件下它们是一致的，比如在非阶级社会里，公共性实际上和群体性是等同的。然而，公共管理的公共性从根本上抽象并升华了社会性（群体性），比如建立在契约之上的“公意”，体现出公共管理区别于其他管理的本质特征。因而在一定条件下，公共性又不完全等同于社会性。二者的联系具体表现在：
首先，从起源看，早期的思想家对公共性与社会性是分不清的或认为等同的，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国家与社会根本混淆。如柏拉图认为，国家起源于人类生活的自然需要。国家就是达到正义或公道的手段。在这里，他是把国家与社会等同起来，混淆了两者界限。因此他的国家充其量是群体的结合，因为还没有出现与人民相分立的公共权力（注：邹永贤主编：《国家学说史》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直到亚里士多德那里，才区分了国家与社会，认为国家起源于社会，是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恩格斯肯定国家源于社会说，同时指出，“在这里，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斗争中产生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5页。）。因此，我们认为，国家所代表的公共性与整个社会所代表的社会性是具有产生的异时性的。
其次，从哲学意义上讲，社会性与公共性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公与私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公共性与私人性也是如此。只是公共性与私人性并没有截然分开，二者有交叉之处，即所谓“公中有私（局部和个人），私中也有公（共同事务和利益）”（注：夏书章：《现代公共管理概论》，长春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正是公共性与私人性及二者交叉的部分构成了广义的社会性。与此同时，公共性作为共性是对社会群体中的个性的一种提炼和升华，是建立在一定条件（契约等）基础上的群体一致的意志或者意识表达，因此，公共性脱离了社会个体的杂乱无章和无序，成为一定团体的集中意志。还应看到，在发展趋势上，随着社会自治的完善和国家作为统治工具的最后消亡，公共性与社会性将再次趋同，达到终级目标的社会性，实现古人所称颂的社会大同。如《礼记·礼运》所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公共性与社会性由混沌统一到分离对立，再到在新的社会领域内的统一，体现了公共性与社会性及其相互关系具体的和历史的辩证演进过程。
再次，在具体实践中，公共管理的公共性以社会性为参考坐标。表现为公共部门的活动越是接近社会，其公共性越明显；越远离社会，其公共性越弱。如公共管理从权力中心向社会中心转变，从管理中心向服务中心转变，管理原则从对上负责向对下负责转变，如此等等，其结果都使公共管理活动更趋向民主，更能保障公平，并尽可能给公众带来效益。
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及其与社会性关系问题研究的现实意义
公共性与社会性是各有其特定内涵的复杂概念，同时二者的异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国家（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由此我们可以用它们作为分析现实问题的理论工具，从而使得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意义，更有实践上的方法论意义。
首先，认为，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问题或现象都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公共管理既是一项主观见诸客观的管理过程，又是一种现实状态，因此我们在分析这一现象时，就必须既看到它自然发展的演变过程，又要注意这一过程的社会属性。针对这种社会属性，人们的态度、方法不是企图超越或跨过它，而应该是在承认它的前提下，不断根据时展和环境变化的需要，探索公共管理不同的运行模式。
